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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声 “人类消失后，猩猩就有希望了吗？”

　　2002年4月

　　我们最后一次在枫树街会面是在一个美丽的春天的早上。树上的花朵刚刚开始绽放，待在房间里可以清楚地听到街上孩子们嬉戏说笑的声音。谈话慢慢进入了主题。

　　***

　　“你们知道，还有一个问题萦绕在我心头。”贝蒂·苏说，“还记得我曾催促你们解答‘U的底部’会发生什么，而我们的结论是：会发生某种志向目标感的转化，对吧？这不完全是个人方面的目标，而是像奥托所说的，要对更大的自我和更大的志向目标开放。

　　“我就怀疑，是不是我们在探索的，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全都是关于志向目标的。假如有越来越多的‘前囚徒’被吸引过来，并对更大的志向目标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在他们当中是否会出现一种‘集体的’志向目标感呢？它是否会推动整个U形过程？”

　　“‘集体的’层面有很多，你是指哪一种层面？”彼得问。

　　“嗯，所有层面都有可能，从一起工作的团队的志向目标，到整个人类的目标。”

　　“有可能。但我认为，我们在目前的状态下还很难顾及人类的目标这个问题。

　　“还记得丹尼尔·奎因（Daniel Quinn）的小说《以实玛利：大猩猩对话录》（Ishmael）里面那个主人公和猩猩的对话吧？那本书对我的影响很大。它清晰地揭示了农业革命（奎因称其为‘极权主义农业’）如何开始让我们越来越脱离自然。但故事里有部分情节我一直都没搞懂，这些年来一直萦绕心头。

　　“小说一开始，主人公回应报纸上的一则广告，好像是‘老师招收学生，报名者必须有拯救世界的意向’。他找到广告上说的地方，一处没有门牌的建筑，然后按照广告的指示，走进了一间黑暗的办公室。眼睛慢慢适应以后，他发现自己坐在一处大玻璃窗格旁边。对面坐的是以实玛利——发广告的大猩猩。

　　“后来发生的对话，其实是U的下行过程。以实玛利引导主人公学习如何‘观察’一些深层假设观念，也是几乎所有现代社会共享的、认为理所当然的观念。我们都难以察觉这些观念所造成的影响。

　　“我开始看那本书的时候，觉得一个人和一只大猩猩用心灵感应的方式对话，太假了，太不自然了。”奥托说，“但看到后来，我意识到与另外一个物种进行对话，能够有力地揭示我们自己无法看清的集体性的共同假设。”

　　“就好像约瑟夫在与鲸和海狮的‘对话’中所‘看清’的东西。”贝蒂·苏说。

　　“没错，”彼得说，“但在第一幕中有些值得回味的描述。你记得以实玛利背后有什么吗？”

　　“是一个标牌，挂在墙上。”奥托说，“但我记不起上面写的是什么。”

　　“上面写着：‘人类消失后，猩猩就有希望了吗？’”

　　“你觉得那是什么意思？”贝蒂·苏说。

　　“主人公显然搞不懂，他觉得这似乎是一种禅宗公案，一种字谜。”彼得回答道，“他对这句话的模棱两可表达了困惑和沮丧之后就置之不理了，而且直到小说结尾都再也没提这句话。”

　　“这个问题是很奇怪。所有迹象都表明，大猩猩在人类消失后，肯定会活得更好。”奥托说，“大猩猩和许多其他物种的生存，现在都受到了人类生活方式的威胁。但这句话却好像暗示相反的含义。”

　　“没错，”彼得说，“这句话看似不合逻辑，但我觉得它其实是在提出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关系到书中主人公的整个U形下行历程，也许还关系到我们的历程。

　　“如你所说，我们人类是大猩猩的生存威胁，这一点每个保护大猩猩和其他濒危物种的人都同意。假如人类消失了，大猩猩就不需要人类保护了。那么为什么以实玛利要问，人类消失以后，是否‘大猩猩就有希望’呢？在我们看来，这是毫无意义的问题。而我认为，那才是问题的全部要害。

　　“以实玛利问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也许大猩猩真的需要人类，但不是为了保护，而是为其他更多的东西？这个问题我们已经不再探讨了。它涉及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志向目标，在更大的生命网络中的目标，在宇宙中的目标。我认为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已经不再把自己看成是宇宙的一部分了。我们只看到人类自己的目标：我们想要什么，怎样改进我们的生活。我们对如何可能为生命整体谋福祉不再感兴趣了。这就是为什么像贝蒂·苏问的志向目标这种问题，对我们今天的人类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

　　“这意味着我们根本就没有更大的志向目标，”约瑟夫说，“我们就是在追求自己的需要的满足，追求自身的利益，按人类自己的方式建设世界。如果我们与人类以外的世界完全隔断了，怎么能有更大的志向目标呢？”

　　“我们把周围这个有生命的宇宙仅仅看成是供我们攫取和利用的‘自然资源’。”彼得说，“我们甚至把DNA这个生命本身的程序看成可以被我们开采的东西，让它符合我们的需要，而完全不考虑这会对其他物种造成什么影响。”

　　“环保运动主要关注让我们如何‘不那么坏’，攫取得少一些，破坏得少一些。但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如果真有志向目标，那将会怎样呢？如果我们能够做出某种独特的贡献，某种‘给予’和‘布施’，而不是‘攫取’，那又将会怎样呢？”

　　“从这个意义上讲，安魂人类的情景假设是说我们正处在奎因所说的‘攫取者’行列的终结点。”奥托说，“一个村庄，甚至一个国家攫取得太多而给予得太少是一回事。但现在是整个人类都在全球范围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进行攫取，这又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我们在说：如果不重新认识我们为什么生在这里，就不会有全新的发展路径，因为只有那样我们才能真正意识到自己能给予什么。”

　　“是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用不同的方法思考了：要把我们看成是宇宙的一部分。印第安古老的阿纳萨齐（Anasazi）文明，就像许多本土民族一样，都相信他们必须举行仪式和舞蹈来保持与宇宙的平衡。如果他们忽视了这项义务，不仅是他们，其他无数种生命都会遭受痛苦。也许目前所有这些，都是要重新发现我们今天的、现代世界中的舞蹈应是什么样子的，并发现我们作为舞蹈者，自己究竟是谁。”

　　“所以，看清我们集体U形下行段的历程，即重新发现我们的志向目标的历程，实际上就揭示了这个深层问题。”贝蒂·苏说，“我们是谁？人类从根本上是与自然分离的，还是不可分离的？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这样才能看清它都需要我们什么，我们都需要它什么。而且这不仅是理念层面的发现。记得你在下加利福尼亚的悲伤吧，约瑟夫？”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就像你失去亲人时的悲伤。但那不是只失去一个亲人，那更像是突然发现自己以前从不知道的家庭，而那个家庭正在经受痛苦。”

　　“因而，你从那种悲伤中发现了以实玛利的问题所暗示的志向目标。”贝蒂·苏继续说道。

　　“对。”约瑟夫回答道，“对我来说，这种志向必须与我们今天的受托责任相关，与生命的新可能性相联系，即使我们不知道这种新可能性是什么。”

　　“也许，这会从全球网络生成的集体智慧中出现。”奥托说，“尼卡诺·帕拉斯（Nicanor Perlas）所说的‘全球化的真正意义’，就是‘提升对所有人类社会之间的深层内在互通性的感知能力’。”

　　“我认为只要我们开放身心，找到自己的位置，这就是真正的可能性。”贝蒂·苏说。

　　“而当我们找到自己的位置时，我们会发现‘两个方向’的内在互通性。”彼得说，“约瑟夫，也许你感受到的海狮的痛苦既来自它失去了与我们的关系，也来自我们失去了与它的关系。”

　　“就好像家庭关系被切断了。”约瑟夫点头说道。

　　“我觉得这种更大的志向目标，一直都在我们的对话中蕴藏着。”贝蒂·苏说，“当我们体悟到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时，未来之势场就起作用了。我们必须非常直接地感悟到这一点，就像约瑟夫在下加利福尼亚经历的。而在U形底部扩展的自我，自然会发现更大的志向目标。”

　　“在那里，我们会有一种经历，即自己既是整体，又是整体的‘一部分’。”奥托说，“这不正是波姆在伦敦和约瑟夫讲的话吗：‘人类的自然状态’，即‘分离又不孤立’。”

　　“但分离的假设观念如此根深蒂固，我真想不出怎样才能改变它。”彼得说，“我觉得许多人希望‘9·11’告诉我们一件事，即我们中的任何人都能影响到我们所有人。但那次‘提醒’过后发生的事却说明，这同时也会带来巨大的恐惧感，甚至产生与希望完全相反的作用：加强了自我防卫和距离感的意识。”

　　“恐惧感只能造成分离和割裂。”奥托说，“马图拉那说，‘仁爱是扩展智力的唯一情感’，那是因为仁爱能使我们相通。”

　　“也许我们需要看到诸如随机数发生器试验这类研究结果，发现我们所参与的场实际上有多微妙、多广泛的影响力。”约瑟夫说。

　　“而且看到进化也许不会在我们这里停滞不前了。”彼得说。

　　“在小说接近后半段时，以实玛利讲了一个很搞笑的故事。它在海滩遇见一只水母，并问它是如何来到那里的。水母详细描述了从细菌到单细胞生物，又到更复杂的水生物，直到最后，奎因写道，水母‘由于自豪而变成粉色’，并说：‘最后，水母才终于出现！’”

　　“呵呵，很好，我们现在知道不能在物种近视病领域搞垄断了。”贝蒂·苏笑着说道。

　　“尽管听上去很愚蠢，我们的行为的确像是在说：进化已经在我们这里停止了，‘我们是终点站’，我们是地球上40亿年‘大自然项目’的全部意义。如果能意识到这是错误的臆想，就可能引起很多转变。也许我们在这里是让下一阶段的进化成为可能，也许我们的意识将影响下一阶段的进化。”

　　“这肯定会加剧问题的严重性，使利害关系更明确，并让我们做好行动的准备。”约瑟夫说。

　　“是的，”彼得同意，并笑着说，“我觉得你说得很对，有些研究可能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一件事：我们是处在一种活的生成力场中，而且我们会影响它，它也一样会影响我们。

　　“我觉得，假如我们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就能发现我们的志向目标。” 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产品经理（套装共1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