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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狄仁杰的战略：消极军事反应、积极巩固防务

　　鸾台侍郎狄仁杰在对外政策上与郭元振看法相似，他也认为“固本安民”应该是制定任何对外政策的准则。被动抵御外敌和积极巩固边防是狄仁杰外交政策的核心。697年，狄仁杰在一份长篇奏疏中写道：“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绝域，竭府库之资，以争硗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赋，获其土不可以耕织。苟求冠带远夷之称，不务固本安人之术。……近者国家频岁出师，所费滋广，西戍四镇，东戍安东，调发日加，百姓虚弊。……方今关东饥馑，蜀、汉逃亡，江、淮以南，征求不息。人不复业，则相率为盗，本根一摇，忧患不浅，其所以然者，皆为远戍方外，以竭中国，争蛮貊不毛之地，乖子养苍生之道也。”

　　狄仁杰为帮助朝廷削减防务开支，提出了一个替代方案——任命亲唐的突厥首领为可汗，为唐守卫四镇。另一个类似的措施是，恢复高句丽王室，命其负责安东都护府的防务。狄仁杰认为，消灭突厥和吐蕃超出了唐的能力。因此，唐应满足于保障边境安全。他提议：“当敕边兵，谨守备，远斥候，聚资粮，待其自致，然后击之。以逸待劳则战士力倍，以主御客则我得其便，坚壁清野则寇无所得；自然二贼深入则有颠踬之虑，浅入必无寇获之益。如此数年，可使二虏不击而服矣。”

　　狄仁杰的许多同僚认为他的建议是万全之策，但武后并未采纳。不过，她认为狄仁杰提出的“本根”的说法在决策时十分重要。她同意了狄仁杰的部分意见，遣使与吐蕃修好，在吐蕃主和派与主战派之间制造不和。这个计策大获成功。吐蕃君主处决了主战派的一名主要官员，迫使他的弟弟和儿子逃离吐蕃，寻求唐朝的庇护。

　　武后的许多大臣和郭元振、狄仁杰一样，不信任吐蕃和突厥。有些人甚至认为，与其他政权的正常接触也会对唐的安全构成威胁。695年，尚书左丞薛登上书，对朝廷的两个惯例——留外国王子为武后的侍子（即人质）以及允许外国人无限制地接触唐朝文化——表示担忧。他写道：“突厥、吐蕃、契丹等……语兼中夏，明习汉法，……知经国之要，窥成败于国史，……识边塞之盈虚，知山川之险易。或委以经略之功，令其展效，或矜其首邱之志，放使归蕃。于国家虽有冠带之名，在夷狄广其纵横之智。虽则慕化之美，苟悦于当时，而狼子孤恩，旋生于过后。及归部落，鲜不称兵，边鄙罹灾，实由于此。”

　　这种不信任感在突厥反复骚扰唐北部边境后演变为敌意。就连曾经极力反对出兵远征的狄仁杰也改变了立场。698年，他参加了一场重要战役。唐朝出动三十万大军和十五万援军先在赵州（今河北赵县）和定州与突厥作战，然后一路追至戈壁沙漠，但未能将他们全部歼灭。此战过后，唐牢固了对北方边境的控制，但与吐蕃和突厥的关系仍不稳定。武后的大臣们反思初唐的对外关系，检讨当前形势，对唐朝的地缘政治环境有了自己的认识。他们认定八个政权及其与唐的关系直接影响着唐朝的利益，它们分别是东方的新罗，西方和西南的波斯、坚昆（黠戛斯）、吐蕃，南方的真腊，北方和东北方的突厥、契丹、靺鞨。（“东至高丽国，南至真腊国，西至波斯、吐蕃及坚昆都督府，北至契丹、突厥、靺鞨，并为入番，以外为绝域。”）但是，唐朝如何才能在这个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取得最大利益呢？他们各执己见，无法达成共识。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