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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亚洲的多极性与唐代

　　对外政策中的合宜性

　　唐朝的对外关系史足以证明，亚洲确实在向多极世界转化。在这个世界中，唐的实力仍然不容小觑，但已经不是主宰力量。唐与亚洲其他国家、政权的差距在缩小，亚洲的权力关系也不再是零和游戏。面对这些深刻变化，唐朝君臣意识到，仅靠自身的力量不足以阻止亚洲地缘政治环境的不断演变。他们承认流动性是国际关系的常态，仔细思考亚洲的无序流动问题，尝试理解造成这种无序流动的原因，并试图找到应对之道。尽管唐朝的一些官员在处理边疆问题时仍然声称要永远保持对边境的空间支配，但很多人逐渐认识到，这种领土主义不过是构筑在流沙上的美梦。 注释标题 流动性实际上是领土主义的一个核心要素，因为流动性“常常跨越疆界，改变领土主权的实质与内涵”。长远来看，“流动性与领土主义打交道时，在总体上占据上风”。见David Ludden，“Presidential Address：Maps in the Mind and the Mobility of Asia”，pp. 1061，163。

　　对亚洲多极性和边疆地区流动性的认识是唐对外政策的思想基础。虽然唐朝官员仍然以“德”“义”等道德观念为其对外政策建议辩护，但他们已经悄然放弃了一个原本被视为公理的理论——恪守道德观念必然能创造出一个有序世界。唐为管理对外事务的不确定性，必须根据某个特定时期唐与四邻的权力关系，灵活运用多种政策，从高压手段、调停仲裁到庇护、说服。对唐朝的很多官员来说，“宜”并不仅仅是唐对外政策的抽象准则，也是唐在对外事务中的道德实践。

　　然而，这种战略思维模式在唐代史料中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信奉儒家思想的学者和史官不愿意在著作中承认亚洲是一个多极世界，他们惯于把亚洲国际关系描述成一个以唐为中心的单极世界。在这个理想化的世界中，唐与四邻维持着宗藩关系，四邻承认唐的宗主国地位，向唐廷遣使朝贡，而唐朝皇帝向他们提供军事庇护，政治承认和文化、物质方面的好处作为回报。这样的安排彰显了唐的中心地位，构建了朝贡体系。一些当代学者也采纳了这种解释。 注释标题 参见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6页；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13页；L. I. Duman，“Ancient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d the Origin of the Tribute System”，in China and her Neighbours：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Middle Ages，ed. S. L. Tikhvinsky（Moscow，1981），pp. 43—58；John K. Fairbank，“A Preliminary Framework，” i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ed. John K. Fairbank（Cambridge，Mass.，1968）. pp. 1—19；栗原朋信：《中華世界の成立》，《史滴》第1卷，1980年，1—2页；濱下武志：《朝貢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東京：岩波書店，1997年，3—32页；金子修一：《東アジア世界論と冊封体制論》，载田中良之、川本芳昭编：《東アジア古代国家論》，東京：すいれん舎，2006年，324—336页；李成市：《東アジア文化圈の形成》，東京：山川出版社，2000年，26—48页；堀敏一：《東アジアのなかの古代日本》，東京：研文出版，1998年，124—126页。

　　然而，真实的亚洲世界并不是按照这种理想化、简单化的朝贡模式运行的。传统文人通常用“朝贡”来描述四邻与唐的交往，但这个词既不中性，也不客观，因为它忽略了四邻与唐往来的真实意图。

　　不仅如此，“朝贡”意味着唐在亚洲享有中心地位，这点也是值得商榷的。唐若想拥有这样的中心地位，需要在三个方面——物质财富、向边疆或境外投放兵力的能力、通过思想和文化影响四邻的能力——具有压倒性的，至少是明显的优势。遗憾的是，唐朝并不总是在这些方面占有优势。唐虽然在物质财富方面一直遥遥领先，但有时并没有实现境外战略目标的军事手段。一些政权，如新罗和吐蕃，在军事实力上即便没有超越唐朝，也足以与其抗衡。前者顽强抵抗，成功地将唐军逐出朝鲜半岛；后者直接挑战唐对西域的控制，对京畿地区施加了巨大压力，甚至曾攻下过唐都长安。吐蕃的军事活动迫使唐廷重新全盘审视自身的军事战略。结果，唐廷放弃了朝鲜半岛，转而集中力量应对吐蕃的威胁。随着唐的地缘战略重心从东北转向西北，唐廷失去了对朝鲜半岛和辽东的控制。唐朝官员未能看出，这样的事态发展对唐的安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十世纪末以后，一个又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从东北南下中原。最终，蒙古人和后来的满人建立起了自己的王朝。 注释标题 王小甫：《总论：隋唐五代东北亚政治关系大势》，载王小甫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14—20页。

　　在通过思想和文化影响四邻的能力上，真实情况也比看上去更加复杂。唐朝确实拥有通过输出自身文化、法律和行政管理制度影响亚洲的强大能力。但唐的四邻并不是唐朝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被动接收者，它们会根据自身情况有意识地加以调整，并由此发展出各自的政治或民族中心论，认为自己——而非唐朝——才是天下的中心。这些互相竞争的中心论无可避免地削弱了唐的政治权威，降低了唐作为亚洲思想、观念主要发源地的重要性。但唐在这方面影响力的下降是不明显的，几乎难以察觉。很多亚洲国家、政权的君主并没有公开挑战唐的中心地位。他们仍然与唐保持着官方联系，接受唐朝皇帝的册封以巩固其在国内的地位，争取唐朝支持自己对他国领土的申索，确保得到唐朝的军事援助和保护，以及获得接触唐朝的物质财富和先进文化的机会。

　　亚洲国家、政权对“唐朝中心论”的暧昧态度，为其与唐廷的关系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一方面，唐声称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将惠及亚洲各政权。一些亚洲君主认为，唐能保障其政权的安全，证明其统治的正当性。他们常常在与其他政权发生摩擦和冲突时请唐廷仲裁。他们为了维护在政权内部的独尊地位，接受唐朝的册封。但另一方面，唐并不能左右亚洲的地缘政治环境。亚洲各政权的君主在与唐发生利益冲突时，绝不会对唐廷言听计从。唐发现自己或是由于资源不足，或是由于缺乏将自己构想的世界秩序强加给对方的政治意愿，很难迫使他们就范。唐廷可以用军事行动威胁反复无常的外国君主， 注释标题 例证之一是高宗在651年给百济王的敕书，见《旧唐书》，卷199上，5330—5331页；《新唐书》，卷220，6199页；《全唐文》，卷15，72页。 也可以剥夺其封号， 注释标题 见674年新罗王的事例，《新唐书》，卷220，6204页。 但这两种方式都无法有效地使其改变想法。朝贡体系的理论框架显然不能解释亚洲的国际关系。将这些关系生搬硬套地纳入以唐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是对以多极为本质的国际关系现实的过度简化。

　　理论上说，在多极世界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国际事务中充当唯一的决定性力量。各种不同力量将共同影响和决定某起事件的走向和结果，而该结果往往与相关各方的预期大相径庭。此外，并不是只有具有一定实力、财富或威望的国家才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影响力。各国不论强弱都会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努力创造一个对自身生存和发展有利的外部环境。 注释标题 小约瑟夫·奈指出：“多边外交在没有多极军事平衡的条件下也能够进行。”见他的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p. 83。

　　有中央政府和明确疆界的国家是现代国际关系的核心要素，但古代亚洲国家并没有固定疆界，中央官员也不是国际舞台上的唯一成员。唐朝的边陲地区基本上都是多民族聚居区。那里的人没有共同的血缘、语言和历史，相当自由地四处迁徙。他们没有固定的政治认同，经常同时向不同政权宣誓效忠。他们的四处迁徙和多重效忠，常常使“内部”事务和“对外”事务的界限变得模糊，有时甚至会成为唐与四邻冲突的根源。

　　唐朝对外事务的双重管理体系使情况更加复杂。在该体系下，中央官员和地方官员都拥有处理对外事务的权力，唐的对外关系因此更加难以预测。地方官员作为君主的代理人，本应忠实执行君主的对外政策，但他们常常我行我素，置朝廷政策于不顾。他们的活动为唐朝的对外关系增添了新的与众不同的特色。不论是唐还是其他政权的地方官员，都是亚洲多极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唐廷为处理这些复杂关系而发展出的策略，承认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即唐朝实力有限，在面对复杂的对外关系时无法制定出一个迅速、简单解决问题的方案。因此，唐朝的对外政策很少是和平与战争、谈判与拒绝、安抚与融合、强迫与参与之间的二元选择。唐廷需要运用多种合宜的政策来处理多极亚洲的各类问题。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