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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中国中心性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 王贞平 2496 2021-04-05 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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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唐王朝近二百九十年的历史上,与其来往的国家及政权差异极大,有的非常友好,有的则敌意横生。历代皇帝为创造对唐生存和发展有利的国际环境,时常从古代丰富的遗产中为自己的行动寻找灵感和依据。这项遗产大约形成于西周(前11世纪—前771)至东汉(25—220)时期。当时,中原统治者与四邻往来频繁,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历朝历代为了实现自身目标,使用了一系列和平或暴力手段,例如安抚、联盟、分而治之、贸易、防御性战争、主动出击、屯垦戌边等。这些有时成功,有时失败的策略,特别是它们的思想基础,为李渊及其追随者以及他之后的唐朝皇帝提供了非常宝贵的、与自身所处环境直接相关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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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的中国中心性

  西周建立后,如何处理与诸侯及四邻部落的关系成为周廷的头等大事。“中国中心性”正是为处理此类事务而产生的观念,其内涵是周天子应在名义上或实际上统治天下,即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由于中心性只能存在于等级制度中,周廷因此将诸侯及四邻部落首领按照他们与周天子的关系亲疏以及封地与西周都城的距离远近划入“五服”。“五服”构建了一个理想化的世界,周天子居于中心,内臣、外臣及四邻部落首领居于其外。天子是权力的唯一来源,也是宗教、道德的绝对权威。臣子向他效忠,定期朝贡,还要履行其他义务。作为回报,周天子给予他们政治承认和军事援助。如果诸侯没能履行义务,天子可以剥夺他的头衔;倘若他再次或第三次犯下同样的错误,天子会没收其封地,甚至出兵征讨作为惩罚。四邻部落也应对周天子俯首听命,充当他的“藩篱”。

  这种理想模式使周天子的统治合法化。刻意区分“华”与“夷”,则为周天子统治其他政权提供了正当性。但这两个概念其实是对现实和历史的歪曲。所谓的“华夷之分”在古代基本不存在。当时,中国有五个主要部落,分别是中原的夏、东方的夷、西方的戎、北方的狄、南方的蛮。“夷”通过文化交往和军事行动频繁与“夏”接触,共同对早期中国及其文化的形成做出了贡献。孔子注意到了这样的历史发展进程,指出传说中的舜是“东夷之人”,西周文王是“西夷之人”。他对他们的治绩赞不绝口:“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孔子认为,“夷”人不仅对中国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还是其坚定不移的捍卫者。孔子在世时,许多诸侯势力膨胀,他们虽然在名义上臣服东周(前770—前256)天子,但并不履行对周王的义务。诸侯践踏中国政治传统,孔子为此忧心忡忡。他对弟子们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孔子的话表明,他不认为夷、戎、狄、蛮在文化上不如夏。这五个字原本主要是用于表述位于中国不同地理位置的各部落,只是到了西周时期,才逐渐成为带有价值判断的政治语言。周廷自称得天命而统治中国,为了支持这个主张,需要将夷、狄、戎、蛮贬低为“非中国”的“野蛮人”。夷、戎、狄、蛮从此便成了贬义词,有地位卑贱、文化落后、经济停滞的含义。

  尽管华夷二分法实际上是对历史的曲解,它却不可避免地左右了未来皇帝和大臣的外交思维。朝堂上针对这个概念的辩论通常会对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反对“华夷有别”的人大都支持包容性的政策,主张怀柔远人,将内附的部落安置在边境或近畿。与此相反,有强烈华夷观念的人则会支持领土扩张或孤立政策。一些人以“华夷有别”为由,支持中央王朝出兵征讨其他部落;另一些人则主张,华夷之间有不可逾越的文化鸿沟,任何征服和汉化的尝试都注定会失败。

  实际上,以周天子为中心的天下观与现实情况相去甚远。边境部落首领有时会向周天子奉献贡品,但其中大多数可能只是用于交易的商品。同时,他们还鼓动、支持周诸侯反抗周天子,成为导致周朝内乱的主要因素。春秋时期(前720—前476),周王的权威进一步衰落。前706年发生的一起事件,使周天子所谓的“中心性”荡然无存。当年,周王亲率诸侯大军讨伐拒绝向周王朝贡的郑国,但以失败收场。周廷在这次颜面尽失的挫败之后既无力继续伐郑,也无法命令其他诸侯国代行其事。这个信号清楚地表明,周王已经丧失了对诸侯的权威。势力强大的诸侯见机而动,吞并弱小邻国,中国自此陷入混乱。

  齐(今山东北部)、楚(今湖北南部)、秦(今陕西中部)、晋(今山西西南部)四国在战乱中脱颖而出,成为争夺霸权的强劲对手。

  中国的政治中心性和华夷二分法一样,远非政治现实。但“大一统”观念,即中国必须实现和维护统一,并居于世界中心,却成为历代统治者的政治抱负。齐国首先成为霸主,并将新的政治秩序强加给其他诸侯国。但它的霸主地位只维持了很短时间便被晋国取代。同时,其他诸侯国合纵连横,努力维护自身的独立性。当中原陷入内乱时,西北方的戎和狄变得越来越危险。周王不得不依赖诸侯国击退他们的进犯。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对所有诸侯国君主来说,与其他诸侯国及周边部落的关系比与周天子的关系更加重要。《春秋左氏传》生动地描述了这种情形:“诸侯守在四邻,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结其四援。”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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