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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通往亚洲秩序之路：对抗还是伙伴关系？

　　亚洲国家最广泛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认为自己是“新兴的”或“后殖民时代的”国家，都努力通过突出自己的国家特点来克服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后果。这些国家都坚信，历经几个世纪西方超乎常规的异军突起，现在世界秩序正再次趋向平衡。但它们从自己的历史进程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大不相同。不同国家的领导人在确定本国核心利益的时候，借鉴的是不同的文化传统，向往的是不同的黄金时代。

　　在欧洲18世纪和19世纪的制度中，维护均势——也就是现状——为人所称善。而在亚洲，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有的内在发展动力。亚洲坚信自己正在“崛起”，认为世界尚未完全给予它应有的重视。尽管没有国家挑战别国的主权和尊严，各国均宣布致力于“非零和”的外交，但许多国家同时追求树立国威，这本身就给地区秩序带来了一定的动荡性。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亚洲各大国均储备了具有强大破坏力的武器，远超19世纪最强大的欧洲国家，一旦发生误判，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亚洲的构成天生就是对世界秩序的挑战。它现有的秩序机制取决于大国对自身利益的认识和追求，而不是力量均势体系。这些大国面临的考验是能否建立起跨太平洋的伙伴关系，为众多既定利益的互动提供和平框架。

　　亚洲的国际秩序与中国

　　在亚洲所有关于世界秩序的观念中，中国所持的观念最为长久、最为清晰、离威斯特伐利亚的主张最远。中国的历史进程也最曲折复杂，从古老的文明到传统帝国，到共产党革命，再到跃居现代大国的地位。中国走过的路将对人类产生深远的影响。

　　自从中国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为单一的政治实体一直到20世纪初，中国居于世界秩序中心的理念对于精英思想的影响可谓沦肌浃髓。这一理念被认为理所当然、不言自明，汉语中竟然没有一个描述这一状况的词。到了后来，学者们回过头去才把它定义为“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制度。根据这个传统观念，中国自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是世界上唯一的主权政府。皇帝统治世间万物，百姓通过他保持和上天的沟通。他管辖的不单是他治下的“中国”这个主权国家，而是“天下”。中国是天下文明昌盛的中心，是启发教化其他地方人民的“中央王国”。

　　按照这一观点，世界秩序反映的是全球的等级制，而不是互相竞争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平衡。每一个社会都和中国有某种附属的关系，至于这种关系紧密到何种程度，部分地要看它和中华文化有多近似。没有一个社会能和中国平起平坐。别国的国王不是和中国皇帝一样的君主，而是向中国皇帝认真学习治国方略、倾心向化的小学生。外交不是多个主权国家之间的讨价还价，而是一系列精心安排的仪式，使中土以外的社会有机会宣示自己在全球等级制中恰当的一席之地。从这个角度出发，在古中国，今天所谓的“外交政策”属于负责决定属国关系等级的礼部和负责管理与游牧部落关系的理藩院的职权范围。中国直到19世纪中期才成立外交部，事出不得已，因为必须和西方入侵者打交道。即使如此，中国官员仍然认为他们的任务一如既往，是管理蛮夷，与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外交风马牛不相及。新设的部门叫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名称很说明问题，暗示中国完全不是在进行国家间的外交。

　　朝贡制度的目的是培育他国对中国的恭敬，而不是获取经济利益或以武力统治他国。中国最了不起的建筑成就——万里长城——是秦始皇开始大规模修造的。当时他刚刚打败了所有的竞争者，结束了战国时代，统一了中国。经过历朝历代，长城最后的长度超过了5 000英里。长城是中国军事胜利的辉煌见证，但也表现了中国固有的弱点。它表明中国尽管具有强大的实力，但也对自己的薄弱之处心知肚明。几千年来，中国在应敌时，与以武力迫使其就范相比，更多地采用欺骗诱惑的手段。所以，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的一位官员建议采用“五饵”来对付在西北边陲肆虐的马背上的匈奴部落，尽管按常规分析，汉朝的军力要强大得多：

　　赐之盛服车乘以坏其目；赐之盛食珍味以坏其口；赐之音乐妇人以坏其耳；赐之高堂、邃宇、府库、奴婢以坏其腹；于来降者，以上召幸之，相娱乐，亲酌而手食之，以坏其心：此五饵也。 注释标题 Ying-shih Yü,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Economic Rela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37.

　　中国外交礼仪的标志是叩首，即双膝跪下，以头触地，以此来表示对皇帝至高无上权威的承认。这当然是一种羞辱，成了阻碍近代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关系的绊脚石。但叩首具有象征自愿的含义，它代表着发自内心的恭敬，不是被征服者所逼，而是出于敬畏。在这样的场合，属国使节向中国献上贡品，而皇帝赐给的回礼经常在价值上超过收到的贡品。

　　历史上，中国靠自己的成就和行为使外国心悦诚服，偶尔也采取军事行动“教训”冥顽不化的蛮夷，令其收敛。这些战略目标和这种根本上的攻心手法直至1962年的中印战争和1979年的中越战争中还有迹可循，在中国对邻国宣示其核心利益的方式中也清晰可辨。

　　尽管如此，中国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传教式社会。它要的是别国的尊敬，不是皈依。两者之差精细微妙，绝不可混为一谈。中国因自己的卓越成就而令四海归心，外国理当景而仰之。中国可以和另一个国家成为朋友，甚至是老朋友，但绝不会视对方与自己平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唯一获得平等地位的是征服者。两个征服中国的民族——13世纪的蒙古人和17世纪的满族人——都吸收了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以便治理人数如此众多、文化优越感如此顽强的中国人民。这是历史上文化力量最惊人的一个成就。征服者在很大程度上被败在他们手下的中国社会所同化，连他们故乡的大片土地都被认为是传统的中国领土。中国并不刻意输出它的政治制度，而是愿者上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扩张不靠武力征服，而是靠潜移默化。

　　在近代，西方国家的代表怀着自己的文化优越感，试图把中国纳入已成为国际秩序基本结构的欧洲的世界体系。他们对中国施压，要求它培养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和别国互派大使，允许自由贸易，还要求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开放社会接受基督教的劝导，以提高国民素质。

　　西方心目中的启蒙和接触在中国眼里却是来犯。中国先是回避，后来干脆坚决抵制。18世纪末，英国第一位特使乔治·马嘎尔尼来到中国。他带来了工业革命初期的一些产品，还有乔治三世国王的信，信中建议和中国开展自由贸易，在北京和伦敦互设大使馆。马嘎尔尼从广州到北京乘坐的中国船只打出的旗号是“英吉利贡使”。中方让马嘎尔尼带信给英国国王，解释说不准使节住在北京，因为“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是此事断断难行”。在皇帝看来，除了已有的受到严格管理的有限贸易之外，不需要扩大贸易，因为英国没有中国想要的东西：

　　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 注释标题 Qianlong's First Edict to King George III (September 1793), in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A Documentary Collection, ed. Pei-kai Cheng, Michael Lestz, and Jonathan Spence (New York: W. W. Norton, 1999), 105.

　　拿破仑兵败后，随着英国的商业扩张紧锣密鼓地展开，英国又做了一次尝试，派第二位特使前往中国提出同样的要求。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海军力量，丝毫未能让中国改变不愿与它建立外交关系的主意。当英使阿美士德以礼服未运到为借口拒绝参加叩头大礼的时候，他带领的使团被赶出北京。中方明确表示对外交不感兴趣。皇帝在给英国摄政王的信中，解释说“统御天下”的天朝无暇向每一个蛮夷来使教授正确的礼仪。皇家记录自会记下“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但：

　　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如称问化也。俾尔永遵，故兹敕谕。 注释标题 “The Emperor of China,”Chinese Recorder 29, no. 10 (1898): 471–73.

　　这样的敕谕按今天的标准来看未免妄自尊大，刚刚成功维持了欧洲的平衡，可称为欧洲最先进的海上、经济和工业强国的英国来说更是怒不可遏。但是，中国皇帝这道敕谕的口气符合几千年来关于他的世界地位的理念，许多邻国也至少不反对这种理念。

　　可耻的是，西方国家最终和中国摊牌时，要求开放自由贸易的产品显而易见是最有害的产品。它们的工业进步带来了众多的成果，它们却偏偏要对中国出口鸦片，坚持要获得无限制对中国出口鸦片的权利。晚清的中国荒废了军事技术的发展，部分原因是它长期以来没有碰到对手，但主要是因为在中国儒家的社会等级制中，军人的地位十分低下。俗话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1893年，西方军队已经兵临城下，清廷却还挪用军费去修复颐和园中华丽的石舫。

　　1842年，中国猛然间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不得不签署条约，同意西方的要求。但是，它仍然坚持自己独一无二的地位，对西方进行了顽强的拼死抵抗。在1856~1858年的战争中（战争的导火索据说是一艘在英国注册的船只在广州遭到不当扣押），英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事后坚持签订条约，以取得它一直寻求的在北京派驻使节的权利。第二年，带领随从踌躇满志地前来上任的英国大使发现通往中国首都的主河道拉起了铁链，设置了铁蒺藜。当他命令一队英国海军去清除障碍的时候，中国军队开了火。接下来的战斗中打死英军519人，打伤456人。于是，英国派出由额尔金指挥的部队冲进北京，火烧圆明园，迫使清廷逃出北京。这次残酷的入侵逼得清廷万般无奈地同意在北京设立“使馆界”接纳外交使团。对于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国家体系的对等外交的概念，中国虽然接受下来，但满心的不情不愿、愤恨不平。

　　这些争端的核心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中国到底是自成体系，还是和其他国家一样，是更大的国际体系的一部分？中国紧抱着传统的观念不放。到了1863年，中国已两次败于“蛮夷”之手，而且国内的大乱（太平天国运动）也是借助外国军队才平息。然而中国皇帝在写给亚伯拉罕·林肯的信中却仍然向他示赐皇恩：“朕承天命，抚有四海，视中国与异邦同为一家，彼此无异也。”

　　1872年，著名的苏格兰汉学家理雅各尖锐地对这个问题做了如下的描述。他的话昭显了他那个时代特有的自信，认为西方世界秩序概念的优越性不言自明。

　　过去的40年间，她（指中国）完全改变了对世界先进国家的立场。她和先进国家在平等的条件下签订了条约。但我认为她的官员和人民尚未正视这个事实，他们尚未认识到中国不过是世界上许多独立国家中的一个，他们的皇帝统治的“天下”并不是天底下的所有地方，而只是地球表面的一部分，在地图上标得清清楚楚。 注释标题 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 vol. 5, pt. 1 (Hong Kong: Lane, Crawford, 1872), 52–53.

　　随着技术和贸易推动相互冲突的制度近距离接触，哪个世界秩序的准则会占上风呢？

　　在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在“三十年战争”结束时众多实际上独立的国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亚洲在进入近代时没有这样一套国家和国际组织，而是有几个文明中心，周边围绕着较小的王国，文明中心之间的互动靠的是微妙而不断变化的机制。

　　中国凭借肥沃的平原、无比强韧的文化和敏锐的政治触角，在2 000年来的大部分时间内维持了统一并发挥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力，尽管按常规标准，它的军力并不强大。中国的相对优势在于它富庶的经济，它生产的产品为邻国艳羡。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关于世界秩序的概念明显有别于欧洲建立在多个互为平等的国家基础上的概念。

　　在中国遭遇西方发达国家和日本的过程中，这些推行扩张主义的强国对一个古文明产生了极大影响，而戏剧性的是，该文明起初对近代国家的礼仪制度不屑一顾，将其视为一种低级的东西。21世纪中国的“崛起”并非新生事物，而是历史的重现。与过去不同的是，中国重回世界舞台中心，既是作为一个古老文明的传承者，也是作为依照威斯特伐利亚模式行事的现代大国。它既保持了君临“天下”的传统理念，也通过技术治国追求现代化，并在20世纪为寻求两者的融合经历了剧烈动荡。

　　中国和世界秩序

　　1911年，清帝国终于寿终正寝。1912年孙中山领导成立了中华民国，但中央政府力量薄弱，致使中国陷入长达10年的军阀混战。1928年，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中央政府力量得到加强，于是努力在威斯特伐利亚的世界秩序以及全球经济体系中为中国获取一席之地。中国既要保留传统，又想跟上现代的步伐，尽力加入风云变幻的国际体系。然而就在此时，早半个世纪就开始了现代化努力的日本开始谋求亚洲的霸权。它先在1931年占领了中国东北，1937年更是对华北和华东的大片地区发动了侵略。国民党政府因此无暇站稳脚跟，共产党的革命也得到了喘息之机。虽然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和其他同盟国一起成了战胜国，但是它随即陷入内战和革命动荡中，一切关系和传统在动乱中都受到了挑战和破坏。

　　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夺取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作为对这一口号的贯彻执行，毛泽东奉行“继续革命”的理论，带领中国不断自我净化，加强力量，并着手推翻关于国内和国际秩序的原有观念。所有类型的制度，无论是西方民主，还是苏联对共产党世界的领导，还是中国历史的遗产，都成了他的矛头所向。艺术和纪念碑、节日和传统、用语和服装都受到各种形式的禁制，因为这一切被认为造成了中国的政懈兵弛，面对外国侵略只能被动挨打。毛泽东的秩序概念反映了中国的古老思想，他称其为“天下大同”。按照这一概念，强调和谐的传统儒家文化必须摧毁，在这个废墟上将出现一个全新的中国。他宣称，每一波革命的努力都预示了下一波的到来。毛泽东认为，革命的进程必须加速，以防革命者骄傲懈怠。“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他这样写道，

　　……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个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 注释标题 “Sixty Points on Working Methods——a Draft Resolution from the Office of the Centre of the CPC: 19.2.1958,” in Mao Papers: Anthology and Bibliography, ed. Jerome Ch'e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63–66.

　　这种动荡的目的最终是要取得一种传统中国式的结果，一种中国特有的共产主义形式，有其与众不同的行为方式，以其傲人的成就服人。中国将凭借其特有的又是革命的道德权威再次君临“天下”。

　　毛泽东在国际事务中同样注重中国的特殊性。虽然按照客观实力来说，中国尚属弱国，但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国因其心理上和思想上的强大，理应在世界上发挥中心作用。而中国发挥作用的表现就是对注重实力优势的世界凛然不惧，而不是和解合作。1957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领导人大会上，毛泽东语惊四座，预言如果发生核战争，中国将依靠其众多的人口和坚韧的文化成为最终的胜利者。他的话也许有虚张声势的成分，想震慑拥有巨大核武库的国家，但他确实想让世界相信他对核战争能从容以对。1971年7月，在我秘密出访北京期间，周恩来在总结毛泽东的世界秩序观时引用了主席的话：“天下大乱，形势大好。”这是毛泽东对中国皇帝处境的调侃。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经过多年斗争洗礼的人民共和国最终将取得胜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整个“天下”。共产主义世界的秩序将融入帝国皇廷的传统观点。

　　毛泽东在统一中国的同时努力改造中国的古老文化，因为他认为这是造成中国虚弱和耻辱的元凶。他采用了超然的治理方式，又吸收了列宁和斯大林的做法。毛泽东的治国之道恰好体现了革命者的困境。革命者想要实现的改变越全面，遇到的阻力就越大。这阻力不一定来自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反对派，而是习俗的惯性使然。毛泽东这位革命家总是企图超越凡人的限制，只争朝夕地实现他的目标，采用一切手段来强行实现他的愿望。1958年，他发动了“大跃进”运动来推动中国飞速实现工业化。1966年，他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那场长达10年的意识形态运动中，整整一代知识的青年被下放到农村。为实现毛泽东的目标，几千万人的命运被改变，被用来在一生的时间内实现此前需要一个历史过程才能实现的国家目标。

　　一旦革命者的成就被认为事属必然，为实现这样的成就而付出的代价就被看作不可避免，革命者的地位就得到了稳固。中国今天的一些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了残酷的迫害，但现在他们说，那时他们遭受的苦难给了他们力量，使他们发现了自己的潜力，因而使他们能够坚强地担负起领导又一个巨变时期的艰巨任务。中国的民众，尤其是没有亲身经历过以前苦难的年轻人，似乎也接受把毛泽东描述为统一了中国、维护了中国尊严的人物。如何对待毛泽东的思想遗产，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与21世纪世界秩序的关系。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在世界各国只有4位大使，这是它自己的选择。它还和美苏两个拥核的超级大国都处于对抗状态。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毛泽东认识到，就连中国人民经受了几千年考验的忍受力都已经被“文化大革命”消磨殆尽。他企图通过整肃思想和无畏不屈来吓阻外国干预，但中国的孤立却正可能诱发这样的干预。1969年，苏联似乎蠢蠢欲动，要对中国发动攻击。毛泽东甚至把所有部委都疏散到了各省，只留下周恩来总理镇守北京。对这次危机，毛泽东的反应正如他的风格，出人意料地来了个急转弯。他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中最无法无天的行为，派军队取代了“红卫兵”，而把他的这支突击队分配到农村，让他们和先前遭他们迫害的人一道从事劳动。为遏制苏联，他开始接近此前千夫所指的敌人——美国。

　　毛泽东认为，和美国修好将使中国不再孤立，给其他对中国敬而远之的国家提供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理由。（有意思的是，就在我为初访中国做准备的时候，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交了一份分析报告，认为中苏之间严重的紧张关系使得美中关系有可能缓解，但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倾向会阻止美中关系在他的有生之年实现缓解。）

　　无论革命多么波澜壮阔，其成果都需要巩固，最终都要从激昂的热情转为可以持久的状态。这就是邓小平所起的历史性作用。毛泽东去世两年后，邓小平复出。他迅速推行了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为了实现他所说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释放出了中国人民巨大的潜能。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加速这一令人瞠目的变化——尽管不一定是出于真诚的信念——中国加入了国际组织，接受了世界秩序确立的规则。

　　然而，中国尽管加入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但它的心态非常复杂。这要归因于它是怎样被推入国家间体系的。中国没有忘记，当初它被迫与现存的国际秩序接触时，所受到的待遇与它对自己的历史定位天差地别，事实上也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矢言遵守的原则南辕北辙。听到外国敦促中国遵守国际制度的“游戏规则”和“责任”的时候，许多中国人，包括高级领导人，会本能地想到中国并未参与制定这个制度的规则。对于要中国遵守自己没有参与制定的规则的要求，中国人经过斟酌后同意了。但是，他们期望国际秩序有所发展，使中国得以作为中心角色来参与将来国际规则的制定，甚至修改现有的一些普遍规则。他们早晚会采取行动实现这一期望。

　　在等待时机来临的同时，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日渐活跃。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现在每一个国际论坛都积极寻求它的意见和支持。同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秩序中许多国家的做法一样，中国也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来提高自身的声望，例如主办奥运会、国家主席亲临联合国发表讲话、与世界大国进行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级的互访等等。无论按何种标准来看，中国都已恢复了它在世界上影响最为广泛的那几个世纪中的地位。现在的问题是，它在目前寻求新的世界秩序的努力中如何自处，特别是如何处理和美国的关系。

　　美国和中国都是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支柱。值得注意的是，两国在历史上都对它们现在成为中流砥柱的国际体系既支持又抗拒，一方面宣布遵守这一体系，另一方面却又对它的某些方面有所保留。作为众多国家中的一个重要国家在21世纪秩序中如何发挥作用，中国没有先例可循。美国则从未和一个在国土面积、影响力和经济实力方面与它相似，但国内秩序却迥然不同的国家长期互动过。

　　两国的文化和政治背景有着重大差异。美国的政策着眼于务实，中国则偏重概念。美国从未受过邻国威胁，中国的边境四周却无时无刻不强敌环伺，虎视眈眈。美国人相信每一个问题都有解决办法，中国人却认为一个问题的解决只会引起新的问题。美国人对眼前形势一定要拿出结果，中国人注重的则是大局的发展。美国人制定实际“可以做到的”计划，中国人只确定总的原则，进而分析它的走向。中国人的思维部分地受到了共产主义理论的影响，但越来越趋向于传统的中国思维方式。美国人对两者都缺乏直观的和深入的理解。

　　中国和美国在各自的历史中，只是在最近才充分参与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中国自认为与众不同，基本上自家管自家的事。美国也认为自己独一无二，也就是说它是“例外”，但它相信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超越国家利益，在世界上传播自己的价值观。这两个有着不同文化和不同前提的伟大国家都正经历着根本性的国内变化。这些变化最终是会导致两国间的竞争，还是会产生一种新形式的伙伴关系，将对21世纪世界秩序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现在的领导人已是革命以来的第五代。前面每一代领导人都体现出了他们那一代对中国所面临问题的深刻洞察力。毛泽东决心把过去的制度连根拔起，即使对他在胜利之初亲手建立的制度也不例外。他这样做是为了防止那些制度在中国的官僚倾向影响下停滞僵化。邓小平明白，中国除非参与国际事务，否则不可能继续发挥其历史性作用。邓小平的目标十分明确：韬光养晦，以防引起别国不安；不出头，但通过实现社会和经济现代化来扩大中国的影响。在这个基础上，江泽民从1989年开始，对外亲自执掌外交，对内扩大共产党的群众基础。在他的领导下，人民共和国充分参与国际事务，成为国际政治和贸易体系中的正式一员。胡锦涛巧妙地平抚了世界对中国国力不断增强的担心，为后来由习近平阐明的新型大国关系概念奠定了基础。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领导层努力将这些遗产进一步发扬光大，开展了规模浩大的改革运动，其程度可与邓小平的改革相媲美。他想要建设的制度虽然不是完全的西方式民主，但将更加透明、更加依靠法律程序，而不是个人和家庭的关系网。许多既定的机构和做法，从国有企业到地方官员称霸一方，再到贪腐蔓延，都是改革的对象。这体现了这一届领导班子的远见和勇气，但也一定会造成一段时期的波动和不确定。

　　中国领导层的组成体现了中国向着参与甚至影响全球事务这一方向的演变。198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没有一个成员有大学文凭。而在写作本书的时候，几乎所有政治局委员都是大学毕业，其中很多人拥有大学以上学历。中国大学学位的基础是西式课程，不是历史上的科举制度（也不是后来共产党规定的、只允许教授某些知识的课程）。这代表着他们完全摒弃了过去中国人对外面的世界骄傲自负的狭隘观念。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受到了中国历史的影响，但并未受其束缚。

　　放远眼光

　　老牌大国和崛起中的大国之间存在潜在的紧张因素，这一点自古皆然。崛起中的大国不可避免地会涉足之前被老牌大国视为禁脔的某些领域。同样，正在崛起的大国怀疑对手会在它羽翼未丰的时候试图扼制它的成长壮大。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历史上新兴大国和原有大国互动的15个例子中，10个导致了战争。

　　因此，中美双方许多重要的战略思想家根据行为模式和历史经验都预言两国必有一战，这并不令人意外。中国把美国的许多行动理解为要阻挡中国的崛起，把美国对人权的促进看作破坏中国国内政治结构的手段。一些重要人物把美国所谓的重返亚太政策说成是最后摊牌的前奏，认为美国的最终目的就是使中国永远处于二流国家的地位——考虑到本书写作期间美国并未进行任何重大的军事部署调整，这样的态度更值得注意。

　　美国则害怕不断壮大的中国将一步步削弱它世界第一的地位，也因此而威胁到美国的安全。一些举足轻重的智库把中国比作冷战时期的苏联，认为中国一心要对它的周边地区实行不仅是经济上，而且是军事上的主导，最终建立霸权。

　　双方的疑虑均因彼此的军事演习和国防计划而进一步加深。即使当军事演习和国防计划是“正常的”，也就是说是为了保护国家利益而采取的合理措施，双方也都会从最坏的角度来解读。双方都有责任小心行事，以免其单方面的部署和行为升级为军备竞赛。

　　双方需要汲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个10年的教训，当时逐渐形成的猜疑气氛和潜在的冲突最后爆发为巨大的灾难。欧洲领导人沉溺于他们的备战计划，未能把战术问题和战略问题区分开来，结果作茧自缚。

　　还有两个问题加剧了中美关系的紧张。中国拒绝承认自由民主的传播会有助于国际秩序，不认为国际社会有义务传播民主，特别是采取国际行动实现人权。美国也许可以根据自己的战略重点来调整它关于人权观点的实施。但鉴于美国的历史和美国人民的信念，它绝不可能完全放弃这些原则。在中国方面，邓小平的话说出了占主导地位的精英阶层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

　　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贫弱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国权经常被他们侵犯。他们（七国集团）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 注释标题 As "ed in Zhu Majie, “Deng Xiaoping's Human Rights Theory,” inCultural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d. Yu Xintian, Chinese Philosophical Studies (Washington, D.C.: Council for Research in Values and Philosophy, 2002), 81.

　　这两种观点不可能达成正式的妥协。双方领导人的一个重要责任是防止这方面的意见分歧发展为冲突。

　　另一个更为紧迫的问题是朝鲜问题。19世纪的俾斯麦说过：“在我们这个奇妙的时代，强国因良知的顾忌而软弱，弱国却因胆大包天而强悍。”他这句格言用在朝鲜身上可说是分毫不爽。朝鲜的统治不符合任何被认可的合法性原则，甚至不符合它声称信奉的共产主义原则。它的最大成就是制造了几个核装置。它没有军事能力和美国打仗，但它手中那些核武器的政治影响远远超过了其军事用途。朝鲜的核武器会刺激日本和韩国发展自己的核军事能力，也让平壤自以为有所倚恃，贸然进行与它的实力不符的冒险，因此造成朝鲜半岛战火重起的危险。

　　中国过去和朝鲜的渊源留下了复杂的经验教训。在许多中国人眼中，朝鲜战争象征着中国决心结束它“一个世纪的屈辱”，在世界舞台上“站起来”，但也是一个警告，告诫中国不要卷入它无法控制其起源，并会产生始料不及的严重长期后果的战争。所以中国和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采取了相同的立场，要求朝鲜放弃——而不是缩小其核计划。

　　对朝鲜当局来说，放弃核武器很可能会造成它政治上的解体。但中国和美国在它们支持的联合国决议中公开要求朝鲜做的，正是放弃核计划。中美两国为了达到自己的国家目标，需要协调政策。双方有关朝鲜半岛的关注和目标有可能达成一致吗？中国和美国能否制定出协作性的战略，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和无核化，使所有各方都更加安全、更加自由？如能做到这一点，那将是向着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新型大国关系”迈出的一大步。

　　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将认识到，他们不可能预料中国人民对他们确定的宏图伟业如何反应，他们进入的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中国的领导人不希望对外冒险，但正是因为他们感到只能通过强调国家利益来解释改革必然带来的调整，所以他们可能会比过去的领导人更加坚定地抵抗他们眼中对中国核心利益的侵犯。任何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国际秩序都必须达到均势，但对均势的传统管理方法却需要通过商定规范来改进，并借助合作来加强。

　　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公开承认，两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两届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和巴拉克·奥巴马）都和中国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习近平）达成协议，要建立太平洋地区的战略伙伴关系。此举既可以维持均势，也能减少其中固有的军事威胁。迄今为止，中美尽管宣布了意图，却仍未向着两国同意的方向采取具体的步骤。

　　光靠声明是建立不起伙伴关系的。任何协议都无法保证美国的国际地位永远不变。如果美国被视为衰落的大国——这并非命中注定，全看美国如何自处——那么经过一段混乱动荡之后，中国和其他国家就将获得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由美国把持的世界领导权。

　　许多中国人也许认为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已经盛时不再。但各种迹象表明，中国领导层明白，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仍会维持相当强大的领导力。建立具有建设性的世界秩序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现在没有哪个国家，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能够像美国在冷战刚刚结束，在物质和心理上独步全球的时候那样，单独担负起领导世界的责任。

　　在东亚，美国与其说是平衡者，不如说是均势的一部分。本书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说明，如果均势中参与方很少，那么任何一方改换门庭都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样的均势总是岌岌可危的。东亚的均势若是纯靠军事力量来维持，由此产生的联盟可能会比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联盟更加僵化。

　　在东亚，中国、韩国、日本和美国之间存在着类似均势的平衡。俄罗斯和越南算是处于边缘的参与者。但是，这种平衡与传统的均势有所不同，因为美国这个关键角色的重心在地理上远离东亚。而且最重要的是，中美两国的军方在军事刊物和声明中彼此视为对手，但两国又宣布要努力建立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伙伴关系，结果美国既是日本的盟国，又宣布是中国的伙伴——这与俾斯麦的情况可有一比，他与奥匈帝国结盟，又和俄国签订条约。矛盾的是，正是这种模棱两可维持了欧洲均势的灵活性。后来为了透明，不再采用这种模糊的手段，结果引起了一系列愈演愈烈的对抗，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一个多世纪以来，也就是说，自从门户开放政策和西奥多·罗斯福充当日俄战争的调解人之后，防止亚洲出现霸权是美国的一贯政策。在当前的情况下，中国必然会把潜在的敌手尽量远拒于国门之外。中美两国就是在这个空间内活动。两国能否维持和平，要看双方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能否保持克制，能否确保彼此之间的竞争只停留在政治和外交的层面上。

　　在冷战期间，不同阵营的分界线由军事力量划定。今天，不应主要靠军事部署来确定界线。军事力量不应被视为力量平衡的唯一决定因素，甚至不应算作首要的决定因素。具有矛盾意味的是，现代均势的内容必须包括伙伴关系这个概念，特别是在亚洲。如果这能作为总的原则得以执行，那么它就不仅重要，而且是史无前例的。均势战略和伙伴关系外交的结合不可能消除所有的敌对因素，但可以减轻它们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它可以使中美两国领导人有机会进行建设性的合作，为两国建设更加和平的未来指明道路。

　　秩序永远需要克制、力量和合法性三者间的微妙平衡。亚洲的秩序必须把均势与伙伴关系的概念结合起来。使用纯军事手段来维持均势将一步步引发对抗，只靠施加心理压力来营造伙伴关系则将引发别国对霸权的担心。必须运用精明睿智的政治技巧来找到两者间的平衡。假如这一平衡无法实现，迟早会酿成大祸。 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