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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部 从国家到超级城市

　　第十一章

　　你建造，他们就会来

　　迪拜——世界之都

　　说到今日全球访客最多、最具多样性的不夜城，纽约和伦敦自然在列，昔日的巴黎也不辱此名。然而，不久之后以及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能不负此盛名的城市却是迪拜。位于东西方与南北方交会处的迪拜，正以傲人的姿态成为“世界中心”。

　　到2017年，每年访问迪拜的游客数量将超过伦敦或巴黎。坐落于迪拜塔底层的迪拜购物中心在2013年的客流达到7500万人次，位居世界之首。迪拜的外国出生常住人口占比超过90%，这使迪拜超过纽约（纽约的这一数字为38%），成为世界第一的“大熔炉”。迪拜机场的3号航站楼是文明的终极交会地，每年在此过境的游客远超任何其他机场——午夜到凌晨5点尤其如此。迪拜是真正的不夜城。凭借巨大的空客A380机队，阿联酋航空让迪拜成为唯一可直飞到全球每座主要城市的地方，而更大的迪拜世界中心机场还在加班加点建设中，到2020年迪拜举办世博会时，这座机场将可容纳每年2亿人次的客流量。实体连接是一项服务，迪拜就是这项服务的领先供应商。

　　从封建保守一跃进入后现代的迪拜举世无双。伟大的城市通常以持续发展来保持与时俱进，迪拜却代代自我颠覆，从珍珠捕捞到石油生产再到转口贸易，直至如今的基础设施、房地产、旅游以及服务业，迪拜的每一步都使得自己的体量翻番。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连通性指数（Connectedness Index），通过对商品、服务、金融、人员以及数据流动的全面考核，全球只有六个城市可称为主要枢纽，这六个城市包括纽约、伦敦、香港、东京、新加坡以及最新的上榜者迪拜。

　　迪拜是一种新型全球城市的先锋代表。除了在游乐园里全比例拷贝其他城市的重要古迹，迪拜并无意复制过往的任何伟大城市。相反，它正成为一座具有新型标识的新型城市，一个真正的全球节点，它的优点不在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而在于无国界的世界主义和无缝的全球连接。对于正在增长的以迪拜为家的几百万人口，在迪拜就是无处不在，这使得那些认为伟大城市必须深植于某处的传统观念相形见绌。

　　一座城市如何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内迅疾崛起并以独特身姿令全世界瞩目？迪拜的故事颇有启发。虽然早在500年前，迪拜就以珍珠交易著称，但这个当时被称为特鲁西尔酋长国的海上保护领地一直籍籍无名，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发现了石油，此处才在全球地图上赢得一席之地，与此同时，他们脱离英国获得独立，并仓促结成一个叫作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联盟（多少有点不情愿）。此后不久，世界上最早的自由贸易区之一在杰贝阿里（Jebel Ali）设立，依靠区域内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一座供欧亚油轮和集装箱货轮使用的大型中转站得以快速建成。到如今，这一贸易区仍旧是世界上最成功的贸易区之一。在杰贝阿里成为区域内最大、最现代化港口的同时，新晋的独立国家也门却滑向内战。也门的桂冠——亚丁殖民地——曾是英属印度最具战略意义的燃料补给港口，其位置曾有“阿拉伯贸易的主商场”之美誉，然而时至今日，这项桂冠已属于迪拜。

　　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大量南亚劳动力涌入蓬勃的石油部门和服务性行业，阿联酋的人口翻了两番，黄金和纺织品贸易也出现激增。今天迪拜的人口中70%为南亚人，亚洲人让海湾地区显得更“西亚”而非“中东”。每年，从阿联酋流向印度的汇款达300亿美元，在印度2500万侨民的家乡汇款中，这一数字遥遥领先。当私人银行家需要为他们的高净值印度客户提供服务时，他们通常前往迪拜。而无论是巴基斯坦的布托家族还是最近被驱逐的军事领导人穆沙拉夫，迪拜都是首选流亡地。

　　作为全世界主要的区域间门户，迪拜同时满足了各大洲的需要。由于资本和人口的南南流动和南北流动扩大了自北向南和从西向东的传统流动，迪拜也成了整个新投资模式的管道。迪拜的年度投资大会如同一个普通人的达沃斯聚会，来自10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成千上万人聚集一堂寻找投资。在这里，我遇到了摩洛哥的房地产开发商、埃塞俄比亚的奶牛场老板、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的总统、印度的建筑业巨头，以及其他数十位企业家。对于这些人而言，能实现互相连通并找到供应链合作方式的便利之地就是迪拜。

　　在传统但富裕的朱美拉（Jumeirah）海滨区，审美标准与其世界中点的地理位置相匹配：法式糕点店旁边紧挨着印度莎丽服商店，汉堡王与中式按摩店并存，更是显出当地文化的同心性。在迪拜，商业与文化深入交融。迪拜与波斯文明的关系，为其濒临的霍尔木兹海峡与区内众多的伊朗裔人口（实际上1/4的迪拜原住人口都可溯源至伊朗）所塑造，而戕害地缘政治的逊尼什叶之争倒对它无甚影响。即便面对最为严厉的制裁，迪拜的银行仍旧在想方设法与伊朗进行融资贸易，迪拜海湾中满载着计算机和冰箱的独桅帆船不舍昼夜地驶向阿巴斯港。随着伊朗的外交破冰以及商业的复苏，迪拜也成为进入这个8000万人口市场的最佳入口。

　　阿联酋同样也对中国敞开了大门，如今，中国已经是其最大的贸易伙伴，超过25万中国人居住在迪拜（每年到访的中国游客则超过28万人），2000多个商家以迪拜为再出口枢纽，销售从建筑材料到玩具的各类进口商品。最近，中国国有银行的高层也来到这里，除了在此拓展泛阿拉伯地区的业务，他们还与欧洲以及阿拉伯的投资者一起谋划位于非洲的联合基建融资项目——对他们而言，迪拜正是这一项目的离岸跳板。

　　阿联酋航空在非洲的航线已经超过了所有对手。迪拜世界港口公司的基建项目遍布塞内加尔、安哥拉以及吉布提。居住在迪拜的索马里人有3万之众，4万肯尼亚人亦分布于迪拜的各行各业。非洲最为年轻的亿万富翁阿希什·塔卡尔（Ashish Thakkar）是印度裔乌干达人，他以从迪拜的集市收购二手电脑配件起家，如今他在迪拜之外经营着IT、地产、制造以及社会风投等多种业务。

　　20世纪中期诞生了两种后殖民地国家：一种是那些现代基础设施涌现的国家，另外一种则是在殖民地基础设施上苟延残喘的国家。印度和阿联酋走上如此极端不同的发展道路并非宿命。在英属印度时期，海湾的阿拉伯人涌入印度，从那里将钱寄回家。今天，人口的流动完全逆转。印度的确没有石油，但也不是非要把农业社会主义作为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

　　阿联酋的新兴能源产业和对移民者的开放态度吸引了大批南亚人的到来，这其中就包括我的家族。我们家在20世纪70年代离开印度到此，当时我还是个孩子。我们驱车跋涉，从阿布扎比到迪拜，一直开到阿拉伯海的豪尔费坎海滩，沿途处处是柔软的沙丘，而整个旅程看起来似无尽头，而且我们车上没有空调。

　　尽管从法律上看，阿联酋已经统一了超过40年，但七个酋长国在基础设施上联合为一个高效的沿海群岛，却是数十年经济现代化和基建投入的结果。自拉希德·本·赛义德·阿勒马克图姆酋长（Sheikh Rashid bin Saeed al Maktoum）推动建设杰贝阿里港开始，迪拜就一心想要将自己建设得更大、更高、更为美好。20世纪80年代末，伊玛尔地产（Emaar Properties）的董事长兼迪拜首领穆罕默德酋长的重要顾问穆罕默德·阿拉巴尔（Mohamed Alabbar）就先被派到新加坡学习五年。这段经历后来被他比作是在巴西足球的鼎盛时期进入了足球训练营。当归国之时，他已经相信，高楼大厦不仅仅是物质现代化的体现，同样也事关体制现代化。

　　迪拜以其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向世人证明，一个全球性枢纽与一个便利的交通要塞是两码事。的确，如今“迪拜”这个词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独的地名，作为商业和人口中心，它已然成为整个连通国家的代名词。如今，迪拜、沙迦和阿治曼实际上已经扩展为一个大城市群，阿布扎比的石油能源扩张则使得城市发展更趋向杰贝阿里，如今杰贝阿里已经成为迪拜的卫星城，迪拜的无人驾驶高架地铁的最后一站就在此处。依靠阿布扎比的雄厚财力支持，北部的几个酋长国，乌姆盖万、富查伊拉以及哈伊马角也在加紧发展自己的港口和旅游产业，主要的公路如今纵横交错，将沙漠中这七座绿洲相互连接起来。尤其是因为阿布扎比在金融危机期间对迪拜施以援手，人们愈加视阿布扎比为阿联酋的核心。尽管这几个酋长国之间仍在为航空公司的声望、摩天大楼的高度以及酒店的星级相互竞争，它们之间的关系却变得日益协调。正如瑞士在数个世纪以来一直以城市国家而闻名，如今的阿联酋也变成了城市国家，一个内部劳动有机分工、身份认同不断深化的分治联邦。

　　与后殖民时代好斗成性的世俗民族主义不同，迪拜也为一个新的更广阔的阿拉伯身份认同创造了机遇。如同旧时的开罗和贝鲁特，如今的迪拜已经是阿拉伯世界的实际首府，是阿拉伯权势阶层的交会之所。从黎巴嫩内战到美国入侵伊拉克再到“阿拉伯之春”，迪拜一直是地区各种不幸的受益者。成千上万的黎巴嫩人、埃及人、叙利亚人、伊拉克人以及其他各国人等，在自己祖国前景黯淡之际，汇聚到这里寻求避难。顶级的阿拉伯银行家、艺术家、企业家以及运动员都来此定居，而阿联酋则巧妙地给予其中部分人以公民身份。因为持阿联酋护照越来越容易在全球通行，这些来自失败阿拉伯国家的人也开始为阿联酋国籍展开竞争，他们视阿联酋国籍为安全的保证与进入世界其他地区的通行证。

　　阿联酋的崛起招来了深深的嫉妒，也造成了严重的人才外流。这里文化创造力深厚传统的缺失惹恼了不少新晋的居民：来自开罗、贝鲁特、巴格达以及大马士革等阿拉伯历史与文化中心的知识分子和艺术人士难民。但这也正是为何迪拜不应该与其前辈们相比之处。迪拜要做的不是取代这些地方，而是为来自这些地方的幸存者提供一个舞台。

　　当其他地区为阿拉伯青年转向暴力而沮丧之时，来到迪拜的青年人却将精力投入各种类型的创业中。克里斯·施罗德（Chris Schroeder）在其著作《创业崛起》（Startup Rising）中就此做了生动与充满期待的描述，从迪拜出发的投资者和创业家们已经在阿拉伯世界尤其是他们自己的国家展开了移动教育、电子商务、手工陶器、太阳能电池生产以及外包业务等众多创业项目。从摩洛哥到约旦，每一个阿拉伯国家都希望在自己国内建成一个迷你迪拜，以开启迈向现代化的征程。2015年，埃及与阿拉巴尔的公司（Capital City Partners）签约，准备在开罗和红海之间修建一座与新加坡同样大小的新城，以期解决开篇的交通拥堵顽疾。

　　更广泛地看，迪拜几乎可谓世界上所有财富暴发城市的榜样。阿塞拜疆炫目的首都巴库，被人们誉为“里海的迪拜”，而安哥拉的首都罗安达这座永不停歇的施工城市，则渴望成为非洲的迪拜。资源丰富的国家向来都高居不快乐国家排行榜的前列，然而根据2013年《世界幸福报告》，阿联酋的幸福指数排名竟然超过了美国和卢森堡，高居中东国家之首，而中东却是世界上最不幸福的地区。

　　迪拜的成功也对西方民主更优越这样的理论假设提出了挑战。虽然有越来越多的呼声要求对阿拉伯的统治者们进行问责监督，他们还是迅速从封建（和争斗）的部族华丽转身，维系了以君主制为稳固基础的混合型技术专制。这里“混合”是关键：迪拜已经成为世界自由贸易区发展的中心。迪拜的总体规划是一场吸引各类供应链及卓越中心的战略演练。任何一种全球流动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对应的实体自由贸易区。媒体城会聚各路卫星电视台，互联网城会聚了网络公司，医疗城会集了医疗与制药企业，其他如纺织村、汽配城、地毯自由区、迪拜生物科技等也是不言自明。今日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经济特区超过200个，其中超过3/4都集中在阿联酋，尤其是迪拜。未来，迪拜物流走廊（Dubai Logistics Corridor）将把杰贝阿里与迪拜世界中心机场以及多个经济特区相连接，形成一个200平方公里的自由贸易区，而整个城市也最终会成为一座自由贸易城。当一座城市累积了如此密集的经济、行政、商贸、物流、金融等特区与机构分层，这座城市也就成了王室掌控无形供应链系统之地。

　　迪拜的实际治理非常复杂，以至于经常很难搞清脚下的土地到底受哪部法律所管辖。例如，金光闪耀的迪拜国际金融中心（DFIC）就是受巴黎国际商会的商事仲裁法管辖。近年来，阿联酋地方法庭已经把国内管辖的案件交给迪拜国际金融法庭处理，这有效地推动了法律纠纷的横向离岸，使得纠纷可以得到更为合理的裁决。同样，在媒体城，网站访问与审查制度就完全与国内其他区域不同，因为这一经济特区是BBC（英国广播公司）、C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路透社和其他国际媒体的所在地。外国人经常在离岸“创新区”建立公司，而这些区位于（在岸）的富查伊拉等其他酋长国内。这样的制度使得外国人获得了居住许可，如此他们又可以在岸设立全资公司。

　　统治阶级清楚地知道，如果不是以更好的国际标准来管理每个领域，迪拜不过就是个货运转口港。更为重要的是，为外资运营的贸易区开放大门，也是在为后石油时代铺路。迪拜如今75%的经济收入来源于建筑、房地产、金融、制造、零售以及其他服务。危机之后迪拜经济的迅速回暖已经证明，将政府和公司携手并进看作裙带主义，不过是理论的教条主义而已。在现实世界，这是战略经济生存的需要。

　　[1] The financial dealings of Dubai's ruling family have opened it to accusations of opacity. Property developers in particular have had government investment vehicles and national banks as major shareholders and creditors, thus foreign investors be-fore the financial crisis treated them lik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ith an ironclad commitment from the oil-rich capital emirate of Abu Dhabi. But when the Dubai World conglomerate asked for a reprieve on interest payments in 2009, suddenly foreigners found themselves negotiating with private companies but ones whose directors were either royal family members or surrogates with close ties to the legal system——leading to a significant softening of the terms.

　　沙漠拥有无垠的空间，但只有拥有现代化的海水淡化与灌溉技术以及空调，人类才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开发沙漠，否则，纵然有坚韧的毅力，人能做的不过是像贝都因人那样横穿撒哈拉以及海湾地区传说中的鲁卜哈利沙漠（Empty Quarter）。通过充分利用现代技术，迪拜计划以无限复制的形式不断向南部鲁卜哈利方向扩张，未来其地产开发项目所占区域将超过北京、伦敦、巴黎、纽约、巴塞罗那和其他几个世界主要城市的总和。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这位大胆而率真的建筑理论家及实践者已经制订了一个总体规划，他将在迪拜与阿布扎比的中间位置修建一座崭新的可容纳150万人口的海滨城。他相信，作为“初级形态都市”的实例，这座新城将成为一种可复制的城市模板，能够在中东及亚洲的大都市圈区域迅速建造新的人口中心。

　　迪拜本身的部分基础建设仍待加强，例如它需要建立合理的街道编号系统，也需要建设更多的公立医院。随着人口的增长，一旦海水淡化厂出现问题，迪拜的储存淡水仅够人们使用两天。（迪拜已开始在沙漠深处的盆地钻探水源。）无论地上、地下还是海边，迪拜都仍需要基础建设。长期以来，西方的经济学家一直低估新兴市场的需求，他们对在沙漠中建造奇幻城堡的迪拜等横加指责，但是，若没有基础设施，这些地区就不会有充足的工作以及足够的经济多样性，其应对变化的弹性也会不足。

　　在迪拜，即便是来自欧洲福利国家的人也能在这里感受到生活质量的飞跃，因为以前的高税率在这里变成了零税率，以前需要双收入才能维持生活，现在单收入也可以活得奢华。迪拜的这种“美好生活”其实无需激进的新方法加以诠释，因为西方社会也是在引进劳动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殖民奴隶制到后殖民时代的移民，再到作为下层阶级的外籍劳工，无一例外。同样，伦敦和洛杉矶的国内工人生活在平行的经济与社会宇宙中。在所有的全球城市中，这种隔离不过是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人口互利合作的结果。正是数百万南亚劳工连续数月甚至数年的埋头苦干造就了阿布扎比、迪拜以及多哈等各处那些金光闪闪的标志性建筑。他们建造了这些高楼大厦却永远不会住进去。人们对这些人的看法不一，多数人对他们视而不见，其他人则会表示深深同情，对他们抱有感激之心的则凤毛麟角。西方人如今生出了一种虚伪的善念，他们享受着新中世纪主义所带来的舒适却又不愿承认。但在迪拜（和新加坡），人们却不会这样。

　　金钱早已取代阿拉伯语成为迪拜的官方语言。这里的日常交际用语也变成了英语、南亚印地语以及乌尔都语。但是，将所有人紧紧黏合在一起的是对稳定、繁荣以及连通的欲求。迪拜已经变成了躲避宗教极端主义者的安全港：迪拜的安全机构、监控技术以及政治触角使其能够确保极端恐怖分子不会在这块土地上兴风作浪。迪拜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繁荣的电子品黑市、洗钱天堂、各国黑帮及其犯罪网络的桥头堡。从谢赫·扎耶德路（Sheikh Zayed Road）的五星级酒店到德拉（Deira）破旧的旅馆，供给定律显然打败了伊斯兰禁止通奸及卖淫的禁令。毫无疑问，许多阿拉伯人到迪拜就是为了抛却穆斯林的清规戒律。

　　如果有哪座城市体现了“你建造，他们就会来”这句话，那么这座城市就是迪拜——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从1968年到1975年，迪拜的人口翻了两番；从1989年到2009年，迪拜人口再增加一倍；预计到2020年，迪拜的人口会再次翻番，达450万之众。在华尔街失意的美国人，寻求低税率的欧洲人，逃离贫困与暴政的非洲人，带着大把钞票的印度人、俄罗斯人以及伊朗人、菲律宾的酒店打工者，中国的企业主，都会聚于这座属于另一个世界的都城。当欧洲国家对移民厌倦之时，阿联酋却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拥抱他们。

　　因此，迪拜不仅是阿拉伯世界的大熔炉，也是走在前列的全球性大熔炉。迪拜是一个反民族国家的国家：这里几乎没有剩下多少原住居民。实际上，迪拜可能是世界历史上种族色彩最为淡化之地。来自世界各地的各路移民正在创造的是一个令人充满敬意之所，这里既充满世界多样性，又绝无身份认同的单一性问题，每一个居住区都是一个地球村。

　　雷姆·库哈斯曾经鼓吹，迪拜是“最后一块可以镌刻新身份认同的白板”。实际上，这座城市本身就是传统的身份认同从传统民族国家向后民族国家城市中心转变的最重要实验。先前，外国人被允许在迪拜或新加坡的平均逗留时间为两至三年，如今这一限制已经不复存在。外国人已经成为永久居民。人们在迪拜扎根越久，过客心绪就会越淡，而期望以努力追求综合与累积回报的移民心态则越来越浓厚。迪拜很多企业已经为外国人运营多年。无论公立还是私营部门，任何一个阿联酋人的工作都有一众外国人的支持。随着在个人以及职业上的成功增长，外国人开始兴办学校，为阻止海滨的地产项目发起请愿；他们展开游说，以求获得以财产所有权为条件的永久居留权；他们竭尽所能去参加领导人用以倾听与收集民意民情的重要议会集会。对于外国人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迪拜已经变得和祖国一样，变成了他们的“家”。

　　然而，在阿联酋非公民没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严格而言，他们是一批投资者选民。即便外国人在此居住了数十年，并且除此之外再也无家，他们也必须每隔两到三年更新他们的居留许可。虽然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自己会在迪拜工作甚至最终在这里退休（这里比墨西哥安全多了），但在这里，几乎所有人都生活在一种“永久过境”的矛盾之中，而在这种状态下，他们从法律上讲是二等公民。迪拜当局有权把任何人从这里撵走。

　　统治者首要考虑的是阿联酋国民。数代以来，阿联酋国民一直是这个国家忠实的子民。他们被赋予高额补贴，以保其衣食无忧。依据一项名为阿联酋化的高级平权法案，阿联酋国民在外国公司中必须要得到升迁。在最重要的房地产市场，他们也有优先权。不过，极度的财富也催生了严重的生活方式疾病，例如男性的肥胖问题以及女性急剧下降的生育率（如今这里的生育率位居世界最低行列）。阿联酋国民所占比重的无情下降，被阿联酋最著名的异议知识分子阿卜杜哈奇·阿卜杜拉（Abdulkhaleq Abdulla）称为“在自己国家做一个少数派的痛苦”。他感叹说，阿联酋国民在数量上如此之少，在重塑国家的力量上如此之弱，能够享受迪拜这一全球现象的时日无多。在2012年迪拜艺术节期间，我们曾坐在一起参与公众讨论，当时他使用了一个恐怕只有他才可以在公众场合使用的词：“灭绝”。这词用得好像是当菲律宾或者欧洲精品店老板以阿拉伯语“平安与你同在”向同样的外国客人问好时，他是在向一个业已不存在的本地群体表达敬意一般。

　　再过10年，阿联酋人在这个国家将变得越加无足轻重，越加成为备受呵护的本地稀有之物，届时统治者也就不得不全然接受他们自己所创作的这个独一无二的世界性项目。很快这里将成为一个全部由外国人口构成的国家。酋长与外国人之间向来互惠互利，但独特的人口结构与连通性也带来一项现实风险：一旦出现灾难性的打击——无论经济上的还是地缘政治上的——蜂拥而至的人群是否也会争先恐后地放弃这场免税的外遇，转而重归故里的残酷之境？

　　作为一个全球都城，迪拜如果想要人们对它有更长久的忠诚，就需要给予其居民更多权利，而不仅仅是让他们沉浸在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便利之中。举个例子，迪拜当局应该考虑为非阿拉伯人提供永久居留权。要想从一个居民“永远是外国人”的城市转变为属于每个人的“全球化之家”，迪拜就需要构建一个自由与义务更加平衡的系统，让任何一个以迪拜为主要居住地的人都应该可以自豪地称自己是迪拜人。

　　对于极度混合的人口与经济力量，迪拜就是一个实验室。虽然未来并不确定，但是这项实验会持续进行，实验的结果不仅会影响迪拜，也会影响我们所有人。正如城市学者丹尼尔·布鲁克（Daniel Brook）所言：“为迪拜的道歉就是为其所代表之世界的道歉。”

　　第一停靠港

　　2013年11月，我飞到沙特阿拉伯的吉达，然后开车前往一个尚未出现在地图上的无名之地。这是一座建设中的新城，它位于红海沿岸，既囊括了消费商品、汽车装配、信息技术产业等经济特区，也配套有容纳200万以上人口的居民区。这座叫作阿卜杜拉国王经济城（KAEC）的城市已通过首次公开募股在沙特的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公司首席执行官法赫德·拉希德（Fahd al-Rasheed）称，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全集成私人城市”。

　　“迪拜效应”对阿拉伯世界的一大影响是，新的港口都在力争取代阿联酋杰贝阿里，成为阿拉伯半岛区域蓬勃市场的新门户——沙特尤其如此。杰贝阿里具有先发优势但无地理优势。一旦阿卜杜拉国王经济城的超现代新港口在2020年左右投入运营，沙特阿拉伯就可以在从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到红海的集装箱货运贸易中独占鳌头。届时，货运时间会缩短，商品则通过跨越广袤沙漠的陆桥，沿着高速铁路和十车道高速公路高效输出至麦加、麦地那、利雅得以及更远的地方。阿卜杜拉国王经济城是沙特阿拉伯赢取巨量物流业务的武器，而牺牲掉的将是杰贝阿里。

　　阿卜杜拉国王经济城不仅仅是一家商业企业，也是战略所需。数十年来，诸如达兰与达曼等沙特东部的军事与石油设施一直在地缘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于利雅得的沙特皇室及其美国保护者，保持石油的流动以及牵制伊朗和伊拉克一直是沙特王国的战略重点。但是，随着沙特原油生产的衰竭，这个国家必然不能只依靠自身的地质优势，而必须对地理优势加以利用。通过建设一个类似于阿卜杜拉国王经济城这样一个全球物流枢纽，沙特可以加入石油之外的其他供应链之中。

　　对阿卜杜拉国王经济城的投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这不仅是因为它将充分利用这个国家的红海地理优势，也因为它能够为沙特的未来带来就业与教育。同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样，沙特阿拉伯面临着一场人口危机：其人口从1950年的300万增加至今天的3000万，且其中有一半人口年龄在25岁以下。在2020年以前，这个国家需要将其400万的住房单元增加至800万。截至目前，超过50家企业已经在阿卜杜拉国王经济城购买土地，兴建厂房。捷豹路虎已宣布计划在此建造一个新的总装厂，这使其变成了向其他阿拉伯国家以及地中海地区出口高档车的区域中心。这实在是非常合宜的，毕竟吉达是沙特阿拉伯女性争取驾车运动的发源地。经济开放与投资总是会带来社会结构的改变，无论大小，沙特阿拉伯亦不例外。教育、医疗保健以及行政部门的就业岗位将会增加，女性则将填补这些岗位——特别是考虑到沙特正寻求降低进口劳工的巨额占比以降低沙特人的失业率，以及女性失业率比男性高四倍的现实。

　　在经济城我遇到了哈佛商学院的初创城市与城市经济竞争力专家约翰·麦康伯（John Macomber），他认为这里具有蓬勃发展的潜力。他的建议是新的城市在破土动工前就要确立一个明确的目标，此外，新的城市还要建设有竞争力的洁净的基础设施（高格局低运营成本），要在总体规划中就将密切相关的工业区设计成集聚模式，要发展混合用途的商业和住宅空间，要提供一个透明的监管环境，要提供优质的管理和服务，要有一个侧重于发展而非房地产的可行经济战略。

　　沿着布满足球场和海滨咖啡馆的经济城红海海滨大道慢跑时，我发现很容易会产生如下的念头：一个毫无拥堵的新城，会吸引成千上万的沙特年轻人远离拥挤的城市，来此生活与工作。新城市有助于缓解密集与低效率的人口状态，将人们的精力解放出来，投入有更有回报的目标之中。这些崭新的活力中心将提振整个王国，虽然他们也会消解利雅得方面的权力。

　　吉达连接着沙特阿拉伯数个新城，它正在变成该国的红海之都。在7世纪，这个籍籍无名的古老渔村以及乌龟壳、香料和乳香等物的转口港，被神化为圣城麦加与麦地那的大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片富饶的海滨绿洲早已变成一座超过500万居民的繁华城市，而绵延数百公里的新城市群也以它为中心。如同这座海洋城市本身的特性，这座城市的商业亦现代而包容，内在上就具备世界开放性。

　　宗教生意也成为吉达地区的强大发展推动力。开车一路向东，我目睹了众多在建项目，这些建设项目或旨在创造就业，或增进经济多样性，抑或是为了游客提供服务。每年进入麦加和麦地那的游客达1200万，并且人数仍在继续增长，他们中1/4是前来朝觐的信徒。快到麦加时，我看到大量的拖拉机和起重机，它们正忙着在石坡上修建高速路和环形交叉口。环绕着大清真寺的三座小山已经被夷为平地，因为这里要修建多个大型酒店（其中包括世界上最大的酒店Abraj Kudai酒店），还要建造一座令大本钟亦相形见绌的钟楼。手提钻日夜不停地轰鸣，建设者要在清真寺旁增添一个巨型花岗岩建筑，同时还要建起一座多层的高架人行道，以便拥挤的朝圣者可以环绕着那座巨大的黑色天房向心而行。

　　沙特增速最快的新客源地，正是伊斯兰教信徒增速最快的大洲：非洲。6万年前，人类最早从非洲到美索不达米亚的迁徙主要依靠两条通道：从西奈半岛的陆路，或者从曼德海峡穿越红海。在本轮气候变化周期之前，曼德海峡和白令海峡一样，水位要比现在低100米。如今，一座连接吉布提和也门、长达54公里的宏伟大桥正在规划建设之中，再过一二十年，跨越曼德海峡将会变得更简单。新的非洲——阿拉伯连接将呈现一种奇异的现象：海峡两边的城市都叫阿尔努尔（Al-Noor），意指真主的引导之光。在阿拉伯这一侧，阿尔努尔将连接也门的首都萨那，而一条正在修建中的长750公里的道路（由世界银行提供资金，中国人负责修建）则将萨那与沙特阿拉伯的汉志（Hejaz）连通，不仅如此，依靠沙特不断拓展的基础设施网络，这条路可以一直延伸到迪拜。在非洲这边，一张更为庞大的公路网从吉布提的阿尔努尔扩展开来，连接起亚的斯亚贝巴、喀土穆和内罗毕等东非主要经济中心。

　　想要取代杰贝阿里成为阿拉伯半岛第一贸易港口的沿海主要枢纽并非只有吉达。如同阿卜杜拉经济城会拿下经苏伊士运河而来的欧洲货运，昏昏欲睡的阿曼苏丹也可能在印度洋上加以效仿。如今印度洋上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风起云涌，汽车、电子产品、医药、化工、纺织以及众多其他商品的集装箱船从这里驶向西方，而大部分原油以及液化天然气则从这里运往东方。在杰贝阿里卸下的货物，实际上超过70%都是运往沙特阿拉伯的，但在此之前，它们必须首先经狭窄而险恶的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2012年，阿联酋与沙特Al Ghuwaifat边界线的清关延误导致大堵车，5000辆货车绵延30公里，一个多星期之后才得以全部通关。

　　尽管阿曼在萨拉莱等主要城市附近有众多港口，杜古姆（Duqm）的新港口才是这个国家的第一个完全集成港及供应链枢纽。该港口与荷兰的安特卫普港合作，并由新加坡人管理，光是自由贸易区面积就有三个新加坡那么大。这里的货运铁路和高速走廊可直通北部的首都马斯喀特以及阿联酋，且最终可穿越鲁卜哈利沙漠直抵沙特阿拉伯。如此优势可以使所有的出口商都忘记杰贝阿里，穿过边界线进入沙特阿拉伯的货车大潮也会因此变成细流。一旦阿卜杜拉经济城和杜古姆港建成并投入运营，杰贝阿里就必须实现转型，在“阿布——迪拜”走廊发展多元化的物流和地产经济。否则，杰贝阿里的人工棕榈岛工程恐将陷入十分落寞的境地。

　　供应链会自动调整以追随流动逻辑，它总是会寻求到达目的地的最有效路径。在战略基础设施的另一个战场——油品码头方面，阿拉伯半岛上周边的港口竞争同样激烈。目前，每天有1800万桶原油要通过险峻的霍尔木兹海峡（这占1/3的海上石油货运量以及20%的全球原油贸易量）。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伊拉克85%的石油出口都倚赖这条海峡，这些石油会经由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运往中国、日本和韩国。卡塔尔主要的天然气出口同样如此。一旦霍尔木兹海峡上的能源运输出现问题，阿联酋会让客户在海峡的阿曼湾这一侧的富查伊拉港装船。与此同时，伊朗石油的运输同样需要通过霍尔木兹——当然这首先需要伊朗完成阿曼湾贾斯克港口的大型油品出口码头建设。同马六甲海峡一样，霍尔木兹也是一个地缘政治要塞，这也是为何阿联酋和伊朗都在围绕着它建立外部通路。

　　专栏：拉各斯——非洲的世界城

　　若“迪拜效应”能在非洲生根发芽，则必然会是在非洲最大的城市拉各斯。拉各斯的州长巴巴敦德·法肖拉（Babatunde Fashola）初次访问迪拜时就感叹说，迪拜是一座“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城市，让我觉得脚下踩着风火轮”。

　　拉各斯不仅是尼日利亚的经济中心，也是周边十几个国家的中心城市。当我沿着这座城市西部的轻轨线一路开车前行时，很容易就会想到这条动脉势必会继续向西，穿过贝宁、多哥以及加纳的阿克拉，最终抵达黄金海岸科特迪瓦的阿比让。这将是一条跨越四条国境线近5500万人口的城市走廊。这几个国家已经从奴隶贸易的中心携手进阶为供应链的枢纽。资源丰富的尼日利亚和加纳正在将它们中间的几个前法国和德国殖民地英语化。贝宁更像拉各斯的郊区而非一个国家，就像保加利亚（欧盟最贫穷的成员国）实际上是伊斯坦布尔的郊区一样（我将它们连接成的走廊称为“伊斯坦保加利亚”）。任何有兴趣理解西非新动力的人，哪怕仅仅是为了自保，也需要有一张这一城市群的详细地图。

　　拉各斯的经济规模已经可与肯尼亚相匹敌，因此它也变得越来越更像一座准独立的城市国家和地方首府。阿布贾的联邦政府减少了对这座城市的预算支持，但下放的权力也推进了它的自力更生。州长法肖拉提高了市民税税率，然后用60%的城市预算修建了道路，配置了垃圾车，建成了一个中国风格的快速公交系统，并且增加了公务员人数。 注释标题 Gabriel Kuris, “Remaking a Neglected Megacity: A Civic Transformation in Lagos State, 1999–2012” (Princeton Project on Innovations for Successful Societies, July 2014). 与其说拉各斯属于尼日利亚，不如说尼日利亚更需要拉各斯。

　　尼日利亚至多算一个联邦国家而绝非一个民族国家。这个国家的主要种族超过300个，其中约鲁巴人控制着西南部，豪萨人控制着北部，而伊博人控制着东南部。20世纪60年代，这里曾上演种族灭绝的比夫拉战争，当时的伊博人曾经试图脱离尼日利亚，却以失败告终。今日的暴力活动则主要集中于北部，在那里，惨无人道的恐怖组织“博科圣地”发动了穆斯林叛乱。一些人认为，最初“博科圣地”是由尼日利亚军方搞出来的，为的是给巨额安保预算找一个合理的理由——当时这一预算已经占到GDP的1/4。这显然是一个非洲版的自食其果的故事。 注释标题 原文用的是blowback一词，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创造的术语，简单意思是“一个国家收获了它所播种的东西，即使它并不完全知道或了解它所播种的东西”。——译者注 其他人则指控是穆斯林国会议员煽动了“博科圣地”叛乱，造成了国家动荡，引发了近半全国人口的分裂。

　　虽然投资者高呼尼日利亚为非洲繁荣的巨大引擎，建筑师称颂拉各斯是非洲大陆复兴的样板，但在残酷的内战下，为了实现管理可控，这个国家的走向更可能是进一步联邦化。这也许就是最好的结果，因为粉饰的统一不但成本高昂而且也无法长久。尼日利亚更应该将重心转向现代化的实现，遏制石油部门的腐败，以及为超过50%的失业青年，尤其是农村地区青年创造就业。（在统计学上，男性青年的失业率是社会和政治动荡最为显著的关联性因素之一。）

　　拉各斯是尼日利亚惊人贫富差距的缩影。在中央维多利亚岛区的精细沙滩上，来自欧洲、非洲以及阿拉伯的足球队一起角逐由企业赞助的足球比赛，伴随在旁的是价格高昂的饮品以及着装暴露的啦啦队。在附近的莱基半岛（Lekki Peninsula），一个叫作大西洋新城（Eko Atlantic）的高级“智慧城市”区正在建设之中，未来这里据说将拥有可以观望海景的高档住宅。然而在这两者之间，街头少年帮派把控着海滩的入口，向来者收取车辆保护费，在浮桥上骚扰行人。十几公里之外，我付给武装匪徒两大捆奈拉（尼日利亚货币）才得以划着一只破旧的独木舟驶入臭气熏天的沼泽地——马可可（Makoko），10万多人的居住之地。2012年，法肖拉曾让武装警察带着链锯来捣毁这座浮木上的贫民窟，结果毁誉参半。拉各斯的人口已从1970年的140万增长到今日的1400多万，法肖拉看起来不过是在模仿孟买的作为。孟买同样是一座运转不灵的半岛之城，充斥着奢华与赤贫，活力与轻浮。但是对于像拉各斯这样的区域磁场而言，清理大街与地下通道绝非只是把人赶走这么简单，因为人还是会源源不断地涌来。

　　第十二章

　　规划超级城市

　　迅速崛起的城市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最新发布的《全球趋势2030》报告提出，未来世界非常可能成为一个“非国家化的世界”。在这种前景中，城市化、技术以及资本积累将一起通过资本主义的力量有效推进经济特区的崛起：“就好像中央政府认识到自己改革能力的不足，转而将这一责任赋予其他方。在这些飞地中，包括税收规范在内的法律都是由外部力量设定的。很多人相信，外部力量更有可能推动这些特定区域的经济腾飞及发展，并最终为国家的其他地区树立榜样。”

　　我对这一精彩分析的唯一不认同之处是，它所描述的并非2030年的世界，而是2013年的世界。早已经有数十个国家放下面具，不再假装还能够履行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如今能够提供公共产品的是以“特区”形式出现的市场。这些特区很大程度上是受“外部力量”推动运行的，这个外部力量就是供应链。

　　纵观历史，城市发展模式始终如一：城市进行商业的自我开拓，然后成为其内陆地区的首选门户，跨越山河边界与其他的城市和势力相互结盟形成连接。在2000年前，提洛岛（希腊神话中阿波罗的诞生地）等希腊港口城市就建立了最早的自由港体系，形成了一个覆盖腓尼基和其他地中海文明的交易网络。1000多年后，欧洲中世纪的汉萨同盟诸自由港，包括不来梅、吕贝克、汉堡和但泽等，成功地帮助欧洲多国君主维系了自主独立。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和热那亚等意大利城邦的贸易转口港也在数个世纪中保持了领先地位。之后则是香港和新加坡等英国殖民地港口的天下，这些城市最初就是按照一个自由贸易区设计建造的。

　　“二战”之后，制造业和出口竞争导致许多经济节点从爱尔兰的香农转移到了美国边境，波多黎各和墨西哥的外资工厂区都被重新划定为外贸区或出口加工区（EPZ），以吸引廉价劳动力和投资，赢取市场份额。20世纪60年代，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开始把经济特区作为一种基础设施及发展模板进行推广。尽管该组织认为经济特区只是一种暂时现象，是一种快速发展经济体才需要的非常规组织形式，但实际上，经济特区却变成了世界上普及最快的一种城市发展模式：如今世界上的经济特区数量已经超过4000个，它们构成了功能供应链世界上一个个迅速崛起的城市。

　　[1] The World Bank identifies nineteen different terms for such zones such as “free trade zone,” “foreign trade zone,” “industrial free zone,” “free zone,” “maquila-dora,” “export free zone,” “duty free export processing zone,” “special economic zone,” “tax free zone,” “tax free trade zone,” “investment promotion zone,” “free economic zone,” “free export zone,” “free export processing zone,” “privileged ex-port zone,” and “industrial export processing zone.” Other studies have found up to sixty-six terms.

　　城市可以被看作一项古老的社会工艺，是将人集中到一起并展开密集而有效劳动分工的基础设施。但是人的快速城市化仅仅意味着人在涌入城市，却不代表城市已经为人的到来做好了准备。因此，在今天，成功的经济战略必须包括能够吸纳人口以及推动社会现代化的战略性的城市投资。

　　特区已经被证明是不发达国家实现连接与发展的重要催化剂。1979年，邓小平将位于香港北部、当时还是一个渔村的深圳设定为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如今，深圳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1500万人口的繁华国际枢纽，人均GDP在30年间增加了100倍。同样是在1979年，毛里求斯开设了第一个纺织经济特区，这使得该国的年均经济增速达到了6%，国内失业问题也近乎全部解决。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第一个服装加工特区创造出10万个工作岗位，并且降低了该国对农业的依赖。在冷战后期，第三世界国家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确立全球性的再分配方案，其中包括要求工业从北向南转移，增加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价格支持，降低关税，推进有效的全球食品援助计划。但这些要求招致了过度借贷、坏账、难以遏制的通胀以及严重的违约。城市化以及与全球供应链的连接则被证明是一种更为行之有效的发展方式。

　　经济特区及其服务的供应链代表着一块单独的领地。投资者愿意到经济特区是因为这里有低成本劳动力，可以避免监管骚扰，与此同时，政府需要外国投资前来创造就业，培训工人，出口相关技术技能以及为其他地区提供示范效应。到目前为止，牺牲部分国家主权以成为世界供应链中的有力一员已被证明是一个双赢策略。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以呼叫中心、软件编程以及物流管理等为重心的工业园与科技集群新浪潮开始同时席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它们的学习榜样就是美国业已建成的帕洛阿尔托斯坦福科技园以及北卡罗来纳州的三角研究园区（该园区在20世纪80年代也变成了外国贸易区）。得益于移民人才、德州仪器等跨国企业的投资以及印度软件技术园这一新机构的支持，班加罗尔和海得拉巴成了今日印度IT业的两颗耀眼明珠。

　　自取得独立后，印度人口在65年时间内翻了两番，达到了12亿，但印度在最近几年才开始致力于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在如此的欠发达国家中，经济特区对于詹谢普尔这样的印度东部百年企业城而言还是个新事物。詹谢普尔是印度第一个计划工业城市，由于它的创建者是贾姆希德吉·塔塔（Jamsetji Tata）家族，因此这座城市还有个更常用的名字：塔塔纳格尔。印度从来不是一个政府主导私企“填空”的国家，恰恰相反，在这里企业承担了全国一半的基础设施投资并提供大多数的服务，尤其是私人诊所与学校教育。其他人口大国例如尼日利亚与印尼的情况其实也并无二致——如果不是更差的话。成千上万的企业构成了供应链上的节点，可口可乐装瓶厂、雪佛龙天然气生产设施以及费尔斯通橡胶种植园都只是其中的节点之一。在这些企业中，各项服务甚至安保大多也是由企业主而非国家所提供。

　　无论是中国的制造业还是中东的石油勘探行业，欢迎外国供应链进入是它们从边缘进入中心的唯一方法。技术在新兴经济体扩散的主要渠道就是外国贸易（直接购买设备与新理念）和外国投资（让外国企业带着技术进入）。经济特区可以同时实现这两者。

　　虽然中国已经进入世界的经济中心，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经济特区所代表的是一种逃脱失败历史的战略选择，中国就是依靠它在20年时间内取得了西方200年才实现的成就。毛里求斯依靠出口加工区完成了从农业向纺织业的转型，继而又通过投资区和税收协定实现了向金融服务业的转型，如今，金融服务的产值已经占该国经济的70%，而农业的占比不到5%。作为非洲的离岸金融中心，毛里求斯是亚洲巨额投资资金进入非洲的关口，印度40%的外国直接投资也是来自这里。对于这样一个在20世纪60年代靠糖业为生、人均年收入仅有200美元的国家而言，今日的发展成就可圈可点。

　　从外飞地到内飞地

　　实际上，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30年报告将经济特区称为“内飞地”是错误的。本国土地上的外国企业经营区域实际上是“外飞地”，是受到限制的与外界隔绝之所，用城市规划的术语来说，是有空间设防的地方——这既包括经济方面（要求特殊的技术进口）也包括社会方面（与本地社区隔离）。但一个国家能否像中国或者毛里求斯那样充分发挥经济特区的效应，则在于能否利用一个个外飞地促进全国的经济发展。除非这些国家能够提高标准以增进对全球价值链的贡献，否则，单纯的自由贸易除了让廉价的中国商品进入本国之外，不会带来任何益处。正如世界贸易组织的休伯特·艾斯凯斯（Hubert Escaith）所指出的，只有通过充分利用外国投资来改进基础设施、交易制度和社会制度，自由贸易才能变成一条双向车道。从这一点看，经济特区并非是孤岛，而是本地经济活力的引擎。

　　经济特区对国家肯定有溢出效应，唯一的问题是政府能否抓住跨国企业所带来的机会创造就业、提高工资水平以及实现技术转移。举个例子，越南外资鞋业和服装业工人的工资比本土同类企业中的工人高出50%，这使他们的家庭进入了全国最富裕的20%家庭行列。越南政府则趁此着重扩大了税基，利用新增税收在全国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增加住房供给，按照外国学校标准建设学校，并创办更多的合资企业——这些措施又进一步使更多家庭脱离了贫困。尽管越南在政治上仍旧不透明，但经济特区在数量和规模上的增长仍说明该国对经济前景十分看重。年轻与勤劳的越南人为该国赢得“小中国”的美誉，从岘港到IT科技园，越南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超过16000个，其中就包括位于科技园的英特尔最大亚洲芯片工厂。

　　以前的经济特区不受本地监管甚至享受民事法律豁免，不过现在发展中国家变得更聪明也更自信，它们建立半官方机构以寻求维护国家利益，这包括为本地工人争取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工作环境，并推动本地产业在特区的发展。毫无疑问，如今很多经济特区仍然存在私下的博弈，外资以付费等方式换取税收减免。不过聪明的政府也开始利用其力量寻求早日结束外资的免税期，并确保科技与技能培训这类有益社会的项目的展开。

　　经济特区也是改革的重要试验地，很多经过试验的改革最终会变成国家政策。例如，马来西亚的多媒体超级走廊（Multimedia Super Corridor）内拥有大量的动画、游戏以及其他类型的科技公司，这些公司为获取政府资助和风投展开激烈竞争。这里同时也是独立网站的服务器所在地，为当地新闻自由的发展创造了空间。此外，马来西亚的实践也证明，经济特区远离首都可以避免遭到过度干涉，政府以特区发展房地产的倾向也会受到抑制。临近吉隆坡的两个标志性项目赛城（Cyberjaya）和布城（Putrajaya）已经被扼杀，不过，南方的柔佛州却通过自主的引进外资和建设大量新加坡经济特区而成为马来西亚发展最快的省份。华人众多的马六甲海峡之城槟城曾是英特尔的第一个海外芯片工厂所在地，如今它也启动了“槟城典范”运动，以期恢复往日活力。利用西方对中国太阳能行业征收高额关税的时机，槟城成功吸引了美国的第一太阳能以及其他投资者的进驻，而这也迅速将马来西亚的太阳能电池板生产规模推升至世界第三位。一个年轻马来西亚议员曾经拉着我在他的选区参观并告诉我：“多少钱也解决不了我们的政治问题。”不过，权力下放和经济特区却有这个能力。槟城的官员会规划自行车道，建立企业伙伴关系来促进学龄前儿童的创意学习，吉隆坡的官僚是永远不会想到这些的。

　　国家的终极目标不是建立为数众多的经济特区，而应当是在整体区域内实行一视同仁的投资吸引政策以及提供同样的一站式服务。比如，斯洛文尼亚已经撤销了所有外国贸易区，如今这个欧盟成员国运行透明，且拥有高素质劳动力及有竞争力的税收制度，也就对贸易区再无需求。香港和新加坡都从贸易转口港发展为全球城市，拥有欣欣向荣的社群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忠诚居民。最初的经济特区可以变成一座多元的城市，而不仅仅是供应链上的一点。中国的苏州工业园如今拥有多个现代艺术与文化中心、一个利物浦大学校园以及新加坡式的养老金计划。它已经变成了一座提供全方位服务的社群。如同简·雅各布斯大力反对对华盛顿广场公园的扩建，城市纯粹主义者经常对城市抱有怀旧愿景。不过，虽然社区仍需在便利行人方面做出大量改进，然而对于许多城市而言，现在最紧要的是跟上当前（与未来），之后才有资格怀旧。

　　中国的超级经济特区

　　没有哪个国家和中国一样，拥有如此众多的经济特区、新兴城市以及超级城市。虽然经济特区振兴了中国的出口部门和经济增长，但很多特区当初只是被设定为单一产业集群，对全球的经济波动极为敏感，中国的底特律东莞就是一例。位于东部上海与南部广东的两个沿海集群拥有不到1/4的全国人口，但却一直担负着中国80%的出口。未来20年，预计有3亿人口（尤其是非本地户口居民）移民至新的内陆超级城市区域（以及完全崭新的城市），这就需要确保所有的城市既不会过于拥挤也不会过于庞大，同时所有的城市又要大到足够自我延续。总体而言，这样的战略正在发挥成效：如今，郑州、株洲、衡阳、襄阳以及贵阳等二线城市的经济增速都高于那些沿海的更为知名的先行发展城市。

　　城市化在中国既是自愿行为又是政府指令，既是客观需求也受房地产发展鼓动，因此，这导致中国的房屋建设远远供过于求，导致出现大量如内蒙古康巴什这样的“鬼城”：康巴什目前的住家只有3万户，但这座城市盖了够100万人住的新房子。监管措施因此做出修改，要求只有当城市中心过度拥挤时，才可以建设新城。这一举措减缓了城市建设的步伐，不过相关配套有所提升——希望建筑质量也是如此：因为中国的建筑使用寿命大概只有发达国家的一半（发达国家是35年，中国只有15年），因此现在建得更少意味着未来建得更多。快速城市化也有不少令人痛苦的阴暗面——大量农民工被边缘化，地方债务高企，许多城市的住房供过于求——这些都与中国能否实现3.5亿城市家庭规模密切相关。

　　许多人认为中国经济的未来取决于它能否逃脱“中等收入陷阱”。随着从计划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必须充分提升价值链，提高生产力，实现从投资向消费的再平衡，只有如此中国多数民众的收入才能得到提升。中国的经济总体规划和城市化战略能否共同推动这个文明大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呢？

　　2014年夏天，我前往华南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旅行。从广州开始，经过中山到达珠海和澳门，然后往北向东经过香港、深圳和东莞，把整个区域亲自走了一圈后，我深切认识到一个国家的总体规划原来和军事大战略一样重要。1990年，也就是中国宣布对外开放之后的第十个年头，农业、矿业以及渔业等基础产业的产值占据了整体经济的27%，制造业和建筑业等第二产业占到40%，第三产业服务业（零售、交通运输、医疗卫生、旅游和其他）则仅占30%。到2010年，农业占比已下降到10％，而制造业已经上升到46％，服务业则升至44％。珠江三角洲一行让我看到了最新战略的冰山一角：通过结合城市化、经济特区以及创新来打造作为创新和发展支撑的超级城市。

　　广州是广东的省会，也一直是主导珠江三角洲制造奇迹的行政神经中枢，而珠江三角洲的制造奇迹可能是有史以最具意义的供应链转型。广州历史悠久，马可·波罗在13世纪访问过此地（并为这里造船业的发达所赞叹），荷兰、丹麦、法国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曾以此地为转运枢纽。在中国内战时期，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曾短暂撤退到此。1957年以后，位于香港以北仅120公里的广州利用其关键的地理位置，每年举办广交会。广交会是中国最大的进出口集会，每年吸引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万买家前来洽谈生意。

　　广州的第一个经验是认识到了行政协调的重要性。1992年广州设立了保税区，用于促进工业产品的贸易和物流服务。除此之外，广州在国际机场和深圳的现代化新港口附近设立了南沙出口加工区，集中发展汽车组装、生物技术产品以及重型机械等产业。2005年至2009年，广州的几个区被合并精简，为整个三角洲地区总体计划的施行扫除了障碍。尽管中国严格控制其与外面世界的联系，但国内的地区边界却在不断消除。

　　广州从三角洲地区发展中学到的第二个经验就是要充分利用其开放性。靠近香港是广州的特殊红利，即便在香港1997年回归前也是如此。殖民时期的转口港仍然是中国内地最重要的对内投资源头，不仅如此，三角洲的出口导向型区域也利用投资兴建了可与香港竞争的现代化设施。如今，深圳的集装箱码头是世界上最为繁忙的港口之一，进出口免税和特殊的五日商务签证使得更多投资者和贸易商可以绕过香港直接和内地做生意。即便力图超越香港，深圳官方仍宣布要与香港深入合作，共同打造一个“香港——深圳大都会”。

　　珠江三角洲也是一个资金、技术以及知识产业集群的学习案例。富士康等制造业巨头都在深圳设厂，截至2013年，全世界40%的电子设备部件，包括苹果、惠普、微软、任天堂、三星和索尼的产品部件都在此装配完成。同样重要的是，深圳也是中国最具价值的两家公司华为和腾讯的所在地。深圳证券交易所也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交易所之一，年增速近50%。在这里，被频繁交易的不仅有国企公司的股票，还包括很多本地优秀企业，比如可替代能源的领导者尚德电力、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以及其他科技创业公司的股票。

　　一个城市的建筑标志也会以变革适应新世纪的供应链。伴随着广州从工业城市升级为金融中心，103层的国际金融中心空气动力学大厦、苏黎世式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以及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设计的歌剧院成了其恢宏中央商务区的主角。城外，类似于低级版硅谷的新加坡运营的知识城以及广州科学城已经建成，繁茂的林荫道中竖立着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的铜像。新加坡在这里开办了精英名校华侨中学的分校，同时还与地方政府合作为华南理工大学开发新课程。华南理工大学的不少毕业生如今已经成为国内云计算和GPS导航等数字行业、材料工程、可再生能源、生物技术以及制药等行业的顶级企业家。

　　尽管香港和澳门有单独的法律制度安排，中国人在这一大型区域的活动受到一种后现代的户口体制监管，基础设施上的高质量统一性仍使得整个三角洲地区显然毫无割裂感。高速铁路将广州到香港的行程缩短到了两小时以内。宽阔的道路、气垫船和轮渡、超长的快速公交以及澳门、香港之间的隧道桥梁综合体，都使得三角洲的城市变成了一个超大都市走廊上的众多节点。到2030年，这一区域的人口预计会增长到8000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万亿美元。

　　渤海经济圈是另外一个正在形成中的特大城市群。北京、河北、辽宁、山东、天津都处在这个圈中，相互之间以高效的高速铁路连通。海河通过大运河与黄河和长江连通，天津就坐落在海河河口。数百年来，天津一直是海军的进出口，鸦片战争后，这里又变成了欧洲人控制的重要通商口岸。虽然天津一直是航运中心，但航空制造等行业的投资却在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为这座城市创造着高端就业岗位。今天的天津拥有中国最高的人均收入（13500美元，比上海高1000美元）。天津的城市商圈如今成了中国多数工业投资基金所在地，天津也因此成为金融创新总部甚至外国公司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商业法院。和上海一样，天津也在规划自由贸易区。天津还是中国国家超级计算机中心所在地，世界领先的天河一号A就装置在这里。天津生态城是新加坡星桥机构的另一个项目，它从无到有，如今已成为LED照明、数字动画以及替代能源等领域的高端研发与商业化中心。如果20世纪的中国是量胜于质的代表，那么低排放的天津生态城所代表的或许就是对历史的反转。

　　广州是华南之都，天津是高科技生态城，成都则是中国其他地区的非官方中心。以麻辣饮食和大熊猫保护区闻名在外的成都，因为其地理位置而一直被国务院设定为中国的中部物流、商业、科学以及交通枢纽。成都与中国最大的城市重庆相隔不远，两者之间以高速铁路相连，此外通往西藏的高海拔铁路也以成都为中点。很多国际公司在成都设立了研发基地和物流园区，欧洲到成都的直航航班因此日渐增多。不过，国际公司不再只想着从这里把货物运走，也在思考如何将产品卖到中国来，毕竟光是成都和沿海地区之间的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六省，就集中了中国25%的人口。

　　综上所述，广州、天津以及成都的故事都表明，中国这个直到最近仍还是全球最贫穷国家之一的最大人口国，已迅速完成了价值链提升，并实现了广泛的社会经济转型。这些城市在全球劳动分工中寻找战略角色的方式呈现的是一种总体经济规划，所有世界主要城市，如果想要在21世纪保持参与姿态，就必须按这样的总体规划行事。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以及最新超级大国，其核心就是中国关注了正确的城市和正确的价值链。

　　中国还不是非常自信，它仍然需要建立更多的自由贸易区以提升其国际信誉——这也是为什么自贸区在中国到处可见。阿里巴巴甚至成了海南岛整个先行先试试验区的负责者，它不仅会为该试验区提供云计算和电子政务平台，还会在那里开办以电子商务为核心的淘宝大学。如果中国最终成功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化肯定是其中最大的功臣。

　　超级城市的规划

　　随着中国先进经济特区的数量增长，这种早先打着穷国标签的发展模式也越来越受到富裕国家的追捧——这既是为了维护领先地位，也是为了与中国的重要新枢纽实现互联互通。韩国的松岛国际商务区就是以此为目标而设立的最为先进的“智慧城市”。作为一个高科技中心，松岛拥有零排放的建筑，配备了远程监控的住宅，以及思科、微软等IT企业的研发中心，它可以为仁川机场3小时飞行半径内的20亿人口提供服务。韩国已经是世界上最为发达、最具竞争力的国家，然而，正如约翰·卡萨达和格雷格·林赛在《航空城》中所写到的那样，松岛是一座为“贸易战”而设立的城市。换句话说，松岛是首尔在拉锯战中的新武器。

　　其他先进经济体同样将自由贸易的基础设施建设视为战略优势。日本的“安倍经济学”就包括在东京、福冈等城市设立去管制的经济特区。日本政府希望以此吸引企业家的私人资本，为改革提供资金。伦敦房地产商斯坦霍普近日和中国民生投资以及总部基地集团签约，准备将城市机场附近的东伦敦皇家艾伯特码头打造成中国以及亚洲商务的免税桥头堡。

　　富裕国家以外需要中式思维的超级城市更是数不胜数。人口增长和城市化使得城市规模今非昔比。西方诸如纽约、伦敦和莫斯科这些大城市，其人口规模还不及孟买、雅加达等发展中国家超级城市的一半。除了拉美的墨西哥城和圣保罗，世界上所有人口最多的城市都在亚洲。

　　超级城市是一个充满无休止人口循环的代谢生态系统，白天的人口可能比夜间多出数百万。超级城市实在是太大了，因此必须修建更多重要基础设施甚至城中之城，通过形成多中心的集群来降低拥堵。那些有财力搬出北京和上海都市核心区的人其实并非生活在“郊区”——那其实是仍处在都市轨道内的设施齐全的卫星城。相反，诸如加拉加斯和卡拉奇等缺乏足够基础设施（或者处于军事统治之下）的城市，则变成了无人管辖的黑洞，只会以巨大引力吸收周边人口。在这些地方，城市化不是高楼林立、公共住宅、商业区以及污水处理厂，而是贫民窟、黑市以及违法犯罪。在马尼拉、雅加达、拉各斯以及开罗等地方，当一个新农民来到其边缘郊区的聚居区时，都只是徒增当地住宅供给或大规模基础公共服务压力而已。

　　对于国家而言，若想在世界经济版图上留下效率枢纽之誉而非失败国家之名，基础设施投资是重中之重。基础设施不是一条路，而是一个蹦床。正如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指出的，一个单位的基础设施支出所带来的消费远非一个单位的收入可比。发展中国家90%的经济增长源于建筑、纺织、农业、旅游等低技能领域的劳动密集型就业岗位。单是建筑业所创造的就业就高于任何其他行业。这个时代理应是城市规划者和建筑师的时代。

　　住房、交通、医疗、能源、教育等基本领域存在毋庸置疑的建设需求。菲律宾极为重视知识产业园区建设，该国设立了基地转化和发展局（Bases Conversion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将马尼拉附近的克拉克基地等军事设施改造成了中小企业（SME）、初创企业以及内外合作研发中心的聚集区。如果菲律宾能够以更高标准在本国国内培训技术工人，该国的人才外流概率也会相应下降。

　　即便政府无力开展基础设施投资或无法驾驭本国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本，那至少应该尽全力协助私营部门发展，以增进本国的比较优势。这就是为何负债累累的政府以及成千上万的城市纷纷转向市场，通过市场寻求融资及对公私投资项目的支持（比如二十国集团就在推进这一项目），并以此快速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借硬件成本下降之际，通用电气、飞利浦以及思科等公司开始抓紧自费给LED路灯安装太阳能板，随着城市人口的扩张，这些公司期望能从此类公用事业项目收入中赢取利润。持续发展的包容性社会与社会无序之间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前者愿意建设新城市或对超级城市进行区域升级以容纳日益增加的人口。

　　城市建设即国家建设

　　就像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了汽车一样，基础设施匮乏会严重限制基本活动，导致社会的极端无效率及最为严重的腐败。然而现实却是世界上3/4的人口——无论乡村还是城市——仍生活在基础设施匮乏的社会之中。2013年，达喀尔一条输水管道破裂。由于这座300万人口城市的一半用水供给都依赖于这条250公里长的管道，因此这次破裂导致大量民众不得不在水井或者水车前排队数日。超过一半的非洲人缺乏电力，60％的南亚人缺乏卫生设施。全球1/3的人口仍然生活在极度贫困中——其中包括全世界一半的孩童——另有20亿发展中国家的民众面临着医疗和教育等服务的短缺。麦肯锡预计，全球基本住房投资存在11万亿美元的缺口。

　　物质和制度建设如此薄弱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国家建设的最大问题是否就在于国家本身？并非所有国家都一定能最终实现主权独立和政治稳定。在许多后殖民地区，供应链的发展之深入远远领先于政府治理的成功。因此，与其迷信今日的政治地理学，我们不如抛开国界的限制，把功能地理放在优先位置，通过实现城市的繁荣稳定与互联互通来更好地协调人口、资源和市场。这就意味着，城市建设应当被视为国家建设的路径，而非其副产品。

　　当务之急是做好基础设施资产的建设和维护。依靠国际援助，数十个弱小国家长期处在永久半托管的状态之下，而国际援助者则利用援助条款干涉这些国家的法律与政策。虽然各种新殖民主义安排避免了这些国家完全崩溃，也拯救了无数饥民，但它们都并非这些国家整体发展的长期战略。在近几十年中，对国家建设的干预过多地集中于引入民主政治，却忽视了自下而上重建社会的重要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似乎忘记了“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官方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首先以及最为重要的内容，就是一个以西欧基础设施重建为核心的130亿美元刺激方案。当时硬件可是第一位的。

　　若没有互联互通，国家建设的那些远大目标没有任何意义。从利比亚到伊拉克到阿富汗，美国对弱势政府的所谓支持都过多地集中在镇压叛乱上，然而想要维系国土，你就必须维护好其城市，所谓的“清剿、占领和建设”（clear, hold and build）原则理应得到更切实的实践：不但要建设基础设施，也要争取民心，而且后者与前者紧密相关。建设——保护——互联互通才是关键任务所在。

　　美国在援助和维稳规划上充满了相互矛盾的方案和观点，而即便他们对行动方向达成了共识，他们也会在具体行动时步调不一。美国在阿富汗的众多半拉子工程上（比如不通电的工业园）已经投入了上千亿美元，但直到如今，阿富汗连通南北、国内贸易最为倚赖的萨朗隧道却仍旧岌岌可危。为了进出喀布尔，运输卡车不得不取道兴都库什山脉，这让他们每次都得多花60个小时、绕行300公里。同样，赫尔曼德河上的卡贾基大坝是阿富汗西南部最重要的电力和灌溉设施，然而十多年过去了，看起来美国是永远都完不成大坝修整重建了。

　　做对事情的机会仍然很多，脆弱国家指数榜上还有不少长期在底部徘徊的国家，例如索马里、乍得、苏丹、津巴布韦、刚果和中非共和国等，对于这些资源丰富的国家而言，建设像样的基础设施是当务之急。“阿拉伯之春”更进一步显示，至少超过50个国家存在着人口过多、腐败成风以及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

　　城市不稳固，国家就难言成功。在大规模的国家发展上，绝对不要相信教育和其他“软件”应当优先于硬件基础设施建设这样的论点。正如全球发展中心的经济学家查尔斯·肯尼（Charles Kenny）所言，乡村家庭以混凝土替代泥地就能将寄生虫病的发病率降低80%，修路则可以提高房屋价值，刺激经济活动。即便是在纽约，城市规划专家米切尔·莫斯（Mitchell Moss）也曾指出：“拥有一张公交卡比有一个大学学位要重要得多。”交通和互联是社会流动的真正途径。

　　随着城市人口在全球人口中的占比越来越具压倒性，所谓的青年膨胀（youth bulge）已从迫近的挑战变成了现实。如果这些年轻人不能在当前就业，他们就无法赚取足够的收入安家立业，维系稳定。大约30%~40%的全球人口都在供需失衡的非正规经济中谋生。穷人财产权的倡导者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曾指出，2011年初参与自杀袭击的阿拉伯人多数都是不受法律保护行业的从业者，他们想要做点生意以抵御物价上涨和地方上的腐败，却被切断了资金。他们是阿拉伯勤劳却又一无所有的青年人的代表。在摩洛哥、利比亚、埃及、约旦、巴基斯坦等地，我见过许多这样的青年在街头游荡。如果他们能获得一份工作，他们就不会参与“圣战”，选择从“圣战”获得庇护和尊严。针对穷人的普惠金融策略不会阻止宗教狂热分子、受过教育的工程师或者寻求刺激的阿拉伯人和巴基斯坦人奔向战场，但的确能在地区及国际上减少“圣战”分子的招募基础。要“消灭有害思想”，不能靠撒传单，而应该依靠增加就业岗位。要笼络人心，就要填饱人的肚子。

　　对于失败国家的无序现实而言，供应链可提供的是治愈解药。因为供应链，卢旺达、缅甸等贫困国家的支柱城市在世界经济中获得了一席之地。冲突后重建专家基思·菲茨杰拉德（Keith Fitzgerald）说：“满目疮痍是一种比较优势。”对于长期处于边境冲突中的难民而言，建设经济特区之类的供应链节点也不啻为一种解决方案。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遭缅甸驱逐的5万多以克伦族为主的难民就一直在泰缅边境的美拉（Mae La）难民营。时至今日，得益于东南亚经济整合，美索（Mae Sot）地区已经成为泰缅两国间珠宝及柚木贸易的重要通路（同时也是毒品和人口贩卖的黑市）。这里已经成为中国贸易企业、泰国商人以及其他投资者的聚集地。本地的民选市长正在竭力推动经济特区建设，他与各路投资者一道，准备将这座城市打造为高效的贸易中转站。

　　对于那些想要寻回已丧失的功能性、企望避免失败的国家而言，经济特区也同样具有吸引力。纽约大学教授保罗·罗默是将香港和新加坡模式推广至第三世界的第一人。在拉美和非洲，他力推建设“特权城市”，并期望以此推动治理和经济规划的跨越发展。在西半球犯罪率最高的城市洪都拉斯，数不清的经济开发与就业区吸引来众多外国工程师、律师、城市规划者以及投资者入驻。除了政治自治，这里每个区都有自己具体行业的总体规划。设立这些特区的目的，旨在从初始就确立合理的法律、经济、行政以及政治结构。

　　国家建设者往往在政治工程上遭遇失败。其实他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基础设施和创造就业，少操心选举和政党。如今的世界由更小的、更不具侵略性的单位组成，这样的结果之一就是那些小国家或者城市国家在民主化方面的压力变小。由供应链建设而非民主建设所主导的全球议程，势必也会要求新兴实体或者后冲突实体能够更为稳定，经济上也具有发展能力，如此这些实体才不会（再次）成为人道主义负担。另外，与如今我们在世界新生民主国家所看到的现实相比，这样的议程或许能最终带给我们更好的国家治理。

　　迈向混合治理

　　这个以供求关系为基础的世界揭示了每个人的优点与短处。有才华的劳动者、有竞争力的薪水、丰富的原材料、有力的人身安全保障、有利的法规以及其他积极变量都会吸引具有黏性的投资。相反，政治动荡、变幻莫测的法规、过度的税收、贫乏的基础设施、缺失的公共安全以及其他负面因素会赶走投资。经济特区是多数国家能在最短时间内实现投资从负到正的手段。

　　今天，经济特区已是多数国家经济规划中的现实存在，它以与供应链相适应的方式，为体制的现代化打开了一扇窗。有人说，经济特区可以轻易让政府就实现经济增长，却忽略了根本改革——说得好像没有经济特区所提供的刺激，政府也会进行改革一样。不过，政府绝不会仅因为世界银行的建议就去做它应该做的事。如果土地被政府的政治亲信所攫取，资源就会遭遇掠夺，大众也无福利。但如果土地被用于经济特区建设，则法规会改进，就业会提升，供应链会拓展，生产性资产会被最大化利用，工人会得到培训，地方社区也从中受益。特区是催化剂，不是寄生虫。

　　经济特区正在逐渐演化成一种新的政体，它位于国家主权的地理版图之内，但却拥有全球化的治理和功能。它既属于全球供应链，也同样属于自己的国家。那些迅速崛起的新城，其治理具有崭新的混合性质：联邦政府、本地省市、国内建设或其他基建参与者、国外投资者以及全球技术服务提供者等等，都在经济特区的治理中占有一席之地。通过这种混合方式，各方将利益捆绑在一起，而中央政府的干涉也可以受到牵制。

　　[2] These hybrid regimes are not like the internationalized governance of countries un-der post–World War II occupation such as Japan and Germany, or the “informal empire” that characterized Soviet influence on the foreign and domestic policies of Warsaw Pact members, or the more recent post-conflict administrative authori-ties imposed on Bosnia, East Timor, and Iraq. Instead, hybrid regimes are more interested in supervising production than controlling geography. They focus on commercial levers such as investor protection treaties and operational control over SEZs. According to Oisín Tansey, hybrid regimes emerge due to the persistent inter-national pressure exerted by outside powers to set their policy agendas, veto their laws, draft their legislation, bypass domestic enforcement, and influence leadership selection. See Oisin Tansey, “Internationalized Regimes: A Second Dimension of Regime Hybridity,” Democratization 20, no. 7 (2013).

　　然而，由于投资者总是将资产转向更便宜的生产基地和更具竞争力的高科技中心，供应链也经常造成严重的伤害。更好的基建和监管使得资本更加可替代。固定投资所象征的忠诚正在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供应链大师的交易算术。10年前，将生产活动搬离中国看起来会造成严重的成本上升。然而今天，西方、日本甚至中国的企业都在将生产从中国转移至工资水平更低的孟加拉等国。孟加拉的大规模纺织经济特区已经在服装出口方面超越了中国，不过，随着该国纺织工人工资的翻倍，印度、缅甸以及柬埔寨等国也都在准备通过经济特区抢夺相关业务。供应链既可以将很多地方纳入版图，也会让这些地方衰亡。

　　如今经济特区之间的竞争也变得残酷。若未能在经济多样化、实现地区包容、创造服务型就业等方面提升城市的有机属性，经济特区就会迅速丧失吸引力。因此，各国政府会在技术转移和工人培训等方面对特区内的企业提出强硬要求，如此一来，即便外国资本转移，供应链也仍有留存的可能。

　　第十三章

　　供应链的救赎

　　比跨国公司横行肆虐更坏的事只有一件，那就是没有跨国公司横行肆虐。

　　——乌尔里希·贝克

　　谁在推动供应链的运转？

　　2013年1月，DNA检测结果显示，英国百货店中出售的牛肉汉堡和千层面中含有大量的马肉和猪肉成分。为了对食品供应链展开调查，来自捷克共和国宜家商场（这里的瑞典肉丸被曝出含有马肉）的监管层奔赴罗马尼亚的屠宰场。法国一项调查显示，从罗马尼亚公司出口的产品明确带有马肉标识，但一家隶属于英属维京群岛控股公司的塞浦路斯肉类贸易商却更改了产品标识，然后将这些肉卖到了欧盟。

　　2013年4月的一天，伦敦人正在工作日的上午匆忙购物。当父母们来到乐购（Tesco）和塞恩斯伯里（Sainsbury's），准备买点爱他美奶粉时，却发现这种法国达能生产的最可信赖的婴儿配方奶粉脱销了。早在数月之前，中国的商人就开始大肆从批发商那里买入爱他美，然后以双倍的价格通过淘宝卖给中国的妈妈们。中国的妈妈一直对中国婴儿配方奶粉的低质量非常忧虑（在中国，至少已有十几个孩子因为吃了毒奶粉而死亡）。一时间，英国的药店和商场不得不对这种极受欢迎的配方奶粉实施限购措施。

　　2013年4月24日，在孟加拉达卡的萨瓦区（Savar），拉纳广场楼上的服装厂及宿舍的塌陷导致整栋建筑倾倒。截至一个月后搜救停止之时，死亡人数高达1127人。这是世界上最为严重的建筑倒塌事故。虽然在孟加拉的制造业中，豆腐渣工程、管理腐败、监管缺位以及反应迟钝等都是家常便饭，但因为这次悲剧的史无前例，以及这家工厂拥有Primark、H＆M和Zara等众多知名品牌客户的缘故，这次事故还是引起了媒体数周的狂轰滥炸。

　　2014年8月，在中国的麦当劳和肯德基等西方快餐连锁店被曝出使用过期多年的牛肉和鸡肉。这些肉来源于美国OSI集团在中国的子公司上海福喜食品公司，而OSI集团正是这些快餐连锁的全球最大供应商。此外，这些过期肉也通过了中国地方监管机构的检查。谁该为这样的过失负责？外国餐厅、当地肉类供应商还是中国监管者？

　　以上发生在2013——2014年的四个重要新闻事件，每件事都在食品安全、儿童健康、纺织工人权利以及企业品牌形象等方面蕴含着戏剧性意义。这些事件都显示了跨越洲际供应链的复杂、不透明以及管理不善等特性，也揭示出供应链已经从需要国界边境许可的业务演化成了无形穿越边界、预先被许可的连接。如果是供应链推动了世界的运转，那么又是谁在推动供应链呢？

　　大体来看，基础设施就像互联网，是对所有人开放的。相反，供应链则像内网，是合作者的网络。总体而言，与互联网相比，标准更容易在内网推行。

　　“全球互联经济”这种说法已经是老生常谈。我们想当然地认为美国人吃的水果和蔬菜是从拉美舶来的，iPhone手机是在中国组装的，而IT技术支持则肯定是在印度或者菲律宾提供的。虽然电子商务减少了传统销售商和中间商的数量，但许多高科技产品的生产与分销却变得极为复杂，如今，要想在第一时间创造一件成品所需的业务处理量已比以前近乎翻倍。因此，随着我们对供应链担忧的增加，我们对它的依赖程度也在加深。

　　追踪与管理供应链需要巨大的精力投入。一件衣服要经过六层供应商才能到达达卡的拉纳广场的服装厂——显然这在任何人的想象与控制能力之外。为了保证上万套校服以可持续方式生产，新加坡世界联合学院（K-12）的管理人员和学生代表会前往马来西亚内陆的工厂，以监督生产是否符合国际社会责任认证组织的规范。截至2014年，所有的校服都是在符合道德责任的服装厂中，以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回收品为原料制成的。

　　我们无法影响我们不能连接之物。保罗·米德勒（Paul Midler）在其供应链方面的著作中说，中国的企业在保持生产标准方面市场责任感有待提高，他们更关注降低成本。对比一下就能看清这一点：中国制造了有毒奶粉，而美国美泰公司则因为毛绒熊的眼珠可能掉下来造成儿童窒息而召回玩具。在供应链中，工厂经理的信任网络几乎无法向下级拓展，更无法达至广大的中国人民或者全球消费人口。遭受三聚氰胺毒害的是6000名中国孩子，而不是外国人。当中国本土商人将地沟油用于餐饮，许多中国人觉得美国快餐更安全、更健康也就不足为怪。也正是基于此，弗吉尼亚的玛氏公司在中国设立最大的食品安全中心。供应链越全球化，其标准也越会得到提升。

　　若企业没有与国际供应链建立连接，它们也不会与日益进步的供应链治理责任共进。在政府监管失灵时，只有国际供应链——尤其是富国、自由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公司——才会面临消费者压力。如果不是为西方零售商供货，孟加拉的服装厂以及所创造的岗位根本不会存在；而如果不是因为与知名服装品牌有关联，它的坍塌也根本不会引发西方消费者的关注。决定孟加拉国建设规范的不是散漫的当地政府，而是一个包括70家欧洲企业的财团。只有避免拉纳广场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这些公司才能保住自己的名声。同样，受母公司强力原则规范的特许经营业务也会更加负责可靠。麦当劳比任何一个监督它的政府都更有能力自我监督，也更有保护自己品牌的动力。同样，西非国家也很难做到和雀巢那样，为可可种植园中的童工提升工资或建设学校。

　　供应链一度被认为会导致恶性竞争，如今它却明显成为各国力争上游的必经之路。即便是中国和印度当初也需要对外资打开大门，吸引供应链，刺激改革，积累综合发展的资本。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和埃德蒙·菲尔普斯所言，外国公司支付更高的薪酬，带来新的技术，提高工人的技能和生产力。他们带来了活力，也充分利用了丰富的人力资源。他们帮助各个国家，将涂鸦变成了一幅美丽的图画。

　　如此多的基础设施（例如公用事业和经济适用房）和市场都源自私营部门，一种资本和劳动力、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新动态也因此而生。这当然不意味着我们正走入一个忽略公共产品供给的私有化世界。相反，对于政府，这是一次利用新模式为落后者增进福利的机会。爱德曼信任度调查显示，西方对政府的信任度呈现稳步下降趋势，而全世界范围内对商业的信任度在稳步上升。受访者都希望一种新治理模式的出现，即无论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的领袖都应该对人民更加负责，就业和福利创造更加高效。随着国家越来越依赖企业，公共和私人、客户和市民之间的区别也在消融。当国家公民身份不能带来多少益处时，供应链公民身份的意义则变得更为重大。

　　[1] The United Nations has been ahead of the curve in terms of its intellectual agen-das such as “human security,” which sought to put individuals rather than states at the center of conflict discourse, and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which remains the most cogent response to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nd resource consumption. But it has little power to implement these visions absent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PPPs) along the supply chain. There are many PPPs, but no definitive model that results in self-sustaining programs. However, a comprehensive Dutch government survey of the past decade of PPPs in the development arena concludes that while they are growing in number, PPPs are unlikely to succeed without the permanent in-volvement of public agencies, a sound regulatory framework around the recovery of costs and distribution of services, and appropriate partner selection based on com-patibility and commitment.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Netherlands, Apr. 2013).

　　引入供应链是摆脱停滞的最快方式。实际上，如今任何严肃的活动家或者非政府监督组织都不会反对让国家搭上全球化的列车。行为准则和认证计划有助于对工厂生产、木材砍伐以及钻石开采等进行监督，但是无法替代外国投资，无法驾驭资源，不能第一时间为劳动力提供就业。即使是在存在劳工虐待的市场，企业社会责任和人权观察等组织也不会简单主张抵制，而是会挽起袖子直接和企业合作，通过培训项目和更安全的生产技术来提升工作标准。供应链本身并不是一个正义制度，但如今已变成了改进权利的关键载体。

　　因此，供应链已成为一种归属的“环路”。许多跨国公司也越来越将他们的供应商视为自己的扩展，他们的思维方式也从仅对股东负责扩展为同时对地方的利益相关者负责。同时，员工与公司总部以及投资人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紧密——遍布世界的投资人对他们生计的贡献经常比政府还要大。在没有这种演进的领域，比如采矿和制造公司等，工人则通过罢工来大肆打击公司的财务业绩。他们希望以此来教训这些公司，要重视供应链，重视每一个人，因为这是一项有好处的长期投资。供应链相互依存度越增加，真正的企业公民意识就会越觉醒。

　　公司权力日益增长的悖论在于，随着自主性的增强，他们作为服务提供者的角色也同时在深化。供应链管理业已成为一个董事会层面的问题，但扩展供应链的范围却被视作具有颠覆性机会。为了到达“金字塔底层”的数十亿民众，利丰等物流运营商以及联合利华等大型零售集团都改进了商业模式和交付机制。它们就是那种运用创新的包装、配送以及销售模式，把卫生用品、水泥、蚊帐以及保健品最快送到顾客手中的社会企业的典型代表。如果说现在手机用户比过去牙刷用户都多，那很显然供应链可以将基本必需品送至每一个人的手中。

　　超越法律？

　　能源及商品采掘公司或许是供应链帝国中最为永久的存在。当一个国家急切需要外资时，可以把整个城市都交给外国公司。20世纪90年代末，罗马尼亚政府想把欧洲最大金银矿罗西亚蒙坦（Roşia Montan）出售给加拿大的加布里埃尔资源公司，但却遭到公众的反对，因为合同条款规定加布里埃尔资源将获得75%的矿山所有权，与此同时，使用氰化物提炼黄金的做法也引发不满，最终罗马尼亚议会没有批准这个项目，但给了加布里埃尔“运营权”。如今该国正在考虑应如何从该公司的运营权授予中获取回报。虽然加布里埃尔以罗马尼亚违反合约为由，要求该国赔偿40亿美元，但是罗马尼亚人却表示，除非他们能得到一份更有利于环境、更具尊严的合约，否则将对抗到底。在2014年还有一个相似事件，智利最高法院对巴里克黄金开出罚单并且冻结了该企业在帕斯瓜拉玛矿场的业务，理由是该公司的业务会污染附近的冰川。要想和采掘行业这些财大气粗的游说高手过招，主权有时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筹码。

　　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曾经搞过一场没收外国能源及公用事业资产的运动，尤以西班牙首当其冲。为了确保合理供水价格（以刚兴起的“水权”为名），阿根廷给供水设置了最高限价，这不啻是对供水巨头苏伊士的一次宣战。不过，拉美政府也认识到把投资者吓跑是一种代价不菲的胜利，尤其是当能源价格下滑之时。当年，厄瓜多尔的拉斐尔·科雷亚宣称雪佛龙是“国家的敌人”，理由是该公司在1964——1990年间持续污染亚马孙雨林。而如今，阿根廷却在拼命拉拢雪佛龙到他们的巴卡穆埃尔塔（Vaca Muerta）页岩地层采气，甚至还承诺清理各种不透明的投资法律。在制定了清晰的所得税、使用费以及特许权法律之后，秘鲁成了资源投资界的新宠。

　　不少西方大型跨国企业都严重依赖不稳定地区，反之亦如是。自1926年起，凡士通就在利比里亚经营世界上最大的橡胶种植园，与此同时这个种植园也是该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所在地。虽然凡士通也牵涉违法使用童工以及在该国内战期间向查尔斯·泰勒的凶残叛乱政权提供金钱，但这家公司在这里雇用了几代的家庭，并且在事实上管理着整个城市。2014年，为了保护10万人避免感染埃博拉病毒，该公司迅速建立了自己的医疗设施。

　　自1937年以来，尼日利亚的多数油气田生产项目都是壳牌公司所开发，同时为该公司贡献了1/4的全球储备。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其预算实际上依赖于壳牌的石油开采，但该国民众仍期望壳牌提供的公共服务能和政府提供的一样多。该国腐败程度之荒谬，令人从来分不清谁在负责或者谁在剥削谁。尽管如此，西非能否稳定，以及无数投资基金期望尼日利亚成为非洲经济重地的规划能否成真，仍都是难以预料之事。

　　毫无疑问，即便利比里亚和尼日利亚没有在供应链之中，情况也不会更好。当然，如果它们能通过政策创新得到更好的供应链治理，事情则可能会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诸如采掘业透明度计划（EITI）等政策创新可以创建收入管理框架，并尽力向上游追溯。这些创新直接和政府、跨国公司、国际贷款机构以及民间组织等合作，共同追踪生产和利润情况，与此同时，这些创新也会将支出导向基建和社会产品生产。世界上最为年轻也最为贫穷的国家之一东帝汶拥有大约1000亿美元的海上天然气资源，如果它想要迅速成为下一个文莱，显然需要采掘业透明度计划。

　　虽然采掘业透明度计划仍旧是可选项，但新的欧洲公司透明度法规和美国最近的立法已要求企业必须将冲突矿产（conflict minerals）移出他们的供应链。这不但迫使企业需要深入评估和修改它们对黄金、锡、钴、钨和其他矿物的采购行为，也让数以万计的刚果矿工失去了原本微薄的收入。被一条供应链抛弃的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转向另外一条：那些通过跨境矿产走私筹集叛乱资金的激进组织。

　　飞利浦等荷兰公司并未因母国公共法律的禁止远离这些自然资源，相反，它们率先在刚果设立了本土企业开采无冲突矿产。这样的努力得到了诸如荷兰手机厂商Fairphone等社会企业的支持。Fairphone正在与当地人合作，不但制造属于他们自己的手机，提供服务方案，最后还会回收这些设备——可谓紧紧抓住了整个产业链。与其被吓跑，不如当场改造清理，产业链如此才最显价值。

　　转移还是不转移？

　　供需世界也会把残酷的影响施加于政府最为珍视的自然与人力资源。在中国及印度，为了给大坝和水库的修建让路，许多社区被连根清除，居民被重新安置，他们祖先的土地则没入水底。博茨瓦纳喀拉哈里沙漠里的布须曼人过去一直过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但随着在他们的传统牧场地下发现了丰富的钻石矿产，一切都改变了。尽管有如此可耻的驱逐，自愿加入供应链的人口还是远远多于因供应链而被强制驱离的人数。仅在蒙古就至少有10万所谓的忍者淘金矿工，为了满足中国的黄金需求，他们在各个非法矿厂没日没夜地工作，薪水却低得可怜。虽然全世界的气候难民也被认为是拜供应链过剩所赐，但实际上与全部人类相比，转移向城市、工业城镇、经济特区以及其他节点寻找工作并服务于全球供应链的人数仍然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然而，供应链世界的最大讽刺之处在于，即使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奔向代表着就业和福利的全球网络，这些网络本身却可能因为全球市场和公司业务重点的变换而消失。澳大利亚和巴西等国的一些矿业城镇，在出口激增时曾一夜暴富，然而在刚刚过去的几年中，这些城镇却在以同样快的速度迈向破产边缘，独剩下当地居民，找不到任何替代生计。

　　虽然经常被视为不道德或违法，但对于寻求就业者而言，满足某些地方的某些需求通常只是唯一选择。人口贩子会对低收入或失业的服装及手工业女工下手，把她们从东欧或者亚洲绑架到日本和沙特阿拉伯。这些人是肮脏的唯利是图的中间商，但他们只是链条而非市场。真正的解决办法是为女性提供能抵御剥削的其他机会。举个例子，在越南，由于中国制造商的高效率，女性已无法在制作竹屋顶这一行找到工作，不过她们现在找到了新工作：为古驰（Gucci）制作竹制装饰品。旧的供应链淘汰了她们，但是新的供应链又拯救了她们。

　　如今世界上仍存有约4000万债役劳工（bonded laborer），其中超过半数集中在印度、巴基斯坦、俄罗斯和中国四个国家。人贩子将非洲人、南亚人或者菲律宾人诱骗或者绑架，然后将他们偷渡到遥远的国度（包括进入美国的5万人），而只有供应链的直接管理才能阻止这种行径或者令劳工的工作合法化。比如，加利福尼亚州要求雇主提供工人的来源证明。“安全流动”项目会在每一步都与招聘者及雇主接洽，以保证工人的权利得到尊重。这样他们就既不会困在本土受穷，也不会在境外签卖身契。这些同全球非法奴役劳工市场的对抗措施打击了从市场效率出发的各种低级诱惑。

　　有时候中间商也可以被转化。亚洲对象牙需求的激增已将刚果的非洲大象消灭殆尽。“圣主抵抗军”偷猎刚果东部的数十头大象，以换得资金支持对抗乌干达政府的游击战。在这些地方，政府连人都不保护，更遑论动物。只有外部资助项目，比如奥扎拉国家公园的偷猎者转保护者（Poachers to Protectors）计划，才能够迫使捕猎者转向可持续发展的旅游产业。在索马里，大队的军舰和私人舰队阻止不了海盗对油轮和货轮的攻击，但是基本的渔船则可以让索马里渔民回到更合法的经济体系中。

　　把更好的供应链带给民众，是能让民众免遭恶性供应链剥削的唯一方法。

　　专栏：超越贪腐？

　　这个世界不仅充斥着廉价资本，还充斥着裙带资本。来自崩溃国家的财富数以万亿美元计，它们到处寻找避风港，通过洗钱流入从纽约、伦敦到迪拜、新加坡的房地产以及其他资产中。

　　世界经济蛋糕越来越大，每个人都想分一块儿。当自由市场倡导者为私有化和外国投资自由化等潮流欢欣鼓舞时，世界各地的腐败也随之风起云涌。正如印度学者纳扬·昌达（Nayan Chanda）所言：“全球化不会导致腐败，但一个国家在贸易和投资上的对外开放，会使得贿赂和渎职的发生概率远高于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时期。” 注释标题 “The Omnipresent Craft: Graft,” Straits Times, Feb. 12, 2014.

　　我们的世界永远都会存在腐败，问题是腐败到底会对经济和社会进步造成怎样的损害。中国的公共支出全世界最高，其资本错配估计也同样领先全球，但从总体上看，由于前者所带来的益处远远大于后者所造成的损害，因此整体利大于弊。印度和俄罗斯的腐败情况有所加重。每年，通过票据欺诈或黑钱非法流出印度的资本预计达1000亿美元，是其外国直接投资额的3倍。在非洲，每年因腐败和偷漏税导致的损失是其所收到救助资金的两倍。

　　一般来说，更具竞争力的经济体贪腐更少，但如今，许多增速最快的国家都存在严重腐败问题。 注释标题 Corruption, political volatility, and border frictions are considered the factors that most weaken competitiveness. See James E. Anderson and Douglas Marcouiller, “Insecurity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7000, Aug. 2000). 很显然，如果贪腐是项目稳定的保证，那么投资者对其确实有一定容忍度。多数对腐败这一现象的讨论并未将两种不同的腐败区分开来：腐败是为了把事情办成而不得不采取的业务层面或微观层面的行为（比如通过贿赂获得项目批准），还是一种以无药可救的形式深入国家肌理的结构性问题？对于国家来说，前者要比后者的情况好太多。 注释标题 Vivek Sharma, “Give Corruption a Chance,” National Interest, Nov. 2013. 比如，马来西亚的腐败程度位居全球第50，但其营商环境却排在全球第六。换句话说，在那里投资不便宜，但是还算划得来。

　　虽然引入投资和供应链可能会导致更多的贪污腐败，但它对消除统制经济中的结构性腐败却具有重要催化作用。埃及就是统制经济的一个实例，在这里所有的决策——通常都是错误的决策——都由政府制定。多数公司都迫切希望政府能够减少那些既拖累商业又伤害本国人民的无效率行政。随着企业资本跨国转移变得越来越容易，腐败国家改革的迫切性也变得前所未有。所以，供给体系能够让一个国家变得更具竞争力的同时，也同样可以让它变得更清廉。

　　全世界下层阶级的反抗

　　我最近去了一次约翰内斯堡，却没有见到真正的约翰内斯堡。两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待在桑顿——白人精英、五星级酒店、跨国公司总部以及高档汽车经销店的所在地。优雅的住宅和尖端企业园区，让人产生一种身在加州圣何塞的错觉，只是桑顿不在美国，而是位于豪登省的中心。豪登省是南非发展最快的省份，首府为比勒陀利亚。桑顿拥有1400万人口，其中多数贫穷的黑人都住在城镇和内城地区。

　　我们生活的世界处处都是豪登省。无论是印度国家首都区古尔冈的科技中心，还是马尼拉中部马卡蒂的精致商场，一个城市人口越多，与全球的互联互通越紧密，其国家也就会越显现出双重分化的特性，即不仅是城市和乡村存在分化，富有而全球化的核心区和下层民众社区与贫民窟所在地——不断扩张的城市边缘之间也存在分化。全球化导致了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城市化则使其进一步恶化。

　　经济隔离使得我们的城市变得如中世纪般分化。随着人口群体蜕变成有产和无产、有权势和无权势，国家团结也成了一个神话。通过地图来揭示城市内部的福利不平等，比通过比较人均国民收入、预期寿命、教育水平等指标得出的数据更发人深省。

　　城市既可以成为促进人类文明的最重要力量，凝聚人心，寻求和平发展机会，也可以成为边缘化的熔炉。城市化和不平等是一个危险的混合体。2014年的弗格森以及2015年的巴尔的摩，让我们看到了美国社会信任丧失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不论在穷国富国，许多城市并未变得灵动，反倒是越来越森严，在主要的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警察或私人保安到处可见。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我们正进入的“不仅是一个存在贫富分化的世界，而且是一个对贫富分化存在态度分化的世界”。比起关注贫富分化，越来越多的国家对贫富分化选择熟视无睹。

　　城市游击战有了新样貌。在土耳其，革命人民解放党阵线是一个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青年组织，该组织曾经在2013年炸过美国驻安卡拉大使馆，也曾经向奥斯曼帝国时代建造的华丽宫殿——多玛巴赫切宫（Dolmabahçe Palace）投掷手榴弹。但如今他们转战街头，将斗争目标转向了那些抬高地价、将民众赶出城区的绅士化方案。单纯多搞几个足球俱乐部就能安抚群众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虽然城市化会减弱集体行为，削弱专制政权，但是政权也可以在维稳名义下，在其所有重要城市推行高压政策。能否有效治理高密度、多样化以及贫富分化的人口，将成为决定一个国家是全球化赢家还是输家的重要因素。

　　始于纽约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是针对大众（所谓的99%）被边缘化的一次早期回应，也是未来趋势的一种征兆。金融市场令上层社会更为富有，外包和自动化则让工人阶层苦不堪言。经济不平等导致了政治的不平等（富人精英的寡头政治），而经济也因为过分依赖狭窄的消费群体而更为疲软。工人尤其是年轻工人技能不足，变成了整体经济中被忽略的群体，而这种困境的表现就是美国令人头痛的长期高失业率。从新德里到伊斯坦布尔再到圣保罗，自发而缺乏组织的抗议活动此起彼伏（约翰内斯堡和内罗毕甚至出现了暴力活动），而这不过是在提醒我们，这些贴着热门“成长市场”标签的众多国家同样也出现了法国旧制度时代的那种革命征兆。

　　新型政党、网络化的劳工团体、黑客团体以及反技术人士联合构成了新的全球抵抗力量，他们的战术和持久耐力令全球统治阶层毫无防备，而且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政府感受到他们的威力。有人给这些运动打上反政治的标签，不过，无论这些运动的性质是什么，其所蕴藏的激情绝对不能否定。他们改变了经济辩论的话题，也将价值创造的衡量标准从资本创造转移到了大众福利上。在未来的数十年，这种网络化力量将出现众多新的组合形式。马克思若地下有知也会说：“全球下层阶级的反抗开始了。”

　　马克思认为，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剥削必然引起全球性的无产阶级反抗，否则国家就不会被真正平等的社会所替代。全球互联互通的供应链增进了劳动者的优势地位，毕竟如今供应链上一个环节的断裂也会在全球激起涟漪。2015年，加州港口的劳动罢工导致价值数百万美元从中国运给西海岸亲人的春节礼品交付延误。供应链的最底层变成了一种政治力量。在南非，金属工人全国工会与执政的非洲国民大会分道扬镳，成立了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新政党。

　　在资本与劳动者的拔河战中，后者也开始学习跨国公司建立自己的网络组织。制造企业一直用向低工资国家转移来要挟工人，但如今，工会正在努力筹建一个更为协作的阵线。比如，德国的五金工会（IG Metall）一直力挺美国全美汽车联合工会（United Auto Workers）在美国南部推动工会化。有趣的是，他这么做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梅赛德斯–奔驰在亚拉巴马州建立一座工厂，抢走了德国人的工作；如果亚拉巴马人提出更高的工资要求，梅赛德斯–奔驰说不定就会把这些工作岗位撤回欧洲。

　　工会也会对国际商业谈判产生决定性的影响。2014年，因为不愿意为一家债务缠身的印度公司打工，中国国企成山集团的轮胎厂工人举行了罢工，并搅黄了印度阿波罗公司对美国固铂轮胎与橡胶公司的收购。最终成山集团收购了固铂轮胎在合资企业中的多数股权。固铂不仅未能实现通过合并进行亚洲扩张的目的，规模反而变得更小了。

　　这些工人原本是绝不会对国营雇主提出任何强烈抗议的，但跨国公司的增多提高了他们的胆识。为了寻求成立工会，中国的工人还发起了针对沃尔玛的大罢工。这些都是社会信心增强的标志，他们最初对外资的感激如今也变成了对被剥削的不满。

　　如果历史是贵族秩序和阶级斗争的轮替，那么只有新的阶级形态才能改变周期。世界人口已经接近峰值，除非在顶部的20亿人同时是生产与消费的真正贡献者，否则我们不能再假装人口特征是增长的引擎。全球的经济金字塔上，1%的顶端人口控制着约占全球一半的财富，“中产阶级”则以每天4美元的收入占据薄薄的一层，在肥厚的底部，则是每天收入不超过2.5美元的约全球一半人口。人类的绝大多数将其可支配收入花在了食物和水、健康和教育等基本需求上，而那些贫弱的政府就连这些也难以提供。全球经济只有长期持续增长，在底部的数十亿人口才能大规模转化为中产阶级，金字塔才会变成钻石。

　　当人口不再增加，增长就只能依靠增进人的连接、释放人的交互潜力来实现。这也就是为什么所谓1%和99%的划分是错的：虽然收入有了分化，但财富的创造仍需要这1%有足够的意愿去投资企业，创造更多工作岗位。实际上，像德国中小家族企业这种私人公司更愿意吸收内在附加成本，而上市公司更可能为了降低成本或者取悦股东而将工作外包。此外，在将社会资本纳入总体核算方面私人企业亦走在前列。例如，玛氏公司联合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发起了一项研究：该公司为内罗毕、雅加达和马尼拉的贫民窟小型企业主提供支持并测度他们对社区的价值贡献，然后用研究结果来评估玛氏公司销售经理的表现。要消除不平等，不能指望提高税率或税收豁免，而是要建立更具有包容性的产业链。

　　以经济价值对公民或其他人进行排序，是所有社会的一条默认法则。即使中国也以非官方方式将其民众细分为城市商业人口、农民、农民工、富裕外籍人士等类别。在美国，一流房地产紧盯着最有钱的20%群体，而零售业也视最底层的80%为无物。许多政府明确认为外国投资者比本国公民更有价值。这种粗鲁分类与不平等的待遇倒也有光明的一面，起码说明这个国家还有很多人能变成更有成就的国家建设者——美国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投资就是应该转向数量庞大的城乡下层人民。

　　现在投入，未来收获

　　近几十年来，亚洲的高速增长与居高不下的大宗商品价格引发了一轮财富创造与现代化的超级周期。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则将源于大宗商品价格的低迷以及低利率。大宗商品价格低迷将降低成本，而低利率则将使投资从北美等传统基础设施大洲流向具有人口资源优势的地区，比如东南亚。如今在那里开拓市场建立连接的时机已到。在21世纪，互联互通是最重要的资产类别。

　　既然投资者不再热衷于虚假的金融衍生品，而是希望充分利用廉价的信贷并将资产投向实体经济，基础设施就成了最为明确的选择。作为一项资产类别，基础设施的回报高于固定收益，同时又比股权投资波动小。投资基础设施的好处不可估量，其创造的机会不仅能够提升社会流动性，促进生产力，还能刺激社会转型。正如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所指出的，资本市场、多边机制以及其他结构性资金应该更多注资地区性银行，如此这些银行就可以通过为大型基建提供融资方式创造就业，促进互联互通。

　　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倡议建设的州际公路体系是基础设施的最佳案例。1919年，艾森豪威尔跟着一个跨国车队，沿着林肯公路（美国第一条横贯大陆的公路）从华盛顿前往旧金山，这条破旧、泥泞、崎岖不平的道路令他们精疲力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艾森豪威尔则深刻体会到德国坚实的高速公路网的种种优势。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说服国会通过了一项“宏伟规划”——耗资250亿美元修建超过6500公里的高速公路。今天看来，如果没有这一公路体系，美国的现代繁荣根本无从谈起。

　　中国也同样如此。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经济刺激主要集中于高速公路、住房、地铁以及铁路等基础设施。根据德意志银行的统计，这些财政刺激对国内生产总值的乘数效应是美国货币刺激政策的两倍。虽然西方经济学者一直批评中国“过度投资”，但世界银行发现，高速铁路将100多个中国城市连接起来，缩短了企业和劳动者与其市场和客户的距离，有力地促进了生产效率。虽然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出现了下滑，但对于日常工作者、阿里巴巴的购物者以及亿万国内旅行者和流动人员而言，遍布中国、价格实惠的交通带来了高效的流动性，他们从中获得的益处显而易见。

　　战后美国与今日中国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基础设施建设并非一次性投资，而是一个必须持续维护的互联互通网络。美国西北大学的罗伯特·戈登和乔治梅森大学的泰勒·考恩等著名经济学家认为，生产率回报持续下滑、基础设施落后、技术创新进入高原期以及不平等日益加剧等问题严重困扰着美国经济；交通体系速度缓慢、效率低下也令其难以实现出口目标。然而，更深层次的资金投入才是美国经济生产率增长的最大因素。在数十年被冷落之后，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终于迎来了扩张升级。沃伦·巴菲特和卡尔·伊坎等投资者正在力图重振货运铁路业，而谷歌则在全美数十个城市推出了每秒钟1000兆的光纤网络。同20世纪50年代不同，如今美国国会不愿意在基础设施上重金投入，因此，为了获得足够资金以进行基础项目的更新，美国只能选择敞开大门让更多的外部投资进来。

　　在基础设施、创新以及制度方面维持25%以上高投资率的国家能够保持持久稳定的经济增长。基础设施投资比工厂更加具有黏性，毕竟道路和铁路都无法转移到其他劳动力便宜的地区。政府若想要解决大规模人群的就业，更需要以软硬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诸如大宗商品、建筑、服务、教育以及医疗等非贸易部门在短期内都不太可能实现自动化。从全世界范围看，这些都是雇工人数最高的行业部门，而由于无法被转移，它们就可以获得投资资金流入的同时为总体福利创造巨大的二次经济效益。

　　资本支出以运营收入获取回报。如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再鼓吹紧缩政策，转而鼓励债务驱动型基础设施投资，因为后者能够通过高质量的交通、电信以及其他服务创造就业，提高生产率。聪明的政府纷纷通过削减补贴、提供股权债券担保、建立金融工具——例如同国际金融公司（IFC）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等建立伙伴关系——等方式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哥伦比亚、墨西哥、菲律宾以及印度都设立了专项资金以保护投资者、确保合理回报以及防止政治干涉。一个国家越对全球资本开放，金融供应链就越能支持其实体供应链。

　　金融供应链

　　吹起来的气球要比气泡大得多。尽管过去20年中出现了科技、房地产以及能源泡沫，但全球经济的气球也在不断膨胀与扩张。中央银行的超低利率与大规模信贷扩张使得廉价资本无处不在，在国债和企业获得救赎的同时套利交易也如火如荼。虽然从2007年至2014年七年间全球的债务总额增加了56万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全球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美国、欧元区、中国以及日本等全球最主要的货币大国仍没有停止印钞。如今他们成了自己最大的债权人（也就是说他们的债务多数都在国内），再也不用担心本国货币被外国抛售。即便未来还有泡沫出现，中国房地产也罢，美国的股市也好，气球仍旧会继续膨胀：贝恩公司预计，到2020年，全世界的金融资本总额将达到900万亿美元。

　　在全球的金融体系内，规模巨大的资产池在主要金融中心进进出出。如同横跨欧亚大陆的诸条丝绸之路，这些资金载体构成了一种新的“永久资本”——与以往相比，它们具有更长投资时间范围，更能承受波动，也更具有全球投资偏好。亿万富翁就是这种新趋势的典型代表。自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的亿万富翁数量已经翻了一番，其中既有个人投资者，又有“机构个人投资者”，他们依靠其家族办公室就能实现公司规模的经营，其46万亿美元的资产则构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单一资金池。养老金紧随其后，其可投资资金超过40万亿美元。虽然欧洲养老金投资组合在全球的基础设施投资中居于领先，亚洲基金（前二十大基金中有一半在亚洲）也在更积极地跟随欧洲步伐，期望以更全球化的投资来赢取更多回报，以满足国内保障需求的日渐增长。它们在中国、印度、尼日利亚、土耳其、墨西哥等国积极游说，以争取在房地产、电信、金融服务以及基础设施等具体行业中获得更多的投资份额。保险基金的资产规模达30万亿美元，传统上它们主要投资于国内组合，但如今他们也开始更多地接触各国市场，资本愈加网络化。此外，金融产品中最为普通的品种——共同基金及债券基金的规模也有30万亿美元，它们也比以往更青睐外国股权。通过购买国外的大盘股和中盘股，这些基金希望借助这些公司的成长来为本国的散户投资者赢取收益。

　　近年来，官方资本控股也在稳步增长。各国央行外汇储备总额已经升至8万亿美元以上，其中多数集中在亚洲。亚洲国家的政府正在把越来越多的现金投入他们的政府投资工具——主权财富基金，其总量已经升至6万亿美元。如今主权财富基金的资本部署更为激进，投资领域涉及房地产、银行以及其他多个领域（以弥补油价下滑导致的收入下降）。主权财富基金通常与私人股权基金和对冲基金共进退。私人股权基金的规模预计略超2万亿美元，对冲基金的规模也有2万亿美元。随着银行受到的监管越发严厉，对冲基金已经不满足于（像银行一样）在公开市场提供信贷服务，也开始（像私募股权一样）涉足公司并购。

　　市场投资参与者之间的联系和合作越来越密切，要把他们加以区隔也变得越来越难。拥有庞大但分散的管理资产的实体如今被称为“另类资产管理集团”或“多元化金融机构”。以贝莱德（BlackRock）为例，该公司管理资产高达4.5万亿美元且来源十分全球多元化。这类机构管理着大量永久资本，可以投资于包括新兴市场政府债券在内的任何资产类别。它们时刻扫描市场机会，高档房地产、低估的股票、机场、收费公路等产生费用收入的基础设施以及科技初创企业都是它们的目标。通过直接投资和合资企业等形式，全球的资产管理者与地方的合作伙伴结为一体，这样就可以规避投资限制，获得更好的投资待遇。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到印度尼西亚，全球每四桩企业并购交易中就有一桩发生在新兴市场，但这些交易背后大都有发达国家精明金融家的身影。他们发挥了在业务洞察力和技术升级上的关键优势，将地方企业推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银行”的类型其实多种多样。那些受人误导的反资本主义评论家似乎没有认清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密切关系。实际上，无论是银行还是非银行金融机构（从资产管理公司到信用社），它们在项目融资、零售银行资本筹集与房贷、企业创建和资金流动、技术引进以及成百上千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化扩张等方面，都起着巨大的作用。在美国，非银行机构已经是最主要的贷款提供者，是它们提供的资金支持了数以百万计资不抵债的住房贷款以及中间市场业务。

　　在新兴市场，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联系同样十分密切。从2009年到2014年，外国持有的地方政府债务数额增长了一倍。地方政府也因此有能力进行更多投资，地方银行也才能放出更多（本地货币）贷款，以支持加油站、杂货店等小企业贷款以及个人贷款。尤其是当这些国家增长放缓、被迫动用外汇储备时，他们就必须允许这些外资不受限制地进入本地股票市场，只有如此本地的公司才能获得招聘雇员发展业务的资本金。没有这些愿意承担风险的私人资本，整个发展中国家的信贷市场就会如同他们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样，陷入既缺资金又缺制度的不堪状态。

　　市场能够全力帮助人们实现互联互通，贸易融资就是此方面的一个极佳案例。贸易融资能够促进企业的出口产品生产，同时也被证明是一种低违约率的可靠投资。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80%的全球贸易都有金融机构的支持。然而后危机时代的监管法规（例如要求银行持有更多在岸资本的《巴塞尔协议III》）却不小心阻断了这一连接金融业和实体经济的关键通道。为了方便中小企业融资，欧洲投资银行和阿布拉杰集团（Abraaj Group）已开始支持中东和非洲区域间的资金交流。德国的中小企业数量是美国的5倍（德国人口只有美国的1/4），因此更加重视对工具制造商这类扎根型企业的支持，而这类企业则可以借助贸易融资拓展亚洲市场。欧洲中小企业进入亚洲，东盟的中小企业进入亚洲其他地区、非洲以及欧洲，这些都证明灵动的全球资本对地方企业的支持创造了真实且富有成效的新流动性。

　　金融危机教育我们，巨量资本过分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十分危险，不过，若因此就放弃对全球金融的利用则属于绝对的因噎废食。资本主义不一定非得是社团主义。如果说金融市场是资本的增值，那么金融供应链就是财富的扩展。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充足的全球流动性，创建更多金融供应链，将资本与企业和基础设施等创造价值的资产相连接。世界的资本分配越广泛，这个世界就会越稳定。 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