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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

　　从连通性到适应力

　　了解人类整体是如何变得比各个部分的总和更为强大的，是一21世纪的宏伟工程，而这项工程才刚刚开始。

　　——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詹姆斯·富勒，《大连接》

　　新的道德规范

　　21世纪初，无论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世界经济论坛，凡是全球主要峰会和谈判会议举行之时，反全球化分子都会以成千上万之众涌现。代表着从西方工会到非洲农民等不同利益群体的示威者谴责全球化的不公，称其加剧了南北分化。今天我们知道他们以前错了，现在仍然是错的。这也是抗议为何停止的原因。

　　“反对”运动，无论是反资本主义、反技术还是反全球化总是会失败。他们代表的并非是普遍性的人道主义，而是狭隘的短视。与贸易不公平相比，贸易不足问题更严重。与数字分化相比，网络接入不足问题更严重。与高度贫富分化相比，财富创造不足问题更严重。与大企业农业相比，转基因作物太少的问题更严重。联合国几十年来对全球经济再分配的呼吁，永远不可能实现全球化在短短数十年就达到的成就。2014年，当比尔·盖茨说“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时，我们知道这其中就有全球化的功劳。

　　未来总是超出我们的预期。我们的祖先醒来时不知道地球是圆的；但现在，当我们醒来时我们知道自己与全球的网络保持着连接，任何两个人之间都不过只有数度空间的间隔。毫无疑问，互联互通带来了更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我们常以为明日还会同于今日，但事实却经常并非如此。

　　如果说全球民众有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对现代化和互联互通的追求，而后者又是通往前者的主要路径。在一个联合的世界中，互联互通毫无疑问是比任何政治意识形态都要强大的力量。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推动了中国的改革，把中国与世界经济连接在了一起，也使得中国一跃从落后国家变成了超级大国。宗教也同样如此。在多数区域，宗教和市场和平共存。宗教在印度和中国新兴中产阶级中的复兴，很重要的原因是中产阶级为了表示感恩以及祈求能够在全球经济中继续取得成功。这两个国家都知道，若没有互联互通，他们就不会有如此众多值得感谢的理由。

　　互联互通已经成为全球社会的基础。毕竟个体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连接的路径不是政治，而是市场和媒体。供应链实际上已经（间接）体现了我们互相感知的方法：低工资的亚洲工人降低了全世界消费者手机的价格，基地组织对沙特的炼油厂的袭击会增加城市上班族的汽油支出，印度和菲律宾的呼叫中心工作人员解决了所有人的技术难题。无论是几度空间，供应链把孟加拉国服装厂的工人和美国第五大道萨克斯百货的购物者连接了起来，把刚果的矿工和在中国香港机场购买Vertu钻石手机的人连接了起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和供应链一样，能够将穷人和富人、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连接起来。尽管这些联系可能比较脆弱，但相比与我们毫无关系的东西，那些与我们有关的东西或许会更受到我们的重视。从中国经太平洋飘到加利福尼亚的污染会让美国人更多地关注气候变化而不是那些正在沉没的太平洋岛屿。一个孟加拉国西方品牌代工服装厂的倒塌，比没有多少海外销售的中国鞭炮厂的爆炸更能引起关注和行动。连接引发了同情，引导了我们的伦理进化。

　　因此，供应链的秩序并非如自由主义者的臆想，以为市场可以统治世界，同样，它也并非普世的社会主义天堂。实际上它是一种不断进化的现实，而我们应当以务实的策略对此加以应对，而不能回退到民粹主义的神话和过时的话语之中。近一个世纪以来，马克斯·韦伯的著作让人们相信，现代国家能够为秩序的建立提供最好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基础，但今天全世界却有超过50亿人口长期遭受他们国家政府的冷遇和忽视。

　　出生在西方曾经是一种其他世界所不能及的优势，但如今这种命运的相对优越性也渐渐难以保证。欧洲政府削减就业人数使得数以百万的民众不得不自谋生路，而美国千禧一代的收入水平很可能比他们父母几十年前的还要低。未来不再是一个生来就享受某种权利的时代，而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时代：富有将不再是一种应得之物。

　　将作为一个道德有机共同体的民族社会同哈佛大学的迈克尔·桑德尔所谓忽略社区纽带的“市场社会”相对立，是一种错误的二分法。人民不会等待政府来主动提供正义、尊严以及机会，而是自发形成新的职业、商业以及虚拟联合，这不是对地方社会资本的替代，而是一种全球社会资本的必要新形式。

　　全球连通因此也成为一次重塑版图与提升道德的机遇。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供应链，而不应该让供应链充分利用我们。一个以连接而非分化重塑的世界或许能推动“我们——他们”心态进化为更为宽广的以“我们”为特征的人性化身份认知。我们没有走回头路的充分理由。

　　在全球社会中，道德的检验标准就是要充分利用连接来实现功利主义目的：为最大多数人创造最大的幸福。我们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运用约翰·罗尔斯的社会道德测试，以我们如何对待底层人民为标准来评价我们自身，同时以不平等能够提高最贫穷人民的生活来论证不平等的合理性。只要能够激励和引发对成就的追求，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所说的“坏”的不平等也可以变成“好”的不平等。实际上，我们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全球化和互联互通虽然造就了不可避免的严重不平等，但也着实改善了几十亿人的生活质量。

　　如何利用近乎完全的连通来促进大范围的人类进步，是我们必须进一步大胆思考的问题。基础设施、市场、科技以及供应链不仅仅从物流上统一了世界，而且也在将我们推向一个更加公平与可持续的未来。但未来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数十亿人仍然没有通上公路和电；食品仍然短缺；钱仍是一种奢侈品。糟糕的基础设施和坏的制度阻碍了供应与需求的对接。我们有克服这些问题的道义责任。

　　有两种至高的道德：一是允许人自由迁徙以躲避自然灾害，逃避战乱或者寻求就业，二是将世界上的淡水、食品以及能源等丰富资源送到需求者的手中。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试想当苏丹和叙利亚的人民被围困之时，当遭受干旱的气候难民不能迁徙到肥沃的土地之时，或者当迁徙工人无法凭贡献赚取报酬，反而深陷各种政治限制中时，所谓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多么不道德。从政治到功能版图的转变能帮助我们克服那些既不能带来正义又无法创造效率的僵化道德，转而采取一种更为功利化的心态：与其说政府拥有这个世界，不如说他们只是在一个全球化的网络文明中管理着世界的某些部分。

　　建设地球新秩序的成本高达数百万亿，其带来的回报也同样可观，至少从可测度的经济角度看是如此。一种新全球社会契约也就此出现：如果我们能够解放数十亿福利与就业不足人口的生产潜力，并将累积成本社会化（甚至消除），我们也可以共同分享一个更为富足的全球化社会。虽然我们正在建设全球化社会，但是到目前我们仍未对这种社会的形态达成正式的共识。我们应该拥抱并创造这一旅程。

　　互联互通也引发了认知革命，使得全球性成为一种新的思考基准线：任何事情都存在一种全球维度。主导我们的不再是西方或者东方理念，而是在西方的狭隘视野和东方的整体主义、人文主义和科学唯物主义以及民主和专家治国之间双向流动的智慧。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加拿大政治理论家丹尼尔·贝尔认为，和谐是连接东西方的一种可行概念，因为按照孔子的思想，和谐寻求和平秩序但同时又尊重社会关系的多样性。它并不像通常描绘的那样是以统一性为前提的。选择和谐这样的“东方”概念来作为新的指标也无法给亚洲以荣耀，因为在和谐指数上排名靠前的基本都是挪威、瑞典、瑞士和新西兰等西方小国。随着英语和代码这两种全球语言以软件和实时通信进一步促进世界的连接，这种新兴的全球文化也随之深化。

　　自我运行的网络

　　我们正在建设的是一个没有全球领袖的全球社会。全球秩序不再是可以从上至下支配或控制的某种体系。在过去的千年中，从晚宋、蒙古帝国、阿拉伯哈里发、欧洲殖民帝国一直到美国霸主，全世界一直在进行权力的交替。但是，尽管美式和平取代不列颠治世，美国成为跨越两个世代的世界警察和最后的借款人，未来不太可能以同样的线性方式出现一个取代美国统治地位的中国时代。相反，过去10年东方超越西方、中国取代美国、大西洋让位于太平洋的炒作逐渐烟消云散，一个各大洲和地区加深内部整合、扩展全球联系的多文明、多极化世界日益成型。拉丁美洲人、非洲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和其他亚洲人都渴望建立一个无须听美国或者中国发号施令、能够多向贸易齐头并进的世界。他们更愿意与超级大国互相竞争，而非接受单方面施压。他们都相信全球稳定的必由之路是互联互通而非霸权，而这一点显然是正确的。供需会决定地区与国家互动的形态。美国提供军事支持和技术，中国提供基础设施和出口市场，欧洲派出救援和治理顾问，企业供应链理顺连接流程，这才是地缘政治的最优明星组合。

　　秩序的历史模型建立在势力范围之上，但在今天，一个稳定的全球社会必须以跨文明的共同创造为基础。正如中国学者张维为所说，一个平衡的系统应该是对称性的而非层级性的，在这样的一个系统内，只有不同国家之间保持自我克制和互相信任，稳定才能得以维护。19世纪在拿破仑战争后，欧洲协调机制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正是得益于这种美德。和两个世纪前一样，今日的世界也应走进一个以法律秩序为必要规范的大国和平时代。按照亨利·基辛格的话说，美国和中国应该“协同发展”，但它们必须将这种协同置于一个比它们两国本身更为深远的全球背景之下。历史的教训也存在局限性。1814年的议会制度、1919年的《巴黎和约》以及国际联盟都不是未来的最佳指南，否则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就不会发生。

　　历史不会重演，我们不能坐等全球战略思想的新范式在事件的推动下成型，相反，我们需要制定战略以避免不良事件的发生。如果说现存大国和崛起大国必然对抗的“修昔底德陷阱”是由危险的恐惧与傲慢所驱动，那么清除这种情绪则成为转化大国敌对关系的关键。地区主义和互惠互利是紧张局势升级的最重要屏障，以竞争取代战争的全球化发展则是化解超级大国对峙的唯一对策。保证供应链的全球安全最终会让世界变得更安全。

　　正是因为我们无法确认任何国家或地区在10年之后的命运，我们才更需要抛弃地缘政治层级，转向一个相互连接的世界。随着美国利用能源财富在本土进行升级与投资，其对外部的干预会变得更少。欧洲经济的低迷则会使其陷入政治僵化和孤岛化。亚洲则可能受困于战略对抗，经济增长的靓丽风光不再。

　　得益于地理范围、人口和经济规模以及天赋的丰富地质资源，未来几十年美国在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下都仍将是一个超级大国。辉煌之路需要有充足的能源保障，复苏工业以刺激出口增长，增加华尔街的放贷以恢复金融体系，大规模增加对交通和数字连接的投资以翻修基础设施，以及建立以强化教育和医疗为重点的新社会契约。未来，社会流动性将增加，创新持续，你的手机也不会再每5分钟掉一次线了。

　　但也有出现衰败的可能：繁荣只会在硅谷等个别区域内持续；能源热潮只惠及少数行业，大部分普通人则被机器取代变成了无关紧要的一分子；华盛顿无力推进全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所得税再分配；低工资移民加入下层阶级大军，争相成为老龄化人口和最富有1%人群的附庸。美利坚合众国不再是一个文明的联合体，而只是不同种族的集合。

　　要想对未来做出正确的描绘，就需要将两方面的各种因素综合考虑：华盛顿的政治继续失灵，而随着福利支出的不断增长，财政压力也会持续存在；随着美国人口老龄化并且需要照顾，移民会出现增长；科技创新会达到新的高度；但是不平等将持续存在，地方分权则稳步推进。

　　全球同此凉热。伴随着分权浪潮以及国家专注于自保，各分立国家之间的模糊条约作用减弱，供给链的连接倒是更加可能推动全球的团结。只有我们在地图和叙事中更多强调连接而非政治和领土划分，各国之间才会认识到为实现世界和平而相互同情的必要。即便是伊曼纽尔·康德那常被引用的礼让原则也难在今日世界在逻辑上保持协调。康德的道德论述中将个人作为目的本身，这多少与其政治观点相悖。涂尔干虽然受到康德的影响，但是却敏锐地发现，全球社会在本质上大于其所有组成部分的总和。涂尔干相信，不断增长的复杂劳动分工会导致功能上的相互依存，同时社会也会走向个体独特性应受到赞美与珍视的有机统一。随着全球化创造了越来越多基于比较优势的互动，涂尔干所说的动态密度也日益增长。通过在穷国创造就业、降低富国产品的价格以及扩大所有人群的选择，全球劳动分工改善了每个人的生活水平。多元化连接的时代已经到来。

　　就像爱因斯坦的名言所说，如果我们不能以提出问题的同一种思维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应该换一种思维方式来面对这个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所产生的问题。对全球互联互通的评判不应该看它是否符合“二战”之后的制度体系，而应该看他是否满足了全球民众的需求。也正是因此，全球治理需要有一个和互联网一样的生成结构：没有中央控制的分布式协调，不断增长的参与者在网络之中相互依存。有人认为，对于保持全球的稳定性，一个熵和重新配置的世界是比多极化竞争更为严峻的风险。这种观点没有认识到互联互通是在混沌之下的黏合：评论者抱怨它正导致世界分崩离析，但恰恰相反，是它阻止了全世界的分崩离析。

　　建立无边界的世界

　　竞争性大战略会促进世界的自我稳定。美国、欧洲以及中国加强了与邻国的基础设施投资，推动了区域一体化和全球连通，这些都最终在无意间增进了对风险的集体承受力。过去，对石油的需求使纳粹侵入近东，日本人侵入马来亚，但今天我们面对的并非能源稀缺而是能源过剩问题——没有“石油峰值”，反倒是出现了“天然气过剩”。过去十多年时间，西方人一直担心中国会像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帝国一样控制原材料，结果却是中国庞大的投资大幅刺激了拉美和非洲的资源开采，为全球市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能源供给（随着中国自身需求的下降，某些大宗商品甚至出现了供给过剩，出现价格崩溃）。新兴的炼油厂可以处理从重到轻多种类型的原油，因此石油供应也变得更加可替代，一旦某个供给源出现中断，其他供给方会迅速将其取代。感谢新发现和新技术让供应和需求替代卡特尔成为能源价格的设定者。

　　长期来看，在互联互通方面的竞争会降低我们的集体风险。如果资源分布更为广泛，政府就不会害怕被切断珍贵的原材料来源，也就不会因此而发动战争。这个世界再也不必进行任何“资源之战”。

　　其他方法也能够促进战略连接，以便于我们丰富的全球资源能够满足全世界的需求。比如在新贸易路线和转运口岸建设上的竞争。从战术上看这好像是零和游戏，但实际上，有了北极对常年航运的开放和泛欧铁路货运网的建设，苏伊士运河遭受恐怖袭击或陷入区域冲突而突然关闭这种事就不会对全系统造成任何重大影响。互联网也是如此：由于有针对性的攻击或者意外性船锚切断等原因，每年出现断裂的海底电缆至少有20条，但铺设的越来越多的电缆却保证了数据传送指数级增长的需求。分布式连接让我们远离了所有单点故障。

　　得益于今日正确的投资，到2050年，地球上的90亿人会更均匀地分布于各半球，同时也会更具流动性，更适应变幻莫测的大自然力量。事实上，在未来几十年中，受海平面上升造成的海岸淹没影响，许多国家会在内陆建设新城以安置相关人口。火山爆发和电磁脉冲在可能导致飞机无法运行的同时令大西洋和印度洋的高速气垫船服务成为必需。这些投资或许无法立即获得商业上的回报，但在未来它们都必不可少。经济学家或许会称之为“产能过剩”，但是在一个不可预知的世界里，这也许更接近常识。

　　以沿海大城市为主体构筑的星球文明应该更关注供应链的连续性，而非争夺帝国霸权。贸易型城市需要的是海岸警卫队和反恐，而不是对外侵略和核武器。它们不想成为单一的霸权利维坦，而是更愿意保持相互依存的关系。看看桑给巴尔和阿曼、威尼斯和新加坡，一个以开放融合文化主导的世界肯定比奥威尔式大型帝国主导的世界和平得多。

　　未来的每一次重塑都会以更多的连接与更少的分立为特征。这是对我们当今现实的恰当回应：过去的两个世代没有出现任何大型全球性冲突，而在日益增长的全球贸易和投资的缓冲作用下，紧张局势升级也得到了良好管控。我们花费了大量精力来测度境内活动的价值，如今我们应该将同样的精力放在跨越边境的互联互通上。

　　从一个国家——边境世界转向一个流动——摩擦的世界是当前最大的赌注所在。我们需要一个更加无边界的世界，因为我们无法承受领土冲突的破坏力，因为纠正人和资源的错配能够释放无尽的人力与经济潜力，因为给国民提供足够福利的国家如此之少，因为还有几十亿人尚未充分享受到全球化的益处。边界不是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解药，更加连通才是。但是，如果我们想要享受一个无边界世界所带来的好处，我们就必须首先建立这样一个世界。我们的命运仍前途未卜。 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