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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羁縻政策

　　无为而治的观念，以及对唐与四邻相对实力的仔细评估，使初唐官员认为，唐对四邻政权的百姓既不能过于慷慨，也不能频频出兵征讨。羁縻政策才是处理与四邻关系最有效的政策。汉代的羁縻政策明显带有“大同论”的色彩，当唐廷在630年就如何安置最近降服的东突厥进行辩论时，一些官员的观点便受到该政策的影响 。

　　当时大多数官员认为，突厥各部人数达十余万，应把他们拆散，然后分别安置到不同的州、县，教他们织耕，以达到“化胡虏为农民，永空塞北之地”的目的。部分官员反对该观点，其代表人物是温彦博。他建议将突厥人安置在长城沿线，准许他们保留原有的部落组织和风俗习惯。温彦博认为这才是明智之举，因为突厥安置地区将成为唐的缓冲地带。更为重要的是，这有助于提升太宗天下之主的形象。温彦博对皇帝解释说：“王者之于万物，天覆地载，靡有所遗。今突厥穷来归我，奈何弃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无类。若救其死亡，授以生业，教之礼仪，数年之后，悉为吾民。”他还建议将突厥各部落首领留在长安为质，使他们与本部落民众完全分开。他反问道，如果采用这个政策，“何后患之有”？

　　但魏征反对上述意见。在他看来，唐的羁縻政策不应照搬汉朝的模式。唐与外部势力的接触应该是有限的。这个政策的核心观念是与外部政权保持政治距离，不建立实质性关系，不做过度的政治、经济、军事承诺。这种外交关系才符合唐的最大利益。魏征认为，唐廷应该把突厥人送回草原故地，而不是把他们留在中原。该政策对唐和匈奴都有利，因为突厥对唐总是时叛时降，“强必寇盗，弱则卑服，……其天性也”。魏征对允许十多万降服的突厥人留在唐朝境内忧心忡忡。他告诫太宗：“数年之后，蕃息倍多，必为腹心之疾。”

　　基于上述看法，魏征及其支持者不仅反对温彦博的安置建议，也反对任何用武力征服四邻的企图。他们强调，唐应修文德以吸引四邻民众（“徕之”），传播德化使之服从（“附之”），派受信任的大臣加以安抚（“抚之”）。他们支持唐军击退扰边的外敌，主张唐军应常备不懈（“防之”）。但唐军不应寻求开疆辟土。他们把境外之地比喻为“石田”，意思是说那里的土地不能耕种，当地百姓也不会轻易接受中原习俗。唐得到这些“石田”无益，失去了也无害。“取石田”在唐代外交辞令中是尖酸刻薄的嘲讽，用于批评那些不能带来实际利益的扩张政策。魏征及其支持者认为，只要那些桀骜不驯的边远部落不犯唐境，唐廷最好的策略是宽容相待。与此同时，他们主张唐应在边境采取积极防御态势。也就是说，唐廷一方面应避免出兵征伐不顺从的域外部落，另一方面要时刻保持战备状态，即便是对那些已经归降的部落也不能松懈。唐廷必须加强边境防御，在战略要地修筑要塞，以防患于未然。在魏征看来，内部政治稳定、军队战备状态良好是维持与四邻友好关系的最佳保障。即使必须动武，唐廷也应以宽松的法令稳定新征服地区的局势，不要派遣官员，更不要屯驻士兵。

　　初唐的羁縻政策在魏征的影响下表现出相当大的包容性和灵活性（“阔略”）。从七世纪到八世纪初，亚洲一直呈两强并立的格局，最初是唐与突厥对立，然后是唐与吐蕃争锋。一些政权对唐的政治态度暧昧。在这样的背景下，唐廷不要求四邻对自己绝对忠诚，允许西域诸国实行等距离外交。即便是那些忠诚心可疑的域外国家派出的使节，只要他们遵守唐朝礼仪，唐廷一概表示欢迎。

　　太宗称赞魏征的羁縻政策是“上策”，符合上古圣王的治国之道。后来的唐朝大臣经常在廷论中提到这个政策，将它与秦朝（前246—前207）的“中策”——修筑长城——相比较。长城虽然使秦边境无虞，但修建长城劳民伤财，致使百姓揭竿而起，推翻了秦朝。与前两者相反，汉朝的扩张政策遭到一些唐朝官员的强烈抨击，他们斥其为“无策”，因为它为了一些毫无用处的土地消耗了大量资源。

　　唐羁縻政策的实质是互惠。它使唐能在与四邻交往的过程中以低成本满足双方的需求。凭借羁縻政策，唐能在与外界保持接触的同时，和四邻保持一定的政治距离，唐朝皇帝不需要对外承担政治、经济、军事义务。依据羁縻政策，唐不对外扩张，因而省去了四处征战、在新征服地区建立行政机构、派驻军队和平叛的庞大开支。羁縻政策还使唐的邻居能够接触到唐的物质文明和先进文化，而几乎不必承担风险。它们不必在政治上效忠唐朝，也不必改变自身的风俗习惯。唐羁縻政策的这一特质，正是唐在外交上取得成功的原因。647年太宗自己就曾指出：“朕于戎、狄所以能取古人所不能取，臣古人所不能臣者，皆顺众人之所欲故也。”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