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银本位和金本位时代的币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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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银本位和金本位时代的币缘
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它是历史的生产关系。
——卡尔·马克思
货币产生于交易，出现世界范围的持续交易，是产生世界货币的前提。1500年前后的大航海，建构起覆盖世界的贸易网络，世界货币作为在全球范围内被普遍接受的交易手段和储备工具随之而生。最初充当世界货币的是白银，各国使用白银进行贸易，形成了以白银为本位货币的制度体系。白银本位制是资本主义体系向全球扩张的重要动力和制度保障。在银本位制之后，相继出现过金本位制、金银复本位制、金汇兑制、美元本位制，这些形态各异的全球货币体系既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同周期的重要标志，更是维持其运行的关键保障。
世界货币体系是全球的权力杠杆。而全球币缘——因世界货币体系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对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具有重大而广泛的影响，它引起和推进全球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构成了近代和现代世界发展的斑斓图景。
第一节 银本位塑造的伊比利亚周期
16世纪的世界出现了三个关键事件：一是“大航海”使世界经济体系扩展到全球规模；二是欧洲人通过“大掳掠”获得的美洲白银控制了其他地区的劳动力和全球分工；三是出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国家。这三大事件的共同作用，使资本主义成为一种有竞争力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由此改变了欧洲在世界力量格局中的地位，创造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第一个百年周期——伊比利亚周期。
掳掠—贸易产业链
在16世纪之前，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处于地中海世界的边缘地带。地少人多、缺钱少粮的生存压力和长子继承制度，迫使小王子和小贵族必须外出谋生。对热那亚城邦来说，威尼斯垄断了欧洲向东的贸易线路，迫使他们的金钱和水手只能向西寻求突破。共同的困境，把热那亚城邦的金融资本与伊比利亚半岛的国家王权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热那亚—伊比利亚综合体。这一综合体发明了一种把海外探险活动变成可以赢利的生意——把掳掠和贸易结合为一体的生产模式。
以寻找亚洲香料新航路和“迷失的基督徒”为目标的航海探险，从1291年就开始了。在“航海者亨利”等王室成员的带领和支持下，葡萄牙人通过上百年探索，开辟了从波罗的海沿岸到伦敦，从马格里布、摩洛哥到几内亚湾的多条以谷物贸易为主的海上航线；此外，还开发了马德拉群岛、佛得角群岛和亚速尔群岛航线，这些通往大西洋的南部航线主要从事黄金与奴隶贸易，以及与之相关的种植园生产和蔗糖贸易。从1443年开始，奴隶贸易成为“葡萄牙所有大发现与殖民活动的支柱”，其价值超过了战争与掠夺。伊比利亚人在马德拉群岛、加那利群岛和西非海岸之间，构建起了“掳掠—贸易”的产业链：在西非掳掠奴隶，用奴隶在马德拉群岛、加那利群岛上劳动种植甘蔗和制糖，再通过贸易获得海盐、象牙、孔雀石、胡椒等资源，以交换更多的黄金。这是“掳掠—贸易”的第一个阶段。
“掳掠—贸易”产业链产生的巨大利润，引起了欧洲多个国家王室的重视，也吸引了意大利城邦资本家们的追捧。国王和银行家都成为这种以“掳掠—贸易”为核心业务的海外探险的赞助人——哥伦布第一次远航的资金就来自伊莎贝拉女王和热那亚银行家；麦哲伦的环球探险则得到了查理五世的直接资助，条件是发现的土地归国王，而收益的5%归麦哲伦；查理五世则给皮萨罗提供了充足的经费，皮萨罗用这笔钱招募了一支探险队，并依靠这支队伍征服了印加帝国。
法国和英国也加入葡萄牙、西班牙人的“掳掠—贸易”产业链中，它们加入的方式是通过海盗式劫掠夺取伊比利亚人的奴隶和金银。伊丽莎白女王将自己的“耶稣”号舰船借给英国探险队，以入股的方式参与奴隶运输和海上劫掠，并分享海上劫掠成果。这种对非洲和美洲财富的劫掠和海盗式再分配，成为西欧国家共同兴起的财富基础。“上帝、大炮和帆船成为西方文明的三大支柱。”
一本万利的“掳掠—贸易”链，从大西洋非洲沿岸地区和周边岛屿向大西洋对岸扩展，不断吸引着国王、海盗、商人以权力、人力、金钱参与其中，随着矿产开采、贸易走私、金融交易、海上掠夺、船舶制造等更多成分的加入。“掳掠—贸易”产业链越来越粗硕、丰富，逐渐发展成为完整的产业模式。这一切构成了资本早期超额积累的真正来源。在走向资本主义的漫长历程中，具有奠基意义的阶段是对美洲的征服和掠夺。马克思曾经指出：
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它在古代和新时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 注释标题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7.
哥伦布等人的成功并不在于航海“大发现”——哥伦布本人至死坚信自己到达了中国或日本周边的群岛，而在于为世界性的跨洲域财富转移奠定了基础。欧洲的“掳掠—贸易”产业链中，有伊比利亚人对非洲和美洲的掳掠，有根据《托德西利亚斯条约》“教皇子午线”对新世界的瓜分，也有法国、英国人以海盗方式掳掠伊比利亚半岛国家的贵金属和奴隶，还有欧洲探险者对伊斯兰人的劫掠，以及欧洲国家之间对海外殖民地的长期争夺的战争。持续数百年收获颇丰的掳掠成为欧洲资本迅速增殖的捷径，成为西欧国家竞相效仿的产业模式。
必须强调的是，欧洲获得美洲贵金属的过程，并不是通过与美洲土著的贸易，而是以强占矿产和强加当地居民劳动的方式获得并经营美洲的银矿，这种“高压统治”在促进欧洲经济优势中有巨大意义。显然，仅靠“大航海”开辟寻常的商业贸易通道不可能使资本快速增殖，如果没有掳掠或者说“高压统治”，欧洲便无法赢得美洲，亦不可能从中获得足以让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全球体系的“第一桶金”。
从11世纪起，在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热那亚组成的四边形地区就出现了清晰可辨的资本主义因素，成为资本主义的最早苗圃，教廷也在用其财富之水辛勤地浇灌着资本主义的新芽。然而，这些资本主义嫩芽长了数百年却无法成材，更别说蔚然成林了。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快速成长，得益于“掳掠—贸易”链带来的美洲贵金属的大量涌入，这才是西方兴起之源。
西班牙的脂肪
货币是国家的脂肪，多了会发胖，少了要生病。在没有得到美洲的贵金属洪流浸润之前，西班牙王国也包括欧洲大陆都显得有几分病恹恹的样子。
在1500年前的欧洲，用于流通的金银只有17亿比索。不论是国王还是教廷，都感到缺钱。1519年，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参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控制着欧洲矿业的福格尔家族出资100万金佛罗林助选，用3 000公斤黄金满足了7位投票候选人的胃口，让这位19岁的西班牙国王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在时人眼里，神圣罗马帝国是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不帝国的空架子，可要面对的麻烦却一点儿也不少。查理五世除了要应对新教运动和法国挑战之外，还要对抗处于鼎盛期的奥斯曼帝国。与千斤重担形成对照的是空空如也的国库。西班牙在当时只能算是穷乡僻壤，靠着福格尔银行的金币，查理五世才能勉强支撑。
幸运的是，从1521年开始，尤其是在1545年秘鲁波托西银矿山大规模开采之后，美洲贵金属——最初是黄金，后来主要是白银——大量涌入西班牙，让查理五世获得了让帝国运行下去的金钱。据布罗代尔等人的推算，在1500年以前，欧洲的白银总共有约2万吨。1521～1600年，仅秘鲁和墨西哥的矿山就出产了1.8万吨白银。而17世纪有3.1万吨、18世纪有5.2万吨白银流入了欧洲。也就是说，在不到300年间有10万吨以上的美洲白银成为欧洲的货币财富。有研究者认为，这些数据过于保守，估计仅在16世纪美洲输入的贵金属就达到10万吨白银的规模，这使欧洲货币总量增加了5倍。
对美洲的征服产生的贵金属洪流，不仅为羸弱的西班牙帝国输了血，让查理五世的军队有了更充足的军费，而且还给他总也打不赢的对手以致命一击——美洲白银的到来，抬高了奥斯曼帝国的物价，使其稳定达数百年的货币出现大贬值，猛烈冲击了其财政来源的赋税承包制，引发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并加剧了社会贫困，大量农民离开耕地流入城市或落草为寇，奥斯曼帝国的根基因而被撼动。货币财富的剧烈变化，演变为复杂的币缘政治效应，使得哈布斯堡王朝在对付奥斯曼帝国扩张中取得了胜利。
突然到来的海外财富改变了原有力量的格局，把西班牙推上了欧洲权力的巅峰。快速膨胀的西班牙帝国的领地涵盖欧洲、非洲、美洲和亚洲，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
帝国式“糖尿病”
对任何一个帝国来说，用钱的地方总是比钱更多。得到海外横财的西班牙也是如此——在菲利普二世（又译“腓力二世”）继承查理五世王位的时候，同时也继承了７００万达克特的债务。这笔债务和利息吞噬了西班牙一切可得的收入，使帝国难以健康地生存和发展。
西班牙人有着强烈的天主教信仰，在他们的观念里，充当捍卫宗教和贵族荣誉的骑士是很体面的事，从事生产则是低贱的行为。在获得大量美洲贵金属财富后，西班牙富人大多通过购买公债也就是以金融投资的方式直接获益，而不去从事在他们看来是可耻的生产性活动。出于宗教狂热，西班牙大量驱逐犹太人和摩尔人，其中包括商业、金融人才和优秀的工匠。这些理念和举动，让西班牙失去了将大量摄入的白银财富转化为扩大再生产的机能，加之战争的大量消耗，使得西班牙因透支而“消瘦”，时常表现出病态的自尊。
哈布斯堡宫廷奉行一种“救世式帝国主义”，既要承担近于无限的宗教责任，还要小心维护帝国的世俗声誉。在菲利普二世看来，帝国的基础是世界各地对它“普遍尊敬”，“尊严和名誉”是帝国的最大资产。如果在一个地区或一件事情上表现软弱，会损害其在所有地区和所有事务上的统治。这种担心迫使它先后或同时与尼德兰、英国、法国和奥斯曼帝国开战。在菲利普二世统治的42年里，西班牙只拥有短短6个月的和平时间，其余每天都在打仗。当时的评论说，除了上帝以外的每个人都是西班牙的敌人。
菲利普二世在位期间，先后下达过四次“破产敕令”，暂停国库支付一切债务。这种基于“皇家豁免权”的赖账行为固然缓解了迫在眉睫的财政危机，却造成更加深远的伤害。它导致依附于帝国的福格尔家族等商人的破产，还引发军队哗变和抢劫城市的灾难。更有害的是，利用王权的赖账行为，妨碍了人们对经济活动进行理性计算，使财富转化为资本的积累过程缺少“可计算性”。结果是帝国非但失去了财政造血的功能，而且连借钱也必须付出更高的利息，这使西班牙帝国只能在一场接一场的财政危机中苦苦挣扎，因此输掉多场至关重要的战争。
美洲白银养育了西班牙帝国跨洲际的庞大身躯，却没有赋予它足以支配身躯的头脑，甚至连管理整个欧洲的头脑也不具备。作为第一个拥有世界规模的帝国，它的国家机器显然未能适应这一变化。
意大利城邦资本主义势力同样存在着问题。在1557年菲利普二世统治的西班牙陷入破产时，热那亚银行财团取代了福格尔家族，成为哈布斯堡王朝的新金主，形成了阿里吉所说的“热那亚—伊比利亚国家”的“两栖”结构，也就是主导16世纪的资本—权力综合体。意大利城邦的狭小空间和软弱的资产阶级，不能为资本循环增殖提供所需要的成长空间，也不足以对西班牙王权进行有效的约束，只能依附于王室和教廷以尽可能多地攫取财富。
资本主义体系的成长不仅需要空间，也需要时间。热那亚—伊比利亚国家开启的资本主义要完成从地区体系向全球体系的过渡，还需要经历“漫长的16世纪”。这是欧洲资本的原始积累期，也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襁褓期。美洲的财富帮助欧洲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也使欧洲新的权力组合渐渐成熟，站在塔尖上的是热那亚和伊比利亚国家的综合体。热那亚提供资本，伊比利亚国家的王权则对资本的原始积累提供保护。在白银财富的滋养下，这个资本与暴力的综合体成为欧洲权力的新中心，也成为第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周期的代表力量。
在此期间，资本尚未发展出通过生产式循环实现资本增殖的模式，而更多表现出通过直接掠夺实现利润的原始本能。这种本能带来的美洲白银，很快让西班牙患上摄入不如消耗的“帝国式糖尿病”。
第二节 白银资本化的荷兰周期
历史充满着复杂性。美洲的白银缔造了菲利普二世的地中海时代，却也推动欧洲的财富中心离开了地中海地区。美洲殖民地的开发以及随之而来的美洲财富，导致欧洲经济中心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逐步转移到大西洋沿岸地区，先是里斯本、塞维利亚，继而是安特卫普、布鲁日等城市，这些为跨大西洋贸易提供服务的城市得到快速发展，成为欧洲的今日之都。低地城市群的兴起，带动了波罗的海、北海地区的发展，使尼德兰联合省成为足以与地中海地区匹敌的新兴经济带。跨大西洋贸易的繁荣和大西洋沿岸城市的兴起，使欧洲经济重心出现了西移与北上的趋势，逐渐远离地中海地区，而转向大西洋海岸。从伊普尔向东北经过根特和布鲁日直到安特卫普的尼德兰狭长地带，成为把白银财富转化为白银资本的福地。
资本孵化箱
与地中海地区相比，尼德兰地区曾经是欧洲的边缘地带。美洲白银的进入，使这里成为资本主义体系得以成长的新空间。随着经济地理重心的调整，欧洲开始了脱胎换骨式的改变。
发现美洲新大陆这样一个偶然历史事件，造成大量贵金属涌入西欧，并且相当迅速和剧烈地引发了财富在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重新分配，从而最终导致了制度的创新。 注释标题 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1.
美洲白银的到来，打破了权贵银行家对欧洲帝国财政和社会资本的垄断。大西洋沿岸城市安特卫普吸纳了大量的美洲白银，成为欧洲的超级货币市场和帝国的保险交易所。它将地中海和波罗的海贸易连成一体，成为重要的国际中心市场。更重要的是，安特卫普作为一个财富的集体，还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统治者的主要放债人。面对国王对金钱日益增长的需要，无论是美第奇家族还是福格尔家族的传统商业银行都已经无法满足。城市作为一个“公共财富中心”，不是依附于国王的“钱袋子”，向它借贷需要有可靠财源的担保。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因对法国开战需要进行借贷，只能把税收抵押给尼德兰议会，通过议会的信用才借到了钱。在向国王们放贷的过程中，欧洲城市逐渐培育起了资本主义的产权关系。
城市是商人的集聚之地，诞生于城市的公司，是新商人和新资本的真正载体。从16世纪中叶开始，西欧国家中相继出现了大量的商业公司。这些公司，不论是王室的特许公司，还是股份制公司，虽然仍需要得到王权的支持，但公司不再是家族化的商业组织，而是基于具有明晰产权关系的合伙人制度。建立在私人财产基础上的公司不仅通过从事海外贸易积累了可观的财富，也培育了具有重商主义意识的资产阶级。成立于1602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是一个全国性的商业组织，它由6个商会组成，有73个董事，管理共同事务的是17人团，公司内部从商船队到水手都按照新型的雇佣关系管理，具有信贷银行特性的阿姆斯特丹银行保障东印度公司日常运作的资金需求。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它还从国会得到了贸易垄断权的特许状，被授予宣战、媾和、夺取外国船只、建立殖民地、建筑堡垒和铸造货币的权力。作为得到资产阶级国家支持的一种新型商业企业，东印度公司在亚洲轻易击败了先行到来的葡萄牙人。
依托新兴的城市和公司，欧洲出现了大规模的集市贸易，同时也产生了与之相关的交易所和信贷模式。新的商业组织、新的商业模式和法规，新的商人阶级、新的意识形态，对欧洲近代国家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被改变的不仅是城市与商人，也包括由失地农民、城市平民演变来的无产阶级。这些工人作为雇佣劳动者，必须忍受长时间的劳动、低工资和随时失业的威胁。雇佣陷入赤贫的自由劳动力的人，是新兴的资本家阶级，他们通过雇佣劳动获得财富。当生产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工人时，资本才会产生。在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形成了新型的社会关系。
美洲贵金属的涌入，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封建领主普遍沦入贫困的境地，高高在上的教会和教士也不得不改变角色，从传统地主变成了资本主义农业企业家。骑士阶级被资本的火器扫入历史，新的军事组织要求纪律与合作，骑士们必须放弃原有的社会地位和行为方式才能维持生计。欧洲社会发生了深刻改变，“封建制度由于贵金属在美洲的被发现所引起的货币贬值而濒于灭亡”。
美洲白银对欧洲社会的重塑，并非仅仅是给予外力的推动，而是提供了一种催化剂，引起了欧洲传统社会的分解、复分解，置换与化合。对于这种复杂演化过程的发生和完成，美洲贵金属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套用一句俗话，在欧洲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美洲白银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美洲白银是万万不能的。
变为资本的白银
在中世纪，欧洲的贵金属不是被王公贵族用于战争或从东方进口奢侈品，就是被教会用作教堂装饰或贵族的餐具——西班牙驻荷兰军队司令阿尔瓦去世时，留下了600打银碟和800个大银盘。直到16、17世纪大量的美洲贵金属流入后，欧洲缺少贵金属通货的局面才发生了根本改变。美洲贵金属是促使欧洲货币大规模流通的关键因素，这推动了欧洲的货币经济得以长足发展。
在欧洲兴起的过程中，美洲白银无疑充当了第一推动因素。令其持续下去并真正脱颖而出的动力，则来自白银的资本化以及白银资本对社会所产生的复杂效应。白银天然就是货币，可是作为货币的白银并不会自然而然就羽化为资本。货币要演变为资本，要形成保障这种演变持续下去的资本主义制度，养育出资本主义社会，还需要有许多其他条件，其中包括思想的基础。
马丁·路德的著作在1520年就被翻译成为尼德兰语，活跃的经济活动与活跃的思想相互激荡，促使尼德兰成为新教传播的核心地区。由路德开启的宗教改革，其经济意义在于阻断了教会对社会财富的过度榨取，把更多的财富投向生产和商业交换。比马丁·路德更关注社会和经济因素的卡尔文教提倡节俭、勤勉、理性的美德，为资本主义制度在荷兰廓清了思想地基。新教信念转化为勤奋、诚实、严肃、节约时间和金钱的世俗准则，这些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保护商人抵御传统贵族的攻击，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和资本积累。
荷兰式的宽容对犹太商人、摩尔工匠、信胡格诺教的法国工人和德国的路德宗教徒们敞开了国门，这些自由人的到来刺激了荷兰的基础设施、工矿业、商业和金融业的发展。西班牙人驱逐的犹太银行家为荷兰提供了最缺乏的资本和金融人才，通过他们建立的荷兰金融市场把西班牙的白银财富变成了荷兰的白银资本，滋润着荷兰的各行各业。
在荷兰，白银的主要功能逐渐从支付转变为投资。据P.W.克莱因的推测，荷兰国内资本的总额有25%～30%由股票投资构成。这极大促进了社会的商品化，也促使城市管理部门日益发展起来。荷兰兴建起排涝的治水站，建成了第一个“现代”农业经济，粮食蔬菜油料自给有余，奶制品还可以输出；在荷兰资本的投入下，捕捞业、毛纺业、制瓷业、造船业保持着兴旺。
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而发达的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1 500年前的地中海贸易主要是奢侈品贸易，主要满足王公贵族、高级僧侣、富商巨贾的需要，与欧洲普通民众的经济活动关系不大。在美洲白银财富的推动下，尼德兰成为欧洲商品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波罗的海地区大众性必需品贸易得到蓬勃发展，荷兰人成为全欧洲的货运商。由此创立了一种把货币转变为资本的商业资本主义模式，积累起了大量的资本。荷兰开始超越地中海沿岸城邦，成为欧洲的经济活动尤其是金融活动的新中心。
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得以在荷兰率先建立，是历史合力的结果。大西洋航线的开辟、殖民地的建立、美洲白银的涌入、造船技术的改进、波罗的海贸易的兴起、对北海鲱鱼的大量捕捞、东印度公司对亚洲贸易的垄断、荷兰城市的兴起、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金融市场的建立、新教运动和大量新教徒的迁入、荷兰人购买永久年金的习惯、军事技术的发展、菲利普二世错误的尼德兰政策、法国与西班牙的宿怨、伊丽莎白一世对荷兰的支持以及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压力等等，在上述所有因素的复杂作用下，荷兰人创造出了商业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这一制度的运行结果是，白银货币被不断投入生产领域，再增殖产生新的财富，其中也包括荷兰东印度公司利用白银在与中国黄金贸易中的套利活动，如此持续循环生产出源源不断的资本流。
白银向东，黄金向西
长期以来，在欧洲黄金与白银的比值处于1∶12.5～1∶１４之间；而在中国，基本保持在1∶10～1∶11。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专门提到，用同样的白银可以在中国换到更多的黄金。而据全汉昇的计算，中国的黄金与白银的比价为1∶5.5～1∶7。在欧亚两个经济体系发生频繁交易时，相对的银贵金贱，吸引白银潮水般涌入中国，而中国的黄金和实物则流向欧洲——这是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套汇巨流。
美洲的贵金属，特别是巨量白银，使欧洲拥有了足以与亚洲进行贸易的货币。据统计，在1500—1800年全球所产的白银中，有超过一半最终抵达了亚洲，其中约有６万吨白银流入了中国和印度。在1500—1800年的300年间，欧洲所能生产并出口的最主要的商品就是来自美洲的贵金属。
在一个时期中，把白银运到亚洲尤其是中国换取黄金成为欧洲公司最主要的贸易活动。在1660—1720年的60年间，贵金属贸易占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总额的87%，最多的年份竟然占到94％。全球性的金银套利交易，是“全球白银循环”的重要推手。白银向东，黄金向西——两大贵金属的跨洲交换虽出于自愿，却产生了不平等的经济和政治后果——中国得到了白银，欧洲获得了亚洲的黄金和商品，给美洲剩下的是暴虐的殖民统治。货币套利的实质，是资本以洲域和整个国家为单位进行的体系性剥夺，这一手段远比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经济剥削更加高效，只是由于其极为宏观的背景和长久的时间跨度，超出了一般人们所能感知和理解的范围。
美洲白银的涌入，满足了中国经济对货币增长的需求，也使历来自给自足的中国在不经意间把货币杠杆交给了外部世界。按照弗兰克的说法，欧洲用美洲的白银换取了亚洲经济快车的车票。登上了亚洲快车的欧洲，并不满足只是当一名乘客，而是凭借白银杠杆控制了世界的产业分工和贸易方式，成为全球经济火车头上的司机。就这样，欧洲利用美洲殖民地的白银，从世界贸易体系的边缘变成了中心。
历史选择了白银。数量巨大的美洲白银，在适当的时候出现在了适当的地点。这些白银就像上帝一样，给欧洲主导的全球贸易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第一推动力。在数百年世界贸易中，白银成为世界上所有地区的人们都能接受并且供应充足的唯一的贵金属。这些白银中的一部分沿着数千年亚欧贸易网络铺就的历史轨道流向亚洲；另外一部分则通过新开辟的由美洲到菲律宾、再到中国沿海的新航路流入中国。分流的白银财富和白银资本，是导致彭慕兰所谓世界经济在1500年出现“大分流”的重要原因。“旧大陆”数千年的财富格局，被这股长达数百年的白银资本洪流所改变——最终中国和印度失去了世界财富中心的地位，伊斯兰世界不再是全球贸易网络的枢纽，而欧洲则利用亚洲“中心”衰落而兴起，把原本处于世界边缘地带的大西洋地区，变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新中心。
主权国家的铺路机
历史从不缺少戏剧性。掳掠式的资本主义体系像传送带一样把美洲财富运回西班牙，把帝国推上了欧洲权力的巅峰。这些原本用于维持哈布斯堡王朝和天主教正统地位的白银，有很大一部分流向了与之对立的尼德兰地区，不但养活了忠于西班牙的军队和臣民，也养活了那里的叛逆者。这笔“政治”白银既累垮了国王的军队，也瓦解了帝国的根基。在哈布斯堡王朝肥沃的废墟之上，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幼苗在帝国北部边缘地带的尼德兰联合省悄然生长。
尼德兰地区最初是哈布斯堡家族收获的嫁妆。当时欧洲王室间存在着复杂姻亲关系，在这个血缘帝国中婚姻是维系各个王国的最重要纽带。查理五世最初就是尼德兰的总督，他从外祖父那里继承了西班牙和奥地利，并最终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那时的北欧地区已经开始因美洲殖民地的发现而繁荣起来，尼德兰的许多城市成为大西洋沿岸新兴的经济明星。到了16世纪60年代，热衷于从事转运商业的荷兰人拥有了1 800艘海船，是一个世纪之前威尼斯鼎盛时期拥有海船的6倍。这些被称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人把瑞典的铁、波罗的海地区的粮食和黄麻运往法国和伊比利亚半岛，然后再装上酒和亚洲香料运过森德海峡。不仅如此，荷兰人还从事鲱鱼捕捞和贸易，加工海产品和精炼鲸鱼油，充当着欧洲和海洋贸易的中间人。
荷兰的城市——先是安特卫普，后来则是阿姆斯特丹——通过提供港口、仓库、海船、水手和商业信贷，控制着欧洲和大西洋的海洋贸易。荷兰人以乌龟式的坚韧，拖曳着欧洲的经济重心从传统地中海地区一步步北移，直到大西洋沿岸成为欧洲经济的新中心。
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查理五世难以接受自己的出生地变成信奉新教的地区；作为国王，他也无法同意荷兰的独立。西班牙帝国试图以军事镇压和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来阻止尼德兰的宗教改革和独立运动。西班牙统治者的暴虐镇压激起了荷兰贵族、新教徒和商人阶级共同的反抗意志，迫使整个荷兰民族走上叛逆之路。
商人和资本家的介入，使独立战争获得了长期坚持下去的经济基础。荷兰人天生是商人而不是战士——即使在战火正酣的时候依然保持着经济繁荣。在1568—1648年的80年独立战争中，看起来弱小的荷兰人用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把美洲白银变成了资本，依靠白银资本的力量拖垮了貌似强大的西班牙帝国。荷兰资本资助了拿骚莫里斯的军队和有“海上乞丐”之名的荷兰舰队，使这支军队足以抵抗西班牙大军。荷兰的经验是，贸易生产财富，财富转化为军队，军队增强国家力量，强有力的国家保障贸易和财富的持续积累。到1648年，阿姆斯特丹的一家银行里就有3亿荷兰盾的现金存款，充裕的流动资本使荷兰及荷兰支持的同盟军队可以从2%～3%的利息获得军事经费。与之相比，西班牙帝国却因为战争债台高筑、频频爆发财政危机，尽管菲利普二世殚精竭虑，还是难以找到把战争继续下去的财源。荷兰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货币运用方式的胜利，是资本化白银对货币白银或财政白银的胜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的胜利，也是币缘对血缘的胜利。
如果西班牙面对的是奥斯曼或法国那样的传统帝国，作为更有财力的一方西班牙还能占据上风。不幸的是，堂·吉诃德的帝国遇到了新型对手——不是荷兰的风车，而是在白银资本基础上的尼德兰。尼德兰联合省看起来弱小，却因为可以把在西班牙帝国中流通的白银货币转化为不断增殖的白银资本，并以此支撑长期战争。西班牙实际在用自己的财富供养着对手，这注定是无法取胜的战争。荷兰摆脱哈布斯堡王朝独立，导致了世袭继承和靠联姻缔结的欧洲王国体系的最终解体。这还催生了一种被称为“主权国家”的新型国家在欧洲诞生。
新型的主权国家产生于对王权、神权的斗争，其责任是为特定地区的资本增殖提供政治和安全的保障。因此，新型资产阶级国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划清国家的空间界线，清晰的领土边界是区分不同民族国家产权和社会财富的依据，是保护国家内部私有财产的前提，也是对国家施行统一管理的基础。新国家废止贵族特权，对宗教更加宽容，树立并推行“金钱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权体制，采取减少暴力的内部绥靖政策，以“隐晦的经济压迫”使资本主义体系能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扩展。为此，国家需要全体公民成为具有文化同质性的“观念共同体”。
尼德兰地区从联合省向主权独立的荷兰国家过渡的历程，对欧洲传统国际政治格局产生了巨大冲击。荷兰的独立运动唤醒了欧洲各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意识，成为欧洲现代主权国家的“铺轨机”，它开启了重组现代欧洲政治版图的百年进程。
保障资本积累的和约
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的直接起因，源于天主教政府对捷克地区新教徒的镇压。当新教联盟在白山战役中被天主教军队所打败时，如果胜利者能够表现出宽容和大度，战争就有可能结束。天主教统治者在心理和政治上常常表现出“战略性的过度伸展”，他们在宁可统治一片沙漠也不容忍异端的信念指导下，对新教徒毫不姑息。这迫使支持德国新教势力的丹麦直接介入了战争。当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军队联手打败丹麦军队后，依然不知节制地挥师北欧，力图控制波罗的海贸易。此举威胁到了瑞典和英、法、荷等国的利益。在荷、法等国的资助下，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率军队进入德意志与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开战。战争就此演变为欧洲国家间争权夺利的混战。国家利益认识的强化，是与宗教意识淡化同时发生的精神现象。从“三十年战争”开始，国家利益开始超越宗教冲突成为欧洲战争的主导因素。
30年的混战，让交战各方都感觉筋疲力尽。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请求下，法国和瑞典同意停战。在这场当时欧洲最残酷也是最昂贵的战争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荷兰商业资本有力而坚韧的手。荷兰通过向富裕市民贷款和征收海关关税及销售税等方式，持续不断地将资本转向战争。尽管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在战场上长期占据优势，反抗力量却总是击而不垮。荷兰资本对新教诸侯、新教国家的坚定支持，是他们一次次卷土重来的秘密。
荷兰商业资本是“三十年战争”的支柱，也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幕后推手。荷兰资本为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战争提供了动力，因此反抗力量也要受到资本的制约与限制。对资本来说，战争分出胜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冒最小风险实现最大的收益。对荷兰的商业资本而言，战争的首要目标是荷兰获得独立。因为只有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低地联合省的资本才能摆脱西班牙的盘剥，实现可持续的积累。在达成这一目标之前，商业资本支持下的荷兰人表现出无比的坚韧；一旦目的达到，资本就会展现出柔软的身段。当神圣罗马帝国真正愿意妥协的时候，荷兰抢先在1648年1月与西班牙签署了局部和约《蒙斯特条约》，以确定联合省的独立地位，却不惜让法国和西班牙的冲突继续下去。
失去资本支持的战争难以持续，其他参与战争方经过讨价还价，也得到了自己想要得到或所能得到的结果，这一切包括在1648年10月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和约承认国家的独立与主权，承认新教和旧教享有同等的权力，打破了哈布斯堡王朝和罗马教皇神权对欧洲的政治控制，从世俗和宗教两个维度确立了民族国家的地位，奠定了近代欧洲政治与法律的基础，为建立一个摆脱中世纪传统的新欧洲创造了条件。
“三十年战争”是荷兰商业资本的胜利。作为战争胜利结果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奠定了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西欧国际社会的法律基础，扫除了资本循环增殖的主要阻碍——哈布斯堡王朝和罗马教廷对西欧的支配权，为资本的发展创造了国际政治环境——一个以主权国家为主体、更加世俗化和均势的西欧，成为商业资本主义体系快速成长的暖房。到1700年，荷兰王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 130国际元，超过大部分西欧国家一倍以上，是中国和印度的3倍。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平民百姓不参与君主之间的争执。在和约之后签订的条约中，提出保护非战斗人员的财产和商业活动的规则。这使君主间的战争对平民日常生活和商业活动的影响降到最低。在这一切变化的背后都有资本力量特别是荷兰资本的推动。诚如阿里吉所说：
授予私人企业充分的，即使在战时也可跨越政治管辖区域和平地开展商业活动的自由，这不仅反映了统治者与臣民在战争手段和生活手段的可靠供应方面的共同利益，同时也反映了荷兰资本主义寡头政治在无节制的资本积累方面的特殊利益。这种出于资本积累的考虑而重组政治空间的做法，不仅标志着现代国际关系的诞生，也标志着作为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的开始。 注释标题 杰奥瓦尼·阿瑞吉.漫长的20世纪[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49.
和约构建了以主权国家为主体、遵循国际法原则和均势为特征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成为欧洲第一个国际政治秩序。对荷兰资本来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构建起了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为其在欧洲的不断循环增殖创造了可控的外部环境。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呵护下，欧洲的重商主义从思潮变为国策，商人间涓涓细流的交易变成千万人参与的市场行为，成为受国家制度及法律保障的自觉行动，从而摧枯拉朽般横扫了封建欧洲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秩序。
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的时代，荷兰成为欧洲甚至是世界的中心，法国、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罗马以北的意大利和德国的莱茵河及易北河地区环绕在它的周围，斯堪的纳维亚、苏格兰、爱尔兰、汉堡至威尼斯一线以东的欧洲，罗马以南的意大利，还有大西洋彼岸的殖民地则是这个体系的边缘地带，居于体系中心的荷兰已经建立了资本主义社会。
走向全球的资本秩序
主权独立的国家成为国际社会的主体，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核心所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国际法的方式赋予国家对所管辖空间的绝对治权，同时也赋予国家保持资本安全与增殖的义务。西欧从此摆脱了神权与王权的羁绊，成为资本向整个欧洲乃至世界扩张的基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一种适合资本主义体系扩展周期的国际秩序，是由白银资本培育出来的币缘秩序。它集中体现了荷兰商业资本的利益，反映了银本位时代欧洲社会的变化和新的权力关系。
从城邦、地区、民族国家、洲域再到全球，是资本主义体系空间扩张的轨迹。从一开始，资本主义体系就是民族性与世界性并存，私有基础与国有基础并存，竞争与垄断并存。热那亚—伊比利亚综合体从地中海地区走向了世界；荷兰体系从几个城市的联合省发展为主权民族国家，再向整个欧洲和世界扩张。在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历史中，存在着一种从较小空间向更大空间扩张的空间律。
资本对更大空间的渴求，源自资本的本能。在相对固定的空间里，资本的收益必然趋向平均利润。只有不断地扩张——空间扩张是其基本方式，资本才有望不断获取超额利润。在一个受到限制的经济空间里，资本主义无法茁壮生长。向全球扩张，是资本发展的本能冲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最初只是西欧地区的政治秩序，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展，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也渐渐由一个区域性的体系发展成为世界性的体系，成为全球秩序的基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张提供了政治制度框架，资本需要有这样的政治秩序为其全球扩展提供制度化和法律化的保障。
在重构欧陆板块、建立欧洲主权国家的同时，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也将“主权独立”、“民族国家”概念带入资本的全球化进程，形成了对资本全球自由流动的限制，这成为边缘地带弱小民族及国家的安全屏障，成为亚非拉边缘国家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下维持独立生存的希望。这一原本为促进资本扩张而生的政治体系，最终却演变为限制资本全球扩张的工具——历史的悖论无处不在。
第三节 滑向边缘的伊斯兰世界
在没有发现大西洋航线的时代，傍倚着这片“黑暗海洋”的欧洲，不过是亚欧大陆上的远西。这一以东方为中心的观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财富格局。东方——主要是中国与印度是世界最富庶之地，连接东方的中东地区是亚非欧大陆的十字路口，扼守“七海之地”的枢纽。自公元6世纪后伊斯兰教兴起于此，500年间建立了横跨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到15世纪，以奥斯曼帝国为代表的伊斯兰世界再度兴起，并成为欧亚大陆上的决定性力量。
枢纽地带的边缘化
作为亚欧大陆的腹心，中东是联结亚欧贸易网络的枢纽。伊斯兰控制的中东地区保持着对欧洲的贸易霸权，威尼斯等意大利城邦则是通过与伊斯兰地区的贸易，甚至要与奥斯曼帝国建立良好关系获得的贸易特权，才得以维持自己在欧洲商业领域的权威。
与财富格局相匹配，伊斯兰文明在当时世界诸文明中保持着领先地位，并不断向周边溢出——近水楼台的意大利因而成为文艺复兴的先锋，伊斯兰是欧洲启蒙运动的源泉。无论是对资本主义发展至关重要的合约经营、汇票、信贷、保险、银行和会计记账方法的金融革命，还是对航海革命至关重要的星盘、罗盘、三角帆、尾舵等技术，包括促发宗教革命的印刷术，最初的源头均来自东方——即便来自中国和印度，也需要以伊斯兰世界为中介。伊斯兰世界不仅是通向东方的桥梁，也是东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文艺复兴背后，屹立着东方。
1453年，奥斯曼帝国夺取君士坦丁堡，进而获得了对爱琴海、黑海和地中海的海上商业控制，成为一个横跨亚非欧的大帝国。在此后的80年里，奥斯曼的欧洲帝国扩大了两倍。1529年，苏莱曼大帝的兵锋抵达维也纳城下。伊斯兰世界的扩张使基督教世界弥漫着强烈的危机感，基督教欧洲力图改变相对于伊斯兰世界的颓势，教皇颁布一道接一道扩展势力范围的敕令，国王和商人都已投入寻找新航线的探险行动。虔诚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则在与不断扩张的伊斯兰势力经年苦斗。
然而，苏莱曼大帝除了向欧洲扩张，还要对付伊朗的萨非王朝，这使他不得不在东部和西部轮流发动战役，陷入两线作战的不利境地。基于以往军事割据的教训，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只能由苏丹本人或全权代表来统辖，因此一次只能派出一支军队、在一个方向上作战。每年冬季，来自不同封地的伊斯兰军队必须返回各自的基地过冬，以保证财政收入并补充装备和人马。一年一度拉锯式的进攻与回撤，极大地降低了奥斯曼帝国的军事效能，使基督教欧洲在抵御伊斯兰大军中得以喘息。
美洲财富的到来，打破了地区经济力量的平衡。这是导致逆转局势的大变化。新大陆的金银在欧洲引起物价猛涨，成箱西班牙银元的到来也致使奥斯曼帝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原本适应于亚欧中枢地区的“外侨令”等政策，无法抵御欧洲国家和利凡特公司的竞争，1620年在伊斯坦布尔的英国羊毛制品竟然比在伦敦的价格还要便宜20%，“大西洋经济高压”对“奥斯曼经济低压区”长期入侵，不仅导致奥斯曼帝国工业的瓦解和商业优势的丧失，也几乎破坏了帝国其他部门乃至整个社会。不断贬值的奥斯曼帝国货币使军队、政府和宗教界的薪给人员生活大受影响，各阶层之间微妙平衡被恶化的经济状况打破，帝国声誉和忠诚度普遍下降。资本主义的疾风骤雨，摧毁了貌似坚固的奥斯曼帝国。
1498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开辟了通往印度的新航线，拉动欧洲经济中心离开地中海地区，转向大西洋沿岸。1577年勒班陀湾海战的失利，更让奥斯曼帝国丧失了地中海的海权。新商路的开辟、战争的失利与欧洲经济重心的改变，导致欧洲不再依赖中东的枢纽地区，这加剧了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丢掉了欧洲一翼的伊斯兰世界，不仅失去了世界贸易网络的中心地位，而且成为欧洲中心区的边缘地带。
被颠覆的陆权
欧洲人发现了绕行非洲抵达亚洲富庶地区的印度洋航线，剥夺了伊斯兰世界控制世界主要商道的中间人的地位，这使得印度洋不再是以往的“阿拉伯海”。更严峻的是，随着太平洋航线的开通和对菲律宾的占领，欧洲人可以用美洲的白银直接与中国、东南亚地区和印度直接进行贸易。欧洲人编织了一张新的商业之网，重新连接了美洲和欧亚大陆的贸易通道，把原本居于中心的伊斯兰世界推到边缘地带。长期扼守亚欧商路十字路口的伊斯兰国家不再拥有地缘优势，失去了世界贸易的中心地位。
在贸易主导权易手的过程中，炮舰是不可或缺的决定性角色。达·伽马第一次去印度的航行中，多次对前来与之打招呼的伊斯兰商船进行劫掠。葡萄牙船只在印度洋和东南亚一带经常进行抢掠，烧毁船只、在桅杆上吊死船员，甚至杀害朝觐归来的穆斯林。当时的葡萄牙并不渴望成为一个贸易帝国，而是想通过暴力敲诈勒索和收取保护费。葡萄牙人的举动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世界性“大掳掠”的亚洲部分，它打破了传统世界的贸易秩序，导致原有的世界贸易网络解体。当时的罗马教廷宣称印度洋是“无主土地”，鼓励葡萄牙人以“先占原则”对异教徒开战。中世纪基督教义中存在的对异教徒绝不宽容的偏执，基督徒把对异教徒进行的迫害看作是忠诚信仰的标志，这是孕育肆无忌惮的达·伽马式暴力的宗教来源，也是资本主义精神的重要基因。
葡萄牙和荷兰为垄断亚洲到欧洲贸易的种种努力，包括一系列海陆军事行动，是印度莫卧儿帝国衰落的重要原因。欧洲人以粗暴武力而不是商业技巧，破坏了印度与摩鹿加、望加锡、西里伯斯、班特姆、北爪哇港口及苏门答腊西岸的贸易联系，不仅导致孟加拉、古吉拉特庞大海运业的崩溃，也使印度的丝绸、棉纺业日益凋敝。这一经济后果，还导致了莫卧儿帝国的政治失序。
在此之前，一个商人可以从摩洛哥、东非、印度、中亚、东南亚到中国，穿行1.2万公里而不离开伊斯兰文化影响的范围。作为亚欧大陆商贸网络的中心，伊斯兰世界在内部形成了统一的语言，保持着对异教商人和文化的宽容态度，也维持着从中东经印度洋、到中国的海上秩序，这一切为保障互利贸易的经济制度体系和意识形态，随着亚欧大陆贸易网络的破坏渐渐失去了基础。
随着欧亚两翼尽失，伊斯兰世界从全球经济枢纽的地位坠落到全球经济体系的边缘。在面临欧洲以主权国家的方式组织起来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威胁时，伊斯兰内部却在分崩离析。在亚洲至欧洲贸易通道竞争的关键时刻，阿拉伯人对奥斯曼帝国的反抗运动直接打击了红海航线的畅通，使欧洲人刚刚建立并不具竞争力的好望角航线得以兴旺。新航线的兴旺只是伊斯兰世界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一，对来自欧洲资本主义体系的压力，伊斯兰世界在精神和物质层面均缺少适应性变化，无法形成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去参与全球竞争，这才是伊斯兰世界滑向边缘的主因。
第四节 中华圈的融蚀
中国实行铜钱本位制逾两千年，这一极其坚韧的铜钱体系，先在元代被打断，继而在明代被来自海外的白银悄悄融蚀。传统铜钱体系的瓦解，摧毁了构筑其上的中国传统社会，也带来了世界性的权力转移。
铜不敌银
中国的银矿资源较少，产银历来不多。唐宋时代的金银矿可由民自由开采，官府仅收取20%的税。北宋政府在10世纪末每年平均有22万两银课，按20%税率推算，年产白银约为百万两。这与每年需铸币上亿枚钱的流通需要相比，白银显然不足以作为中国的主要货币使用。
元朝采取银钞结合的币制，比铜钱货币更能满足商品经济发展的需求。这种银为本位、钞银相权的钞法设计严谨，执行过程最初亦很严格，故达到了“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效果。由于没有对信用扩张的权力制衡机制，元代统治者无法制约多发钞的诱惑，结果产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明朝初年经济尚未恢复，民间交易不兴，每年商税收入不过20万两，仅及北宋时的1%。故政府禁止民间金银交易，强制推行用钞不用钱。后因明政府滥印钞票，导致纸币贬值，出现“钞壅不行”的局面。政府被迫改为钱钞并用。中国铜矿资源经千年开采几近枯竭，昂贵的铜价令政府难以承受铸钱成本。政府平均每年铸钱量仅为宋时的3%左右，并时常停铸。因而市面屡出现“钱荒”，达到“市易无资”的地步。加之钱值较低，“钱贱不可大用”，难以满足经济运行的需求。
币值较高的白银具有更适于担任货币的特点，可中国银矿资源不多，明代年产银仅30万两上下。中国产银少需求大，周边产银国家开始向中国输入白银。随着白银增多，市场商品渐渐以银标价，民间买卖也用银作为交易媒介，银开始具有了货币的功能。越来越多的交易选择用白银来进行，使得白银在明朝社会中的重要性渐渐超过了铜钱。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而货币天然是金银。贵金属的自然属性是白银被选择充当货币的重要原因。
白银输入最初来自缅甸、安（越）南和朝鲜，继而是日本，主要靠朝贡贸易的方式提供。中国作为朝贡体制的中心国家，要通过“厚往薄来”的政策显示天朝富有和鼓励朝贡国的“向化”，朝贡贸易解决不了白银需求，却对朝贡国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由于明代实行“海禁”政策，导致长期存在走私贸易，其中重要的输入品就是白银。白银在日本与中国之间存在着数倍价差，中国的生丝与日本也存在着数倍价差，这种情况在中国与南洋国家中也同样存在。顾炎武发现“其去也，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其来也，又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一本万利的巨额利润，使得走私贸易成为中国与其他国家间不可小觑的经济联系纽带。
海外贸易带来的高额利润和海商海外财富的出现，对传统农耕为本的经济体系造成了严重冲击，屡屡引起政府的打压。而海禁更加剧了走私，在海商集团对海禁的激烈反抗下，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准贩东西二洋”，部分开放了私人海外贸易。此后，海禁虽时松时紧，并未彻底开放，但还是大大活跃了国内外贸易，并使白银大量内流。到明末时，商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超过了13%，这对一个长期依靠农业、基本自给自足的经济体来说是巨大的变化。
“一条鞭法”的冲击
明中叶“纲纪渐疏”，早期为抑商而行的种种举措日渐废弛，商品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商业经济的发展，对明代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化年间，推出“输银代工”和“班匠输银”制度，工匠出银即可免予到朝廷轮班，这不仅使工匠能更方便地进行经营活动，也减少了工匠对朝廷的人身依附关系。流通白银的增加，“食粮折输变卖，无不以银，后遂以为常，该番船之来多矣”。这为万历年施行计亩征银，赋役合一的“一条鞭法”创造了条件。
“一条鞭法”明确白银成为国家用于税收管理和公共交换的最重要媒介，以法律的方式确定国家的货币本位，也反映了政府对白银货币的渴求。从万历初年起，明十三边镇有官军70万人，军费粮饷达800多万两。这还是承平时期的数字，若遇战事耗费更巨。筹措银两以维持边镇军费，成为明政府必须解决的一大要务。因此，明政府推进赋税改革，启动了白银货币化的进程。这一进程无疑是货币领域的重大变革，然而，其在社会领域的意义则更加重大——中国社会的各种关系及权力秩序开启了重构进程。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纳银免役，大大降低了民众对官府的依附程度；而政府希望获得更多的白银赋税，对商人及其他社会阶层的控制也开始减弱。这一虽未完全实行的法律，却产生了极为深远的社会影响。
政府求银若渴，拥有白银财富的商人集团开始与政府讨价还价，渐渐产生了商人阶层的政治自觉。明代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本就十分有限，其财政收入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2%～3.7%。商人集团在与政府废弛银禁、海禁等政策的博弈中，日渐占据上风。商人地位的上升，对传统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造成了强大的冲击。儒士中“荣宦游而耻工贾”的信条被打破，出现了“崇实黜虚”、“经世致用”的新思想；部分知识分子将治生范围从务农扩大到做工经商，直接加入了商贾行列。这种士商合流的趋势改变了商人阶级的构成，也唤起了商人的精神追求，他们提出了自己的行为标准和意识形态——“贾道”。有的大商人如徽商朱处士、阮弼等，尝试着把商业资本向产业领域转移，成功商人也可“捐纳入士”；而一些官员则置不准经商的规定于不顾，“或坐或行”卷入各种商业活动中；就连京城中的太监，也公然开始经商。从“三言二拍”等明清小说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当时社会浓郁的商业气息，冯梦龙笔下“酒色财气”的人生世态，艺术化地表现了传统社会秩序的瓦解过程。儒士、画师重“治生”、讲“功利”、求“润笔”，体现了市场包括艺术市场的兴盛，也反映了人们价值观的变化。在那个一切向银看的时代，商人不再是农耕社会中受到抑制并令人鄙夷的底层阶级，官与士都舍弃了清高的道德追求，即便是农民也开始根据市场的变化，将水稻田改种为甘蔗或桑树。数千年坚如磐石的“士农工商”四民等级架构已然松动，并开始重组。
同时，制度层面的变化也在出现。自明万历以来，集中生产的工场制度开始形成。在松江一带为棉纺工场，在苏州则为丝绸工场，在景德镇为陶瓷工场。工场中分工严密，如景德镇制瓷，“共计一杯土工，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工场聚集之处，出现了“行会”、“会馆”、“公所”等商业组织，甚至出现了抗衡东家的工匠组织“西家行”。工商各业分明，俗话“三百六十行”之说，就始见于明代。由于工场和市场的发展，漕运的恢复，各地出现了商业中心城市，在江南地区还涌现出大量工商业市镇，如丝业产地的濮院、盛泽、双林、南浔，棉业产地的枫泾、朱泾，以及后来著名的朱仙镇、景德镇、汉口镇、佛山等四大镇。这些新制度、新组织、新市镇之所以出现，皆源自成规模的工商业生产活动，而这些活动与国内外贸易的发展直接相关。
明后期进出口额增加显著，据估计每年平均可达1 647万两白银，贸易赢利达942万两，进出口贸易牵动了中国国内的生产，尤其对沿海地区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更为明显的影响，多时有十余万海商出海贸易，有的大海商拥资7 500英镑，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最大股东不相上下，甚至出现了数以万计的海外移民。1600年前后，在每年1 000多万两的贸易总额中，银的流入占400万两。因贸易而大量流入的白银，在事实上已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据保守估计，在隆庆朝开放海禁之后流入中国的白银超过1亿两，相当于嘉靖时50年的赋入，或万历时25年的赋入。尽管明朝政府对海外贸易一直采取压制态度，但国门一旦打开，银雨润物无声，门就难以再关上了。传统经济地理、经济结构乃至社会风气，都因海外贸易发生了深刻而不可逆的变化。
东亚圈的解体
万历皇帝及其首辅大臣推行“一条鞭法”，开启了白银货币化的制度进程。此门一开，就把长期自给自足的中国货币体系与外部世界的贵金属供应直接连通在一起。中国经济的脉搏将随全球白银潮流的起伏而波动，白银货币成为中国政府难以左右的力量。对此，明朝统治者并未意识到。
为一时方便而兴的货币制度改革，虽然解决了迫在眉睫的问题，却留下了经济主导权易手的隐患，甚至播撒了日后大明王朝覆亡的种子，并最终改变了世界的格局。白银货币化的进程使明帝国内部开始溶蚀，白银体系瓦解了王朝的政治结构和价值标准，“一切向银看”成为明代后期的社会潮流。白银货币化还推动了中华圈由兴转衰的变化，直接导致了东亚经济圈的解体。在全球连为一体的时代，国内政策常常会产生国际乃至全球的效应，由简单的力学现象演化为复杂的生命进化和社会变革。明代统治者的世界观被强大的历史惯性所烙刻，无法理解世界货币和全球币缘因素对中国社会超出商业交换的重大意义。
朝贡体系是中国统治者“羁縻”四夷、“怀柔”远人的重要手段。明朝建立初始，朱元璋出于对张士诚、方国珍余部的担心，一方面厉行海禁，限制“可通外邦”的沿海商业势力，以解决“海疆不靖”的威胁；另一方面遣使四方，要周边国家“称藩纳贡”。通过采取重政治声望、不计经济效益的“厚往薄来”政策，吸引各国踊跃到中国朝贡，借此与明帝国开展大获益处的交换活动，朝贡贸易由此兴旺。1401年，刚刚统一日本、支配室町幕府的足利义满上书明成祖朱棣，要求“遵往古规法”，对明称臣纳贡。此后百年，明朝与日本的勘合贸易获得了极大发展。海禁与朝贡贸易是明廷一组相互配合的国策，既可消弭海上威胁，又能发展起可控的经济联系。有明一朝，东亚地区建立起了涵盖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数十个国家在内的中华朝贡圈。这一以中国为中心、等级化的、有着广泛政治经济联系的区域，为朝贡区内的国家提供了稳定政治和发展经济的大环境。
据统计，1600—1840年，中国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占58%，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为15%，以商业运输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接近27%；据明末统计，城市人口比重约占8%，商品粮比例约为15%；皇室开支、官员俸禄、军费支出等国家消费性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80%。万历年间的国家积累率仅为3%。从上述数据反映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消费和积累等情况看，中国在明代显然是以农业和农村为主的国家。虽然美洲植物已经开始向全球扩散，但并未解决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农业国的吃饭问题，也没有提供更多余粮来支持制造业和城市化的发展。
与中国以往朝代相比，明朝的商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其经济基础仍是农业，商业要服务和从属于农业。可以说，明朝运行的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其内部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均要适应这一体系总体稳定地运行。对外经济和政治关系，也要服从这一体系的基本要求。因而，明代朝贡贸易更多体现的是服从关系的政治属性，而不具有真正的贸易和财政价值。因此在朝贡贸易的基础上，不可能发展起以海外贸易为主的经济模式，也不足以支撑中华朝贡圈涵盖的东亚区域市场，形成具有产业分工的经济圈。
从朝贡贸易的商品上可以发现，贡品多为香料、珠宝、金银器皿、象牙等物，而从中国获得的主要是绸缎、布帛、瓷器等物。在当时的海运条件下，只有奢侈品贸易可以赢利。明末的走私贸易，也集中在利用金银和商品差价进行套利交易，在朝贡圈内没有形成如同波罗的海到地中海地区的大宗商品贸易活动。实际上，推行朝贡贸易一直是明政府维持周边稳定的政治策略，而不是国家经济体系的拓展。对自给自足的体系来说，过度扩张很容易导致力量的失衡。然而，民间商业和资本的寻利活动总在尝试突破政府限定的桎梏，这构成了明代朝贡圈贸易活动的基本场景和复杂变化。
朝贡贸易最初以铜钱为中介。在铜钱体系下，朝贡各国常从中国得到铜钱的赏赐。这既是怀柔之举，也是对中华朝贡圈货币体系的巩固与扩展。永乐三年赐给日本国王源道义铜钱500万；翌年又给1 500万，另给王妃500万。1453年，仅日本使团就从中国运回5 000万铜钱。日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遣使明廷陈述，“弊邑久来焚荡之余，铜钱扫地而尽，官库空虚，何以利民，今差人入明，所求此耳”，提出“请给铜钱”10万贯的要求。不只日本，对其他海外诸国明政府均给予相应赏赐，这类举动固然扩散了铜钱体系的使用范围，但也加剧了中国的“铜荒”。
在中国社会更多使用白银之后，作为朝贡圈内部交易，中国相继从缅甸、越南、日本等地输入白银。1526年，日本发现最重要的银矿——石见银山。1533年日本采用“灰吹法”技术，大幅提高了白银产量。从1540年起，日本向中国大量出口白银，以换取丝绸、衣服、水银、瓷器等物。在明朝实行海禁的时候，日本输入白银主要靠走私。在明开放部分海禁之后，日本则加强与澳门、菲律宾、越南、柬埔寨等地的贸易，把白银转口运往中国。在美洲白银尚未抵达亚洲的时期，日本是中华朝贡圈中白银最主要的提供者。即使在美洲白银抵达亚洲后的1601—1700年的100年里，日本白银仍占中国进口白银的75%，而美洲白银只占25%。在嘉靖二年的“争贡之役”后，明朝政府中止了与日本以勘合为据的朝贡贸易，中断了彼此的官方联系。丰臣秀吉时期的日本已经有了扩张意识，派兵侵略朝鲜，直接挑战中国主导的华夷秩序的稳定。明政府虽以严厉的海禁惩罚日本，但因对银铜等金属的需求一直存在，无法彻底断绝与日本的贸易。在德川幕府时期，日本提出要建立以其为核心，涵括琉球、朝鲜的小华夷体系——“大君外交体系”。
经济总量和地区影响力远逊于中国的日本，可以运用自身丰富的白银资源向渴求白银的中国叫板，中日之间因白银进出口引发的争端，反映了贵金属货币时代早期币缘经济、政治的博弈。中国从铜钱本位转向银本位过程中对白银的依赖，不仅诱发了东亚圈内部货币主导权和区域主导权的争夺，导致华夷秩序和朝贡圈的式微，也使欧洲颠覆东亚经济中心的美洲白银杠杆找到了支点。
在东南亚地区，从元代开始中国铜钱及本地仿铸钱就是当地贸易的主要货币。马六甲地区盛产锡，在明代的朝贡体系下，当地苏丹也请中国皇帝批准其铸造锡币。1567年，中国解除南洋海禁之后，大批中国铜钱流向东南亚。为防止铜钱外流，广东、福建等地为东南亚铸造铅合金币，但因其不耐磨，而不受欢迎。在东南亚市场几十年的“钱荒”中，白银价格不断上涨。1570年后，大量白银从日本、美洲、欧洲注入东南亚，致使东南亚国家用白银建立了自己的银币系统，既然可从其他地方获得白银用来开展贸易，就不必刻意保持与中国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东南亚国家到中国朝贡的热忱。在隆庆年开放海禁之后，只有琉球、朝鲜和越南等少数国家还与明廷维持着朝贡关系，与当初数十个周边国家的贡使“络绎于道”，“执圭捧帛而来朝，梯山航海而进贡”的场景不可同日而语。
明朝与北方各国也存在互市贸易。隆庆六年，在与蒙古议和后重开北方互市；明与辽东地区女真人的贸易活动也较活跃，两市均达到了百万两白银的贸易规模。在清代，中国与俄国之间发展起了规模较大的恰克图贸易。但在中国与北方地区的贸易中，除了朝鲜是输入白银外，其余都是白银输出。
对一个经济圈来说，界定它的边界轮廓主要不是基于自然地理环境，而是其基础货币流通的范围。当中国货币由铜钱体系转向白银体系的时候，中华朝贡圈的流通货币也必然由铜钱转向白银，这就逐步在东亚形成了一个白银流通圈。东亚存在着这样一个使用白银货币的区域，恰恰成为白银流通全球化、白银成为世界货币的历史前提。当一个以铜钱为主、自给自足的体系在转向白银本位时，控制着白银供应的欧洲就占据了历史的主动位置。
被银线绊倒的帝国
自明末云南税矿之祸激起民变之后，明政府停止采矿。中国所需白银几乎全靠进口。据统计，在16、17世纪流入中国的白银有三大来源：日本，经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从欧洲经印度、东南亚流入的美洲白银。由于基础货币的来源不由中国掌握，这对明、清时期的中国、东亚区域的政治经济大局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政府提供一国的流通货币，是国家作为独立经济体运行的基础条件。对区域经济圈来说，该区域的核心国家有责任提供区域的流通货币，并保证其稳定运行。中华朝贡圈的历史证明，区域中存在统一的货币体系是维系区域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条件，也是维持区域秩序的基本保障。如果核心国家不能提供在区域内被普遍接受、能够方便交易的货币，其经济中心地位便会动摇，区域间原有的权力关系也将受到冲击，最终会影响到区域秩序的整体稳定。
从明中叶起，日本及其他国家白银的长期输出，在区域内部对中华帝国的中心地位构成了挑战。然而，靠着中国自身经济的庞大体量，以及在区域中的经济技术和军事优势，以中国朝贡贸易为中心、以白银流通为媒介的贸易圈还是维持了上百年。到明末清初，来自区域外的美洲白银长期大量流入，使东亚白银圈受到庞大增量货币的冲击，不断积累的新增货币在掀起了东亚地区商业狂潮的同时，还造成了对传统中华朝贡圈的离心力作用。这种离心力渐渐超过中国货币和朝贡体系所形成的向心力，使中国逐步丧失了区域经济的核心地位，也打破了中华朝贡圈相对封闭的经济内循环。
在清代，中国先后终止了从琉球、朝鲜、缅甸、日本和越南进口白银。从1775年起，中国开始完全依靠进口美洲白银。这标志着中国不再是区域货币体系的核心国家，中国的货币体系已经被纳入全球白银体系之中，其兴衰荣辱已不由自主。此时的朝贡圈各国之间的贸易，也基本要依赖美洲的白银作为中介。这意味着，东亚经济圈被白银本位制的货币体系裹挟到全球体系之中，成为更加宏大的全球经济体系的一个部分。货币流通范围的改变，重塑了全球经济地理，中华朝贡圈至此便名存实亡了。作为第一种世界性本位货币，白银改变了全球币缘格局，将被其溶蚀的中华朝贡圈纳入现代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之中。
导致这一变化的不仅有经济和货币的原因，还有国际舞台新主体——欧洲主权民族国家的因素。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空间载体，主权国家与中国及朝贡圈的传统国家不同，它不但是确保白银资本循环增殖的地理空间容器，也是可将经济、政治、军事等诸多因素融合起来发挥作用的共同体，它可以为资本的增殖提供政治、军事保障，是一个可计算成本收益、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资本扩张集团。面对这类由白银资本和主权国家体系结合的国际新主体，体量巨大但处于自然经济中的中国和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都难以与之竞争。
资本主义体系与农耕体系比较，具有更强的体系竞争力。其中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体系能够更快、更多地集中财力投入整体性的对抗和战争之中，从而使对外战争成为一种决定性的竞争手段和快速赢利的方式。资本主义体系所具有的独特积累方式，培育出了常备军、军事工业体制，更增强了资本主义体系的暴力倾向，使其具有不断自我强化的倾向。这种以资本扩张为目标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综合体，先是以暴力为先导摧毁传统国家的抵抗，跟随在军旗后面的是贸易和货币的洪流，直到把中国和东亚朝贡圈纳入全球资本的觳中。
此时，走向消亡的不仅是亚洲相对独立的货币体系、贸易网络，也包括延续千年的区域秩序，以及亚洲人自己选择生存模式的权利。对这些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大变局，当时的中国和东亚人均懵然不知。因为这是一个真正的全球体系——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是比儒家文化所能理解的天下更宏大也更复杂的新世界。
第五节 白银资本构建的世界体系
据估算，1750年的世界国民经济总产值约为1 550亿美元，其中1 200亿美元即77%的世界产值出自亚洲，当时的亚洲人口占世界人口的66%，亚洲以世界2／3的人口、4／5的产值似乎占据着世界主导地位。处于从边缘地带向中心转移过程中的欧洲，只占世界人口的1/5、生产了其余1/4产值中一部分，为何却能成为世界体系的主导者？
贸易与资本的全球扩张
欧洲人最初进行海外探险的主要目标，就是打通到亚洲的商业航线，其中最积极的是葡萄牙人。与长期依赖阿拉伯世界贸易网络的威尼斯商人不同，葡萄牙人开辟了从欧洲经好望角到亚洲的航路，打通了欧洲到印度的直接贸易通道。从1501年开始，他们开始取代威尼斯成为大西洋沿岸国家香料的主要供应者。
为了进一步垄断亚洲与欧洲的香料贸易，葡萄牙人以先期占领的印度果阿为基地，开始向南洋拓展。在侵占香料群岛后，于1511年攻占了满剌加（马六甲），试图控制亚洲的香料产地。这与东亚存在的朝贡体制产生了矛盾甚至引发了冲突。葡萄牙人在进占广东东莞屯门岛后，曾希望与中国进行朝贡贸易，却被明朝政府拒绝，明朝政府要求葡萄牙人归还满剌加故土，下令驱逐屯门的葡人。此后葡人转往闽浙两地进行走私贸易，屡与明朝军队发生冲突。1553年，葡商通过向地方官行贿，得以在澳门居留，并逐步将其发展成为东西方的贸易据点。葡萄牙人无法向亚洲的巨大市场提供所需的商品，因而不可能取得对亚洲的贸易优势，而只能利用中国海禁造成的商机，在中日及南洋之间充当掮客，而这已使葡萄牙人获利颇丰。
葡萄牙人的成功，吸引了西班牙、荷兰以及英国、法国和其他欧洲人来到亚洲。蜂拥而来的欧洲人最初的表现与其说是贸易，不如说是抢劫。拥有东印度公司的托马斯·曼看得很清楚：那些东方国家不需要我们的货物，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货币就不会与我们进行贸易。直到18世纪，欧洲还没有形成足以挑战亚洲强大经济实力的“工业化经济体”。1500—1800年的三个世纪，欧洲所能出口的最重要商品就是金银，而这需要依赖美洲殖民地才能做到。由于明代中国货币白银化造成了对白银的巨量需求，这促进了欧洲早期殖民者对美洲白银的开发，巨量需求与巨量供给的结合，形成了基于白银流动的全球贸易洋流，并开始构建起覆盖全球的经济体系。此时的中国虽没有主动建设世界体系的自觉意识，却被白银裹挟到世界新体系的构建之中。
通过世界货币的白银体系，欧洲一步步从世界经济网络被支配的边缘地带走向中心，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历史证明，谁控制着世界货币体系的主导权，谁就能主导世界体系的走向。欧洲控制的美洲白银为世界规模的市场提供了所需的通货，作为陡然增加的巨量货币，它扭转了上千年传统亚欧贸易网络中的财富和权力的格局。欧洲人手中的白银财富变成撬动历史的资本杠杆，使他们逐步掌握了全球化进程的主导权。这为大西洋时代或欧洲中心时代创造了基础条件。就像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监雅恩·皮特森·科恩在1619年说的那样：
我们可以用古吉拉特的布匹在苏门答腊沿海换取胡椒和黄金；用来自（科罗曼德尔）海岸的里亚尔和棉花在班特姆换胡椒；用檀香、胡椒和里亚尔换取中国的商品和中国黄金；我们可以用中国商品换取日本的白银；用科罗曼德尔海岸的布匹换取中国的香料、物品和黄金；用苏拉特的布匹换取香料；用阿拉伯商品和里亚尔换取香料和其他各种奢侈品——用一种货物换取另一种货物。 注释标题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M].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265.
此前，无论在欧洲还是亚洲，贸易活动都是实物生产的附庸，只是为了交换剩余的产品。交换所产生的盈利，只是推动交易的润滑剂，它可以滋润贸易和生产的齿轮，却不能凌驾于生产之上。尽管有着程度差异，那时世界各种宗教信条或世俗法规对商业，特别是对与形成大规模商业活动密切相关的信贷多采取抑制的态度，对商人的社会性歧视也是常见现象。这种情况的根本性改变，发生在白银成为世界货币并极大地推进了世界性贸易快速发展之后，标志之一就是重商主义意识形态的出现。
重商意识与新教思想的结合，产生了新的资本主义精神。在资本主义精神旗帜的引领下，欧洲人首先是荷兰人创造了依赖于远程贸易的新商业文明，荷兰的海外公司有着政府职权和国家级别的军事能力，亦商、亦政、亦军。这是一整套靠制度保障的海洋控制、暴力扩张、技术创新、贸易优先的生存模式，与依赖大陆、宗法教化、精细农业和实物生产的农耕文明大相径庭。这种产生于西欧的资本增殖方式，得到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精心保护，使得资本增殖不仅是商人或企业的本能，而且成为西欧特别是荷兰等国自觉的国家行为。在重商主义的旗帜下，主权国家努力为资本的安全与增殖提供政治、外交甚至是军事保障，形成了领先全球的综合竞争能力。白银资本与主权国家的结合，是白银时代最具竞争力的组合。这是荷兰后来居上，成为全球翘楚的最重要因素。与这些将白银资本与国家结合起来的欧洲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能力还处于自然经济增长的状态，也没有国家主权和货币主权的意识，因此难以与之竞争。
在全球白银体系形成之前，中国的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处于领先地位，中国农业生产效率要高于同时期的欧洲。从明代开始，中国经济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自给自足的农耕模式，向存在大量市场交换的农工商混合经济模式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传统的铜钱体系难以满足市场经济社会对货币的巨大需求，到16世纪40年代，白银已替代铜钱和钞，成为中国货币的主币。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对白银的巨大需求无疑对全球的白银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据估计，当时世界产银的一半流向了中国。弗兰克因此将中国称为白银的“终极密窖”。
领先往往孕育着落后。作为世界白银体系的主要推动者，中国却止步于白银货币化时代，大量财富被投入军饷、皇室消费和官员俸禄，基础性、建设性投资微不足道，中国社会缺乏把白银财富转化为白银资本的经济头脑。无法完成从白银货币经济社会向白银资本社会的转变，这是中国在白银时代由盛转衰的重要原因。
传统王朝的覆灭
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发轫之地——拥有大量白银货币的西班牙，由于是直接通过对殖民地的劫掠获得白银，缺少将海外财富作为资本投入经营以获得盈利的内在动力，而是将其进行挥霍或投入战争。总是期待上帝的奇迹，是西班牙战略文化的重要部分，为此需要经常给教皇和红衣主教们提供丰厚的津贴与礼物。西班牙和葡萄牙人把美洲白银当作无穷无尽的财富之源，来得容易就去得快，去得快则要求来得更多，这种依赖更多海外财富支撑的经济循环，是拓殖型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当时控制全球白银最主要来源的西班牙人自豪地认为，他们站在世界的最高等级之上：
让伦敦满意地生产纤维吧，让荷兰满意地生产条纹布吧，让佛罗伦萨满意地做衣服吧，让西印度群岛生产海狸皮和驮马吧，让米兰满意地生产织锦吧，让意大利和弗兰德斯生产的亚麻布吧，我们的资本会满足它们的。唯一可以证明的是，所有国家都在为马德里训练熟练个人，而马德里是所有议会的女王，整个世界服侍她，而她无须为任何人服务。 注释标题 戴维·S.兰德斯.国富国穷[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180-181.
西班牙人坚信，他们因拥有美洲财富而不再需要生产什么东西了，因为可以用白银来购买一切。他们没有意识到白银财富涌来时会出现通货膨胀，无从理解白银在改变世界的时候也会改变欧洲的传统权力格局。当白银从西班牙流出以确保增殖的时候，变化就开始发生了——在获得美洲白银滋养后富裕起来的尼德兰地区开始闹独立，而觊觎美洲财富的英国人也会挑战西班牙的权威。他们也没有想到，指望军饷的雇佣军无法战胜低地城市以低廉贷款支撑的决绝抵抗，地中海式的“无敌舰队”打不过海盗船组建的英国海军，天主教会没法压制新教的反抗，贵族会破落、商人会兴起、骑士会没落……白银在欧洲与在中国一样，都是传统封建社会的溶蚀剂。
作为建构世界白银体系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中国和西班牙的统治者都忽略了白银由货币向资本转变过程中的政治内涵，因而无法预见作为世界货币的白银将改变自己国家乃至世界的权力格局。无论他们是否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世界都开始了自身的演化。白银蝴蝶在美洲扇动翅膀，吹拂着欧洲“三十年战争”的烽烟，最终酿成导致哈布斯堡王朝和明王朝覆亡的完美风暴。白银货币体系不仅是世界经济体系，也是全球政治体系，它在决定财富流向的同时，也改变着世界的权力格局。这是初踏入全球体系的中国人难以理解的事。
细究起来，明王朝的终结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有皇帝昏聩、官员腐败、太监弄权、北虏南倭的安全威胁、边镇常备驻军造成的财政压力、李自成起义、强悍的清军、反常天气导致的饥荒，以及“冲冠一怒为红颜”之类的事件，在这长长的清单上，还需要加上白银环流对中国和东亚地区的影响，加上世界性因素与明朝政局和社会的复杂互动。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兴起，是明末危机的历史大背景。农民起义与土地兼并、粮食价格息息相关，官场失序是社会失序的缩影，这些都不能排除商业和市场的因素，而明朝的市场已经与世界连接在了一起。同样，最终颠覆明王朝的辽东满族的“商业—军事集团”，也是在世界和东亚的商业景气周期中才得以羽翼丰满。文字陈述的历史总是简化的历史，人们不可能还原一切去诠释历史，但这不妨碍我们用新视角去重新审视历史。这个新视角就是币缘的视角，即从全球货币体系形成和变化的角度观察中国，观察中国与亚洲，观察亚洲与欧洲以及世界关系的演变。
在明代，中国使用的白银货币延续的是承重货币的传统，交易主要用银锭、银块，国家并不承担铸币的责任，只是对银锭的形式和重量做出规定。相对于欧洲国家用国王头像来铸币显示货币主权，中国流通的银两只是用钱庄和银匠的名字来保证真实的成色，可见当时政府和普通百姓均没有货币主权的意识。作为一个长期自以为是天下中心甚至就是整个天下的国家，明清时期的中国没有也无由产生货币主权的概念，因而完全失去了对货币和信用的控制。
在16世纪，法国人博丹在《论共和国》一书中提出了“主权”概念，所谓国家主权，是指国家对特定空间所拥有的绝对权力。对欧洲国家来说，确定主权的意义既在于排斥基督教会用神权干预国家事务，还在于限制因王室间联姻导致国家统治权的私相授受。明确主权的核心，是要限制神权和王权。同时，主权概念也确定了主权国家和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的要害在于国家间要分清你我界限，我的属于我，你不能干预；同样，你的属于你，我也不侵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第一次从法律上确立了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当时的欧洲国家正处于摆脱神权、王权，向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分清你我、看重彼此分际是社会主流意识。确定国家主权，本质是划分产权。以国家领土为界确定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这为资本以国家为单位的发展和保护提供了前提。作为一种观念，货币主权意识从属于国家主权意识。没有国家主权意识，就不可能产生货币主权意识。
自秦之后就是统一的国家，中国为天下中心的观念根深蒂固。难以产生区分彼此利益的主权国家概念，货币主权的观念也无从产生。在全球化的世界，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是分清你我。中国不分你我的天下观，在近代成了因早熟而夹生的国际政治意识，无法理解也难以适应开始全球化的世界。
正是由于没有国家主权及货币主权的意识，中国在世界白银体系就不可能有争取国家货币主权地位的行动，也就不可能制定相应的国家政策法规在货币领域去维护中国的利益。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欧洲商人利用中国与欧洲的金银汇率差，进行套利贸易达数百年之久。对此，中国人不觉有何不妥。对欧洲国家来说，各国货币是一口装着本国利益的锅，货币主权意识就是要看住自己的锅，不能被邻居随便用货币、汇率的勺子把自家财富给舀走了。缺少货币主权意识的中国人认为，肉会全烂在叫作天下的那一口锅里。因而错把白银当作真实财富，区分不出流通货币与真实财富的差别，不知道白银是一种工具，更无法领悟欧洲人如何以此作为撬动世界财富转移的杠杆。在白银资本时代，主权界限清晰的欧洲国家之间彼此壁垒分明，以重商主义的观念看守着各自国家的财富，相互难以大规模转移货币财富。而对缺乏主权意识的中国等东亚国家而言，欧洲的主权国家则共同以贵金属为杠杆进行财富的大转移。
由此可见，对货币与资本的认知深浅，不仅决定财富的多寡，也决定了国家的存亡。人们常说，知识就是力量。在面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侵蚀过程中，知识还决定存亡。是否具有对货币体系的透彻认识，是否坚持货币主权，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你是否有独立生存下去的机会。没有理解这一点的哈布斯堡王朝和明、清王朝都因此而衰亡。
世界重新排序
在一个经济体内部，暴力并不创造财富而只会转移财富。在不同经济体系之间，因暴力而被转移的财富就是其创造的财富。西班牙人从美洲获得的白银，是热那亚资本的体系性增殖和西班牙王国的财富。对世界经济体系来说，国家和区域间的财富转移不仅体现了全球权力的等级角色，也意味着新的产业分工与利益分配体系的出现。
欧洲用占有优势的暴力，在决定性地开挖出转移美洲财富的渠道之后，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让财富像水一样沿着权力秩序的通道自由流淌。与历史上财富缓慢积累和流动情况不同，因掳掠而形成的巨量美洲白银的迅速涌现，在短期内打破了亚欧大陆经济体系数千年形成的财富格局。在1500年，欧洲人还不能生产让亚洲感兴趣的东西，他们为购买亚洲商品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逆差。就像约翰·罗伯茨所说的那样，“如果没有来自美洲的财富（主要是白银），就很难与亚洲建立贸易关系，因为欧洲几乎不能生产亚洲所需要的任何东西。”因此，掠夺和侵占美洲（及非洲）的金银就成为欧洲人的救命钱。
显然，如果没有美洲白银这个巨大的外生变量，欧洲仅靠日渐枯竭的中欧银矿与亚洲进行贸易，不可能获得贸易优势，无法获得推动欧洲工业和商业革命的资本，也无法形成新的商人阶级和完成制度变迁，欧洲就只能继续坐在延续了数千年的亚欧大陆体系边缘的冷板凳上。然而，欧洲获得了美洲白银——尽管是通过暴力的掠夺。巨量的白银，把原本处于边缘地带的欧洲推上了主位。
拥有美洲白银的欧洲，可以让中国提供茶叶和瓷器，让印度提供纺织品，让东南亚群岛提供香料，可以开辟并使用新的航路而不再依赖阿拉伯人把持的传统商道。白银使欧洲获得了调节亚洲生产和世界贸易的杠杆，使杠杆发生作用的支点则是欧洲占据优势的暴力。欧洲人通过暴力获得美洲的白银，再运用金银套利交易占有与亚洲贸易的超额利润，这是欧洲资本迅速积累的主要方法。在优势暴力、白银杠杆和套汇交易等因素的相互作用下，世界经济中心转向了大西洋地区。
美洲白银的到来，在欧洲濒临大西洋地区培育了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和意识形态，这些在原来中心地区虽有萌芽却频遭扼杀难以成长的新制度和新观念在边缘地带得到了更好的生长，逐步发展起以商业、工业为主导经济形态的新文明，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由海洋支配大陆的文明。整个世界的经济网络以白银体系为中介进行了重构，跨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新航线和新的洲际贸易网络取代了传统的亚欧大陆贸易网络，形成了以大西洋为新中心的全球体系。
白银体系重构世界的进程，展现了交换样式不亚于生产方式对历史的重大影响力。货币是交换的载体，当白银成为全球主要交换工具时，它获得了塑造世界历史的力量。在白银体系——第一个全球货币体系的基础上，还诞生了一种新的世界权力关系——全球币缘。根据白银货币体系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世界几个大洲的等级序列被重新排序——非洲和美洲是被征服者，负责为这个体系提供奴隶劳动和贵金属；需要白银的亚洲则要根据欧洲的需求提供黄金和安排生产与贸易，因而从经济中心滑向边缘；由于传统贸易通道被新航路所替代，阿拉伯地区很快就失去了在历史上长期占据的亚欧大陆的枢纽地位；持有白银货币流向杠杆的欧洲，不再是亚欧大陆主体板块的从属者，而是成为控制全球经济体系的资本之王。通过对交换工具——白银的控制，欧洲变成世界的新中心。
第六节 金本位制与大英帝国
对于国家，地理即命运。英格兰的命运系于海洋和海岛。
自1453年输掉英法百年战争之后，英国除在一段时间里还拥有加莱外，在欧洲大陆再无立足之地，成为孤悬海外的岛国。在欧陆主导欧洲的年代，岛国英格兰注定是欧洲的边缘——它只能被迫居于欧洲权力版图的极边。
从地中海到波罗的海之间海运的发展，尤其是大西洋航线的开辟，使英国处在了比所有欧陆国家更有利的地理位置上。地理因素只是英国时来运转的基础，要完成这个边缘变中心的过程，还需要更多因素的介入，其中最关键的是英国选择了金本位制和推动了工业革命。国际金本位制是欧洲19世纪文明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基本制度，英国所采取的金本位制和与之配套的社会制度，实现了欧洲资本及亚洲财富向英国的持续流入，并借此完成了工业革命，奠定了新“日不落帝国”大厦的根基。
后来居上的岛国
中世纪的英国是西欧的经济殖民地，主要为欧洲大陆提供矿产、食品和羊毛。英国商业不发达，城镇寥寥无几，250万英格兰人中农民占了绝大部分，手工业作坊只能勉强满足日常生活的需求，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经济国家。
从16世纪开始，英国在宗教革命、海外扩张、引进新作物和工商业发展等因素推动下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村土地开始向少数农场主集中，农业人口虽然仍占总人口的74%，可用于交换的剩余产品却大量增加，劳动者薪酬大幅提高，社会消费水平显著提升。呢绒替代谷物和羊毛成为主要出口产品，贸易活动成为英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出现了以贸易为主的大量市镇并形成一定规模的城市体系。英国开始呈现出商业化社会的早期特征。
作为从农业经济向商贸经济过渡的国家，英国的商业地位与富庶的欧陆国家相比微不足道。在美洲贵金属向欧洲运输的财富洪流中，英国也是一个打秋风的角色。伊丽莎白时代，英国最重要的海上事业，就是以海盗方式劫掠西班牙船队的财富。英国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是穷困，英国能这么做则是因为其地理位置。
居于欧洲大西洋航线要冲位置的英国，占据着连接欧陆南北两端的交通枢纽，扼住了地中海与波罗的海、北海之间贸易通道的咽喉。欧洲经济地理重心的改变，把英国从欧洲的边缘变为了交通枢纽。英国因此时来运转。
最早感受到这一变化的是西班牙。英国的私掠船成为西班牙宝船最难缠的对手，让西班牙屡生报复之心。在经历了英法百年战争的失败后，英国人充分认识到火炮的威力，全心全意地接受了炮舰的远战逻辑。从1514年起，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开始亲自着手建造更适应大洋作战的新型炮舰。当1588年庞大的西班牙无敌舰队踏浪而来的时候，英国已经拥有百吨以上的舰船183艘。伊丽莎白女王凭借从她父王时代就开始建造的新型炮舰，击败了还想打一场地中海式海战的西班牙无敌舰队。
英西海战的结果让所有欧陆国家知道，这个处于边地的海岛国家并不好惹。任何要攻击英国的军队需要在拥有一支强大陆军的基础上，再拥有足以击败英国海上力量的舰队，这对经常陷入欧陆霸权争夺的欧洲国家来说，是难以承受的负担。有了海上力量的守卫，窄窄的英吉利海峡就成为英国最可靠的安全屏障。
在其后数百年时间里，英国本土没有受到欧陆战争的波及，也避免了宗教保守势力对新教徒的过度迫害。这保证了英国人口虽然缓慢却是稳健的增长，而没有像西班牙、法国、德国等欧陆国家那样，因饥荒、瘟疫、战争等导致人口锐减。岛国的地理环境和海上力量保障了英国的安全和政治统一，也使英国在宗教方面容易保持独立性，这给自由精神留下了生长空间。与欧陆国家界限分明的军事贵族、教士及知识显贵集团和供养贵族及教士的农民三大社会等级不同，英国社会身份的定义要松散许多，收入分配更均衡，人员流动的门槛也更低。这样一个地处欧陆边缘的国家，正适合新模式的成长。
制衡式政治传统
议会与国王之间的权力制衡，是英国的政治特征，也是英国社会文化的重要体现。1215年，输掉了战争的约翰王想课重税还债，结果激起贵族反抗，只好妥协分权，这是《大宪章》的起因。此后，英国国王征税需要议会表决支持，这迫使国王必须把议会作为执政的合作伙伴。主要由商人组成的议会，成了一股能够制约国王权力的政治力量。
国王、议会之间相对的力量均衡，形成国王与议会联合的政治体制。尽管在英国政制形成的过程中，平民、议员或是国王都流过不少血，但孤悬海外的英国没有长期折腾的本钱，内乱总会导致外患，团结内部成为英国国内政治的要旨，走极端的政治家往往很快就会被淘汰。在这种政治氛围中，英国各利益集团渐渐学会了如何尊重彼此利益并恪守各自的边界。与法、西等欧陆国家充满宗教神圣和君主威严的制度相比，吵吵嚷嚷的英国议会像是能够讨价还价的市场，它却能更好地包容君主、贵族和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兼顾各方的生存与发展，也因而走得更久远。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政府的高级职位几乎被土地贵族所独占，拥有政治影响力的资产阶级并不去掌握政府的权力，只是满足于把越来越多的代表送入议会，这些议员把市场经济交易中的讨价还价技巧带入政治领域。英国这种分享权力和好处的政治市场体制，能够更好地通约和交易各阶级的利益，使社会在转型中保持总体平稳。
在战争频繁的年代，这一制度的优越性还在于，议会是国家的永设机构，其信誉要好于朝令夕改甚至是朝不保夕的国王。因此，议会容易以更低的利息借到钱。能够以低息借到更多的钱，是国家在战争中能够占据上风的重要保障。无论战争胜败，甚至是国王的更替，议会都能保证债主拿回借款和利息，这也有利于资本的积聚和增殖。与激进的共和制度比较，代表多方利益的混合式民主制度似乎也更符合英国的历史传统和民心，因此得以长期维持，这也为日后的改良预留了空间与时间。
互有退让的革命
1688年的“光荣革命”，是奠定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关键性事件。用政治伦理的尺度衡量，它并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么“光荣”。这场革命实际上是英国议会发动的一场政变，而且还是引入外国军队进行的政变。事变的起因，是信奉天主教的詹姆士二世与同为天主教的法国结盟，企图改变新教在英国的国教地位，削弱议会对国王的制约，进而实行绝对的君主制。迫不得已，英国议会中“不朽的七人”代表托利党、辉格党向信奉新教的奥兰治亲王，荷兰执政威廉和他的妻子、英王的女儿玛丽，发出了前来执政的秘密邀请。威廉率2万多人的荷兰军队和执政团队在英国海岸登陆，皇家海军受阻于“新教神风”而没有出动拦截，英国陆军则在阵前倒戈，国王詹姆士二世仓皇逃往法国，威廉兵不血刃地进入了伦敦。
假借荷兰女婿之手完成英国的“光荣革命”，固然有荷兰与英国之间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血亲关系——詹姆士二世既是威廉的舅舅，也是他的岳父；威廉因与玛丽的婚姻关系，获得了英国王位的继承权。真正的关键因素是，英国议会希望从同为新教国家、实行议会制的荷兰引进新的政治力量，来确保英国的新教“道统”和国会的政治地位。
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英国议会在光荣革命之后并未采取激进的做法，而是通过了平衡国王与议会利益的《权利法案》。以威廉和玛丽共同继承英国王位为条件，要求英国的新君主接受国王与议会之间的政治契约，以法律方式确立议会在立法、司法、行政上拥有对国王的制约性权力。《法案》明确，国王未经议会同意不能停止任何法律的效力，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收赋税。威廉接受了议会拟定的法案，赢得了英国议会对君主体制的政治支持。
议会与国王之间的相互让步，确立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保证了英国政治长达300年的稳定。这一“早熟式妥协”，既是英国统治阶级复杂构成和他们成熟政治技巧的产物，也是荷兰式金融市场的原则在政治领域的运用，各个阶级可以通过议会平台进行讨价还价的博弈。为减少博弈的不确定性增加社会成本，各方倾向于建立起制度化机制来“通约”彼此的利益，避免利益争夺导致政治失控而诉诸暴力革命。
找到合脚的鞋
英国与荷兰政治体制的嫁接，创造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形成了一种超稳定的权力架构。英国议会通过《权利法案》的关键，在于平衡了国王和议会在国家征收税赋的权力——国王可以提议征税，却须经议会批准，并在议会监督下使用。对现代国家来说，赋税是国家最重要的财政来源，也是国家权力的基础。1688年以后，英国在权力架构上相互制衡，既适应了利益的复杂性，也为彼此预留了合作空间，有利于国家政治架构的稳定运行。这为英国投入需要动员国家力量、采取更高税率的战争，或为完成工业革命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奠定了合法集权的政治基础。
“光荣革命”搭建起了沟通英国传统土地贵族与工商资本家之间的桥梁，促进了国债制度的诞生。而国债起到了弥合社会各有产阶级集团对立的作用，为日后的工业革命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从长远看，这对于英国和荷兰两国的生存与发展，以及两国日后在欧洲权力格局中地位的提升，甚至包括资本主义模式在全球的扩张，都具有重大的作用。国王与议会之间成功的政治妥协，逐渐成为英国政治中颇有益处的传统，英国贵族、乡绅与商人、金融家之间可以在国家竞赛中协调行动，以战胜欧陆对手，共同去攫取英国之外世界的财富。因此，这场政变拥有了“光荣革命”的桂冠。
在新的政制下，成为“英国国王和荷兰执政”的威廉三世，终于可以如愿以偿地把两国的力量集中起来，投入到对付法国的战争中去。当时的法国已有超过2 000万人口，只有190万人口的荷兰难以与之持久抗衡，如今加上英国的800多万人，荷兰的战略态势得到了极大改善，荷兰的商业资本霸权得以继续延续。
在沃勒斯坦看来，一国政治制度的优劣要在国际竞争中体现，要看它是否能够直接帮助企业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能否提供抑制其他国家竞争的军事力量，能否以较低的成本完成竞争任务，是否有高效的官僚体制，能否维持国内政局的稳定。好的制度就像好的鞋子，不在于表面上的华丽，而是在实用与合适。英国人之所以能够健步如飞甚至后来居上，就在于他们找到了合脚的鞋。
敌对式共生
不是冤家不聚头。荷兰是英国的老师，也曾经是英国的竞争对手，两国之间曾经为争夺海上利益爆发过多次战争。“光荣革命”之后，荷英结成伙伴国家，形成了颇为奇特的“敌对式共生”关系。
在商业资本主义和海外殖民地上先走一步的荷兰，是欧洲当时最富庶的国家，也是英国人心中艳羡的榜样。伊丽莎白女王的皇家汇兑人托马斯·格雷欣爵士就常驻安特卫普，在从事外汇交易的同时学习荷兰人的金融知识。他后来在伦敦伦巴第街建立了皇家交易所，几乎照搬了荷兰的商业和金融制度。英国皇家交易所模仿安特卫普交易所的方式，通过把商业合同提前一小时交易的做法，渐渐把金融从贸易中分离出来，发展起在安特卫普相似的商业票据、担保、现金保管、贴现、期货等业务。威廉三世的到来，更让英国获得了荷兰人用金融筹集战争经费的秘籍。
在英法两国“九年战争”期间，为应付战争之需，英国议会同意国王进行借款。1692年议会以法律的形式担保100万英镑的债务发行，英国的国债由此诞生。两年之后，议会通过吨位税立法，创设英格兰银行，以开辟市民储蓄的渠道，用以筹集对付法国路易十四的军费。此后，英国又以盐税法发行国库券，由英格兰银行负责管理流通。为保证能确保支付利息，英国每发行新国债，都会开设新税。国债利率与税收之间形成了一对一的对应关系，确保了国债的公信力。得到议会支持的国债，要比原来英国国王的私债更有信誉，因此利息也相对较低。原本是为战争的举债，却具有了巩固国家稳定的政治意义，加强了不同利益集团联系，成为英国社会新型关系的纽带。
在战火频仍的欧洲，只有依靠银行家们编织的金融之网，国家才能维系财政的正常运行。在银行家眼里，“朕即国家”的另一种表述就是“国家即朕”，国王的私债不如国民公债牢靠，因此理所当然地要支付更高的利息。曾经富甲天下的菲利普二世和路易十四，都因战争而屡次破产违约。荷兰人向英国普及了打仗就是打钱财、打财政的道理，教会英国人如何通过国债与银行筹集战争费用的方法。这是英国从荷兰学习到的最重要经验。
在“光荣革命”前夕，英国的财政支出仅为180万英镑。到８年之后的1697年，英国财政支出增加了4倍，而财政余额却有1 670万英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实行国债制度的成效。靠着威廉和他的顾问们引入的荷兰公债制度——这是荷兰人曾经战胜西班牙的秘籍——英国以较低利息借到了更多的钱，使经济和人口规模比法国更小的英国，能够在长期战争中逐步占据上风。到1763年英法签订《巴黎和约》时，英国已经取得了对法国的最终优势，迫使法国只能面对漫长的衰退期。从“光荣革命”到拿破仑战争的126年中，英法之间的战争断断续续地持续了64年，法国越打越穷而英国却越打越富。如果说，法国人靠火炮取得了第一次英法百年战争的胜利，那么英国人是靠着国债制度赢得了第二次百年战争。
英格兰银行的本质，是资助战争的中央信贷银行模式。军事史学家富勒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债的方法就是预支未来的繁荣来纾解眼下的急需，有了英格兰银行和国债，英国才能够用明日的财富来赢得今天的战争。
老师与学生是一种对立式生存的关系。最好的学生，往往是老师的终结者。在历史上，英国恰恰是荷兰霸权的终结者。英国对荷兰的学习，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特点。“海上马车夫”荷兰最早通过海上运输网络输送大宗商品形成了利润丰厚的海洋经济，这比英国人从海上劫掠中获得的收益要稳定。为争抢荷兰海上贸易利益，英国于1651年起陆续颁布了数个有关航运的法案，限定英国沿海贸易及殖民地贸易都必须使用英国船只，船员也必须是英国人，甚至不惜发起对荷兰的战争。与生存在大陆沿海地区的荷兰人相比，英国人似乎更懂得控制海洋的必要性，表现出对海权原则理解和实践的彻底性。在1670年的时候，荷兰船队拥有的运输吨位超过除英国以外所有欧洲国家的总和，而英国也只有荷兰的一半。到1780年，英国船队的吨位是荷兰的两倍。“海上马车夫”成为匆匆过客，而英国成为海洋的新主人。
国债共同体
国债不只是为战争进行融资的手段，也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现象，国债中蕴含着国内与国际政治的重要功效。
英国的各权贵集团之间以国债和管理国债为纽带，交换并协调彼此的利益。为了发行国债，国家需要建立一个新的信用体系和与之相应的社会机构，它们与英格兰银行具有同样的特权，也负有为政府提供长期贷款的责任。创设英格兰银行吨位税的建议来自辉格党，紧随其后的托利党在盐税法案中加入了创立土地银行的内容。国债的出现，让国家债务的持有人形成了新的利益共同体，国家兴衰开始与各阶层甚至是个人利益息息相关。看起来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治游戏，以国债为重心形成了基础性的制衡，谁也不愿意以过激的举动来彻底颠覆国家，导致鸡飞蛋打的结局。在农耕经济时代，有恒产者有恒心；在资本主义时代，有恒债者有恒心。作为国家货币体系和金融市场的派生物，国债把国家与国债拥有者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利益共同体的黏合剂。
围绕国债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并不止于一国内部。马克思指出，国债作为资本家之间的合作方式，具有持久的意义，它帮助金融资本从一种组织结构到另一种组织的再循环。就像没落的威尼斯通过向荷兰提供巨额贷款，把自己财富中的劫掠遗迹遮掩在了荷兰资本的原始积累之中。而荷兰在购买英国国债时，是从已开始衰落的资本积累中心荷兰，把资本转移到新兴中心的英国去。国债制度不仅具有原始积累的作用，而且具备帮助资本对外转移，以保持其不断扩张的功能。
国债可以让小的资本汇聚起来，形成资本的洪流产生巨大的功效；也可以让在传统强国中渐趋疲软的资本，通过转移到新兴的、更大的国家平台上，使其逃脱停滞命运，并得到新一轮的扩张。荷兰资本向英国的转移，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资本在联合省的发展空间太小，尽管荷兰已经有了大量工业化的成果，有在当时标准看颇为发达的捕渔业、造船业、纺织业、制糖业、船运业、造纸业、皮革业、伐木业、出版业、制砖和石灰业、啤酒酿造业等，却无法提供因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扩张所需的更大市场，也提供不了商品全球扩张所需要的军事保护。
现代资本主义体系是全球性的积累体系，只有在全球范围内才能最终得到安放。资本会本能地寻找足以容纳自己的空间，这一现象从资本主义萌生起就反复出现过。16世纪，欧洲的金融中心渐渐从热那亚转移到安特卫普。在遭到多次围困之后，大量商人从安特卫普再次迁移到阿姆斯特丹。承接了安特卫普的金融人才和网络的阿姆斯特丹，迅速发展成为世界性的重要票据中心。一直到18世纪上半叶，阿姆斯特丹依然是欧洲多边支付体系的核心。欧陆的频繁战争，令资本觉得阿姆斯特丹并不足够安全，于是有海峡作为安全屏障的伦敦，又成为国际资本的新港湾。国际资本时常需要挑起战争，却又总是厌恶风险，哪里更安全，资本就会选择聚集在哪里。金融中心总诞生在更安全、更方便的地点。
荷英两国就像一对冤家，双方之间有无数的恩恩怨怨。最终荷兰聪明地处理了自身的衰退——以理性的态度接受新的崛起者，而英国也选择了对前任霸主的包容式成长。荷英两国之所以这么选择，主要不在于荷兰人或英国人的善良意愿，而在于他们的生存环境和条件。他们除了有共同的强大对手法国需要应对外，更在于找到了一种可以相互融合并交易彼此利益的中介——国债，这使他们能够各得其所。
“国际食利集团”的交接
国债是政府融资体系的产物，可以被视为是一种特殊的货币。从国债之中衍生出了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成为一种独特币缘。它对国内政治乃至国际关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让世界体系的权力转移即新生与老旧体系之间的替代更加顺畅，减少了机械式冰冷冲突和血腥暴力。荷兰资本通过构建国债体系，使英国资本得以哺育并成长；当英国资本夺得霸权的时候，通过国债的收益，继续供养了荷兰的食利阶级。这为荷英之间严酷的霸权转移过程，涂抹上生命世代更迭的一缕温情，尽管在这温情背后，依然存在着英国与荷兰资本扩大同盟、增加收益的精明算计。
在荷英伙伴关系确立后，荷兰资本开始了缓慢而又坚定的转移。促使资本转移的动力，除了安全因素之外，更直接的因素是两地的息差。荷兰国债的利息大约为2.5%，而英国国债的利息是6%。荷兰资本投向国内外有固定收益的股票，并不是缺乏爱国主义的表现，而是资本追求利润扩张的本能反应。在1689年之后，英国就成为阿姆斯特丹资本投资的首选之地。
国债最主要的国际政治意义就在于打破国界，为资本创造不受国界限制却受国家信用保障的全球资本市场，并培养出国际领域的食利者群体。荷英之间的盟约关系，为荷兰资本跳到英国的船上扫除了政治障碍。从18世纪初起，荷兰人为实现资本利润的最大化，将大量资金转移到英国。到1760年，荷兰在英国的直接投资总额已达2 500万～3 000万英镑，加上通过其他途径的荷兰投资数额已达5 000万英镑。而在1760年，英国全部工商业可再生固定资本存量仅为3 600万英镑，当时英国每年国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为368万英镑，对“蒸汽机和其他昂贵机器”的总投资不过为3 000万～4 000万英镑。由此可见，荷兰对英国投资有多么巨大、多么重要。人们在对英法两国技术创新进行比较时发现，英国在工业革命的竞赛中之所以能够超过法国，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在18世纪英国的利率较低，这说明英国可用资本明显多于法国。而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显然与荷兰资本的大量转移有直接关联。
在“七年战争”前后，荷兰人持有的英国长期国债占到总量的32%。这使英国人可以用荷兰的资本发展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对竞争者法国以持续不断的打击，而荷兰投资者也可以从英国的国债中获取丰厚的“年金”收入。荷英两国以国债为媒介，形成了经济与安全的共生关系。国债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另一个重要功效就是，在新老霸主之间构建“敌对式共生”关系，避免两败俱伤的死磕。英国通过国债，培育了荷兰的“食利集团”，保障荷兰作为前任霸主退隐后能够成为资本市场中优雅的“食利者”，从而减少了霸权转移的成本。
18世纪发生在荷英之间的这一幕，在17世纪也曾被动地发生在西班牙与荷兰之间，同样一幕还在1873—1945年的英美之间再次上演。这种“敌对式共生”关系，是全球资本的主导国家转换之间反复出现的现象。在反复出现的历史例证中，往往蕴含着世界体系变化的某种规律——资本的流向以及与此相关的币缘在国际政治的权力交接中具有重要的中介作用。从中还可以发现，国际政治领域与经济活动一样，都需要妥协的艺术和买卖的技巧。
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理解和做到这一点。在法国的公共财政中，传统思想和技术依然占据着上风。与威廉三世同时期的路易十四，仍然靠大规模出售可赎回年金的方式作为国家收入的来源。这样做对国王的好处是，如果没有收入，年金的利息偿还可以延期，甚至允许废除和转换公债。其结果却是，在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时，法国公共财政陷入了令人难以忍受的混乱。
法国传统的金融和财政制度只能延续传统的社会关系，不能满足国际资本寻求安全和增殖的需求。对总是需要寻求投资渠道的荷兰资本来说，投资荷兰收益太低，投资法国则风险太高，而投资英国就成为最佳选择。英荷之间建立的新型币缘联系，导致了欧洲国际政治力量的重组。人们总是在问，法国作为欧洲最富裕的大国为何会在长期战争中输给了欧洲边缘的英国？这个历史疑问的答案之一就是，法国在思想与制度上的落伍。在复杂的历史进程中，落伍不是落后，而是无法像同伴或对手那样适应变化。
通过东印度公司等股份制公司的扩张，英国国债的政治影响甚至超出了欧洲，波及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之中。在1757年的普拉西战役后，英国不仅得到了巨额的战争赔款，而且还从印度贵族和富豪手中陆续获得了购买英国国债几千万卢比的资金。具有4%利息的英国国债，在上百年的时间里把英国的利益和印度上层阶级的收益捆绑在了一起。这是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由币缘而生的一种特殊的“敌对式共生”关系。
创立金本位
在17世纪的前几十年里，美洲白银产量的大幅下降，导致世界性的“银荒”。这不仅导致了中国明朝政府的灭亡，也使处于萌芽状态的欧洲资本主义有可能被扼杀。不仅白银短缺，从1630年到1680年的半个世纪中，欧洲的“银币、铜币、金币和信贷总量都几乎不能满足需要”，严重影响了经济的运行；而盛行的白银伪币，更成为“17世纪流行的瘟疫”。
从1660年起，在阿姆斯特丹—伦敦之间出现了国际票据中心，但也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对货币的需求。1693年葡萄牙人在巴西发现了当时世界最大的米纳斯吉拉斯金矿，在整个18世纪从巴西输出的黄金达到800吨，大致相当于1.2万吨白银的价值。从巴西涌来的黄金，纾缓了欧洲对贵金属货币的饥渴。对英国来说，更幸运的是，经验老到的外交家梅休因恰巧被威廉三世派往葡萄牙，梅休因成功说服佩罗德二世加入英荷领导的反法联盟。1703年两国签订了《梅休因条约》，英国保障葡萄牙的安全，以优惠关税进口葡萄牙的葡萄酒，而葡萄牙接受英国的纺织品并确保巴西黄金首先流向伦敦。英国人利用葡萄牙人的恐惧，用安全保护和纺织品，换取葡萄牙的黄金、葡萄酒和依附。《梅休因条约》让英国人在大西洋贸易、纺织业，特别是巴西黄金中获得了巨大好处。可以说，西班牙的美洲白银成就了荷兰，而葡萄牙人发现的巴西黄金成就了英国。大量黄金通过英国皇家海军的军舰走私到了英国，开启了英国的“黄金周期”。有人甚至认为，正是决定黄金流向的《梅休因条约》，为100年后的英国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也为战胜拿破仑和建立金本位制的英镑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建立英国商业帝国的过程中，查理二世与凯瑟琳的英葡联姻意义重大；同样，外交官梅休因的努力也不容忽视。在历史实践中，军事、政治、经济和外交手段总是相互交织，相辅相成。因此分析币缘的演化，不能忽略血缘、地缘、情缘等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
物理学家牛顿担任皇家铸币厂厂长，就是受到朋友的举荐。那时的英国，有许多人利用黄金与白银的汇兑差价进行投机交易。他们先把英国视为商品的黄金进口后兑换银币，再把银币熔化为银块，通过出口白银来换取差价。大量银币因此被熔化，这导致英国的流通银币极为紧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牛顿像其在科学领域一样，努力寻求货币领域中不受时空变化影响的普遍规律。他在《向上议院财税委员阁下的陈述》中建议，将英国的畿尼金币减值10～12便士，以保持在21先令的价格上。在他看来，只要压低金价并长期保持黄金与英镑的汇率，随着时间流逝，供求法则将会自动解决因金银汇兑差价导致的货币投机问题。采纳了牛顿建议的英国财政部于1717年发出公告，禁止任何人按照不同于21先令的价格收购畿尼金币；铸币厂停止铸造畿尼，改为铸造20先令或1英镑的金币。
牛顿的供求法则并没有自动解决黄金与白银的差价问题，黄金与白银之间的套利活动依然如故。然而，由于牛顿在陈述书中给英镑与黄金制定了固定的比价关系，即1畿尼金币等于21先令，也即每盎司黄金等于3英镑17先令10.5便士，在不经意间把英镑的币值与黄金绑在了一起。从1717年到1931年的200余年里，银价发生了巨大的波动，与黄金价格绑定的英镑却成为此期间最稳定的货币，因而广受追捧。正像金德尔伯格所说的那样，英镑成为世界通货只是一种偶然，并不是预先设计的结果。
与在科学领域一样，在货币领域符合设计结果的试验通常是在验证既往的原理，实现叠加式的推进，而失败的试验却可能导致突破性成果和颠覆性创新。牛顿将畿尼金币减值10～12便士的提议，主要是针对欧洲白银市场，他却忽略了中国才是白银的最大需求国，而中国的金银比价为1∶6。牛顿的失误在于视野——他没有把世界经济体系纳入英国货币体系需要考虑的范围。这是在全球化初期很容易犯的错误。用物理学的话解释，牛顿的货币金融思想还处于单体、双体阶段，而当时国际金融的实践已进入多体的范畴。沃勒斯坦指出，牛顿式的通则无法解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与变化，他更推崇普利高津的看法——“看似永恒的规则也有其时空条件”——这更接近历史的本质。就像物理学家同时也提出了复杂性经济学理论的陈平所揭示的那样，面对货币混沌，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包括计量经济学与经典物理学一样都无能为力。
一个防止套汇的错误对策之所以能够成为金本位制的起点，在于英国有稳定币值以主导货币体系的战略需求，而牛顿提出的对策恰恰符合这一战略目标。英国的金本位制就像其政治体系，要在正确方向下通过不断试错才能逐步发展起来。货币体系的发展与行星运动不同，它更像是有生命的组织，其存在与发展必须把握内生因素与外部环境间的互动，保持变化与不变的微妙平衡，才能勾勒出其生命演化的轨迹。一旦人类想扮演上帝，上帝就会跑出来开玩笑：让人们包括伟大的牛顿在自以为正确的地方出错，却又在他们认定的失败之处生长出创新的果实。
当人们以为白银体系将就此不断延续，并以此作为未来经济和货币制度基石的时候，革命性的变化却在悄悄孕育。1700年来自巴西的黄金，为世界经济体系的再度扩张提供了新的资本。因此，它具有了影响世界经济体系走向的力量。巴西黄金的到来，使英国控制了主导全球交易的新杠杆——黄金。黄金帮助伦敦超越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也帮助英国用金本位替代欧陆国家确立的银本位，在改变货币体系的基础上悄悄完成了欧陆权力向英国的转移。
滋养英国的亚洲财富
来自巴西的黄金属于葡萄牙，只能为缺少贵金属的英国提供铸币的资源，要得到足以支撑英国发展的资金，还需要有真正的财富之源。当时的亚洲是世界最富庶的地区，英国继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之后，登上了亚洲的财富列车。亚洲的财富，才是英国确立金本位制货币体系的真正关键。
与讳莫如深的经济史专家不同，富勒曾以军人的坦率指出，1757年的普拉西战役，是自亚历山大在阿贝拉战场上打败大流士以来，对世界变化影响最大的战役。
这场发生在孟加拉、规模只相当于游击战交火的战役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为英国人打开了印度重金属的宝库。源源不断的印度黄金，滋养了英国的蒸汽机、飞梭纺织机等一系列伟大发明，促成工业时代的发展，供给其生命的血液，由此创造了一个新世界。不止于此，英国在1760年以后，以黄金货币为基础产生了复杂的信用制度。在1750年以前，全英国只有12家银行；而到1796年，几乎每个市镇上都有银行。1756年，英国的国债规模只有7 457万英镑；到1815年，英国国债增加到8.6亿英镑。恰如布鲁克斯·亚当斯所说，英国在印度所发的财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笔。因此，“说欧洲的命运是决定于孟加拉的被征服，似乎也不为过”。
“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这句中国的俗语似乎揭示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规律。在西班牙、荷兰、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大量突然到来、因而具有流动特征的“横财”，往往扮演着经济与社会突然变轨、继而陡然起飞的神秘推手。
通过普拉西战役，英国抓住了印度这只会下金蛋的鹅。英国得到的战争直接赔款是234万英镑，其中一半以金银币和珠宝支付。这场战役的连带经济收益，除了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经济命脉的持久控制外，还有印度人购买英国国债的几千万卢比的资金。按照当时的汇率，这至少又是几百万英镑的巨额资金的流入。然而，这是印度为英国诞下的第一枚金蛋。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之前，英国政府的一年开支不过180万英镑，英国所有的金融资产为2 800万英镑。直到1760年，英国年收入能达到400英镑的大商人，只有区区3 000人。富勒在其《西洋世界军事史》中写道：
从普拉西的战场上，产生了19世纪的权力基础。财神现在定于一尊了，而变成了西方世界的上帝。过去十字架所做不到的，现在由于活塞、刀剑和金钱结成了三位一体，只要短时间就做到了。东方被征服了，在此后200年中，它变成了西方世界的经济性农奴。 注释标题 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第二卷)[M].钮先钟，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95.
丰腴无比的印度，将为大英帝国继续生产金蛋，直到它骨瘦如柴、油尽灯枯。据弗兰克的统计和分析，1750—1800年，英国从印度掠夺了1亿～1.5亿英镑的金币。“在普拉西战役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业务迅速从贸易变为掠夺。”据迪格比估计，从普拉西战役到滑铁卢战役之间，英国从印度掠夺的财富为10亿英镑。这些来自殖民地的财富，超过了英国对新工业革命的全部投资，帮助博尔顿们资助瓦特们把发明变成经济意义上的创新，也帮助英国人打赢了反拿破仑战争。
阿里吉认为，普拉西战役的掠夺性收益，并没有直接引发工业革命，而是帮助英国人从荷兰人手中买回了国债。他进一步补充，来自普拉西战役的“帝国贡金”，“在欧洲权力斗争的关键时刻巩固了英国的信用等级，而且让英国一劳永逸地摆脱了对外国资本的依赖和从属地位”。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不是仅靠英国因素就能够促发的，它与世界体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存在着“体系的纽带”。在这个体系之中，英国最早屈从于意大利资本，随后又成为荷兰资本的从属。要改变英国的地位，就需要摆脱荷兰对转口贸易的控制权和货币体系的控制。普拉西战役的掠夺性收益，帮助英国摆脱了荷兰资本的控制，在1781年以后英国的固定资本形成数量要远高于此前的周期。通过普拉西战役实现的财富跨洲转移，再次改变了欧洲的财富格局，进而影响到世界体系主导权的变化。
暴力是资本扩张的开路者。普拉西战役决定了印度次大陆控制权的归属，法国势力被排除在印度之外。英国对印度及印度洋贸易的控制，是其超越主要欧陆国家的关键一步。在普拉西战役之前，英国在与印度的纺织业中竞争中并不具优势。在获得战场上的胜利之后，英国出口到印度的纺织品开始超过进口。普拉西战役的胜利之果，对英国发展新工业体系、控制全球贸易和实现金融体系独立等方面都有显著推动，这一切的综合效果，奠定了英国体系的根基。正是空间广阔、人口稠密的印度，支撑了岛国大不列颠得以在19世纪进行世界性的扩张。来自亚洲的财富，使英国完成了资本的积累。
印度殖民地的收益，只是英国所吸纳亚洲财富的一个来源。而与中国进行的鸦片贸易收益，则是另一个重要部分。亚洲的这两个人口超过1亿、在当时世界体系中经济总量最大也最富裕的国家，对欧洲大多在百万级人口的国家来说，不只是庞然大物，在经济上也比欧洲国家要更加发达。亚当·斯密承认，东印度的孟加拉，与中国的一些东部省份一样，很早就在对农业和制造业进行着不断的改良。因此它们都曾经是世界最富裕的地区，直到1776年中国仍然是远比欧洲任何地区都富有的国家。欧洲人在当时提供不了有竞争力的商品与中国进行交易，他们所能提供的主要物品就是贵金属。为了扭转贸易上长期出超的局面，英国人开始向中国销售鸦片。
对英国与中国的鸦片贸易，生活在同时代的马克思专门写过“鸦片贸易史”的文章。马克思指出，在1767年以前，由印度输出的鸦片数量不超过200箱，每箱重约133磅。中国法律许可鸦片作为药品输入，每箱鸦片抽税3美元左右。1773年，东印度公司决定对中国进行鸦片贸易，把在印度种植鸦片和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不可分割的部分。180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达到2 000箱；到1837年，价值2 500万美元的39 000箱鸦片偷运进了中国。1856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总值约3 500万美元，同年英印政府靠鸦片垄断获取了2 500万美元的收入，正好是它财政总收入的1/6。马克思特别指出，有两个事实要注意：第一，从1816年起，在对华出口贸易中鸦片走私贸易一直占有极大的比例；第二，英印政府在鸦片贸易上明显的商业利益逐渐消失的同时，英国在这种非法贸易上的财政利益却越来越重要了。随着鸦片贸易的扩大，英国对华贸易由出超变成了入超。
对于鸦片贸易的不道德，马克思引述了英国人蒙哥马利与马丁的话：“不是吗，‘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都应算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毁灭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的思想，也没有毁灭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以后，还杀害他们的肉体；每时每刻都有新的牺牲者被献于永不知饱的摩洛赫之前，英国杀人者和中国自杀者竞相向摩洛赫的祭坛上供奉牺牲品”。事实上，英国人为了鸦片贸易的自由，还对中国发起过两次“鸦片战争”。
鸦片贸易导致亚欧金银流向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大量白银外流动摇了中国整个经济体系，使其经济秩序在19世纪上半叶急剧失序，这导致中国迅速走向衰落。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把中国一步步推入半殖民地的泥淖，从世界经济中心变成了边缘国家。而英国则依靠来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带来的殖民地财富，打败了拿破仑，建立了金本位制，成为世界的新霸主。从印度、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流向英国的财富，都是全球殖民体系的产物。金银货币流向的改变，准确反映了当时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的最新变化——亚洲逐步沉沦，欧洲快速上升，而英国开始执掌世界权力的杠杆。这是从金本位制中衍生出的全球新币缘，一种欧洲剥夺与亚洲被剥夺的权力关系。
以亚洲及美洲市场为主的海外市场，支撑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早期发展。英国通过在海外市场购买大量的原材料和销售制成品，扩大了英国工业家的经济活动范围，积累了大量财富，使英国得以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在拿破仑战争和大陆封锁时期，英国的棉织品有2/3销往海外市场；到1880年，有80%以上的棉织品销往海外，而东方市场是增长最大的市场，这不仅帮助英国渡过了战争时期的难关，也为英国支柱性工业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长久的支撑，使具有外向性的帝国经济得以稳定存在并持续扩张。
工业化的社会果实
对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有从各种角度的观察与研究。这些研究，从不同侧面或不同层次上揭示了工业革命的某些特征或总体特征，也有人怀疑是否真的发生过这样一次“革命”。
工业革命之所以会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是因为英国恰好为资本的工业化提供了一种有利可图的社会经济环境。在1600年以前，英国是一个从欧洲大陆进口技术的国家，德国的矿工、荷兰的排水工程师、法国的土木工程师和建筑师都被英国引进。在南特敕令被废除后，大批法国工匠移民到英国。英国社会的宽容、鼓励创新的法律环境与进入工业领域的资本结合，加上资源、土地等各种因素之间复杂互动，出现了有利于资本增殖的结果。实际上，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在农业、纺织业和金属加工业中已经集聚了强大的产业动力。工业革命只是引发了资本的累积性和自我加强的过程，是资本无休止积累的新方式，是“资本的扩张”。
当时的英国，土地和货币先于劳动力被动员起来。由于缺少人力资源，英国工资高的惊人，是法国工人的两倍，而能源特别是煤炭却极为便宜。英国早期工业革命的新发明、新技术、新工艺都是以节约人力，增加廉价能源煤炭消耗为特征，这符合英国的资源禀赋和产品成本结构。工业革命的发端，就建立在煤铁大量使用的基础之上。在英国之外的其他欧洲国家，人力成本便宜而煤炭价格不菲，因此不可能把大量资本投入无法实现赢利的工业化进程中去。英国也是如此，在工业化没有体现赢利前景的时候，英国银行同样热衷商业票据的贴现，而不愿意投放工业贷款。企业家的投资主要靠家族、朋友和邻居组成的地方小圈子提供。如果企业能赢利了，再扩大投资。
因此，工业革命的第一批发明家都是富有实践经验的工匠，他们的发明都来自对生产中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工匠们必须解决生产中最紧迫的问题，让生产变得有利可图。这样才可能吸引资本流入工业领域。就像瓦特的经历一样，他在改进纽科曼发动机时，得到了工厂主博尔顿的资金支持，因此瓦特得到了必需的设备并可以进行相当昂贵的试验，两人后来合办了一所商行，开始制造并销售蒸汽机。瓦特式的技术天才与金钱结盟的例证，只是各种取长补短合作案例的缩影。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任何具体的技术过程，都无法排除经济因素的进入，也不可能没有合作。技术在发展的同时，产生了保护专利权的法规与合伙人工厂制，形成了新的产权关系和生产方式，进而引发了社会层面的改变。英国人的产权观念来自约翰·洛克的《政府二论》，这位随威廉三世迁徙到英国的思想家确立起的新式产权关系，促进了英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与之比较，法国卢梭的思想表现出对技术进步的不适之感，这使法国的产权制度更多关注于平等而没有集中于效率。看来技术发明要成为商业性的创新，是一个交织着技术、经济、社会与思想互动的复杂过程。
能够实现资本增殖的技术创新，会吸引新投资、新伙伴包括科学家们的进入，再触发一轮更深刻、更全面的创新。如此一次次地循环，资本在不断工业化和社会化的互动中逐渐发展扩张，直到大规模进入工业领域。从英国棉纺业开始的大量使用机器、使用没有生命的动力和矿物资源的工厂制度，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产生了投资与创新间持续互动的模式——工业化生产——推动整个社会甚至是世界，发生适应工业化生产的全面改变。
当时的英国已经具备触发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而要顺利完成这样一场艰巨的工业革命，还需要有更多的充分条件。这些条件不会事先预备妥当，需要在社会实际进程中通过各种要素互动才能如胚芽般生长出来。工业化需要有文化的劳动者，第一批这样的劳动者的文化修养可能来自对《圣经》的阅读，能够自由阅读《圣经》的条件是印刷术的改进和新教的信仰；同样，借助削弱了教会的新教革命，才能促进科学探索精神的发展，从科学探索中产生出的宽容态度，可让社会对变化的世界做出适应性变化。工业化的资本与包括技术发明、生产工艺和组织方式的改进、政府的政策、土地所有权和技术专利权制度、教育普及、宗教革命、文艺复兴与解放思想、大量合格劳动力的出现、海外市场的开辟、社会主流意识的重建、金融创新、军队建设、海权控制、各个利益集团间的角逐和合作在内的社会各因素持续互动、彼此塑造，逐步形成了适应工业化发展的新型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这就是工业化资本的社会化过程。
在漫长的19世纪，伦敦作为世界新的金融中心，给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完成了矿山、冶炼、纺织、造船、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工业化改造。1830年在欧洲运送１吨物资到300英里外需要30美元，运过大西洋需要再加10美元。通过19世纪的交通革命，世界运力提高了20倍，运输成本降低了4/5，这为“日不落帝国”奠定了物质基础。
当时的一位法国人比较了英法两国不同的行为方式和性格特点，“在巴黎法国人是谈论铁路，在伦敦英国人是修建铁路”，“坐而论”与“起来行”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的区别，也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效果，最终又会体现在人的精神层面。“英格兰以其商业精神及与之相伴相随的品德而显得出类拔萃，如：沉着、节俭、有条理性、坚持不懈等。法国的突出之处却是审美精神和艺术……”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英国人，开始构建资本主义的社会，而资本主义的社会又创造出富有资本主义精神的新英格兰人。
工业革命是资本用生产技术对生产过程再造的开端，而工业文明则是工业革命对整个社会重新熔炼的结果。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以及传统商业文明不一样，工业文明不是一种自给自足式的经济模式，而是以批量化生产、消费，导致工业资本可以不断增殖的经济模式。工业化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生产更多的产品，而是为了产生更多的利润——工业资本是为追求剩余价值而生产。英国资本在1750年时为5亿英镑，到1800年增长到15亿英镑，1833年就达到25亿英镑，1860年更达到60亿英镑。
英国的总体环境，就像为工业革命提供的一个巨大的反应釜，其中容纳了资本、技术、法律、政治、安全、精神、文化等各种各样的原料，它们以追求资本更大利润为目标，在1770—1870年的100多年时间里，不断试验和反复互动，最终炼就了人类历史上的一种全新文明——工业文明。
工业化是人类社会成长中的基因突变，工厂本身就是一个怪兽——以石化能源集中提供动力、机械化、大规模、标准化集中生产的场所——而资本要通过建立工厂才能实现更大的增殖。因此，为了保障资本在工业化过程中能够不断增殖，资本先后对农业、商业、金融业等其他行业进行了改造，并对教育、文化、政治、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进行了彻底的更新，建构起能够保证工业利润的社会秩序。有如蜂巢般的超大城市，就是这一社会的新组织方式，城市化生存也是工业文明的重要体现。到1800年，英国已经有超过2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当时的法国只有1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工业文明是工业化的资本追求更多、更快增殖而创造的人类生存新方式，它不仅改变了英国社会，也从此改变世界的面貌。
重塑世界的工业文明
无论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在此后数百年里，工业文明都是实际在支配人类社会的主导文明。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的暗示，被工业文明更新后的社会被称为现代社会，以区别被视为落后的传统社会。工业革命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它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改变了国内、国家和文明之间的力量平衡。
资本的工业化与社会化之间的互动，是工业文明成长的条件。在资本的工业化中，始终交织着资本的社会化过程，即资本对个人和整个社会组织及运行方式的支配性改变，包括文化教育乃至人们精神世界的重塑。这两个并行交织的过程之所以能够持续，是因为存在着币缘这种基于资本体系的社会关系。在生产领域，币缘可以表现为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的关系，也可以表现为不同股份持有人之间的权力关系，这种关系既具有生产性，也具有社会性；在社会领域，币缘同样具有生产和社会的两重性，它可使各个阶级、阶层彼此交换利益的通道，培育政治交换的意识，维持社会各部分的整体稳定。在国际领域，币缘可以使不同国家之间形成产业分工和政治交往，尝试建立地区秩序和安全框架，避免国际社会在国家利益竞争中走向崩塌。作为连接资本的工业化和社会化之间的桥梁，币缘保证了两者之间的持续互动，为塑造工业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
工业革命从一开始就具有全球性，工业的竞争力和持续发展依赖于外国市场的采购和销售，工业文明注定要成为全球性文明。海外贸易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基础，也受益于工业革命。1688年英国的出口总值占国民收入的5%，一个世纪后上升到14%，再过一个世纪达到了36%。可见资本的工业化和社会化均难以靠一国之力、在一国之内完成，发展工业资本主义需要对世界资源的占有，需要世界性市场的开拓，需要全球化的安全保障和政治秩序。对工业化的世界体系来说，它需要有外部世界或被融入的地区或边缘地带作为自身崛起的基座。为寻求并维持这样的基础，就需要推倒一切阻碍资本扩张的古老长城和国家壁垒，用暴力方式形成“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汰选机制，建构起适应和保障工业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世界秩序，包括工业资本主义的话语体系。工业化经济对国家来说，是财富、权力和公共秩序的新源泉，因而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政治需要。
英国的工业革命，先是成为欧洲国家的榜样，继而被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所效仿。工业文明的推广是一种文化的扩散现象，其中却存在着大量的强制因素——面对由工业化资本武装起来的军事力量、社会组织和精神力量，一切没有进行工业化的国家、民族和文明，都难逃灭顶之灾。工业革命产生的机械化军队，利用横跨大陆的铁路和电报、往返于大河的汽船，可以轻易进入腹地，完成对大陆的征服，从而改变以往殖民地集中于沿海城市的历史。在旧式文明和国家的残垣之上，矗立起工业文明的宏伟大厦。
不应忽视的是，人类社会的暴力水平被工业革命提升到空前的程度，工业化之后爆发的战争包括两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伤亡，远远超过历史上所有战争的总和。加之工业化造成的全球环境污染，使得人们有理由怀疑。工业革命是人类之福，还是祸害？人们同样可以质疑，金本位制的纽带为什么没能控制欧洲国家走向全面的战争？显然，对于追求最大化利益的资本来说，币缘是过于纤细的羁绊，而工业革命带来的冲击力极为庞大。对战争、对工业化、对金本位、对币缘所有质疑的答案，可以提供一个东方式的哲学解：过犹不及。
欧洲和平的金融支柱
波兰尼指出，势力均衡、金本位、自由调节的市场体系和自由主义国家，是维系19世纪欧洲文明的四大制度体系。金本位制是把国内市场体系扩展到国际领域的引领力量，是支撑欧洲大厦的决定性因素。
在拿破仑战争中，英国为保证向英军汇款和对同盟国的资金支持，被迫停止支付金币。一直到滑铁卢战役结束后6年的1821年，英格兰银行才又恢复英镑与黄金的汇兑业务。从金融史的角度看，这是金本位制正式开启的时点。其实，从1717年确定英镑与黄金的比价关系以来，英国就已经开始把英镑与黄金挂钩了。在此后的100年里，英国从欧洲的一个边缘性的国家，发展成为对欧陆具有主导权的国家。而导致这一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恰恰就是英国实行的金本位制。
与金本位制联系的国债制度，为所有英国参与的战争，特别是反拿破仑战争进行了成功的融资。资本主义时代的战争，所比拼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的融资能力。在此意义上说，拿破仑战争就是英法两国国债公信力的竞争。无法发行国债的拿破仑，只能靠掠夺欧洲来获得军费，这疏远了归顺的民族和不甘心的盟友，从而使赢得了大多数战役的拿破仑最终输掉了这场战争。英国在1811—1815年间向英军汇款6 500万英镑军费，给反法同盟的国家提供了5 600万英镑的资金支持；给急需资金的惠灵顿将军每月汇款10万英镑的金块和金币，为攻打马耳他的纳尔逊提供他所需的资金。金融货币制度的优劣，不仅要看平时是否能够支持经济运转和实现盈利目标，更关键的指标是看它在战争中能否支持国家获取胜利。
与采取银本位或复本位制的欧洲大陆国家不同，采取金本位制的英国受白银价格波动的影响较小，遭受白银危机的冲击也较轻，这使得英镑体系能够保持长时间的稳定，也使英国国债成为最稳定的长期收益来源。金本位制导致的英国货币体系的相对稳定，吸引欧洲大陆包括法国的巨额资金无论在平时和战时都流向了英国，这既推进了英国产业的发展，也为英国提供了控制欧洲大陆的金融杠杆。稳定的货币体制能够产生吸引资金的长期效果，成为拥有类似货币体系国家极为珍视的财富之源。在资本的短缺时代，这充当了国家抵御短期利益诱惑而滥发货币与操纵汇率的刹车盘。
更重要的是，国际资本与国际金融联手在欧洲创造了一个新体制，维持这个体制运行需要和平的环境。如果强权之间爆发全面战争，特别是在国际金融资本的中心地区——欧洲爆发战争，将破坏资本的稳定运转，甚至威胁到它生存的根基。这无疑会使所有与国际金融利益相关的方面遭受损失。因此，欧洲的和平成为国际金融获利的条件，所有希图从国际金融中获取收益的王公贵族和国家，都必须出面维护欧洲的和平。这就是神圣同盟采取强制力量和意识形态来维持和平的深层原因。
资本对战争与和平没有特别的青睐，而主要取决于此时此地谁更有利于赢利。如果给战争提供资金可以获得收益，那么所有的金融市场，无论是热那亚金融市场还是阿姆斯特丹金融市场和伦敦金融市场都会竞相为战争提供融资服务。如果战争会破坏资本对欧洲重工业投资的赢利前景，破坏欧洲统一市场的整合，破坏欧洲的贸易体系，资本就会遏制战争。资本希望战争与和平成为可控的变量，甚至能够成为赢利的可靠工具。而不同的资本、不同国家的资本对此会有不同的判断，这导致了复杂的博弈和扑朔迷离的结果。这也是人们对战争与和平难以判断的重要原因。资本支配和平或战争的逻辑，直到今天依然有效。
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英国巴林银行向法国政府提供7亿法郎贷款，作为其向同盟国的赔偿金。这是英国向外大规模借贷的开始，也是英国利用金融杠杆控制欧洲大国的重要尝试。随着用于发展经济的铁路、纺织业借贷，到1830年英国对欧洲大陆的投资占到对外投资的66%。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伦敦和巴黎是长期的竞争对手，直到1870年的普法战争后，法国才退出了竞争。
卡尔·波兰尼敏锐地指出，在构建维也纳体系的过程中，存在着重要的匿名因素——国际金融。国际金融作为当时世界政治和经济组织之间的主要纽带，它与所有国家有着紧密的联系，又保持着自行运作所需的独立。国际金融组织和手法，是欧洲和平得以维持的重要秘密。尽管国际金融本身不是作为和平工具而设计——它的目标只是获利，然而要实现获利的目标就不得不与强权合作，这就形成了强权优先于利润的法则。当时的欧洲强权需要通过和平环境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这使得国际金融注定要承担起避免欧洲陷入全面战争的任务。正是当时欧洲国际政治与国际金融在目标上的一致性，导致了维也纳均势体系的诞生，也导致了欧洲的百年和平。当然，这需要欧洲以外的世界来承载资本扩张带来的压力和暴力。
隔岸平衡手
务实的英国人明白，即便有工业革命的力量，再加上金本位制的杠杆，仅以英国之力仍不足以支配欧洲。为此，英国愿意在欧洲大陆国家之间保持一种力量的平衡，通过营造一种均势体系来维持欧洲的持久和平。如此一来，英国所要做的就是发挥隔岸平衡的作用，充当关键的“制衡者”，联合相对弱势的国家来对付强势崛起的一方。在欧洲，均势思想源远流长。所谓的维也纳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种国际政治哲学的英国版本。它像一个巨大而精巧的跷跷板，维持着英法俄普奥等欧洲列强之间的平衡。
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比较，维也纳体系不再是真正的无政府体系，而是英国实现均势政策的工具，它的结果被准确地看作是“英国治下的和平”。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维也纳体系是对法国进行制衡的国际秩序设计，意在维持欧洲大国间力量的均衡。均势结构在国际关系中难以稳定的缺陷，却符合英国充当欧洲稳定器的战略利益。建立保持权力间均衡的制度，显然借鉴了英国国内政治制度的智慧。保持国家间力量的均衡，与保持议会与国王间权力平衡一样，需要制度的设计和高超的技巧。英国在欧洲大陆的政治秩序中，植入了符合英国长远利益的均势原则。即使维也纳体系被1848年的革命浪潮所掀翻，也未能改变均势原则，它与国际金融一道使欧洲没有陷入普遍的战乱。
欧洲大陆是英国资本扩张的核心区，只有核心区的稳定才能使资本获得可以预期的收益，欧洲和平对处于扩张期的英国工业资本十分重要。与农业收获周期或商业资本的买卖周期相比，工业资本的投入与赢利需要更长的周期和更大的市场空间，因此需要超越自然周期的广阔视野和长期秩序的设计。被短期利益左右的冲动型君主或政客，往往会被工业资本所抛弃。工业资本的新要求，逐步把英国精明的杂货店主塑造成为高明的国际政治家。
当工业资本需要和平的环境完成增殖目标的时候，“和平利益”就成为欧洲秩序的新因素，通过神圣同盟和欧洲协同体之间接力棒似的传递，限制了欧洲政治中战争基因的发作，赋予欧洲大陆罕见的和平秩序，而英国则充当着这一秩序的监护人。
第七节 战争与币缘的互动
对资本来说，战争从来不是宣泄情绪和伸张正义的工具，而是实现赢利和增殖的手段。资本化的战争，是资本对军队和战场投资的收益过程。无论是发起战争或阻止战争，都必须基于资本营收效益的冷峻算计。
资本化的新暴力
使用火器的战争是锻造欧洲民族国家的铁砧，而资本化的金钱则是将其锻打成型的铁锤。火器发展带来了军事革命，改变了所有国家的安全环境，给国家安全带来了新挑战，不管你是主动攻击还是被动挨打，都要面对拥有火器的对手。火器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躲在城墙后便可获得安全的传统社会就可能大祸临头了。因此赢得在火器发展上的先机，就成为国家竞争中的关键。麦尼尔认为，欧洲背离指令性行为模式的独特行径是欧洲在军事领域异军突起的决定性因素。出现这种大量的背离指令的自由市场行为的根源，就是资本的寻利冲动。资本的赢利冲动，是欧洲军事技术快速发展的真正动力。
由于缺少资本的点化，也因为没有从对外扩张获得经济利益的环境和意图，曾经在火器上颌先的中国落在了欧洲列强的后面，因此付出了高昂的历史代价。在明朝，中国常年供养着上百万人的军队，政府的军费主要用作发放军饷等消费性开支，仅军饷一项就已经占到国家财政开支的一半；若使用昂贵的火器难免导致军费膨胀，会使政府财政不堪重负。加之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明帝国难以从军事扩张中获益，军队成为只耗费、不扩张、无法赢利的组织，所有军备费用需要自己承担而无从转嫁。这种传统的消耗性暴力，难以形成通过扩张战争便能赢利的机制，也难以形成具有增殖能力的资本化暴力。最早发明火器的中国，缺少持续推动火器技术发展内在动力，因而不会对火器研发保持高强度的持续投入，更难以出现“军事—商业复合体”。
在欧洲，火器的使用与资本的结合，改变了战争样式和战场面貌，创造了通过战争实现资本增殖的产业链。其代表就是通过有优势的组织暴力控制非洲奴隶、美洲白银和对中国的鸦片贸易。战争产业链式资本积累的重要方式，也是新型资本国家形成的重要条件。火器战争是代价昂贵的战争，无论谁要想在火药时代获得战场优势，都需要大量资源和金钱，而这是小领主或城邦国家所无法提供和承受的。不管是修建意大利式的棱形碉堡，或是建立能够攻下这种防御工事的部队，都只有资本支撑的主权民族国家才能轻松实现。即使是富甲天下的西班牙王国、坐拥金窟的奥斯曼帝国或位居东亚朝贡体系顶端的中国这样的传统帝国，也难以承受火器战争的高昂耗费。
1530—1630年，欧洲参加战争的士兵人数翻了一番，而把每个士兵投放到战场的成本增加了4倍。以新武器和新战法为标志的军事革命也带来了新的经济压力，如何筹集战争经费是传统国家绕不过去的坎。恩格斯指出：“要获得火药和火器，就要有工业和金钱，而这两者都为市民所占有。因此，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如果没有成体系的制度化创新，新的甲胄和武器就会成为压垮武士和坐骑的累赘。在战争的压力下，荷兰人通过推动股票、债券、贷款和纸币的发展，用金融创新的方式解决了战争经费的难题。把火器与资本结合起来的资本化战争，是促使封建化的欧洲国家向中央集权化的主权—民族国家转变的强大动力。
查理五世的军事顾问曾经进行计算，要运送一门攻城大炮需要39匹马，如果加上一星期的弹药供应还要增加156匹马。炮兵在军队中成为独立的商业实体。像福格尔这样传统的银行家已经无法满足国王对金钱的需求，而国王要获得发起战争或将战争进行下去的资本，就需要向拥有资本的资产阶级低下高贵的头。由于资本对战争与暴力的控制性影响力，资产阶级具有了与国王讨价还价的能力，继而形成了对王权的制约，最终创造出了资产阶级主导的主权—民族国家的形式，并迫使欧洲君主们接纳了它。火器是欧洲君主手中攻城略地的利器，也是所有王朝的终结者。
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国家权力的集中是商品货币得以产生的必要条件，国家机器的全面联合则是信用货币得以存在的前提。火器战争对资源的巨大需求，使得领主或王国的收入变得十分可怜，即便是中国这样拥有广袤土地和财富颇丰的国家，也难以支撑火器的战争。只有通过资本的支持——这是暴力征服资本化的过程——才可能在国家战争中获得绝对优势。这种更能够动员全社会的力量特别是资本力量的主权—民族国家形式，最终胜过了城邦国家、帝国、城市联盟等欧洲的传统国家形式。
火器的使用也改变了欧洲军队的组织结构。火器使战争和军队普罗化，军事服役不再是某个阶级的专利。一个训练有素的骑士，很可能被粗鄙的火枪手轻而易举地击毙。以贵族骑士为骨干的军队，被民族和大众的军队所取代，这导致了军队组织及训练、作战方式的全面变革。
拿骚的莫里斯作为尼德兰联合省军队的总司令，以其军事家的创造力适应了荷兰资本的力量。他借鉴古罗马军团的经验研究出了“排枪发射”的战术，把火力发挥到最大程度，又使被敌方枪弹命中的可能性降至最低，在战场上形成了有效的规模经济和更高的作战效益。为保证实现这一点，他发明并推广了操作滑膛枪射击的“４２步骤法”，要求每个士兵从第一步“肩枪前进”，到最后一步“护住引药盘待命”都必须做到整齐划一。通过长期严格的训练，士兵不仅学会了这种复杂的作战技能，并养成了休戚与共的团队精神。堂·吉诃德式的骑士阶层被持有新式火器的雇佣军逐出了战场，而具有民族自觉意识的市民军队又淘汰了雇佣军。讲究仪式和荣誉感的贵族化军队被严格训练的职业化、平民化军队所替代，并由此开启了政治与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从此，军队开始从注重骑士个人勇敢、荣誉、忠诚和力量的传统中转向，改为更关心士兵的纪律性和凝聚力以及整体配合形成的作战效率。
在“三十年战争”中，神圣罗马帝国的指挥官华伦斯坦是最商业化的军事领袖，他组织生产军火，自己定价从庄园采购军需品，他像一个战争承包商那样把作战变成了商业化投机行为。他的对手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也是商业化战争的实践者，他意识到瑞典国力不足以支撑战争，因而坚持“以战养战”的做法。在两位指挥官的背后，是两个荷兰的国际金融家和企业家，他们用金钱分别支撑着在前线作战的大军。法国的军事支出由国家税收提供，军费开支一度占到税收的７５％，这种军队—政治的结构使法军装备和组织具有现代化的特征，法军不仅有作战部，还设立了常备弹药库和后勤基地，派出了为野战部队组织后勤供应的军需官，这使法军成为欧陆专业化程度最高的军队，成为一架可以估计投入和产出的战争机器。依靠这支军队，法国得到了阿尔萨斯和洛林省的部分地区，成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大赢家。奥兰治亲王作为联省共和国的执政官，是最懂得军事的政治家，也是最懂经济的军事家。莫里斯确定的目标不是去摧毁西班牙方阵，而是阻止西班牙占领荷兰各省并赢得独立。把有限目标确立为战争指导原则，是因为他知道支持其战斗下去的资本需要什么样的回报。与以往为惩罚上帝敌人而进行的斩草除根式宗教战争相比，追求有限目标的战争则更符合资本的理性。
资本支持战争的方式有多种多样。在试图征服西属尼德兰地区之前，路易十四秘密送钱给查理二世，以换取英国对法国军事行动的支持。通过金钱贿赂，是战争商业化的另一种表现，这是金钱介入战争和动乱的一种常见方式，直到现在在最近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争乃至乌克兰冲突、香港“占中”事件中仍然依稀可见。
世界的锁钥——海权
商业化的火器战争，并不局限在陆地。1571年，教皇、西班牙和威尼斯神圣同盟的海军取得勒曼陀海战的胜利，战胜了曾经被视为不可战胜的土耳其海军。其中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基督徒海军拥有1 815门火炮，是土耳其海军火炮的两倍，土耳其海军传统的登船战术在火力占优势的对手面前发挥不了作用。海战的结果是土耳其海军80多艘船舰被击沉或烧毁，130艘桨帆船被俘获。此战过后，地中海进入了菲利普二世时代。
“海上马车夫”荷兰改进了造船技术，其三桅式小圆船不仅运来了波罗的海地区的粮食，也可装上更多火炮成为速度更快、机动性更强的新型炮舰。故步自封的西班牙“无敌舰队”渐渐失去了海上优势。在百年战争中被法国逐出欧陆的英国，占据着大西洋航线的要冲。英国的私掠船参与高风险、高回报的海盗行径，也刺激了英国造船业和船用火炮技术的发展，英国海军船坞里有4 000名工人，造船是当时英国最大的工业。亨利七世装备了旋转火炮、亨利八世采用了前膛火炮并在船两侧开辟了炮孔，而伊丽莎白时期则发展出了德瑞克“复仇”号为代表的以舷侧火炮为主的“平甲板式”帆船。在1588年的英西海战中，西班牙舰队尽管拥有数量优势，但其许多船舰还是适应地中海环境的有桨扁船，其战术是传统的火炮近战和登船肉搏战，因此无法与大量使用长程火炮的英国战船相抗衡。这一战是战争史上乃至人类历史上的重大转折——陆权的衰落和海权的兴起由此开始。英国人从中最早领悟到，控制海洋比控制陆地更为有利。因而比陆地更看重海洋，这是石破天惊的认识突破。
大陆是人类文明的摇篮，而充满风险的海洋总被看作是陆地的边缘。大陆文明依赖于土地物产，以农牧业为基本生产方式，商业是从属产业。即便有以贸易立国的威尼斯共和国等意大利城邦国家，却无法脱离亚欧大陆体系的控制。在英西海战之后，海洋国家长期是大陆国家附庸的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英国人在海战中证实，数量虽少却拥有火炮的舰队可以让岛国避免欧陆国家的军事入侵。英国人还发现，岛国可选择以海外贸易为主的生存方式，可以发展出一种不同于大陆文明的海洋文明——这是足以与农耕游牧文明抗衡的商业贸易文明。在国际贸易主导的商业时代，谁控制了海上通道，谁就可以扼住大陆国家的命脉。
被誉为“航海家”的葡萄牙人最早领悟到海权对商业帝国的意义。在达·伽马到达印度洋12年后，葡萄牙人就利用海上军事优势将阿拉伯人赶出了印度洋，开始剥夺威尼斯人垄断欧洲香料贸易的地位。荷兰人也很快明白了这一点，荷兰东印度公司拥有14艘军舰和246条船，而葡萄牙在印度洋上只有79条船，从亚洲到欧洲的贸易通道很快就被荷兰人控制了。历史一再证明，海权是海上力量的体现。海上实力不济的葡萄牙尽管聪明灵巧，却难以长期维持贸易通道的独占权。同样，长期持有海上通道控制权的荷兰，最终却被更有实力的英国所夺取。
对海洋的认识从天堑转为通衢，并积极发展以贸易为主的海洋文明，并不是航海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人们对生存方式的适应性选择。最早崇尚海洋文明的国家——葡萄牙、西班牙，也包括荷兰和英国都缺少富饶的土地，所以更容易通过海外扩张和海上贸易而获得财富。一位海军史专家指出：“航海与贸易导致商人的出现；相较于商人能够快速积累财富，世袭的君主和仅仅拥有土地的贵族在现代较为贫穷，这对两者构成了金钱上的差距。”商人的财富示范效应不仅表现在国内政治领域，也扩散到国家层次。
此后，国际贸易被视为国家财富的新源泉，“重商主义”的思潮风靡一时，贸易立国已成为时代潮流。越来越多的国家从主要依赖于国内生产，转向依赖海上通道进行全球贸易的生存方式。国际贸易在全球范围内成为生产和生活的引领者，因而海洋拥有了对大陆的支配权。当西班牙强大的陆军把荷兰反抗者围困在一个个城堡里的时候，荷兰的“海上乞丐”却牢牢控制着河道和海路，封锁了效忠西班牙的省份，让那里的物价飞涨，民怨沸腾。在安特卫普陷落之后，荷兰海军拦住了它的出海口，创造了以海制陆的成功范例。
当生产主导了贸易，大陆就支配了海洋；而当贸易主导了生产，海洋就支配了大陆——这是对人类自古以来的“食货”秩序的颠覆，是人类生活方式在世界范围的重大改变。战争的目标总是随人类生存方式的变化而改变。早期殖民时代的战争，主要是通过俘获战败国现有物质财富和奴役其人民实现赢利的目标。进入商业资本主义阶段，战胜者需要通过控制贸易通道，实行垄断贸易，来完成财富的持续积累。到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全球体系的主导者必须致力于保证全球贸易通道的畅通，维持全球市场间的联系。在国际贸易主导世界经济和决定国家财富的时代，海洋是世界贸易的通道，是资本赢利循环的命脉；谁控制了商品和资源的通道，谁就控制了世界。
1609年，荷兰的格劳修斯出版了《海洋自由论》一书。这本脱胎于法庭辩护词的著作，带有明显的雄辩风格：
第一章 根据国际法，任何人可以自由航海至任何地方；第二章葡萄牙人无权以发现者的资格统治荷兰人航行所至的印度；第三章葡萄牙人无权以受赠于教皇的名义统治印度人；第四章葡萄牙人无权通过战争来统治印度人；第五章葡萄牙人占有海洋或航海权并非正当；第六章葡萄牙人凭借教皇的赠予占有海洋或航海权并非正当；第七章葡萄牙人依照规定或习俗占有海洋或航海权并非正当；第八章根据国际法，自由贸易指向一切对象…… 注释标题 雨果·格劳修斯.海洋自由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 。
格劳修斯认为，荷兰人有权利航行到东印度，也有权利在那里进行贸易活动。他对葡萄牙试图垄断海洋航权的做法大为不满，故以自然法理论为依据，阐释了海洋自由和贸易自由的思想。将自由的海洋和自由的贸易并列在一起，展现了荷兰人对海权本质的透彻理解，也体现出“海上马车夫”式的荷兰理念。相比于葡萄牙、西班牙对海洋的垄断，无论是利用发现者地位、教皇的赠予还是战争手段的垄断，都不如格劳修斯所主张的“公海自由”的权利更利于资本向全球的扩张。因此，尽管此书发表后遭到荷兰以外学者的围攻，但其基本原则却成为日后国际法的基础。
在与西班牙的战争中，荷兰人坚决贯彻了制海权的思想。他们通过摧毁或侵蚀西班牙的海上运输能力，加强自己对谷物、白银和海上军需品等关键战争物资的垄断控制。荷兰造船厂以更低的成本、在更短的时间里生产出比任何对手更多的船只，以保持自己的海上优势，抵消西班牙军队的陆上优势。荷兰的经验，启发了后来的英国。
英国人是海权的后知后觉者，在伊丽莎白时期皇家海军才刚刚成为国家的主要防御力量，此前它的主要任务是为这位渴望分享西班牙海外财富的女王捞取外快。英国人是擅长行动的民族。在明白了荷兰兴盛于海洋的道理后，英国人迅速并持久地展开了行动。
1650年，羽翼未丰的英国通过与葡萄牙的战争，取得了对葡萄牙殖民地的贸易特权。从1651年起，英国作为荷兰霸权的挑战者，颁布了数个旨在削弱荷兰对海外贸易独占的《航海条例》，宣布凡进入英国的商品必须用英国船只来承载。英国人通过立法的方式，来加强海上运输的竞争能力。在法规后面，还有海上军事力量的保证。《航海条例》直接导致了1652年的英荷战争。在此后的两年里，英国从荷兰人手里夺得了1 700艘商船作为战利品。1655年，英国夺取了西班牙的殖民地牙买加，进入了加勒比海地区。在经历了四次英荷战争后，荷兰的制海权被英国逐渐削弱，从而无力阻止英国建立商业帝国。从表面看，这是因为幅员太小的荷兰无法承受代价高昂的海军竞争，而深层的原因是，荷兰作为面对法国陆上强大军事压力的滨海国家，必须害取其轻，选择向英国的海上竞争做出让步。
随着英国海权的扩张，荷兰等国的海外贸易开始收缩，英国的海外贸易却在突飞猛进，越来越多的英国企业在大西洋和印度洋的多种大宗贸易中赚取越来越多的利润。英国人控制了大西洋地区的烟草、糖、棉花和黄金的供应，尤其是生产这些产品的基础——奴隶贸易。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600年成立的时候，全部股本为6.8万多英镑；到1708年，资本总额达到316万英镑，增加了50倍，公司年度利润率为200%～300%。到17世纪末，英国海外贸易的年利润为200万英镑，其中72万英镑来自殖民地，68万英镑来自印度，余下的60万英镑来自与欧洲、非洲和阿拉伯地区的贸易。
荷兰人自由海洋和自由贸易的理念，在英国得到了最充分的利用，并发展出了英国特色的海洋控制思想。英国人超越了西班牙劫掠式的海外拓展，也不满足模仿荷兰式的海外贸易，他们探索出把本土生产、海上贸易与海外殖民地拓展结合起来的新模式，最终发展成为一种把生产、航运与殖民地融为一体的海洋经济体系。具有全球特征的海洋经济体系，比囿于特定区域、相对自给自足的大陆经济体系更为庞大，也更便于资源的大范围调动。在战争中，海权则表现出更大的机动性和可持续性，这是对陆权的优势所在。
在马克思看来，奴隶制、殖民地生产的棉花和世界贸易为大工业创造了必备条件。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海权的保障。英国的海权保障了有利于英国的世界贸易模式，帮助英国实现了财富和资本的积累，世界转口贸易和金融中心渐渐从阿姆斯特丹转移到了伦敦。凭借着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和更强悍的海上力量，英国最终控制了亚洲向欧洲乃至全世界的贸易通道，构建起日不落的世界商业帝国。《泰晤士报》用一句话描述了英国与大海的关系：“英格兰是大海的情人”。
银本位与金本位的较量
对英国人来说，海权是英国的立国之本，是维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性保障，需要国家及各领域之间长期合作的共同努力，而不能寄望到海战时再去夺取，也不能仅仅靠海上力量去实现。英国能够获得并保持海权，离不开议会支持、商业扩张、海军力量的共生互利的联系，也无法脱离欧陆的均势以及成就这一切的外交。然而，要维持海权所需的还要更多，富勒指出，只有能采取预支未来繁荣去支付战争负债的国家，才能赢得海洋。资金永远是海军的“阿喀琉斯之踵”。
18世纪是英法两国争夺殖民地霸权的时代。此前，法国海军的规模要远超过英国的舰队。麦克尼尔在比较英法两国海军发展时发现，由于得到政府信贷的支持，英国海军付账很有规律，以至于在英国本土以及远离本土的加拿大等地形成一个“海军消费市场”。数以千计的海军合同保障着向舰队提供的各种物品，这种市场关系扩散到各个阶层，又对税收和信贷体系产生了正面影响，使海军能够准时得到信贷并付账。通过英格兰银行低成本的长期信贷，英国海军与生产者、供应商之间建立相互依赖的新型关系和全国经济网络，有助于提升英国海上力量的竞争力；而法国海军从未在法国建立起这样的整体反馈回路，没有集中的信贷来源，法国海军的消费不能产生全国性推动力，往往被视为额外的支出。这种结构弱点，导致法国海军无法在与英国皇家海军的长期竞争中占据上风。显然，是资本的金手指帮助了皇家海军，使其赢得了海上力量的竞争。
因为英法两国生态结构不同，导致它们对海外贸易的依赖程度不一，决定了对海权的迫切性和投入的决心。缺少资源又相对贫困的英国，需要依赖对波罗的海和跨大西洋地区的贸易，而地大物博、相对富裕、能够自给自足的法国对海外贸易的需求就不那么迫切。依赖国内和周边市场的法国，主要用白银进行贸易结算，因而倾向于银本位制；而疆域较小的英格兰，主要面对出口市场，需要大量通行于国际市场的结算货币——黄金，所以倾向于单一的金本位制。
在没有海外殖民地和海外财富的时代，陆地是财富之源，维持一支海上力量往往得不偿失。这在中国郑和下西洋引起的朝廷争论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之后，海外殖民地、海外财富及海上贸易成为主要的财富来源，海上力量可以控制全球贸易通道，也就控制了世界财富积累链条上的关键环节。从此，海权就超越了陆权，成为全球贸易的支配性权力。然而，这一历史变化趋势在当时并未充分显现，选择陆权还是海权是国家的一个战略难题。这一难题对英国相对简单，作为一个四面环海的国家，海运对英国经济的成本更低，航路安全和抵御海上威胁对英国也更加重要，相应地，与海洋经济有关的利益集团在英国的政治影响力也更大。英国比任何国家都重视商人阶级的诉求，也比任何国家更重视战争的商业意义。同样重要的是，英国建立起了足以维持一支扩张性商船队的金融机构。所有这一切，使海洋型国家——英国比大陆型或海陆两栖型的法国更容易心无旁骛地集中资源，去发展海上力量。地理的宿命，使英国更容易做出正确的选择，这让英国成为历史的幸运儿。
在漫长而昂贵的国家竞争中，法国人不能既保有一支伟大的陆军，又同时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无论是“太阳王”路易十四还是拿破仑，都无法以法国或欧洲大陆的资源去实现这一目标。从1689年开始，英国就采取了控制欧洲海上贸易来对抗大陆国家军事影响的“深海战略”。在七年战争中，当时的国务大臣、日后的首相老威廉·皮特坚持让英国集中力量发展海军，使其能够在战争中封锁法国港口和切断法国地中海舰队与大西洋舰队的联系，同时资助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在欧洲与法国作战，最终在德意志平原上给法国培育出了新对手——普鲁士。此后，这一战略成为英国参与欧洲战争的一个固定的模式：只派一小支陆军在大陆作战，同时用海上力量控制欧洲附近的海域，用商业财富来支援联军的陆战。
老皮特不仅为英国赢得了胜利，也创造了被利得尔·哈特称为“英国式战争方式的”间接路线。控制了海权的英国人可以在海外和世界贸易中一手遮天，这使他们得以运用世界资源支持英国在欧洲的战争，帮助英国获得最终的胜利。1763年的《巴黎和约》，为英法两国长达一个世纪的“第二个百年战争”画上了句号。法国并没有因为其强大的陆军赢得胜利，而英国却因其“深海战略”取得了最终的优势，成为荷兰霸权的继承人。失去了对海洋的控制，使依然强大的法国和曾经的大陆霸主西班牙一样，开始丧失对欧陆的支配性地位。
从1763年的《巴黎和约》起，海权国家的影响力由殖民地的沿海地区进入大陆的腹地。从此，大陆在人类文明中的主导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世界由从陆权支配海权的时代，改变为海权国家对大陆国家的控制和支配。西欧国家由海路成功地实现了对大陆国家的侧翼包抄，由控制海洋航路、设立沿海据点进而到大陆腹地的发展，逐步完成了对全球的控制。
由海洋到海洋的世界
在英王室18世纪颁发的殖民地特许状的附文里，大多授予了从“大海到大海”的权利。在英国人看来，“海洋是一个整体，这是地理的第一个现实”。美洲大陆不过是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之间的过渡地带，一块受海洋支配的空间。英国人用工业革命的钢铁、螺旋桨和复合发动机把大西洋和印度洋变成了地中海式的“内海”，使全球成为“由海洋到海洋”的世界。通过世界海洋的内海化进程的完成，英国控制了全球海权。因为英国人心里很清楚，海权是开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财富积累大门的钥匙。
英国利用涵盖全球的海洋经济体系，不断将世界其他地区的资源用于对欧洲市场的争夺。在拿破仑看来，如果失去了当时世界最发达的欧洲市场，英国海外贸易的优势将荡然无存。然而，在拿破仑几乎统一欧洲的情况下，依然难以推行禁止与英国贸易的“大陆封锁”政策。这是因为，拿破仑控制的西欧被英国海上力量封锁，得不到让战争继续下去的全球资源。拿破仑只能通过传统的强征或劫掠来维持战争所需，而英国则是通过英格兰银行强大的借贷能力来与之抗衡。战场上的胜负不仅要看武器的先进与落后，也要看融资方式的先进与落后。显然，拿破仑的法国在融资水平上与英国有着代次的差距。
当纳尔逊在阿布基尔湾和特拉法尔加角先后两次击败法国舰队后，拿破仑威胁英国海外殖民地和攻击英国本土的计划彻底破灭。法国人失去了海洋控制权，也就失去了通过海洋获得来自世界其他地区资源的海洋权益。英国能够把欧洲以外的资源运回本国，并资助盟国对抗法国；缺少海外资源的法国，则无法向欧洲大陆国家提供与英国贸易的替代品。此后，再强大的欧陆国家都只是区域性强国，无法挑战通过控制海洋进而控制全球经济命脉的英国，特别是当欧陆国家处于某种均势状态的情况下，英国的霸权更无法挑战。掌握海洋控制权，保证了全球化的英国对区域化的欧洲长达百年的控制。
得益于海权的英国人，对海洋工程技术和海洋经济的发展时刻不敢怠慢。1884年，8 000吨的英国货船“昂布里亚”号商船用6天时间就跨越了大西洋。1902年，英国轮船的总吨位比德国、美国、法国、荷兰、挪威、意大利等国船队总和还多1/3。英国的海权保卫着19世纪欧洲与世界的自由贸易，汽船让海洋成为通畅的铁路，海底电缆把北大西洋地区连为一体，发展新的交通工具和改进交通方式已经没有了技术或政治的阻碍，只是一个愿不愿意投资的金融问题。而与海权紧密相关的世界金融机构，也控制在英国人的手里。在麦金德看来，英国能够独霸四海，不仅靠海军，靠商船维系的贸易，更依靠英国资本通过伦敦城控制的海外投资。
比较而言，富庶的法国比英国更难接受需要变革的工业革命，它要等待一场社会革命来为蒸汽机和铁路开拓道路。至于资助工业发展的金融革命，步履蹒跚的法国要到1846年的经济危机之后才能起步。这一切的综合作用，导致法国输掉了与英国的海权竞争，也输掉了欧洲乃至全球的霸权。英国海权对法国陆权的胜利，实质上是全球资源控制者对局部资源控制者的胜利，是全球化的海洋经济体系对欧陆区域经济体系的胜利，也是金本位对银本位的胜利。
当然，这是有特定时代条件的胜利。当技术特别是交通技术发生变化的时候，海与陆的优劣就可能发生变化。英国人对此有近乎恐惧的担心，常常表现出“麦金德式的忧虑”。现实的英国人希望建立一种机制，当权力跷跷板向欧陆方向倾斜、有可能颠覆现有秩序的时候，能够产生一种力量来实现制衡。而这一力量的来源，就是均势体系。
均势的资本逻辑
欧洲的均势体系，产生于资本积累的需求。在19世纪，欧洲是资本积累的中心地区。英国之所以愿意维持欧洲的均势，是因为英国工业资本发展需要欧洲的市场与和平的环境。而英国能够具有这么做的力量，很大程度来源于金本位制和英国工业化的军队——这两者是英国手里的世界权杖。
最早的均势体系是维也纳体系，它是反拿破仑战争后做出的政治安排。在一场由英国资助并获胜的战争之后，欧洲已无法摆脱英国的影响，也无法离开英国的继续支持。因此，维也纳体系是建立在英国货币体系之上的国际政治秩序，体现了英国资本对欧洲大陆政治的支配。金德尔伯格指出，所谓金本位制不过是由英格兰银行以自己为中心控制和操纵的英镑本位制。这说明，货币体制本质上是权力体制，关键是看由谁在掌控，而不在于货币介质是金、是银、是纸或者是电子符号。当时的英格兰银行能够通过掌握和操纵贴现技术来管理金本位的世界货币体系，制定世界利率水平，不在于英国的黄金存量，而取决于英国在世界货币体系中拥有超出其他国家的能力及权力。英国工业体系的领先地位、英国海权对世界贸易的控制、英国维持欧洲均势格局的能力，以及英国创新货币的对策以及克服经济困难的技巧等，决定了英国具有控制世界货币的权力。
货币权力不是简单的货币或经济现象，而是社会政治现象。金本位制是英国人选择的货币体系，欧陆国家却不能不接受。因为只要接受了英国的资金，货币体系外在的强制就会逐步内化为对资本的渴求，进而发展为对资本的服从。英国控制的国际资本，根据投资各国的风险和增殖可能的大小，划分敌友和亲疏等级，形成了围绕英镑体系的币缘秩序。作为国际秩序的一部分，币缘秩序虽隐秘却十分关键。
要维持国际秩序，仅靠金融的力量远远不够。在维也纳体系——金本位制的天鹅绒手套里，还有英国工业化军事力量的铁拳。对国家来说，谁能够获得资本的青睐，以更低的利息获取战争贷款，谁就可能在比拼谁的钱更多的战争中占据上风。工业化的战争比倚靠人力畜力的战争更加依赖资本，在依赖资本的战争中，往往是息差决定力量的对比，甚至决定着战争的胜负。谁控制着资本，谁就控制着战争胜利的权力杠杆。在战争工业化和国家经济向工业化发展的大背景下，资金流是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命脉，谁控制着国际资本的流动，谁就控制着他国的命运。
金融与暴力，是彼此渗透与相互支撑的亲密伙伴。英国通过金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控制着进行战争或是发展工业所必需的资本。英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控制欧洲资本的流向，就在多大程度上控制了欧洲。采用金本位制，就意味着货币和国债的发行必须以金银储备为基础，只能接受最低限度的金融波动和通货膨胀。在18世纪初，英国金银储备为1 200万英镑，流通纸币1 500万英镑，英国用金融技术多创造了25%的货币。这在当时已经是令人垂涎的成果。英国靠着金本位制的锚一直保持着币值的稳定，为吸引国际资本和发行国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到19世纪，英国既充当着欧洲的钱袋子，也是欧洲的兵工厂。拿破仑统一欧洲的举动，超前于在欧洲尚未建立的主权国家体系，违背了民族资本积累的需求，却唤醒了欧洲民族独立的意识，英国用金钱和武器把这种意识转变为战胜拿破仑的行动。没有英国资本的支持，欧洲各国难以进行持久的战争；没有英国工业制成品，欧洲国家也无法在工业化的战争较量中占据上风。当英国需要维持欧洲和平以保护资本增殖的时候，依赖于英国资金的列强也只能跟随英国去维护和平。
从表面上看，是均势体系维持了欧洲和平，若深入世界权力结构的内部，就会发现是国际金融体系缔造了均势。英国资本以流向与流速控制着力量的均势，保证欧洲中心区在均势下的和平中实现积累。和平与战争一样，都遵从着资本的逻辑。
大英帝国的隐秘权杖
19世纪，伦敦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最主要的资本市场，英国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世界币权以及世界权力的杠杆就从荷兰人手中落在了英国人的手里。推进这一币权转移的最关键动力和制度性的保障，就是金本位制。
英国人最早认识到货币可以成为国家间竞争的工具，在欧洲国家普遍采用白银本位时，英国独树一帜，确立了金本位的货币体系。金本位制是英国无意设计却有意识推进的制度化工具，它支持英国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工业资本的力量颠覆了世界货币的白银体系，缔造了新的日不落帝国。
人们容易看到，英国人如何用舰炮来维持其统治，却往往忽略在更多的时候英国是通过适时牵动国际货币网络的细线来完成自己的统治。英国对欧洲大陆的控制，主要是通过金本位制的货币杠杆。它利用资本的力量，扫除了欧洲阻碍工业资本发展的政治和地理障碍，为蒸汽时代工业资本在欧洲的发展创造了外部环境，也为工业资本在欧洲以外世界的扩张扫清了道路。
在维也纳体系下，欧洲各国包括神圣同盟国家的经济日益显露出货币化的特征。土地赋税变得不再性命攸关，而货币成为国家政策的支点。这一重要的变化，成为导致欧洲封建制度最终瓦解的关键因素。国际金融的出现和资本的跨国流动，导致在国家货币体系下形成的国内政治关系向国际领域扩散，推动了币缘从国内政治走向国际政治领域，并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政治现象。从币缘政治的角度看，金本位是英国版世界秩序的核心，是大英帝国的隐秘权杖。它与英国军事力量、工业基础、外交技巧相互支撑、巧妙配合，主导着英国周期世界体系的走向。
英国金本位和工业化的军事力量重塑了国际政治格局，形成了均势欧洲与失衡世界两相对立的二元结构，形成了中心区和平与边缘地带战乱的局面。均势欧洲是保证资本增殖的核心区稳定的需要，而拓展世界市场的对外扩张，则是为了打造足以支撑中心区经济起飞的广大边缘地带。因此，边缘地带的战争，成了保障中心区和平的条件。
与欧洲的百年和平对应，欧洲在英国引领下对全球进行了百年扩张。据不完全统计，在这100年里，欧洲各国对外部发起过至少58场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欧洲人无一例外地获得了胜利。从拿破仑战争开始，上帝就一直站在拥有较强工业基础的国家这边，也就是站在工业资本这边。富裕欧洲依靠资本和军事的优势，从欧洲区以外的地域获得了更多的利益。从1840年起，在进入工业化的阶段战争中，欧洲只要用一点军事力量就足以让中国、日本和非洲国家打开贸易大门。
作为工业革命的产物，战争的工业化是工业文明的恶之花。在金融资本支持下的工业化战争，不仅帮助在工业技术方面领先的英国主导了欧洲，更让欧洲人征服了世界。在金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和工业化战争的基础上，资本加快向全球的扩张。
英国的成功，引起各国竞相效仿。对金本位制的信任，成为那个时代的信念。与信念同样重要的是，南非黄金的大量涌出，使世界黄金产量在1830—1853年间增长了3倍多，从181.96万两上升到635万两。德国在取得普法战争胜利后，将国家货币体系的复本位改为金本位制。从此，欧洲各国纷纷效尤，相继选择了金本位制。在明治维新后苦于没有黄金储备无法实行金本位制的日本，在获得了甲午战争的赔款后，也立即推行金本位制。
国际金融领域的多体效应造成了历史的湍流，搅乱了英国人普及金本位制的预期，金本位制的扩散没有完成创造一个统一的全球市场目标，也没能削弱民族单元和国家政府的作用，反而产生了加强国家的功效。以德国为代表的欧陆强权，在模仿金本位制和工业化后再度兴起，成为英国全球霸权的挑战者。德国海外贸易的巨大扩张和商业舰队的渐次扩大，极大地威胁到英国的经济。德国经济全面超越的前景而不是德国海军的威胁，推动了1903年《英法协约》的签署，并最终导致在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到达产业巅峰的英国，渐渐进入了“金融秋天”。从19世纪70年代起，英国已经把50%的储蓄投向了海外，这标志着英国经济步入了以金融收益为主的食利阶段。1873—1896年的大萧条，发出了英国主导的体系周期进入危机季节的信号。1900年的布尔战争，让远在纽约的金融市场成为英国的债主，这标志着世界金融中心转移的开始。美国作为英国曾经的殖民地，也在极力学习英国式的工业化和金融体系以改变自己的边缘命运。
随着美国的兴起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英帝国及其控制的海权与金本位制、均势体系一道呈现出了颓势。 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