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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章 掌握建设组织的技能

　　2001年11月

　　我们四人在秋季再次会面，那也是“9·11”恐怖袭击事件后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们都感到“9·11”恐怖袭击事件是“安魂人类情景”背后力量的显现，令人痛心。而它也确认了我们试图理解的深层学习过程的重要性。约瑟夫开始报告10月11日的会议，那次会议进一步推动了从佛蒙特研习营开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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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托镇研习营小组在纽约的聚会，距离现在所谓的‘归零地’（Ground Zero，即世贸中心遗址）只有几个街区。到那里去让人感受非常深。我们不禁反思，这个事件在我们的领导力变革的愿景下意味着什么。我们还探讨了它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咎于宗教狂热分子的‘精神错乱’，而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咎于其他原因。”

　　“有一位是这样说的，”奥托补充道，“某个人说的‘宗教狂热分子’就是另一个人心中的‘英雄的牺牲’。尽管‘9·11’恐怖袭击事件可以从许多角度来分析，但我们一致认为，促使我们走到一起的动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迫了，这个动力是：需要让背景多样的企业、政府和公众社会的领导者共同开发更可持续的全球化模式。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谈论这个行动计划可能会采用什么形式，但最后发现，真正重要的其实就是我们大家马上投入工作。”

　　“我们认为，最初的原型设计过程应该从新一轮的采访和感知入手。”约瑟夫继续说道，“至少‘9·11’恐怖袭击事件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必须从背景各异的世界范围的公民那里，体验和认识世界的现状，学会如何进行全球‘感知’，而不是把某个群体的方法强加到其他人身上。几个星期内，对世界7个地区的30个采访工作，由我们一个网络中的成员们开始实施了。采访中出现了两个主题，即当前的全球危机和正在形成的全球意识。

　　“南非妇女和青年创业者的良师益友、有广泛影响力的企业家温迪·路哈比（Wendy Luhabe）总结了许多人的讲话，她说：‘现在世界上有一场领导力危机。如果你看看在中东或津巴布韦正在发生的事，或者看看安然公司，或美国的竞选，或布什政府在世界上孤立美国的立场，那你就会发现所有这些都有类似的模式：旧的主导势力在与正在新兴的人民的力量斗争。人民在说，“我们不会再继续对世界走向毁灭坐视不管了”。旧势力在阻挠新事物，而新事物正在年轻人和女性身上显现出来。除非我们创造空间让人民参与世界的管理，开创不同的未来，否则我们可能就无法防止现在似乎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危机后果了。’

　　“中美洲大学（University of Central America）前校长、尼加拉瓜的神父沙比尔·古鲁斯蒂亚戈（Xabier Gorostiaga）说，后‘9·11’恐怖袭击事件时代不仅带来安全危机，还带来‘深层的文明危机’，也就是我们生活中亲身感受到的危机。‘世界不知在滑向何处。’他说，‘华盛顿共识的民主模式已经加剧了它称为“两类公民”之间的鸿沟。今天，有一类“推动全球化的公民”，还有一类“被全球化的公民”；一类有能力在全球市场上扮演角色的公民，另一类则没有这种能力；一类拥有财富、知识和力量，另一类一样都没有。’”

　　奥托沿着这个思路继续说道：“我觉得，全球青年网络‘变革先锋’（Pioneers of Change）的成员阿罗克·辛格（Alok Singh）说得很简单到位，他说，‘我们的体系正在崩溃，而且崩溃已经显现出来了：它无法服务于人民。当前的危机不会消失，因为我们只是在处理表面症状’。

　　“我对德国卫生项目参与者的后续访谈，也揭示了这种崩溃感。尽管很多人对新的急诊救护网络这类试验感到鼓舞，但他们还感到那只是在‘修补一个濒死的系统’。一位受访者说，‘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可能就是紧急而有控制地让这个系统崩溃，而不是勉强地维持它’。

　　“对整个系统的这种‘濒死’感受不仅限于卫生领域，还发生在教育、农业和政府系统。人们说，我们如果继续回避针对所有这些系统的综合改革方案，就不会有任何有效的策略。我当时说，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系统在10年内就会瘫痪，几乎没有人同意我的意见。许多人说崩溃会来得更快，还有人说那不是未来要发生的事，而是当下已经在发生的事。”

　　“处在崩溃系统中的参会者还就第二个主题做了铿锵有力的发言，即综合改革方案与新的个人觉醒是不可分的。”约瑟夫补充道，“奥托采访的人当中有一位诺贝尔替代奖（诺贝尔环境奖）‘正确生活方式奖’（Right Livelihood Award）获得者，他是菲律宾全国可持续发展公民社会运动领导人尼卡诺·帕拉斯（Nicanor Perlas）。他说，全球化意味着我们必须‘更深刻地意识到超越所有文化和社会的人类间的深层连通。它还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面临一个根本的选择，即要么参与促进生命成长的发展和互动模式，要么参与毁灭生命的模式’。”

　　“我们问大家，从什么地方能够看到这种新的意识和精神状态正在呈现。”奥托继续说道，“许多人回答，除非我们在地方社区发展的层面观察，否则我们不会发现什么。我们采访的好几位年轻人都参与了发展中国家的社群项目。一位芬兰青年女性说：宏大的世界级的解决方案是不存在的。我们不可能找到适合每个人的普世解决方案，那是‘违反自然的’。

　　“全球化经济发展的‘华盛顿共识’模式的替代方案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印度古吉拉特邦的全国奶农合作社。这个合作社模式让印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牛奶生产国，并给全国数百万奶农提供了生计来源和自立基础。迄今为止，已经成立了10万个合作社，主要由村民选出的理事会管理。‘我们不是做奶制品生意的，’奶制品公司阿穆尔（Amul）的魏亚斯（B. M. Vyas）先生说，‘我们是做社会合作的。生意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它是手段，是建立帮助穷人的公正社会的手段。民主不是参与德里的议会，而是要从草根层面开始，给普通人发展的机会。这种附加值，要比生产英特尔芯片大1 000倍。’

　　“这新一轮的采访和感知活动，已经影响了我们思考自己目标的方式，并引起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我们应该在跨领域系统变革项目之上，建立地方领导者的全球社群。采访还确认了亚当在那次纽约会议上说的话：女性和青年在推进未来的工作中要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这是他从事公民社会情景假设工作得到的强烈感受和结论，而这也是企业领导者经常忽视的。”

　　“我认为这些采访澄清了本项目的第一个主要步骤，使项目落地了，变真实了。”约瑟夫说，“我们需要在采访过的人当中找出一组有意义的跨界横截面，作为不同类型领导者组成的战略微系统，把他们请到一起，比如请他们参加下一次的‘卓越管理领导会谈’，他们要共同研究，一起创立第一组协作项目。除了企业高管和政府官员以外，我们还可以请社群和青年领导者一起参与。”

　　“这好像正是个好例子。”贝蒂·苏说，“你们的新一轮采访成为形成原型过程的重要演练，从中学到的东西提升了你们的理解力和愿景。我听你们讲的时候就觉得，过去一年来我们研究和应用的容纳力，已经融入并体现在你们的新项目中了。”

　　“我同意，但这还处于早期阶段。”约瑟夫答道，“我想我们得再经过几轮反复，才能确定最后的模式。”

　　“但我想，作为一种特殊的学习过程，我们还是可以说出，当团队完成整个U形过程时会发生什么。”彼得说，“和任何学习过程一样，完成U形过程就意味着实现收获，即实现内外两方面的持久变化。外在的变化包括显而易见的成果或结果。对一个组织而言，这还包括新的组织行为规范，或者做事方法和合作方式。比如对这个领导力开发计划来说，就包括了生成包含企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领导者的协作网络，使大家真的能开展合作。

　　“而内在的变化则会体现在两个层面上。首先，大家学会了一种新的行动能力。从前需要有意识去做的，现在可以毫不费力地、几乎是自动地完成了。我们知道自己学会了走路或骑自行车，或写十四行诗，我们能够可靠地完成这些事。与此类似，组织也可以通过把新领域的能力植入组织的规范和假设框架，而完成新的容纳力的开发。其次，学习实践会创造新的意义范畴，转变我们的意识和理解力，我们会用新方式来看世界。原来看不见的东西，现在能看见了，好比生活在不同的文化里去学习新语言，你会逐渐用新的方式去‘看’那个文化。”

　　“真正的区别在于，肤浅的学习和改革过程是U形过程的简化或变形版本，”奥托确认道，“它不能使学习者培育悬挂习惯的观察方式的能力，也无法当下‘体悟’未来的可能性，并由此连接到行动的深层动力源泉。这也就是为什么完成U形过程后形成的理解和能力表现，也与典型的学习过程所产生的不一样。集体通过U形过程可以造就全新的组织，或真正改变现有的组织。”

　　“改变组织的意义和理解力的方式之一，是指导思想的改变。”彼得说，“汉诺瓦保险公司原CEO比尔·奥布赖恩曾说，大多数企业的根本问题是平庸的指导思想。投资回报最大化就是平庸指导思想的例子。平庸的思想无法激励人心。人们无法向自己的后代描述这种思想。这种思想无法创造意义。”

　　“我觉得，今天谈论崇高的指导思想会让许多人缺乏热情，”贝蒂·苏说，“哪个企业没有一个使命或价值宣言？安然公司有一个企业价值宣言，世界通信公司（WorldCom）、泰科公司（Tyco）及无数公司都有，但它们的行为却与其宣言准则相悖，最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些价值宣言没有一个能有效阻止高管滥用职权。”

　　“这就是‘好思想’和‘指导思想’之间的区别。”彼得回应道，“思想从好的阶段上升到指导性阶段，就是变成组织治理系统基础的过程，也就是它成为决策力的源泉。只有崇高的价值宣言显然不一定能使人们有能力站出来反对违反这些价值的行为和做法。真正的指导思想必须融入日常规范和行事程序，让人们践行这些组织价值和志向目标。这就意味着，比如建立能够让大家有效监督和挑战高管行为的方法，并使之融入一种既尊重又能不断挑战权威的组织文化。否则，大家这样做就会有个人风险，还不可避免地导致纠正错误行为时的亡羊补牢现象。大多数价值和使命宣言与传统的权威治理结构结合，效果比无用还差：它滋生玩世不恭的情绪，并成为掩盖一如既往的行为方式的烟幕。挖掘能够产生真正意义的指导思想，同时通过培育承诺和行愿把它转化为大家一起处事为人的方式，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它需要我们完成U的下行过程，并且要不止一次地反复完成。”

　　“而要完成这项工作，就需要建立感知、呈现当下和实现收获的基础设施。”奥托补充道，“这方面的例子还很少，但我知道壳牌的情景规划过程。它使大家共同发现自己对世界的假设观点，是商业界在感知方面的基础设施。就我所知，联合利华的‘学习之旅’，让经理人走出自己熟悉的环境，到自己从不会考虑去的地方，能帮助大家建立相互间的连通感，同时打开自己内在的觉知源泉，实现感知并呈现当下。实现收获的基础设施可能需要支持约翰·高所说的那种快速形成原型项目的工作，关键是在所有三个领域建设基础设施。我认为这非常罕见。”

　　“我同意。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实际的组织中感知、呈现当下和实现收获就永远不会发生了，即使这些能力还没有变为成型的日常惯例和行为规范。”约瑟夫补充道，“我们都曾见过各种团队走过U形底部的过程，完成深刻的行为转变。许多团队还能够在多年时间里保持这种状态。”

　　“比如维萨公司，”彼得说，“我和约瑟夫与维萨的首任CEO狄伊·哈克（Dee Hock）在国际组织学习协会成立过程中曾紧密合作过。很少有人知道，维萨国际公司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企业，每年产生的交易额超过3万亿美元，市值接近1万亿美元。然而对许多人来说，维萨甚至不像个企业。它是由2万多个成员组织组成并拥有的自治网络。它的治理章程规定各个董事会的选举产生方法，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如何接纳新成员，如何取消不合格的成员。简言之，世界排名领先的企业就像一个自治的民主政体一样运作。

　　“从我们讨论的内容来看，维萨最打动我的地方是它的诞生经历。那是集体通过U形过程的深刻经历。它创始时正面临20世纪60年代末，信用卡产业发展初期的混乱局面，业界的过度扩张引起了的大规模金融崩溃。在大家对整个产业未来的悲观情绪蔓延之际，狄伊担任了美洲银行成立的高管小组组长，准备深入研究当时的局势。他们研究得越深入，就越发觉得情况糟糕，业界一起建立起来的体系永远无法解决自己内部产生的问题。意识到这一点以后，他们被迫放弃了狄伊所说的‘旧观念和对现实的机械式理解模型’，放弃了‘银行付款系统的老套行话’，逐步‘促成了思想意识的改变……我们不是做信用卡业务的……我们其实是做货币价值交换业务的’。

　　“那时有个长达一个星期的集中会议，有天晚上他躺在床上睡不着，突然意识到‘银行是不可能创造出世界上最好的价值交换体系的，股票公司的等级系统也不可能完成这件事……设计这样的组织本身就超过了理性的能力……然而，躺在那里，（我想起）进化过程常常毫不费力地轻松成就了无数种更加复杂的生物体和生命组织：热带雨林、海洋系统、大气系统、猎豹、鲸、人体、大脑、免疫系统，等等’。

　　“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就问自己，一个组织是否可以按照生物的概念和方法设计，使它能够通过不断的自我组织和自我创造而进化？‘要是不再为新组织的结构而争吵，而把它想象成一种基因密码，会如何呢？’

　　“基因密码于是就变成维萨公司的志向目标和基本原则，变成它的指导思想，也是它的章程中明确的核心治理程序。后来，形成原型项目和成立组织的工作花了4年多时间，但最后维萨国际公司成立了，大体就是它今天的样子。”

　　“这是实际的U形过程的一个很好的案例。”奥托说，“我觉得狄伊对维萨这类组织的描述词汇，‘浑序’，即混沌中如何形成秩序，是对整个U形过程的生动比喻。”

　　“没错，”贝蒂·苏说，“我读他的书时，就感到狄伊在这个过程中真是发挥了‘自然之力”的作用：创立维萨就是他的使命。但他的故事还让我想到，我们是否将会发现，原来我们共同的经历其实是让我们理解民主本身的含义。我们的社会宣扬民主理念，也有某种民主机制，比如选举。但总的来说，我们的组织还是很独裁的，往往就像专制小国一样。这件事让我最近想得越来越多，也许我们只是在民主和自治时代的开端。是否可以说，过去200年是一个准备和初始原型形成的阶段？而民主本身其实也只是在其早期发展阶段？”

　　“对此，我在看到柏林墙倒塌时就有一种预感，”奥托说，“那时的感受是，我们好像在进入一个转折期。第一幕是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的解体。第二幕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和民主体系的局限性已经以痛苦的方式暴露出来了。也许第三幕会是各种全球力量的新集合的兴起。

　　“如果我们不把民主当作我们继承下来的东西，像祖辈留给我们的衣物那样，而是把它看成一个学习过程，那又会如何呢？这种学习过程还只处于幼稚阶段，迄今只迈出婴儿学步的小动作，而新的原型试验是会到来的。”

　　“但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现行的原型能否容忍新的原型试验，或者说它会不会包含一种极权主义的东西。”彼得补充道，“还记得吧，贝蒂·苏，在你那次7月会议上，那位勇敢的人提出了质疑：‘全球资本主义的现行框架能否适应新现实？’结果没有人回应。”

　　“对世界许多新兴国家来说，这的确是个大问题，”贝蒂·苏说，“它们往往感到实在是没有能够替代华盛顿共识的方案。

　　“也许，我们未来的开放程度将会依赖狄伊故事里的另一个信息，即我们与自然的连通：学会按自然的法则生活，放弃控制的企图。在最危急的时刻，狄伊感悟到了他已经了解的有关生命系统和进化的知识。这是很有意味的。”

　　“狄伊真正让我有感触的东西，就是他对‘牛顿思维’让人条件反射地相信必须有人控制这种情况，有极为现实的认识。”约瑟夫说，“为什么我们总不断地试图控制别人，并不断防止被人控制呢？一个人去控制另一个人，总是会产生事与愿违的效果。为什么我们认为学校或公司这类大型系统，必须要有人控制呢？狄伊说，那是因为我们把这些系统看成机器，而不是生命。我认为他是正确的。机器思维所产生的组织几乎无法让人们相互之间和谐，并与自然和谐。这一点儿都不奇怪。”

　　“所以，我们说得很简单。”彼得说，“我们实践民主的容纳力，要从我们与自然的连通中生长。当我们失去这种连通时，孤独、恐惧和控制的需要就会增加，而民主状况就一定会恶化。与自然的深层连通是真正民主思想的灵感源泉，这一点很容易被忽视。也许100多年前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提醒我们的正是这一点。我一直记着这段话，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它的道理：

　　我们经常书写“民主”这个词。然而我想反复强调的是，这个词的本质含义仍然在沉睡之中，还远没有苏醒的迹象……

　　依我看，这个伟大词汇的历史还尚未被书写，因为这个历史，至今还没有上演。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词是另一个伟大而又平凡的词汇的胞弟：自然——其历史至今也还尚未被书写。6 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产品经理（套装共1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