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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历史的弑君案

　　当时的宋国有两大公族：一支以孔父嘉为首，孔父嘉的职位是司马，掌管军权；一支以华督为首，华督被授命为太宰，掌管行政。两支公族共同执掌朝政，辅佐君王。

　　孔父嘉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顾命大臣，他和华督都是宋国王室的旁支，所以归根结底，他们算是一家人。

　　孔父嘉掌管宋国的军事，宋殇公这些年的对外战争都是他在主持。宋国八年打了十一场战争，民众苦不堪言。殇公和孔父嘉这对君臣难免给人留下“战争狂”的印象。

　　这时宋国民众对于连年战乱的忍耐已经达到极限，包括华督在内的朝中大臣也对战争非常不满，但他们又不能直接反对君主，想来想去，只有拿孔父嘉开刀。

　　史书上记载，孔父嘉的妻子非常美貌。她有一次乘车外出，不小心被华督看见了。华督顿时被她的美色迷倒，就起了歹念，想要害死孔父嘉，把她弄到手。于是他就在国内传言：“大王发动战争都是听信了孔父嘉的谗言，现在老百姓被害得这么苦，都怪孔父嘉。只有杀了孔父嘉才能拯救百姓！”宋国的民众本来就已经怨声载道，这下百姓的情绪彻底被煽动起来了。华督在众人的拥护之下杀死孔父嘉，抢走了他的妻子。

　　但这段记载的可信度并不高，华督杀孔父嘉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为了阻止宋君再度发动战争，而不是为了什么美女。而且后来华督在宋庄公手下依然是首席大臣，说明当时的人们还是很认可他的，他不太可能干过强夺人妻这种让人诟病的事。

　　不过华督杀孔父嘉这件事倒是真的。孔父嘉被杀以后，殇公震怒，要拿华督问罪。华督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殇公也干掉了——做成又一起弑君案。

　　但出人意料的是，这起弑君案并没有像州吁弑君那样招来太大的反对声——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殇公确实太不得人心了。殇公被弑，郑国、齐国他们不用说，就差要给华督颁锦旗了，就连宋国国内也是人人拍手称快，自然没人去追究华督弑君的责任啦。

　　公子冯这时还在郑国，华督派人把他接回去，立为君王，是为宋庄公。华督又送给郑、齐、鲁、陈几个国家大量的贿赂。这几个国家更加高兴，都夸他会做人，更不提他弑君的事。宋庄公也就顺水推船，任华督为国相。

　　对于政客来说，会做人比会做事更加重要。

　　至此，中原各国延续十年的战争，以郑齐联盟完胜而告终。

　　我们别忘了被杀的还有孔父嘉。孔父嘉被杀，对于他们家族是一个重大打击，他们家族从此失去了在宋国的政治地位。

　　孔父嘉有一个儿子叫木金父，木金父以父亲的字为氏，称为孔氏。后来他们一直被华督的派系打压，为了避免政治迫害，只好全家逃奔到鲁国，继续在鲁国做官。

　　从孔父嘉算起，六代之后，这个家族出了一位彪炳千古的大人物，那就是被后世称为“至圣先师”的孔子。

　　宋国到这时基本平静下来，但弑君的浪潮还在蔓延，下一个受害者是鲁国。

　　鲁国：周朝文化的传承者

　　鲁国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的封国，是一个跟郑国、宋国差不多的中等大小的国家。

　　周公是周朝的圣人，具有极高的地位，周朝的礼乐制度就是周公当年制定的，鲁国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周礼的保管者和执行者。可以说，周朝的文化就在鲁国。

　　在春秋初年，如果我们要去寻找一个最有周朝特色的地方的话，不应该去周王所在的洛邑，而应该去鲁国，那里才是真正的“周”。

　　“周礼”具体是什么呢？就是一套全社会共同遵守的生活规范。

　　西周初年，周公为了巩固周朝政府的统治地位，在前代（最早可以追溯到五帝时期）礼乐制度的基础上，按照周人的生活习惯，制定了符合周朝社会的礼乐制度。这套制度规定了社会每个阶层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从饮食起居到丧葬祭祀，每个人都应该按照这套规范来生活，否则就是越礼。周人自从有了礼乐，就跟周围的蛮族区分开了。这是中国社会的重大进步。

　　礼乐制度最大的作用是维护社会稳定，每一个人都要在制度规定的框架内做人做事，不能逾越，否则就是僭越，甚至算作以下犯上，会受到严厉打压。当整个社会都按照这套规范来行事以后，就相当于用绳子把社会的每个部分都捆得严严实实的，这样的社会是高度稳定的。

　　周朝夺天下的过程来得太快，仅仅两代人的时间，就从一个边缘部落迅速膨胀成当时世界最大的国家之一。由于统治了许多不同的民族，维护稳定就成了头等大事，所以周礼对于周朝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在整个西周时期，周礼都得到了比较好的执行。但到东周以后，因为王室权威的衰落，社会各阶层也就开始散漫起来，特别是大权在握的诸侯们，基本上想干啥就干啥，不把天子放在眼里，于是开始了“礼崩乐坏”的时代。

　　举个例子，在春秋初年，作为周礼的执行者的鲁国，其国君就带头违反周礼，在陵墓的落成典礼上让人表演了“六佾（yì）”的舞蹈——而诸侯本来只能用“四佾”，这就越礼了。

　　这人就是后来被弑的鲁隐公。

　　鲁国的弑君案

　　除了要延续子嗣，古代的帝王们为了自身的享受还会娶很多老婆。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也可以理解，毕竟人类的本性都是自私的，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大多数人都不可能管住自己。

　　既然是为了享乐，看重的主要就是女方的姿色，管她是公主还是女奴，都无所谓。所以有很多帝王临幸了地位很低的女人，自然没法避免让这个女人生下王子。

　　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地位很低的女人生下的可能是长子，正妻的儿子反而排在后面，以后王位让谁继承呢？总不能让一个宫女甚至女奴的儿子当君王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发明了嫡庶制度。制度规定：嫡子优先，嫡长子是第一继承人，然后按他们的年龄排，没有嫡子才立庶子。所谓“有嫡立嫡，无嫡立长”。

　　这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解决问题，但还有一种情况：万一两个女人的地位差不多，她们的儿子该怎么排？那就很容易出乱子了。

　　春秋初年的鲁国就出了这种情况。

　　当时鲁惠公的正妻没有生儿子。惠公另有两个夫人：声子和仲子。声子生了公子息，仲子生了公子允。公子息年纪更大，但公子允的母亲的地位更高，却又没有高太多，所以公子息和公子允都不能算嫡长子。

　　惠公生前并没有把继承人的问题安排好，特别是没有及时地把仲子立为正妻，这就给后来的鲁国埋下了隐患。

　　公元前七二三年，鲁惠公薨，公子息继位，这就是鲁隐公。但这次继位很特殊，鲁国官方的说法是公子允是嫡子，应该由他继位，但他年纪太小，所以由公子息代他执政，或者说“摄政”，而公子允仍然当太子。

　　隐公一当权就是十一年。这十一年间，他完全拥有国君的身份，鲁国的各种决策全部出自他。所以他跟历史上其他的摄政王不一样，他只是名义上摄政，实际上却是君主。

　　到鲁隐公十一年，也就是公元前七一二年的时候，公子允已经是个二十来岁的成年人了，也有了自己的势力，但隐公仍然没有公开表现出要还政于他的意思。这时满朝文武都在背地里猜测隐公的真实想法——他到底准不准备把王位还给太子呢？一直这样拖着是什么意思？一些有心机的人开始蠢蠢欲动。

　　这时惠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翚（huī）登场了。

　　公子翚是一个很强势的人物，在战场上是一员猛将，立过许多军功，而且一向嚣张跋扈。

　　当年宋、卫、陈、蔡围攻郑国的时候，就是公子翚无视隐公的反对，自己带兵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后来鲁国帮着郑国打宋国，又是公子翚自作主张自己带兵去的。这样严重违反军令，他竟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可想而知，隐公对他有多么纵容。所以隐公在他心里也就那么回事，没什么好怕的。

　　公子翚想着自己立了那么多军功，应该受表彰，就想要隐公封他为太宰。正好听到朝臣们都在私下议论归政的事，胆大包天的他竟然想出一条异想天开的上位之路。

　　他跑去跟隐公说：“当初大臣们都认为您最有才能，所以才拥戴您当了国君。您当政这么多年了，一直受大家拥护，还有什么理由再把位子还给太子呢？依我说，干脆斩草除根，杀了太子，立您自己的儿子为太子。”

　　这个设想其实相当明智，可以说是忠言。

　　不料隐公却瞪大眼睛说：“这是什么话？我当初不是说好的，因为子允年纪太小，我暂时代他执政。现在他已经长成大人了，我正在菟裘（tù qiú）那边营建养老的地方，以后去那里住，把君位还给子允。”

　　至于封太宰的事，隐公说：“等子允登基了，去让他封你。”

　　这下把公子翚吓坏了，本来想投机取巧谋一个开国大佬的地位，结果把自己套进去了。现在话已经说出口，没法收回，以后这老头把君位给他弟弟，他弟弟一上台，第一个要清算的不就是我？这下惹来大祸了。

　　他毕竟是战场上出生入死活下来的人，做事果断狠辣，念头一转，马上去找公子允，说：“听说那老头想赖着不退位，还要把您杀了，以绝后患。不如我们先下手，我替您去干掉他！事后封我一个太宰的位子怎么样？”

　　公子允跟他的哥哥不一样，立即同意了他的阴谋。

　　公子翚是掌握军权的人，很快就布置好杀人计划。不久以后，隐公在寪（wěi）氏家里祭祀神灵的时候，被公子翚派的刺客暗杀身亡。

　　公子翚随后扶助公子允登基，是为鲁桓公；然后把隐公被弑的责任推到寪氏头上，灭了寪氏一族。

　　这件弑君案，说到底，主要责任其实在隐公自己。

　　不仅公子翚，连后来的历史学家们都猜不透隐公的真实想法：他到底是脸厚心黑想一直占着君位不还呢，还是真的是个善良的人？

　　要是真的因为公子允年纪小，不放心让他掌权，完全可以效法周公，让公子允先登基，自己当个辅政大臣——这方面，周公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正面例子。

　　其中的关键在于名分，首先得让公子允有君王的名分，隐公自己明确是大臣的身份，这样才能消除猜疑。但隐公却半推半就地当起了君王，把公子允打成太子。

　　如果隐公真的想当君王，那就该果断除掉公子允，而不是让公子允有机会长齐羽翼来夺权。在十一年的时间里，隐公应该有很多机会可以杀掉公子允，但他没有。即使公子翚主动来献计，这么好的机会，他都没抓住，反而把公子翚逼到了公子允那边去。

　　而且，他竟然想不到公子翚已经被逼上绝路了，没有做任何防备。一个手握军权的人说出要杀太子的话来，对这样的情况能不悚然于心吗？

　　最大的可能是，隐公本身是个散漫无大志的人，做事糊涂，他既没有夺权的志向，又有点舍不得君位。身为君王，却畏首畏尾拿不定主意，最终害死了自己。

　　不过，鲁国这种宫廷政变算起来只是小孩子过家家，不值一提。在同一时期，中原大地上的超级大国晋国内部，正在上演一场史诗级的弑君大戏，前后延续六十七年，弑杀五任君王，惊动国际社会，周天子亲自参战……

　　那就是春秋时代最大规模的夺权斗争——“曲沃代翼”。

　　曲沃小宗的由来

　　故事还要从西周末年说起。

　　周宣王时期，晋国当政者是晋穆侯。穆侯的正妻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叫仇，次子叫成师。

　　关于两位世子的名字有这样的传说：据说当年穆侯跟着周王去讨伐戎人，结果惨败，回来以后正好妻子生了个儿子，穆侯就给这个儿子起名叫仇，以记住这次败仗。后来又一年，穆侯去讨伐戎人，大获全胜，回来以后又生下一个儿子，于是把这个儿子起名叫成师，就是战争获胜的意思。当时就有人说这两个公子的名字起反了，长子仇名字不吉利，次子的名字却大好，以后让长子当国君只怕镇不住次子。不过这都是传说而已。

　　后来穆侯的弟弟殇叔篡位，公子仇逃到国外；几年以后公子仇回来杀死殇叔，夺回了君位。

　　他就是前面讲过的晋文侯。

　　文侯是强势君王，当政四十年，把晋国打造成了威震天下的一流强国。

　　但文侯却犯了一个错误：没有管束好他的弟弟成师。明明有殇叔篡位的前车之鉴，不知道文侯为什么还会犯这样的错。

　　按照分封制的规定，文侯这一支是大宗，是家族权力的继承者；成师那一派是小宗，需要另立门户。按理说小宗的势力应该明确受限，但实际却没有。

　　所以到文侯过世的时候，成师的权势已经非常大了。

　　公元前七四五年，文侯的儿子即位，是为晋昭侯。

　　昭侯这个年轻小伙感觉自己根本约束不了那个强悍的叔叔，就做了一个严重错误的决定——把叔叔成师封到远离国都的曲沃，于是成师又被称为曲沃桓叔。

　　可能昭侯是一个性格软弱的人，认为既然制约不了这个叔叔，索性一脚踢开，把他派到遥远的封地去，眼不见为净；认为他远离了政治中心，谅他也翻不起什么波浪。却不料这一下就成了放虎归山。

　　晋国的首都在翼，但曲沃才是晋国的第一大城市，比翼更大——从这一点可以猜测，也许把成师封到曲沃并不是昭侯自己的想法，而是成师主动争来的——总之，这相当于送了一个牢固的后方基地给成师。

　　当时也有人明确反对这项决定，但昭侯仍然坚持自己的决定。

　　成师，现在叫曲沃桓叔，已经是一个接近六十岁的老人了。丰富的政治经验把他打造成了一只极难对付的老狐狸，大概跟当初他的哥哥类似，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从离开都城起，就制订了一系列严密的夺权计划。

　　而他确实也有过人的才能，尤其是善于笼络人心。史书记载，曲沃桓叔非常受老百姓拥护，从晋国各地去投奔他的人络绎不绝。

　　在桓叔的努力经营下，曲沃的人力和财力都迅速增长，成为一支可以和晋国中央政府抗衡的政治势力。

　　仅仅过了七年，桓叔就做好了夺权的准备。

　　《诗经·唐风》里面有一首《扬之水》，据说就是描写当时曲沃的军队准备开往翼城的情景：

　　扬之水，白石凿凿。素衣朱襮（bó），从子于沃。既见君子，云何不乐？

　　扬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绣，从子于鹄。既见君子，云何其忧？

　　扬之水，白石粼粼。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

　　“素衣朱襮，从子于沃”，是说穿着白衣红领的军服，在曲沃集结，听候桓叔的命令，整装待发。

　　“既见君子，云何不乐”，这是追随桓叔的人们对他的赞美。

　　“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是说接到了开往翼城的命令，这是重大的军事机密，不能泄漏。

　　公元前七三九年，就在曲沃准备发动叛乱的时候，翼城骤然发生变乱，大臣潘父弑杀晋昭侯，请求桓叔进城执政。这次弑君极有可能是桓叔遥控的结果，但没有证据。

　　桓叔的军队还没来得及开入翼城，翼城内部拥护昭侯的势力就发起反击，出兵打败了桓叔，桓叔只好退回曲沃。政府军追杀到曲沃，但这时的曲沃已经固若金汤，政府军打不进去，双方只好收兵。

　　翼城那边的人们杀死潘父，立昭侯的儿子为君，是为晋孝侯。

　　这是“曲沃代翼”的第一次弑君。

　　为什么在晋国弑君如此容易？因为晋国是大国，而且地势易守难攻，号称“表里山河”，其他国家很难干涉他的内政。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春秋时期晋国发生的内乱远远多于其他国家。

　　从这时起，晋国事实上就已经分裂了，曲沃和翼两个政治中心从此开始长期的对决。

　　三代人的篡位战争

　　七年的苦心经营仍然没能成功。

　　这时候桓叔的年纪已经很大了，虽然有足够的雄心壮志，但已经无力继续争夺权力。他被自己的哥哥压制了大半辈子，到了终于可以翻身的时候，却差一步未能成功。

　　八年之后，桓叔在壮志未酬的遗憾中郁郁而终。

　　他的儿子公子鳝登基，称为曲沃庄伯。

　　开弓没有回头箭，曲沃小宗夺权的野心既然已经暴露，那就无法再跟翼城的中央政府和平共处了，双方必定要拼到你死我活为止。

　　庄伯依旧按照父亲制定的策略走，一面继续经营曲沃，一面准备对翼城的战争。

　　又过了七年，庄伯找准机会，率军又一次攻入翼城，杀了晋孝侯。眼看即将成功的时候，晋国政府又一次反击，联合荀国的军队打败了庄伯，把庄伯赶回曲沃，然后扶立晋鄂侯。

　　这是第二次弑君。

　　曲沃小宗仍然差了一步没能夺权成功。但政府军两次打败曲沃军队，却都只能把他们赶回曲沃，无法消灭他们，也无法解除他们的武装，说明曲沃的势力已经根深蒂固，无法剪除。

　　休整了几年之后，庄伯又一次发动进攻。这一次庄伯准备更加充分，他首先贿赂周王室，让周天子支持自己——周天子派出大夫尹氏和武氏帮助庄伯——然后又联合了郑国、邢国，共同攻打翼城。

　　这是最大规模的一次军事打击，中原各国、周朝政府都参战了。晋国中央军支持不住，彻底被击溃，鄂侯被赶出翼城，逃到随邑，不久以后死在了那里。

　　周天子自己带头破坏分封制，鼓励叛军以下犯上，所谓“周礼”已经完全被抛弃了（这件事不合情理，这一段历史记载可能有错，或者漏写了某些事件）。

　　庄伯听到鄂侯薨的消息，马上再次发兵攻打晋国中央政府，但不知什么原因，周天子却突然翻脸，反过来帮助晋国政府，派虢公带兵攻打曲沃（这也不合情理，可能史书有误）。庄伯只好放弃翼城，带兵去救援曲沃。

　　这是第三战，没有直接弑君，但逼死了鄂侯。这一次夺权又是功败垂成，但晋国中央政府基本被打残，已经无力抵抗曲沃军队的攻击了。

　　翼城那边随后扶立晋哀侯。

　　庄伯穷其一生继续桓叔的事业，可惜仍然没能成功，又把接力棒传给他儿子——曲沃武公。

　　公元前七一六年，曲沃武公继位，继续追求前面两代人没能完成的梦想。

　　晋哀侯八年，晋国政府侵占陉廷的土地。陉廷向曲沃求援，双方联合起来反击晋国中央政府。政府军又一次溃败，哀侯被俘虏，第二年被武公杀死。

　　这是第三次弑君。

　　这时候晋国中央政府已经很悲惨了，武公像杀敌国俘虏一样杀他们的国君，这个政府被消灭已经只是时间问题。

　　翼城那边随后扶立晋小子侯。

　　小子侯的命运同样悲惨，史书上记载他被武公“诱杀”，具体细节不明，可能是在双方谈判过程中被杀的。这时候小子侯继位才三年。他们祖孙三代人当政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二十年，所以哀侯和小子侯被杀的时候应该都还年轻，尤其是小子侯，顶多只是个少年。

　　这是第四次弑君。

　　这时周天子又一次出兵干涉，派虢公讨伐曲沃武公，武公抵挡不住，只好退出翼城，又一次退回曲沃。但他并不是败给晋国政府，这时的晋国政府已经是砧板上的肉，所以他不需要担心，只要继续等待机会而已。

　　这次由周天子主持，立晋哀侯的弟弟为君，是为晋侯缗（mín）——这是公元前七〇四年。

　　大概周王室和国际社会给了曲沃很大的压力，这之后，曲沃势力消停了很久，没有再继续发动战争。当然，这只是在给周天子面子，而不是说他没那个能力。

　　但武公当然不会放弃祖上经营了这么久的事业，这时曲沃的力量已经完全压倒晋国政府，随时可以将其推翻。终于在公元前六七九年，曲沃武公再度发起战争，又一次把翼城的中央政府击溃，杀了晋侯缗。

　　这是第五次弑君。

　　这次没人来救晋国政府了。

　　武公吸取了前几次的教训，用从翼城抢来的财宝贿赂周天子——这时的天子是周釐（xī）王。釐王见钱眼开，不仅不帮助晋国政府，反而干脆把武公封为晋国国君。

　　有了周天子的官方认证，曲沃势力成功洗白。

　　从此，曲沃武公就变成了晋武公，曲沃小宗成为新一任的晋国政府，一个全新的晋国站上了历史舞台！

　　经过三代人，六十七年对抗，六次大规模战争，干掉五任君王，逼死一任君王以后，曲沃小宗取得了这场争位大战的最终胜利。

　　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个在长期内战中历练出来的新一任晋国政府确实是很有才能的。他们强悍而高效，善于把控局势，心理素质过硬，韧性十足。在他们的带领下，新生的晋国，或者说，被调包的晋国，迅速开疆拓土，国力大增，成长为无可争议的天下第一强国！

　　周天子退居幕后，春秋时代真正的主角正式登场！ 权力游戏：简明春秋战国史（套装共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