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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一个没落帝国的外交手段

　　随着军事实力的下降，文化开始在唐的对外政策中扮演重要角色。一些唐朝官员希望通过文化影响和控制四邻。这个想法本身并不新颖，很早便有一种政治学说主张四邻有意而且有能力接受中原文化，而且唐人也从未坚持认为自己与四邻在文化上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九世纪的学者陈黯在上述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华心”的概念。他认为，一个人是否有“华心”，取决于其教养和文化倾向，而不是出生地。他说：“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陈黯主张，上述观念应作为对外政策的基础，唐廷应“华其心而不以其地也”。

　　对于藩镇割据、军力疲弱的唐朝来说，这恐怕是唯一可行的对外政策。它的实际效果虽然成疑，却得到了862年进士及第的王棨的热烈赞扬。王棨在长赋《耀德不观兵》中写道：“声教斯播，戎夷自平。”他一厢情愿地认为，唐朝皇帝可以“修文而可致其肃穆”。

　　同样是在九世纪六十年代进士及第的司空图却对王棨的观点不以为然。在司空图看来，有些官员已经与现实完全脱节，王棨便是其中之一。这些官员泥古不化，因此经常高估中原文化对四邻的实际影响力。另一些官员与这些人恰恰相反。他们行事果断，但缺乏缜密的策划能力，一味仰仗武力。在司空图看来，这两种人都不能帮助唐廷“扼阽危之机”。只有“必济德于谋，济谋于险”的人，才能“庶几可以寿宗社之数矣”。可惜的是，唐王朝并没有找到这样的人，它最终在907年灭亡，而司空图也在唐朝灭亡一年后过世。

　　唐廷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始终无法把握政策的合宜性，衰落时如此，强盛时亦如此。因此，群臣在讨论政策时意见多有分歧，很少能够达成一致。不过，这种分歧并不意味着唐廷官员素养不高，反而是其思想活跃的表现。他们知道，唐与四邻各自的情况从本质上说是不断变动的，这种不断变动的特性会不时地塑造和重塑它们之间的权力关系。因此，唐朝的对外政策需要不断调整，没有任何一种方案能够实现永久和平，也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纠纷。但是，国际政治中确实存在着一条指导原则——对外政策必须符合当时的具体情况。一国政策的合宜性决定了该国的命运。正所谓：“其兴也宜哉，其亡也宜哉。”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