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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战转和

　　僖宗（874—888在位）即位后，唐开始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应对南诏的攻势。874年冬，南诏再次袭扰四川南部。朝廷立即任命曾在866年从南诏手中收复河内的高骈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并从四个州募兵以为增援。但高骈信心十足，认为无需任何援助就能击退敌军。他在前往成都上任途中，于875年正月到达剑州（今四川剑阁，距成都东北约两百公里）。他从那里派人命成都官员打开所有城门，让难民返乡。他的部下认为这个决定过于轻率，对高骈说：“蛮寇逼近成都，相公尚远，万一豨突，奈何？”高骈答道：“吾在交趾破蛮二十万众，蛮闻我来，逃窜不暇，何敢辄犯成都？”他继续解释说，数十万难民拥挤在成都已有数月之久，生活条件日趋恶化，而且春天将至，成都有可能暴发瘟疫，因此必须立刻开城让难民离开。成都的居民和难民都对高骈的决定交口称赞，很快恢复了正常生活。这个消息也传到在雅州的南诏将领耳中，他们对高骈放松成都防御的真实意图狐疑不解，决定请和撤军。高骈到达成都后不到一个月，便调集了五千精锐骑兵，将南诏军一路驱赶到大渡河。唐军在一次决定性战役中，夺取了南诏军大量铁甲战马，俘获并处死了五十名南诏部落首领，然后继续南进，收复了邛崃关和黎州。高骈还在连接四川与南诏的两处要地修筑工事。之后，他请求朝廷允许自己率六万人攻打南诏，但未获朝廷批准。

　　世隆在成都之役失败后，开始诉诸外交和战争的两面手法。但高骈拒绝奉陪，下令处死世隆的使者。不过，高骈很快就意识到，他同样需要通过外交手段与南诏暂时休战，以便士兵能够集中精力使成都瓮城早日竣工。他上奏朝廷称自己将派高僧景仙出使南诏。这是高骈的一步妙棋。在此之前，几名唐使也曾造访南诏，但都因世隆拒绝向他们行揖拜礼而未能完成使命。高骈确信景仙不会遇到同样问题。南诏君臣皆笃信佛法，他们将礼遇僧人。事情的发展果然如高骈所料。世隆和大臣一同在首都郊外迎接景仙，他在接见景仙时行揖拜礼，同意与唐结盟。作为回报，景仙许诺唐公主将嫁给南诏君主。南诏清平官在景仙出访后不久，便率三十人来到长安，确认双方结盟，并商讨和亲仪式的细节。使团的三十人将作为人质留在长安。唐廷虽然任命景仙为鸿胪卿，让他负责接待南诏使者，但完全无意兑现其承诺过的结盟与和亲。双方就结盟及和亲的礼仪问题进行了长达数月的冗长谈判，但未达成任何具体协议，只同意在一段时间内互不采取敌对行动。这正是高骈希望的。没有了南诏的军事干扰，高骈的士兵和民夫得以集中精力修筑成都的防御设施。高骈为了阻止南诏袭扰边境，散布谣言说，他将巡视边境地区，然后命驻守在成都至大渡河沿线烽火台的士兵点燃烽火，似乎他们正等待他前来。但高骈从未离开过成都。成都的防御工程在他的严格监督下最终在三个月后竣工。

　　实际上，无论唐，还是南诏，都无力在九世纪七十年代发动大规模攻势。连年的战争使西南百姓筋疲力尽。877年世隆死后，唐的宿敌南诏也放弃了军事扩张政策。比起战争，年轻的新君隆舜（877—897在位）更喜欢狩猎和饮酒。南诏再也没有给唐制造过大麻烦。

　　877年阴历闰二月，南诏派出四人使团联络岭南西道节度使辛谠，建议双方言和。辛谠上奏朝廷，力促唐帝允许他接受南诏的提议：“诸道兵戍邕州岁久，馈饷之费，疲弊中国，请许其和，使赢瘵息肩。”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一名唐将陪同南诏使团一起返回南诏，并向南诏新君送上书信和礼物。双方的紧张关系得以缓和，唐廷也随之大幅削减了留驻邕州的兵力。

　　双方关系的改善促使隆舜寻求与唐和亲，他将成为唐帝的“次级合伙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他没有以个人名义向唐帝上“表”，而是吩咐一名大臣起草了一封在层级稍低的官方联络中常用的“牒”发给唐中书省。878年阴历四月，这封信件送达唐廷，很多官员为来信傲慢的语气和放肆的请求感到震惊，因为隆舜在信中自称“弟”，而没有称“臣”。礼部侍郎尤为不悦。他认为高骈及其外交活动应该为南诏这封不友好的来信负责：“南诏骄僭无礼，高骈不达大体，反因一僧呫嗫卑辞诱致其使，若从其请，恐垂笑后代。”中书省起初决定对南诏的请求置之不理，但一位大臣对此表示忧虑：“如此，则蛮益骄，谓唐无以答，宜数其十代受恩以责之。然自中书发牒，则嫌于体敌，请赐高骈及岭南西道节度使辛谠诏，使录诏白，牒与之。”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878年腊月，中书省告诉南诏使者，剑南西川节度使将对他的请求给予答复。

　　尽管唐廷官员对加强与南诏的关系并不热心，辛谠却急于再次与宿敌联系，以便获得更多情报。他的第一名使者在878年阴历五月回来后不久，辛谠就在尚未收到朝廷任何训示的情况下，在同一个月派出三名下属——一名摄巡官和两名大将——前往南诏。不幸的是，他们和使团半数成员病死途中，而辛谠自己也罹患中风。他传唤另一名摄巡官徐云虔到府上，眼含泪水，握着徐云虔的手央求道：“谠已奏朝廷发使入南诏，而使者相继物故，奈何？吾子既仕则思询国，能为此行乎？谠恨风痹不能拜耳。”徐云虔被这番话深深打动，于878年阴历七月接受了使命。

　　徐云虔经过数月颠簸，于879年阴历二月初到达善阐（今云南昆明以南）郊外。他看到一群正在狩猎巡游的骑兵，手持长矛，簇拥着一位身穿绯红衣服、头系朱红丝带的年轻人。一名南诏官员告诉他：“此骠信也。”隆舜并不把徐云虔当作上国的来宾接待。他向唐帝表示问候，翻身下马，向徐云虔作揖行礼，但坚持徐云虔的副手和使团成员要向自己行跪拜礼。然后，他隆重接待了徐云虔，设宴款待直至深夜。第二天，南诏官员又向徐云虔请教儒家经典《春秋》。但是，隆舜拒绝向唐帝称臣。两名南诏大臣来到客馆，询问徐云虔：“贵府牒欲使骠信称臣，奉表贡方物；骠信已遣人自西川入唐，与唐约为兄弟，不则舅甥。夫兄弟舅甥，书币而已，何表贡之有？”徐云虔试图说服他们，辩称隆舜之父的兄弟是隆舜的叔叔，而隆舜继位后，他们都自称隆舜的臣子。徐云虔争辩说：“骠信既欲为弟、为甥，岂可违祖考之故事乎。”但隆舜不为所动。他交给徐云虔两封装在木夹里的信件，一封致中书门下，一封致岭南西道，但没有向唐帝上表或进贡。

　　南诏的两封来信在唐廷重新引发了是否应当和亲的争论。有人强烈反对，也有人赞成。庐携、豆庐琢在上书中着重指出：“前岁冬，蛮不为寇，由赵宗政未归。去岁冬，蛮不为寇，由徐云虔复命，蛮尚有冀望。……冬期且至，倘蛮寇侵轶，何以枝梧？不若且遣使臣报复，纵未得其称臣奉贡，且不使之怀怨益深，坚决犯边，则可矣。”

　　唐帝此时的当务之急是平定黄巢起义。他显然认为与南诏和亲最为有利，因此不但批准了和亲，还允许隆舜在今后的来信中不必称臣。880年阴历六月，剑南西川节度使致信南诏君主，传达了皇帝的旨意，并赠送了大量黄金和丝绸。唐帝挑选了一名宗室之女，封她为安化公主，准备把她嫁给隆舜。唐廷派出由宗正少卿、一名宦官及熟悉南诏情况的徐云虔组成的高级使团前往南诏，颁赐皇帝敕书。

　　唐与南诏的和亲由于唐的内乱而未能实现。唐廷向南诏派出代表团五个月之后，东都洛阳落入黄巢手中。880年腊月，黄巢军西进，夺取了潼关。唐僖宗从长安仓皇逃往成都，唐廷陷入一片混乱。危机之中，唐廷使者于881年阴历八月从南诏归来，带回喜讯，隆舜同意上表称臣，并许诺遵从唐帝的诏令。隆舜还回赠僖宗金银器、丝绸、香料和马匹等礼品。次年阴历七月，隆舜再次上表，催促安化公主尽快前来南诏。唐廷回复说，有关和亲礼仪的商讨刚刚开始，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完成。但隆舜已急不可耐。883年阴历七月，南诏清平官等三名高官率领一个高级使团来成都迎娶唐朝公主。他们带来了奇珍异宝以及一百床毡毯作为聘礼，却没有机会将礼物送给安化公主。双方在如何接待来使的问题上产生分歧，南诏迎娶公主的努力因此落空。唐官员在成都郊外举行的欢迎仪式上，故意按照接待副使的规格接待南诏正使。南诏使者对降格接待不满，拒绝向唐官员鞠躬。这一无礼之举导致唐廷礼貌但坚决地拒绝了南诏使者迎娶公主的请求：“銮舆巡幸，仪物未备，俟还京邑，然后出降。”但南诏使者不肯就此罢休。他未经唐廷许可便擅自进入成都，试图再次为此事争辩。唐廷下令将南诏使团扣留两年，使者一行直到885年才获准返回南诏。

　　九世纪八十年代与唐廷就和亲展开的旷日持久的谈判，是南诏最后一次重要的外交活动。可惜的是，这件事最终无果而终。这一挫折并不意外。南诏从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二十年间，频繁对唐用兵，国力消耗巨大，南诏王室、将军和权臣之间的矛盾也愈演愈烈。隆舜治下的南诏国因此逐渐走向衰落。897年，南诏朝廷爆发了激烈的权力斗争，隆舜被手下大臣杀害。南诏新君舜化（897—902在位）向唐廷遣使，请修旧好。但此时的唐昭宗（889—904在位）受一名权力极大的节度使掣肘，没有答复南诏的请求。舜化的统治十分短命。902年，南诏权臣郑买嗣发动政变，处决了舜化及其八百名支持者，宣布建立新政权。南诏国覆亡。

　　南诏国的灭亡表明，一个政权与其他政权的联系不仅会影响其外部环境，还会影响其内部政治发展。唐朝的对外政策与内部政治之间同样具有关联性。十一世纪的宋代史家就注意到，“及其（指唐朝）亡也，以南诏”。据他们分析，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世纪八十年代唐和南诏的战事给唐西部和西南边疆带来了严重影响。唐廷为了应对南诏的军事压力，从中原调兵到桂林（今广西桂林）。但唐军士兵不适应南方的亚热带气候，不满在当地长期驻扎，于是在868年哗变，自行返回位于徐州（今江苏徐州）的本营。与此同时，中原百姓为了南诏之役承受着沉重的兵役和赋税负担。桂林事件实际上是中原两次大起义——874年王仙芝起义和875年黄巢起义——的序曲。

　　880年，宰相庐携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当时的形势：“自咸通以来，蛮两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征兵运粮，天下疲弊，逾十五年。租赋太半不入京师，三使、内库由兹虚竭。战士死于瘴疠，百姓困为盗贼，致中原榛杞，皆蛮故也。”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更多的骚乱、起义爆发，唐王朝最终在907年灭亡。在宋代史家看来，这些事件演变背后的因果联系昭然若揭：“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

　　唐和南诏的关系史还表明，唐和南诏的双边关系是在多极地缘政治环境中发展起来的。除了南诏，其他部落也竞相在云南开疆扩土，而唐和吐蕃也试图向该地区渗透。在激烈的权力角逐中，南诏首领以多重效忠为软实力来处理与唐、吐蕃的关系。南诏表面上对唐和吐蕃称臣，但实际上，这些关系是建立在相互的一己利益的基础之上，并为相关各方带来了共赢的结果。

　　对唐廷来说，在七世纪五十年代支持南诏，可以确保唐向云南扩张的过程中能够得到南诏宝贵的合作。对南诏首领来说，效忠唐廷可以获得唐的政治承认和军事援助，显著提高自己相对于其他竞争对手的优势。南诏最终在七世纪三十年代实现了统一云南的霸业。

　　但是，南诏统治者并没有长期保持亲唐立场。从理论上说，在多极世界里，任何一个国家总是根据某个特定时期自身与其他国家的力量对比来确定行动方式。因此，一个国家的国际行为是可变的，从成为另一个国家的政治附庸，到结成军事同盟，再到对另一方发动攻击，但最终目标都是扩大自身利益。

　　南诏建立后，皮逻阁及其继任者将疆域向东扩张到了唐廷的势力范围。双方很快爆发冲突，并一直持续到八世纪八十年代。阁罗凤为了应对唐廷的军事压力，运用自身的软实力，利用吐蕃对抗唐朝。 752年，他与吐蕃结盟，接受吐蕃封号，成为吐蕃的附庸。异牟寻在统治初期也采取了亲吐蕃立场，并积极参加了779年吐蕃对唐的大规模进攻。但是，由于吐蕃每次进攻唐朝都要求南诏出兵协助，南诏无力承担如此高昂的代价，因此异牟寻不久后便改弦更张，于八世纪九十年代初转而效忠唐朝。

　　从八世纪九十年代到十世纪初，唐和南诏的关系经历了四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在从八世纪九十年代到九世纪二十年代的第一个三十年中，双方联手对抗吐蕃；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南诏对唐立场摇摆不定，时而与唐和平共处，时而骚扰唐边境；九世纪六十年代，边境摩擦升级为激烈的军事对抗，双方均元气大伤；此后，双方都不得不集中精力处理内部问题，双边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正常，这样的关系一直保持到907年唐朝灭亡。在一个多世纪之中，唐和南诏的关系可谓大起大落。但双边关系令人目不暇接的发展，归根结底还是由于西南地区的多极地缘政治环境。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