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五章 亚洲的多样性

　　亚洲与欧洲：不同的均势观

　　“亚洲”一词使人以为该地区各国的情况相差无几，其实不然，这是个内部各地千差万别的地区。在近代西方列强崛起之前，没有一种亚洲语言里有“亚洲”这个词。现在亚洲有近50个主权国家，但这些国家的人民过去并不认为他们与其他亚洲国家居住在同一个“大陆”或地区，需要彼此团结。作为“东方”，亚洲与“西方”从来不是明确可比的。亚洲各国没有共同的宗教，就连像西方的基督教那样分裂成不同分支的共同宗教都没有。在亚洲的不同地区，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各领风骚。亚洲人历史上没有一个类似罗马帝国的共同的帝国。东北亚、东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都存在着民族、语言、宗教、社会和文化上的重大差异。近代史上的战争更加深了这些差异和人民之间的嫌隙。

　　亚洲的政治和经济地图表明了该地区错综复杂的多样性：日本、韩国和新加坡是技术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经济和生活水平比起欧洲来不遑多让；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三国是大陆规模的国家；（除日本之外）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群岛国家各有上千个岛屿，横跨几条主要的海上通道；泰国、越南和缅甸历史悠久，人口相当于法国或意大利；土地辽阔的澳大利亚和田园牧场风光的新西兰，人口主要是欧洲人的后裔；还有朝鲜这个对外封闭的国家，除了核武器计划以外，工业和科技都很落后。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多数人口是穆斯林；印度、中国、缅甸、泰国和菲律宾也有大量穆斯林少数民族。

　　整个19世纪以及20世纪上半叶，全球秩序由欧洲主导，主要目标是在欧洲大国之间保持大致的均势。欧洲国家在欧洲大陆以外打着所谓文明教化的各种旗号建立殖民地。21世纪，亚洲国家的财富、力量和自信心不断上升，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殖民主义当时如此强大，它的制度居然被当作国际生活中的正常机制，简直令人匪夷所思。单靠物质力量是做不到的，使命感和不可言传的内心驱动力也发挥了作用。

　　殖民国家在20世纪初发布的小册子和论文里表现出明显的傲慢，自称有权根据它们的信念确立世界秩序。关于中国或印度的文章以倨傲的口吻宣称欧洲负有使命，要教育这两个拥有古老文明的国度，提高它们的文明水平。欧洲的行政官员带领一小队人马，给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重新划界，丝毫不觉得他们的做法可能是不合适的、不受欢迎的，甚至是不合法的。

　　在今天通称的近代刚刚降临的15世纪，欧洲领土已经划定，充满自信的欧洲各国各不相让，于是它们扬帆出海，去探索广袤的世界，去改善、开发它们发现的土地，给那些土地带去“文明”。欧洲国家向那些土地上的人民灌输由西方的历史经验形成的宗教、科学、商业、治理和外交理念，认为那些是人类的最高成就。

　　西方的扩张表现出殖民主义一贯的特点——贪婪、文化沙文主义、好大喜功——但有良知的正直的欧洲人也的确努力在世界各地传播鼓励独立思考的思想方法和一系列政治与外交惯例，包括民主思想。可以说，他们这样做，必定会鼓励长期遭受压迫的殖民地人民争取并最终获得自决权。即使在最野蛮的掠夺 期间，奉行扩张主义的欧洲列强，特别是英国，还是提出了愿景，希望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殖民地人民也将共享一个共同的全球体系的成果。当西方最后摒弃了肮脏罪恶的蓄奴制后，它做了一件任何其他有蓄奴惯例的文明都从未做过的事：发动了一场全球性废奴运动，因为它信奉共同的人性和个人应有的尊严。英国痛改前非，与从事贩奴的卑鄙可耻的过去一刀两断，率先推行尊重人的尊严的新行为规范，在大英帝国全境废除了奴隶制，并在公海上拦截贩奴的船只。盛气凌人的行为、强大的技术能力、理想主义的人道理念和离经叛道的思想激荡，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成为塑造近代世界的一股力量。

　　除了日本之外，亚洲是殖民主义推行的国际秩序的受害者而不是参与者。泰国虽然维持了独立，但它和日本不同，力量太弱，在地区秩序体系中无法影响力量均势。中国因其国土广袤而免于完全沦为殖民地，但它失去了对关键国内事务的控制权。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亚洲大部分地区都是欧洲列强的附属，菲律宾是美国的附属。只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欧洲主导的秩序，非殖民化运动兴起后，亚洲才有了开展威斯特伐利亚式外交的条件。

　　摆脱旧有地区秩序的过程充满了暴力和血腥：中国内战（1927~1937年，1945~1949年）、朝鲜战争（1950~1953年）、中苏对抗（约1955~1980年）、遍及东南亚的革命游击队活动（1961~1975年）、越南战争（1961~1975年）、4次印巴战争（1947年、1965年、1971年、1999年）、中印边境战争（1962年）、中越边境战争（1979年），还有红色高棉灭绝种族的暴行。经过几十年的战争和革命运动，亚洲浴火重生，脱胎换骨。自1970年起，香港地区、台湾地区、韩国和新加坡“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带来了繁荣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日本采纳了西方民主制度，建立起可与西方国家相媲美、在有些方面甚至超过西方国家的经济。1979年，中国实行开放，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宣布奉行非意识形态的外交政策和经济改革政策。邓小平之后，中国领导人继续推行并加速经济改革，给中国本身以至整个世界都带来了深远的变化。

　　随着这些改变，以威斯特伐利亚原则为前提、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外交政策似乎成为亚洲的主流。中东几乎所有国家的合法性都面临着军事挑战的威胁。但在亚洲，国家被视为国际和国内政治的基本单元。摆脱了殖民统治的各国总的来说认可彼此的主权，并承诺互不干涉内政。各国都遵循国际组织的规范，并建立起了区域或区域间的经济和社会组织。本着这一精神，中国军方的一位高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戚建国于2013年1月在一份重要的政策评估报告中写道，当今时代的首要挑战之一是坚持“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现代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特别是主权和平等原则”。

　　亚洲已成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最重要的遗产之一。历史上经常是互相敌对的人民组成了主权国家，不同国家又组成地区性的组织。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国际秩序准则如今在亚洲推行得最为得力，远强于欧洲，中东更是无法与亚洲相比。后来西方许多人质疑其中一些原则过分强调国家利益或对人权保护不够。在亚洲，许多国家不久前刚刚摆脱殖民统治，获得了主权。它们把主权视为绝对的概念。国家政策的目标不能像欧洲或美国的流行观念认为的那样超越国家利益，而是要全力以赴、坚定不移地追求国家利益。每个政府都把外界对其国内行为的批评斥为殖民主义心态的表现。所以，即使它们认为邻国的国内行为的确过分，比如缅甸在国内的所作所为，亚洲国家也宁肯通过静悄悄的外交来交涉，而不是公开施加压力，更遑论强力干预。

　　同时，不明言的威胁永远存在。中国明确宣布不排除使用武力来追求国家的核心利益。所有其他的关键国家也隐晦地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各国军费预算不断增加。在中国南海和东北亚海域这类地方发生的国家间竞争基本上是按照19世纪欧洲外交的方法进行的，并不排除武力的选项，尽管多年来各国在使用武力时总是有所克制，但这种克制有时相当脆弱。

　　亚洲历史上国际体系的组织原则是等级尊卑，不是主权平等。国力体现在统治者的至尊地位和奉他为最高权威的权力结构，而不是地图上具体国界的划分。帝国推行贸易和政令，要求较小的政体依附于它的羽翼之下。身处两个或两个以上帝国势力交叉地的民族经常以附属于不止一个帝国为手段来保持独立（直至今日，有些地方的人们仍然记得并沿用这个办法）。

　　亚洲历史上的外交体系，无论是中国模式还是印度模式，都把君王视为神意的代表，或至少是一种家长式的权威。地位低的国家理应向高一级的国家纳贡。理论上这清楚地显示了地区的力量对比，所建立的附属关系也严格明确。但实际上实施这些原则的手法创意百出、复杂多变。东北亚的琉球王国一度同时向中国和日本进贡。缅甸北部山区的部落同时效忠缅甸王廷和中国皇帝（基本上对哪一方的指令都敷衍了事），从而保证了某种形式的事实上的自治。几个世纪以来，尼泊尔巧妙地在外交上与中国以及印度各代王朝保持着平衡——它给中国皇帝的信函和礼品在中国被视为上表纳贡，在尼泊尔自己的记载中却反映为平等的礼尚往来。后来尼泊尔又和中国建立了特殊关系，借以保证自己相对于印度的独立。被19世纪西方帝国视为扩张的战略目标的泰国所采取的战略更是复杂，它同时宣布与所有列强都建立亲善友好的关系，因而得以安然躲开西方殖民的魔爪。它一方面邀请来自多个互相竞争的西方国家的顾问来到宫廷，另一方面继续向中国派遣朝贡使团。泰国皇家还奉养着印度裔的印度教修士。（泰国国王本身被视为神，鉴于这一点，这一平衡战略显示出的思想上的灵活和情感上的坚韧尤其惊人。）任何地区秩序的概念都被认为会限制外交所需的灵活性。

　　在这微妙而多样的遗产的大背景下，亚洲地图上各个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国家仅仅是对该地区现实的一种过分简单化的体现。地图上看不出各国领导人在治国中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的企盼，也看不出在对等级和礼仪一丝不苟的同时，采取灵活敏捷的策略和手腕这一亚洲外交的典型特点。国家是亚洲国际生活的根本性框架。但在亚洲，国家也承载着也许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都更加多样、更加直观的文化遗产。日本和印度这两个亚洲主要国家的经验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日本

　　在亚洲历史上所有的政治和文化实体当中，日本最早、最果断地对西方的进击做出了反应。日本是群岛国家，与亚洲大陆最近的距离也有大约100英里，所以它长期以来一直孤处一隅，孕育了自己特有的传统和文化。它的民族和语言高度单一，它的官方意识形态强调日本人是神的后裔，结果日本人自觉与众不同的意识变为了近乎宗教般的狂热，而这种意识也使日本能够非常灵活地调整政策以适应它认定的国家战略需要。在仅仅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日本从完全闭关锁国转变为广泛学习借鉴西方国家最现代化的做法（向德国学习军事，向英国学习议会制度和海军事务）；从悍然企图建立帝国转变为奉行和平主义，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崛起为新型大国；从封建主义转变为类似西方专制主义的政体，继而接受了民主制度；从一个世界秩序转到另一个世界秩序（先是西方，然后是亚洲，最后是全球秩序）。在此过程中，它自始至终坚信它的民族使命绝不会因采纳其他社会的技术和制度而淡化，而只会因对外部世界的成功适应而得到加强。

　　几个世纪以来，处于中华世界边缘的日本吸纳了中华宗教和文化的大量内容。但日本与中华文化圈中的大多数社会不同，它把借来的东西变为了自己的，且从未因师从中国而认为对中国有称臣的义务。日本这种顽固的态度有时使中国的朝廷为之愕然。向中国进贡是对中国皇帝表示臣服，象征着服从中国确立的世界秩序。亚洲其他国家接受这一进贡制度的前提和规矩，将它们与中国的贸易称为“进贡”，以此得到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它们（至少对中国朝廷表示）尊重儒家关于国际秩序的观念，将国际秩序视为家族式的等级制，中国就是这个家族的家长。日本和中国一衣带水，对儒家的理论熟稔于心，总的来说也默认中国式的世界秩序是地区的现实。日本遣往中国寻求贸易或文化交流的使团谨守礼仪规矩，使中国的官员以为日本希望成为以中国为首的等级制中的一员。然而在亚洲，礼仪上的细微之处，如提到某个统治者时用的称呼、官方信函的模式，或正式文件上所使用的日历，都表现了一国在等级制中所处的位置。而日本一直不肯在以中国为中心的进贡制度中正式明确自己的地位。它游走于中国等级分明的世界秩序的边缘，偶尔坚持自己与中国平起平坐，有时甚至表示自己比中国更优越。

　　位于日本社会最高层，也是日本人心目中的世界秩序顶峰的是日本天皇。天皇和中国的皇帝一样，是天子，负责人和神之间的沟通。日本在给中国朝廷的外交行文中一贯使用这一称号，等于直接挑战中国人把中国的皇帝作为人类社会等级唯一顶点的世界秩序。除了日本天皇的地位（它象征的无所不包的权力超越了欧洲任何一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所能想象的范围）以外，日本的传统政治思想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认为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的直接后裔，天照大神生了第一位天皇，并赋予他的后代永远统治的权力。据14世纪的《神皇正统记》记载：

　　日本乃神之国。天神为它奠基，千秋万代以天照大神之子孙为君。唯日本为此，外土均无。故此称为神之国。 注释标题 John W. Dower,War Without Mercy: 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New York: Pantheon, 1986), 222.

　　日本孤悬海外，因而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参加国际事务。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它一直处身于亚洲事务的外围，在历次内战中发展起自己的一套军事惯例，并且自主酌情决定是否允许外国贸易和文化进入日本。16世纪末，日本企图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对于它突然采取的行动和表现出来的巨大野心，邻国起初不以为意，认为它是在白日做梦。结果，亚洲发生了一场重大军事冲突，令人至今难忘，且仍会引起激烈的争论。如果能汲取这个教训，美国在20世纪朝鲜战争中的行为也许就会完全不同。

　　1590年，丰臣秀吉打败对手，统一了日本，结束了一个多世纪的内战，接着宣布了他更为宏大的愿景：他要建立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开入朝鲜半岛，征服中国，使全世界臣服于日本脚下。他写信给朝鲜国王，宣布他准备“踏上大明王朝的国土，迫使那里的人民采用我们的习惯和风俗”，并请求朝鲜国王的帮助。朝鲜国王拒绝了他的要求，并警告他打消此一念头（朝鲜王提到“中国与本朝密不可分的关系”和“侵犯他国为文人智者所不齿”的儒家理念），于是丰臣秀吉派16万大军和约700艘战船发动了对朝鲜的侵略。强大的日本军队开始时轻松地突破了朝鲜军队的第一线防守，迅速沿半岛北上。但后来速度慢了下来，因为朝鲜的水军大将李舜臣组织起了顽强的海上抵抗行动，骚扰丰臣秀吉的供给线，把侵略军引到沿海地带作战。当日本军队接近半岛狭窄的北部咽喉要地附近的平壤（现为朝鲜的首都）时，中国出兵相援，因为它不肯坐视其附属国被灭。人数约为4万~10万的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把日本军队赶到了汉城。5年毫无结果的谈判和惨烈的战斗之后，丰臣秀吉一命归西，侵略军撤回，秩序复原。声称历史从来不会重演的人应该仔细想一想，中国对丰臣秀吉侵略的抵抗和400年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遭遇惊人的相似。

　　这次对外扩张失败后，日本改弦更张，日益与世隔绝。在持续了两个多世纪的“锁国”政策下，日本拒绝参加任何世界秩序，只和朝鲜保持着在严格外交平等条件下的全面的国与国关系。中国商人可以在指定的地方做生意，尽管日本和中国没有正式的关系，因为找不到可以满足双方虚荣心的礼宾程序。和欧洲国家的贸易严格限制在沿海的几个城市。到1673年，除了荷兰人以外，所有欧洲人都被驱逐，剩下的荷兰人则被圈禁在长崎港外的一个人工岛上。到1825年，日本对西方海上强国的怀疑增大，掌权的军事当局颁布了一项“不惜代价驱逐外国人的命令”，宣布要无条件地驱逐任何接近日本海岸的外国船只，必要时不惜动用武力。

　　然而，这一切只是又一个巨大变化的前奏，这次变化使日本最终一跃进入长达两个世纪基本上由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成为遵守威斯特伐利亚原则的现代大国。触发这个变化的决定性事件发生在1853年。4艘美国军舰从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起程远航，舰队驶入东京湾，有意公然藐视日本颁布的驱逐外国人的法令。指挥官马修·佩里准将带来了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写给日本天皇的信，他坚持要到日本首都直接把信交给朝廷的代表（这违背了两个世纪以来的日本法律和外交礼仪）。日本和中国一样，把对外贸易视为等而下之，看到美国总统的来信后不可能不忧心忡忡，信中告诉天皇（菲尔莫尔称之为“伟大的好朋友”），美国人民“认为陛下只需改变古法，让两国自由贸易，两国人民即均可大受裨益”。菲尔莫尔给事实上的最后通牒披上了一层外衣，提出了一个典型美国式的务实提议，建议日本暂且试着放松此前不容更改的排外法律。

　　若陛下对完全废除禁止外贸的古老法律尚有疑虑，可暂时以5年或10年作为试行期。若效果不彰，即可恢复古法。美国经常把与外国签署的条约限于几年之内，然后再权衡利弊决定是否延长。 注释标题 “ President Millard Fillmore to the Emperor of Japan (presented by Commodore Perry on July 14, 1853), in Francis Hawks and Matthew Perry,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 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by Order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 D.C.: A. O. P. Nicholson,1856), 256–57.

　　日方看到信后，意识到这是对日本的政治和国际秩序观念的挑战。然而，几个世纪以来，日本的经历让其深知人的努力短暂无常，因此其应对方式既表现出这个社会一贯的沉着镇静，同时又保留了自己的特质。看到佩里的火力为日本所望尘莫及（日本的大炮和火器两个世纪内毫无进步，而佩里的军舰配备的却是最先进的舰炮，可以发射装火药的炮弹。他指挥着军舰在日本沿岸耀武扬威的时候就下令发射了炮弹），日本领导人心知肚明，直接对抗“黑船”绝无胜算。他们靠社会的凝聚力承受了那次打击，也要靠这种凝聚力维持独立。他们回复了一封礼貌婉转的信函，说虽然美国想要的改变“为我帝国历朝法律所明文禁止”，然而，“若继续坚持古法，似与时代精神不合”。日本的代表承认“事出迫不得已”，告诉佩里，日本愿意满足几乎美国的所有要求，包括建造一座新港，以停泊美国的船只。

　　面对西方的挑战，日本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与中国在1793年接待了英国特使后（此事将在下一章讨论）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中国再次表现出对外来者一贯的淡然，同时刻意宣扬中国特有的美德，坚信它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文化先进，最终会使天下归心。日本则注重细节，在敏锐地分析了物质和心理力量均势后，开始加入以西方的主权、自由贸易、国际法、技术和军力这些概念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不过它这样做是为了摆脱外国统治。1868年，一个新派别在日本掌权，喊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他们宣布，达到此一目的的手法是掌握夷人的思想和技术，作为平等的成员加入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明治天皇在他登基的加冕礼上宣读了由贵族签字的誓词，承诺要推行全面改革，包括鼓励社会各阶层踊跃参加。誓词宣布在各府各藩成立议事大会，保证遵守合法程序，并承诺实现民众的愿望。它依靠的是国民的同心同德，这是日本社会的一个主要力量，可能也是它最突出的特征：

　　1. 此誓，广增国富，制定宪法。

　　2. 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3. 上下一心，大展经纶。

　　4. 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

　　5. 破历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

　　6. 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自那以后，日本开始有计划、系统地修建铁路，建设现代工业、出口导向型经济和现代军队。面对这些变化，日本靠文化和社会的独特性维持了其特质。

　　短短几十年内，日本的宏大变革就使它跃居世界强国之列。1886年，中国水手和长崎的警察发生了一场斗殴，中国当即派遣一艘德国制造的现代军舰驶往日本，强迫日本尽快解决争端。到了19世纪90年代，日本通过大量建造军舰和加紧训练水兵占据了优势。日本和中国一直在争夺对朝鲜的影响力，这种角力在1894年爆发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日本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战后媾和的条件包括结束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结果导致了日本和俄国的竞争）和中国割让台湾给日本做殖民地。

　　日本的大力改革很快迫使西方列强放弃了它们首先在中国使用的“治外法权”，即西方国家在日本按照自己的法律而不是日本的法律来审判自己公民的“权利”。英国这个西方最大的强国在一项里程碑式的贸易协定中，同意英国在日本的子民必须遵守日本的管辖权。1902年，与英国签订的这项条约变成了军事联盟。这是一个亚洲国家和一个西方强国订立的第一个正式军事联盟。英国建此联盟是为了抗衡俄国对印度的压力。日本结盟的目的则是要打败俄国统治朝鲜和满洲的野心，确立自己在那些地区的行动自由，以俟后图。两年后，日本一举震惊世界，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罗斯帝国。这是现代西方国家第一次败于亚洲国家之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加入了协约国一方，攫取了德国在中国和南太平洋的基地。

　　日本作为近代第一个非西方的强国“成功了”，那些此前建立并影响了国际秩序的列强在军事上、经济上和外交上都接受日本为与它们平起平坐的一员。但这里有一点重要的分别：在日本一方，与西方列强结盟不是因为日本与它们有着共同的战略目标，而是为了把它的欧洲盟国赶出亚洲。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疲敝，日本领导人认为机会来了。战争和金融危机导致天下大乱，美国又奉行孤立主义，日本正好可以趁此机会扩张帝国，进而建立在亚洲的霸权。日本帝国主义在1931年从中国手中夺取了满洲，把它变为日本的卫星国，扶植退位的中国皇帝做傀儡。1937年，日本向中国宣战，要征服更多的中国领土。它喊出“亚洲新秩序”的口号，后来又提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企图建立自己的反威斯特伐利亚的势力范围，设想建立“一个由日本人领导、没有西方国家的亚洲国家集团”。它按等级排座次，“以使所有国家都在世界上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在这个新秩序中，其他亚洲国家的主权都归到日本某种形式的监护之下。

　　现有国际秩序的成员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疲惫不堪，同时也担忧欧洲不断加重的危机，对日本的行动无暇应对。只有一个西方国家阻挡着日本计划的实现，那就是不到一个世纪前强迫日本打开国门的美国。历史如同一场轮回，日美两国战争的第一批炸弹是日本于1941年偷袭珍珠港时投掷在美国领土上的。美国在太平洋的对日作战中，最终向日本投掷了两颗原子弹（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实际使用核武器），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

　　“二战”惨败后，日本采用的办法与它对佩里准将的回应相类似，它依靠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表现出了顽强的韧性，而日本民族精神的基础就是日本特有的民族文化。为重整国家，战后日本的领导人（几乎都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从过政）把日本投降描述为对美国优先重视的问题的适应。的确，日本凭借美国占领者的权威，比仅靠一己之力更快更好地实现了现代化。它宣布放弃把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宣布坚持宪政民主的原则，并作为美国的盟友再次加入到国际体系中，尽管这次比较低调，重点显然是经济复苏，而非参与大战略的实施。近70年来，日本这个新导向构成了亚洲稳定和全球和平与繁荣的重要基石。

　　日本战后的姿态经常被描述为一种新的和平主义，而实情却复杂得多。首先它反映出日本对美国统治地位的默认，以及对战略形势和日本生存及长期成功的必要条件的审慎评估。作为战败的必然结果，日本的战后统治阶级接受了由美国占领当局起草的严禁日本采取军事行动的宪法。他们坚称完全支持宪法的自由民主方向，还宣布支持西方国家信奉的民主和国际社会的原则。

　　与此同时，日本领导人把日本独特的“非军事”地位变为实现国家长期战略目标的手段。他们把战后秩序中和平主义的内容，从禁止军事行动转变为集中全力执行国家战略的其他关键内容，包括重振经济。他们请求美国继续在日本大量驻军，通过签署共同安全条约来保障自己的国防安全，借此来威慑潜在的敌国（包括在太平洋扩张势力的苏联）不要把日本当作其战略行动的目标。日本在冷战期间建立了日美关系的框架后，即着手通过发展日本独立的军事能力来加强国力。

　　日本战后发展的第一阶段使日本的战略导向摆脱了冷战的竞争，把重点集中于大力促进经济发展上。日本在法律上加入了发达国家的民主阵营，但它以国家的和平主义导向和世界大同的理想为由，置身于当时的意识形态斗争之外。这一巧妙的战略使日本经济在战后时期得以全面增长，只有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的景象可与这一时期媲美。在被战火摧毁20年后，日本重新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强国。很快，日本“奇迹”被说成是对美国经济龙头老大地位的潜在挑战，虽然在20世纪最后一个10年间，日本经济走势开始趋缓。

　　造成日本惊人变化的社会凝聚力和民族奉献精神在应付当今的挑战时再次显现出来。2011年，日本东北部发生的大地震引发了海啸，造成了一场核危机。据世界银行估计，那是世界历史上损失最大的自然灾害。在那场灾害中，日本公众凭借社会凝聚力表现出了惊人的全国上下团结一心、互相帮助的精神。面对金融危机和人口的挑战，日本人进行深刻的内省，在有些方面采取大胆的措施。在应对每一个困难的时候，日本都表现出一如既往的信心，相信无论经过多少沧桑巨变，它的民族精髓和文化传统都坚如磐石、永世长存。

　　面对力量均势的重大变化，日本政府必然会重新调整对外政策。安倍晋三首相恢复了强有力的国家领导，加强了日本政府根据评估分析采取实际行动的能力。2013年12月，日本政府发表的一份白皮书得出的结论说，“随着日本的安全环境日益严峻……日本必须根据国际合作原则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出努力”，包括加强对威胁进行“威慑”、必要时予以“击败”的能力。纵观亚洲不断变化的形势，日本越来越明确地表示希望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希望拥有自己的军队，并推行积极结盟政策。对亚洲地区秩序来说，重要的是“正常”该如何定义。

　　在又一个历史关键时刻，日本正着手重新确立它在国际秩序中更广泛的作用。此举势必在亚洲以及亚洲以外的地区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寻找自己的新角色时，日本将再次仔细、冷静、不动声色地评估各国物质和心理力量的对比，充分考虑中国的崛起和朝鲜半岛事态的发展，以及这一切对日本安全的影响。它将审视与美国盟国关系的得失，以及这一同盟关系为推动双方广泛的共同利益所起的重要作用。它也将考虑美国从三场军事冲突中抽身退步的事实。日本的分析将着眼于三个选项：继续依赖与美国的盟国关系，适应中国的崛起，采取更加自主的外交政策。三个选项中日本最终会选哪一个，抑或会把三者相结合，取决于日本对全球力量均势的估计，而不是美国向它做出的形式上的保证，也取决于日本对事态发展的基本趋势的看法。如果日本看到它所在的地区或全世界正在出现新的力量布局，它就会根据自己对现实的判断，而非传统的同盟关系，设法加强自己的安全。因此，日本政府如何抉择要看它认为美国的亚洲政策可信度有多高，以及它对总体力量平衡的评估。其中关键的因素不仅是日本的分析，还有美国外交政策的长期走向。

　　印度

　　西方的侵略在日本改变了一个古国的发展轨迹，在印度则把一个伟大的文明重塑为一个现代国家。印度长期处于不同世界秩序的交叉点，因此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质，既受世界秩序变化的影响，又反过来影响世界秩序的变化。印度的国家特征与其说由它的政治边界划定，不如说体现在一系列共有的文化传统之中。印度教是多数印度人信仰的宗教，也是几个其他宗教的起源。它不是由某个神话人物所创始的。它的源头模糊不清，我们所知的也仅是只言片语。印度教应该是印度河和恒河两岸以及印度北部、西部的高原和山地的各个文化流传下来的颂歌、神话和仪式杂糅而成的。然而，根据印度教的说法，这些具体的不同形式不过是对同样的基本原则的不同表现，而那些基本原则早在任何文字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印度教异彩纷呈、难以定义，它包括的不同神祇和哲学流派若是在欧洲会被定义为不同的宗教。据说印度教接近并证明了万物归一的道理，反映了“人追求真实的漫长而多彩的历史……既无所不包又无界无垠”。

　　当印度统一的时候——比如在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以及公元4世纪到公元7世纪这些时期内——它产生的巨大文化影响一波波向外扩散。佛教从印度传播到缅甸、锡兰、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印度教的艺术和治国之道影响了泰国、印度支那以及更远的地方。当它分裂为互相竞争的王国时——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侵略者、商人和修行者即蜂拥而至（有些人身负多重使命，例如葡萄牙人，他们1498年来到印度“传播基督教，寻找香料”）。印度忍受了他们带来的破坏，最终把他们的文化收归己有，与自己的文化融会贯通。

　　直到现代之前，中国一直成功地让入侵者接纳自己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使他们完全融入中华文化。相比之下，印度则不同，对于外来侵略者，它并不企图使他们皈依印度的宗教，接受印度的文化，而是泰然自若地接受他们。印度对外国人带来的成就和五花八门的理念照单全收，从不表现出对于任何一方特别的尊崇。入侵者尽可为自己建造雄伟的纪念碑，似乎是在遭遇了当地人的冷遇后要极力向自己证明自己的伟大。但印度民众的核心文化对外国影响怡然自若，水火不侵。印度文化奠基的几个宗教的教义基础，不是对先知所预言的救世主降临的憧憬，而是对人生脆弱无常的领悟。它们提供的不是个人的救赎，而是无可奈何、听天由命的安然。

　　根据印度教的宇宙观，统治世界秩序的是亘古不变、浩渺无垠的轮回。一个轮回有几百万年之久。王国会覆灭，宇宙会崩毁，但宇宙总是会重新创立，新王国也会再次崛起。印度历史上每一波入侵者到来后（公元前6世纪来了波斯人，公元前4世纪是亚历山大和他麾下的大夏希腊人，8世纪是阿拉伯人，11世纪和12世纪是突厥人和阿富汗人，13世纪和14世纪是蒙古人，16世纪是莫卧儿人，之后不久又来了欧洲列强），都被纳入这无尽的轮回。他们确实造成了破坏，但知道了时空的无限无极，即可看到他们的行为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忍受并超越了这些暂时乱象的人才能悟出人生的真谛。

　　印度教经典《薄伽梵歌》从道德和实力间关系的角度来看待外来者的入侵。《薄伽梵歌》是《摩诃婆罗多》（印度古代梵文叙事诗，其影响有时被比作《圣经》或“荷马史诗”）的一部分，采用二人对话的形式，主人公是阿朱那王子和化身为他的战车御者的神明克利须那。阿朱那在大战前夕因他即将造成的恐怖而“悲痛不已”，想知道有什么有力的理由来为会造成可怕后果的战争辩护。克利须那答道，这个问题本身就问错了。因为生命是无限的循环，宇宙的本质是不可毁坏的，“智者既不悲生也不悲死。你和我，还有集结于此地的众国王，从来就一直存在，也永远不会停止存在”。想脱离苦海，先要履行命定的责任，同时要明白，责任的外象仅是虚幻，因为“无常非真实，真实在于永恒”。身为武士的阿朱那面对战争别无选择，他应该泰然接受现实，光荣完成使命。他必须努力克敌制胜，“不应悲伤”。

　　克利须那使阿朱那认清了自己的责任，摆脱了疑虑。但这篇叙事诗中对促成战争的事件的详细描写，却证明阿朱那先前的良心不安有其充分的理由。这部反映印度教思想的重要著作在鼓动战争的同时，也强调需要超越战争，而不是避免战争。它并非拒绝道德，但在具体的形势中，眼前的问题才是首要的，而永恒的概念则给人以慰藉。有些读者称赞《薄伽梵歌》号召在战斗中勇猛无畏，甘地却推许它为自己的“精神宝典”。

　　印度教宣扬永恒，认为尘世间的任何努力均虚缈不实。但这一大背景却给了世俗统治者极大的行动空间，使他们得以应付实际的需要。这方面的先驱典范是公元前4世纪的大臣考底利耶。据说是他成就了印度孔雀王朝的崛起，而正是孔雀王朝把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逐出了印度北部，首次实现了整个次大陆的统一。

　　考底利耶笔下的印度在结构上类似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实现之前的欧洲，几个国家并存，极有可能陷入永无休止的争斗。考底利耶和马基雅维利一样，对他目睹的世界做出分析后，提出了务实的行动指南，而不是制约性的规矩。他的指南的道德依据和近2 000年后法国路易十三的大臣黎塞留的依据一样，即国家这个组织脆弱不稳，国家领导人无权根据个人良知谨守道德而危及国家生存。

　　故老相传，考底利耶在匡助孔雀王朝崛起期间或大功告成之后，把他所观察到的战略及对外政策的实践编成了一部《政事论》，对治国术做出了全面的论述。这本著作以冷静清晰的笔调提出了如何建立并保卫国家，同时打败、颠覆、（如果条件许可）征服邻国的构想。《政事论》论述的是务实的治国之道，不是哲理性的思辨。对考底利耶来说，实力是最主要的现实。实力包括多个方面，其中的多个因素各自独立。在某个具体的形势中，所有因素都有意义，都要纳入考虑，并可以用来为统治者的战略目标服务。明智的国王要把地理、财政、军事、外交、情报、法律、农业、文化传统、士气和公共舆论、流言和传说，以及人的恶习和弱点这一切整合起来，以加强并扩张他的王国，就像现代的乐队指挥指导乐队中的各种乐器合奏一支曲子。《政事论》是马基雅维利和克劳塞维茨理论的融合。

　　早在欧洲思想家根据欧洲的现实提出均势理论几千年前，《政事论》就提出了“国家圈”的体系。它与均势理论类似，但更加复杂。考底利耶分析说，毗邻的政体处于隐在的敌意状态。无论统治者多么信誓旦旦地对邻邦表示友好，一旦他的实力大增，总有一天都会发现颠覆邻邦是符合其自身利益的。这是自我保护的内在逻辑，无关道义。考底利耶就像2 000年后的腓特烈大帝一样，认为竞争的无情逻辑不容违背：“征服者将（总是）努力增强自身实力，提高自己的福祉。”该怎么做不言自明：“如果……征服者占优势，即会发动战争；反之则按兵不动。”

　　欧洲理论家宣布，达到均势是外交政策的目标。他们设想的世界秩序建立在国家间力量平衡的基础上。在《政事论》中，国家战略的目的是征服所有其他国家，打破阻挡自己走向胜利的这种均衡。在这方面，与其说考底利耶像马基雅维利，不如说他更接近拿破仑和（统一了中国的皇帝）秦始皇。

　　考底利耶认为，比起追求荣耀，国家更大的责任是追求自身利益。明智的统治者会寻求与邻国的邻国结盟，从而建立起以征服者为中心的联盟体系：“征服者会把国家圈看作一个轮子，他自己为轮毂，他的同盟为轮圈。他与同盟之间虽隔着别国的领土，但通过轮辐连在一起。无论敌人如何强大，在征服者及其同盟的两面夹击下都会落于下风。”然而，没有永远的联盟。即使在自己的联盟体系内，国王也应“努力增强自身实力”，并设法加强本国地位，防止邻国结盟反对自己。

　　考底利耶与中国兵法家孙子见解一致，认为最迂回的方法经常是最明智的：挑拨邻国之间或潜在盟国之间的关系，“唆使一个邻国的国王攻打另一个邻国以防止它们结盟，然后自己即可用兵攻克敌国”。推行战略的努力永无休止。如果战略成功，国王的领土就会扩大，边界要重划，国家圈也会重新组合。需要对实力重新做出估计。有些原来的盟国现在可能变为敌国，原来的敌国也可能变为朋友。

　　我们今天所谓的秘密情报活动在《政事论》里被视为重要的工具。情报人员在“国家圈内的所有国家”（不分敌友）活动，是从“虔诚的修行者、行脚僧、车夫、流浪歌手、杂耍艺人、流浪汉和算命人”中间招募的。他们散播谣言，在一国内部或国家之间挑动不和，暗中破坏敌人的军队，并在合适的时机“消灭”反对国王的人。

　　需要说明，考底利耶坚持说，这些无情行为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和谐的海内帝国，弘扬“法”（dharma）——遵照神立的原则运作的永恒的道德秩序。但是，他提及道德和宗教更多是为了实际行动，不是把它们作为原则，也就是说把它们当作征服者的战略战术，而不是一个团结各方的秩序概念的必要因素。《政事论》劝告说，克制、仁慈的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在战略上都更有效。视民如草芥的国王会失去民心，国内发生叛乱或国外敌人来犯的可能因此而增加。征服者若是悍然违反被征服人民的习俗或伤害他们的感情，就可能激起老百姓的反抗。

　　《政事论》详尽无遗地列举了成功所必需的因素，20世纪的著名政论家马克斯·韦伯因此得出结论说，它代表了“真正激进的‘马基雅维利哲学’……与其相比，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简直可以算得上温顺平和”。与马基雅维利不同的是，考底利耶并不怀念过去好时光的社会美德。他所接受的唯一美德标准是他对通往胜利之路的分析是否准确。他所描述的政策当时是否真的得到了实施呢？在考底利耶看来，如果真的哪一天实现了平衡，那也是自私的动机相互作用的暂时结果。考底利耶眼中的平衡并非如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后欧洲人的概念所倡导的，是外交政策的战略目标。《政事论》是实现征服的指南，不是建设国际秩序的指南。

　　无论印度有没有遵循《政事论》的建议，它的版图都在公元前3世纪达到了历史顶点。万民敬仰的阿育王治下领土包括了今天印度的全境、孟加拉国、巴基斯坦，还有阿富汗和伊朗的部分土地。后来，到公元前221年，中国在秦始皇手中实现统一之时，印度却分裂成为互相竞争的几个王国。几个世纪后，印度恢复了统一。但当伊斯兰教在7世纪开始对欧洲和亚洲的帝国提出挑战时，印度再次陷入分裂。

　　将近1 000年间，有着肥沃的土壤、富庶的城市、辉煌灿烂的知识和技术成就的印度一直令外来征服者垂涎。外来的宗教也都想争取它的皈依。每个世纪，来自中亚和西南亚的征服者和冒险者，包括突厥人、阿富汗人、安息人、蒙古人，如潮水般一波又一波地来到印度的大平原，建起了五花八门的众多土邦。南亚次大陆就这样通过持续至今的宗教、民族和战略利益的联系“嫁接在了大中东地区上”。那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征服者之间互不相让，结果谁也无法控制整个地区，也没能消灭南方印度王朝的力量。再后来，到16世纪，来自西北方、最善于治国的莫卧儿人统一了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存在于印度的多种多样的影响势力在莫卧儿帝国体现得淋漓尽致：信仰伊斯兰教，种族起源于突厥人和蒙古人，精英文化源自波斯，治下人民多数是印度人，不同地区的人又各有自己的特点。

　　在这个语言、文化和信仰的旋涡中，16世纪期间另一波外来冒险者的到来起初似乎不足为道。英国、法国、荷兰和葡萄牙的私营公司都想从富有的莫卧儿帝国日益扩大的贸易中分一杯羹，竞相争取在与自己友好的土邦获得立足之地。英国在印度的势力范围扩张得最大，尽管最初似乎没有既定的计划。（剑桥大学现代历史钦定讲座教授因此说：“看情形，我们好像全凭一时心血来潮而派人征服了半个世界。”）英国在孟加拉东部地区获得了一块地盘，建立了商业基地后，发现欧洲和亚洲的竞争者也在周围相继占有了各自的地盘。每一次欧洲和美洲发生战事，在印度的英国人都会和对手的殖民地及其盟友发生冲突，每次得胜，都把对手在印度的资产收归己有。随着英国在印度的资产（严格来说那些资产不属于英国，而属于东印度公司）的增加，它认为自己面临着一系列威胁，有北边虎视眈眈的俄国，有一时好勇斗狠一时又四分五裂的缅甸，还有野心勃勃、日益自行其是的莫卧儿统治者。这些在英国人眼中都构成了进一步扩大势力范围的理由。

　　最终，英国开始设想建立一个印度实体，而这就需要确保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和缅甸在内的整个次大陆的安全。尽管这片土地上不存在（而只是假设有）印度这个国家，但这里被当作国家来治理，还确定并赋予了它类似印度国家利益的特征。根据这一政策，印度的安全倚仗有英国在印度洋的海军霸主地位，有远至新加坡和亚丁的友好的或至少不具威胁性的政权，还有开伯尔山口的非敌对政权以及喜马拉雅山脉。在北方，英国派遣间谍、探险者和有小股英国军队支持的当地人，通过他们神出鬼没的突袭阻挡住了沙皇俄国的前进。此一行动被称为喜马拉雅地缘战略的“大博弈”。英国还把印度与中国的边界向北推到了西藏——这个问题在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中再次出现。印度独立后，在外交政策的关键内容方面吸收了这些政策的精髓，即打造以印度为主干的南亚地区秩序，并反对任何国家企图在与印度毗邻的土地上集结足以构成威胁的力量，无论这样的国家国内政治结构如何。

　　1857年，东印度公司军队中信奉伊斯兰教的士兵和信奉印度教的士兵爆发叛乱。伦敦遂宣布把印度置于英国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英国不认为此举是建立英国对外族的统治。它把自己视为中立的监督者，是教化背景各异的众多民族和国家达到更高文明的力量。直至1888年，一位英国高级行政官还说：

　　现在没有，过去也从未有过一个印度。印度甚至从未有过一个欧洲人心目中的国家，即在国土、政治、社会和宗教方面拥有统一的国家……以为印度能成为国家就像指望将来欧洲各国被一个单一的国家所取代一样异想天开。 注释标题 Sir John Strachey,India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1888),as "ed in Ramachandra Guha,India After Gandhi: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s Largest Democracy(New York: Ecco, 2007), 3.

　　叛乱后，英国决定把印度作为大英帝国的一个行政单位来管理，这在实现印度统一上发挥了重大作用。铁路线和通行的英语把千差万别的各个地区连为一体。英国人研究并整理记载了印度辉煌的古老文明，把英国的思想和制度灌输给印度的精英。在此过程中，英国唤醒了印度作为遭受外国统治的单一实体的意识，激起了人们的信念。他们相信，要想打败外来统治，就必须团结为一个国家。因此，英国对印度的影响和拿破仑对德意志的影响差可比拟。在拿破仑的征服战之前，有着众多邦国的德意志也只是被视为一个地理实体，而非国家实体。

　　印度实现独立以及确定自己的世界角色的方式，都反映了它多姿多彩的遗产。多少世纪以来，印度对付外来占领靠的是坚不可摧的文化和强大的精神。甘地之所以能够对英国统治发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首先是因为他“圣雄”称号的精神号召力，也是因为那是反对帝国力量的最有效的方法，它与开明的英国社会所崇尚的自由这一核心价值观不谋而合。印度人和两个世纪之前的美国人一样，用他们在英国学校（包括使印度未来的领导人吸收了许多准社会主义思想的伦敦经济学院）学到的自由思想来反对殖民统治者，证明自己独立的正当性。

　　现代印度认为，自己的独立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胜利，而且是普遍道义原则的胜利。印度建国初期的领导人和美国国父一样，把国家利益与道德正确性等同起来。但印度领导人在是否要把国内制度向外传播的问题上遵守了威斯特伐利亚的原则、对在国际上促进民主和人权不感兴趣。

　　印度独立后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说，印度外交政策的基础将是印度的国家利益，而不是单纯的国际友好或培养扶植和印度一致的国家制度。印度独立不久后的1947年，他在一次讲话中解释说：

　　无论确定什么样的政策，主持一国外交事务的艺术都在于找到对本国最有利的办法。我们说到国家间的善意时，可以语出至诚。但归根结底，政府是为了它治理的国家的利益服务的。没有一个政府敢于做出任何在短期或长期显然不利于自己国家的事情。 注释标题 Jawaharlal Nehru, “India's Foreign Policy”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New Delhi, December 4, 1947), inIndependence and After: A Collection of Speeches, 1946–1949 (New York: John Day, 1950), 204–5.

　　连考底利耶（和马基雅维利）都不可能说得比这更加透彻。

　　尼赫鲁和后来的历届总理，包括他的女儿、出类拔萃的英迪拉·甘地，都把他们的外交政策提到显示印度卓越的道德权威的高度，以此来加强印度作为全球均势中一个角色的地位。印度把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说成是一项独一无二的开明事业——近两个世纪前美国也是这样说的。尼赫鲁和后来两度担任总理（1966~1977、1980~1984）的英迪拉·甘地就这样成功地把他们新生的国家确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中的一个主要角色。

　　不结盟的内容与均势体系中“平衡者”的政策有所不同。印度不会像平衡者那样向弱的一方倾斜，它并不想操纵国际体系。印度最看重的是不正式加入哪个阵营，它对自己政策成功的衡量标准，是不被拉入与它国家利益无关的冲突。

　　印度独立时，世界强国已经确立，冷战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在此情况下，它巧妙地把转圜余地这个原本是国家间讨价还价的手法提升到道德原则的高度。尼赫鲁把正义的道德主义与力量对比和对大国心理的精明揣摩糅合为一体，宣布印度将成为在主要阵营之间找出另一条路的世界级大国。1947年，他在《新共和》撰文说：

　　我们要避免卷入任何阵营或国家团体，因为我们知道，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印度的事业，而且也有利于世界和平。这一政策有时会使一个集团的成员怀疑我们支持另一个集团。在制定外交政策时，每一个国家都把自己的利益置于首位。可幸的是，和平的外交政策，与所有进步国家合作，正是印度的利益所在。印度不可避免地会和友好合作的国家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注释标题 As "ed in Baldev Raj Nayar and T. V. Paul, India in the World Order:Searching for Major-Power Status(New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24–25.

　　换言之，印度对强权政治采取中立超然的态度。这部分是出于维护世界和平的原则，但也是因为这样做符合印度的国家利益。从1957年到1962年，在苏联对柏林发出最后通牒期间，两届美国政府，特别是肯尼迪政府，都曾为了帮助那个争取维护自己自由地位的被隔绝的城市寻求过印度的支持。但印度的立场是，任何强迫它遵守某一个冷战阵营规则的企图一旦得逞，都会剥夺它的行动自由，也就会使它丧失讨价还价的能力。短期的道义中立是实现长期道义影响力的手段。如尼赫鲁对他的助手所说：

　　印度代表团若是害怕激怒美国人就躲着苏联阵营简直是荒唐，而且也是失策。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明白无误地告诉美国人或别的人，如果他们的态度仍然不友好，我们只能到别的地方去找朋友。 注释标题 As "ed in ibid., 125.

　　此一战略的实质使印度得以在冷战的两大阵营之间左右逢源——稳获苏联阵营的军事援助和外交合作，同时又争取美国的发展援助和美国知识阶层在道义上的支持。无论冷战期间美国对印度的战略多么恼火，对一个新兴国家来说，那都是明智的政策。那时的印度，军队羽翼未丰，经济低迷落后。它若是作为盟友会得到尊重，但只能居于次等地位。作为自主自由的国家，它的影响范围则大得多。

　　为了追求这一地位，印度着手组建起一个想法一致的国家的集团——实际上就是不结盟的国家组成的联盟。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上，尼赫鲁对与会的代表们说：

　　我们亚洲和非洲的国家难道除了亲共或反共之外就没有别的积极可为的作用吗？我们是思想的领袖，我们给世界提供了各种宗教和众多的财富，难道我们竟落得只能跟随这个或那个集团，成为这个或那个党的逢迎者，执行它们的意志，只能偶尔提点儿想法吗？这对于任何有自尊心的民族或国家来说都是最大的轻蔑和侮辱。我无法忍受看着亚洲和非洲的各个伟大国家才摆脱了奴役的桎梏获得自由，却又受到如此的轻蔑和侮辱。 注释标题 Jawaharlal Nehru, “Speech to the Bandung Conference Political Committee” (1955), as printed in G. M. Kahin,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6), 70.

　　印度拒绝它所谓的冷战的强权政治，说到底是因为它认为两大阵营的争端不涉及它的国家利益。印度不会为了欧洲分界线上的问题去挑战仅仅几百英里开外的苏联，它也不想刺激苏联和巴基斯坦联手。印度更不会因为中东的争端去冒惹怒国内穆斯林的风险。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问题上，印度均不做表态。印度领导人决心紧随他们眼中发展中世界的进步潮流，而且绝不肯冒险触犯苏联这个超级大国。

　　尽管如此，印度还是在1962年和中国发生了边境战争，并和巴基斯坦打了4场战争（其中1971年的印巴战争是在印度不久前和苏联签署的防卫条约的保护下进行的，结果是印度的主要对手被分裂为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两个国家，大大提高了印度的全面战略地位）。

　　印度在寻求不结盟运动的领导地位时，所遵循的国际秩序概念与现有的全球和地区级的秩序概念相一致。这一概念的内容是正统的威斯特伐利亚原则，与历史上欧洲关于均势的分析相契合。尼赫鲁把印度的理念定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的名字虽然来自印度的哲学概念“Pancha Shila”（共处的五项原则），但它们其实是在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基础上为主权国家的多极秩序提出的更高尚的原则：

　　1.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2. 互不侵犯

　　3. 互不干涉内政

　　4. 平等互利

　　5. 和平共处

　　印度提倡世界秩序的抽象原则，同时也在地区一级确定了印度的安全理念。正如早期美国领导人在门罗主义中注入了美国在西半球特殊作用的概念，印度实际上在东印度群岛和非洲之角之间的印度洋地区确立了自己的特殊地位。像18世纪和19世纪期间英国对欧洲所做的那样，印度努力防止在地球上这块广袤的地区出现占统治地位的强国。早期美国领导人宣布门罗主义时并未征求西半球其他国家的同意，印度在它特殊战略利益所在的地区推行政策也只遵循它自己确定的关于南亚秩序的定义。虽然美国和印度在冷战期间经常发生意见冲突，但苏联解体后，两国对印度洋及其周边地区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

　　冷战结束后，印度承受的多重冲突的压力消失于无形。它对社会主义的热情也有所减退。1991年发生的一次国际收支危机促使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下开始进行经济改革。现在，印度公司在世界上的一些主要产业中名列前茅。这个新的发展方向也反映在了印度的外交态势上，它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和非洲的国家建立了新的伙伴关系。世界各国对印度在多边经济和金融机构中的作用也更加重视。在经济和外交影响力增加的同时，印度也大大加强了军力，包括海军力量和核武器的储备。几十年后，它还将超过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人口大国。

　　印度在世界秩序中的作用受到某些结构性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与它建国有关，其中最复杂的是印度与其近邻，尤其是和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和中国的关系。过去1 000年间，它们对这块次大陆竞相入侵和移民，加之英国统治印度期间对边缘地区频繁袭击，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殖民统治迅速完结遗留下来了诸多问题，这些因素都导致它们对印度的态度复杂而充满敌意。1947年印巴分治后，两国都没有完全接受分治的边界。边界有争议的地区总被一方或另一方认为是临时性的，结果成了零星发生的族群暴力、军事冲突和恐怖分子渗透的导火索。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边界大致沿次大陆上穆斯林集中的区域界限划分，却无视族群的边界。以此种方法从原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划出来的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的巴基斯坦被分成互不相连的两部分，中间隔着数千英里的印度领土，这为后来的多次战争埋下了伏笔。与阿富汗及中国的边界据说是由19世纪英国殖民政府划定的，后来阿富汗和中国都宣布不予承认，至今仍有争端。印度和巴基斯坦各自都花费巨资建立核武库，形成自己在区域内的军事态势。巴基斯坦还容忍，有时甚至支持暴力极端主义，包括在阿富汗和印度的恐怖活动。

　　印度是更大的伊斯兰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何处理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将会是一个尤其难以驾驭的问题。印度经常被定义为南亚国家，但是，它和中东的历史渊源更深，它的穆斯林人口比巴基斯坦还多。事实上，除了印度尼西亚，印度的穆斯林人口比任何伊斯兰国家都多。迄今为止，印度避免了政治动乱和教派间暴力的剧烈冲击，部分原因是它对少数民族采取了温和开明的政策，并培育了超越族群间分歧的印度人民共同的原则，包括民主和民族主义。然而，这个成果并非不可逆转，需要多方面的协同努力才能维持。如果阿拉伯世界进一步极端化，或巴基斯坦的国内冲突加剧，印度的国内压力就有可能剧增。

　　今天，印度奉行的外交政策在许多方面与先前英国统治期间相差无几。它的目标是在从中东到新加坡，再往北到阿富汗这片几乎横跨半个世界的地区建立起以均势为基础的地区秩序。它与中国、日本和东南亚的关系遵循着类似19世纪欧洲均势的模式。印度和中国一样，毫不犹豫地利用像美国这样的“蛮夷”来帮助实现自己的地区目标，尽管在解说政策时，两国都使用了更加委婉的措辞。小布什政府期间，偶尔讨论过印度和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战略协调。印美的战略协调至今仍限于南亚地区，这是因为印度传统的不结盟立场阻碍了它与美国建立全球性的关系，也是因为两国都不愿意把与中国对抗定为永久的国策。

　　19世纪，英国人为保护通往印度的战略要道，不得不加深对全球事务的参与。同样，21世纪的印度也感到，必须提高它在亚洲和伊斯兰世界的战略地位，以防这些地区受到它心目中的敌国或敌对意识形态的统治。在此过程中，印度与讲英语的“英语圈”内的国家有着天然的纽带。然而，它可能会继续遵守尼赫鲁留下的政策，在处理和亚洲及中东国家的关系时维持自主行动的自由，并坚持自主制定对重要的专制国家的政策，因为印度为实现它宏伟的经济计划，需要这些国家的资源。这些重点将超越历史的夙怨，成为必行之事。随着美国在中东力量的调整，该地区的各个国家会寻找新的伙伴来加强自己的力量，并发展出某种形式的地区秩序。印度自身的战略利益不容许在阿富汗出现权力真空，也不容许另一个大国在亚洲建立霸权。

　　在2014年5月的大选中，一位倡导改革和经济增长的印度民族主义者以决定性多数当选。在他领导的政府之下，印度应该会更加积极地追求它传统的外交政策目标。这届政府的目标得到民众的坚定支持，又有纳伦德拉·莫迪这位魅力四射的总理的领导，印度也许认为自己有条件在印巴冲突或对华关系这类历史问题上开辟新的努力方向。现在，印度、日本和中国均由有战略眼光的强势政府领导，虽然竞争可能加剧，但找到大胆的解决办法的可能性也大为增加。

　　无论形势如何演变，印度都将是21世纪秩序的一个支点。以它的地理位置、资源蕴藏和高超的领导艺术的传统，位于世界不同地区和不同秩序概念交叉处的印度在那些地区的战略演变和秩序概念的进一步发展中，都是不可缺少的要素。

　　什么是亚洲的地区秩序？

　　历史上欧洲的秩序自成一体。直到20世纪初，英国一直凭借其四面环海的地理位置和海上的绝对军事优势维持着平衡。欧洲国家偶尔会借外部国家之力来暂时加强自己的地位，比如，法国在16世纪争取奥斯曼帝国的支持，或英国在20世纪初与日本结盟。但除了偶尔自中东或北非而来的入侵之外，非西方国家在欧洲鲜有利益牵绊，欧洲国家之间发生冲突也很少请求外方干预。

　　相比之下，当今亚洲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外部国家。奥巴马总统2011年1月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明确提到了美国作为亚太地区大国的作用，2013年6月和习近平主席的联合声明再次重申了这一点。俄罗斯在地理上可算作亚洲国家，还参加了如上海合作组织这样的亚洲国家集团，尽管它人口的四分之三居住在俄罗斯领土的欧洲部分。

　　现代的美国偶尔会应要求担任力量平衡者的角色。它调解了俄国和日本之间的日俄战争，达成了1905年的《朴次茅斯和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打破了日本寻求亚洲霸权的企图。冷战期间，美国在亚洲也发挥了类似的作用，构建了一个从巴基斯坦到菲律宾的同盟之网来对抗苏联。

　　亚洲秩序结构的演变必须兼顾本书前面没有提到的众多国家的情况。信奉伊斯兰教的东南亚大国印度尼西亚影响力日渐增加，迄今为止在中国、美国和伊斯兰世界之间成功地保持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与日本、中国和俄罗斯为邻的韩国是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有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经济，包括在电信和造船这样的战略产业中位居世界的前列。许多亚洲国家，包括中国，都认为朝鲜的政策会造成地区不稳定，但也认为它万一崩溃，引发的危险更大。韩国自己则需要应对国内日益加大的统一呼声。

　　亚洲地域辽阔，各国之间千差万别，亚洲国家建立了各种多边集团和双边机制，其花样繁多令人目眩。这些机构与欧盟、北约和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不同。它们把具体的安全和经济问题作为单独的个案处理，并不制定一套地区秩序的正式规则。有些重要的集团包括美国，也有些组织（包括经济组织）只有亚洲成员。其中最具规模、最重要的是东盟，全称是东南亚国家联盟。这类组织的核心原则是欢迎与所涉及的问题直接相关的国家参加。

　　但这些算得上亚洲的秩序体系吗？在欧洲的均势中，主要国家的利益即使不完全一致，也是相互兼容的。没有霸权，均势是必然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均势不仅可以实现，而且还可以作为得到普遍接受的合法制度来促成决定和调整政策。亚洲却没有这种利益的一致性，各大国为自己选定的重点就是明证。印度似乎最关注中国，将其作为与自己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1962年边界战争的结果。而中国却认为与自己分量相当的竞争者是日本和美国。印度针对中国部署的军事资源比针对巴基斯坦的少。而巴基斯坦对新德里来说，即使不是平级的竞争者，也是一个主要的战略关注对象。

　　亚洲国家组成的各个团体性质模糊不清，部分原因是历史上东亚和南亚由于地理的原因而界限分明。文化、思想和宗教的影响越过了地理分界线，印度教和儒家的治国理念都传到了东南亚。但东亚和南亚的两个帝国之间由崇山峻岭和茂密森林构成的屏障难以逾越，直到20世纪之前，它们之间从未发生过战事。蒙古人和后来的入侵者进入印度次大陆是借道中亚，不是经过喜马拉雅山的山口，而且他们也没有到达印度南部。亚洲的不同地区由于地理和历史原因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历史上亚洲构建的地区秩序没有一个是以威斯特伐利亚的主张为基础的。欧洲的秩序支持国家间的力量平衡。这里的国家指的是边界清晰、彼此承认法律上平等地位的“主权国家”。但历史上亚洲的政治强国所依照的标准却比较模糊。一直到进入近代很久后，受莫卧儿帝国影响的“内陆亚洲”、俄罗斯、伊斯兰世界与中国的帝国朝贡制度在亚洲仍然同时存在。中国的朝贡制度向外传到了东南亚，那里的国家尽管在治国方法上深受来自印度、把君王视为神明的印度教教义的影响，但同时也接受中国自居为万国来朝之中心的理念。

　　现在这些传统的理念碰到了一起。各国关于它们走过的历程有何意义，对21世纪世界秩序能提供什么借鉴，仍然意见不一。在这种情况下，实质上出现了两个均势，一个在南亚，一个在东亚。二者都不具备欧洲均势所必不可少的因素平衡者——即只要转而支持弱的一方就能实现平衡的国家。美国并未把目前南亚内部的均势主要作为军事问题来对待。它必须在外交上有所作为，推动重建地区秩序，以防出现真空，因为万一出现真空，将不可避免地把阿富汗的所有周边国家都卷入地区性对抗。 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