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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走向和解

　　当原本水火不相容的尼克松和毛泽东决定走到一起的时候，中美两国都正陷于国内危机之中。“文革”的风暴已将中国的精力消耗殆尽，美国国内的政治共识也因为日益激烈的反越战运动而走向破裂。中国边境四面都笼罩着战争的阴影，尤其在北部边境，中苏军队已有交火事件发生，处境甚为危险。尼克松的前任把越战以及国内要求停战的压力留给了他；整个60年代中，刺杀事件、种族冲突接连不断。尼克松就是在这样一个10年的尾声入主白宫的。

　　毛泽东打算用中国一个古老的计策来对付中国面前的各种危险：以夷制夷，远交近攻。尼克松则基于美国社会的价值观，援用了威尔逊总统的原则，建议请中国回到国际大家庭中。他在《外交》杂志1967年10月期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不能让中国永远在国际大家庭之外做非分之想，老是怒气冲天。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我们没有足够的空间让近10亿最具潜力的人民愤怒地生活在孤立之中。”

　　尼克松不光要求进行外交调整，还呼吁与中国言归于好。他把这项外交上的挑战比作美国城市贫民区里的社会改革：“每项改革都必须进行对话，必须挫其杀气，同时又循循善诱，至少不能让这些自绝于社会的人永远处于放逐状态。”

　　也许可以出于实际需要而把政策制定下来，但用何种手段执行则要另费心思。毛泽东和尼克松要想启动一场对话都困难重重，更不用说实现两国和解了。20年来，中美两国都视对方为死敌。中国用马克思主义的词汇把美国定性为“帝国主义国家”，这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理论上只能通过战争克服“矛盾”。中美冲突无法避免，战争大有可能。

　　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也同样是仇视。10年来两国军事冲突接二连三，虽然其中有几次有惊无险，但似乎证明了美国人的看法没有错：中国以世界革命源头的姿态立志要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对美国人来说，毛泽东跟苏联领导人相比似乎是个更加强劲的对手。

　　出于上述所有原因，毛泽东和尼克松必须谨言慎行。头几个步骤很可能会触怒国内民众并打乱盟友的方寸，这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泽东来说是一大难题。

　　中方的战略

　　毛泽东从1965年就开始略微改变了他对美国的口气，不过当时的观察家们能注意到这点的寥寥无几。他既然被奉若神明，他的口气哪怕有一个最细微的变化都是意味深长的。毛泽东喜欢通过跟美国记者斯诺谈话向美国传话。二人在20世纪30年代就在共产党的大本营延安会过面，斯诺把他的经历写成了《西行漫记》一书，其中把毛泽东描写为一个浪漫的农民游击队员。

　　1965年“文革”前夕，毛泽东把斯诺请到了北京，发表了一些令人惊讶的言论，可惜当时华盛顿没有人注意到这番话。他对斯诺说：“很遗憾，由于历史原因，中美两国人民被分开了。15年了，老死不相往来。今天，隔阂更大了。不过我是不相信最后会以战祸告终的。”

　　15年来，毛泽东一直不惧怕美国的“核讹诈”，要与美国斗争到底，态度之强硬把苏联及其欧洲的同盟都吓得纷纷与中国拉开距离。而现在这番表示确实一反常态。由于苏联的咄咄逼人，毛泽东其实已经在考虑远交近攻，向远敌美国靠拢，不过当时没有什么人看出这一点。

　　在跟斯诺谈话时，美军正在中越边境上集结。虽然这次挑战相当于15年前毛泽东所面临的朝鲜局面，但这一次他决定克制。中方对北越的支持限于非战斗性质，提供了物资和道义上的积极鼓励，并派出了10万后勤兵去修筑北越的通信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毛泽东对斯诺明言，中美战争应发生在中国，而不是在越南。他说：“我们不会打出去，只有美国打进来，我们才打……我们不会打到美国去，这我已经说了，你们可以放心。”

　　毛泽东怕美国人不明白，还重申，中国认为，越南“自己可以对付”。他说，“我国忙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打出去是犯罪的。为什么要打出去？越南人自己可以对付。”

　　毛泽东接着又猜测越战各种可能的结果，不像一个处理国界上军事冲突的领袖，倒更像一个分析自然现象的科学家。朝鲜战争中，毛泽东自始至终都把朝中两国的安全问题密切相连，与这次形成了鲜明对比。有几个可能的结果他是可以接受的，其中之一是举行会议，但“美军还留在西贡不走，像他们在朝鲜那样”。换句话说，也就是延续两个越南的状态。这样的结果是处理越战的每个美国总统都会乐见其成的。

　　没有证据表明约翰逊政府在高级别政策讨论中提到过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或者打越战的历届美国政府（包括尼克松）是否考虑过中越历史上的紧张关系。华盛顿仍然认为中国的威胁大于苏联。1965年，约翰逊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说的一番话典型地反映了60年代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中国的问题不同于苏联。中国的核试验（指的是1964年10月中国的第一次核试验）以及中国对邻国的姿态，使它成为所有热爱和平人士面前的一大难题。”

　　1965年4月7日，约翰逊为了阻止北京与河内联手，为美国在越南的干涉行动做了一番辩解。他说：“这场战争以及整个亚洲的上空都笼罩着中国的阴影。北京对河内的统治者不断进行怂恿。对越南的争夺战是其更大的扩张计划的一部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一年以后的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中又把这个主题重复了一遍。

　　毛泽东对斯诺讲的话背离了共产党关于世界革命的一贯理论。他说：“哪里发生革命，我们就发表声明支持，并开些大会声援。帝国主义讨厌的就是这个。我们喜欢说空话，放空炮，但不出兵。”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不禁要问，当时如果严肃看待毛泽东的这些话，是否会影响到约翰逊政府的越南战略。而另一方面，毛泽东从未把这些话化为官方政策，其部分原因是，这样做就必须推翻15年来的政治宣传，而此时他在国内的战斗口号是保持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与苏联的冲突则是以反对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论为基础的。毛泽东对斯诺说的话基本上是一种试探，但斯诺并不是这种侦察行动的最佳渠道。北京很相信他，至少作为一个美国人，他已得到了最大的信任，可是华盛顿却把斯诺看成北京的宣传干将。正常情况下，华盛顿的直觉应该是：等一等，等到中国政策的改变有了更具体的证明再说。

　　任何清醒的战略评估都会认为毛泽东把中国推向了极大的危险。如果美国或者苏联进攻中国，另一方也许只会作壁上观。中印边界冲突中，军事后勤条件对印度有利，因为喜马拉雅山离中国的力量中心过于遥远；美国正在越南建立军事存在；日本跟中国宿仇甚深，而且经济上正在腾飞。

　　这段时间内，毛泽东似乎也拿不定外交问题上的主意了，这实为罕事。1968年11月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领袖希尔时，他一反平时以说教形式表达的信心，而表现出一种困惑。（不过，毛泽东的举动总是复杂的，也可能由于别的中国领导人会看谈话记录，因此他想向他们表示他在探索新的路子。）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68年的间隔已超过了两次大战之间的间隔，他好像担心很快会出现一次世界大灾难。他说：“总之现在既不打仗，又不革命，这种状态不会维持很久了。”他又提了个问题：“你知道帝国主义分子会怎么做吗？会打世界大战吗？或者现在不打，过一阵再打？据你在自己国家和别的国家的经验，你觉得怎么样？”换言之，毛泽东在思考中国是现在就做出抉择，还是说静观形势变化是个更明智的办法。

　　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想知道，他后来所称的“天下大乱”会有什么意义。

　　我们必须考虑到人民的觉悟。美国停止轰炸北越，驻越的美军士兵高兴得很，欢呼雀跃。这说明他们士气不高嘛！美军的士气高吗？苏联军队的士气高吗？法、英、德、日军队的士气高吗？学生罢课在欧洲历史上是个新现象。资本主义国家的学生一般是不会罢课的，可是现在天下大乱啊。 注释标题 陈兼、威尔逊编，“天下大乱：北京、中苏边界冲突与走向中美和解的道路（1968~1969年）”，《冷战国际史简报》第11期（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1998年冬季号），第158页。

　　简而言之，中国和潜在对手之间的力量对比如何？他问起美国和欧洲士兵的士气，是否表示怀疑他们不足以完成中国的战略分配给他们的任务——遏制苏联的扩张主义？说起来好像矛盾，但其实这与美国的战略中他们承担的任务很相似。但如果美军士气消沉，学生罢课又反映出政治意愿普遍低落，那苏联就会成为世界头号强国。有些中国领导人已经提出要与苏联和解。不管冷战结局如何，也许西方低落的士气表明，革命意识形态终于占了上风。中国是应该借革命浪潮推翻资本主义呢，还是一心驾驭资本主义国家的内斗呢？

　　毛泽东的这些问题并不像往常那样意味着他在考验谈话对方，也不表示他知道答案，只是暂时不泄露天机而已。泛泛地谈了些别的话以后，在结束会谈之前，他提出了一个困扰着他的问题：“我来回答一下，你也来回答一下。我来想一想，你也想一想。这个问题是个国际问题，是个战争问题，是个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请你考虑一下，世界上是战争呢，还是革命？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

　　如果战争一触即发，毛泽东需要定下立场。的确，他也许就是战争的第一个目标。但如果革命会席卷全世界的话，毛泽东则必须推动革命，这是他一生坚定的信念。直到他生命的尽头，他也没有完全做出抉择。

　　几个月后，毛泽东做出决定，小心翼翼地采取了两个步骤以扭转20年以来的政策：一个是象征性的，另一个是实质性的。他以尼克松1969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为契机，向中国民众暗示，对美国有了新的思路。就职演说中，尼克松微妙地提出要对华开放，他把此前在《外交》杂志中的文章略做改动，说道：“让所有的国家都知道，本届政府将开通一切联系渠道。我们寻求的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我们乐于接受各种想法，乐于接受人员与贸易的交流。在这个世界上，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愤怒地生活于孤立状态之中。”

　　中国方面的反应暗示北京有意结束孤立状态，但并不急于收起满腔的愤怒。中国的报纸上刊登了尼克松的讲话。自共产党执政以来，美国总统的讲话还从未受到过如此重视，但这还不足以软化中国愤怒声讨的口气。1月27日《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对尼克松挖苦道：“尼克松虽已黔驴技穷，却还厚颜无耻地大谈未来如何……就像一个行将就木的人用天堂的美梦来自我安慰。这不过是一个没落阶级的幻觉和垂死挣扎。”

　　毛泽东注意到了尼克松的姿态，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并将此告知于民。但光做口头表示是不够的，他需要做实质性的接触，特别是因为中国若对美国靠拢一步，中苏边境上每周一次的军事冲突就会大大升级。

　　几乎同时，毛泽东开始摸索他的决定会有什么实际的影响。他会见了四位解放军元帅——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和叶剑英。这四位老帅在“文革”期间都受过冲击，被派到外地的工厂里从事体力劳动，美其名曰“蹲点儿”。毛泽东请他们分析一下中国的战略选项。

　　四位老帅得到了周恩来的保证后才相信毛泽东不是在引导他们进行自我批判，因为自我批判也是“文革”的一项内容。一个月后，他们写出了材料，说中国自毁人才，损失惨重，同时也对国际局势做了一番颇有见地的评估。在研究了几个大国的实力与战略意图之后，他们把中国的战略挑战总结如下：

　　对于美帝和苏修，现实的威胁是在它们相互之间。对于其他各国，现实的威胁更是来自美帝、苏修。美帝、苏修的互相勾结和互相争夺，往往在反华的外衣掩护之下进行。同时它们的互相勾结并没有使它们的矛盾有所和缓；相反，它们互相的敌意更为强烈了。 注释标题 陈兼、威尔逊编，“天下大乱”，第166页。

　　这也许意味着元帅们对现行政策的肯定：毛泽东可以对两个超级大国同时提出挑战。四位元帅说，苏联是不敢侵略中国的，因为它面临重重困难：民众不支持战争，后勤补给线太长，后方不安全，对美国的态度也心存疑虑。元帅们把美国的态度总结为一句中国成语：“坐山观虎斗。”

　　可是几个月后，到了9月，他们又改变了这一判断，与尼克松几乎在同时达成的立场不谋而合。元帅们认为，若苏联入侵，美国无法只作壁上观。美国必须拿出明确的立场。“美帝绝不愿苏修在中苏战争中取胜，建立资源、人力超过美帝的大帝国。”换言之，为了保卫国家，跟美国接触是必要的，不管中国媒体如何抨击。

　　这一番敏锐的分析最后提出了一个略显谨慎的结论，尽管说在“文革”期间它如此挑战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前提，已是很大胆的了。1969年3月，元帅们主张中国结束孤立状态，阻止苏联或者美国的冒险主义，“军事上积极防御，政治上主动进攻，积极开展外交活动”，“扩大反对美帝苏修的国际统一战线”。

　　毛泽东对他们提的这些笼统的恢复国际外交的建议并不满意，他有着更宏大的计划。1969年5月，他又把四位元帅叫回来，要他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并提出建议。这时，中苏边界上的冲突大大增加了。中国应怎样应对日益加剧的危险？毛泽东派给元帅们的私人秘书、经验丰富的情报人员兼外交官熊向晖后来写道，老帅们从战略角度讨论了若苏联大举侵华，中国是否应打美国牌。陈毅想为这样离经叛道的举动找出个先例，建议参考当年斯大林与希特勒的互不侵犯条约。

　　叶剑英提出中国三国时代的一个例子。汉朝灭亡后，三国鼎立，争夺天下。有趣的是，描述这段历史的14世纪小说《三国演义》在当时“文革”期间还是禁书。叶剑英举其中一位主人公的战略为例说：“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可以参考。”几十年来毛泽东一直在批判中国的历史，此刻几位受过冤屈的元帅却请他从“古人”那儿获得战略灵感，重组同盟。

　　元帅们接着又说，与美国建立联系将是战略上的有利条件。他们认为，苏修对侵华战争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帝的态度。元帅们还提出了一个观念大胆而且政治上危险的建议，说应恢复已陷入僵局的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他们还是根据现行的理念，把两个超级大国看成是对和平的同样威胁，但从元帅们的建议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认为苏联才是当时最主要的危险。陈毅元帅还交出一份补遗。他指出，虽然美国过去曾拒绝中方的友好姿态，但新总统尼克松似乎有意“赢得”中国。他提出了几个他自称“大胆”的想法：把中美大使级对话推向更高的层次，至少应是部长级，也许更高。最具革命性的建议是放弃先收回台湾的先决条件：“第一，在华沙会谈恢复时，我们主动重新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第二，只要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我们不提先决条件，台湾问题可以在高级会谈中逐步谋求解决，还可以商谈其他战略性的问题。”

　　苏联方面的压力也进一步推动了局势的发展。苏联军队加紧集结，在新疆边境上又打了一仗。在这样的情况下，8月28日，中共中央下令调动部署在全国边境线上的所有部队。此时与美国恢复接触已具战略必要性。

　　美方的战略

　　尼克松宣誓就职时，中国方面的焦虑其实向他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战略机会，不过当时美国政府在越南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无暇发现有这样的机会。美国决策部门的精英们曾决定捍卫印度支那，抵御苏联和中国所谓的联合进攻，而现在他们中的很多人却改变了看法，认为越战不光是打不赢的，而且还反映出美国政治制度的先天性道德失败。政府中转而持这种观点的人已经多到了无法有效执行政策的地步了。

　　尼克松的几位前任已向半个地球以外的越南派出了50万美军。尼克松认为，若像很多批评他的人所要求的那样，现在就无条件地撤兵并不是结束战争的办法。他也很看重前几届来自两党的总统所做的承诺，而这些承诺现在却让他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尼克松知道无论越战带来多大的痛苦，美国仍然是全世界抗击共产党“进攻”的联盟中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信誉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尼克松政府（我在其中担任了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来又任国务卿）计划分阶段撤出印度支那，让当地人民能有机会建立自己的未来，并维持全世界对美国的信心。

　　尼克松的批评者则认定，外交政策的改变必须围绕他们所关心的唯一问题——从越南无条件撤军。他们完全无视相信了美国的诺言、听命于美国而参战的几百万印度支那人以及几十个其他国家。尼克松有决心结束战争，也同样有决心发挥美国的积极作用，一步步地改造新出现的国际秩序。他希望美国的政策不再在撤军与不撤军之间摇摆；他要出于国家利益而将它稳定下来，让以后的历届政府保持下去。

　　在他这个设想中，中国起到了关键作用。两国领导人从不同角度审视了他们的共同目标。在毛泽东看来，和解是一种战略必要手段，尼克松则将其视为一个改变美国外交政策和世界领导地位的机会。他想利用对华开放向美国公众表明，即使在一场大伤元气的战争中，美国还是能制定长治久安的蓝图。于是他和他的属下们竭力争取与五分之一的世界人口重新建立联系，以减轻从东南亚黯然撤军的痛苦。

　　这就是主张革命的毛泽东和悲观的战略家尼克松两人的汇合点。毛泽东深信理想和意志能克服一切困难，而尼克松则决心缜密擘画，他担心即使是最好的计划也会因为命运的不测而化为泡影。不管怎样，他还是将自己的计划付诸实施了。毛泽东和尼克松有一大共同点：两人都愿意顺着自己思路和直觉的整体逻辑得出最后结论。尼克松比毛泽东更为务实，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一事当前，不管是半途而废还是坚持到底，你付出的代价是一样大的。既然如此，那还不如把它进行到底。”毛泽东做事轰轰烈烈，尼克松则倾向于顺从命运的安排，但他一旦启程，便会沿着这条道路坚定地走到底。

　　中美能走到一起是时代的必然——不管两国领导人是谁，这是早晚都会发生的。但此事进行得这么果断，弯路走得这么少，那就要归功于两位领导人的才干了。领导人不可能创造出时代背景，他们的独特贡献在于能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把自己的才干发挥到极致。如果超越了这个范围，他们就会一败涂地；反过来，如果做得不够到位，也会一事无成。要是他们稳扎稳打，建立起的崭新的关系就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因为这一关系符合各方自身的利益。

　　中苏乌苏里江冲突

　　最后的结果固然是和解，但美中两国摸索出战略对话的途径却绝非易事。虽然尼克松在《外交》杂志上刊登的文章以及四位元帅为毛泽东做的分析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但双方的实际动作却受制于国际上的复杂情况、历史经验和文化观念等多方面的因素。两国的公众都经历了20年的相互仇视和猜疑，一场外交革命在即，他们必须做好思想准备。

　　尼克松面前的战术问题比毛泽东的更复杂。毛泽东一旦做了决定，便能用强硬手段推行下去。持反对意见者都会记得毛泽东以前的批评者的命运。而尼克松却要推翻20年来美国外交政策的老调子：中国会用一切机会削弱美国，把美国赶出亚洲。尼克松入主白宫时，这种说法已经深入人心。

　　因此尼克松得小心谨慎，否则对中国的外交姿态极可能会变成空洞的宣传，而在做法上得不到什么真正的改变。20年来，美中接触的唯一途径就是华沙大使级会谈，而这个会谈的136次会议都是枯燥乏味、了无结果的，因此尼克松的担心很有道理。尼克松的每一个步骤都要向国会的20多位议员通报，还要向大约15个国家介绍情况——华沙会谈的情况是要经常向它们，包括台湾通报的。这些国家中的大部分，特别是美国，都认定台湾才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向不同对象做的通报有不同的压力，对新政策的介绍一定会在这种互相矛盾的压力中大打折扣。

　　中苏军队在西伯利亚与中国边境接壤处乌苏里江珍宝岛上的冲突，把尼克松的构想变成了一个机会。要不是苏联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多次来我办公室告状，白宫还不会那么快就注意到了这场冲突。在当时的冷战期间，苏联来向我们报告跟平时的话题——或者说跟任何事情——毫不相干的这么一件事，实为罕事。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很可能是苏联先动的手。而且他们在占领捷克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向我们做了这样一个通报，一定别有用心。兰德公司的艾伦·惠廷对中苏边境的冲突写的一份研究报告更证实了我们的怀疑。惠廷的结论是：由于事件发生地点靠近苏联的后勤基地，与中方后勤基地相距甚远，因此侵略者很可能就是苏联。他还说下一步苏联可能要袭击中方的核设施。若中苏战争迫在眉睫，美国政府必须决定自己的立场。我以国家安全顾问的身份，要求进行跨部门的审议。

　　结果表明，我们对冲突直接原因的分析有误，至少对珍宝岛事件的分析有误，但歪打正着，根据错误的分析却做出了正确的判断。近期的历史研究表明，正如多勃雷宁所说，珍宝岛事件的确是中方先动手。中方设了一个圈套，让苏联边境巡逻部队遭到重大伤亡。但中方此举的目的是出于防卫，一如前文所说的中国对威慑的看法。中苏边境上的冲突接连不断，这些冲突很可能都是苏方挑起的，中国认为这都是苏联的骚扰行为。因此中方策划了这次事件，意在让苏联领导人大为震惊，继而结束双方的边境冲突。进攻型的威慑观念用的是先发制人的战略，目的不在于从军事上击败对方，而是给对方以心理上的打击，让对方就此住手。

　　但实际上，中国这一举动的效果适得其反——苏联加紧了在边境上的骚扰，在新疆边境上消灭了中方一个营。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美中两国于1969年夏天开始交换一些并不明确的信号。美国放松了一些对中国贸易的小小限制，周恩来则释放了两名因开着游艇误入中国水域而被拘留的美国人。

　　1969年夏天，中苏可能发生战争的迹象越来越明显。部署在中国边境上的苏联部队增加到了42个师，达100多万人。苏联的中层官员开始向全世界各国他们相识的同级官员询问，若苏联先发制人，攻击中国核设施，他们各国会如何反应。

　　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得不加快考虑苏联会不会对中国大举进攻。这个问题本来不可能出自冷战中的外交老手之口。20多年来，中国一直被认为是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中更好斗的一个，美国从未考虑过在中苏战争中偏袒哪一方。中国的决策者现在拼命研究美国可能会持什么态度，这就说明了长期的孤立使他们对美国的决策进程所知甚少。

　　尼克松决心以地缘政治的考虑确定政策。就这种情况来说，势力均衡若将有重大变化，必须至少先表个态；如果情况更为严重，则需定下政策。即使我们决定不介入，也应该明确立场，不能一言不发。在1969年8月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中，尼克松决定表态。他提出了当时令人震惊的说法，他说，当前苏联对美国来说更为危险，如果在中苏战争中中国“一败涂地”，那将有损美国的利益。这番话的实际意义当时没有讨论。熟悉尼克松思路的人都应该猜得到，在中国问题上，地缘政治超越了其他考虑。根据这一政策，我发了一道指示：若苏中发生冲突，美国将持中立态度，但在此范围内应尽可能向中国倾斜。

　　这无异于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场革命。一位美国总统居然宣布一个共产党大国的生存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而我们跟这个国家20年来非但没有接触，还打过一场战争，有过两次军事对峙。这样的决定该怎样传达出去？华沙的大使级会谈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进行了，而且级别也太低，不能做如此重大的宣布。因此政府决定走另一个极端，干脆公开宣布美国已决定把两个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冲突看作影响到美国国家利益的事情。

　　苏联在不同的论坛中喋喋不休地为战争叫嚣之时，美国官员们奉命宣称美国并不是漠不关心，也不会置身事外。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奉命做一个背景通报。他透露，苏联官员好像在试探其他共产党领导人对先发制人攻击中国核设施的态度。1969年9月5日，副国务卿埃利奥特·理查森在美国政治学协会上把话挑明了。他说：“两个共产党巨人之间在思想意识上的分歧与我们无关。但是，如果他们的争吵升级为严重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件，我们则不得不深表关切。”理查森这番话用的是冷战中的说法，其实就是一个警告：美国绝不会漠然视之；无论美国采取何种行动，首先考虑的将是本国的战略利益。

　　策划这些措施的主要目的是为对华开放政策做好心理上的铺垫。自那时候起，我看了主要党派发表的很多文件。我现在倾向于认为苏联当时其实已经很快就要先发制人了，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苏联主要是因为拿不准美国的态度才推迟了行动。现在我们才从许多事例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比如1969年10月，毛泽东认为苏联的进攻已迫在眉睫，他令所有领导人疏散至全国各地（除了周恩来，他得主持政府工作），去为中国当时尚极为有限的核武器部队拉响警报。

　　不知是由于美国的警告还是共产党世界内部的运作，这一年中这两个共产党巨人的紧张关系有所缓解，战争的威胁也减弱了。苏联总理柯西金在9月份绕远路取道印度，而不是中国，飞去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回程途中却突然改道飞往北京。一个国家要发最后通牒时或要进入新时代时往往会采取这样戏剧性的行动。这一次既不是发最后通牒也不是进入新时代，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则两者兼有。柯西金和周恩来在北京机场谈了3小时。考虑到苏联当时还算是中国的盟友，这样的方式可算不上是对一位总理的热烈欢迎。周恩来拿出一份草案，提出在北部边境上有争议的地点各自撤军，还建议了若干其他减缓紧张局势的措施。双方说好了在柯西金回到莫斯科后双方就签署这个文件，可是后来没有兑现。10月，紧张局势再度升温，毛泽东命令中方最高层领导人撤离北京。国防部长林彪命令军队进入“一级战备”。

　　这就为中美接触开拓了空间。双方都刻意不给人一种公开迈出第一步的印象——美国这么做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平台可把总统的战略转化为正式立场；中国这么做则是因为它不愿在威胁面前示弱。结果就变成了一段双人小步舞，舞步扑朔迷离，双方都可说并没有肌肤接触，也都不必因遭拒而蒙羞，而且还保持了一个漂亮的弧线：双方都可以延续现有的政治关系而不必去商谈如何从头起草案文。1969年11月到1970年2月间，驻世界各国首都的美中两国外交官交谈了至少有十次之多，这是了不起的大事，因为此前两国外交官总是相互避之不及。打破僵局的是美国驻华沙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我们指示他在一次社交场合中主动上前向中国外交官表达对话的愿望。

　　那是在波兰首都举行的一个南斯拉夫服装秀上，出席服装秀的中国外交官由于没有收到过指示，见状拔腿便逃。一位中方使馆随员的描述说明了两国关系紧张到了何等地步。许多年以后，在一次采访中，他说记得看到两个美国人在大厅对面一边说话一边指向中国人聚集的方向，于是几个中国人起身走开，免得被迫与之交谈。而那两个美国人却铁了心要执行命令，在后面紧追不舍。中国外交官情急之下越走越快，而两个美国人拉开大步，边跑边用波兰语喊道（波兰语是唯一双方都听得懂的语言）：“我们是美国大使馆的！我们想见你们大使！尼克松总统说他想恢复与中方的会谈！”

　　两星期后，中国驻华沙大使邀请斯托塞尔到中国大使馆出席会议，为恢复华沙会谈做筹备工作。重新打开这个论坛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些重大问题：双方要谈些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

　　这时便显出了中美领导人谈判策略和风格的不同。这里所说的美国领导人，倒不一定是最高层的领导，而是指导了100多次毫无用处的华沙会谈的美方外交人员。这些不同之处本来隐而不露，因为双方都相信僵局有僵局的好处：中方反正总是坚持要求收回台湾主权，而美方则总是要求在这个被称为中国内部的争议中放弃使用武力。

　　既然现在双方都寻求进展，谈判风格的区别就显出了重要性。中方谈判代表用外交手段把政治、军事和心理因素融入一个大的战略计划。对他们来说，外交就是制定战略原则。他们并不特别重视谈判本身的进程，也不认为开启一项谈判是什么会改天换地的大事。在他们看来，个人关系不会影响他们的判断，虽然他们也许会利用个人关系以图方便。谈判陷入僵局不会影响他们的情绪，他们把僵局视为外交上不可避免的一种机制。若对方的友好姿态能达到明确的目标或是一种战术，他们才会表示赞赏。他们也很耐心，用长远观点来对付急躁的谈判对手，认为时间对他们有利。

　　美国外交官的态度则大不相同。美国政界普遍认为，军事力量和外交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军事行动有时能为谈判创造条件，但一旦谈判开始后，应该按谈判本身的逻辑来推动谈判的进程。所以谈判伊始，美方就减少了在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同意暂停轰炸越南，用安抚取代施压，减少实质性的措施，以增加无形的筹码。美国外交政策一般来说愿谈细节，不愿泛泛而谈，愿谈实际内容，不愿谈抽象概念。谈判代表被要求采取“灵活”态度，并觉得有义务提出新建议以打破僵局。其实这样做会始料未及地造成新的僵局，于是又需提出新的建议。谈判对手若是决心拖延时间，往往就会用这样的战术。

　　在华沙会谈中，美方这种倾向起到了相反的效果。中国之所以回到华沙会谈是因为毛泽东做了战略决定，采纳了四位元帅的建议，寻求跟美国进行高级别对话。但美方外交人员与他们的总统想的相反，他们可没有想到要有什么突破；他们认为所谓突破，最多是向他们已经小心翼翼度过的134次会议吹口气，让这个死气沉沉的肌体苏醒过来。一路上，他们已经制定了一个议程，其中罗列了两国间积累起来的一些实际问题，例如：解决双方的经济索赔要求、交换各自监狱里的囚犯、贸易问题、军备控制以及文化交流。谈判代表们认为，中国若同意来讨论这些议程项目，那就是实现了突破。

　　重新启动的美中华沙会谈在1970年2月20日和3月20日举行了两次会议，在会上双方几乎都是在对牛弹琴。我作为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敦促谈判人员重复我们那两位使节想对拔腿就跑的中方外交官说的话，美国“愿意考虑派代表去北京跟你们的官员直接会谈，或在华盛顿接待你们的政府代表”。中方谈判代表正式重复了台湾问题的一贯立场，虽然语气有所缓和。其实，关于台湾问题的陈词老调中隐藏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姿态：中国愿意考虑在华沙以外的地方进行大使级会谈，或通过其他途径“缓和中美的紧张，从根本上改善关系”。中方并没有把解决台湾问题作为谈判的条件。

　　驻华沙的美国谈判代表却力图避免更广泛的接触。中方第一次尝试接触时，美方人员居然毫无反应。后来他们写了几个谈话要点，避开了中方提出对全面审视中美关系的要求，而要引导谈判去讨论美方在20年来零星会谈中逐渐形成的议程。

　　毛泽东一定对这样的谈判极不耐烦，尼克松也是如此。尼克松面对着谈判人员向他递交的一份计划说：“这帮人会让谈判胎死腹中！”但他也不愿命令他们进行地缘政治的对话，因为他担心通报制度会引起轩然大波，会需要做多项保证，而此时中方的态度尚不明确。毛泽东的态度更是模棱两可，一方面他想与美国和解，但这是在70年代初，当时尼克松政府面临着大规模示威活动，示威群众抗议政府决定向柬埔寨派兵去破坏河内进攻南越的基地和补给线。毛泽东面前的问题是，这些示威是否标志着一场真正的世界革命即将到来。马克思主义者早就翘首以待，但等来的只有一次次的失望。如果此时中国向美国靠拢，是否会正值世界革命成功之际？1970年毛泽东的规划中很大一部分就消耗于这样的等待之中。他以美国侵略柬埔寨为借口取消了原定于1970年5月20日的下一轮华沙会谈，而这轮会谈再也没有恢复。

　　尼克松希望谈判的平台不要受官僚机构那么多的限制，而能更多地处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毛泽东每次做出一个明确决定之后，都会争取冲破重重障碍直达美国政府的最上层。两人都不得不谨慎行事，否则过早地暴露目的会引起苏联的进攻，或者若遭对方拒绝也会挫败整个计划。华沙会谈的失败似乎使美国政府中从事日常工作的人员松了一口气，他们终于可以告别与北京谈判有关的各种困惑和所面临的国内风险了。尼克松和毛泽东在寻求高级别谈判途径的那一年，美国低层的外交人员在白宫一次也没有问起过华沙会谈究竟怎么样了，也没有人建议恢复会谈。

　　中方取消了5月20日的会谈几乎一年以后，中美领导人就达成了一致目的，但双方之间还是隔了一条因20年的隔绝而形成的鸿沟。问题已不再是美中在谈判风格上的文化区别，而在于尼克松的做法与他自己外交人员的差异比他跟毛泽东在做法上的差异还要大。我和他都想研究苏、中、美之间三角关系产生的战略局面。我们力争有机会进行地缘政治对话，消除令人不快的因素倒在其次。

　　双方在绕着圈子互相打量的时候，选择什么样的中间人也颇能反映出各自对当前任务的看法。尼克松利用1970年7月一次环球旅行的机会告知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的东道主，他愿与中国高级领导人会晤，并说他们可以把这话带给北京。作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我跟驻河内的前法国大使萨蒂凡重复了这句话。他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他认识中国驻巴黎大使黄镇。换言之，白宫挑了中国一个不结盟的朋友（巴基斯坦）、华沙条约组织中欲挣脱苏联的一个成员（罗马尼亚），以及坚持其战略独立性的北约成员（法国，我们认定萨蒂凡会把话传给法国政府）。北京则通过其驻挪威（美国的北约盟国）的大使馆和驻阿富汗喀布尔的大使馆向我们暗暗示意。选阿富汗有些奇怪，也许因为想爆个冷门，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对奥斯陆方面置之不理，因为我们在那里的大使馆人手不够；喀布尔当然就更不考虑了，而且我们也不想再次通过使馆进行对话。

　　中国对巴黎那条直接途径不予理睬，但最终对罗马尼亚和巴基斯坦传的话作了回应。其实，此前毛泽东已向我们有所表示，但他说得太高深莫测，迂回曲折，我们根本就没有领会。1970年10月，毛泽东同意再跟埃德加·斯诺进行一次谈话。尼克松政府认为斯诺是毛泽东的同情者。毛泽东为了表明对这次谈话的重视，在1970年10月1日观看国庆大典的游行时，让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紧挨着他。一个美国人站在毛主席身边，或许是故意向全国人民表明，跟美国接触不光是可以的，而且还是件大事。

　　这次会见搞得很复杂。会谈后中方给了斯诺一份会谈记录，但只许他间接援引毛泽东的话，而且要拖3个月以后才能发表。中方一定是希望斯诺把稿件交给美国政府，希望会谈摘要发表了以后便能为到那时已经启动了的进程再加一把劲儿。

　　中方的愿望落空了，原因跟1965年那次谈话没有影响美国政府一样。斯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老朋友，光这点就足以让美国外交界将这位北京的宣传干将拒之门外。这次会谈的记录稿没有传到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手中，更不要说白宫了。几个月后这篇文章发表时，它已经落后于形势的发展了。

　　我们没有拿到这份稿件实为可惜，因为毛泽东在会谈中发表了一些惊世骇俗的看法。中国孤立于世界已有几乎10年之久，现在毛泽东却宣布他很快就要邀请持各种政见的美国人访问中国。尼克松“当作旅行者来谈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都会受到欢迎。他说，“中美之间的问题要跟尼克松解决”，因为两年之内就要举行下一次总统选举了。

　　毛泽东已从一味诋毁美国转而邀请与美国总统进行对话，而且还出人意外地补充了一句话，谈到了中国国内的形势，暗示对话将在一个崭新的中国开展。

　　毛泽东对斯诺说他要结束“文革”。他说，他本来要搞的道德和知识革命已变成了高压政策。“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开始用长矛，后来用步枪，迫击炮。”据斯诺的报道，毛泽东现在为对他的个人崇拜深感遗憾。他说，要人们克服3 000年的崇拜帝王的传统习惯是困难的。所谓的“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其他的称号一概辞去。

　　这些话都很不寻常。他发起的运动震撼了全国，几乎摧毁了共产党，剩下唯一能凝聚人心的就是对他的个人崇拜了，可是他现在却宣布要结束“文革”。当年他宣布发动“文革”，从而可以不受任何思想上或官僚机构的限制而放手大干。“文革”得以维持也是因为他打碎了国家结构，而且用他当时的话说，他们是“靠边站、接受再教育的党员和其他人”。

　　若是这样，中国政府将如何运行？也许毛泽东跟一个外国记者以他特有的拐弯抹角的方式这样讲述，主要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通过宣称中国的领导方法有了变化而鼓励中美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据斯诺的记录，毛泽东宣布，中美人民之间不应有偏见，应该互相尊重，平等相待。他说他对两国人民寄予厚望。

　　尼克松一反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敦促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而缓解紧张局势，让中国回到国际体系中来。但毛泽东考虑问题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他想到的主要不是国际体系，而是中国的前途。为保证中国的安全，他愿意改变中国政策的重心，改换盟友，但不是根据国际关系的理论，而是让中国社会迈向新的方向，为此中国甚至还可向美国学习。斯诺写道，毛泽东说：“要学你们美国的办法，（把责任和财力）分到50个州去。中央不能包办。要有地方积极性。（把手一摊）我管不了那么多啊！”

　　简而言之，毛泽东重申了中国基于儒家道德的传统治国原则。他在会谈中痛斥说谎的习惯，骂的并不是美国人，而是刚刚被剥夺了权力的红卫兵。据斯诺的记录，毛泽东说：“一个人不讲真话建立不起信任。”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似乎表示他无可奈何地接受了新的局面，不过他的话总是一语双关。他说他是“和尚打伞”。

　　毛泽东并不是在以惯常的嘲弄口吻把他这位“大跃进”和“文革”的发动者形容成一个孤苦伶仃的教书匠，从事着他这位哲人的本行。这句话的背后其实大有文章。后来有几位中国评论家说道，斯诺用英语记录的这句话是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歇后语，后面还有下句。上下句连起来并无嘲笑之意，而是让人毛骨悚然。毛泽东当时没有说出下句，或至少没有翻译出来。下句是“无法（发）无天”。字面意思是，和尚无发，打了伞因此看不见天。“发”与“法”同音。这句话可以理解为，违抗一切人和神的法则，不怕上帝，不遵守法纪，随意践踏法律。

　　换言之，毛泽东最后放的这一炮颇有深义。他把自己形容成既是一个云游四方的古圣人，又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是在耍弄讲英语的记者吗？难道他以为斯诺会知道这个西方人所不可能理解的双关语吗？（毛泽东有时候会过高估计西方人的含蓄，而西方人有时候则会夸大毛泽东的弦外之音。）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那句双关语很可能是针对国内民众而发的，特别是针对那些可能反对与仇敌美国讲和的人。这些人的反对后来酿成了林彪事件。据称在美国对华开放后不久，林彪便发动了政变。毛泽东其实是在宣布他即将再一次扭转乾坤，这次要“无法无天”，甚至违背他自己的理论。他用这句话警告持怀疑态度者，不要挡道。

　　毛泽东这次谈话的记录稿一定在北京高层领导人手中传阅过，而在华盛顿则无人问津。中方曾要求斯诺推迟发表访谈记录，让中国能确定正式行动方案，但毛泽东决定大刀阔斧地砍掉通过第三方沟通的繁文缛节，直接与美国政府最高领导人联系。1970年12月8日，周恩来请人向我在白宫的办公室送来一封信。巴基斯坦大使援用了上几个世纪的外交惯例，从伊斯兰堡带来了一封手写的信函。这封来自北京的信函正式确认中方收到了通过中间人传递的来往信函，还提到尼克松几个星期前对造访白宫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说过的一句话。他说美国在跟苏联的谈判中不会参与对中国的围攻，并会派出一位使节到一个对双方都相宜的地点，安排与中国进行高级别接触。

　　以前的信函周恩来没有作答，但这一次做了答复。他说这是因为由一个国家首脑通过第三方国家首脑向另一个国家首脑传递信息还是第一次。他强调说他的答复是得到毛泽东及其当时的既定接班人林彪的同意的。周恩来请一位特使到北京去讨论“美国撤出已占领了15年的中国领土台湾”。

　　这封信写得非常巧妙。周恩来到底想要讨论什么？是讨论台湾回归中国，还是要讨论驻台美军的问题？信中没有提到互助条约。且不管信中是什么意思，这是20年来北京方面在台湾问题上最温和的论调。它是仅针对美国在台驻军吗（其中多数是越战的后备军），还是暗指有更多方面的要求？无论怎样，讨论台湾问题已经有一个平台了。把遭口诛笔伐的“垄断资本家”的代表请到北京应该有更深远的目的，一定是牵涉到中国的安全问题。

　　白宫决定不明确定下直接联系方式。我们在答复中说，原则上接受指定一位使节，但指出他的任务是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的各种问题”。换言之，美方使节不会同意把议程仅限于台湾问题。

　　周恩来怕巴基斯坦渠道失效，所以还请了罗马尼亚传达同样的信息。不知为什么，罗马尼亚转达的信息1月份才到，比巴基斯坦晚了一个多月。这封信也是经毛泽东和林彪审阅的。信中说台湾是中美间唯一悬而未决的问题。此外还加了些全新的内容：既然尼克松总统已经访问过两个共产党国家的首都贝尔格莱德和布加勒斯特，那么他在北京也会受到欢迎。过去的10年半以来军事冲突接连不断，而现在台湾却被说成是中美间唯一的问题，这一点意味深长。这就是说，越南问题不是中美讲和的障碍。

　　我们通过罗马尼亚渠道做了答复。我们接受指派使节的原则，但对访问北京的邀请不置可否。在双方接触这么早的阶段就同意总统访问似乎太牵强了，而且风险也太大。为避免造成混乱，我们采用了给巴基斯坦那封信中同样的措辞，说明我们认为应讨论什么样的议程，说美国愿意讨论双方关心的所有问题，包括台湾问题。

　　周恩来在10月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在11月会见了罗马尼亚副总理。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是在10月初。相隔仅几个星期中方就传来了信件，这就说明外交活动已超过了战术阶段，最终的解决方案正在策划之中。

　　可是3个月过去了，中方还迟迟没有回音，这令我们意外，也使我们颇感不安。也许是因为在美国空中火力的掩护下，南越通过老挝南部向胡志明小道发动了进攻，而胡志明小道是北越在南方的主要补给线。毛泽东似乎认为反战示威运动可能引起美国革命，因此举棋不定。另一种可能是，北京方面希望此时进展的速度不要太快，以表示他们不在乎战术考虑；中方不能表露出急于谈判，更不能显得软弱。更大的可能是，毛泽东需要时间争取国内更大的支持。

　　直到4月初我们才收到中方的回复。中方撇开了我们已建立的所有渠道，另选了一个方法。这就清楚地表明中国愿与美国改善关系，但不会被动地依赖美国政府的行动。

　　民间传说中的“乒乓外交”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中国乒乓球队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一个国际锦标赛，这是“文革”以来第一次有中国运动员赴国外参赛。据近年来一些材料披露，中国领导人曾就中美乒乓球队相遇后怎么办一事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中国外交部起初建议不参加比赛，或至少对美国队员不予理睬。周恩来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想了整整两天。两天后，毛泽东夜里又失眠了，服了安眠药后，迷迷糊糊地“伏案”而睡。突然，他发话说叫人给外交部打电话，“请美国队访问中国”。

　　中国运动员便奉命借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1971年4月14日，这些年轻的美国人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周恩来，兴奋不已。绝大多数外国驻华大使都还未曾有过如此殊荣。

　　周恩来总理说：“你们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关系上翻开了一个新篇章。我相信，我们友谊的这一新开端必将受到我们两国多数人民的支持。”运动员们听到自己居然被推入了高层外交轨道，惊得张口结舌。周恩来打破沉寂说：“不是吗？”他这句话引起了一阵掌声。

　　一如他们往常的外交活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这一招儿一箭多雕。一方面，乒乓外交答复了1月份美国的信函，把此前最保密的外交活动用公开形式做了承诺。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确是一个保证，但同时也是一个警告：若秘密渠道遭挫，中国可能采取行动，发起一场群众运动——今天可称之为“民间外交”，就像河内做的宣传一样，呼吁美国社会上日益壮大的示威运动反对政府又一次“失去了和平机会”。

　　周恩来很快就表示，他还是认为外交渠道更为可取。4月29日，巴基斯坦大使又递交了来自北京的手写信函，落款是4月21日。信中说道，沉默了这么久是“当时的局势”造成的，不过没有解释指的是国内还是国际局势。周恩来重申愿接受一位特使，他还点名要我或国务卿威廉·罗杰斯担任，或甚至“美国总统本人”。作为恢复两国关系的一个条件，周恩来只提出美军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这是到目前为止争议最小的问题——而对归还台湾只字不提。

　　这时，此前一系列外交活动的保密做法几乎已经断送了整个谈判的前程。之前任何阶段中跟北京的交往若是如此保密，也会半途夭折的。尼克松曾宣布与北京联系的渠道只限于白宫，周恩来12月和1月的两次来函都未告知其他任何部门。因此，在4月28日的一个公开通报会上，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宣称，美国对台湾主权的立场“未决，尚待将来在国际上加以解决”。国务卿在伦敦参加了一个外交会议后，次日在电视上出现时，对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发表了评论，说中方邀请尼克松访华“只是随便说说而已，不是认真的”。他还说中国外交政策是“扩张政策”，“病态多疑”；谈判要取得进展，尼克松要能访华，中国就必须以某种方式回归国际大家庭，履行“国际法准则”。

　　后来是中方的一项策略让两国恢复谈判的进程得以继续推进。中方谴责台湾问题未决的提法是“谎言”，是美国政府发言人“对中国人民事务的粗暴干涉”，但同时又说美国乒乓球队的访问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新发展。

　　5月10日，我们接受了周恩来对尼克松的邀请，但重申议程必须包括多项问题。我们在信中写道：“在会晤中，各方都应有权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任何问题。”为了给双方首脑会晤做好筹备工作，总统提出我应以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身份，代表他先与周恩来进行一次初步密谈。我们建议了一个具体日期。定这个日期倒不是出于重要的政策考虑，而只是因为春末夏初内阁和白宫有一系列出访活动，要等总统专机没有其他安排方能成行。

　　6月2日我们收到了中方的回复。周恩来说他“欣然”向毛泽东汇报了尼克松已接受中方的邀请，还说他欢迎我去北京就我们建议的访问日期进行初步讨论。信中未提及林彪，但这一点当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

　　一年之内，中美外交从不可调和的冲突状态进入了总统使节去北京为总统访华筹备的阶段，其间双方避开了20年来的敌对宣传，聚焦于最重大的战略目标，即开展地缘政治对话，重塑冷战时期的国际秩序。尼克松若是采纳了职业外交人员的咨询意见，就会利用中方的邀请拿出原先的议程，加快审议，以作为高级别会谈的条件。这样做，不光会被认为是一种拒绝，而且整个中美加紧接触的过程都会因为两国国内和国际上的压力而功败垂成。尼克松对刚出现的中美和解的贡献倒不在于他认识到这么做是多么美好，而在于他提供了一个观念基础，让中方的思路能与之产生共鸣。尼克松认为，对华开放是他宏大战略规划的第一部分，而不是各自罗列对方过错的机会。

　　中国领导人的做法也是如此。在他们看来，认为呼吁重返现有的国际秩序毫无意义。他们并未参与建立现有的国际体系，因此这个体系与中国无关。他们从不认为中国的安全要扎根于主权国家的什么法律协定。至今美国人还常常把对华开放看成是建立永恒不变的友谊，但中国领导人从小就学到这么一个观念：一切事情都是变化无常的。

　　周恩来写到重建中美人民友谊时，描述了为建立新的国际平衡所必需的一种态度，而并没有提两国人民关系的最终状态是什么样的。在中方的文件中，几乎找不到美国人视之为神圣的国际法律秩序的说法。他们所寻求的是让中国能通过互斗共存而打造安全和进步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战斗意志和共存的概念同样重要。美国向共产党中国派出的第一个外交使团就是迈进了这样一个世界。 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