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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宗时期的战略再定位：从东北到西北

　　高宗在650年登基后继承其父的政策，将注意力几乎完全集中在朝鲜半岛事务上。他在给高句丽、新罗、百济君主的信中直言不讳地训示他们要为实现唐廷在朝鲜半岛的目标效力。651年，他向百济王颁布诏书，命其归还从新罗夺取的土地和百姓。诏书威胁说：“王可深思朕言，自求多福，审图良策，无贻后悔。”这封诏书是对百济的最后通牒。高宗早已决定，为使新罗全力协助唐朝平定高句丽，必须首先消灭新罗的宿敌百济。660年，唐军征服了百济。

　　现在，唐军在北，唐罗联军在南，高句丽腹背受敌，在劫难逃。高宗对此十分满意，认为自己终于可以实现父亲平定高句丽的目标了。他决定御驾亲征。武后考虑到丈夫的安全，反对这一决定。蔚州（今山西灵丘）刺史李君球看出了这场战争对唐朝的长期战略影响。他建言：“高丽小丑，何至倾中国事之？有如高丽既灭，必发兵以守，少发则威不振，多发人不安，是天下疲于转戍。臣谓征之未如勿征，灭之未如勿灭。”

　　高宗从不认为平定高句丽会带来任何消极后果。对他来说，彻底战胜敌人的诱惑是难以抗拒的。667年，高句丽发生内乱，他趁机下令大举进攻辽东。许多唐廷官员积极支持这场战争，没有人质疑其正当性。

　　但是，唐朝的军事行动刚刚开始两个月便出现了不祥之兆。史籍记载：“彗星见于五车。”而根据中国古代的风水理论，五车星与统治者有关。高宗认为这象征着上天对他的施政不满，于是“避正殿，减常膳，撤乐”，以示知错。

　　实际上，这位反躬自省的皇帝更应该认为，彗星的出现预示着唐对高句丽的统治将不会一帆风顺。唐在668年征服高句丽之后，在当地设置府州，派官员进行统治。但唐很快便遇到了新的挑战。新罗曾与唐结盟一起消灭了高句丽，现在却试图驱逐唐军，由自己统一朝鲜半岛。高宗打算征讨新罗。当时卧病在家的侍中张文瓘决意阻止皇帝这样做。675年，他命侍从用轿子将自己抬入宫中，然后劝谏高宗道：“彼为吐蕃犯边，兵屯寇境。新罗虽未即顺，师不内侵。若东西俱事征讨，臣恐百姓不堪其弊。请息兵修德以安百姓。”高宗采纳了他的谏言，于676年将唐在朝鲜半岛设置的府州迁到辽东。

　　张文瓘的谏言透露出了一个重要信息——吐蕃正成为唐廷的新威胁。高宗减少唐在朝鲜半岛军事活动的决定也表明，唐廷的军事战略重心已经从东北转到西北。这个重大转变的根源就在于唐过度介入半岛事务。650年，登基不久的高宗为了确保有足够的兵力征讨高句丽，同时避免唐在西域的防线拉得过长，下令弃置安西都护府。唐减少在西域的驻军后，刚刚在648年归顺唐廷的西突厥汗国末代可汗阿史那贺鲁随即在651年反叛，唐在当地设置的府州再次受到威胁。吐蕃趁机进入西域，并最终成为西域的一个主要竞争者。

　　唐廷新的战略定位实际上是对新局势的回应。它不情愿地默认了自己没有能力在东北和西北同时打两场重要战争的事实。但是，唐廷新的战略定位并没能立即阻止吐蕃在西域逐步扩大自己的势力。

　　678年，忧心忡忡的高宗就西域事务咨询中书省官员：“吐蕃小丑，屡犯边境，我比务在安辑，未即诛夷。而戎狄豺狼，不识恩造，置之则疆场日骇，图之则未闻上策，宜论得失，各尽所怀。”大臣们提出了三个备选方案：和亲、巩固边防但不直接与吐蕃交战、战争。

　　高宗并不想同吐蕃开战。他说：“往者灭高丽、百济，比岁用师，中国骚然，朕至今悔之。今吐蕃内侵，盍为我谋？”中书舍人刘祎之劝皇帝忍耐：“吐蕃时扰边隅，有同禽兽，得其土地，不可攸居，被其凭凌，未足为耻。”他劝高宗不要立即对吐蕃采取军事行动。另一位中书舍人郭正一也持同样观点：“近讨则徒损兵威，深入则未穷巢穴。望少发兵募，且遣备边，明烽堠，勿令侵抄。使国用丰足，人心叶同，宽之数年，可一举而灭。”但中书侍郎薛元超表示反对：“纵敌生患，不如料兵击之。”在场的大臣未能提出应对吐蕃的全面政策。

　　由于唐廷缺乏考虑周详的应对吐蕃及西突厥的战略，唐地方官员只能相机行事（“权”）。他们往往以“合宜”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西州刺史骆弘义的建言完全建立在唐的利益之上，没有任何道德修辞。他提议：“安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理有变通也。”由于大臣们未能就对吐蕃政策达成共识，西域局势进一步恶化。679年，唐军击败吐蕃收复了四镇。但就在同年，西突厥首领阿史那都支与吐蕃联手进攻安西都护府，西域唐军处在危险之中。一些唐廷官员建议出兵击退来犯者。但吏部侍郎裴行俭对此表示怀疑：“吐蕃为寇，审礼覆没，干戈未息，岂可复出师西方！”高宗采纳了他的意见，未采取任何应对措施。安西四镇不久后再次陷落。

　　四镇失守迫使反战派大臣为自己的立场辩解。684年进士及第的陈子昂提出了一个新见解：“戎狄不足灭，中国可永宁。”他请求朝廷停止对外用兵，以减轻百姓的负担。他写道：“当今国家事，最大者在兵甲。岁兴赋役不省，神皇欲安人思化，理不可得，何者？兵之所聚，必有所资。千里运粮，万里应敌。十万兵在境，则百万家不得安业。以此徭役，人何取安？臣伏见，国家自有事北狄，于今十有余年。兵甲岁兴，竟不闻其利。岂中国无制胜之策，朝廷无奇画之臣哉？臣窃谓不然，是未计之庙算尔。……突厥小丑，何足诛灭？……今国家又命将出师，臣愿神皇审图庙算，量其损益，计其利害。……臣恐人日以疲劳，不得安息。伏愿熟察臣言，审图庙算，则戎狄不足灭，中国可永宁。”

　　陈子昂将自己的论点浓缩成一个，即君主应具有处变不惊，从容应对局势的能力。他写道：“天下有危机，祸福因之而生。机静则有福，机动则有祸。”

　　陈子昂的观点，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魏征关于率性而为（动）和避免盲动（静）的思想的影响。当时，一些唐朝官员正想方设法同进入西域的吐蕃达成妥协，陈子昂的观点可以代表他们的想法。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