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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州事件和李德裕处理对外问题方法的转变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 王贞平 2685 2021-04-05 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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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州事件和李德裕处理对外问题方法的转变

  文宗(827—840在位)登基后,唐廷继续对吐蕃实行安抚政策,为此甚至放弃了一个兵不血刃收复维州的机会。维州距离成都西北一百多公里,曾是唐抵御吐蕃防线的重要环节,但在八世纪七十年代落入吐蕃之手。801年,唐廷试图收回维州未果。三十多年后的831年阴历九月,剑南西川节度使李德裕收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驻守维州的吐蕃将领悉怛谋希望向唐投降。李德裕满心欢喜,立即同意了悉怛谋的请求。他将吐蕃士兵解除武装后暂时安置在成都,然后上奏朝廷,请求正式批准维州的请降。他还请求朝廷批准他从当地部落征兵三千以攻打吐蕃。

  大多数朝廷官员支持李德裕的建议,但宰相牛僧孺表示反对,反驳称收回维州并不能真正削弱领土辽阔的吐蕃。此外,这种行为也违反了821年长庆会盟的誓词。在他看来,当前处理维州事件最好的办法是“守信为上”。他担心吐蕃会以此事为借口攻打长安。他警告道:“事或及此,虽得百维州,亦何补也。”文宗听从了牛僧孺的建议,下令将悉怛谋、他的三百名部下及其家属送回吐蕃。他们一到吐蕃边境,便被残忍地处决。这显然是赞普借机向手下的将领和士兵发出的警告——任何叛逃者都难逃一死。

  维州事件的结局激起了李德裕在朝廷中的支持者的义愤。他们声称,牛僧孺是因为私人恩怨才会否决李德裕的安置计划,遣返来降者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将来恐怕再也不会有人前来归降了。文宗为了平息众怒,不得不向群臣妥协。他对遣返的决定表示懊悔,将其归咎于牛僧孺的错误建议。但李德裕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十二年后的843年,已是武宗宰相的李德裕旧事重提。他声称为了一时的和平送还悉怛谋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建议朝廷纠正错误,追赠悉怛谋右卫将军。

  维州事件引起了宋代学者的争论。司马光写道:“论者多疑维州之取舍,不能决牛、李之是非。”不过,他本人倒是给出了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儒所言者义也,匹夫徇利而忘义犹耻之,况天子乎!”

  遗憾的是,司马光对牛僧孺的称赞与事实不符。他断定牛僧孺对维州事件的处理体现了德、诚、信。但牛僧孺其实并不是道德主义者,而是头脑冷静的实用主义者。他建议文宗遵守821年长庆会盟的誓词是因为他深知接纳悉怛谋的请降会激怒吐蕃,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唐廷无法承受的。因此,他才会对皇帝说:“徒弃诚信,有害无利。”牛僧孺主要考虑的显然不是此举是否合乎道义,而是它能否给唐带来实际效益。

  李德裕在831年声称收回维州“有莫大之利”时,表现得确实像一个目光短浅的地方官员。但是,在成为武宗的宰相之后,他虽然仍然坚称自己对维州事件的处理是正确的,但同时对国事有了新的见解。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清楚地看出他的转变。843年,黠戛斯请求与唐联手收复安西和北庭。武宗对此颇感兴趣,李德裕却另有考虑。唐在当年早些时候才出兵征讨回鹘,唐军现在无力再承担另一项艰巨任务。他对皇帝说:“不可。安西距京师七千里,北庭五千里。……假令安西可得,即复置都护,以万人往戍,何所兴发,何道馈挽?……臣以为纵得之,无用也。”

  李德裕的决定是明智、合宜的。但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容易,因为它要求决策者能够在某个特定时间对具体情况做出客观评估。这件事非常困难,没有人能保证万无一失。朝廷的一些决定争议重重,另一些则完全是错误的。但所有皇帝和大臣都声称,他们的每一个决定和政策建议无不以“合宜”为基础。李德裕为唐廷改变对吐蕃立场所做的辩解,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845年,李德裕起草了一份给边将的密诏。当时,唐军刚刚在对回鹘的战事中获胜,吐蕃的实力则因内部权力斗争而大幅削弱。李德裕认为,唐廷应抓住这个大好时机破弃会盟誓词,准备出兵攻打吐蕃。他在密诏里为政策的转变辩解道:“图远开边,诚非朕志,然盛衰倚伏皆有其时。古人云:圣人无巧,时变是守,盖惜其时也。”李德裕以最近对回鹘的胜利为例评论道:“一国销亡,易于拉朽,岂非得其时也?”然后,他认真检讨了自吐蕃君主于842年去世后吐蕃的局势,得出吐蕃已经不堪一击的结论。他写道:“今吐蕃未立赞普已是三年,将相猜携,自相攻击;缘边兵马颇已抽归,想其城镇皆空,守备多缺。倘彼斗战未定,自有党仇。一国之中,疑惧相半,则边备城守固有异心。”

  这封密诏命边将为击败吐蕃的宏大计划做准备。他们要挑选可靠的、了解边境情况的人,派他们去打探吐蕃情报,贿赂驻扎在战略要地的吐蕃军官。密诏写道:“如兵数寡少,人心动摇,乘此危机,必易为计。多设反间,密用奇谋,使自归心,岂劳兵力。观衅而动,取若拾遗。……斯乃以直报怨,非是不守和盟。想卿精忠,必达此旨。”

  846年,武宗逝世,李德裕的计划随之夭折。但他对吐蕃局势的分析在宣宗(846—859)当政时仍有价值。847年,吐蕃大举进犯唐朝边境,但内部权力争斗使其无法对唐朝构成更大的威胁。吐蕃边将确实如密诏所预料的,开始向甘肃南部以及陕西北部的唐地方官府投降。但唐廷由于内乱和与南诏的冲突错失良机,未能从吐蕃手中收复更多失地。唐军无力在西北边境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到了九世纪末叶,唐廷官员已经完全放弃了恢复此前唐朝在亚洲的声威,他们“尽以不生边事为永图,且守旧地为明理”。这种心态在863年黠戛斯使者造访长安时表露无遗。来使建议唐与黠戛斯联手攻打回鹘,收复安西。唐廷一口回绝了他的提议。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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