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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美国与伊朗：不同的秩序理念

　　2013年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在一个伊斯兰教神职人员的国际会议上发表演说，欢呼一场新的全球革命的到来。作为伊朗的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的地位凌驾于伊朗政府所有官员，包括总统和外交部长之上。哈梅内伊宣称，世界其他地方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其实是一场影响波及全球的“伊斯兰觉醒”。哈梅内伊称，西方以为民众上街示威代表着自由民主的胜利，实在是大错特错。示威者将“拒绝在政治、行为和生活方式上效法西方，因为那只能带来可怕的痛苦”，他们体现了“神的许诺终于得以实现的奇迹”。

　　任何有知识、有头脑的人都无法否认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伊斯兰世界终于从世界社会和政治赛场的边缘走到了中间，在重大的全球事件中占据了突出的中心地位，为生活、政治、政府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观念。 注释标题 Ali Khamenei, “Leader's Speech at Inauguration of Islamic Awakening and Ulama Conference” (April 29,2013),Islamic Awakening 1, no. 7(Spring 2013).

　　据哈梅内伊分析，这场伊斯兰意识的再觉醒正在引发全球宗教革命，最终将打败专横跋扈的美国及其盟国，给西方持续3个世纪的霸主地位画上句号：

　　傲慢的反动阵营不敢承认这场伊斯兰觉醒，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在伊斯兰世界的几乎所有地方都能看到这场觉醒的征象。最明显的当属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人，他们满腔热情地要再现伊斯兰教的伟大和光荣。他们认清了当今国际秩序的压迫性质，并揭去那些无耻、凶恶和傲慢的政府的虚伪面具，因为它们长期以来都在压迫伊斯兰和非伊斯兰的东方国家。

　　哈梅内伊信誓旦旦地宣布，在“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失败”之后，随着西方实力和信心的坍塌，伊斯兰觉醒将传遍全球，把世界各地的伊斯兰乌玛（ummah，跨国界的信仰共同体）统一起来，恢复伊斯兰在世界上的中心地位：

　　最后，这个目标只有通过创造一个光辉灿烂的伊斯兰文明才能达到。伊斯兰乌玛的所有组成部分，即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国家，都应达到《古兰经》提到的文明程度……通过宗教信仰、知识、道德和不懈的斗争，伊斯兰文明会给伊斯兰乌玛和整个人类带来先进的思想和崇高的行为规范，让人们摆脱支撑西方文明的物质主义、压迫观念以及腐败的行为规范。 注释标题 Ibid.

　　哈梅内伊过去也曾阐述过这个主题。2011年，他在对伊朗的准军事部队演讲时说，西方发生的民众抗议说明世界渴望伊朗的神权制度所代表的精神和合法性。一场世界革命正在酝酿之中：

　　美国和欧洲的事态发展说明世界将要发生巨变……今天，纽约和加利福尼亚的人们呼喊的是埃及人和突尼斯人的口号……现在我们的伊斯兰共和国是各民族觉醒运动的中心，敌人对此又恨又怕。 注释标题 “Islamic Invitation Turkey, “The Leader of Islamic Ummah and Oppressed People Imam Sayyed Ali Khamenei: Islamic Awakening Inspires Intl. Events,” November 27, 2011.

　　在任何其他地方，这样的表态都会被当作企图颠覆现状的严重挑战：在一个重要国家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宗教和世俗权力的神权领袖公开支持创立另一个世界秩序，与国际社会现有的秩序唱对台戏。伊朗最高领袖宣称，在他预言将要来临的新世界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普世的宗教原则，而不是国家利益或自由国际主义。此言假使出自一位亚洲或欧洲领导人之口，一定会被视为对世界的惊人挑战。然而，来自伊朗的类似言论世界已经听了35年，对这些言辞以及与之相伴的行动表现出来的极端主义早已见怪不怪。就伊朗而言，它对现代世界的挑战，与它上千年来精微奥妙的治国传统是分不开的。

　　伊朗的治国传统

　　激进的伊斯兰教义首次被上升为国家主权层面的信条是在1979年。人们万万没想到这样的事会在伊朗的首都发生，因为伊朗与大多数中东国家不同，它有着古老而辉煌的历史，对自己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的历史一直引以为傲。所以，当伊朗这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内的国家在阿亚图拉霍梅尼的革命后摇身一变成为激进的伊斯兰教倡导者时，中东的地区秩序完全乱了套。

　　在该地区所有国家中，伊朗的国家意识应该是最悠久、最连贯的，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治国传统也是最完整、最复杂的。与此同时，伊朗领导人的手一直伸得很长，远远超过伊朗现代的国界，几乎从不遵守威斯特伐利亚的国家及主权平等的概念。伊朗这个国家是在波斯帝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从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7世纪这段时期内，波斯帝国几经改头换面，在现今的中东大部以及中亚、西南亚和北非的一些地区建立并维持着统治。波斯有着璀璨的艺术和文化，有娴于管理遥远省份的先进官僚制度，还有南征北伐、身经百战的庞大的多民族军队，因此它认为自己远远优于所有其他社会。波斯把君王的权力和地位推到近乎神的高度，认为君王是统治芸芸众生的慈悲的宗主，是“万王之王”，他主持正义，谕示宽容，治下人民因此而俯首归心。

　　波斯帝国与古中国一样，代表着一种形式的世界秩序，在这样的世界秩序中，文化和政治上的成就及心理上的自信与传统的军事征服同样重要。公元前5世纪，伟大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描述过波斯人的自信，说他们吸收了外国习俗的所有精华，例如米底人（Median）的服装和埃及人的铠甲，自视为人类文明的中心：

　　他们最尊重的是自己，然后是邻国，再后是邻国的邻国，以此类推。尊重的程度随着距离的增加而降低。波斯人最轻视距离他们最远的人，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各方面最出色的人，其他人按离他们的远近习得一定的美德，离得最远的是最卑下的。 注释标题 Herodotus,The History, trans. David Gren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1.131–135, pp. 95–97.

　　大约2 500年后，这种泰然自信依然故我，表现在1850年美国和萨非王朝签订的贸易协议中。萨非王朝的辖地比起原来的波斯帝国稍有缩小，但仍疆域辽阔，包括伊朗和今天阿富汗、科威特、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土耳其和土库曼斯坦的大片地区。尽管萨非王朝在与扩张中的俄罗斯帝国的两次战争中刚刚失去了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达吉斯坦和格鲁吉亚东部，但是国王仍然洋溢着身为古代波斯帝王薛西斯和居鲁士后代的自信：

　　北美合众国总统和如土星般崇高的陛下——他是与太阳媲美的君王，有如光辉耀长空；他是举世无双的君王，雄兵百万众若繁星；他的伟大堪比贾姆希德（波斯神话中的国王）；他的光荣可与大流士比肩；他继承了凯扬王朝的皇冠和御座，是全波斯无上的皇帝——均热诚期盼建立两国政府间的友好关系，并愿以对双方的公民和子民互利互惠的友好通商条约加强之，为此特任命特命全权大使…… 注释标题 Kenneth M. Pollack,The Persian Puzzle: The Conflict Between Iran and America (New York: Random House,2004), 18–19. See also John Garver,China and Iran: Ancient Partners in a Post-imperial World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6).

　　波斯地处东西方交界，版图最大时辖下省份和属地从现代的利比亚延伸到吉尔吉斯斯坦和印度。自古以来直到冷战时期，欧亚大陆上几乎所有主要的征服战争都要么从波斯发起，要么在波斯终结。尽管历经动荡，但波斯和与它经历类似的中国一样，依然保留了自己与众不同的特性。波斯帝国的辖地涵盖了众多不同的文化和地区，并把所有这些文化和地区的成就统统予以采纳融合，归入自己特有的秩序观念。从亚历山大大帝到早期的伊斯兰军队，再到后来的蒙古人，一波又一波的征服之战几乎完全抹去了其他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政治自主性，但波斯依然对自己文化的优越性充满信心。它对征服者低头只是暂时的让步，骨子里仍然保持着独立，维持着自己特有的世界观。它通过诗歌和神秘主义探索“广大的内心空间”，为自己身为史诗《国王之书》中讴歌的古代英雄国王的后裔而自尊自傲。与此同时，波斯把管理各种不同的领土和应对政治挑战的经验提升为一整套缜密的外交理念，尤其注重坚忍、耐力、对地缘政治现实的精明分析，以及在心理上掌控对手。

　　这种与众不同的自我感觉和灵活敏捷的外交手腕延续到了伊斯兰时代。波斯帝国在阿拉伯人的第一波征服战中被推翻。波斯接受了阿拉伯征服者的宗教，但在同时被征服的所有民族中，唯有它坚持保留了自己的语言，并给阿拉伯人带来的新秩序注入了原波斯帝国的文化遗产。最终，波斯成为伊斯兰什叶教派的人口中心和文化中心。阿拉伯人统治下的波斯接纳什叶派，起初是出于拒绝接受阿拉伯主流的传统，自16世纪起，更是把什叶派伊斯兰教定为国家宗教（部分原因是为了与边界另一侧正处于扩张阶段的逊尼派奥斯曼帝国相区分，并表示反抗之意）。什叶派与教众占多数的逊尼派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强调宗教真理的神秘性和不可言传性，准许为了教众的利益进行“审慎的伪饰”。在文化、宗教和地缘政治观念上，伊朗（自1935年起采用了这个正式国名）保留了它历史传统的特殊性和作为地区一员的特点。

　　霍梅尼革命

　　20世纪反对伊朗国王礼萨·巴列维的革命，最初是争取民主和经济再分配的反君主制运动（至少对西方是这样表述的）。引发革命的许多民怨确实存在，因为巴列维国王强制实行现代化方案，一些民众因此被迫背井离乡，政府为压制民众的不满而采用的手段又专横粗暴。1979年，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结束在巴黎和伊拉克的流亡生涯，作为革命的“最高领袖”返回伊朗。但他回来不是为了推行社会方案或实现民主治理，而是要对整个地区秩序，甚至可以说是对现代世界的制度，发动攻击。

　　在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召开之前，西方发生过宗教战争。但自那以后，西方从未实行过霍梅尼治下的伊朗树立起来的理念。根据这种理念，国家不是合法的自立实体，而是更广泛的宗教斗争中恰好可供使用的武器。霍梅尼宣称，20世纪的中东地图是“帝国主义者”和“自私的暴君”制造出来的虚妄的非伊斯兰产物，他们“把伊斯兰社会切成不同部分，彼此分开，人为地创造出不同的国家”。中东以及广大世界上所有的现行政治机构都是“不合法的”，因为它们“不是建立在真主的律法之上”。现代国际关系所依靠的威斯特伐利亚原则不能成立，因为“国家间的关系应以宗教信仰为基础”，不应建立在国家利益的原则之上。

　　霍梅尼认为——他的意见与库特布一致——从意识形态扩张的角度来领会《古兰经》可以去除这些亵渎真主意志的制度，创立真正合法的世界秩序。第一步是要推翻伊斯兰世界的所有政府，代之以“一个伊斯兰政府”。要超越传统上对国家的忠诚，因为“推翻现在统治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不合法的政治势力人人有责”。1979年4月1日，霍梅尼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上宣布，在伊朗建立一个真正的伊斯兰政治制度标志着“真主政权的诞生”。

　　这个政体与任何其他的现代国家都有所不同。正如霍梅尼任命的第一任伊朗总理迈赫迪·巴扎尔甘对《纽约时报》所说：“我们想要……先知穆罕默德的10年统治和他的女婿阿里，即第一位什叶派伊玛目（Imam，阿拉伯语，意为“领袖”）的5年统治期间那样的政府。”一旦政府是遵照真主意志建立的，持不同意见就不再是政治上的反对，而是渎神的行为。霍梅尼的伊斯兰共和国把这些原则付诸实施，建立伊始就举行了一系列审判，处决了一批渎神的人，对各少数派宗教的全面镇压远超巴列维国王的专制主义政权。

　　在一片动荡之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矛盾，表现为对国际秩序的双重挑战。伊朗革命中，致力于推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伊斯兰运动夺取了对一个现代国家的控制权，但同时又行使它“威斯特伐利亚式”的权利和特权，例如占据在联合国的席位、进行贸易活动、运用外交机构，等等。伊朗的神权政治因此脚踏两个世界秩序，一方面利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保护，另一方面却多次宣称不相信这个体系，绝不受它的约束，总有一天要取消它。

　　这种双重性深深植根于伊朗的治国理念中。它自称为“伊斯兰共和国”，暗示它的权威超越了领土的界限。居于伊朗权力结构最高点的阿亚图拉（先是霍梅尼，然后是他的继任者阿里·哈梅内伊）不仅是伊朗的政治领袖，而且被视为全球性的权威，是“伊斯兰革命的最高领袖”和“伊斯兰乌玛及被压迫人民的领袖”。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一种严重违反外交豁免原则——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核心原则——的方式在世界舞台上亮相：它冲进美国驻德黑兰的使馆，把使馆人员扣为人质长达444天（2014年，现任伊朗政府把当年劫持人质那群人的翻译任命为伊朗驻联合国代表，此举等于宣告了那次行为的正确性）。本着类似的精神，阿亚图拉霍梅尼在1989年发布指令，判处英籍印度裔作家萨曼·拉什迪死刑，以此宣称自己掌握着全球的司法权威。拉什迪也是穆斯林，判处他死刑是因为他在英国和美国出版的一本书被认为冒犯了穆斯林。

　　黎巴嫩的真主党和伊拉克的马赫迪军是非国家的民兵组织，它们挑战权威，通过恐怖袭击来达到目的。伊朗与部分领土遭这些组织占领的国家保持着正常的外交关系，但与此同时，它又出于宗教的原因为这些组织提供支持。伊朗政府为了推动伊斯兰革命，准许什叶和逊尼两派跨越教派间的鸿沟共同合作，以推动更广泛的反西方事业。比如，伊朗为逊尼派的“圣战”组织哈马斯提供武器打击以色列。据有些报道称，伊朗还为阿富汗的塔利班提供武器。 “9·11”委员会的报告和2013年针对加拿大的一次恐怖袭击阴谋的调查结果都显示，基地组织成员在伊朗获得了根据地。

　　关于推翻现存世界秩序的问题，逊尼派和什叶派的穆斯林基本上观点一致。尽管21世纪初在中东各地爆发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教义之争十分激烈，但赛义德·库特布的观点在实质上与伊朗政治领袖的观点并无二致。库特布坚信伊斯兰将重整世界秩序并最终统治世界，这一观点在那些把伊朗重塑为宗教革命发源地的人的心中引起了共鸣。库特布的著作在伊朗广为流传，有些是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亲自翻译的。1967年，哈梅内伊翻译了库特布的著作《本宗教的未来》，在序言中他这样写道：

　　这位崇高伟大的作家在此书的章节中试图……先阐述宗教的实质，在表明了此一宗教的生机勃勃之后……他以雄辩的说理和特有的世界观申明，世界的权力将最终掌握在我们宗教的手中，“未来属于伊斯兰”。 注释标题 Akbar Ganji, “Who Is Ali Khamenei: The Worldview of Iran's Supreme Leader,”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13. See also Thomas Joscelyn, “Iran, the Muslim Brotherhood, and Revolution,” Longwarjournal.org, January 28, 2011.

　　在反西方大业中，伊朗代表着占穆斯林少数的什叶派。伊朗认为，如果为了共同的目标而超越教义上的分歧，就有可能成就大业。为此目的，伊朗宪法把团结所有穆斯林定为国家的一项责任：

　　根据《古兰经》第21章第92节的经文（“你们的这个民族，确是一个统一的民族，我是你们的主，故你们应当崇拜我。” 注释标题 译文取自《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马坚翻译。——译者注 ），所有穆斯林都同属一族，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责任在制定国策时注重培育所有穆斯林之间的友谊和团结。它必须为实现伊斯兰世界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统一而不懈奋斗。 注释标题 Constitution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October 24, 1979), as amended, Section I, Article 11.

　　重点不在神学上的争议，而在意识形态上的征服。如霍梅尼所说：“我们必须努力向全世界输出我们的革命，必须丢掉一切别的想法，因为伊斯兰教不仅不允许伊斯兰国家之间存在任何分歧，而且还是所有被压迫人民权益的捍卫者。”这要求对“美国这个世界强盗”、俄罗斯和其他崇尚物质的社会，以及“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发起规模浩大的斗争。

　　然而，霍梅尼和其他什叶派革命者在一点上与伊斯兰逊尼派意见不同，这也是他们兄弟间互相残杀的根本原因所在，分歧就是什叶派认为，世界大乱将随着马赫迪（伊斯兰教中的救世主）的出现而结束。他将降临（身在形不现），掌管起目前暂由伊斯兰共和国最高领袖代为行使的至高权力。当时的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认为这条原则已成定论，并于2007年9月27日在联合国的讲话中公开提了出来：

　　最后的救世主必定会降临。他将带领所有信真主的人、寻求正义的人和乐于助人的人建设光明的未来，使世界充满正义和美好。这是主的诺言，因此定会实现。 注释标题 “Address by H.E. Dr. Mahmoud Ahmadinejad, President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Before the Sixtysecond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New York: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o the United Nations, September 25, 2007), 10.

　　这样的概念所设想的和平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艾哈迈迪–内贾德总统在2006年写给乔治·W·布什总统的信中所说的，全世界必须皈依正确的宗教教义。艾哈迈迪–内贾德的那封信（西方普遍认为那是表示愿意谈判的姿态）以“Vasalam Ala Man Ataba’al hoda”结尾。这句话在公开发表的信中没有翻译出来，它的意思是：“只有走正路的人才有和平。”这句话一字不差，正是先知穆罕默德在公元7世纪对拜占庭和波斯皇帝发出的警告，那两个帝国很快就成了伊斯兰“圣战”的对象。

　　几十年来，西方观察家一直想找到伊朗这种态度的确切“根源”。他们坚信，伊朗的一些比较极端的言辞只是一种比喻。他们认为，如果宣布弃绝西方过去的一些行为，例如20世纪50年代美英两国对伊朗国内政治的干预，也许就能打开和解之门。然而，伊斯兰教的革命派至今尚未表现出愿意寻求西方意义上的国际合作。伊朗的神权政治也不像一个殖民统治结束后满怀怨愤的独立运动在期盼着美国展现善意。根据阿亚图拉们的政策观念，与西方的争端不是仅通过在具体问题上让步就能解决的。它是关于世界秩序性质的角力。

　　在伊朗与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加德国就它的核计划达成了临时协议后，西方额手称庆，认为此事预示着伊朗即将表现出新的合作精神。但就在这个时候，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却在2014年1月宣布：

　　有些人给美国涂脂抹粉，妄图以此掩盖这张脸的丑陋、暴力和恐怖，使伊朗人民以为美国政府是温情慈悲的政府……如此丑陋的罪恶面孔岂可靠涂脂抹粉就能蒙蔽伊朗人民？……伊朗不会违背自己达成的协议。但美国人是伊朗革命的敌人，是伊斯兰共和国的敌人，是你们升起的这面旗帜的敌人。 注释标题 As "ed in Arash Karami, “Ayatollah Khamenei: Nuclear Negotiations Won't Resolve US-Iran Differences,” AlMonitor.com Iran Pulse, February 17, 2014, http://iranpulse.al-monitor.com/index.php/2014/02/3917/ayatollah -khameneinuclear-negotiations-wont-resolve-us-iran-differences/.

　　2013年9月，哈梅内伊在对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的讲话中措辞比较委婉：“摔跤手在和对手角力中，有时为了技术原因会显示出灵活性，但他不能忘记对手是谁。”

　　这种情况未必一成不变。在中东所有国家中，伊朗也许有着最连贯的辉煌历史和最悠久、最精妙的战略传统。多少世纪以来，它通过巧妙地操纵周边的力量，把自己文化的精髓保持了3 000年，其间它甚至一度是向外扩张的泱泱帝国。在阿亚图拉的革命之前，西方与伊朗是友好合作的关系，双方认为彼此的国家利益是一致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亚图拉上台前的最后一步得到了美国的帮助。美国切断了与当时在位政权的关系，错误地以为即将到来的变化会加快民主的步伐，将加强美国与伊朗的关系。）

　　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应当愿意考虑与伊朗发展合作关系，但它们不应假定自己国内的经验必然会自动适用于其他社会，特别是伊朗社会。它们必须认识到，经过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伊朗领导人的言辞丝毫未变。这也许是因为他们并非故作姿态，而是坚信自己正确，而且他们的观点影响了大批伊朗人民。调子的改变不一定意味着回归正常，尤其是在双方对“正常”的定义大相径庭的情况下。它更可能代表着为达到实质上一贯的目标而采用不一样的手法。美国应当愿意与伊朗达成真正的和解，并大力推动这方面的努力。然而，这样的努力要成功，就必须明确方向，特别是在伊朗核计划这个关键问题上的努力方向。

　　核不扩散与伊朗

　　伊朗和美国未来的关系至少在短期内取决于一个看起来属于技术性军事问题的解决。就在我撰写本书的时候，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可能正在打破该地区的军事均衡和心理均衡。起因是伊朗在与联合国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加德国（P5+1）进行谈判的同时，正迅速朝着成为核武器国家迈进。这个问题虽然表面上涉及的是科技能力，但核心是国际秩序问题。它关系到国际社会是否有能力力克伊朗种种老练而巧妙的抵制行为，坚持自己的要求，关系到全球不扩散制度中的漏洞，也关系到在世界上最动荡的地区发生核军备竞赛的可能性。

　　传统的均势强调军事和工业实力。均势的改变只能是渐进的过程，或通过一方征服另一方来达到。现代的均势反映的是社会的科技发展水平，一国内部事态的发展就能构成严重威胁。苏联无论征服多少国家都不可能像它1949年打破美国核垄断那样使它的军事实力突飞猛进。同样，可运载核武器的扩散必然会大大影响地区均势以及国际秩序，并引发一系列交替升级的反制行动。

　　冷战期间，历届美国政府在制定国际战略时都必须考虑到令人生畏的核威慑这个大背景，都必须时刻牢记，核战争造成的巨大伤亡可能会断送现代文明。同时他们也知道，要保护世界不落入残酷无情的独裁者的魔掌之中，就必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不惜冒核战争之险的决心。在这双重噩梦的威胁下，核威慑发挥了作用，因为世界上只有两个核超级大国，它们对核武器将给自己带来的破坏做出了类似的评估。但随着核武器传到越来越多人的手中，核的威慑力就变得越来越小，想依靠核威慑来保护国家利益的策略也越来越不可靠。在一个核武器广泛扩散的世界中，谁在威慑谁，考虑的是哪些因素，这些问题越来越难以确定。

　　即使假设搞核扩散的国家在彼此开战时也和旧有的核国家一样，会仔细考虑涉及生死存亡的各种因素——这种假设极端靠不住——新的核武器国家也可能在几个方面破坏国际秩序。保护核武库和核设施（以及建立先进核国家拥有的先进预警系统）涉及的工作十分复杂，可能会诱使敌方发动突然袭击，发生先发制人打击的风险因此而加大。拥核国家还可以把核武器作为威慑手段，包庇非国家行为者，不许对这类团体的军事行动进行报复。万一在核国家的家门口发生核战争，核国家自然不能视而不见。最后，理论上和西方友好的巴基斯坦与朝鲜、利比亚和伊朗之间的“秘密”扩散网显示出核武器扩散对国际秩序产生的巨大后果，尽管根据官方标准，从事核扩散的国家并不是流氓国家。

　　要获取制造核武器的实际能力必须克服三道障碍：获取运载系统，生产裂变材料，建造核弹头。法国、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还有中国，都有出售运载系统的公开市场，只要有钱就能买到。伊朗已经获得了运载系统的核心技术，可以在它认为合适的时候配套完成。建造弹头的知识并不高深，也不难获得，而且建造弹头的活动比较容易隐蔽。防止获取核武器能力的最好的，也许是唯一的办法是禁止铀浓缩。在铀浓缩过程中，离心机作为生产浓缩铀的机器不可或缺。（同样必须防止钚浓缩，这也是伊朗与P5+1谈判的一部分。）

　　为了防止伊朗获得这方面的能力，美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其他常任理事国已经与伊朗谈判了十多年。其间美国政府换了两届，共和党和民主党各掌一届。自2006年以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6项决议，要求伊朗停止其铀浓缩计划。来自美国两党的3位总统、联合国安理会的每一个常任理事国（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加德国，还有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众多报告和决议都宣布，伊朗发展核武器是不可接受的，并要求伊朗无条件中止铀浓缩活动。至少两位美国总统说过，为达到这一目标，没有什么办法是“不予考虑的”。

　　事实表明，伊朗的核能力在稳步增长。与此同时，西方的立场却在逐渐软化。伊朗对联合国的决议置之不理，径自建造铀浓缩离心机。西方则提出了一连串日益宽松的建议：最初坚决要求伊朗永久停止铀浓缩（2004年）；继而允许伊朗继续生产一定的低浓缩铀（LEU），即浓度低于20％的铀（2005年）；之后又建议伊朗把大部分低浓缩铀运到国外，由法国和俄罗斯加工成为铀浓度为20％的燃料棒（2009年）；最后是提议允许伊朗保留一定数量它自己生产的20％浓缩铀，足以维持一个用于研究目的的反应堆，同时暂停它在福尔多的核设施中生产浓缩铀的离心机（2013年）。福尔多曾经是秘密设施，西方发现后曾要求将其完全关闭。现在西方的提议是暂停该设施的活动，并做出保障安排，使它难以重新启动。当2006年为了协调国际社会的立场组成P5+1的时候，谈判人员坚持要求伊朗在开始谈判之前先停止燃料循环活动。2009年，这个条件被放弃。看到西方的这种表现，伊朗自然会得寸进尺。世界大国急切地希望找到伊朗核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每一次伊朗都表现出对提出的解决方案缺乏兴趣，并要求大国做出新的让步。在整个过程中，伊朗表现出了高超的手腕，也显示了巨大的勇气。

　　2003年谈判开始时，伊朗有130台离心机。在写作本书时，它的离心机数目大约为19 000台（虽然只有一半在使用中）。谈判初始时，伊朗尚未获得生产裂变材料的能力。到2013年11月达成临时协议的时候，伊朗承认它拥有7吨低浓缩铀。以伊朗手中离心机的数量，几个月内它们即可转为武器级的核材料（足以制造7~10枚在广岛使用的原子弹）。在临时协议中，伊朗保证放弃手中一半的20％浓缩铀。但它不肯直接放弃，而是许诺把要放弃的浓缩铀转变为一种很容易复原的形式，而且伊朗还保留了复原浓缩铀的能力。无论如何，对伊朗来说，20％的浓度这个关口并不重要，因为它有那么多的离心机，把5％浓度的铀（这个门槛被称为谈判的一个成果）浓缩到武器级只需几个月的时间。

　　双方谈判的态度反映了他们对世界秩序的不同看法。伊朗谈判者表示，他们将沿着现在的道路走下去，即使伊朗的核设施可能会遭到袭击也在所不惜。西方谈判者则坚信，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的后果远远大于伊朗核能力增加可能带来的风险（他们还不断重申这一信念，以强调他们致力于和平外交）。专业人员也在一旁不断敲边鼓来强化谈判者这种信念，说每一个僵局都需要用新的提议来打破，于是西方的谈判者就充当了提出新提议的角色。对西方来说，问题的核心是能否找到外交的解决办法，或是否有必要采取军事措施。在伊朗，核问题却被视为围绕着地区秩序和意识形态的全面斗争的一个方面。这场斗争遍及众多的领域和国土，斗争的方法有军事和准军事行动、外交、正式谈判、宣传、政治颠覆——从战争到和平，无所不包——经常变换交叉使用，彼此呼应加强。有鉴于此，在努力寻求达成协议时，需要警惕伊朗政府至少会试探这样的策略：把紧张局势缓和到足以解除制裁的程度，但同时继续保留相当规模的核基础设施和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以便晚些时候继续推行它的武器计划。

　　2013年11月，谈判达成了一项临时协议，伊朗同意有条件暂时中止铀浓缩活动，以此换取解除一部分因它拒不执行安理会的要求而对它实施的国际制裁。但是，因为在临时协议涵盖的6个月内允许伊朗继续进行铀浓缩，所以伊朗的铀浓缩活动依然故我。对伊朗核能力更全面的限制也要等到达成总协议的最后时刻。实际结果就是，事实上接受了伊朗的铀浓缩计划，而限制计划规模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但这只对西方构成问题）。

　　[1] This account of the negotiating record makes reference to events and proposals described in a number of sources, including the Arms Control Association, “History of Official Proposals on the Iranian Nuclear Issue,” January 2013; Lyse Doucet, “Nuclear Talks: New Approach for Iran at Almaty,” BBC.co.uk, February 28, 2013; David Feith, “How Iran Went Nuclear,”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2, 2013; Lara Jakes and Peter Leonard, “World Powers Coax Iran into Saving Nuclear Talks,”Miami Herald, February 27, 2013; Semira N. Nikou, “Timeline of Iran's Nuclear Activities”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2014); “Timeline: Iranian Nuclear Dispute,” Reuters, June 17, 2012; Hassan Rohani, “Beyond the Challenges Facing Iran and the IAEA Concerning the Nuclear Dossier” (speech to the Supreme Cultural Revolution Council),Rahbord, September 30, 2005, 7–38, FBISIAP20060113336001; Steve Rosen, “Did Iran Offer a ‘Grand Bargain’ in 2003?,”American Thinker, November 16, 2008; and Joby Warrick and Jason Rezaian, “Iran Nuclear Talks End on Upbeat Note,”Washington Post,February 27, 2013.

　　就在本书撰写之时，寻求永久性协议的谈判正在进行。尽管协议最终将包括什么条款尚不清楚，是否真的能得到执行也不得而知，但是它一定和涉及中东问题的许多协议一样，会画定“红线”。西方的谈判者（通过P5+1）是否会像联合国决议那样，坚持把浓缩能力定为红线呢？这将是十分艰难的任务。伊朗必须同意把离心机的数目减到民用核计划所需的水平，把多余的离心机销毁或封藏起来。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伊朗就等于放弃了军用核计划。这可能导致西方与伊朗关系的根本性变化，如果双方还能同意共同遏制在中东肆虐的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极端激进分子的各种活动，就更会使双方关系发生巨变。

　　伊朗的最高领袖多次宣布，伊朗高官也不断重申，伊朗决不放弃已有的能力。有鉴于此，伊朗的重点似乎转向了把红线推至生产核弹头的阶段，或者把减少离心机数目的目标定在仍然使它有能力推行军用核计划的水平。如果这样安排，伊朗将把据说是最高领袖发布的禁止制造核武器的指令列入协议之中（但这个指令从未公开发布过，在伊朗权力结构之外也没人听说过）。伊朗将向P5+1保证不制造核武器，还会允许对它的守约情况进行检查。伊朗这些保证的实际效果取决于它一旦废除或违背协议，在多长时间内能够制造出核武器。考虑到伊朗在接受国际检查的同时秘密建造了两所铀浓缩工厂的前科，在估算它制造核武器所需时间时，还需要考虑到它可能有秘密的违约行为。达成的任何协议都绝不能让伊朗成为“实际的”核国家，不能让它在很短时间内发展出军事核能力，使其非核的邻国追赶不及，或使核国家来不及阻止。

　　伊朗宣布，它的目标是打破中东的国家制度，把西方的影响驱除出去。为实现这一目标，它显示出了极为灵活的手法和坚定的决心。无论伊朗是要在近期内制造并试验核武器，还是“仅仅”保留只要愿意几个月内就可以制造出核武器的能力，对于地区和全球的秩序都会产生同样的影响。即使伊朗在实际拥有核武器能力之前止步罢手，世界也会认为它是顶着迄今为止对任何国家实行过的最全面的国际制裁走到这一步的。伊朗的地缘战略竞争对手，例如土耳其、埃及、沙特阿拉伯等国，自然也会争相发展自己的核计划或购买核武器，以图与伊朗抗衡。以色列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的风险将骤然激增。至于伊朗，它在承受着制裁的情况下发展出了核武器能力，因此将声名远扬，威力大增。它使用常规武器作战的能力或进行非核形式的非常规战争的能力也将加大。

　　有一种说法认为，尽管西方放弃了它的一贯立场，但通过核谈判，美伊关系将出现新的发展，等于堤内损失堤外补。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经常被举作例子，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一段较短的时间内，两国从敌对很快发展到互相接受，甚至合作。有人说，伊朗也许愿意自我克制，不再用它实际上已有的军事核计划作为外交筹码，换取美国的善意和战略合作。

　　这个类比不能成立。当时苏联在中国北方边境上陈兵42个师。中国与苏联的相互敌对不断升级，已达10年之久。中国除了外患，还有内乱，所以亟须寻求另一个国际体系作为依靠。伊朗在处理与西方的关系中却没有这种动力。过去的10年中，伊朗两个最大的敌人——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相继倒台。不无讽刺的是，两个都是被美国推翻的。伊朗在黎巴嫩、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影响力和军事作用都得到了增强。埃及和沙特阿拉伯这两个与伊朗争夺地区影响力的主要对手各自忙于应付国内的挑战。而伊朗在2009年国内发生了争取民主的运动后迅速采取行动，成功地镇压了反对派。伊朗领导人在没有做出任何重大的实质性政策调整的情况下，仍然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即使在对伊朗进行制裁的同时，西方公司为了寻求投资的机会仍争相讨好伊朗的领导人。具有矛盾意味的是，伊朗边境上逊尼派“圣战”运动的兴起反而可能会促使伊朗重新审视自己的政策。但伊朗政府同样有可能认为战略形势在朝着对它有利的方向发展，认为它的革命道路走对了。至于伊朗在这两个可能中选择哪一个，将由伊朗对自身利益做了盘算之后决定，而不以美国先入为主的看法为转移。

　　直到本书撰写的时候，伊朗和西方对于谈判的概念仍然有着不同的理解。美国和欧洲的谈判者对于达成核协议的前景表示出审慎的乐观，在公开谈话中字斟句酌，力图为谈判创造有利的气氛。而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却把核谈判说成是长期宗教斗争的一部分。谈判成了一种战斗的形式，妥协是绝不准许的。就在2014年5月，离临时协议到期仅剩下6个星期的时候，伊朗的最高领袖还如此形容核谈判：

　　之所以强调继续战斗，不是因为伊斯兰世界好战。在穿越海盗猖獗的地区时，做好充分准备，有决心、有能力保护自己，这是再合理不过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战斗，以战斗的意念主导国家的内政外交。宣扬对恶霸妥协投降，指责伊斯兰世界好战，这种行为就是叛国。

　　国家在经济、科学、文化、决策、立法、外交谈判等各个领域的官员都应当知道他们是在作战，在为伊斯兰政权的建立和生存而战……圣战是永无休止的，因为魔鬼和魔鬼的盟友阴魂不散。 注释标题 Ayatollah Ali Khamenei, remarks to members of the Iranian Majles (Parliament), Fars News Agency, as translated and excerpted in KGS NightWatch news report, May 26, 2014.

　　历史之于民族犹如性格之于个人。从伊朗引以为傲而博大精深的历史中，可以看出这个民族对国际秩序的三种不同态度。一是霍梅尼革命之前的国家政策：严守本国边界，尊重他国主权，愿意结盟——实质上就是在威斯特伐利亚原则之下追求国家利益。二是帝国的传统，把伊朗视为文明世界的中心，在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努力消灭周边国家的自主权。三是前文介绍的打“圣战”的伊朗。伊朗一些高官行为的改变是受了这三种传统中哪一种的启发？如果认为他们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造成这种改变的原因是什么？伊朗和美国的冲突是心理上的还是战略上的？这一冲突能否通过改变态度或调整政策来解决？如果需要调整政策，应如何调整？两国关于世界秩序的观点能否调和？抑或世界只能等待伊朗的“圣战”狂热逐渐消退，如同过去奥斯曼帝国的“圣战”热情由于力量对比和国内重点的变化而消退一样？美伊关系的未来，甚至世界和平，均系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从原则上说，美国应做好准备，在“互不干涉”的威斯特伐利亚原则基础上与伊朗达成地缘政治谅解，并建立起与之相匹配的地区秩序的概念。在霍梅尼革命之前，伊朗和美国是事实上的盟国。这是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历届美国总统经冷静分析美国国家利益后达成的结果。伊朗和美国都认为双方的国家利益是一致的。两国都反对由一个超级大国统治中东地区——那时这个超级大国是苏联。两国都愿意以尊重其他国家主权的原则作为制定该地区政策的基础。两国都赞成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尽管那时经济发展的面还很窄。从美国方面来说，完全应该和伊朗重建这样的关系。伊朗和美国关系紧张是因为伊朗政府采纳了“圣战主义者”的理念和言辞，并直接对美国的利益及其国际秩序观发动了攻击。

　　伊朗如何处理它复杂的历史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内形势的影响。在一个文化如此丰富、政治如此错综复杂的国家中，伊朗国内形势的发展也许是外部观察家所无法预测的，也不受外国威胁恫吓或甜言蜜语的直接影响。但无论伊朗对世界示以怎样的面目，都改变不了它必须做出选择这个事实。它必须决定自己到底是一个国家，还是一项事业。美国应该愿意并积极推动与伊朗合作。然而，尽管西方谈判者的机智和决心是促成这种合作关系的必备条件，却尚不足以确保合作的实现。伊朗放弃支持真主党这类团体，将是重建与美国的建设性双边关系的重要而又必要的一步。对伊朗的考验是，它是把边界上的混乱视为威胁，还是实现千年梦想的机会。

　　美国需要从战略的高度看待它参与的这个进程。政府发言人在解释美国弱化其在中东扮演的角色时，描绘了一幅逊尼派国家（可能还有以色列）抗衡伊朗、形成均势的图景。即使这种格局能够形成，也只能靠美国积极的外交政策来维持。因为均势从来不是静态的，各方在不断发展变化。在可见的未来，美国仍需要扮演平衡者的角色。要扮演好平衡者的角色，美国需要与相互竞争的各方保持比它们彼此之间更紧密的关系，不能偏向任何一方的战略，尤其是极端的战略。美国在追求自己战略目标的同时，可以帮助决定伊朗是走伊斯兰革命的道路，还是成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一个合法而重要的伟大国家。在此问题上，美国是一个，也许是唯一至关重要的因素。不过，美国要发挥这一作用，只能通过积极参与，而不是撒手不管。

　　远见与现实

　　中东和平问题的重点近几年来一直是伊朗核武器这个高度技术性的问题。必须防止伊朗生产核武器，对此没有通融的余地。但回顾过去，可以看到一些具体的例子，表明由于有关人士的坚忍不拔和远见卓识，中东有些似乎无法解决的危机居然柳暗花明。

　　1967~1973年，爆发了两次阿以战争，美国两次进入战备状态，叙利亚入侵了约旦，美国对一个战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空投，多次发生劫机事件，美国和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断绝了外交关系。然而，在随之而来的和平进程中，埃及和以色列达成了三项协议（最终于1979年签订和平条约）；以色列和叙利亚在1974年达成了脱离接触协议（尽管叙利亚爆发了内战，但协议40年来一直维持着）；1991年的马德里会议重新开启了和平进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以色列在1993年达成《奥斯陆协议》；1994年约旦和以色列也签署了和平条约。

　　这些目标之所以能够达成，是因为存在着三个条件：美国推行了积极参与的政策；企图借暴力强制普遍施行某些原则来建立地区秩序的行为遭到挫败；出现了抱有和平远见的领导人。

　　我亲身经历的两件事就是这一远见的象征。1981年，安瓦尔·萨达特最后一次访问华盛顿时，邀请我次年春天去埃及参加以色列把西奈半岛归还埃及的仪式。接着，他停顿了片刻后说：“别来参加庆典，那样太伤害以色列了。过6个月后再来，你我一起开车去西奈山顶。我计划在那里建一座清真寺、一座基督教堂和一座犹太教堂，象征我们需要和平。”

　　1975年以色列和埃及达成有史以来第一项政治协议时，曾担任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的伊扎克·拉宾是总理。后来，他又和当时的外交部长，曾任国防部长的西蒙·佩雷斯一起在1994年和约旦谈判达成了和平协定。1994年7月，在以色列与约旦达成和平协定之际，拉宾和约旦国王侯赛因一起出席了美国国会两院的联席会议。他在会上说：

　　今天，我们在打一场没有伤亡、没有流血、没有痛苦的战斗。这是唯一使人乐于参加的战斗，那就是争取和平的战斗……

　　我们的万书之书《圣经》在237处以不同的说法提到和平。在作为我们的价值观和力量源泉的《圣经》里，《耶利米书》中有一段对身为母亲的辣黑耳的哀歌：

　　“要止住痛哭，不再流泪，因为你的辛苦终必有报——上帝的断语。”

　　我不会止住为死去的人的痛哭。但在今天这个夏日，在万里之外的华盛顿，我们感到我们的辛苦正如先知所预言的，终必有报。 注释标题 Address by Yitzhak Rabin to a joint session of the U.S. Congress, July 26, 1994, online archive of the Yitzhak Rabin Center.

　　萨达特和拉宾都死于暗杀，但他们的成就和对后人的激励是不可磨灭的。

　　现在，暴力威胁的理念再次向建立世界秩序的希望提出了挑战。但是，一旦暴力的理念被挫败——也必须将其挫败——就可能出现类似于上述远见战胜现实，实现突破的时刻。 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