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五部 走向全球社会

　　第十四章

　　数字供应链

　　人类发明自己不了解的东西，互联网是第一个。它是有史以来全球最大的无政府状态实验。

　　——埃里克·施密特谷歌董事长

　　看不见的基础设施

　　互联网是为克服距离而生的。全球各地研究机构的科学家寻找能够处理与分享巨量数据的有效手段。万维网的发祥地——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本身也是科学边界中立偏好的象征，因为这个周长30公里的实验室就横跨瑞士和法国两国的土地。今天，互联网脱颖而出，成了这个量子世界的化身。它无处不在，却又“难觅踪影”。它能够在瞬间建立连接，又可以在瞬间消失无踪。数据可以被过滤，被封锁，也可以碎片化为加密和编码的数据包，只有特定接收者才能将其恢复。无论是一本书、一首歌、还是一次事件“直播”，一切被数字化之物都可以同时在多个地方出现。为了让数据计算能力比以往更快，科学家正在利用量子纠缠与超级定位原理来增进光子传输数据的能力。

　　诞生于国家体系之间的供应链正愈加无国界，然而天生无国界的互联网却似乎正在变成国家分立的标志。哪种力量会赢得这场网络较量？

　　被我们称作“技术”公司的那些企业，实际上都是技术基础设施企业。电信已经超越所有其他形式的互联互通。如今，通过铜质电话线、信号中继塔、海底网络电缆或者低轨卫星，手持移动设备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同任何其他通信设备相连接。2009年至2014年，电信企业在移动基础设施上的投入超过2万亿美元，而在2020年之前，这些企业还会另外追加4万亿美元，以用于在全球范围内扩展连通规模，提升连通速度。

　　连通性基础设施企业正在扩张成为数字帝国。谷歌以网络浏览器起家，如今已经成为全球数据公用设施。在低成本连通的普及竞赛之中，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自己也变成了电信公司。谷歌推出飞艇无线网络，以便让偏远地区的人们能够使用谷歌服务；与此同时，Skype或WhatsApp等互联网电话除了不收费之外，已经与传统电话毫无二致；在互联网上没有所谓“漫游”。即便谷歌和Facebook在数据与注意力等方面存在激烈竞争，但两家公司都认为扩大互联互通才是最大的善举，因此合作发射了多颗卫星来服务“其他30亿人”在那些既没有医院也没有电的世界的最遥远角落，人们却可以使用太阳能充电或者运动充电的手机设备。不用想得太远，一个人人可以使用4G（最终是5G）手机宽带接入互联网的世界已经近在咫尺。

　　如同缠绕着皮球的纱线，今天至少有300条海底网络电缆纵横交错于地球之上，承载着全球99%的洲际数据传输。当遥远之地开始享受到连接的提升，这个地方本身的意义也开始改变。在非洲，随着谷歌、IBM、万事达等公司在初露锋芒的“大草原硅谷”（肯尼亚仿照硅谷设立的一座科技城）设立研究实验室，一根光纤电缆就把肯尼亚推入了世界的数字版图。2014年，乌干达和赞比亚这两个内陆国家第一次通过印度洋的光纤电缆实现了与外部的连接。在地理上，它们仍旧是内陆，然而在数字上，它们已经实现了连通。

　　互联网线缆铺设线路的电信地理图揭示了广阔地域间日益紧密的联系。北大西洋中的线缆数量最多，其次是太平洋。在太平洋，谷歌的一条长7500公里的新数据线缆——名字就叫作“更快”（Faster）——连通了加州和日本，然后从日本转向其他亚洲国家。预计这条光缆能够将2013年到2018年的亚太互联网数据流动提升两倍，达到每月47艾字节。同洲际航线一样，互联网线缆直连也会逐步在南美、非洲以及亚洲之间扩展，彰显出这些地区不断增强的相互联系。北极冰川的融化甚至使北极与伦敦及东京之间铺设一条新的极地网络线缆成为可能。科幻作家尼尔·斯蒂芬森曾经写道：“线缆的网络空间扭曲力量改变了商业世界的几何学，也改变了我们生存的政治环境与思维环境。纽约、伦敦以及东京金融区相互之间的距离，比布朗克斯到曼哈顿的距离短得多。”

　　目前从事软件行业的人数已经超过3000万，其中一部分为专业开发人员，其他则从事信息通信技术业务。有意思的是，这些人员的分布几乎可以按照美洲——欧洲、中东以及非洲——亚太这三大地理区域均分为三。预计到2017年，印度的软件开发人员数量将赶上美国，达到约500万人。不过，软件是最具全球互联互通性的产业之一。IBM、高知特（Cognizant）等“美国”科技企业在印度的雇员比在美国还多，而超过1/3的“印度”软件是为美国公司生产或者出口到美国的。

　　许多人很自然地将互联网理解为一种无形基础设施，但是实际上，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的连接正带来越来越复杂的连锁反应。光是信息通信技术行业消耗了全球1/10的电力就足以说明网络文明对自然资源的损耗程度。数据中心如今成了利润丰厚的房地产。数字帝国的物理所在显然抬高了旧金山的生活成本。亚马逊对程序员、销售人员、仓库以及数据服务器的需求正在重绘西雅图的天际线。从加州到密苏里，成百上千的城镇曾成功将沃尔玛挡在城外，保住了本地的零售商业，但他们却无法阻止亚马逊直接送货上门。与此同时，比特币最初只是一种小众加密货币，如今“现实”世界中却有越来越多人以此为生；如果比特币能拿到银行牌照并获允放贷，那么它就能迅速获得大量底层客户，将传统银行踩在脚下。移动传输技术蚕食着高塔的数量，更多的数字支付和电子商务则意味着更少物理货币的使用：瑞士正在走向无现金化，加拿大停止铸造便士，美国也有这样的趋势，而这意味着未来镍或者其他金属的消耗量将会出现下降。所以说，互联网用电消耗了煤，却给我们省下了铜和钢铁。虽然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的边界已经变得模糊，互联网内的边界是否越来越明显？

　　建一座有墙的花园，还是在信息高速公路上颠簸行进？

　　互联网世界充满流动与冲突，却没有来自参与者以外的管制。互联网从诞生起就多为私人所掌控。今天，约30家企业控制着全世界90%的互联网流量，仅谷歌一家就依靠网页、存储以及企业应用程序等掌握了全世界20%的互联网内容。作为互联网的核心，互联网服务供应商不愿接受政府的深度干预，反而更钟情于自我管理与自我调整。此外，可公开访问的网站只是整个互联网的一小部分。匿名且层层加密的网络以及比特币交易等暗网、无索引网页、企业内网以及其他不能公开搜索的数据库等深网，才是互联网内容的最大组成部分。

　　虽然互联网没有核心权威，但不受管制的无政府美好岁月也在逐渐远去，以前互联网只有技术监督，如今却成为极具复杂性的地缘政治战场。万维网之父蒂姆·伯纳斯–李爵士（Sir Tim Berners-Lee）曾经对互联网的战略操控提出警告，他倡议各方签订一个网络的“大宪章”以保证互联网的中立性。但是如今为时已晚：互联网已经表现出数字主权与封建主义的征兆，而其敌人也并不和政治地理完全对应。随着美国商务部不再担任互联网的事实管理者，过去20年由互联网域名与编号分配机构（ICANN）主导的自下而上、多利益主义的互联网管理框架也逐步演变，成了一种政府单边干预与国际电信联盟（ITU）国际监督共存的新体系。但美国政府无须成为互联网的管理者亦能渗透到世界最遥远的角落，鲸吞无穷尽的数据：依靠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棱镜”（PRISM）计划，美国几乎可以掌握任何它想要知道的东西。

　　但事与愿违，对美国国家安全局监控计划的回应导致互联网走向了“巴尔干化”。各国纷纷宣称拥有数字主权，或声称要保护本国公民的隐私不受侵犯（德国），或借此进一步控制公民数据信息（俄罗斯）。中国正在北京与上海之间修建一条据称是无法破解的量子通信网络，同时还在计划建造全球性的量子通信卫星网。不管这些政府是打算监控、过滤还是保护数字流动，如今服务器、线缆、路由器以及数据中心的地缘（以及法律）位置都已经达到与输油管道的地理位置同等重要的地位。当然，这其中的区别是很关键的。互联网数据可以被无限复制，也可以在同一时间、在多个地点存在。此外，数据可以改道或者偷偷流入目的地，接收者也有能力突破封锁获得数据。如果说数据是一种新的石油，它绝对也是一种更“滑”的石油。

　　毫无疑问，互联网已经不再是一个真正的无国界平行宇宙。推特虽说是世界上最自由、无内容筛查的一对多传播媒介，但在不同的国家，它同样会对内容进行事前限制。谷歌地图的服务必须得到用户服务器所在地的官方批准。虽然软件或者数据服务都必须根据国家限制做出调整（2015年欧盟废除与美国的“安全港”协议后情形就是如此），但这只是局部摩擦，而不是信息堵塞。不能因为印度、巴基斯坦以及土耳其要求Facebook删除成千上万被认定为冒犯政府的网页，就认为整个世界已完全沦陷于数字审查之中——毕竟在一些网页被删除时，另外一些雷同网页会以几乎同样的速度又出现在Facebook上。为了阻止某些网站，政府经常会部署成本昂贵的系统，然而，个人依靠Tor（洋葱路由器）、虚拟专用网络（VPN）以及uProxy等价格低廉的工具就可以规避这些限制。马来西亚和中国的有些创业企业在应用程序上集成了虚拟专用网络，可以直接让更多用户访问被封锁内容。部分过滤并不是完全的封锁，毕竟阿拉伯的独裁者已经领教过，完全封锁一定会让公民走上街头抗议。

　　为物理服务器和路由器进行地点设置是互联网的地缘政治，而网络战争就是互联网内的地缘政治。网络战争是一种量子类型的冲突：武器是无形的，其力量可以被感知却无法精确测量，也没有固定的储备库或军火库。网络战争没有战争法可以依托，而威慑也不仅仅是相关力量的问题。它是一场关乎黑客攻击的永恒之战，其目标或在于毁灭军事硬件（例如超级工厂病毒对于伊朗核项目的破坏），或在于窃取企业数据（例如俄罗斯对西方银行的行径），或在于获取政府数据和先进的技术知识产权。

　　互联网与真实世界的关联越紧密，网络攻击就越具有致命性。例如，电磁脉冲可以操控或者关闭关键的基础设施。因此，“物联网”也成了“威胁网”。这也是为什么如今的间谍机构不仅雇用国防官员，还要招募信息技术人员。数字五国（英国、韩国、爱沙尼亚、以色列以及新西兰）等网络联盟逐渐浮出水面，这些特征迥异的发达国家同意互相托管服务器并确保安全。依靠托管于友好国家的互联网服务器，巴勒斯坦人聚居区和库尔德人聚居区化身为虚拟国度，而这也说明，即便是无国籍社群也可以利用互联网来开展选举，处理国际外交与经济关系。但在网络空间，联盟也可能是一种幻象。实际上，云社区不仅与政府对抗，云社区相互之间也有斗争。匿名人士在2014年对“伊斯兰国”的宣战，2015年黑客组织从欧洲交易所Bitstamp偷走价值500万美元的比特币，都显示了这一特征。

　　供应链世界将地缘政治议程和商业议程融为一体，网络空间亦如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监视计划的暴露导致技术民主主义合法化崛起。特别是中国，微软和思科在政府和企业的采购名单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国产操作系统之类的本土产品。中国也要求国内销售的软件必须留有可访问源代码的后门。中国采用了不少先进国外技术，同时在中国企业不断扩张应对全球竞争之时，利用长城防火墙为这些企业提供商业保护。国外有维萨，中国有银联；国外有GPS，中国有北斗卫星网络；还有诸如阿里巴巴和百度这样的新型数字巨头，都是（在竞争对手缺席的情况下）先稳固了广阔国内市场，然后投入国际竞争的中国产品与服务。

　　西方和中国企业之间的摩擦仍有增无减，但同时因为从中国走出去的资本与数据不断增长，技术间的相互依存也在不断加深。比如，中国的软件开发商对Githup等编码平台仍非常依赖。为了促进人民币计价贸易，中国于2015年推出了中国国际支付系统，不过，该系统要想成为拓展中国影响力的有力一员，就必须进一步加强与国际伙伴的交流与沟通，而不是相反。数字较量和金融与供应链的较量一样，本质上是掌控流动，而不是阻止流动。

　　印度、日本和韩国也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数字独立性。他们具备必需的工程人员、国内企业、市场深度、支付系统、网络安全工具以及其他要素，可以维系国内技术部门的自我发展，提供全方位的互联网服务。在一个拒绝网络服务攻击及其他破坏的时代，网络的自给自足极为关键。但能提供高质量替代品的国家寥寥无几。像越南和马来西亚这样的新兴国家，与其浪费数十亿美元建设本地系统，倒不如充分利用低成本的基础设施即服务（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云端软件、数据存储以及企业应用程序。在这些国家，民众也需要面对数据“离岸”不再安全，数据“在岸”又脆弱不堪的双重打击。由于在线言论受到管制，数据安全也遭受侵犯，所以民众不只是在利用互联网进行动员，而且动员本身也是为了获得自由使用互联网的权利。就像有些中国人或俄罗斯人将现金转移到国外，公民在网上也将数据转移到谷歌、亚马逊或者其他不会受到政府干预的服务上去（如今亚马逊的网络服务收入已经与电子商务收入持平）。除了万维网和深网，未来还会有一个“安全网”。云端比地面安全，这一点或许最终将获得证明。

　　一个社会与互联网的联系越多样化，其民众就越能逃避政府审查。然而，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和网络电缆越多，也意味着政府防患于未然的手段越多。超过60个国家仅有一到两个互联网服务供应商，一旦网络被切断，这些国家将面临极度风险。互联网经常被拿来和银行、电力行业等公用事业做类比，在后者中，细小与区域的失误常常导致大规模的崩溃，例如，20世纪20年代银行体系的崩溃与70年代的石油禁运都导致了全球经济危机。要想阻止类似的网络灾难出现，就需要让数据存储和获取分布得更为分散：更大的弹性来源于连接而非隔离。连接越多越好，即便连接无法被掌控，也胜过数量稀少的可控连接。

　　互联网设计之初就是一个网状结构，它的目的是连接节点，而不是成为国家的代表。虽然一些政府在其地理范围内可以设置各种路障、绕行道、坑洞以及其他障碍，却无法迫使企业按照指令改变数据流动。科技企业在需要帮助时（例如和中国或者俄罗斯谈判）会寻求政府的庇护，但同时又希望远离政府，尤其是远离国税局和联邦调查局。谷歌、Facebook和亚马逊与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有来往是事实，但这并没有使它们成为政府的代理人。实际上美国情报界倒是抱怨这些科技公司在出卖国家安全利益：一方面，它们为了符合欧洲对公民隐私保护的规定而选择单独与欧洲政府合作，与此同时又在向对手国家出售敏感技术。为了保护知识产权，谷歌和亚马逊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研究资助。2015年，谷歌拒绝参加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机器人挑战赛。在大学，来自企业、以企业商业利益为优先的研发资助不断上升，而政府支持在下降。最终决定谁更具优势的是科技领先水平，而不是主权。

　　同样，联邦和警察等执法机构则以《网络情报共享和保护法案》为法律依据，从对信息展开更多的无授权窥探与收集。与此同时，国家安全局利用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等互联网服务供应商来增进对电子邮件的监控。与之相对应，网络社会则在持续改善互联网架构以更好地防范监控，而互联网企业也积极行动，以避免国家安全局的监控项目过多侵犯用户和客户数据。2013年，爱德华·斯诺登使用的安全邮件提供商Lavabit宁可自行关闭也不把SSL密钥交给联邦调查局。美国政府要求访问微软部分国外客户数据，却一直未得到该公司同意。苹果的iOS 8和最新版本的安卓系统都引入了加密协议，不允许任何人访问用户数据——这不但阻止了美国政府，那些利用之前版本后门获取数据的黑客也被挡在门外。

　　说起互联网最早的起源，其实是为了在出现敌人攻击时有足够的备用通信。今天互联网能够抵御任何断网——无论是物理上海底电缆被拔除，还是数字上服务中断，都不会造成互联网断裂。政府创造了互联网，但如今互联网却独立于政府存在。是政府跟着互联网运转，而不是相反。因此，即便网络空间出现军事化，互联网仍旧是一个自愿联合、在线商务以及心理占用率竞争的世界。即便摩擦的升温会使得某些数据置于国家管辖之下，互联网的发展也不会停止，而且会变得更加多样与复杂。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整个系统的互动能力会愈加强大。

　　数字身份盛宴

　　科幻小说作家擅长从当前技术推断未知的科学突破。在他们所描绘的人机共进的巨幅画面中，我们的身份将不断扩展，现今我们是数字人，未来则将演化为存在于平行但又整体的网络宇宙中、能够代表我们独立行事的虚拟形象。最终，具有全感官体验的四维能力融合将使我们无须移动地理位置也能将意念瞬间转移至遥远的物理空间。之后，我们就来到了Matrix。

　　虽然“距离已死”的口号已经喊了数十年，但只有今日城市化与交通发展、通信与数字化以及资本市场与供应链这几大要素合在一起时，地理决定论才被有力否定。每一项基础设施投资以及每一项技术创新，都使得我们互联互通的前景更加确定。事实上，互联网不仅仅是一条简单的信号管道，它更像是一个复杂数据的储藏室。正如很多科学家所言，互联网正在越来越类似于一个“全球大脑”。虚拟现实的先驱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说，数字全球化“重塑”了世界，将我们集体化的组织协议变成了新型的网络效率。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这种转变是否正在发生，而在于是否人人都在参与这种转变。

　　最初，互联网是我们的目的地，如今，互联网就是我们所在之处。它同交换媒介（货币）、信仰体系（宗教）以及政治体制（政府）一样无处不在，成为一种通用的规范。互联网网民的数量超过了任何国家的公民数量，互联网的参与者数量超过了任何宗教的信仰者。

　　人类文明沿着自然的江河扩展，网络文明也同样沿着数字的河流传播。互联网的版图时刻处于变化之中，在新社群增加的同时，现有的社群也在不断被改变。全国性的数字集群不过是按照政府的传统方式实现互联，虚拟社区则可以汇聚分散在各处的个体，超越自然地理的限制。随着爱沙尼亚等国数字定居方案的出现，边界就再也无法成为享受“国家”服务的阻碍。

　　基于网络社区内部与相互关系密度的大地线地图向我们展示了数字网络与情绪的拓扑结构。身份认同是一种社会偏好的联合，它既通过宗教和种族等传统类别体现，也包括基于职业、经验以及主张等形成的新社群形态。微软研究院的地理社会人口学研究先驱丹纳·博伊德（Danah Boyd）通过跟踪发现，数字原生民天然将互联网视为权力获取的入口，他们通过这个入口发掘并拓展更为广泛的身份认同，并赋予它与天生身份认同同样的重要性。

　　2014年，在线社区BitNation开始推行一种基于区块链的身份系统，这种系统具有匿名、去中心以及安全特性，既是一张网络通行证，也是一个比特币的提款卡。不断扩张的云社区和云技术使其引发了米歇尔·博旺（Michel Bauwens）所谓的“P2P文明”。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创始人之一桑迪·彭特兰（Sandy Pentland）将这些身份建设的关系模式称为新的“社会物理学”。而随着天平在现实与虚拟之间不断摇摆，政府对媒体、叙事以及身份认同的垄断也正变得一去不返。

　　互联互通使得个人既有权选择归属于不同于原来的一方，也有权选择在同一时间属于多方。如今，在我们的文化或者民族身份之外，我们也把连接性用于对自我价值感知的某种度量。“你的网络就是你的身家”这句话既适用于个体，也适用于国家。

　　连接性财富的扩张

　　互联网催生了各种社会与经济资本形式，而这在20年前是难以想象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知识单位——即里卡多·豪斯曼（Ricardo Hausmann）所谓的一个“人——字节”——能够为全球产业链贡献价值。当数十亿无法获得应有尊重的人民成为这个连通全球社会的“人——字节”后，他们也开始赢得一丝人生的尊严。

　　实际上，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如果没有正式的身份证明，是无法使用手机的。但是对于底层的数十亿人而言，连通是获得身份的前提。要使用手机通常首先要以合法形式购买一个手机号码，但是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地区的手机账户都是预付费号码，既不需要押金和银行账户，也不需要信用卡或者固定住址信息。数十个国家的手机账户数量已经超过了银行账户数量，在这些国家中，前者轻易就可以替代后者，变成通信与银行服务的双重入口。

　　在混合现状下，我们不应低估数字连接的内在价值。哈佛大学的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谢里·图克尔（Sherry Turkle）等批评者认为，数字生活会侵蚀家庭的纽带，但是他们忽略了这些新型的且更加多样化关联的重要性，同时也未注意到数字通信其实降低了交易成本，并且为新型的参与、学习、消费或投资腾出了时间。例如，自2008年到2013年Skype的通话时间增长了500%，而这毫无疑问增进了许多家庭的紧密感，同时也使得个人省下钱去学习钢琴或者汉语等。我们应该记住，在诸如拉美等低信任度社会中，社交媒体是传播正确信息、规避精英谎言的必备工具。

　　互联互通是社会更充分发展的平台。信息技术产业是全球经济中增长最快最具活力的部门。伴随基础设施的兴建以及广泛的部署，新技术总是会催生出全新的产业。自工业革命以来，运河、铁路、电、公路、电信和互联网都遵循了这一规律。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家卡洛塔·佩雷斯（Carlota Perez）的说法，它们都引发了“所有行业在生产率以及质量上的巨大飞跃”。在经历了泡沫和衰退之后，社会就会学习如何运用新技术去降低在实施阶段产生的不平等，那就是在部署阶段，通过投资教育和增进包容来扩大技术工人的规模。光纤电缆让高频交易者抢先一步，但是服务于大众的谷歌光纤也已在部署之中。如今，各城市政府都在下水道系统内铺设光缆，将电话亭变成无线热点，在地铁里增添无线服务。

　　到2030年，几乎全世界的每个人都会拥有自己的手机，并能够通过智能手机、无线热点或者网状网络连接互联网。全世界部署的高速宽带越多，就会有越多的民众和消费者从更快的信息访问、更低成本的产品以及更多的就业机会中得益。与此同时，在现实连通实现缓慢之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取而代之。“原子不及，比特顶替。”汤姆·斯坦迪奇（Tom Standage）说。虽然没有图书馆，但民众可以通过互联网访问一个无限大的信息帝国。技术哲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利斯（Manuel Castells）和派卡·海曼（Pekka Himanen）认为，无论是从个人权利获取还是从经济生产率角度看，“信息发展”，即通过信息获取增进个人尊严的能力，已经成为一项基本的权利。

　　与全球流动的连通创造了就业，带来了财富。释放出印度优秀人才潜力的并非印度经济，而是数字供应链，依靠后者，印度才得以迅速崛起，从服务进口国变为出口国。此外，通过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计算机编程、后端研发以及医疗射线会诊等高利润服务出口国获得了双重收益：既吸引了更多投资，也增进了出口。科技企业的融资成本也在急速下降。如今，风险投资家、华尔街的银行、家族办公室、天使投资者以及像Kickstarter这样的众筹平台能够在一个更为包容的融资生态系统中并存，与传统公开市场笨拙的融资方式相比，如今的投资方资本更雄厚，行动更高效。

　　但新经济离不开旧经济。数字服务的发展需要依仗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只有把经改善的基础设施同电子商务相结合，我们才能构建一个实体和虚拟的混合市场，使商品、服务、支付以及投递等服务日益无缝衔接。例如，推特和亚马逊达成合作，在推特上加入标签的物品可以直接进入亚马逊的购物车，并且在一个小时内送达曼哈顿的任一角落。这样的模式可以推广至全球：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物流及借贷一体模式已经使它成为供应链巨头。如今阿里巴巴的伙伴企业已经遍布以色列与新加坡等国，公司在美国也有巨大发展空间。创新的支付宝把阿里变成了一家银行，其借贷服务则可实现资本在阿里会员间的流通——阿里会员信用违约率极低。如果基础的电子商务规则能得到规范，那么全世界成千上万以全球贸易为生的中小企业就能够更好地与成长市场连通，实现更好的销售业绩。在eBay，90%的商家开展过跨境交易。如今在全世界，海关摩擦仍是令人头疼的主要官僚病之一，腐败机构把持着边境，以莫须有的边境重税对合法商品贸易敲竹杠，只有电子商务的“绿色通道”能让合法商品顺畅流动。数字流动越是超越实体流动，互联互通就越能惠及人人。

　　全球数字劳动力

　　为了管理我们的日程，或者做互联网研究，我的妻子和我常可能在遇到台风时雇一个菲律宾人，遇到停电时雇一个印度人，遇到战争时找一个乌克兰人，遇到动乱时找一个突尼斯人——甚至有一次我们还雇过一个也叫萨达姆·侯赛因的马来西亚人。这些人都是通过Upwork来寻找短期的上门服务工作。如今虚拟求职门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Upwork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另外还有亚马逊的土耳其机器人（Mechanical Turk）和Freelancer.com，这些网站至少为100万人带来了额外收入。虽然与通用汽车等工业时代的同行前辈相比，硅谷科技公司的雇员数大为减少，然而这些公司各个全球服务平台却为关联的大众提供了各种便携式数字化工作：张贴广告、核实地址、登记拍摄、价格对比等，不一而足。一个数字中产阶级正在崛起，而这并不需要基于一个广泛的消费群体，甚至也不需要以市场经济为前提，它唯一需要的是在线的连接。

　　罗纳德·科斯等经济学家致力于确定企业的最佳规模，以求降低有效执行某些功能时的交易成本。但今天的网络结构能够充分利用其日益无障碍的连接优势，在公司规模无须同步增长的情况下实现业绩扩张。虽然传统的效率指标无法体现互联互通的全部优点，但实际上创新本身对互联互通具有极强的依赖性。如今的数字供应链从设计上就极为分散，而对于各个企业（既有固定于一处的企业，也有多地运营企业）而言，工作空间的共享或是使用在线工具让从未相遇的人众包，都是用以增进同事情谊的方式。数据显示，来自不同地区的程序员会在项目上通力合作，并在各种项目的进度中建立持久的伙伴关系。

　　然而，一个充满竞争的全球数字劳动力市场的崛起，对于一般的西方消费者兼劳动者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当身在公共广场或咖啡馆里的亚洲人同时推进三四个Upwork上的工作接单时，技能不足的美国人却面临着网络结构性失业的威胁——发达经济体中一半的就业岗位都是由可交易的服务型产业提供的。如果他们够幸运，他们所面临的只是一次角色转换：为了满足美国客户的需求，成千上万在印度呼叫中心工作的员工都必须上夜班，同样，为了服务亚洲客户，如今许多美国程序员和设计师也必须通宵工作。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常常要单打独斗：2014年，美国有5300万人被确定为自由职业者，占整个劳动人口的1/3强，且这个数字仍在上升。许多大公司要么缩减人员规模，要么将团队改为按需组建的非全职模式，后现代社会也因此变成一个数字临时工的集结。数字临时工无须客户直接雇用，而是通过Wonolo这样的中介网站，从可口可乐或者其他公司接一些临时派出的小活儿。在今日美国，通过从TaskRabbit或Fiverr（在这个网站接一个活能赚5美元）等网站接活儿来维持生计的“永久临时工”成了增长最快的一个工种。

　　当我们在谈国家价值链提升这件事时，我们需要明确所指的是这些国家的企业还是这些国家的民众。虽然美国科技企业的创新能力雄霸全球，但在美国50个州中的30个，排名第一的工作岗位却是货车司机。这样的岗位不可转移到别处，但可能迅速被自动化。依靠算法日益增强的分析能力，技术自动化正在替代包括白领工人在内的上百万劳动者。雇员需要改变或者改进工作技能，否则，即便经济能在较少劳动力的情况下变得更有效率，这些无技能的人群也会给社会带来麻烦。

　　一些积极的政府也在寻找对策，以对兼职劳动者增多这一新趋势加以利用。碎片时间（Slivers of Time）是由英国政府资助私人运营的项目，通过打造个性化的微型工作，该项目不仅给英国家庭带来了收入，也为财政每年多增加了超过5亿美元的税收。金融危机之后，德国在行业、工会以及政府的联手资助下推出了短工津贴（Kurzarbeit）方案，该方案在提供兼职以保持劳动者就业的同时，还利用工作外的剩余时间为劳动者提供工作技能的升级培训。

　　共享经济是否是拯救经济的另一条道路？通过将他人的汽车或者房屋等资产出租，共享经济平台所创造的经济活动预计将在2020年超过3000亿美元。优步（Uber）和Airbnb（旅行房屋租赁社区）将数十亿的个体相连接并为他们搭建了一个可以进行交易的市场，两家公司的估值也因此蹿升。实际上这并不能叫共享经济，而更应该被称为自律性点对点资本主义的全面繁荣。在这样一种资本主义中，人们通过微型工作获取微利，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连接成了一切稳定性的基础。

　　19世纪的社会学家涂尔干若能目睹今日从垂直依赖向水平相互依赖的转变，相信也会为之赞叹。涂尔干是早期工业革命的先知，也是网络革命的预言者。在观察到劳动者的专业化崛起之后，他断言：“社会在容量和动态密度上的增长，深刻改变了集体存在的基础条件。”他所谓的“动态密度”，指的是劳动分工不断扩张过程中所发生交易的数量、速度以及多样性。为了在网络资本主义中获得更大话语权，从任务分配和服务共享中崛起的劳动者正在形成自己的联盟。自由职业者联盟等跨行业群体不但会员数量实现了增长，而且在他们为更高最低工资和灵活医疗保险奔走呼吁的同时，他们的影响力也在逐渐提升。随着机器人和算法日益取代人力，我们也更加依靠互联互通来争取我们的经济福祉。

　　第十五章

　　文明的融合

　　国家与文化融合

　　在我十几岁时，有人曾经误认为我是美国著名网球球员皮特·桑普拉斯。后来我才知道这不是因为我喜欢玩发球上网和习惯正手击球。2014年年中，也就是我将自己的口腔唾液拭子寄给《国家地理》的基因地理项目几个月之后（已经有140个国家的上百万人参与此项目），我上网查询了检测结果。令人沮丧的是，测试结果显示我的基因有22%地中海血统（桑普拉斯家族就是从希腊移民至美国），17％的东南亚血统，10％的北欧血统，而西南亚血统只有约50％。我以前可是以为我是如假包换的旁遮普人呢。

　　《国家地理》的数据显示，人类基因的混合方式之复杂，超出了多数人类学者的想象。自人类于6万年前走出非洲，展开全球化的第一步之后，大规模的基因混合一直在有规律地进行。例如，美洲的原住民既有欧洲和中东的基因，也有同等的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血统。

　　全球性的基因消融并非是新现象，而是一个连续过程。全球的互联互通正在使这个过程变得更迅速。今天，全球有3亿生活在原籍国之外的所谓外国人，其数字之众在历史上绝无仅有。这一群体持久流动的结果就是越来越频繁的人口融合。从美洲到非洲，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移民都在与其他人群通婚。和气候变化一样，种族消融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巨大的飞跃出现前，在多数时间内都在悄然进行。

　　今日大规模永久性的迁徙正在重塑整个世界的版图：北美正成为梅斯蒂索混血（欧洲与北美原住民的混合）、拉丁人以及亚洲人的混合体；欧洲则融入了北非人、土耳其人以及阿拉伯人；在红海沿岸，非洲人与阿拉伯人的文化交融正在持续；在远东，中国人和西伯利亚人的融合正在兴起。如果人们所认为的“人口即命运”为真，那么我们的命运就是一个全球性融合文明的出现。

　　也有人说，“文化即命运”。但这些人说的是哪种文化呢？数百年来，多少人为了建设民族国家而不惜一战，然而随着移民和种族的融合，建设纯粹民族国家的目标已越来越难以实现。15世纪，在收复失地运动之后，由于怀疑基督教的新皈依人群（包括以前的穆斯林摩尔人以及西班牙犹太人）可能在私下里继续保持原有信仰，西班牙官方曾试图检验这些人是否具有纯粹的西班牙血统。以这种所谓“纯正血统”（Limpieza de Sangre）政策为由，他们强迫个人在科尔瓦多教堂中对着一个委员会下跪，并报上自己往上六代祖辈的姓名和出生地。他们试图以此来判定人的血统纯粹度，但这显然是徒劳的。

　　今天世界上仅剩的事实民族国家（即一个种族群体的唯一居住地）已经只有十几个：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孟加拉国、埃及、匈牙利、冰岛、日本、黎巴嫩、马尔代夫、马耳他、蒙古、波兰和葡萄牙。其中，孟加拉国的人口最多。虽然最近200年欧洲激进的民族国家主义运动实现了政治分权，却始终未能实现国家的种族纯洁。自相矛盾的是，这些运动反倒进一步促进了人口迁移以及进一步的种族消融。毫不夸张地说，民族国家观念已经过时。

　　欧洲民粹主义者的排外声浪或许会使我们以为民族身份认同的收紧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主要的社会政治议题。但并非如此。恰巧相反，全球富人与穷人、年轻人与老年人以及不间断人口融合与文化调整必要性之间的结构性失衡，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社会学现象（另一个重要现象是互联网的影响）。

　　作为民族国家的诞生地，如今欧洲又成了民族国家消失速度最快的地方。尽管欧洲试图遏制移民，但人口流动有增无减。非洲人和阿拉伯人在欧洲长久居留，且生育率高于本地人口，这与拉丁裔人口在美国的情况类似。在德国，土耳其籍劳工的后裔人数已经接近德国人口的5%。欧洲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几个城市，比如布鲁塞尔、伯明翰、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马赛和马尔默等都有纯移民构成的完备社区。马赛是拥有非洲人最多的欧洲城市，也是一座具有非洲特色的欧洲城市。在伦敦，10%的新生儿童是非洲人或南亚人同盎格鲁欧洲人通婚的结果。穆罕默德是如今最为常用的新生男孩名。

　　来自中东和非洲的难民及寻求庇护者数量也创出历史纪录。扩展的铁路网络以及开放的边界曾经促进了东欧的现代化，如今它们又变成成千上万人逃离中东乱境的路径，更有甚者，有人还从法国加莱潜入英吉利海峡隧道，企图入境英国。许多人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为了偷渡，叙利亚的阿拉伯人和厄立特里亚的非洲人向人贩子支付高额费用，但载着他们的拥挤而破旧的渡轮最终却沉入了地中海。在欧洲部长们的眼里，这片偷渡之海俨然一片“坟墓”。为防止偷渡者踏入大陆，欧洲边防局配备了快艇、巡逻船以及飞机来拦截偷渡船只，并在弹丸之国马耳他设置处理中心，将拦截下的偷渡者遣返非洲。自20世纪80年代《申根协定》签订以来欧洲人就享有的自由流动，如今却因为泛欧移民政策的缺失，逐步让位于隔离和筛查机制。

　　然而，虽然在移民问题上摩擦出现升级，但更多流动显然才是主流。德国视人道主义为不可推卸的责任。随着德国人口的老龄化与数量减少，前东德的废弃城镇数量越来越多，德国政府打算引入100万移民人口安置在这些地区。一个埃及亿万富豪提出要收购一座希腊或者意大利的无人岛，为阿拉伯难民提供庇护。这些岛的主权是否应该比其功用还重要？

　　在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美国共驱逐了至少200万墨西哥移民，与此同时，西班牙于2014年通过一项法律，允许驱逐所有非法入境的北非人。不过总的来说，不论是英国这样限制移民还是马来西亚和沙特阿拉伯驱逐外国劳工，虽然其政策出发点都是为了降低失业率，鼓励本国公民加入劳动力大军，然而真实情况是国内和外国的劳工其实并无竞争关系，因为这两者基本上属于互不相同但又高度互补的群体。美国没有足够劳动力来取代拉丁人采摘水果和棉花，也没有足够劳动力取代菲律宾人做护士和保姆。美国人口越老龄化，这个国家就需要越多的移民来保持必要社会职能的运转。与此同时，美国也已经认识到，驱逐墨西哥人并不能解决墨西哥人的问题，反倒会刺激这些人以毒品交易和帮派暴力等形式重新进入美国。如果真要遣返移民，那也应该让他们带着技能和资金回去，只有他们把自己的国家稳定住，催生移民的土壤才会最终得以消除。西班牙也从摩洛哥人那里获得了同样的教训：一旦西班牙切断对地中海沿岸的援助，就会有更多摩洛哥人非法进入西班牙的飞地休达和梅利利亚。无论用何种办法，他们最终总会实现自己的目的，而欧洲的社会结构也因此逐渐被改变。

　　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也改变了欧洲精英群体的面貌。1954年德国足球世界杯冠军队成员是清一色的德意志人，到了2014年世界杯，德国国家队有一半成员都是后来才成为德国公民的外国人。德国绿党的领袖是土耳其裔，最新的卫生部长则是越南裔。欧洲有一个以500年前的荷兰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命名的教育交流项目，其中1/3的参与大学生都缔结了国际婚姻，孕育的具有混合国籍的“欧洲婴儿”更是超过百万——这是第一代后民族国家欧洲人。此外，欧洲人的基因也在全球寻找交流对象：丹麦和英国的精子主导了供体受精市场，每年有2000个具有半欧洲血统的孩子在70个国家出生。欧洲本土人口在下降，但欧洲人的基因却在走向全世界。

　　到2100年，日本的原住人口预计会大幅下降至5000万人左右，低于目前人口规模的一半。面对少子化倾向，欧洲、日本以及其他老龄化社会要么选择引入移民，要么就只能等待人口死亡。若招募不到年轻劳动力，税收、基础设施升级以及社会服务都无法实现。因此，今日一些欧洲国家的反移民风潮并不能代表以后他们不会做出相反的决定，因为他们的人口失衡已经变得更为严峻，而且他们也认识到，增进移民其实是一项双赢策略，既可以增加为本土人士服务的劳动力，又能增加以交税支持社会支出的消费者。

　　国家“自我”认知的部落化定义正在为现实所取代，逐渐演化出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准则，在这些准则之下，不同的群体都可以合法地将部落主义者之国当成自己的家。请记住，法国禁止头巾和荷兰的语言要求都是同化政策。随着公共债务的飙升，发挥移民优势要比将移民视为负担更为务实。有远见的国家已经开始采取措施，鼓励移民从事卫生和基础设施维护等本国人不愿意从事的服务部门，与此同时，高级技能移民则参与到医疗行业和外国人一体化等项目中。融合将继续下去，唯一的问题是文化同化是否会获得成功。

　　近三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是对优秀移民最具吸引力的目的地，也是最大的同化社会。硅谷的创业公司有一半都是由移民创立的。移民的孩子过去是学校的佼佼者，如今则成为职场的主力。这提醒我们，一个只有美国人的美国，和一个非美国人能够变成美国人的美国绝对是天壤之别。

　　不过，在经合组织（OECD）中，澳大利亚才是外国出生居民占比最高的国家，其外来人口占比27%，其次是加拿大，占比25%。美国拥有世界最大的移民存量——4000万人，但移民占总人口的比例却已经下降到接近经合组织12%的平均水平。此外，由于美国幅员辽阔，移民历史悠久，在美国的大量外来人口所感受到的文化冲击，要比在欧洲小国少得多。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如此之高的移民比例，与其和美国存在全球人才竞争不无关联。对于全世界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而言，美国已经不再只是唯一的选择。

　　西方的移民模式正在呈现出转变迹象。由于拉美裔和亚裔聚居群体寻求社会文化的稳定性，先前的“大熔炉”正在更多地向“沙拉碗”转向。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和其他亚洲移民已经成为最大的新移民群体，阿拉伯语和乌尔都语则是美国增长速度最快的家庭使用语言。这逐渐重塑了选举政治和议会组成。多伦多一个区的议会席位候选人如此描述这样的景象：“这是无尽的微型地缘政治。要在政治上拉拢亚美尼亚人、希腊人——也不要忘记‘马其顿人’——伊斯玛仪派、锡克教徒、菲律宾人，更不用说朝鲜人和波斯人——包括各种政体类型和沙阿的效忠者。然后还有犹太人和中国大陆人。联盟在不断形成和变化。”这就是后现代民主政治在融合社会中的形态。

　　城市化和移民的结合，使得多伦多以及伦敦、纽约、迪拜和新加坡等成为世界上最为融合的城市。在这些地方，外国出生居民的数量达到甚至超过了本土出生人口数。城市必须对贸易（及贸易商）保持开放才能延续，因此政治理论家本杰明·巴伯（Benjamin Barber）认为城市具有“天然的连接性”，古代同质化的城邦在今天也演变为各具特色互相连接的国际大都市。一个更像多伦多而非冰岛、更像迪拜而非东京的世界，需要一种新的政治框架。国家需要通过普通法和后种族主义的身份认同来保持统一。2014年，大卫·卡梅伦在教会团体的压力下，宣称英国应是一个值得骄傲的“基督教国家”，但这种说法遭到了强烈反对，因为许多人坚持认为英国是一个多信仰社会甚或是一个无宗教社会——在伦敦人眼里，这是毫无疑问的。相比之下，10年之前托尼·布莱尔于2005年7月伦敦伊斯兰恐怖袭击发生后的表态更为妥当。当时他说，有文化群体想要将他们的习俗强加于他人，或者试图打造一套并行的正义体系，但“英国的生活方式”绝不会向他们低头。卡梅伦与布莱尔，前者寻求的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同一性，后者则表现出一种渐进包容的公民多元性。

　　尽管存在种族差异，以移民同化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仍在努力寻求身份的共识。新加坡之所以成为一座国际枢纽，既是因为古代中国移民与大英帝国内部印度移民的涌入，也要归功于自我设计：李光耀坚持为所有民族提供公屋，拒绝出现任何形式的贫民窟。今天，新加坡是世界上宗教信仰最为多元的城市之一，每一种宗教都在这里留有丰富的印记。新加坡公民仅占该国总人口的一半，超过20%的婚姻都是跨种族的结合，尤其以中国裔和印度裔为最多——伴随世代交替，“中印人”的数量越来越多。印度和菲律宾移民劳工也在新加坡和迪拜融合，一个新的“印菲”种族因此浮出水面。跨种族家庭越成为常态，种族主义立场的政治诉求也就变得越发虚弱。李光耀内阁任职最长的部长拉惹勒南（S. Rajaratnam）说得好，新加坡人“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信念”。

　　这样的城市国家是新的融合性文明的孵化器，因为只有选择包容性而非排外性政策，这些国家才能取得成功。对于多数城市而言，现在才禁绝族群贫民窟显然为时已晚，但是对于务实的城市领导人来说，增进当地居民的权利，减少身份政治却犹未晚矣。我们不要老想着要打造一个自由议会制度下的理想多民族国家，而应该更多考虑使用技术官僚手段来管理那些人口密集的城市——无论这些城市是高度的多民族混居还是各民族各自割据。无论如何，在外国人已经成为永久的利益相关者之时，“公民”这一概念似乎已经变成了奇妙的不合时宜之物。巴西建筑师、南部城市库里蒂巴曾经的前卫市长杰米·雷勒（Jaime Lerner）将城市称作“最后的友爱避难所”。城市是人们必须自我建设自我供养之地，无法承受任何的自我撕裂。要达成身份的认同，就需要面对经济不平等的现实，采取措施增强凝聚力。在这样的情境中，全球性城市变成了实验的熔炉。在多伦多，非公民也能在全市公投中投票；在纽约，50万非法移民拥有身份证件。快速小范围的反馈循环能够弥补文化信任上的任何赤字。实际上，他们是在多样性间建立信任的桥梁。

　　虽然全球性城市展现了文化聚合的强力，但它们也同时是多重身份的孵化器。城市的密度和多样性使得个体可基于社区群体、民族种族以及职业类别等探寻多重性身份认同。这样一来，城市就不再是束缚，而是一种解放的力量。地理上的局限使得民族国家认同呈现单一性，但是城市的身份认同却可以丰富多彩。

　　民族主义既被视作一种值得赞扬的推动力，也被视为一种必然失败的危险力量。前者使得民族主义看起来坚如磐石，后者则在身份与地域之间制造出一种虚假的对立。在今天，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既包括欧洲对待移民式的排外，也包括亚洲对抗宿敌式的地缘爱国主义。这些民族主义会持续存在下去，但这绝不意味着它们会继续占据主流。

　　事实上，在移民、城镇化以及身份认同多重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全球性城市以全球社会秩序基础之姿态，变成了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主要替代。城市不再以国籍或种族来对居民加以区分，而是让他们在城市中贡献力量和履行义务，并以此成为意义非凡的城市一员。这样的实践越深入，居民对城市的认可就越发超过对民族国家的拥护。在加拿大学者丹尼尔·贝尔眼中，这种不断上升的城市自豪感是一种“市民主义”，是民族主义在21世纪的敌人。市民主义可以追溯到人人享有参政权利的古代希腊和其他地中海国家。

　　今日的青年人是移动互联与四海为家的一代，相比于民族主义，市民主义是一种更适合他们的精神气质。在20世纪90年代初，没有人会相信柏林可以成为世界上最酷的城市，但如今这里拥有超现代的建筑、炫酷的科技以及丰富的文化碰撞等众多在欧洲其他地方难得一见的景观。柏林墙倒塌之后，我曾多次在德国旅行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融合尚非易事：在德国本土人的眼中，我和人数众多的土耳其人长得一样，因此我只有学着和德国人一样说德语，才会不被认为是土耳其人。但在今天的德国，似乎人人都是操着蹩脚德语闯天下的外国人——要是德语实在不行就说英语。在20世纪90年代，为了找到一家不错的印度餐厅我得花一个小时，中间换乘各种火车、电车和公共汽车。如今每个社区都有几家印度餐厅。除了土耳其人、俄罗斯人和波兰人，柏林还有近10万中国人、越南人以及其他亚洲居民。

　　柏林正成为欧洲最面向未来的城市，这一论断不仅出于技术水平的考量，更是基于人口学上的判断。坐落于广阔的北方欧洲平原，柏林拥有向各个方向扩张的巨大空间，因此即便是现有的350万人口再翻倍，柏林这座城市也不会显得拥挤。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柏林的房价在10年中几无变化，以及为何债务如此深重。柏林自信满满的前市长克劳斯·沃维莱特（Klaus Wowereit）曾不无理由地夸口说，这座城市“贫穷却又性感”，但是如果人口不增加，这座城市的财政将不可持续。官方口径上，多数欧洲国家都对移民的益处仍嗤之以鼻，但在现实中，非洲人、阿拉伯人以及亚洲人却在持续不断地涌入柏林等宜居城市学习、工作和定居。实惠的房租、开放的移民政策以及高生育率是柏林的秘诀所在。柏林拥有德国最高的出生率，尤其是东柏林的时尚区域，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生涌入，在这里成家立业。排外思想就是自杀，欧洲其他地区应该向柏林认真学习。

　　专栏：中国——多元民族国家

　　中国的多元化程度超出了多数人的想象。除了占绝大多数的汉族，中国拥有壮族、回族、满族、维吾尔族、藏族、苗族和蒙古族等多个少数民族。由于少数民族的生育率更高，因此他们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一直在提升（虽然仍旧不到10%）。

　　中国也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西方外籍人士、非洲裔学生和阿拉伯商人的到来，但这些人占中国总人口的比重还不到1%，不过是中国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珠。和在日本一样，即便外国人入乡随俗，他们也不会被视为当地人。就像明清两代在16和17世纪接纳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科学一样，今天，外国人被视为智力和技术资源，为“中国梦”这一伟大国家梦想添砖加瓦。

　　中国的人口特性远远超出其政治地理特性。在维系民族团结、保持少数民族边疆安定的同时，中国许多人口匮乏的邻国正依附供应链成为中国劳动者的新家。鉴于低出生率和不断减少的劳动力，中国很可能引入部分外籍劳工，不过，在中国男性过剩的现实之下，考虑到在历史上所谓光棍儿一直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中国很可能会继续将劳动力输出到国外。事实上，虽然中国5000多万华侨中绝大部分都生活在亚洲，但随着中国供应链的扩张，远至南美和非洲的中国人数也已经高达200多万，在国境之外呈现出与多国融合之势。

　　全球通行证

　　在过往的数千年岁月中，绝大多数人从未远离过自己的出生之地。直到过去的几十年，自发的国际商务或观光旅行才开始出现，但也只限于各个国家1%的精英群体。时至今日，每年有超过10亿人跨越国境。随着亚洲出行者的急剧增加，国际旅行者的人数已经升至新高。投行里昂证券预计，到2020年中国每年出境旅游人数将超过2亿。乘坐游轮的旅客人数每十年都会增加不止一倍，在2010年就达到了1700万。皇家加勒比最大的游轮海洋量子号（Quantum of the Seas）成了载着游客漂洋过海的永动机。

　　这种短期人员流动可谓世界经济的基石。旅游和酒店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超过10%，为超过2.5亿人口提供了就业。互联互通就是他们的生命源泉。在非洲，旅游业是增长最快的行业，且使得当地妇女受益良多。切断客流的旅行警告，其威力不啻一种无心的制裁。例如，美国针对赴肯尼亚旅行的警告导致了这一沿海经济体崩溃，上升的吸毒和犯罪率则加重了对内罗毕的恐怖主义威胁。

　　吸引游客、商人以及会展人流的竞争已成为化解领事纷争的主要力量。在全世界的任何中国领事馆，申请人只要提交一些规范文件，然后刷一下信用卡，就可以在24小时内获得签证。在过去几十年，印度每年接待游客的数量还不如小小的新加坡，如今该国终于开放了对多数国家的在线落地签。美国花费28亿美元启用Entrypass等新的通关技术，因为他们知道更快速的签证处理程序意味着会有更多的游客入境，更多的境内收入。如果没有数据分享网络，机场入境站就无法替代全球各地的使领馆履行成本高昂的领事职务，快速通关也就成为空谈。在亚洲的许多机场，最快速的通道使用权并没有留给本国公民，而是给了来自20多个不同国家的APEC（亚太经合组织）商务旅行卡的持有者。在肯尼迪国际机场，预先通关旅行许可电子系统核准的近40个国家旅客可以从美国公民通道排队进关。在未来10年，登机办理、安检以及边境控制系统等会越来越自动化，届时，全球各地的旅客可能还没有登机，就已经把所有落地出关手续办完了。

　　云数字科技和经济原因能否使我们重返自由流动的历史形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数个世纪中，没有护照人们照样可以环球旅行。大英帝国数以百万的民众可以在统治区域内自由穿梭。从东非到东南亚，英国殖民地之间的自由流动孕育了一代又一代具有高文化理解性的人民。与此同时，为了逃离君主制或者躲避饥荒，欧洲人开始在美洲定居。实际上，护照在当时不过是将民众捆绑在乡土的封建残余。1871年，意大利商人乔瓦尼·波利斯（Giovanni Bolis）写道，取消护照能够让旅行者摆脱烦扰和障碍，极大地改进商业关系。当历史进入了世界大战之后的新世纪，尽管这个世界已经出现严重的人口结构失衡，尽管发展经济已经如此深入人心，然而官僚化和恐惧却在严重影响着人的自由迁徙。到处都在欢迎资本，劳动力却没有受到同样的待遇。

　　无论是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自由迁徙的好处都不言而喻。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住房部门的复苏，很大程度是移民的功劳。以伊利诺伊州的库克县为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有近百万人迁离此地，但同时又有60万人迁入，其中不少都是靠自己打拼的首次购房族。在欧洲，短视的移民政策已经导致IT行业出现了100多万的用人缺口，令本来就不堪一击的经济复苏雪上加霜。

　　从全球角度看，边界的进一步开放有利于缓解劳动力短缺，提高公共与私人设施的使用效率，刺激经济增长以及增加汇款。按照经合组织的预测，劳动力流动性每增加3%,就能每年为汇款链末端的家庭新增3000亿美元的收入，而人均汇款额每增加10%，就能够将71个国家的贫困率降低3个百分点。全球发展中心的迈克尔·克莱门斯（Michael Clemens）称，如果能够对临时工人进一步开放国界，全球的国内生产总值完全可以翻一番。进一步放开迁移的总体效益实际上难以估量。

　　从道德因素出发，我们也应该回归迁移的本源，将其看作一种供需体系而非国家与国界管控的低效压迫体系。迁移限制极大地固化了出生偶然性的惩罚效应。劳动力的全球分工将提升人类的文明水平，而这需要人更自由地流动。在定义自我身份这一问题上，人应该享有尽可能自由宽广的权利，只应受到其身份接纳方意愿的制约。因此，流动性应该是21世纪最为重要的人权之一。

　　过去的世代只是在迁移，如今的人们则处在循环之中。今天的迁徙不再是永久性的单方向搬迁，而是一种持续的多国流动。今天全球的迁徙劳工、海外侨民、政治与环境难民以及被贩卖人口的合计总数，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个供给的世界，就是一个人同商品与货物一样在循环流动的世界。

　　多数穷国的民众并无多少有用福利，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他们都没有可享受的固有权利。他们的护照也不是必要的身份象征，反倒是一种官僚性限制。虽然新兴市场在全球经济中赢得了更大的影响力，但其国民却仍旧要为严重的延误与额外的旅行费用埋单。如果这些人有权在自由迁徙和国家认同中二选一，多数人或许会选择前者。

　　最新的生物识别和数据共享技术可以把个人从国家的不良声誉或政策中解放出来。一项与国际刑警及其他数据库对接并独立管理的“全球签证”可以让来自巴西、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印度、中国、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几十个国家的民众免签入境所有的项目参与国家。全球签证不能代替国民护照，不具有身份识别作用，也不提供公民权益（例如投票权和土地拥有权），但是可以作为国家间进出的辅助证明。对于某些人来说，将各自资料提交至项目参与国网络可能比较烦琐，但对于许多人而言这是一次获得解放的机会。

　　事实上，对于1.5亿半永久性移民劳工而言，一张全球签证可谓无价之宝。这些处于价值链底端的劳动者流动于世界各地的农田、建筑工地以及其他技术设施项目之间，他们的招募、运送、跟踪、安置以及薪酬支付都由人力资源机构和承包商负责。美国国务院2015年年中的签证处理延时故障导致数以万计的墨西哥季节性农业工人无法进入美国，这既耽误了这些墨西哥人的生计，也使对时间敏感的美国农业活动遭受了损失。要是这些经常性边境穿越者的签证能与其活动模式相匹配，事情岂不是会简单很多？

　　这种可能永不返乡的流动劳工在数量上出现了爆炸性增长，而比起对国家的依赖，这种全新人口结构更依赖供应链上的各个独立王国。全球流动劳动力的权利受到限制：他们不能使用公立的医疗设施，而在阿联酋和新加坡等国家，他们被要求住在临时宿舍，禁止与当地人群相混杂。虽然这些人的就业远非稳定，但他们的确也越来越需要包含基本功能的可转移保险产品，毕竟这好过每到一个新的地方还要重新谈判福利条件甚或再次一无所有。

　　国家安全是流动性必然与国籍脱钩的另一大主要因素，这一点无论对于富人还是穷人都无例外。一个人的意图很难单从其护照确定，巴基斯坦裔的英国公民加入基地组织，澳大利亚的阿拉伯人加入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都是这方面的明证。西方国家的护照曾经是信誉的保证，但如今已经不再是自由价值的保证。不用多久，所有的个人，无论持有哪国签证，只要想获准入境，就必须提供生物分析数据，并接受国际刑警组织等数据库更为严格的检测。

　　谁能够住在哪里或谁可以到哪里旅行将不再是一件有确定答案的事情。各个国家一边竞相吸引必需的投资和人才，一边又将那些觉得无关紧要或危险的东西阻挡在外。英国正在尝试以才能或财富作为申请者获得移民资格、居留权和国籍的标准。一方面，若英国公民有前往也门、叙利亚或者巴基斯坦参加“圣战”的嫌疑，他们的护照就会被注销；另一方面，躲避普京政策的俄罗斯亿万富翁和全额付款的中国学生则在这里受到热情欢迎。此外，2013年英国还曾经打算向尼日利亚、印度以及巴基斯坦人征缴3000英镑保证金，一旦这些人出现逾期滞留，保证金将不予退还。所谓英联邦的团结友爱也不过如此。

　　全球公民

　　永久移民只是在名义上归属于其原籍、现籍或者居住地，而这三者都可能完全不尽相同。这就使得他们产生了一种崭新的全球性外籍身份认同：与强迫自己选择某个国籍相比，具有多重选择的他们更愿意保持各种不同的身份。投资银行家、管理顾问、教授、运动员以及雇佣兵等就是这样的例子。作为移动的个体，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职业发展，而非属于哪个国家或者地域。尽管存在国家限制，但法律、医学甚至政治早已变成一种全球化的环路。虽然“知识社会”这个词常被用来定义某个国家，但它其实更适合描绘这种跨国情境。

　　外籍精英阶层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新利益群体。一位在印度的咨询职位招聘者曾告诉我：“以前国际移民和学生的数量可以忽略不计，但现在他们是一个阶级。”他自己也是西方商学院的毕业生。流动服务国际是为美国人在海外就业提供人力资源服务的最大机构之一，该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罗尼恩（Timm Runnion）说，在他遇到的成千上万职业人士中，多数人以其职业路径为重，而不关心什么国籍出生地。他发现，工作目标已经取代工作地点成为员工对公司忠诚度的最重要影响因素。像埃森哲或麦肯锡的咨询人员，他们的国籍可能在这个国家，但办公地点却主要在另外一个国家，周一到周五他们可能在第三个国家出差，到了周末，他们又可能随性地找个地方——包括任何他们认为是家的地方——欢度周末。如果一个谷歌的雇员生在马来西亚，在美国受的教育，现在住在英国，但是被派到公司在内罗毕欣欣向荣的园区上班，那么这人到底是马来西亚人还是美国人？是伦敦人还是谷歌人？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性职业人士自视为超越国家认同的“全球公民”这一现象就开始引发各界关注。有人讥讽这些精英是“达沃斯人”或者“世界领袖”，批评他们缺乏对本土的关切和对民族的热爱。这种逻辑从头到脚都是错的。实际上并非只有西方国家的精英才会被跨国身份认同所吸引，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同样对这种西方人习以为常的观念趋之若鹜。全球性外籍阶层并非以西方人为主体，相反，它是一个由美洲人、欧洲人、亚洲人以及拉丁美洲人、非洲人及阿拉伯人所构成的平衡人口群体。非西方的外籍人士并非是无所羁绊、没有感情的唯美主义者，他们对故园残酷的生活现实了如指掌，同时也在家庭、慈善事业以及奖学金等方面给予故土人民源源不断的支持。此外还有像201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凯拉什·萨塔亚提（Kailash Satyarthi）这样全身心致力于全球事业的本土活动家。出于对本国政府漠视人道主义的不满，印度儿童权利活动家凯拉什·萨塔亚提把他们自己称作“世界公民”。

　　当我在巴塞罗那著名的IESE商学院讲课期间，一个俄罗斯学生曾告诉我：“感谢上帝让我能够为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工作，否则我永远不可能出去旅行，做有意思的事情。”对她而言，国籍是一种拖累。她忠于的是任何能给他工作保证的企业，无论这家企业是银行、服装零售商还是石油公司。她仍然是俄罗斯人并不意味着她的天赋就应该浪费在俄罗斯。

　　人才发展是供应链身份认同兴起的另一原因。为了提升雇员的技术能力，一些公司的花费甚至比整个国家在基础教育上的支出还要高。年利润约160亿美元的媒体巨头WPP集团每年将1亿美元用于17万员工的培训，其中，新兴国家接受培训的员工比美国和英国加起来还要多。员工水平的高低是全球服务企业成败的关键，因此这些公司都有意识地打造更符合公司使命而非只为某国服务的跨国性社区。DHL和联合利华会安排员工在各个市场频繁轮岗，以资金支持雇员在整个员工价值网中的互相学习。普华永道会不断地进行员工“再培训”，以使其员工有能力进军新的高增长客户部门。通过打造这种“专项资本”，让员工掌握更多可运用于公司或某些细分行业的新知识，银行、咨询公司以及其他企业既促进了员工个人价值的实现，同时也提高了员工留存率。

　　跨国企业希望雇员成为公司而不是其国家的代表。他们积极地消解国家商业文化中的限制性因素。例如，将区域总部搬离布达佩斯的咨询或软件企业，会把新招聘来的巴尔干员工放到该地区各国间轮岗。他们对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人也做出如此安排。这样做的结果是，尽管国籍不同，国家间也存有敌意，但通过供应链，从来没有去过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或者从来没去过埃及的科威特人仍能够建立起地区身份认同。

　　在欧洲的俄罗斯人给美国银行打工，马来西亚籍的谷歌员工在非洲工作，塞尔维亚籍顾问在巴尔干各国轮岗，这些都说明新一代对使命感的寻求早已跨越了国界，他们是供应链独立王国的忠实拥趸。

　　公民身份套利

　　和国家类似，个人在身份认同的市场上也是狡兔三窟。为了对冲本国经济的动荡，大亨们常常违规持有外国护照。随着瑞银所谓“大众富裕阶层”（可投资资金在50万美元以上）的崛起，更重视流动性而非国籍的人群也在增长。其结果是，公民身份市场蓬勃发展，而归属感既关乎人持有哪一种护照，也同样关乎人把钱放在何处。

　　国家为了争夺财富和人才而展开激烈竞争，公民身份的供给也趋于全球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公民身份也很难成为身份认同的根基。从葡萄牙到塞浦路斯，欧洲各国的“黄金签证”项目以提供公民身份来吸引房地产投资。房地产项目保证每年可获得5%或更高的收益，满5年后购房者可以卖出。这一政策有效刺激了外国人入籍欧洲。圣基茨以40万美元的价格向俄罗斯人、伊朗人以及中国人出售护照，获得的收入用于支持度假休闲设施的建设。作为回报，新入籍的公民可以在100多个国家享受旅行免签。（通常，俄罗斯人如果想要将财产转移出俄罗斯，只需要办一张“投资者签证”。）至于税收，那当然是零（或者接近零）。Henley & Partners是一家专门为富人提供类似快速移民服务的公司，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梅杰说：“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他们每次在一个国家停留的时间都不会超过4个月。”

　　一种自相矛盾的“无根公民”正在崛起：他们故国有根，却放弃了公民身份；在获得新公民身份的国家里，他们又是无根的一群。对于这些人而言，他们对国家的归属感与该国的税率成反比。吸引全球流动富裕阶层私人资本的竞争让护照显露出了它真正的面貌：这不过是一张提供不同方便程度的旅行证件。

　　即便对美国人来说这也是不言而喻的。虽然在各种民族自豪感调查中，美国人一直高居榜首，但全世界只有美国对国民的境外收入征税。财务负担及流程的烦琐导致每年大约有4000美国公民放弃美国国籍，转投加拿大、英国、瑞士、新加坡，以及其他十几个国家。当全世界都在降低本土税率的时候，美国国税局却从美国人境外收入上加倍征敛。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选择出走，而这也意味着交税的美国人数越来越少。

　　中国在这方面也有自己的问题。成千上万的中国政客和企业家携带巨额不义之财逃往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国。与美国派国税局出马不同，中国是动用公安部的威慑力量把这些人抓回来——当然是在这些流氓公民寻求庇护或者成为美国公民之前。

　　定居于某个国家不再意味着只属于某个国家。伟大的自由主义哲学家以赛亚·柏林曾经告诫我们不要将历史看作宏大的、无个人力量介入的进程，而是应该对由家庭、商业、国家、民族、财产以及其他相关之物所构建的复杂个体身份进行人本主义的审视。每一个人都由不同的方式所主导，没有什么能完全支配一个人的决策。一个供求的世界必然有更多的公民身份套利，而所谓归属感与其说是一种变化，不如说是一种算计。

　　第十六章

　　供应链与自然的博弈

　　撤离海岸

　　1815年，印尼爪哇坦博拉火山的喷发直接导致7万人死亡。火山喷发引来了海啸，厚厚的火山灰导致整个亚洲出现了干旱和农作物死亡（“金三角”的鸦片贸易也由此引发）。南亚地区因火山喷发而霍乱横行（这刺激了现代医学的发展）。美国东海岸则在夏天出现降雪，继而是“1819年大恐慌”，导致美国出现历史上第一次经济萧条。北极与格陵兰岛的冰川被火山喷发震裂，北极探险也由此启幕。这真是一次意义重大的火山喷发。

　　从流星撞击到冰川时代，地球物理现象深刻塑造了人类。按照板块构造学说，基础地质总是处于运动之中，其所引发的地震和海啸不断地改变海岸线。但人类也一直以科技为武器，通过复垦土地、设立海防堤以及修建抗震建筑等手段和这些变化做斗争。二氧化碳脱除以及太阳辐射管理等地质工程科技甚至可以让我们减缓气候变化。

　　但即便拥有强大的科技和丰富的资源，我们也不应该傲慢。人类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就曾指出，复活节岛上拉帕努伊人惊人的森林砍伐（他们砍伐的树木用来运输被称作“摩艾”的巨石雕像）造成了严重的土壤流失，整个岛屿的农业也因此无法持续。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一次生态自杀。不尊重自然复杂性会酿成严重后果，复活节岛的命运就是一次经典警示。

　　亚洲的摩天大楼是不是21世纪的摩艾？那些高耸入云的建筑展现着对陆地的权力，而它们的地理状况却暴露出存在的脆弱。今天，40亿亚洲人中有超过15亿生活在印度洋或太平洋周边100公里以内，而上升的海平面能够轻而易举将这些地方淹没。同样，基于对海平面上升的预测，美国的316个城市和小镇会在21世纪末沉入海底。人类自发汇聚为一个高居住密度的沿海文明当然是高效率的体现，但却未必是聪明之举。

　　既然不断上升的海平面引得海潮足以吞没我们的城市栖息地，我们是否应该和当初汇聚到沿海地区一样，迅速从这里撤离？我们可以讨论地理，但我们不能和自然讨价还价。一份泄露的2013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研究警告说，洋流的移动以及极端天气事件的频发会导致洪水、农作物歉收以及热浪等出现，而对于那些基础设施薄弱、安全网络无法抵御生态失衡的国家，气候问题还会加剧贫困的严重性。在2014年的一份后续报告中，研究人员建议各国应该实施“重新安置”策略，比如为新奥尔良和达卡等城市的人口设立疏散通道，在海拔更高的内陆设立定居区，以及设立城市冷却中心以应对世界的总体变暖。旧的气候外交主要关注减少排放，新的气候行动则聚焦于移民安置和建造更具适应性的基础设施。

　　荷兰海堤是人类对抗自然的一个生动案例。800多年来，荷兰海堤以其复杂的防洪系统确保了荷兰的安全，并使其成为人口最密集的低地国家。20世纪50年代，荷兰开始对这些中世纪的海堤进行替换，新的防洪堤长度达3500公里，并足以承受万年一遇的风暴袭击。此外他们还开垦土地、修建水坝、安装排水渠，并且垒起了能阻挡风暴海潮的重型防护堤。但不断上升的海平面终究会击败荷兰，这也是为何现在荷兰人会基于海洋模型有意地按周期淹没部分区域，同时也在提前搬迁某些受影响的村庄。得益于聪明的基础设施投资，荷兰人仍可能在不断侵入的海浪中幸存下来。

　　专栏：跨越边境的河流

　　自古以来，河流就是文明延续的命脉所在。河流经常被视作“自然的”边界，但又是最首要的共享资源。对罗马人而言，莱茵河将他们和北部与东边的日耳曼危险部落相分隔。但对神圣罗马帝国来说，莱茵河又是一条重要的内部水道。在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执政时期，法国曾试图控制莱茵河以西全部地区——尽管法语区的边界实际上离莱茵河很远。如今，莱茵河再次成为大欧洲联邦内瑞士、法国东南部、德国以及荷兰等国的共同动脉。同样，发源于德国的黑森林、在罗马尼亚黑海三角洲入海的多瑙河，也是中世纪商人深入欧洲内陆的主要线路。今天，多瑙河依然是内陆国家贸易与旅游的重要通道。归根结底河流的作用是连接，而非分隔。 注释标题 河流也会定期显示出政治边界的无意义。比如，多瑙河和湄公河会淹没河岸和防洪堤，让众多国家洪水泛滥。2014年巴尔干的洪水破坏让很多波斯尼亚人想起20年前南斯拉夫内战时期的种族灭绝活动，不同的是，这一次相关邻国选择携手重建家园。

　　自然地理能够帮助我们跨越政治阻碍，更多转向功能逻辑。例如，肥沃的印度恒河平原把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和孟加拉国的10亿人连在了一起。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附近的新月沃地是土耳其东南部、伊拉克、叙利亚、约旦、以色列、黎巴嫩和伊朗西部人民的生命线。世界上最长的河流尼罗河，是埃及和苏丹的主要水源，而其白色和青色支流哺育了其他的9个东非国家。在殖民化和独立之前，在出现人口过剩以及资源枯竭之前，这些地区多以文化为界，而非以正式国界相区隔。如果他们想在未来50年渡过难关，他们就必须重返传统的边界模式。

　　与自然谈判的技巧

　　我们可以掌控自然，却永远无法全然驯服它。30多年前，中国的沙尘暴就已经波及日本和韩国的农业。为了控制戈壁沙漠的快速蔓延，中国开始建造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森林——一条绵延4500公里的“绿色长城”。同样，为了防止撒哈拉沙漠侵蚀南部少雨的萨赫勒带，非洲联盟也修建了一条类似的防护带。

　　但自然的复杂性远非人类可以精确测度。冰川融化形成的洪水和海平面上升引起海岸淹没是水太多造成的问题，而干旱和荒漠化却又是水太少的体现。上升的海平面威胁着海滨居住区的安全，荒漠化则毁灭了肥沃的土地，这两者共同将人口向中间地带挤压。干枯的江河和城市污染使得20多亿人的饮水出现危机。索马里和肯尼亚北部大裂谷的干旱已经导致了迁徙农业难民的“持续危机”，在接受联合国救援机构救济的同时，他们四处寻找能够耕种和放牧的地块，把边境两侧的整个区域都变成了游牧区。总的说来，他们是数量不断增长的气候难民的一部分。如今气候难民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全球的政治难民数，而在达尔富尔等地，有些难民是气候变化和内战的双重受害者。

　　面对自然灾害和粮食危机的频繁发生，英国、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和墨西哥军方在业务训练上将国内人道主义紧急救援与抵御国外军事威胁放到了同等重要的位置。有时候这两者也合二为一，不分彼此。例如2014年，巴西军队进行的最大规模军事演习就是保卫亚马孙雨林免遭入侵。各国军方也越来越仿效美国，不断增强对灾害的应急响应能力，以便在海啸、台风、地震和其他灾难事件发生时能给予民众支持。

　　大型国家如同大型动物，拥有更强大的生存能力，在面对类似突发状况时，可以将人口向内陆迁移。然而，沿海城市则必须更慎重地考虑自己面对这些危机时的新陈代谢问题，包括如何确保食物、饮水和能源以及废污排放问题。他们必须深入本区腹地（如果有的话）以及更遥远的地区设立资源供给地，以确保危机时的需求。例如，威尼斯或许是意大利地方分权的经济受益者，但这座城市也要注意不能与罗马过分疏远，因为随着那些闻名于世的水上建筑渐渐沉入亚得里亚海，威尼斯的居民终有一天会不得不弃船而去，回退到内陆地区。

　　海平面上升只是城市气候灾难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地面的沉降：城市正在陷落。随着城市对地下水抽取的越发肆无忌惮，城市脚下的石灰岩地基也越发压缩和流沙化。在中国和中美洲，繁忙城市交通路口会经常突然出现巨大的坑洞。佛罗里达中部和南部时常出现整座房子陷入地下的情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曼谷已经下沉了约1米，洪水因此成了每年到来的常客，而且破坏性日益严重。除非我们像东京那样修补地下含水层，否则摩天大楼的倾覆只是时间问题。

　　中国已经开始将深度钻井技术用于取水。雷达卫星在北欧沿海、美国东部海岸以及中国浙江省沿海的海床下发现大型离岸淡水含水层。如今，中国准备以浙江为中心，用10年时间投入2000亿美元进行水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就包括修建海底隧道和水管地下网络，通过引水进入陆地区域的含水层来缓解地面的沉降。

　　在某些情况下，全球变暖实际上也更有助于人类更好地利用水资源。俄罗斯永冻土的融化意味着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流入里海的水量会出现暴涨，里海的水平面上升，沿途的道路和海滩则会被淹没。鉴于里海水的低盐度，这一世界最大内陆海水量的增加意味着可以将更多的灌溉渠深入里海以南的干旱国家，例如土库曼斯坦以及伊朗。

　　建设海水淡化、运输以及循环网络极为复杂，但如同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对我们今日生活的重要性一样，我们的未来将取决于这些网络的建设。今天，能源生产和矿产开采消耗了大量的水，但不久的将来，核能将为亚洲、中东以及非洲的数十亿人制造出大量的清洁水。以色列已经率先将核动力用于水循环，泰拉能源公司（比尔·盖茨投资）正在以贫铀替代浓缩铀来建设反应堆，印度正在发展钍反应堆，这些都说明我们使用的能源越来越清洁和安全。极度缺乏淡水的美国西部、撒哈拉沙漠、阿拉伯半岛以及澳大利亚是太阳能集中发电和海水淡化最积极的行动地区。利用雨水灌溉，澳大利亚将降低农作物干旱的发生频率，其可以养活的人口也将比目前增加一多倍。

　　另外一件所有城市都能做得更好的事情是通过更强力的保护和更合理的价格机制来最大限度发挥本地资源的效用。在瑞士，水的定价考虑了从收集、处理、输送到污水处理以及再循环使用的整个过程。新加坡收集雨水，并在全国安装了洁净的“新水”供给系统，如此一来这座岛国可以无须进口任何瓶装水。要是真的禁止瓶装水进口，高碳排放的瓶装水工业（多么讽刺）恐将遭遇一场重大打击。依云，要小心啦。

　　分权压力也可以积极阻止城市化对资源丰富腹地的无尽掠夺。从巴西到印度再到中国，本地居民对以修建大坝和开发矿产为名目的强制拆迁和生态破坏越来越抵触。在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等中美洲国家，数百名活动分子尽全力揭发了准军事安全部门与采矿企业的同流合污。这些共谋者征用农民的土地，最终却毒害了这些土地上的人民。智利中部和南部的马普切部落和西加拿大地区的原住民部落都正式获得了自治权，并阻止了那些在本区域土地上修建大坝和管道项目的企图。

　　许多土著部落可能会在21世纪消亡，但他们所传递的信息却让他们站在了历史的正确一边。在过量的城市自掘坟墓之时，低密度人口地区的食物、水以及其他资源显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南美最大的城市圣保罗已经接近危机时刻。河川是圣保罗的主要水源，然而砍伐森林却严重破坏了水供给，如今河道仍在，供人喝的水却消失殆尽。与此同时，干旱也抑制了灌溉和水能发电，整座城市陷入了缺水缺电的困境——对于全球最具生态禀赋的国家而言，这无疑是个莫大的讽刺。

　　如果我们能够更好地规划冰川和雨林等日益减少的资源，我们就能对它们更充分地利用。我们应当视生态系统为一种自然基础设施，并使其与我们所建造的相关实体基础设施融为一体。中国11个高度城市化的省份创造了该国近一半的国内生产总值，为了实现增长目标，这些地方的用水紧张程度已经堪比中东国家。只有将耕地作为一种战略性资源，而不是继续将它们变成道路，我们才能在人与自然之间实现更好的平衡。

　　一个国家的城市化失误会给全球带来生态化挑战。中国早在几千年前就开始种植大豆，但如今，中国本国生产的大豆只占其需求量的1/6，每年从美国和南美进口的大豆数量高达7000万吨，全球大豆价格也因为物流瓶颈水涨船高。中国和印度生产了全世界一半的原棉和大米、近1/3的小麦和土豆，但用水紧张给这一体系带来了供给冲击。世界资源研究所称，全球近40个国家已经出现严重用水紧张，但到2050年，随着全球人口升至90亿，全球用水需求量预计会增加50%。

　　农业、电力、制造、纺织、电子以及矿业等所有行业都离不开水。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在其中任何一个行业的变革都能够极大地改进水的节约与利用前景。例如，由于产煤需要的用水量是天然气的5倍，因此中国转向以天然气为驱动力的经济模式可以大大缓解湖南等水资源紧张省份的农业用水压力，食品的价格也会因此下降；此外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也会减少。

　　然而，发展中国家快速的城市化以及营养改善——更不用说日益恶化的干旱和农作物歉收——会进一步增加全球跨境食品的占比。预计在20~30年内，跨境食品贸易占比将由现在的16%增加到50%左右。因此，维护食品供应链的稳定是一项事关文明生死存亡的大事。

　　实现粮食安全，既需要增进国内的生产，也要建立强劲的国际联系。美国是世界上粮食安全度最高的国家，这要归因于该国能够以合理的成本实现大规模的粮食生产。一旦在某个季节出现某种作物的歉收，美国人就可以通过外部进口弥补。尽管新加坡的食品供给几乎完全依赖于进口，但因为其对蔬菜、鱼类以及其他主食的进口非常多元化，所以该国也是世界上粮食安全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在恢复农田生态的同时，通过微量灌溉技术极大降低了农业的用水量。对于任何想要提高粮食安全性的国家而言，这都是最应该采取的技术和做法。

　　更可持续的城市化也会开启“回馈”自然的旅程。从切萨皮克湾到纳米比亚和芬兰的村庄，当人类社会抛弃了被他们污染的栖息地，自然母亲却会将其重新拥入怀抱，并逐步恢复其生态系统的生机。尽管全球农村人口的绝对数量在下降，一些西方国家却出现了温和的去城市化。在美国，数千名具有环保意识的青年人（包括很多大学生）重返农耕（可不只是为了种大麻），给一些僵尸小镇带去了生机。实际上，从运营现金收益和资产升值角度看，农业是表现最好的资产类别之一。在日本，当这个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国家正日薄西山之时，部分城市的年轻人开始加入老年农民的行列，并为他们带来了最新的能保持作物高产量的必要机械化技术。一项有机食品运动也显示出，小范围的多种作物种植可以带来高品质的产出。2009——2010年间，英格兰有58000人因为高昂的生活成本搬离了大型城市。即便在快速城市化的中国，部分受够了恶劣空气质量的北京人也搬到了昆明南部的山麓之中。城市生活成本的上升、对自然生活的渴望，加之宽带连接已经能到达农田与城市，人们完全可以选择在数字办公的同时住到更贴近自然的地方。不过到目前为止，与快速的城市化及其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扭曲相比，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异常之举。

　　在快速城市化和对乡村生活的向往之间取得平衡是一项富有价值的追求目标。尽管城市和农村人口的财富差距仍可能继续拉大，但两者之间的所谓分立却很可能经不起推敲。城市依靠腹地的食物和水生存，同时也为农业出口提供了技术与物流支持。大自然不会让我们将任何宝贵的地理资源视为应得之物。

　　专栏：测量供应链的环境影响足迹

　　将水资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归因于国家而非工业部门，是供应链世界扭曲地理的一个主要例证。水足迹地图显示，英国75%的水都消耗在了从其他地域进口的产品上，因此，仅仅减少马桶冲水不可能让英国变得更加环保。中国由于人口数量庞大和快速的工业化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水资源消耗国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当然，若按人均计算，美国的温室排放比中国大得多。此外，中国有20%的农业用水实际上是用于生产出口商品，至于在工业制造方面，中国因出口而产生的气体排放占比就更大了。由此可见，让中国更加环保不仅仅是为了造福中国，也是为了全球供应链。

　　尽管一条供应链并非是一个实体或者一个具体地点，但它的确有其环境影响足迹。如果把航空公司当成一个国家，那么全球主要航空公司稳居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前五名。仅仅90家大型企业（其中只有1/3是国有企业）工业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就占到每年全球排放总量的2/3，这些企业中既有雪佛龙、埃克森美孚、壳牌和英国石油公司等能源企业，也包括沃尔玛和宜家这样的零售商。中国的排放中，超过40%都是源于西方公司在中国的外包制造企业。当前的气候谈判没有考虑通过供应链来分配节能技术，却在以国家排放为前提展开，这样的谈判当然会失败。

　　国际组织和自由派政府正在改变政策重心，期望以其在供应链中的角色和优势地位来促进可持续发展。例如，国际金融公司的赤道原则就规定，除非没有可替代选择，否则绝不投资任何煤炭为能源的项目。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主权基金，挪威主权基金剥离了所有与煤炭相关的投资。投资者、保险公司以及资产管理者都在向类似的方向转移。具有社会责任的投资基金管理着一个4万亿美元的主动投资组合，他们不但会考察母公司，还会深度考察这些公司数以万计的供应商是否符合环境标准。荷兰的基金管理公司RobecoSAM共同推出一套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该指数覆盖20多个产业集群，同时还会就企业领导人的实际举措以及他们在能源供应突发事件中的受影响程度出具详细报告。瑞士再保险和苏黎世保险等全球再保险巨头坚持要求客户将可持续性纳入供应链，否则这些客户就有被撤保风险。以上这些以政府制裁与金融压力提升供应链标准的主要举措，使得“监管资本主义”初露峥嵘。

　　位置，位置，还是位置

　　不久之后的世界或许将分为宜居与不宜居两个部分。即便是英国石油公司前首席执行官约翰·布朗这样的能源企业高管也说，石化能源之于地球之恶，就如同吸烟之于人体。科学家、社会活动家詹姆斯·洛夫洛克曾在20世纪70年代以“盖亚”（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一词将地球描述为一个统一的生态系统，但如今他改弦更张，认为我们已经让这个星球发起了高烧。他预测伦敦将在25年后沉入海底，南欧将宛若撒哈拉沙漠，阿尔卑斯山顶不会再有积雪，所有的珊瑚礁都会死亡，到2100年全球人口会减少80%。剩下的人则会在阿拉斯加和太平洋西北部享受到佛罗里达式的气候，或者在温暖的多伦多或底特律定居：这些内陆地区除了远离上升的海平面，同时也有充足的淡水供应。

　　除了积极地从政治地理集体转向功能地理之外，我们可能别无选择。整个星球或许需要重新规划，以便于安置大规模的气候难民。但这需要改变以国家为主的划分体系，转向一种资源保护区以可持续方式生产和分配农业、林业以及海洋资产，而供给消耗殆尽的世界其他地区依赖这些资源保护区的新体系。

　　这并非意味着现在我们不能有所作为。今日的供应链世界囊括了所有可用资源，但是我们不能任由它对这个星球开发，让自然被掠夺，让我们陷入无法回头的境地。今天，缘于政府管理不善、企业无人监管以及地缘政治竞争性囤积的资源恶意忽视和过度开发随处可见。不过与此同时，通过透明技术官僚协调合作来实现可持续供应链管理的第四种选择也正渐渐浮出水面。

　　如今空间已经变成所有人都需要的重要资源，但是它不应该被控制，因此我们应该设计一种机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最大化的同时也让大家可以公平获得这些资源。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多方利益相关者环保组织。该联盟的保护区分类系统可以帮助各国规划自然保护区、荒野地区、国家公园、自然遗迹、物种栖息地管理区、海洋景观和可持续资源开发区域，并帮助他们从国外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或企业中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在生态区的保护、再生以及游客吸引等方面予以培训和协助。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负责管理伯利兹的鲨鱼海洋保护区、加拿大的灰熊栖息地和哥伦比亚的鸟类保护区。此外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还管理着亚马孙中部玛瑙斯附近用于稳定渔业的600万公顷保护区。即使是俄罗斯也不抵触向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这样的机构咨询，后者已经就200亿美元萨哈林–2天然气项目周边栖息地的保护问题向莫斯科提出了建议。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盟也设立了数十个特别保育区（Special Areas of Conservation）和特别保护区（Special Protection Areas），以在不禁止社会经济活动的同时加强对脆弱栖息地和物种的保护。自2002年起，巴西政府联合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世界银行以及德国政府等共同建立了亚马孙流域保护区，通过卫星、网络跟踪以及新木材采购协议数量等来对这一块瑞士面积大小的热带雨林进行监控。自那以来，亚马孙的森林砍伐率下降了37%。这些区域都处于有效的功能监管而非政治监管之下。这些土地或河岸的主权所在政府将管理权交给了独立的机构，因为这样对这些区域本身、对国家以及对人类最为有利。如今，同样的原则也开始运用于保护北极生物多样性以及禁止太平洋非法捕鱼等项目上。

　　对自然保持敬畏，就意味着我们应该像在地图上标注国家一样将所有的资源标注清楚。多数地图只是告诉我们海洋的名字，但是珍贵大自然的其他部分就只该用颜色标注（绿色表示森林，黄褐色表示沙漠，棕色表示山脉，白色表示冰川），不应当有名字吗？南美和非洲雨林的生物多样性、矿产丰富的海底、北极栖息地以及其他自然资源区域不应该只是单调的背景颜色。它们都是神圣的地理所在，在我们复杂的全球系统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如果我们能够清晰地描述和标注我们所知的所有地质特征，我们或许就能够像保护我们的政治边界一样去保护我们的自然边界。 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