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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谥号看唐人对太宗治绩的评价

　　太宗为继任的高宗留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和丰富的内政外交政策遗产。新皇帝为太宗上谥号“文皇帝”，以此来概括太宗一生的作为和成就。乍看起来，这个谥号似乎是称赞太宗在道德方面无可指摘，但其实不然。在唐代政治批评的语境中，“文”用于描述下述个人品质：在天地间建立秩序（“经纬天地”）；通达古人之道，了解道的力量（“道德博厚”）；虚心好学，不耻下问（“学勤好问”）；对百姓慈爱为怀（“慈惠爱民”）；体恤百姓，尊崇礼法（“悯民惠礼”）；给贤能之人封官晋爵（“赐民爵位”）。这种性质的“文”其实带有“得事宜”中“得”的含义。此外，谥号中“皇”和“帝”二字的用法相近，指能安抚百姓、依法行事（“静民则法”），广布德泽于天地之间（“德象天地”）的君主。因此，太宗的谥号主要是赞扬他政治干练、无所不知、从善如流、善用礼仪。对高宗来说，太宗的成就与个人道德无关，主要是以实用、功利的手段治理唐境内外的百姓。太宗是通过血腥政变登上皇位的，上谥号“孝”的可能性因此大大降低。

　　674年，太宗被加谥为“文武圣皇帝”。这个谥号赞扬太宗是一位有权势的皇帝，能平定叛乱（“武”），使百姓奉公守法（“文”），扬善赋简（“圣”）。不过“武”也是对野心勃勃、穷兵黩武的批评。这个谥号同样不是在颂扬太宗的个人德行。749年，太宗又被加谥为“文武大圣皇帝”。直到754年，“孝”才最终出现在他的谥号中，但几乎没有影响到对太宗的总体评价。显然，唐朝历代皇帝在根据太宗的成就为其上谥号时，选择了不涉及信、义、忠等儒家道德标准的谥号。

　　到了宋代，史家才开始用儒家道德棱镜对太宗详加检视。著名史学家司马光（1019—1086）责备唐太宗在643年取消与薛延陀和亲是言而无信的行为。他批评道：“唐太宗审知薛延陀不可妻，则初勿许其婚可也。既许之矣，乃复恃强弃信而绝之，虽灭薛延陀，犹可羞也。王者发言出令，可不慎哉。”范祖禹也指责高祖和太宗为了取得突厥的支持而向突厥称臣是置道义于不顾，这种做法“何以示后世矣”。他甚至还批评太宗在630年接受“天可汗”的称号是“不师古”。

　　但是，司马光和范祖禹的道德义愤可谓无的放矢。他们不理解高祖和太宗的意识形态背景，唐初的两位君主是按照完全不同的道德原则来制定对外政策。在高祖和太宗的价值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功效、合宜、权宜之计、相互的一己利益等观念，而不是诚、信等儒家道德。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