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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征的外交“供求”论

　　太宗的大臣魏征（580—643）最先认识到，唐的军事胜利会导致危险的扩张政策，从而给唐带来灾难性后果。太宗曾对长孙无忌说：“贞观之初，上书者……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但魏征反对朝廷中的主流观点。他提出了著名的处理内政外交的十六字方针：“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

　　魏征的政策显然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他的政策既体现了儒家的理想（在与四邻交往时应“耀德不观兵”），也反映了道家的主张（君主为了天下太平，应以善政造福百姓，避免不必要地介入百姓生活）。但归根结底，他的政策主要源于他对唐朝内外不断变化的形势和唐廷应采取的合宜行动的透彻了解。唐廷可资使用的资源有限，在制定目标时必须量力而为。它需要合理分配资源以妥善应付内政、外交方面相互竞争的需要。唐廷还须遏制单纯凭武力实现对外目标的冲动，这样才能够集中精力通过行政手段解决内部问题。

　　魏征的对外政策是冷静的，是建立在对唐朝实力的客观评估和清醒认识之上的。在他看来，唐朝建立不过十年，刚从内战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好似一个大病十年，刚刚痊愈的人。这个人现在骨瘦如柴，不可能背负沉重的米袋日行百里。唐的军事能力有限，只能选择与其他政权和平共处，战争将使唐本就匮乏的资源消耗殆尽。

　　对唐朝实力的上述评估，使魏征以唐满足其他政权各种需求的能力为基础制定自己的对外政策。在他看来，其他政权的君主对唐提出的请求，包括遣使入朝、内附、和亲等，都可视为他们对唐的“需求”。魏征认为，唐在满足这些需求时必须量力而行。628年，魏征劝谏太宗拒绝西域十个小国前来朝贡。他说：“中国始平，疮痍未复，若有劳役则不能安。往年高昌主来入贡，马才数百匹，所经州县犹不能供，况复加于此也。若任其兴贩，边人则获其利，若引为宾客，中国则受其弊矣。……今若许十国入贡，其使不减千人，使缘边诸州将何取给？”向唐廷名义上的外臣提供耗费巨大的军事援助，尤其令魏征担忧。李百药（565—648）对此也有同感。他的《封建论》通过赞颂太宗表达了内心的忧虑：“陛下每四夷款附，万里归仁，必退思进省，凝神动虑，恐妄劳中国，以事远方。”魏征和李百药的担忧显然影响到了太宗，以致他在631年拒绝康国（撒马儿罕）成为唐属国的请求。他对大臣们说：“前代帝王，好招来绝域，以求服远之名，无益于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国内附，倘有急难，于义不得不救。师行万里，岂不疲劳！劳百姓以取虚名，朕不为也。”

　　魏征在检讨任何一项政策时主要考虑的是该政策所需的开支及其给百姓造成的负担。632年，他上书反对太宗举行封禅典礼。这是一个为宣示天下太平而祭祀天地的盛大仪式，唐朝大臣和外国君主都会参加。魏征直言不讳地指出：“诸夏虽安，未足以供事，远夷慕义，无以供其求。……岂可引彼夷狄，示以虚弱。”

　　太宗采纳了魏征的谏言。太宗执政初期的政策受道家的影响大于儒家。初唐时，源于北朝（386—581）的游牧文化影响仍然根深蒂固，还远不是儒学的全盛期。当时的一位僧人写道：“是时国基草创，兵甲尚兴，孙、吴之术斯为急务，孔、释之道有所未遑。”唐皇室崇尚武力，重视实用主义，进一步强化了游牧文化遗产。当时，建立军功是加官晋爵、博取社会名望的主要手段，儒家学者被嘲笑为书虫。太宗在登基前一年的616年就已经明确说出自己的治国理念是“安静为务”。 630年，他写下《政本论》，阐明道家的清净观念是其处理政务的主要原则。他写道：“为政之要，务全其本。若中国不静，远夷虽至，亦何所益。”

　　穷兵黩武、繁徭重役正是导致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太宗对此仍然记忆犹新。当突厥一再骚扰唐朝边境时，一些大臣建议修缮长城，让百姓驻守在烽火台。但太宗否决了他们的提议，认为不能将如此繁重的任务加在百姓身上。 635年，他对侍臣说：“故夙夜孜孜，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夫治国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盛。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 637年阴历二月，太宗发布诏书，称老子是唐皇室祖先，将道士的地位提高到僧人之上，并进一步确认了道家思想在政治生活中的关键作用：“老君垂范，义在清虚。……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诏书中提到的道家政治理想，是初唐对外政策思想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