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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姓福祉是治国之本

　　太宗上述一番话还表明，他的羁縻政策源自“德惟善政，政在养民”这一古代政治思想。孟子发展了这个思想，提出了“民本论”。他特别强调，仁君应将百姓的福祉放在首位。头脑清醒的唐廷官员也认为：“中国百姓，天下根本。”他们因此反对过多介入外部事务，因为这会增加百姓负担。在魏征和当时的一些唐朝官员看来，“民本”是制定政策的基本原则，应该优先考虑唐朝的内部秩序、繁荣、安全，而不是对外扩张。当国家资源有限，又同时面临内政和外交难题时，应优先处理内政问题。唐应将稀缺的资源用于自身，而不应浪费在与外国不必要的接触上。

　　李大亮正是出于这样的考量才会在630年左右上书朝廷，建议不要将新近降服的西突厥人安置在首都附近。褚遂良（596—658）和魏征反对安抚北方游牧民族和征高昌国。 642年，褚遂良用七个字说明了自己反对的理由：“先华夏而后夷狄。”魏征则质疑征服高昌国并在那里设置州县的可行性：“则常须千余人镇守，数年一易，往来死者什有三四，供办衣资，违离亲戚，十年之后，陇右虚耗矣。陛下终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国，所谓散有用以事无用，臣未见其可。”

　　大臣们担心的问题同样令太宗感到担忧。他在《政本论》一文中写道：“为政之要，务全其本。若中国不静，远夷虽至，亦何所益？”一些大臣还用生动的类比，让太宗的观点形象化。李大亮将唐比喻为树干，四邻比喻为树枝。树木要繁茂，树干必须强壮，树枝则要相对弱小。这个类比源自“尊君卑臣”的传统政治理念。根据这个原则，欲维持天下秩序，中国必须强大，天子的“外臣”必须弱小。任何使中国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过度介入外国事务的对外政策都是不明智的，因为这样的政策势必会削弱中国。

　　633年，魏征在奏章中使用了同样的类比：“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源泉。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奉行冒险主义的外交政策无异于“根不固而何求其长”。太宗在《金镜》一文中反思了自己的统治之术。他写道：“四海之内莫非王土，要荒为枝叶，畿内乃根本。”他用一句古语进一步阐明了自己对中外关系的看法：“皮之不存，毛将安傅。”不过，太宗也担心“枝叶落而不存”。他坦承，如何妥善处理这些问题使他深感忧虑。

　　与“枝干”相似的另一个比喻是“疥疽”。中原王朝与四邻的边境冲突就像长在人手上瘙痒难耐的“疥”。它虽让人不舒服，对健康却无大碍，抓挠足以解痒。与之相对，迫在眉睫的内政问题犹如长在胸前的“疽”。若不精心医治，它会越长越大，危害健康，到最后只有烧灼才能脱疽。

　　在一些唐朝官员心目中，唐好似人的身体，两京（长安与洛阳）分别为心和腹，四邻为手足，不与唐接壤的外国不是身体的一部分，它们存在于中国之外。唐廷不必对其他政权武力相向，只需在表面上与其周旋（“虚外”），同时以切实的政策解决好内部问题（“实内”）。毫不令人奇怪的是，魏征、李延寿、褚遂良是该政策的主要推动者。

　　由此可见，唐的羁縻政策源于一些深层的传统理念。例如，将国家视作政治“身体”；再如，重内部稳定，轻对外干预。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唐廷的政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儒家的“德”“义”观念束缚呢？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