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美元体系的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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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美元体系的全球化
美国是一个衰落中的霸权国家。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与欧洲相比，北美殖民地可算是苦寒之地。与同为殖民地的美洲其他地区相比，北美的自然条件也不占优势。从“感恩节”之类的民俗中，仍可感受到当时移民艰辛的生存状态。而偏偏是从这块土地上独立的美国，超越了欧洲宗主国，开创了引领全球化的新周期。美国成为世界主角的历史，述说着又一个边缘颠覆中心的故事。
第一节 美国的土地革命
从16世纪开始，美洲就成为欧洲的主要殖民地。先后有6 000万欧洲人移民美洲，其中许多人去了北美大陆。美国自1776年呱呱坠地起，便开始挣破13个英国殖民地州的襁褓，进入长达百年的扩张期。到1848年的美墨战争时，美国抵达太平洋沿岸；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兼并夏威夷和攻占菲律宾，成为名副其实的两洋国家。美国的早期历史，是一个通过不断攫取领土、让自己快速成长的历程。
美国的最大本钱
与欧洲土地主要属于国王、领主或教廷的有主之地不同，北美殖民地拥有广袤的土地，而且这些土地是“无主之地”。独立战争之后，美国割断了北美大陆与欧洲各宗主国之间的政治脐带，使这片土地彻底摆脱了欧洲的君主、贵族、教会及土地所有人。拥有大量产权空白的“无主之地”，是美国最大的本钱和资本之源。
在美国，个人获取土地的方式主要靠公司所有权的股份、人头权授予、从政府手中购买、优先权购买和政府授权等方式，这些拥有永佃权的土地从一开始就是商品，而不是国王或贵族的私产。摆脱了欧洲传统土地所有制羁绊的美国人，能够自由选择符合自身利益和价值观念的土地政策，使美国获得了巨大的国家资本，这是美国超越欧洲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关键。
比整个欧洲还要大的美国，从大西洋沿岸一直延续并深入到太平洋之中，有着巨大的成长空间。当太平洋与大西洋成为两个相互竞争的经济区时，美国获得了一肩挑两洋的中心地位。
约翰·亚当斯在1780年对当时的法国外长说，美国未来的发展有无尽的潜力，因为它有辽阔的领土、肥沃的土壤、温和的气候以及无数的自然资源，无论欧洲如何看待它，美国都将成为伟大而强有力的国家。对美国这样一个全新的国家来说，土地不仅是国家的财富之源，也是国家精神的根基。在美国人眼里，开拓西部边疆对美国社会和国家性格具有十分重要意义。作为最著名的代表人物，特纳于1893年在美国历史年会上宣读了他著名的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中的重要性》。10年后，他又发表了《西部对美国民主的贡献》的论文，其中提到：
最重要的是，连绵的空闲土地位于美国定居区的西部边境。每逢东部的社会条件趋向定形，每逢资本压迫劳动力或者政治限制阻碍了群众的自由，就有了这扇通往边疆的自由之地的逃亡之门。这些空闲的土地促进了个人主义、经济平等、自由的出现和民主……总而言之，在当时，大片空闲土地意味着自由的机会。 注释标题 斯坦利.L.恩格尔曼等.剑桥美国经济史（第2卷）[M].王珏等，主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75.
大片空闲土地是美国式宗教自由和民主思想得以萌生的暖棚，是独立精神的庇护所，也是美国政治制度赖以生长的环境。在欧洲，由君主、贵族和教会控制土地的社会基础上，真正的自由精神难以萌生更难以成长。即使爆发革命，也往往只是昙花一现。在几千年土地制度的斑斓画布上，欧洲人很难画出一幅不受历史底色影响的新图。而美国一大二空的土地上，自由气息在无羁地飘荡，吸引了大批的新移民和大量的欧洲资本，也培育了美国人不同于欧洲的精神世界，形成了最有利于美国发展的民主、市场和公民自治结合的制度。
对大多数殖民定居者来说，土地既可以满足他们对财富的追求，也包含着成就感、扩张精神和政治意义。在北美殖民地居民的财富中，土地占68.4％，牲畜占11.5％，存粮占3.5％。拥有一块独立土地的地主，是当时每一个白种男人都追求的美国梦。土地提供的巨大机会，为美国开启了一个繁荣和扩张的周期。
先鼓励美国移民进入边疆地区，待美国族裔占当地多数人口后即主张民主的“权利”，美国政府再给予支持。这是美国开拓边疆的独特模式，通过这种民间与政府互动的机会主义路线，美国逐步发展为庞大的帝国。武力与自由权力的交替使用，帮助美国肃清了印第安原住民和早期的西班牙殖民者，使美国的土地得到不断的扩张。威廉·麦金利总统在为其扩张政策辩护时声称，曾经在半夜祈祷中听到上帝的声音，告诉他应该兼并菲律宾。
无论是通过收购、强占还是战争，民间的企盼和官方决策都高度一致，美国民族的最终指向都是努力扩大领土。从与英国签订和约获得独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00年时间里，美国的幅员扩大了近4倍，成为世界上领土最广袤的国家之一。
枪杆子打出的新国家
战争与暴力，在美国的诞生和发展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回顾盎格鲁——美洲殖民者的历史，无论是解决与原住民的矛盾还是终结欧洲宗主国的统治，最终要靠暴力解决问题。对于他们，暴力与战争是定居之本，是土地之源，是实现“天定命运”的手段，也是一种理所当然的选择。作为殖民者的后裔，美国人历来崇尚武力。他们在北美的扩张中“一点也不神圣，一点也不和平”，奉行的是一种无法无天、杀气腾腾的资本主义。这一段早期经历，给日后美国的国家行为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美国的独立战争，实质上是美洲殖民者与欧洲宗主国闹分家。隔着一个大西洋，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利益自然难以一致。更何况在以欧洲为中心的英国体系的等级序列中，北美只能被置于无足轻重的边缘地位，这无疑会与北美殖民者身上桀骜不驯的秉性与追求自由的理念产生矛盾。关于茶税的争端，只是一颗火星，深层的原因在于英国与北美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利益和理念，从而引燃了独立战争的燎原烈火。
当时欧洲国家军队的陆战战术，是把士兵排列为线式队形，组成密集的阵线进行冲锋，用相对集中的步枪火力和刺刀摧毁敌方的防线。北美军队的军事素养不足，除了少数经历过七年战争能够正规作战的大陆军，大多数为民兵，他们可以躲在丛林里面向敌人打冷枪，但真与久经战阵的英军正面交锋时，常常是一触即溃。然而，美国人是以全民总动员的方式来与英军对抗，几乎所有成年男子都编入了民兵，他们利用地形隐蔽自己，从英军的侧翼和战线的后方向他们射击。这些使用有来复线枪械的民兵，不但是头等射手，也是能够英勇顽强作战的天生战士。美国民兵机动灵活的作战，创造出了步枪时代的新战法——散兵线。所以，美国独立战争大多为小规模的冲突和战斗，很少有欧洲式的大规模会战。
对英国军队来说，这是全新的对手和全新的作战方式。在欧洲平原上颇有威力的线式队形，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显得刻板而低效，完全不适应美洲丛林地带。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对手不是从欧洲阶级社会延伸出来具有严格等级制度的军队，不是为王室荣誉和利益而战，而是一支具有“天定命运”的信念、为独立自由而战的人民武装；英国的职业化军队，第一次需要面对由武装起来的人民组成的国家军队。尽管这只是催发日后世界性军事革命的萌芽，却足以迫使英军撤出北美，承认美国的独立。
对北美殖民地的政治精英来说，与英国人的战争不仅可以实现独立的政治目标，也可以使一个虚弱的民族变得坚强起来，从而锻造出这个年轻国家的国家意志。在他们看来，如果美国缺乏强硬的军事性格，就无法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事实也的确如此，在经历了独立战争和1812年的对英战争后，美国人树立了国家观念，更看重国家荣誉，更像是具有天定命运的美国人了。
当美国殖民者像蝗虫一样穿越绵延的边境，西进移民活动带来了大规模的人类大屠杀和环境破坏。其停顿的时间，仅够用来掠夺土地并驱赶、屠杀土著居民或将其边缘化。……“把美国人视为和平主义者是个幻想；他们是而且一直是历史上最暴力的民族之一。” 注释标题 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M].路爱国，黄平，许安结，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248.
领土的扩张是殖民活动的一部分，独立后的美国政府所采取的先占先得和奖励军功的土地政策，不仅造就了一代勇于开疆拓土的牛仔，也把剽悍尚武的牛仔精神注入了美国的民族性格和美军传统。在1846年的美墨战争中，一个美军上校仅带着120名士兵以不到35人伤亡的代价占领了圣迭戈和洛杉矶。这就是所谓的圣帕斯夸尔战役，它不仅为美国赢得了面积巨大的一个州，还将美国的疆域由大西洋扩展到了太平洋。具有牛仔性格的军人，是美国军人的一种类型，人们日后还可以从潘兴、巴顿、施瓦茨科普夫的身上看到牛仔的影子。
国之大政
拥有大量领土只是一个大国，真正赋予美国力量的不仅是土地和资源，更在于公地拍卖的联邦土地政策。美国的土地拍卖与赠予政策，平衡了积聚财富的现实主义和平均地权的理想主义，不仅吸引了大量资本和欧洲移民，也激发了美国人的扩张精神和行动，扩张带来的新领土又吸引着移民源源不断地到来和迅速繁衍，这极大地提高了美国的人口密度，如此这般的相互激励，让诞生时还被看作侏儒的美国，迅速成长为世界舞台上的巨人。
在独立之初，美国政府根据《联邦法》，获得了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数千英里的土地。对一个尚未建立征税权力的政府来说，这些公地是潜在的收益来源。汉密尔顿精心设计了公地拍卖的方式，保证政府能够得到与每一块土地相关的经济租金，实现国库土地收入的最大化。获得了土地财富支持的美国政府，有意愿也有力量继续进行扩张，以获取更多的土地。
联邦政府通过承诺颁发土地许可证的法令来征募士兵，参加了美国革命战争、1812—1814年战争和墨西哥战争的老兵根据联邦法令，共得到了6 824万英亩的土地许可证。战者有其田——这是美国版的土地革命和土地战争。渴望得到土地的人们投入到可以获得土地的战争之中，而这一过程的最大得益者是美国联邦政府。到1850年时，联邦政府已经拥有12亿英亩的土地。为吸引更多的欧洲移民和促进经济发展，美国政府在1860年颁发免费赠地的《宅地法》。到20年后的1880年，美国政府手中仍然拥有9亿英亩的土地。
新大陆的广袤土地和相对均等的土地政策刺激了美国的高生育率和高移民率，这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的人口快速增加。1774年美国人口不到236万，到1820年人口达到998万，到1913年美国人口达到9 760万，为美国建国之初的近41倍。从1870年到1913年，进入美国的净移民人数为1 583万。美国是工业化国家中，最早达到亿级人口规模的国家。在联邦土地政策中，专门规定了每个镇区都要保留公共教育用地，要从公地买卖收益中建立一个用于教育的永续年金。基于这些规定，在美国逐步建立起了一个公众教育网络，为培养高质量的劳动人口创造了基础条件。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础资源，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与土地状况有关。在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之后，积极扩张的美国获得了大量空闲土地，选择了适宜的土地政策，由此形成了不同于欧洲的经济、政治制度，包括独立不羁的美国精神。美国很美，却难以效仿。主要原因就在于其他国家没有这么多土地可供廉价分配。通过扩张和在一大二空的土地基础之上，形成了自由放任的美式经济、政治和社会模式。在地少人多的国家，人民需要采取精耕细作的方式维持生计，政府也须组织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指的不仅是物产，更其有政治意涵。“美国特色”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地广人稀的自然条件和没有历史包袱的土地所有制。
美国的土地政策不仅主张“耕者有其田”，更鼓励“战者有其田”。独立战争之后，美国就有按军功授田的做法。在1846年美墨战争爆发后一年，美国推出了《军功授田法案》，这一法案把国家扩张与个人利益紧密结合，极大地鼓舞了美军的士气，对取得美墨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促进作用。能够通过战功获得土地的美军士兵，是在为自己的国家和土地而战，因而更具有战斗意志，这是处于弱势的美军可以战胜强敌的重要因素。美国的这一做法与两千年前中国秦朝商鞅的设计异曲同工。毫无疑问，联邦土地政策是美国的最大政治，正确的土地政策是导致美国迅速走向强盛的最重要原因。
土地政策对工业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同样重要。欧洲国家要推进工业化，一方面要积累资本，另一方面要获取工业化所需的土地，这就需要剥夺或赎买原属于王室、贵族、教会和其他土地拥有者的土地，意味着推进工业革命的同时将面对一场重新分配土地的惨烈的社会革命。美国之所以能够从农业社会迅速向工业社会转型，就在于美国没有欧洲的传统土地所有制的制约，政府可以把“空闲”的公地顺利地转化为发展工业所必需的资本和基础建设用地、教育用地。一个国家是否拥有空间很重要，然而，这些领土空间是否可以用于推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才是问题的真正关键。美国拥有大量土地并能顺利将其用于国家的工业化，是美国工业化进程得以迅速超越欧洲的主要因素。
认识美国的土地革命，是理解美国成功的思想钥匙。土地，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它来自争取领土主权的独立战争和早期的扩张战争——通过政治革命，美国摆脱了欧洲宗主国的控制，得到了国人赖以生存的土地；通过对印第安人的战争和扩张战争，美国获取了大量新领土；通过公地拍卖转让的政策，美国使土地实现资本化，创造出实现工业化所需的“第一桶金”。
土地是一个国家的根基，而决定国家命运的是如何分配和管理土地资源的制度。美国的独立战争，把欧洲北美殖民地的“无主之地”变成了“自主之地”。这是对欧洲封建土地制度的反叛，是一场彻底的土地革命。通过这场土地革命，使美国——政府及人民获得了一笔以大量“公地”为形态的巨大财富。汉密尔顿通过土地拍卖，为政府找到了最初的财源；而杰斐逊则主张把公地提供给农民，以建立一个以小土地农场主为基础的平等国家。联邦政府的土地政策，选择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保持平衡，它造就了数以百万计的农场主，使之成为农业时代美国社会的根基；同时，它通过政府集约化的控制和使用土地，把土地资源成功地转化为美国向工业化发展所迫切需要的资本。
联邦政府的土地政策吸引大量欧洲移民的持续流入，引导资本投入长期的基础建设，建立起让城镇和制造业得以快速成长的交通运输网络和统一大市场。在这样一片不同于欧洲的土地之上，最终建起了美式资本主义的山巅之城。
在国土上投资
美国发展的历史，是一个不断扩大基本建设投资的历史。在美国这样国土广袤的国家，要形成现代化的统一大市场，必须有能够满足发展需求的便捷的交通运输网和通信网。从独立后的第二年起，美国13个州有8个便成立了特许公司，开始修运河。运河和富尔顿的蒸汽机船对美国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运河沿岸的人口翻番，村庄变成城镇，城镇发展为繁华的城市，伊利运河促使纽约成长为西半球最大的国际化城市。
运河时代之后，是美国的铁路时代。美国从1830年开始修建铁路，到1840年时共修建了3 000英里铁路。其后，美国的铁路建设突飞猛进，到1874年已经修建了74 000英里的铁路。四通八达的铁路与运河体系，构成了美国国家的陆地运输网。与此同时，美国还铺设了5万英里的电报网。便捷的国内运输网和通信网，使美国形成了规模远超过欧洲的生产基地和统一市场。“大而空”的美国，由此变成了“大而实”的美国。
美国之所以能够进行规模远超过欧洲国家的基础建设投入，离不开联邦政府施行的土地政策。1802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规定，从出售公地的所得中留出一部分资金用于修路。联邦和州政府在支持运河和河流建设方面也付出了大量的土地资源。1850年，美国政府为推进铁路建设，将250万英亩的土地赠予伊利诺伊州中央铁路，其后又先后授予大西洋铁路和太平洋铁路4 900万英亩土地、北太平洋铁路4 200万英亩土地、联合太平洋铁路2 000万英亩土地，中央太平洋铁路1 200万英亩土地，联邦和州政府为推进国内铁路建设而授予的土地总数达到了1.8亿英亩，占到全国公共用地的10%。用土地换资本，以土地的长期收益吸引资本，是美国资本积累的成功做法。美国政府通过赠予土地、提供补助金等方式促进对铁路与运河的投资，使投资于铁路、运河的长期投资更有吸引力。美国政府再通过对增值土地征税的行为，加快了国家资本存量的形成和增长。
政府以土地作为财富杠杆积聚起大量资本，吸引它们投入修筑运河、铁路等建设中，这一土地政策促进了美国的基础建设，把美国经济连接为具有规模效应的整体，而且还培育出一批大实业家、大资本家和大银行家，这些都为美国社会向工业化的转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据统计，从1774年到1909年，美国资本存量增加了388倍。人口则增加了40倍。资本存量和人口的迅猛增长，是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美国以巨大空间为载体，集聚了丰沛的土地、自由劳动力和资本等发展现代大工业所必需的要素，成为支撑美国宏大的经济金字塔和全球影响力的基座。
美国的土地政策影响久远，在殖民地经济基础上出现的美国式大农场模式，通过资本来保持绝对地租总量不断增加，是美式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也是日后全球粮食产品走向金融化的滥觞之处，是形成稳定美元体系的粮食锚的历史根基。
第二节 全美经济一体化
在殖民地时代，美国企业多具有个人化和家庭化的特征，规模小而专业化程度低。当时，美国9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75%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不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业国，还是英国的经济附庸。拉动美国经济的增长动力，主要来自英国的棉花需求，美国的出口商品中有50%是棉花。1812年战争爆发后，在马萨诸塞州洛厄尔雇用了许多女工、拥有大厂房、使用复杂水力传输系统的纺织厂建立起来。这些棉纺企业是美国最早的现代化企业，是美国制造业开始摆脱英国的突破口。然而，真正意义上的突破，要等到全美一体化的经济体系出现之后。
资本积累的空间律
美国独立后，原来依赖英国的贸易模式不得不发生变化。美国商人努力开辟从波罗的海到中国的新市场，同时积极引进新机器和新技术，并普遍对其做了适应性的改进。在19世纪40年代蒸汽机使用之前，美国企业多为投资规模5万美元以下、雇用人数不到50人的小工厂。美国财政部在1832年的一份报告中提到，在制造业较为发达的东北部10个州，有105家企业资本在10万美元以上，其中88家是纺织公司，12家炼铁工厂，剩余的5家则为生产铁钉、火器、玻璃、盐和水力设备的企业；只有32家公司的雇员超过250人。
变化的发端，从美国基础能源的改变开始。蒸汽船在运河上的大规模使用，成为大规模使用蒸汽机及煤炭的最初尝试。美国土地及自然资源远比英国丰富，人口却相对稀少，因而需要寻求一种比英国更加节省劳动力的生产方式。美国制造业在发展中形成了更加密集使用资本，以通用部件和装配线为特征的产品标准化生产体系。这是一种不同于欧洲，也不同于英国的美国式制造业体系。美国企业积极引入非畜力驱动机器和发明新机器，并对传统设备、产业组织、生产组织方式进行改进与重组，因而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
在以电力为基础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美国建起了以蒸汽机和电力为基础能源的巨型工厂。据当时一位几乎建造了美国所有新型贝西默转炉的工程师说，美国钢铁业之所以超过英国，不只是改进了转炉和其他设备，也因为占地更多的美国工厂采取了周详的布局，在50公里厂区内，用铁路联结起70座建筑物，聚集在一起的工厂共同使用运输设施，降低基建开支的成本，形成了紧密的产业链，每个工厂都因其他工厂的存在而获益。1909年，在美国制造业工厂中，电力占初级动力的21%，到1919年占到50%，1929年时达到75%。集中供应的电力，为巨型工厂提供了基础动力，使工厂布局摆脱了自然能源条件的限制。
技术与产业、社会之间的结合，创造了美国式大生产大市场的一体化经济模式，这是美国超越欧洲的体制性优势。泰勒制和福特工厂的流水线是美国企业内部的创新，卡特尔和托拉斯则是企业外部协作的新组织方式，商标、广告、保修等是商业模式的创新，普及的教育体系和专利体系激励着技术发明，追求利润的趋向鼓励内生性的技术创新和组织变革，而大资本则在推动产业链纵向与横向的合并与整合，使各种革新组成的涓涓细流最终汇成了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洪流，形成了以标准化和可互换零件为特征的美国制造，创造出美国式的工业化模式。
许多人把美国迅速从一个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并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原因归结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却无法解释同样经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欧洲国家为何被美国超越。分析国家发展的原因，不仅要看要素，还要看结构，尤其是结构的变化。技术创新固然是重要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如何运用新技术完成对经济体系的重构与再造。美国经济后来居上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与北美大陆的特点相结合，发展出了全美一体化的大生产和大市场体系。这一重要的结构变化，形成了具有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
美国通过构建起全美一体化的大生产和大市场体系实现了对欧洲的超越，其中还隐含了资本积累由小到大的空间律。资本从意大利城邦到尼德兰联合省，到主权国家英格兰，再到洲际大国美国，资本的积累空间存在着由小到大的变化规律。这是因为，无论从资本积累还是从技术发明的过程看，狭小的主权国家的空间范围，难以为一种新的大型技术提供足够的专利保护和成长空间，类似于蒸汽机这样的体系化技术创新，只能出现在英国而难以出现在破碎化的欧洲。只有洲际国家美国，才能通过大型机械的发明与巨型经济体的结合，建立起全美一体化的生产和市场体系，成为超越欧洲的全球资本积累新中心。
需要指出的是，南北战争荡平了殖民地经济遗留的区域壁垒，推进了南北政治和社会的一体化进程，促进了全美经济和市场的一体化进程。全美一体化的模式，不仅使美国在经济规模上远远超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形成了欧洲各国难以企及的规模效应，更在于美国体制通过铁路网、运河网、电信网、电力网把从事大规模流水线生产的企业、大规模零售商、广告公司、连锁店等销售机构甚至是培养新生劳动力的教育机构联结为一体，实现了交易成本的内部化。这种社会化大生产与大市场体制，是比生产成本内部化的英国体制更加节约、更加高效、更具有竞争力的体制。
作为一个大国，美国的体量只是其拥有规模优势的基础，而由全美一体化经济模式产生的体系化竞争力，才是美国与欧洲和英国经济对比中质的差别。美国通过社会化大生产和大销售的体制，实现了全国范围的同步化协同生产，这种把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生产创新、销售模式创新和教育创新融为一体的体系化创新，能够产生比单纯技术创新要强大许多的体系能力。这是美国迅速超越英国并开始引领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关键所在。
从美国独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175倍，平均每年以3.9%的速度增长；同时期领先欧洲的英国，每年的增长率却为2.2%，长期速度差的结果是，英国从一个超过美国3倍的经济体，变成了只占美国经济总量41%的国家。
拥有一体化经济模式的美国，并非独立于英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外，而是其中最具竞争力的一个部分。跨大西洋航海运输、海底电报网和金本位制把美国与欧洲的经济连接为一体，形成了一体化的金融市场。欧洲资本大量流入美国，促进了美国的基础建设和工业化，使美国具有了超越英国的能力，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新的引领者。
铁路改变了美国
大规模的铁路建设，是美国经济和国家面貌变化的新开端。19世纪初的英国发明铁路后，美国立即引进了这项革命性的交通运输技术。1830年，美国第一条从巴尔的摩至俄亥俄的铁路通车，由此揭开了铁路时代的帷幕。1869年5月，第一条贯通北美大陆的铁路接轨通车。此后20年，共有5条横贯美国大陆、总长超过10万英里的铁路建成。从这5条铁路干线上延伸出无数条支线，深入美国西部腹地的每一个角落，对美国西部开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美国铁路建设不仅提供了新的高效的运输体系，也提供了新的企业组织方式。作为美国最初的大企业，铁路公司给美国的经济组织提供了大规模生产、运营的样板。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至少有15个铁路公司拥有500万美元以上的固定资产，雇有从事不同工作的4 000名员工，投资规模达到数千万美元，规模和复杂程度都远远超过纺织企业。
管理大规模企业的需求，迫使铁路公司的高管成为探索现代管理模式的先驱。铁路公司设计了组织管理模式，详细划分了权、责和信息沟通渠道，采取了标准时间、标准轨距，使用标准化的命令和通知，以管理和控制标准化的设备和信息；铁路公司还率先采取了现代成本会计制度。由于采取了具有规模经济的标准化、专业化生产与运营方式，铁路公司在19世纪后半期的经济效率要高于任何其他经济部门。到1910年，美国的铁路货运成本较1849年要低80%，客运成本也降低了50%。整个美国经济被铁路网联系在一起，可以进行社会化的大生产和大销售。
美国的经济地理，被铁路这种快速、定期、全天候的新运输体系所重构，原本为广袤领土所分割的区域市场被整合为全美大市场，因而成为高度一体化的统一经济体。铁路的发展和普及推进了美国制造业和农业的规模化，促成了产业革命，也推动美国进入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从1860年至1900年，美国城市人口从19.8%上升到39.6%，城市数量也从67个增加到318个，在全国构成了大中小各类城市组成的城市体系。铁路这一合适的新技术，把美国巨大空间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可以说，是铁路真正使美国成为横跨两洋的世界大国。
不可忽视的还有铁路带来的重大社会效益。在南北战争时，美国已拥有3万英里的铁路，正在将众多的地方市场连接为一个日益统一的全国市场。这种紧密经济联系产生的政治效应，衍生出了坚持国家统一的观念，并由此产生了南北战争中坚定的国家统一派。
英国的铁路由于受到小工业主所有制的限制，全国有200种不同的轴箱，铁路车辆有40种不同类型的手刹车。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有70种不同的发电站、50种供电系统、24种电压和10种频率，难以实现标准化运行。在小工业主体制的制约下，无论是铁路还是电力系统都只是能够提高效率的技术创新，而没有像在美国那样发展成为重组企业、重构市场、重新布局城镇甚至改变国家经济地理、重组社会的全局性创新。
尤其重要的是，美国铁路修建等基础设施建设培育了美国式的金融市场。修铁路、通运河、建电网需要大笔资金，这促使了专业化投资银行公司在美国出现，也导致了金融市场在华尔街的集中和机构化。在投资于铁路的资金中，有70%来自金融市场，这促成了证券买卖、转让等金融模式的形成，也产生了买空、卖空以及抵押购买等投机交易模式。在铁路时代，美国公司融资的主要金融工具就发展成形了。1880年，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一共有103只股票，其中有73只是铁路公司股票，占全部股票的70%；1890年，在纽交所交易的股票为118只，铁路公司为90家，占到了全部股票的76%。美国的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促进了对铁路和实业的投资，减少了交易成本，增加了总收益，对制造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巨额资本进入铁路的建设和运营，带来了金钱，也让银行家进入了董事会，这增加了金融家在铁路高层的影响力，也推进了铁路公司的兼并重组。到19世纪90年代末期，25家大型铁路公司控制了全美2/3的铁路里程。在铁路融资中获得高额回报的银行家，又转向为电报、钢铁和其他大型制造企业等提供产业融资，可以说，金融资本是美国一体化经济模式的推动力量。
在金融资本的推动下，铁路和电报等技术提供的快速、规范、大规模的运输和通信系统，扩展了美国商品和服务市场，促进了现代大规模生产和销售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销售结合的一体化企业的出现。
大政府促进工业化
1791年，汉密尔顿向众议院提交了《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其中指出：“不仅仅是财富，而且一国的独立与安全也和制造业的繁荣有着重要的联系。每一个着眼于那些重大目标的民族，均应努力拥有民族自给的一切要素。”工业基础对国家未来至关重要的认识，从美国独立之始，就成为国家精英的共识。
当时的美国各州拥有很大的自主权，经济模式也存在很大差异。在内战前20年里，北部逐步发展起工业化的经济，因此需要通过关税保护幼小企业和内部市场，制成品关税达到40%；而南方主要是产棉区，更多依赖奴隶劳动和对欧洲的贸易，英国棉纺织业所需的原棉3/4来自美国南方，美国联邦政府颁布的关税法被南方人视为可恶的对象。北方的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与南方种植园主经济模式的差异，蕴含着政治和观念上的彼此对立。
北方获得了南北战争的胜利，意味着工业化道路的胜利。战前的美国，被英国人称为“乔纳森表弟的大农场”。战后美国开始了快速的工业化，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工业国家。这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有政府的推动。在美国，“大政府先于大商业的出现”，而美国内战则是形成强有力政府的重要推动力。
美国政府在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除了政府采取的土地政策对一体化经济带来的奠基性作用外，美国政府还通过制定法规、关税制度来影响经济活动和长期趋向。为促进美国工业化，政府通过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实行金本位制度和对工业采取关税保护等三大政策来推进工业化进程，还采取进口管制、吸引外来移民、限制建立工会为企业发展提供更有利的环境；通过加强专利法来推进发明和创新；国会则通过关税法来帮助制造业的发展，还通过《谢尔曼法》对商业垄断行为进行有效限制，控制一体化的企业对市场形成过度的垄断。
有学者指出，打破州际边界建立统一的美国市场，完全是由最高法院一手制造的政治后果；而法官是由总统挑选并经过参议员们认可的。在推动美国工业化发展包括美国式一体化经济体系建立的过程中，既有资本寻利的本能，也有美国人和政府建设世界强国的抱负和政治选择，它是市场机制与政府行为互动的产物。
铁路、电力、流水线或标准化等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的工业化进程，也促进了美国资本的集中度。到19世纪末，美国经济形成了以超级大企业为中心、小企业为外围的经济结构，“中心”企业不断向产业链两端推进，通过一体化活动垄断市场。到1898年，17%的国民收入来自“垄断产业”，最大四家企业的产出至少占整个行业的一半。这种高度垄断的工业化模式不仅改变了工厂内部的组织方式，也重新塑造了美国甚至是美国人。早在殖民地时期，北美人口数量的增长就是英国人口增长的15倍。与英国比较，美国人的出生率、受教育程度、营养水平甚至平均身高都要比英国更高。现代大工业社会需要也创造出了更充沛、更出色的劳动力资源，这是美国超越英国与欧洲的重要因素。
巨型工厂导致大量劳动力的聚集，由此催生了新的城市，甚至是城市绵延带。铁路和公路两侧铺开着几十公里或数百公里的城市群区域，被称为煤团块、焦炭城、工业村和汽车城的城市发展史，成为美国现代社会的缩影。欧洲的社会等级关系在美国被彻底割断，移民的文化传统被美国旷野文化和城市化的粉碎机重新研磨、筛选，创造出了更适应美国生存环境的文化。信奉新教、崇尚自由平等的美国人与具有封建等级文化传统的欧洲人相比，较容易摆脱家族血缘和民族传统的影响，更易于形成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工厂化、商业化的人际关系。高度城市化的美国社会，也更容易受到金钱关系的支配，资本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力更大，资本塑造制度的能力更强。由货币和资本而派生的社会关系——币缘对政治影响力越发显著。
美国式资本主义体系，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不仅在向美国社会领域蔓延，也在向全球范围扩散。美国不仅要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也努力成为全球政治中心，美国的经济垄断趋势演变为对世界权力的控制。美国的资本家通过对政府的影响力，把资本的持续积累变成美国的国家行为。这让美国资本的全球扩张表现出锐不可当的力量与气势，有力地推动了美国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构建。
然而，这一特点也导致在美国体系内埋下过度扩张的暗疾，使资本主义的美国周期从来没有过维多利亚时代“百年和平”的优雅时光，而总是不断陷入一连串的全球竞争、冲突与战争中。
军工的烙印
美国人对军事装备发明的热忱，如同他们在工业技术领域的表现一样高昂。北美人力资源匮乏和从没有受到欧洲军事贵族传统的束缚，是推动美国军事装备创新的基础性因素。机器时代的来临，为美国军事装备的持续创新提供了科学和技术的动力。在每一场现代战争中，都可以发现由美国人发明的新武器和新装备。用技术创新解决战场难题，是美军的重要传统。
蒸汽时代爆发的一次大战是美国的南北战争，它是一场具有无限目标特征的工业化战争。对已经工业化的北方来说，他们要求农场主经济的南方必须无条件投降，放弃原有的生活方式，接受北方所宣示的现代性道路。而南方追求的是蓄奴制的自由扩张，在他们看来，在北方的遏制下南方难以发展，为了保持自己的文明，只能脱离联邦。在蓄奴与废奴的表面分歧背后，是地区利益和国家道路之争，复杂的战争目标使南北战争从有限目标的交战，发展成为一场追求完全征服的总体战。双方将工业革命创造出的一切军事发展应用于实践，这使得美国南北战争成为战争史的全新一章。使用极端残忍和恐怖手段、用占据优势的工业化暴力摧毁对方、追求绝对胜利目标，这些做法成为美式战争的重要特征。
军事工业是进行战争的基础，也是战争利润的主要来源。在南北战争爆发前，纺织业曾经是美国所有产业中附加值最高的产业；到1880年，军火产业超过纺织业，成为增殖最多的产业部门。
耗费巨大的工业化战争，迫使政府必须通过融资和举债来筹措经费。美国债券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战争债。1865年，联邦政府的开支是战前的20多倍，总负债为40多倍；南方的财政状况要比北方更加糟糕，仅物价就上涨了92倍。战争的副产品是联邦政府权力的急剧膨胀，为支持战争，林肯政府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创立国内税务局征税、管理联邦税收、建立联邦政府特许的银行体系、大量增发货币的政府。南北战争，改变了美国政府和社会。
美国巨大的工业能力，对美国军队的作战方式产生着重大影响。与资源相对匮乏的欧洲国家不同，美军作战总要投入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挥舞远比对手更大的棒子，以弥补因缺少军事历史经验导致的军事思想的贫乏与军事技巧的不足。美军将领多是实力派军人，与注意节约资源、主张间接路线的科贝特、利德尔·哈特等英国军事思想家有很大的区别，更不要说与注重探究战争艺术、总结战争规律的约米尼、克劳塞维茨和富勒相比了。美军作战的特征是，使用大锤来敲打被视为钉子的对手。这种把工业力量在战场上用到极致的作战方式，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达到了巅峰，最终却导致为支付越南战争的费用而让美元汇率浮动。
第三节 美国世纪的春天
在欧洲主导的全球等级序列中，北美殖民地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独立后的美国经历了长达百年的发展，才站到了欧洲中心的门槛边上。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欧洲中心的均势体系，使英国治下的和平难以为继。在德国崛起的压力下，英法被迫引入域外的美国来恢复秩序，这意味着延续了400年的“欧洲中心”世界体系，开始转向“跨大西洋中心”的时代，就此揭开了美国世纪的帷幕。
债务国变债权国
曾经弱小的美国在立国之初，采取的是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华盛顿在1796年致全国人民的《告别辞》中提出：“我们真正的政策，是避免同任何外国订立永久同盟”；如果美国“卷进欧洲事务，与他们的政治兴衰人为地联系在一起，或与他们友好而结成同盟，或与他们敌对而发生冲突”，都是“不明智的”。这体现了美国应与欧洲隔绝的传统，也是审时度势的结果。美国的外交政策，需要在摆脱英国统治和抑制法国革命扩散之间取得平衡，避免在已经处于战争中的英法之间选边站而损害美国利益。
早期的美国因弱小而恐惧，因恐惧而产生了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美国的恐惧，不仅是对自身虚弱和危险环境的本能反应，也来自对美国“伟大使命”的敬畏。就像汉密尔顿所说的那样，“美国是伟大国家的胚胎”。为了美国的成长，需要提供安全而有尊严的环境。对华盛顿、汉密尔顿等人来说，美国需要有20年以上的和平期来发展经济。美国的孤立主义从来不是隐居的低调，而是带有国家扩张梦想的策略——一种美国式的“韬光养晦”。敏感的梅特涅从门罗总统放弃卷入欧洲事务的国情咨文里，读出了要改变欧洲的意涵和近乎傲慢的自信。李普曼说得更清楚，门罗主义不是孤立主义，它是美国和英国为维持力量的均势而达成的默契。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没有欧洲的传统王室、贵族、教会等大小土地所有者，因而能够实行比欧洲更为彻底的资本主义，培育更加纯粹的资本主义精神和生活方式。正因为如此，美国的抱负比欧洲人所能想象的更加远大。早在南北战争之前，以亨利·凯利（Henry Carey）等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美国学派就提出，美国的目标是创造不亚于欧洲的新文明——一种以高工资为先决条件追求更高劳动生产率的文明。美国将是一个富足社会，而不是一个文化与政治原则建立于稀缺现象之上的社会。“二战”时期，罗斯福提出了著名的“免于匮乏”的口号，这实际上是对美国前辈先声的呼应，也是站在资本主义文明巅峰上的美国向世界推广新式文明的期许。
无论抱负有多么强烈，19世纪的美国还处于欧洲中心体系的边陲。从1790年到1896年，英国等欧洲国家的资本在美国大量投资，作为净债务国，美国在国际上一直受到欧洲资本的控制。马克思曾经指出：“荷兰在1701—1776年的主要业务之一就是贷放巨额资本，特别是贷给它的强大竞争者英国。现在英国和美国之间也在发生类似的情形。今天出现在美国的许多身世不明的资本，在昨天还是英国资本化的儿童血液”。
变化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先是美国的工业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超过了英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的领头羊。再就是美国在1897年变成了资本净输出国，成为国际上的主要债权国之一，同时也成为国际贸易的净顺差国。到20世纪初，美国的经济规模超过英、法、德三国之和。美国的崛起，改变了大西洋两岸的力量格局；美国和俄罗斯等边缘地带的经济发展，挤压了中心地区的生存空间，瓦解了欧陆上脆弱的俾斯麦体系，使得在欧洲形成了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对立的阵营。
在美国人眼里，欧洲的帝国竞争源于王室互不相容的野心和土地贵族的游手好闲，他们阻碍了欧洲社会的发展进程，无法创造足以支持自身工业发展的国内市场。因此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迟迟不愿参战，而是选择中立并为参战双方提供资金。直到美国银行家和出口商深陷对英国及其盟国的贷款泥淖，美国才被迫以“伙伴”而不是盟国的身份参加了战争。美国明确表示，向欧洲提供贷款是商业性行为，而不是为共同事业的贡献。为了购买美国的武器，英国在战争中共出售了在美国70％的投资，欧洲交战国把40亿美元的美国铁路和其他债券卖给了美国人。大量黄金从欧洲流向美国，世界40％的黄金储备掌握在美国手里。美国在帮助英法取得战争胜利的同时，发了一笔丰厚的战争之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国的国债只有7亿英镑，而到战争结束时，英国的国债达到75亿英镑，国债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28%，英镑纸币的流通量也膨胀了12倍。欧洲各参战国在“一战”中共付出了2 090亿美元的直接代价，这是欧洲无法承受的非生产性资源消耗。“一战”之后，欧洲国家欠美国政府的债务达到了120亿美元，美国从欧洲的长期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美国与欧洲的权力关系，就此发生逆转。
权力的债务杠杆
债权债务是基于货币的社会关系，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币缘。在私人债务中，就隐含着权力的因素；而国家债务不仅左右着国际经济关系，还具有改变国际政治格局的能力。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来说，借贷是资本增殖的一种主要方式。没有借贷就没有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体系本身就是巨大的借贷工具。保护借贷的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体系持续运行的基本保障。
战争是资本主义时代最需要借贷的活动，国家的债务大多源于战争。国家与公司一样，能否在资本主义时代生存下去，很大程度取决于能否贷到钱和以多高的利率实现借贷，其中的关键，在于国家信用的高低。
在欧洲主导的世界体系中，战争融资主要靠税收和国债筹集。发行公债的能力是国家战争能力的重要部分。在决定英法霸权归属的拿破仑战争中，英国的国债公信力更高，因此可以用更低的利息筹集更多的钱，这是组建反法联盟，打败法国的重要条件。大规模的战争常常会改变世界金融中心的命运，“一战”给伦敦金融城造成了惨重的损失，极大打击了它在国际市场上进行融资的能力。
美国资本把介入欧洲的战争，当作实现增殖目标的一种投资。战争的最终成本会由战败国或战胜国来承担，而美国对于战争的投资却总能获得丰厚的回报。对这一点，美国金融家领悟得很早。在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J.S.摩根公司的欧洲商业银行就借给了法国5 000万美元的贷款。这在当时是一笔极大的借款。然而，与以后美国战争贷款的盛宴相比，这只是一道开胃菜——美国实际上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主要资金提供方。
向欧洲放债，是美国金融资本全球扩张的第一步。道威斯计划不仅表现了美国对欧洲金融界的兴趣，也是美国试图左右欧洲政治的一次尝试。“一战”后的战争债务之所以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主要是因为支持战争的资金性质起了变化。以往在欧洲国家间爆发战争时，作为“隔岸平衡手”的英国，总是会坚定不移地向反对欧陆霸权的国家提供财政援助，这种援助确保了盟国的忠诚和恢复均势体系的成效，从而也保证英国从整个体系中获得最多的收益。美国并不能从英国主导的体系中获取最大收益，只能通过提供物资和借贷发“战争财”。美国提供的是战争贷款，而不是财政援助。支付欧战的方式已经从英国的财政援助变为美国的贷款，由此改变了欧洲战争的最终受益方。战败者固然损失惨重，战胜者也面临破产，只有为战争提供资金的美国，才是真正的获益者。
欧美国家间债权债务的博弈，开始超出经济范畴，成为国际政治权力的角逐。这种围绕债务的币缘政治争夺，是国际政治领域中的一种新现象。美国作为欧洲体系边缘地带的国家，由于握有债权，因而试图凌驾于欧洲的战胜国和战败国之上，把债权变成支配权。
从表面看，战争债务是欧洲国家争夺权力过程的暂时性“透支”，而实质是欧洲向世界过度扩张和恶性竞争模式的破产。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美欧力量对比的分水岭，关键标志是欧洲欠下了美国的巨额战争债务。英国等欧洲国家，希望通过美国放弃债权、英法也放弃德国赔偿来斩断债务链，为欧洲经济复苏创造条件。这一延续欧洲体系的设想，不仅直接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利益，也破坏了美国希望支配欧洲的长远战略。对此，美国人自然极力反对。
在资本主义时代，国家债务所抵押的是国家信用。失去信用的国家将无法再从全球体系中获取资源和资本，不但不能引领世界，还将沦为被他国鄙夷的失败国家。对英国来说，如果失去信用，非但不能再获得美国对其恢复经济的资金支持，还可能在未来发生的战争中无法得到贷款，甚至把美国推向敌国的阵营。为此，英国只能在承认美国债权的前提下软磨硬泡，且拖且退。1922年8月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发表声明，试图用采取假装破产的方式迫使美国取消战债。英国的小聪明，更加刺激了美国的敌视。
在美国人看来，债权债务不仅涉及经济和道义，还体现着权力关系。美国人已经明白，战争债务不仅是改变国际货币权力的杠杆，也是撬动原有国际政治格局的杠杆。债权要转变为权力，需要债主有施加压力的手段。美国之所以坚持要求归还“战债”，主要不是出于吝啬，而是要根据债务关系重新确定世界经济秩序中的主仆地位，也就是要解决在今后的世界上，由谁来说了算的问题。世界权力由英国向美国的转移，不仅因为英国欠下了对美国的债务，更在于美国把债权变为权力运作的工具。
罗斯福的币缘战略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国力大伤，已无力稳定世界市场和英镑体系，也不愿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提供安全保障和必要的秩序。这导致战后的世界分裂为英镑、法郎、美元、日元和卢布等多个商贸和货币集团，意大利、日本和德国都在觊觎英国的霸主地位。而美国还只是英国全球地位的潜在竞争者之一。
美国能够后来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债权杠杆，对欧洲展开了债权与炮舰联合、政府与银行家合作的“金元外交”。1922年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宣布，政府拒绝减少战债，反对战债与赔款挂钩，战债不应与欧洲财政、货币问题挂钩；禁止美国资本向不履行债务的私人和政府贷款。美国的行动尽管给英国带来巨大的压力，却并没有立即收获实际的战略收益。
如何把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具有的决定性影响转化为全球领导权，这是罗斯福总统1933年上任时的主要战略目标。与他的前任胡佛不同，罗斯福深知面对具有统治世界百年经验的英国和仍然占到全球贸易量一半的英联邦，美国要想获得全球主导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有通过与英国进行长期而坚韧的博弈，才能让英国人明白向美国交权是最佳选择。
了解罗斯福的人很清楚，这位总统未必能够通过普通大学生所要求的初级政治经济学考试。在充斥浪漫国际主义思潮的当时，罗斯福对经济学知识的匮乏却成为一个独特的优势——他没有被灌输国际主义正统理念，因而能够从美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出发去处理危机。罗斯福选择的是国内优先的实用主义，丝毫不顾及国际主义的虚名。不从理念出发而是依从实际局势研判的罗斯福发现，美元贬值创造出的购买力，正在推动美国经济的复苏，世界经济推动力正在从贸易转向金融。
罗斯福及时把握了这一新趋势，通过采取美元贬值的金融杠杆让美国经济转好，同时顺手瓦解了英国苦心搭建的贸易壁垒，使在世界贸易份额中不如英联邦的美国获得了对世界经济的主导权。担心受到国际主义观念影响的美国官员不明白其中的奥妙，罗斯福特意嘱咐参加伦敦经济会议的美国代表团，要像避开瘟疫一样避开稳定货币的话题。他上台后的第一项举措，就是宣布美元脱离金本位制；接着他给伦敦世界经济会议发出了历史上著名的“炸弹电报”，拒绝了英法稳定货币的方案，打响了英美货币竞相贬值的国际货币战。随后，罗斯福又宣布用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黄金，为日后美国控制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权奠定了基础。而这只是美国世纪的序曲。
大剧正式开场的第一幕，是美国对曾经的霸主英国逼债。1934年4月，美国国会全票通过了《约翰逊战债法案》，经罗斯福总统签署后成为美国法律。法案强调债务国道义责任的“神圣性”，禁止与不按期向美国还债的国家进行财务往来，禁止向欧洲贷款，也禁止出售或购买欧洲国家发行的债券、股票。一个月后，美国把英国列入“欠债不还”国家的名单，实际上这是在宣布英国已经“破产”。一个破产的国家无法领导世界，美国用此举敲响了英国体系的丧钟。
“债务违约者”是崇尚金融道德的英国人不愿意接受的帽子，因为无论从荣誉、道义还是利益衡量，这都是英国难以承受之重。被欧洲人称为“夏洛克大叔”的美国，把英国与欧洲推到要么还钱，要么交出领导权的尴尬境地。
对美国来说，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为了吞下这个帝国必须首先分解它。利用战争债务迫使英国吐出胜利果实，同时扶持德国重新成为英国的对手，是美国击垮大英帝国的主要杀着。美国推出借钱给德国的“道威斯计划”，就是要从德国这个欧洲工业王国的土地上赶走任何一个欧洲的银行家。美国人很清楚，控制欧洲的金融体系是控制欧洲的关键，而战争债务是掌控这一切的杠杆。
“一战”之后，战债改变了美国与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之间的权力地位。基于战债的币缘政治权力，成为直接影响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秩序走向的关键因素。美国运用币缘所具有的强制力量，逼迫英法偿还战争借贷，英法再向德国索要战争赔款，这一债务链扼杀了欧洲经济复苏的长期前景，也阻断了英国体系走向复兴的可能。
在美国逼债和大萧条的双重冲击下，英国被迫放弃金本位，宣布英镑不再按固定汇率兑换黄金，同时禁止黄金出口。有40个国家跟随英国放弃或实质性脱离金本位制，并开始实行外汇管制。放弃金本位制虽然使英国的经济状况得到了一定的好转，却撼动了英国体系的根本。尽管美国逼债的行为被称为严重的政治侵略，然而美国并没有使用暴力，只是用战债的杠杆，一点点撬起大英帝国的根基，为美国的世纪大剧走向高潮做好必要的铺垫。
不愿束手就擒的英国，推出“帝国特惠制”，希望通过双边贸易协定保护自身利益。在英国人看来，美国需要开放竞争的自由贸易，因为只有美国生产商才能经受得起19世纪式的自由放任，处于弱势的英国则需要保护和贸易限制。英国很清楚，它所面对的竞争对手不是某个欧陆国家，而是比所有欧陆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庞大的美国，拥抱保护主义既是英国经济羸弱的体现，也是英国争取自保的无奈之举。历来坚持自由贸易的英国，终于走到需要保护主义的壁垒来守护自身利益的地步。美国则坚持，未来的世界贸易应该奉行多边主义的自由贸易。经过6年的艰苦谈判，两国在1938年11月签订了很大程度上是政治产品的《美英互惠贸易条约》，迫使英国在“二战”之前默认了美国在自由世界的领袖地位。
与历史上所有权力的转移一样，美英之间权力转移是一个充满着算计与角力的过程。美国人之所以没有直接对英国使用暴力，是因为通过拉紧战争债务的绳索就足以让英国交出世界的权杖，这是比用战争推动权力转移更加高效低耗的方式。在《美英互惠贸易条约》签署后，《时代》和《生活》杂志的出版商亨利·鲁西宣称，20世纪，是美国作为出类拔萃的大国领导世界的“美国世纪”。美国的一举一动，已经对欧洲和世界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美国用单方面的举动表明，不管欧洲接受还是不接受，美国都已经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主导者。
美国与英国博弈的副产品，是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了与凡尔赛体系对应的华盛顿体系。相对于欧洲老牌殖民国家，美国在太平洋是一个迟到者，最初只能通过“门户开放”政策争取分享利益。出于对英日同盟的忌惮，美国对日本的扩张曾经采取了退避三舍的策略。在美日议定的《塔夫脱—桂太郎协定》、《罗脱—高平协定》、《蓝辛—石井协定》中，羽翼未丰的美国对日本做出了多次让步，承认日本在朝鲜、中国具有的特殊利益。“一战”之后，美国利用战债问题逼迫英国解散英日同盟，扫除了美国控制太平洋地区的主要障碍。英国则把英日同盟作为“弃子”，试图换取美国在战债问题的让步。以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签订《九国公约》为标志，美国开始在太平洋地区获得对日本的优势地位。
在美国人那里，战债杠杆像是孙悟空手中小大由之的金箍棒，它帮助美国扫除了称霸路上的障碍，使美国能够把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区尽揽于怀，搭建起属于美国世纪的大舞台，并开始登台演出。
第四节 美国的盛夏
现代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产物，也是一个融合了空间与时间的概念。体系的每一个不同周期，意味着在一定时期里、在世界范围内居主导地位的权力发生了改变。英国周期向美国周期的转变就是一次权力的转移。就每个周期而言，可以细分为霸权崛起、霸权胜利、霸权成熟和霸权衰落等不同的发展阶段，这是资本帝国内部的四季转换。美国周期也是如此。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其后的20年是美国霸权崛起的春天，那么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美国周期就进入了热浪翻腾的夏季。
产业资本的美国巅峰
美国周期的夏季与荷兰、英国周期的夏季一样，都是实业特别是制造业大发展的时期。只是造船业是靠海的荷兰、纺织业是英国产业链的源头，而在美国，却是汽车业拉动了这个大陆型国家工业的快速发展。在汽车业发展中，贡献最大的是，通过简单化实现大规模生产的“福特主义”。1900年，美国登记在册的汽车有8 000辆，产值500万美元，汽车行业排在所有行业的第17位。由于采用了福特公司的装配线技术，到1923年，美国汽车产量达到360万辆；汽车行业在1925年排在了各行业之首。汽车工业带动了机械工业、钢铁、橡胶、玻璃、油漆、铝、镍、石墨、电器设备、内燃机、塑料、石化等多种产业的发展。不仅如此，汽车工业还改变了美国的陆运模式，扩大了城市的郊区，加快了生活的节奏，也促进了高速公路、白色家电业、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可以说重新塑造了美国人的居住、购物、社交、娱乐等社会生活方式。
与汽车工业同样对美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的还有化学工业、电器工业、航空工业等重要产业。推动化学工业发展的重要动力来自战争，因为化工与炸药、弹药的制造密切相关，美国政府甚至动用了一项耗资巨大的国家应急计划，以推动化学制造技术的发展。石化工业、合成橡胶、合成纤维也在战时目标下进行了紧急的资源动用，因而都在战争期间取得了重大突破。合成化学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化肥、除草剂、杀虫剂的研发和使用，这奠定了美国作为世界最大商品粮提供商的地位，也为因战争而陷入饥馑的世界提供了最重要的商品。
在1940年美国的橡胶市场上，天然橡胶的份额占99.6%，合成橡胶占0.4%。日本军队对东南亚天然橡胶园的破坏，迫使美国政府投入7亿美元发展合成橡胶生产。到1945年，美国市场上合成橡胶的比例就上升到85%。所谓第二次世界大战，实质上是德意日与英法美两类资本集团在争夺全球霸权。决定霸权归属的基础，则在于这些国家集团产业能力的高低和运用国际资本的能力。
暴力的基础是物质，产业能力是霸权的真正根基。在要么彻底胜利、要么无条件投降的帝国主义时代大战中，全赢或全输的结局往往把战争双方都拖入精疲力竭的境地。谁具有将战争进行下去的力量，谁就能赢得战争；而谁想拥有全球霸权，就需要有重建世界的能力。依靠两洋隔绝的地利，拥有未被破坏的产业能力，是美国成为两次世界大战最终赢家的物质基础。
利益驱使下的美国军工集团，因时常鼓动战争而广被诟病。为了洗脱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商人”的恶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军事工业集团通过政客与媒体把自己塑造为“民主兵工厂”。到“二战”结束时，美国的生产总值占到世界的40%，钢铁产业和整个工业产值占世界的一半。在美国强大工业能力的基础上，形成了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为美国获取世界性的霸权创造了重要条件。1945年以后出现的电子技术革命，使战后美国经济出现了三个新兴产业——电子计算机、半导体部件和软件技术，并由此促进了通信、银行、航空、运输等成熟产业的运营方式和技术的创新。
1950年，在由杜鲁门批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中，确认了美国拥有“占优势的总力量”。他踌躇满志地说，美国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家。再持续1 000年，这个国家仍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这就是美国周期的盛夏——美国拥有世界最强大的生产能力和军事力量，美国主导了几乎整个世界体系。这也是产业资本占据领导地位的时代，以至于出身将军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心怀忌惮，专门提出要保持对“军事—工业复合体”的警惕，防止其对美国政治过度干预，左右美国对内和对外政策。
制定全球秩序
“二战”爆发后，英国急于得到美国的支持。昔日霸主像一支被不断挤压的牙膏，被迫一点点地吐出了大英帝国压箱底的资产——从黄金储备到军事基地，以换取美国以“租借法案”为名提供的援助。
只有凯恩斯等人还在苦心孤诣地设计战后秩序，想在战后为英国争取与美国“共同的特殊地位”。而美国人则在一步步利用“租借法案”不断地逼迫英国做出让步，以消灭那个有可能在战后格局中成为美国对手的大英帝国。因此，“租借法案”除了帮助英国完成击退德国人入侵的任务外，没有提供任何额外的行动空间。
罗斯福不是威尔逊，他不会让美国在世界牌局上再出现“一战”之后的冒叫。在大战刚刚打响之时，罗斯福就组织起跨政府部门的重建委员会，与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外交政策委员会等智库一道，开始设计完全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
在美国设计的秩序中，包括组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国际联盟和安全理事会等组织，也包括确定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金汇兑制。在战后国际秩序的设计中，美国国内政治生态是一个重要因素。在文本起草和谈判中，美国国会的态度成为压服其他国家代表的一个理由——谁也不愿意再次重蹈“一战”后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加入“国联”的覆辙。国内政治是国际秩序的建构过程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若运用得当则是迫使他国就范的工具。美国执政者在两次大战间对国内政治拿捏程度的变化，体现了一个大国由青涩变成熟的过程。
“二战”后的美国已大棒在手，因此没有必要再采取“一战”后的逼债战略，而是改弦更张，推出了无偿援助战后重建的“马歇尔计划”。美国人心里清楚，既然战争已经彻底摧毁了由欧洲主导的世界秩序，那么它要做的就是在废墟上重建美国秩序的大厦——破坏既已完成，现在就需要建设了。
通过“马歇尔计划”，美国进一步扫平了欧洲国家屹立了数百年的市场城堡，把除苏联控制区以外的欧洲都纳入美国主导的大西洋经济圈。到1951年，所有欧洲共同市场国家（OEEC）的工业产量都超过了战争时期的最高值。然而，它们之间所进行的国际贸易，都必须依赖于美元——这是美元主导下的复兴。即使是苏联主导的经互会组织，若要与世界经济体的其他部分进行贸易或投资活动，也离不开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硬通货——美元。美元从此替代黄金成为控制全球交换的权杖。
为了除掉欧洲列强在世界各地残存的殖民地壁垒，美国通过推进“全球非殖民化”运动，最终形成了以美国为核心的一体化大市场。“马歇尔计划”促进了欧洲共同市场的发展，创造了能够消化美国剩余产能的欧洲市场，并为美国资本的全球扩张扫除了国际政治和经济的障碍。从此，美国可以通过美元体系对全球经济进行符合美国利益的整合，而国际政治也被笼罩在美元体系的影响力之下，开启了美式全球化狂飙突进的第一个黄金20年。
第五节 流金岁月的秋季
尽管谁都知道，任何新技术的物化过程都需要资本的推进。但在大萧条中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禁止商业银行从事投资银行业务，使金融资本受到种种限制，只能更多地在服务于实业发展中获得利润。在华尔街的头上，一直戴着政府法令的紧箍咒。美国政府通过谨慎的货币政策保持着预算平衡，这些法令政策与固定汇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一道，使美国经济在战后20年一直保持低通货膨胀率和持续增长。
美元的霸权
20世纪30年代，各国货币以邻为壑的竞相贬值，被普遍视作引发大萧条的诱因。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美英政府就联手战后经济秩序的重构，而设计国际货币新体系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在珍珠港事件以前，美国的政治精英就对“美国在当前的战争和将来的世界秩序中的利益”进行过深入探讨并形成共识，这就是向战后的世界贡献美元，使世界能够向美国购买产品以实现美国的充分就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44个国家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国家公园签署了有关文件，从法律上确认了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诞生。尽管英国在1945年争取到一笔美国援助后，才将之交付议会批准。但这已无法改变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目标，就是确保在美元永久取代英镑在全球贸易、金融和储备货币地位的基础上，构建起美国主导世界的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意味着世界金融市场美元化的开始，是美国登上世界权力巅峰的标志。作为美国世纪大厦的穹顶，它的顺利完工，一半靠实力，一半靠设计以及将两者融为一体的精心施工。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是美国把能力变成权力的制度化过程。美国通过制度安排，使工农业劳动生产率不如美国的其他国家必须开放国内市场，不许以关税和货币政策来弥补劣势。同时，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与黄金直接挂钩的美元在国际货币中独一无二的地位。美国在设计新的货币体系的时候，也设想了其他国家可能产生的预期反应，一方面强力约束，另一方面提供奖励——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为确保战后的固定汇率制度和黄金纪律，而成立世界银行则是为参与者提供经济激励。这种“美国霸权下稳定”的国际机制的形成，不仅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组织设计，也有美国《国家安全法》、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情报局的制定与设置，还要有“马歇尔计划”，当然也包括30个国家的100万驻军、与42个国家签有军事协议、为100个国家提供军事与经济援助，组织若干全球和地区防御联盟，这一切构成了美元本位制的基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利益和愿望被欧洲强国所排斥。在美国的银行家看来，老霸主英国和传统欧洲才是美国的真正对手，而苏联倒可以成为合作控制欧洲的“关键国家”。在布雷顿森林会议谈判期间，美国战略家们认为苏联加入对保证战后的政治和经济稳定十分必要，因而对苏联的种种诉求采取了让步政策；而对英国却步步进逼，这保证了苏联对美国建立世界秩序体系的支持。
“二战”结束时，美国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比重超过40%，到1957年和1969年美国经济总产值两度翻番。美国就像一条健硕的蚕虫，用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上吐出的丝缠住了大半个世界，开始了破茧成蝶的过程。
与始终把欧洲作为中心的英国霸权相比，美国的霸权体系更具有世界性。这固然与美国本身不是欧洲国家有关，更重要的则是，美国是真正想把全球经济、政治包括价值观都试图进行一体化的国家，这被视为美国的“天命”。与实现“天命”的目标匹配，美国霸权的组织方式与英国霸权有着很大的区别。在政治领域，罗斯福“一个世界主义”的理想更依赖于具有可见性、永久性和合法性的跨国组织；在经济领域，美国霸权则依赖于跨国公司和直接投资。实际上，几乎所有国家包括美国自身，都被纳入了以跨国投资、生产、交换和积累的全球体系。即使在政治上没有被纳入其中的苏东集团，也与全球跨国经济体系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军事上，美国拥有最完整的基地体系，以及涵盖最广的盟国网络。然而，在这个几乎一网打尽世界的美国式全球体系中，却存在着先天不足的基因：这就是让一国货币——美元充当了世界储备货币的角色。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最早发现用一国货币充当世界货币存在着致命的缺陷。他在1957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如果美元要成为世界货币，那么就必须保持经常项目下的贸易赤字，让美元流出美国，使其他国家能够获得足够的美元；但是，随着美元的流出和赤字的持续增长，美元持有国对美元能否稳定的信心会产生动摇，一旦有波动，就会恐慌性抛售美元换取黄金。这一“信心与清偿力”的两难命题，就是著名的“特里芬悖论”。
其实，对一国货币充当世界货币存在着悖论式缺陷的问题，凯恩斯早就有所察觉。他在1923年发表的《货币改革论》一书中指出，在国家经济政策中保持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的两大目标间存在着冲突；一国很难在维持通胀稳定和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又保持汇率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凯恩斯所说的两难，实际上是当时英镑体系所面临的两难，体现了处于贸易逆差中的英镑体系，受到美元体系囤积货币挑战的困境。在讨论战后世界秩序设计的过程中，凯恩斯提出要建立“清算同盟方案”。他的基本思路是，建立“一个货币同盟，以一个被称为‘班柯’（Bancor）的国际货币为基础，其价值以黄金加以固定（但不是一成不变）。成员国像接受黄金一样接受班柯，目的是进行国际结算”。
在凯恩斯的心目中，这一方案迎合了美国建立一个国际机构来管理和稳定战后国际货币市场的设想，也在最大程度上维护了英国的利益——在战后世界秩序要么美国化、要么在国际化的前景中，选择国际化的方案是英国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
令凯恩斯没有想到的是，美国并不想选择国际化的货币秩序，美国追求的是美元对世界货币体系的唯一主导权。美国提出的计划是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采取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金汇兑制，而不是创立新的全球储备货币。这一方案完全是出于权力政治的选择，是美国依据实力和利益做出的决定。作为最终的结果，布雷顿森林最后协议“确保了美国财政部对国际金融的控制”。
对于凯恩斯为国际货币所取的“班柯”一名，罗斯福的回答很明确——“叫美元就很好”。自家孩子必须取自家的名，哪怕叫“狗剩”呢。这并不是审美的选择，而是对孩子所有权的确定。对这一点，政治家罗斯福比经济学家凯恩斯要更明白。在历史上，权力永远是创意的克星。
美国的货币，世界的问题
从设立之初起，美国就试图把布雷顿森林体系作为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这就决定了这一全球货币体系的命运——被美国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因此，从经济与货币的角度看，布雷顿森林体系尽管存在着凯恩斯、特里芬等人所揭示的缺陷和悖论，但只要符合美国利益，美国就要让它运行下去。
布雷顿森林体系具有“金融抑制”的特点，它不允许私人金融机构在国与国之间自由移动资金，只允许私人为贸易和生产性投资为目的移动资金，国家有权对金融和资金流动予以干预和管理。因而，以迈克尔·博多的国际货币体系九大指标来衡量，布雷顿森林体系在通胀率、人均收入增速、货币供应量、短期和长期名义利率、短期和长期真实利率、名义和真实汇率的绝对变动率等各方面都是所有国际货币体系中最稳定和经济表现最佳的体系。尽管如此，它仍是一个短命的体系。它的迅速瓦解与它的横空出世一样，主要不在其经济和货币方面是否存在着悖论，而在于它对美国利益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当尼克松政府的财政部长康纳利对全世界银行家说出，“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问题”的时候，不仅是在表述一个国际货币的问题，也是在挑明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关系——谁服从谁的问题。
在国际政治的视角下，布雷顿森林体系蕴含着一个深刻的国际政治学难题：世界货币体系在霸权国家利益至上的框架下，如何才能维持全球性体系稳定运行的目标？
囿于专业训练的局限，大多经济学家擅长用经济学的框架分析货币，却没有看到或有意忽略了货币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整体影响，也难以看到世界货币体系的国际政治意涵。当货币还是一国货币的时候，货币体系的影响通常局限在国内，一旦成为世界性的货币体系，它就会对国际政治经济乃至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甚至是支配性的作用。对这一点，政治家虽然没有深刻认识，却会根据国家利益、按照政治直觉做出选择。罗斯福选择了金汇兑制美元的生，尼克松却决定了它的死。而决定布雷顿森林体系生与死的关键，都是战争——它生于“二战”，死于越战。
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着眼点，是为了“二战”之后的经济恢复，其中特别注意汲取了“一战”之后世界金融危机转向国际政治危机的教训——就是要防止恶性通货膨胀和严重通缩导致的社会动荡。可以说，这是一个基于建设目标、具有权力制衡设计的世界货币体系。然而，“二战”之后不久，美国在亚洲陷入了两场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战争需要大量的融资，需要美国政府能够大量借债甚至是透支来支撑战争。加之美苏冷战的“和平竞赛”也需要大量的资金，约翰逊“大炮加黄油”的政策更是极大地增加了财政赤字。为恢复战后经济，具有建设性目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尤其是金汇兑制，难以满足为战争——无论是热战还是冷战——融资的需求。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金汇兑制的真正死因。没有什么体系，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完美无缺的理想体系，国际货币体系的生存与延续不在于它有没有缺点，而在于它是否能够适应变化去满足需求——在体系主导者与从属者的利益之间保持动态的平衡。
显然，布雷顿森林体系难以适应变化的局势。首先，它难以满足美国为全球霸权而进行战争的支出，以往世界货币体系提供的铸币税远远不能满足美国的需要。要让美元体系产生更多的收益，必须解除黄金的枷锁，排除“金融抑制”，让世界货币体系具有全球资本的特性，为美国带来更大的利益。
其次，布雷顿森林体系也无法适应欧洲的变化，无法在世界货币体系主导者和从属者的利益间保持成本收益最低限度的均衡。复兴的欧洲开始拥有大量对美贸易的顺差，而法国等国坚持用盈余美元换取黄金的举动，导致美元与黄金之间固定联系于1968年3月崩溃。随后，美国要求欧洲、日本、加拿大将它们的美元储备再投资于美国经济，主要是投资于美国的国库券，以便因赤字而流失的资金回流美国。欧洲共同市场国家和日本对此坚决抵制，然而美国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通过各种方法加速美元外流，迫使其他国家持有美国短期债券。
在美欧日之间几番博弈后，美国政府导演了人类经济史上最为大胆的赌局。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国停止承担对外兑换黄金的义务。此后，外国人持有的610亿美元的债权只能以其他债务凭证的形式进行清偿。这实际上是单方面宣告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尼克松之所以敢于如此下注，除了靠美国强大的综合国力支撑之外，还有美国经济学者对美国国际收支赤字后果的深入研究。在美国人看来，大量国际收支赤字的存在有利于美国。尼克松看起来惊险的一跃，实际上系着物质与智力的双重保险索。
作为过于政治化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它的生与死，主要是基于美国的国内利益和国际战略的考量，而不是出于全球经济体系的金融稳定、经济互助和国际合作的需要。当原本为维持全球经济稳定的世界货币体系，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时候，你不可能希望它能起到保障全球分工合作的责任。尼克松决定停止黄金兑换，实际上就是迫使欧洲在持有或者抛售美元之间做出选择，持有美元将增加美元储备，抛售美元将导致美元贬值而促进美国出口，无论何种选择都将有利于美国，而不利于美元盈余国。美元浮动的效果之一，就是外国央行除了把美元拿来购买美国国债以外，几乎别无选择。美国的国家利益一定要优先和确保美国利益的最大化，这是每个美国总统进行战略决策的基本出发点。
美国利益最大化，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徒然具有全球货币体系之名却难以承担起全球货币责任的根源，也是它在世界舞台上匆匆来去的主要原因。
在被视作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标志之一的史密森会议后，尼克松宣布达成了“世界史上最重大的货币协定”。当时这句话被许多人讥讽地重复着。把金汇兑制美元体系失败的耻辱变成一个全新的开端，这展现了尼克松高超的政治技巧。实际上，他还开创了金融史上的新纪元——砸碎了货币的黄金锁链，把国际金融体系引入了信用货币时代的轨道，其他国家只能接受没有含金量而仅以美国国家信用保障发行的美元纸币。更关键的是，史密森会议提出了“中心汇率”的概念，把布雷顿森林体系允许的汇率浮动区间扩大了两倍，由此打开了从固定汇率向浮动汇率制演进的大门。而浮动汇率，正是金融衍生品的创生之地。
在美元纸币本位制下，美国获得了几乎不受限制提供美元纸币或债券的新机制，可以源源不断地向世界提供美元和美债，以维持美元—美债体系的运转。而处于该体系中的其他国家，只能被迫接受通货膨胀或货币升值或继续增加美元储备中进行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这也是欧洲国家建设欧元区的推动力。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指出，美国的那些债券从没有兑现过，“因为这些财政借款成为世界的基础货币，所以它们不会被偿还，而是被无限期地延付。这是美国财政搭便车的本质，即向全球征收了一种税。”
美元本位制赋予美联储和美国政府几乎可以任意印制美元和发行美国国债的权力，却不必承担保证美元币值稳定以维护世界金融体系稳定运行的责任。基于这种权力与责任不对等的美元本位货币体系，衍生出了不平等的美元币缘秩序。美国通过对全球货币体系的控制权，拥有了美国资本和美国利益凌驾世界其他国家利益之上的特权。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这种基于货币特权之上的“美国帝权”，是与大英帝国“自由贸易权”类似的“非领土的权力”。这一权力的核心就是货币与资本的霸权，即通过对货币发行和金融市场的控制不断获取超额利润的权力——币权。
货币—资本霸权是综合性霸权，它不仅体现了经济的力量，而且是一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乃至军事等多种力量协调配合的果实。
美元货币—资本体系
在摆脱了金汇兑制约之后，美元不再是要保证与黄金兑换的“美金”，而是靠美国国家信用支撑发行的纸币。可当美元膨胀的时候，握有美元盈余的国家受美国国内法律的限制并不能购买美国的硬资产，而只能购买美国发行的国债券。如果这些国家不购买美国的国债，多余的美元将导致贬值，这会增加美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如果购买美国国债，又只能接受财富的逐渐缩水。同时，为了防止汇率浮动带来的经济冲击，各国都必须大量持有美元储备。这就形成了所谓的“美元—美债体系”，它是比布雷顿森林体系更加符合美国利益的世界货币体系。外国持有的美元就只能购买美国发行的各种债券，其他国家央行也只有购买美国财政部的有价证券作为国际储备资产。
“当各国中央银行被迫把美元加入国际储备时，也就是把同等价值的资源从其公民手中转出为美国收支赤字融资——从而也为美国联邦预算赤字融了资”。由此，美元就从混合本位的金汇兑制转变成了纯粹的信用本位——“国库券本位制”
这无疑是货币史上的一次重大转变。以往各国发行的纸币，虽有国家信用担保，但其总要与金银铜等实物挂钩。“国库券本位制”的美元，是人类社会第一个纯粹的主权信用国际货币。由于美元是世界主要货币，而美元只靠美国的国家信用作为担保，这就意味着，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的国际货币体系建立在美国一国的信用之上。这是美国难以承受之重，也是各国难以承受之重。因为如果美国的信用受到损害，国际货币体系将发生动荡。这使得美国可以利用有意制造货币危机的方式，迫使任何不希望或无法承受货币危机的国家接受美国的要挟。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原本属于债权国的主导权力就这样悄悄转移到了最大债务国的手里。
这一货币史的重大转变，也使国际货币体系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以往国际货币体系的属性产生于货币的基本功能，主要用于国际贸易和国际支付，以及与此相关的国际收支调节和资产储备。而美元的“国库券本位制”，给美国提供了可以无限创造货币的权力和能力，使之获得了一种最便捷有效的信用扩张工具。发行美国国债成为美元体系信用扩张的主要方式，成为美元体系巨大收益的来源。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的数十年中，通过美元的贬值，美国原有债务被大幅冲销。可美国的债务并没有因此减少，反而大幅增加。从1960年之后的50多年中，美国先后79次提高国家债务的上限；到2017年初，美国公共债务达到了创纪录的20万亿美元。而这些债务，将会被持续扩张的美元信用所冲销。
当一种国际货币体系可以直接从信用扩张中获取利益的时候，它就不再是单纯的交易工具，而具有了资本的属性，成为可以产生价值的价值体系。可以说，当美元体系采取“国库券本位制”之后，美元体系不仅具有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功能，也同时具有了国际资本体系的功能，成为一种新型的“国际货币—资本体系”。制造美元不仅可以带来流动性，也可以直接带来利润——通过美国的信用扩张和美元流动，就可以减少美国的债务或直接实现美国资本的增殖。如果说，传统国际货币的铸币税是货币性收益的话，那么美元体系信用扩张带来的巨大收益则是资本性收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国际政治领域的权力性收益。这种新型的“美元国际货币—资本体系”享有的是多重的复合型收益。
美元体系的性质变化，推动美国经济体系脱实向虚。美国的资本家们发现，再从事实业生产就变得既肮脏又愚蠢，即使是通过向实业投资获取利润，也成为吃力不讨好的事。于是，美国资本不再以从事实业生产为获取利益的基本途径，而是趋向于直接的以钱生钱。据斯威齐的观察，在20世纪70年代，传统经济结构依然存在，“其主要构成方式是由较小的金融机构附属部门支撑生产体系”；从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革命开始，大萧条时期对金融业的种种法律限制被解除，传统经济结构逐渐让位于新的经济结构，“在新经济结构中，急剧膨胀的金融部门获取了高度独立性，并高高凌驾于实体生产体系之上。”这种被称为“金融化”的现象，不仅成为美国周期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而且扩展到全球体系之中。
从1971年到1975年，美国人持有的外国资产上升到1 240亿美元，而外国人持有的美国资产上升为1 130亿美元。据测算，在浮动汇率时代，美国海外投资的平均回报率为6.82%，而外国在美投资的平均回报率为3.50%，两者相差3.32%。这样的利润差别，足以驱动廉价美元源源不断地向外投资。而外国对美国的投资，则为美国的赤字提供了资金，也为美国对外投资提供了本金。这种资金的大进大出，创造了远超于实体经济生产和贸易的更高利润。直接通过国际资本的投资实现盈利，是金融资本替代产业资本成为美式全球化主导力量的必然选择。这也是后来美国传统制造业萎缩，大量出现“锈蚀带”城市的原因。
根据布罗代尔、阿里吉等人的研究，在每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周期中，都存在从实业的春天转向金融的秋天的过程，从物质的扩张（MC）阶段转到金融的扩张（CM′）阶段。这是一个资本主义体系周期从产业资本之夏步入金融秋天的阶段变化，在经历危机冬天后将是下一个实业春天。然而，美国周期的金融化与荷兰、英国的金融化有同有异。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金融资本脱离实业、制造出大量的金融泡沫，不同的是，荷兰受银本位制、英国受金本位制的制约，金融泡沫要受到金属货币体系的制约，而美国先是依托主权信用的美元体系制造出远大于以往的金融泡沫，继而利用超主权信用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创造出更大的金融泡沫。与荷英的周期性金融化最大的差异就是，美国金融资本并没有止于阶段性的跳跃，而是从主权信用的“国际货币—资本体系”，进一步向超主权信用的“虚拟货币—资本体系”突变，创造出把全球经济和国际政治都纳入其中的全球金融化的怪胎。
超主权信用创造了“虚拟货币—资本体系”，这一体系为每年数百万亿美元规模的金融交易提供流动性并从中获益，其所创造的利润要远远超过百亿美元级别的铸币税和千亿级别的美国国债。需要指出的是，在全球金融市场上创造出来的美元流动性，很大一部分并不是美国的美元，而是全球资本的美元，其增殖部分是99%的美国人无法分享的财富。美国只是那个被称为“美元”的世界货币的宿主，尽管美元上面写着“我们信仰上帝”，而美元里的上帝却无法保佑美国——让美国人免受寄生性美元体系的支配。
在2007年爆发次贷危机之后，美国政府对“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的无奈救助，奥巴马政府对华尔街难以推进的金融监管政策，包括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镇压和满足于无就业增长，都证明今天的美国已经被“虚拟货币—资本体系”所控制。这一体系显然在利用美国的力量，推行虚拟资本主义模式的运转和延续。这种以透支全球财富来维持资本快速积累的模式，已经受到世人包括美国人民越来越多的反对。
产业空心化
在虚拟资本主义体制下，实业成为金融资本增殖的累赘。随着金融化的普及，美国出现了产业转移的浪潮。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产业开始向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转移。美国制造业的转移，主要通过对外投资来实现。1977—1982年，美国在发展中国家每年投资增长率为13.3%，在其他发达国家则为8.2%。到80年代，美国制造企业几乎停止在美国国内生产，而主要是通过购买制成品贴牌后进行贸易。据保守估计，到2001年，美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FDI）达到3 580亿美元。在海外投资浪潮中，金融投资增长势头更加迅猛。1964年，美国主要银行的海外资产为70亿美元，而到1974年，美国银行海外资产达到900亿美元，利润额占总利润的30%。
20世纪70年代，资本的全球扩张和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出现了以产业大转移为特征的全球化浪潮，结果是催生了一批被称为“小龙”、“小虎”的新兴国家和地区，连中国、印度这样长期在经济上自成一体的大国也从80年代开始先后实施改革开放，积极吸引外资，积极向国外出口逐步融入了全球产业链。这些大大小小的新兴国家快速发展的秘诀都是靠出口拉动，这一方面要依赖向美国市场出售产品，另一方面也要依赖美国金融市场吸收其贸易盈余以免引发本币的大幅升值；与之相对应，美国一方面要依赖新兴市场国家生产的廉价商品，另一方面也要依赖这些国家的资本净输出流入购买美国国债，以冲抵美国贸易和财政的双赤字，维持美元体系的总体平衡。据2009年的统计，美国资本净流入占世界的41.7%，而中国的资本净输出为23.4%，占到世界的近1/4。这种许多国家和经济体缠绕于美元体系的多重依赖关系，构成了当代国际社会中的复杂关系。金融市场，尤其是美国的金融市场，因全球金融化而成为全球权力的中心。
对此，米尔顿·弗里德曼看得很清楚，他在为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而写的文章中指出：
不管在什么地方，一个成功的（外汇）期货市场应当发展起来，这显然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因为这会促进美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但在美国而不是在国外发展这样一个市场更加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在这里的发展会鼓励我国的其他金融活动，通过服务出口提供更多的附加收入，并减轻执行货币政策的问题。 注释标题 转引自梅兰梅德.逃向期货[M].上海：百家出版社，2004：187。这是弗里德曼为芝加哥交易所而写文章中的一段话，从中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学者与金融资本家之间为影响国家行政决策而形成的共谋关系。
利用美元与黄金脱钩的时机，获得通过发行纸币直接赢利的机制，只是帝国税中的一小部分；而利用浮动汇率形成的投机空间，形成能够让资本不断增殖的金融及衍生品市场，才是源源不断的滚滚财源。这对于已经受到德日等国生产率提升压力的美国企业，是摆脱尘世烦恼的绝佳机会。美国经济开始了一个被称为“去工业化”的过程，具体表现为美国公司对制造业的再投入减少，而在金融资产的投资大幅增加，美国公司的收入和利润越来越依赖金融。到1980年，美国公司总利润中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的份额就赶上了制造业的份额。即使是像通用电气公司这样的著名制造业企业，其收益也越来越多地依赖通用电气公司的金融部门来实现。在产业资本集团主导美国的时代，“通用就是美国”，而在金融资本主导的时代，华尔街才真正代表美国。华尔街通过提供资金来控制、行使大部分政治权力，进而控制整个社会。
经济金融化并不是美国周期独有的现象，英国周期在100年前也经历过类似的过程。英国资本对来自制造业的竞争，与美国资本采取的方式一样，就是实施金融化。这开启了爱德华时代的“流金岁月”。当年麦金德在伦敦对一群银行家说，金融中心将永远位于资本最多的地方，英国就是这样的地方，“拥有资本的人永远能够分享其他国家脑力和体力活动的成果”100年后的美国与英国一样，也在利用金融化的方式分享其他国家的脑力和体力活动的成果。
产业空心化，是经济金融化的副产品。对于身处越战泥淖和与苏东集团冷战的美国来说，金融化带来的收益实在是雪中送炭。更重要的是，美国从此可以用“美元货币—资本体系”来获取收益，就像用“芝麻开门”的密语就能打开财富大门，而不必像苏联那样，必须以出口石油或其他资源和产品才能获得有限的“硬通货”。放弃金本位这一原本是被逼无奈的举措，却收到了“破坏性创造”的效果，也在不经意间奠定了美国赢得冷战的最终结局。这或许是美国金融之秋的诸多收获中，分量最重的果实。
只是秋天后面是冬天，顶点过后，就是下坡。
第六节 危机之冬
1971年圣诞节的前两天，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主席利奥·梅兰梅德在芝加哥召集国际货币市场筹备委员会。会上，一位委员和他的助手准备了1 300英尺长的计算机打印纸，证明这种货币期货新市场的累积风险总有一天会“击溃西方文明”。当时在场的其他委员哄堂大笑，没有人相信它会应验。从货币期货开启的金融产品及衍生品逐步累积的风险，终于以“次贷危机”的名义在2007年底爆发，并迅速波及全球。
飞旋的金融陀螺
以往成就了美国经济体系生机勃发的固有特征，如今却在起着加深危机的作用。在地广人稀的美洲大陆上发展起来的美国经济，一直有用机械来节约劳力和挥霍使用原材料的特征。这无疑加剧了体系危机的冲击力。
1971年以前，世界石油处于低油价期，廉价石油及其他矿产资源，成为推动美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起飞的基础能源和原料，也造成了资源高消耗的美国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这使得美国在成为世界最大制造业国家后，生产效率低于资源短缺的德、日等工业国家。在产业竞争和金融投机的双重压力下，为追求更高利润率的美国资本开始从实体产业转移，竞相走上金融化的道路。
金汇兑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货币进入以美元本位制主导的浮动汇率时代。世界各国为保持干预外汇市场的能力，需要储备大量美元，这导致了对美元的长期巨量需求。美元的膨胀，又带动了美债市场的扩大，刺激美元金融产品和衍生金融产品层出不穷地涌现。不断扩大信用创造美元和美元标价的衍生金融产品，成了美国获取财富的最便捷方式。随着美国金融资本的日益扩张，美国社会主流从平民化转向精英化，亲资本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成为经济主导思想，进而影响到美国的政治和社会政策；罗斯福新政所体现的政府调节渐遭遗弃，束缚金融投机的法律被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家所废止，美国渐渐转化成为国际金融资本的殖民地。美国在金融资本的扩张中获得了财富，却失去了自我。这是历史的讽刺。
目前，美国制造业已经下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2%以下，除了航空航天等少数高附加值且与军事安全相关的制造业还在维持外，多数民用制造业已经转移到国外生产。与“二战”之后产业筋骨强健的美国相比，如今的美国更像是一个失去了实业之脚的巨人。如今美国的产业结构，像一个倒立着的巨大金字塔。细小的实业塔基，支撑着越来越庞大的虚拟经济。只有在金融投机资金鞭子的不断抽打之下，快速旋转的美国经济才能像陀螺那样保持平衡，一旦停下，泡沫经济就会破灭。
在进入金融化的秋天之后，美国的资本更愿意投资于收益率远高于实业的金融领域，即使是投资于基础建设，也愿意投资于可以提高交易速度的数据直连项目，而不是高速公路。奥巴马总统提出的美国“再工业化”不过是一厢情愿和不可能实现的竞选宣传。这就像苹果公司总裁乔布斯所说的那样，在美国已经找不到苹果加工厂所需的数万工人、数千工程师和各种配套厂。
过度发达的金融化造成了实业领域的荒漠化，美国社会已经失去了工业化所需的生态。美国原有的产业技术在专利壁垒的保护下尚可获得一些收益，但新的发明却往往因失去产业化条件成为股市上的炒作题材，无法形成新的产业增长点，也不可能再充当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火车头。美国创造金钱的能力，是美国曾经拥有的所有能力的最终结果。当这些能力失去之后，美国便无法为其创造出来的钱提供相应的实物，因而美元丧失信用是迟早会发生的事。
危机不断扩散
经济生态的改变，与政治生态的变化存在着互动关系。罗斯福之前的美国政府，在总体上有效地控制着货币和金融体系，对私人资本保持着“金融抑制”。在尼克松时期，通过对石油美元回收循环的设计，美国政府解除了对进出美国资金流动的限制，也解除了对私人资本的国际金融限制，创造了依赖于美元和美国金融市场的国际货币新体系，即所谓的“美元—华尔街体系”（DWSR）——它既是国际经济体系，也是国际权力政治的工具。建立这一新体系的目标，就是为了扫除华尔街对其他国家资金流动的一切障碍和形成保障资本流动的制度性安排。在里根之后，金融资本对美国政府的影响力大增，美国的权力结构中出现了“华尔街—华盛顿共同体”，资本与国家权力结合成为美国社会中的绝对支配力量。
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对世界经济、政治造成强烈冲击的原因，不仅在于美元与黄金的脱钩，也在于金融资本不再受到政府权力的抑制，开始可以在各国之间自由流动。在新自由主义的框架中，抑制金融不仅是错误的经济政策，更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因此，有关金融抑制或管制的法令被废除，金融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迅速上升。这极大加强了金融资本的政治影响力，包括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在美国打击萨达姆政权的海湾战争中，对伊拉克资本流向的考虑成为超出地缘政治之外新的重要因素。“华尔街—华盛顿体系”不仅左右着美国，也开始支配国际社会。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利用世界货币体系的美债本位制，推出多轮量化宽松（QE）政策，向全球货币市场注入更多的美元流动性。全球金融市场经过量化宽松，美、欧、英、瑞士等国央行资产负债表膨胀了3倍，却难以恢复真正的经济增长。
据统计，从1871年开始美国经济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长期保持着2%左右的增长率。但决定着这一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已经出现了整体下降的趋势。以往100多年里美国的劳动参与率、人均劳动时间、劳动力质量、投资率和技术创新等各要素之间有升有降、相互抵消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各要素指标同时恶化并在短期内难以逆转的现象。金融危机使美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受到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广泛质疑；美国主导的文化、教育、传媒体系也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大量外来移民并不认同美式主流文化；失业率高企成为一种“新常态”；“占领华尔街运动”则暴露出美国社会在两极分化的财富结构中出现了难以弥合的深刻裂痕。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的“桑德斯现象”和“特朗普现象”说明，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已经成为影响美国政治的不可忽略的因素。
从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已经发展为全球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并在向国际政治领域扩展，由美国创建并维持的全球秩序，也出现了全面瓦解的态势。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础的全球贸易秩序，开始向更高水平合作的小圈子转变，表现出美国无力控制全球贸易又想从国际贸易中获利的窘态；曾经不可一世的世界银行，已经难以发挥世界性的影响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难以起到维持世界货币体系稳定的作用；长期坚挺的美元体系的信用，因债台高筑和财政悬崖而风雨飘摇；产业外移导致美国逐步失去大部分产业的产业标准制定权。联合国安理会常常议而不决或决而不行，其权威受到普遍挑战；美国的军事力量虽然强大，却无法应对日趋多样化的安全挑战；美国逐渐失去传统外交盟友的向心力，被列为2014年的全球第一大风险。
失去了全球资源支撑的世界性霸权已经成为美国难以为继的过高目标，一超独大的单极世界正在走向衰亡。过度扩张的帝国总要走向衰落，过度透支的国家难逃破产的命运。
漫长的下滑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伴生物。在每一个体系周期中都会发生大大小小的许多次危机，所有造成危机原因的不断累积，最终会爆发总危机，导致拥有周期性世界霸权国家的全面衰落。这一周期现象反复出现，成为世界历史的一个规律。每个霸权国都经历过相似的辉煌，却终结于各自的不幸。世界体系的历史过程，正是由一个个具有生命周期国家在不断推进的过程。面对生老病死，国家与人概莫能外。
如今，资本积累的百年周期律再一次显现，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周期性危机的冬季已经降临美国。随着贝尔斯登、雷曼兄弟乃至房地美、房利美等“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轰然倒塌，美国体系周期的金融秋天告别了清凉可人的好日子。
危机从美国向全球扩散，无论是欧洲、日本这些资本主义体系中心区的主要经济体，还是半边缘地带的新兴国家，也包括西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等依附性国家，都不同程度受到了危机的冲击，全球经济告别了景气周期的快速发展，开始进入经济运行的怠速期。无论危机处于剧烈波动中，还是在相对平静的间歇期，美国都失去了对全球经济和政治事务的决定性影响力，暮气沉沉的美式体系失去了原有活力，衰老褪变成为基本趋势。这意味着，现代世界体系的美国周期正在进入总体性危机。属于美国的“漫长20世纪”虽余音未绝，却已接近了尾声。
作为世界最大债务国，美国的衰败难以避免。在今天的债务问题中，蕴含着关乎美国霸权存亡的悖论：不欠债的美国，无法支付维持世界性霸权所需的财政支出；而作为债务国的美国，最终将因失去信用而无法借到维持霸权所需的款项。因为各国只要不以美元作为结算货币、储备货币，不再购买美国的国债，美元体系就难以维系；失去了美元体系的支撑，美国的全球性霸权将走向终结。此前的美国，依靠美军和美国综合国力在维持的美元信用，形成了近乎无限的融资和信用创造能力，通过“不流眼泪的赤字”，享受着美元超级霸权。
在货币体系的银、金本位时代，债权国控制着国际关系的权力地位，当年美国人就是以战债逼垮了大英帝国。在美国开启的信用货币时代，美国利用欧洲和亚洲国家缺乏彻底改变不合理国际经济秩序的政治决心，也缺少替代美元的政治货币，采取不断扩大债务的方式绑架其他国家，形成了反常的债务国霸权。2007年的危机打破了美国经济的神话，美国巨大的债务泡沫已经开始破裂，依赖于债务支撑的美元体系终将丧失信用。资本没有祖国。在丧失国家信用之后，美国在资本眼里就像榨干后的柠檬，只能被抛弃。以美国为载体和母国的国际资本就将会竞相脱离，去寻找新的温室和庇护所。
可问题在于，作为一个洲际性的国家，美国几乎就是资本全球扩张最优秀的载体。还有哪个国家能够超越美国，为资本创造继续扩张与不断增殖的条件呢？ 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