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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宗的“吞四夷之志”

　　玄宗712年登上皇位后，用了两年时间仔细思考自己的对外政策。713年阴历十月，他征询姚崇对国事的看法。姚崇针对十个政策问题给出了建议，其中之一就是对外关系。他问皇帝：“圣朝自丧师青海，未有牵复之悔；臣请三数十年不求边功，可乎？”玄宗回答可以。但仅仅一年之后，玄宗就抛弃了诺言，明确表示自己更愿意用武力，而非外交来解决与其他势力的争端。714年阴历六月，玄宗下诏褒奖击退吐蕃军队的陇右防御使薛讷，期望他能在不久之后平定吐蕃。

　　四个月后，吐蕃袭击渭源的消息传到朝廷。玄宗立即颁布了一份措辞强硬的诏书，谴责来犯者，宣布将亲率大军反击。他认为讨伐吐蕃是正义之举。稍后的阴历十二月，玄宗放弃御驾亲征，但重申“彼戎狄之为患，必在诛夷”。

　　唐军将领把这些诏书看作玄宗期望在任内取得军事胜利的声明。安西都护府副大都护郭虔瓘立即上书请求朝廷从关中地区募兵一万，派往安西平定叛乱。各地官府要为赴安西的士兵提供口粮，为战马和驮畜提供草料。郭虔瓘的请求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准。

　　将作大匠韦凑对朝廷的决定提出质疑。他在奏章中写道：“今西域诸蕃，莫不顺轨。纵鼠窃狗盗，有戍卒镇备兵。……此师之出，未见其名。”不仅如此，募兵前往安西会削弱首都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的防务，郭虔瓘的建议因此严重违背了一项基本军事原则，即一切战略部署必须优先考虑长安的安全。韦凑告诫朝廷：“安不忘危，理必资备。自近及远，强干弱枝。”他批评拟议中的军事行动不合宜，建议朝廷官员仔细估算作战所需的开支，“即知利害”。宰相姚崇也支持韦凑的意见。可是玄宗对他们的意见充耳不闻，发动了耗费不赀的战争，但未取得重大战果。

　　安西之战令人失望的结局，引起了另一位宰相宋璟的注意。他认为这场战事是郭虔瓘为博取皇帝恩宠的手段。他担心其他唐将会仿效郭虔瓘，夸大、制造边境冲突，然后发起代价高昂、全无必要的战役为自己建立军功。宋璟为阻止将领邀功生事，决定不按常例赏赐献上突厥可汗默啜首级的安西都护府军将郝灵荃。716年，拔野古部杀默啜可汗，将首级交给郝灵荃。郝灵荃将其献给唐廷，自认为立下大功，应得到重赏。但宋璟拖延了一年多，才授予其右武卫郎将，与他的期待相去甚远。郝灵荃大怒，绝食以示抗议，不久便撒手人寰。

　　宋璟阻止郝灵荃受赏固然武断，但他的决定无关个人恩怨，而是基于合理的担忧。他想要防止好战的将帅邀功生事，避免军费过度增长，失去控制。

　　八世纪二十年代前后，唐朝连年丰稔，政治稳定，玄宗变得好大喜功。他渐渐萌生出“吞四夷之志”。唐廷接连对西域用兵，强化自身在该地区的存在。715年，安西都护从当地部落征兵，西出龟兹，连下数百城。这一行动震惊了西域，八国遣使请降。在721年的另一次战役中，唐军制伏兰池（今宁夏灵武）的反叛部落。726年，唐军在大非川与吐蕃激战，大获全胜。同时代的唐人郑綮对此情景生动地描述道：“开元初（713—741）……不六七年，天下大治。……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隍之赋税。”当时张贴在开远门上的告示提醒旅行者：“西极道九千九百里。”

　　玄宗现在更加确信，武力是确保边境安宁最好的方法。他在谈论吐蕃和他认为与唐为敌的部落时清楚地表现出了这样的心态。他蔑称吐蕃为“小蕃”，侮辱其君主是“丑类”。 727年，他以威胁的语气对臣下说，对吐蕃应该“固敌是求，殄戎可期”。 740年，他重申：“四夷不久当渐摧丧。”玄宗发布的征讨越巂的诏书同样言辞强硬。他命令将军们“须穷其巢穴，杜绝飞走，使无遗类”。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