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在梦的走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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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成为自然之力
第9章 在梦的走廊中
2001年9月
我们再次在枫树街会面是9月初,但那段间隔并没有什么影响。我们在反思夏天的经历时意识到,我们一直在探讨的感知、呈现当下和实现收获——即促成“依赖于我们的未来”,当时也正在我们自身的实际生活中发生着。我们所在的“U的上行段”,正在开始把我们吸引到有非凡能量的地方,让我们遇到意想不到的伙伴,也开始让新动议的种子破土发芽。我们还意识到,实现收获要求不断的感知和体悟当下:随着新伙伴的不断加入,随着周围世界的不断发展,随着我们自己意识的不断演进,U的下行段的核心容纳力就更显得至关重要了。
后来,我们的话题转到了6月底、8月中和8月底的三次会议上。它们虽然是分别筹划的会议,却成为同一个发展演进过程的组成元素。6月,彼得和约瑟夫在马萨诸塞州马波海德(Marblehead)殖民时期的一个捕鲸村,与SoL网络的一组企业组织高管进行了长周末反思对话。6个星期之后,他们两个又在佛蒙特州的斯托镇举办的年度SoL高级领导深度会谈(ECW)研习营上再次会面。暑期末,奥托和约瑟夫在科罗拉多中南部约翰·米尔顿的圣地托拉斯(Sacred Land Trust)与卡汉、阿瑟和其他几位同事一起聚会,进一步澄清了暑期形成的愿景。
***
“我们在马波海德聚会是为了评估SoL全球网络的发展情况。”彼得告诉奥托和贝蒂·苏,“许多SoL的创始成员都参加了,包括我和约瑟夫,还有正在其他国家建设学习型社群的新成员。只有一半的参会者之前相互认识,但大家都有建设学习型组织文化的经历,因此有很深的共鸣。这种共鸣强烈到使大家很快就进入了开放的深度会谈,内容不仅涉及他们各自对正在SoL网络中发生的事情的感知,还包括了世界上发生的事。”
“那些开放的深层对话极具震撼力,”约瑟夫应和道,“每个人都直接表达了发自内心的深层的恐惧感。他们讲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在对‘规模大如帝国的公司’及其全球化的抵制气氛中,他们第一次感到了‘恐惧’。开始发言的一位说,‘我们常常谈到全球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和局外人之间的信息鸿沟。但这只是用来谈论真正的差距的一种委婉方式,这个差距就是在富人和穷人之间不断加深的社会鸿沟’。
“另一位说,他的高管层现在非常担忧,而且‘其实是非常恐惧。世界上的大多数人生活在贫困状态中:世界正在陷入两极分化。如果社会鸿沟不断加深的状况不改变,全球经济就不可能持续发展’。”
“他们都感到我们当前局势中普遍的不可持续性。”彼得接下来说,“我记得有一位说,公司高管们对自己异常危险的处境感到沮丧,他说这就好像是在玩国际象棋的危局,‘每走一步都生死攸关,局势随时有可能急转直下,变成定时炸弹。这种感觉很可怕’。
“还有一位谈到‘华尔街公然的不可持续的要求’,即:所有上市公司都必须不停地以最快可能的速度增长。另一位说,‘我们都知道这不可持续。但如何来重新定义企业的增长,才能使它与自然和生命协调一致?’”
“轮到我开场破冰发言时,”约瑟夫说,“我吃惊地发现自己不自觉地复述了我在下加利福尼亚半岛参加活动结尾时关于世界现状的发言。我说了安魂人类的情景假设,以及它为什么有着重要意义。‘假如我们意识不到我们的困局的严峻性,这就可能成为自证预言。’我跟他们说,‘但如果我们能意识到,那我相信,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时间里就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整体变革’。”
“那次开场破冰对话,成为其后两天活动的基调。”彼得接着说,“好几位参会者都说,他们感觉就好像被呼唤而来到马波海德,以开诚布公地说出自己观察到的世界现状。会议结束时,大家决定起草一份联合宣言,以便回去和各自的公司分享自己的担忧。他们想让公司同事看到其他领先跨国公司的同人对世界现状的感受和思考。”
“我在SoL网站上读到了那份宣言。”贝蒂·苏说,“我感到很吃惊,他们竟然能用如此坦诚的方式谈论这些问题。我常常担心,随着恐惧和不信任情绪的增加,积极合作探寻未来的可能性在减小。而至少这些大公司的人还能公开讨论这些复杂问题,这让我深受鼓舞。”
彼得点头说道:“他们能如此清晰地描述这些问题,对目前情况的紧迫性感受如此之强烈,我也感到吃惊。公司的高管都是非常实际、掌握信息很全面的人,当他们把这些问题提到重要位置时,就预示着某种新变化已经在发生了。
“那次会议之后,我已经和许多团队分享了马波海德宣言。几乎每个人都产生了共鸣。宣言文字不是那种出自公司人力资源部或官方圆桌会议的风格,而是一群相互信任的伙伴自内心深处发出的坦诚的声音。也许,让各类领导者之间做到坦诚沟通,其实就是当下最紧迫的需求。
“他们最后写下的宣言包括以下内容:‘这类复杂的、相互依赖的问题对战略环境的影响正在不断增加。然而,这些问题所造成的压力,却正在使领导者们陷入不停的“做事”模式里,很少或根本没有反思和真正思考的时间。我们认为,领导人聚会并真正“共同思考”,真正进行“深度会谈”,这种需求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只有通过创造这样的机会,才有希望建立共识并协调创新行动——这些都是世界急需的。’”
马波海德宣言
一组重要问题的议事日程自然形成了,它正在塑造未来,尤其是跨国大公司的未来。
• 社会鸿沟: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增加的全球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和局外人之间的不断扩大的差距。
全球化85%的利益被15%的人口占有的局面还能持续多久?
• 重新定义增长:用不断增加物质的利用和废弃来定义增长,与世界的有限性相悖。
在同一个盒子里堆积废弃物还能持续多久?
• 多样性和包容性:在文化多样性不断增加的组织里,提高包容性就是一项核心竞争力。
“我们”是谁?
• 吸引人才并激发其潜力:要在“自由职业者”和“志愿者”人才丰富的世界里开发一种承诺投入精神。
我们承诺投入的到底是什么?
• 公司的角色:传统公司,特别是跨国公司的角色必须拓宽,以与其影响力相匹配。
社会究竟期望我们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
• 系统看清自身:在社会系统中形成协调力和凝聚力的挑战。
我们的前瞻能力在下降,如何才能停止加速向前?
2001年6月
“我觉得,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目前的全球化过程存在深层次的弊端。”奥托补充道,“而身处全球性组织并能看清这些弊端的人,仍然只是少数。所以,对这些问题进行共同思考所必须具备的信任和安全环境,仍然很脆弱。”
“的确是这样。在如何思考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和我们之间如何相处这两方面,商业界的鸿沟已经出现。”贝蒂·苏若有所思地说,“7月底,我和亚当一起主持一个会议,我们对此有很强烈的感受。
“那是一组高管,他们这个团体的同质性比你们在马波海德的要更高一些。其中只有少数人有组织学习和深层变革方面的丰富经历。因而可以说,他们更代表企业界的主流。会议的主题是可持续发展,每个人都是真心聚到一起,也都想合作,但他们在‘共同感知’和开诚布公地探讨核心问题时却遇到了障碍。
“例如,有一天,一家大型跨国公司的董事长在晚饭后谈到了他们公司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投入。随后,我们几个人围坐在一张小桌子旁,听一位很成功的非洲企业家评论说,他完全不能接受那位董事长的说法,因为从他在自己国家里经历到的那家公司的运作模式来看,董事长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当我们几个人建议他向全场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却说那不行,因为那会带来‘危险’。
“而我觉得,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一幕,是世界上规模数一数二的大公司的一位董事自发地宣布:他对全球资本主义的现行框架能否适应新现实深表怀疑,‘我深信,必须要进行深层变革’。他说这话时,我几乎能感觉到房间里的一片死寂。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回应他的话,特别是那些其实不想考虑现行体系的改革方案的人。结果,没有一个人回应他,那个话题也再没人提起了。”
“毫无疑问,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让身居要职的人有安全感,以完成U的下行过程。”奥托说,“没有完成真正有深度的感知,以及对更高层的大我的开放,就根本不会发生真正的创新行动,这一点儿都不奇怪。每个人都陷入自己的心智模式中,都只根据自己的‘程序’对周围环境采取行动,或者其实只是做出‘反应式动作’。”
“观之以心要求心的开放,”约瑟夫说,“大家在马波海德做到了这一点,但当风险太大时,做到这一点就很难了。”
“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这个世界如何产生真正的连通感,其实就是全部问题的核心。”彼得应和道,“没有这种连通的体验,真正的感知和体悟当下根本就不可能出现。
“我还认为,不能低估场地选址在这里面的重要性。像马波海德这样的地方仅去待一待,就是一种震撼心灵的体验。我们需要重新发现神圣庄严的场地的重要性,那些地方有很多生命能量场,给人以连通感的潜力很大。我们的高级领导深度会谈ECW研习营在佛蒙特州北部一个特殊的地点举行,也正是这个原因。
“研习营实际上是在一片美丽的空地中央的大帐篷里举行的,四周只有山林树木。一次研习营结束时,我和西水美惠子(Mieko Nishimizu)坐在一起。她是世界银行主管南亚事务的副总裁。谈起自己协助组织过的各种有政府首脑、财政部长等高官参加的会议时,她说:‘大家往往责怪此类会议无法产生有想象力的、大胆的行动计划,但只要你看一看会议背后的过程,就能理解为什么会这样了。’然后,她又谈到自己印象深刻的一次特定的会议,于是她看着四周,沉思片刻后说,‘要是我们当时在这样的地方开会就好了’。”
“那正是我们几周前做过的事。”约瑟夫抢先插话道,“多年来,我一直参加卓越管理领导会谈,一直有很震撼的体验。但这一次又有了不寻常的经历,肯定是一种特殊的场。”
“你们佛蒙特的这个场究竟有什么神奇之处?”贝蒂·苏问道。
“嗯,要了解这个,还需要先了解一点儿历史。我认为,历史对理解神圣场所的形成是必要的。”彼得回答道。
“我们的帐篷设在冯·特拉普(von Trapp)家族的空地上,周围是绿山山脉(Green Mountains)。那里有一种特殊的宁静和安详,每个人都马上会感受到。冯·特拉普家族从奥地利逃离纳粹追捕的故事,已经由百老汇音乐剧和电影《音乐之声》的传播而广为人知。但他们在美国的生活却较少有人了解。
“他们于1938年来到美国时,既无家产,又没有财物。于是他们在好几年时间里奔走于美国各地,举办巡回演唱会,逐步有了积蓄才定居下来。在他们到过的所有地方里,他们最喜欢佛蒙特北部地区,因为那里让他们回忆起家乡萨尔茨堡。1943年夏天,他们在小城斯托看房子,却没找到他们能买得起的地方。距离他们回程火车票还剩一天时间时,孩子们决心在离开前找到房子。
“‘我们在旅馆的杂物间——那是我们当时住的地方——搭起一个小礼拜堂。我们连续祈祷了三天三夜。’现在已经90多岁的玛丽亚笑着回忆道,‘我们每个人,总共8个孩子,从3岁到25岁,轮流祈祷,每人一小时。你能相信吗?
“‘到了要离开的那天早上,爸爸已经出门准备出发了。可他回来时告诉我们,当地的一位农场主决定要卖掉他的地,于是我们马上就去看地。我们坐车到那里,从车里一出来我就知道,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家。我们当天就买下了那块地。’
“玛丽亚是个目光炯炯的非凡妇女,她梳着一种在今天的奥地利农村仍然流行的辫子。来美国后,她成了一名传教士,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度过了30多年时光。我告诉她说,大家都被这个地方的宁静和美丽深深打动。她并没有表示惊讶,只是平静地说,‘我们买下这块地时,就为它祝福了。我们把它献给了上帝。这个大家能感受到’。
“她的故事提醒我,自然创造的神圣场所也可以得到人类付出的贡献,比如激动人心的沙特尔大教堂和史前巨石柱,以及简单的乡间田野。”
“对我来说,佛蒙特的研习营有独特的意义,因为我们把神圣场所提供的力量真正发挥出来了。”约瑟夫说,“我在马波海德会议结束时就知道,某种新的东西已经形成。我在下加利福尼亚体验到的紧迫感又一次得到了加强。我并不确切地知道这如何变成行动,但我强烈地觉得那很快就会出现。
“今天开始时,彼得读了几段我们刚才介绍的马波海德会议上的发言记录。那次的交流很快就自然进入探讨大规模应对这类挑战所必需的变革,并连续3天一直保持在这个层面上。最后,在结束那天下午,我们分成小组,讨论我们的下一步行动。
“我揪住了5位参会者:一位大型私募基金的董事、一位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总裁、两位美国政府大型机构的官员,以及一位世界50强企业的公司总裁,请他们参加我这组。我和他们分享了与阿瑟和米尔顿合作的体会,以及我从下加利福尼亚回来以后所经历的那种看似巧合的共时性事件,以及我所得到的那种帮助与支持。之后,他们也讲了自己类似的非凡经历。那位公司总裁一直是实现公司利润业绩的成功典范,但他发现对自己真正重要的、超越其他一切的东西,跟约翰在下加利福尼亚讲的差不多,即:根本改变我们的相互关系的需要,这不仅包括我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还包括我们与自然万物的关系。
“两位政府官员介绍了他们的机构里有2 000名高层领导参加的一次会议,那次会议最终导致他们两位参加这次研习营。那种会议从未在他们的机构里举办过,而且据他们所知,也从未在其他大型政府机构里举行过。他们已经从世界级生物多样性专家威尔森(E. O. Wilson)和彼得·瑞文(Peter Raven)那里听到过地球生命系统的现状,这使他们直接面对了关于现代社会的一个主导性假设的后果。这个假设是:相对人类的欲望和需求来说,其他物种的生命无关紧要。
“后来,诗人玛亚·安杰罗(Maya Angelou)分享了她发现自我和从十几岁时被强奸的经历中康复的历程。那是‘观察整体’和宽恕的力量的例子,令人惊异。她告诉大家,‘我后来不得不看到我自己就是我的强奸犯,他内心的愤恨就同样存在于我的内心’。最后她引用2 000年前一位非洲人的话说,‘我是人,人的一切特性对我都不陌生’。彼得的结语说到,这对于开发人的最深层承诺投入有什么意义。之后,这些高管们都说,这就好像是一次‘巨大的心灵开放的经历’。
“我问他们,如何从这种开放经历中,看到自己在开创不同的未来中的作用。他们说,在自己的组织里已经启动了许多局部的行动计划,但还有很强大的维持现状的势力存在。他们来参加这次佛蒙特研习营,就是想看看,是否可以通过与其他组织合作,来促进更可持续的变革。
“我们都以某种方式承认自己经历到的紧迫感。我们不很清楚细节,但形成了一个思想的结晶。我们深信,需要寻找一种方法,以便在商业、政府和非政府部门的组织里,培养能够共同合作的领导者。没有哪一个部门能够单独应对我们面前主要的挑战问题,而这些部门却还几乎没有能力进行创造性的合作。即使是最具善意的领导者,在面对和处理冲突时也通常会加剧意见分歧的局面。我们感到要做点儿什么,于是就同意在10月11日到纽约聚会,开始筹划行动。”
约瑟夫停下来片刻,又继续说道:“我几乎马上就从佛蒙特的研习营飞到了科罗拉多。布赖恩、约翰和我从下加利福尼亚分手后就没再聚会,而且亚当和奥托也要参加聚会,我特别高兴。”
“又到了一处特殊的场所,”贝蒂·苏笑着说,“我很遗憾不能加入你们的聚会,但我很清晰地记得我第一次到那里的情形。约翰成立土地托拉斯的事办得真棒,这保护了土著印第安人传统中的那些神圣的地方。”
“他说这个地方是他所看到的最大的一处。”奥托补充道,“玛雅人的萨满曾告诉他说,他们的祖先曾经从北美和中美洲各地前往那里聚会。”
“第一天,我们很早就吃了晚饭,并利用那段时间让大家相互认识。”约瑟夫继续说道,“我说了这次聚会的想法,那是下加利福尼亚活动接近尾声时形成的想法。之后我又提及后来发生的事,最后介绍了在佛蒙特的斯托镇跨部门领导力研习营上的极具震撼力的交流和承诺。但那天晚上最令人难忘的事,是奥托分享头一天晚上自己做过的梦。”
“我当时觉得分享那个梦很重要。”奥托说,“我做梦很少能记住,但这个梦感觉很清晰、强烈。醒来时,我就觉得我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我必须搞清楚这是个什么信息。
“在梦里,我和一群人一起走路,似乎我认识其中的一些人。我们是和好几千人一起走,好像是去观看重要体育比赛那样。空气中弥漫着期待的气氛,有一种感觉,是某种异乎寻常的事就要发生了。我们走上楼梯,我不知道在朝哪里走,但大家都在朝某个特定的地方走着。快要到的时候,我身边那位漫不经心地说,‘啊,顺便提一下,你知道你要演讲的’。
“‘你说什么?’我问他,‘什么演讲?给谁讲?’
“走到最后一段台阶,他跟我解释说,聚会是天主教堂的世界大会。教皇刚刚去世,教会的一些年轻领导人请我去演讲,主题是在未来数年如何从根本上重新创造和转化教会组织。他们告诉我,那是个特别的开放机会。
“那一刻我们登上最后的台阶,到达一个讲台,我就站在演讲人的位置上,前面是巨大的体育场,大约有8 000人在场。有意思的是,从那个小小的讲台处,我感觉好像能够直接和场上的每个人私下沟通。我觉得自己和场上的每个人都连成一体了。我认识他们,他们也认识我。
“突然间,好像古典音乐会演奏要开始一样,场上数千人的声音一下子降低了,但并没有人主持会场。全场好像都进入了集体静默等待的状态。我当时知道这是我开始演讲的时候了。但我没开始。有什么东西在阻止我。我并没有真正准备好。我还在等待灵感降临,以便知道该讲什么。而且我还在等有人正式邀请我开讲。不管怎样,只有一位我并不认识的人跟我说过我应该演讲。
“我站在那里犹豫着,并惊讶地发现场上的声音又开始大起来了,好像大家意识到了,‘哼,也许今晚根本就不会有什么演讲’。惊恐之中,我意识到接近我真正志向目标的机会正在消失。那一刻,我看到通向我一生征途所追寻的目的地的大门正在关闭。”
“奥托,你的梦令人非常震撼。”贝蒂·苏说,“我一边听一边想,这对我们四人,甚至对我们更大的集体,也是真实的。”
“在克里斯顿(Crestone)聚会的每个人也是这么想的。”约瑟夫说,“奥托说完那段梦之后,大家全都进入一种深刻的沉静状态。我觉得每个人都感到了这段梦境的震撼力。
“第二天下午晚些时候,我们都围坐在室外,天空突然阴云密布。奥托正在讲我们对U形过程的理解:它应如何成为转变领导者共同工作的方式的基础工程。天开始下细雨,然后雨越来越大,滚雷的声音越来越近。
“大家都躲进附近那间四周敞开的厨房,挤在一起。奥托继续讲‘悬挂’和学会观察,雷声越来越响。等他讲到U形过程的核心,即呈现当下的概念时,闪电开始出现在我们四周。闪电之急,雷声之大,让奥托最终不得不停止讲话,并叹道,‘唉,在U形过程的底部,一切都在于静默’。
“我们都静静地坐在那里,一句话也没有。闪电就在我们四周此起彼伏,好像大自然取代奥托说完了那段话。”
“那雷电确实很激烈,”奥托说,“但很奇怪,它并不让人恐惧,尽管很近。几乎能完全同时听到和看到雷声和电光。”
“就在电闪雷鸣的时候,我注意到约翰在微笑。”约瑟夫继续说道,“雷电结束后,我们继续肩并肩坐在一起,我们知道刚刚发生的是某种神圣而有力的现象。约翰终于开口说话了,他说这是‘一种强调示现和真正的祝福’。我们后来得知,他年轻时曾被雷电击中过,对他的精神觉醒来说,那是一次至关重要的事件。
“那天晚上,约翰的朋友萨拉告诉我们,她下午从附近一处小屋里看到了整个雷电过程,她说第一个闪电就在我们聚会处的正东方的小溪对岸,然后闪电就按顺时针方向一个接一个地出现,总共11个。她提起约翰在下加利福尼亚教授的仪轨,说大地母亲为我们做了‘十一方向布施仪轨’。
“最后一天,我们一起徒步上山,走了很长时间。我们看到里约格兰德(Rio Grande)峡谷横跨100多英里,便立刻意识到约翰所说的话,土著人称为‘梦的走廊’的地方,就是这里。我们来对了地方——这里让我们的梦想结晶,并为实现梦想准备了下一步的行动。” 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产品经理(套装共1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