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金融化时代的币缘政治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五章 金融化时代的币缘政治
如今，货币兑换商已从我们文明庙宇的高处落荒而逃，我们要以千古不变的真理来重建这座庙宇。
——富兰克林·D.罗斯福
金融化是一种社会财富的积累方式，意味着社会财富的积累越来越多地通过金融渠道而不是通过生产和贸易的方式获得。经济金融化曾经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一种周期性现象，在每一个百年发展周期中，都会有一个本周期的“金融秋天”。与以往受到实物货币和主权信用体系限制的经济金融化不同，如今的金融全球化，是一种以金融渠道获取财富，按金融需求和理念塑造社会并以金融权力治理世界的模式。
在全球金融化时代，金融活动已经溢出了经济领域和国家范畴，正在获得对全球经济和国际社会的系统性权力，而这一权力又将再转化为对边缘地带国家财富的体系性占有。正因为如此，囿于主权国家的产业资本与全球流动的金融资本、跨国资本与国格化资本、以赢利最大化为目标的传统资本和承担部分社会责任的新型资本之间，出现了占有与反对占有的矛盾，并在世界范围爆发了日趋激烈的冲突。这种不同资本之间、资本与国家之间、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与博弈构成当代币缘政治的基本形态，并成为时代的鲜明标志。
第一节 金融化的世界
作为经济舞台上最为灵动的要素，金融一直抱有当主角的雄心。然而，在人类社会漫长的经济历史中，金融通常只是配角——为交易双方提供信用的中介性服务。即使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早期，金融在经济领域也主要是为需要大量资本的现代工业提供资金信贷服务。嵌入在产业网络中的金融，是从属于实物生产的辅助性经济工具。只是在每一个体系周期的秋天，金融才成为喧嚣一时的主角。
此次却大不相同，在经历了美国周期的金融秋天之后，金融非但没有重归沉寂，反而更加迅猛地扩张，直到把整个世界都笼罩在金色的光影下。
美元体系的扩张与反扩张
从20世纪初起，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在货币金融领域，英镑体系仍占据主导地位，美国还没有获得世界经济的主导权。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美国政治家已经明白，货币体系和金融秩序才是世界经济的核心。因此，在设计战后秩序时要求盟国做出法律和政治性质的经济让步，特别是在国际货币和金融领域的让步，具体包括要英国解冻其殖民地和英镑区在战时积累起的英镑和外汇盈余，放弃帝国特惠制并向美国开放其所有市场，为美国资本的全球扩张创造条件。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美国主导建立的世界史上第一个全球性的货币秩序，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重要的制度性安排，这一体系有一整套体制机制的设计，包括成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出国际货币的“平价”机制，即以黄金和能够转换为黄金的一种货币来确定各成员国货币的汇价。虽然在文件中没有明确指出这一货币就是美元，但由于美国控制着世界上近80％的官方黄金储备，因而只有美元能够承担兑换黄金的功能，这就形成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的金汇兑制国际货币安排。与各国货币直接与黄金挂钩的传统金本位制的不同在于，这一双挂机制使一国货币——美元充当了其他国家货币与黄金转换的中介，这就使美元成为与黄金一样的硬通货，让原本只是一国货币的美元成为各国接受的国际核心货币。这是一个以美元和美国利益为核心的等级秩序，美国和美元高居权力金字塔的顶端。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是美国政府和美国金融资本的胜利。它通过制度化的安排打破了英镑体系的货币壁垒——这是德国人通过两次战争都没有做到的事，而美国作为盟友却轻易做到了。据特里芬的统计，在1949年的国际储备货币中，英镑占比为55%，美元为27%；1957年，英镑为36%，美元上升到49%；到1970年，美元份额占到77%，而英镑下降到10%。此消彼长，清理英帝国的残垣，无疑可以促进美元体系和美国贸易的扩张。当时有经济学家指出，如果不建立国际货币安排，民族主义政策就会造成并加剧摩擦，英国领导下的局部国际货币联盟就能够为其成员国提供多边结算，英镑区的多边联盟必将寻求相对于美国的平衡，这将造成牺牲美国贸易的增长。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各成员国的货币必须与美元挂钩，这无疑侵蚀了国家的货币主权，危及国家的独立地位。然而，在大战甫定，只有美国可以向世界提供实物产品和投资，只有美元可以保证兑换黄金的情况下，接受美元体系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满目疮痍的英国以及许多欧洲和亚洲国家选择接受美元体系，因为对他们来说，不依附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国家意味着经济上的自我流放。
在斯大林看来，布雷顿森林机构不过是“华尔街的分店”，从属于政治目的的世界银行，亦不过是美国的工具。因而，苏联选择拒绝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保持货币的独立，保有国家对金融的主导权。对此，凯南的“长电报”和“Ｘ先生”文章曾对苏联行为与动机做过深入的研判。如今看来，其中提到的种种意识形态分歧不过是表象，问题的实质在于苏联的行动触及了美国的底线——美国建立世界统一货币体系的战略不容挑战。而这才是真正的冷战之源。
各国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不同态度，是美国重新划分敌友的根据。任何与其分庭抗礼的国家，都被当作是美国的对手。这一点不仅仅只是针对苏联。以对美元体系的态度画线来区分敌友，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外交领域的新动向。这是因为“货币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扮演着中心角色，即我们经济中的主角，是我们收入和最纯粹资本主义形式的唯一代表”。货币政策则成为美国政策工具箱里的新工具，成为美国控制其他国家行为的有效手段。在英法两国发动苏伊士运河战争，试图恢复它们在中东地区的传统影响力时，美国立即施加了政治和军事压力。当英镑迅速贬值急需美国信贷支持时，艾森豪威尔对伦敦发出最后通牒，以抛售英镑的行动和政治压力，迫使英法军队撤出埃及。
在实际运行中，布雷顿森林体系并未如预期的那样带来金融稳定和经济互助，而是充斥着混乱、强行资本控制和危机，这是因为这一体系的出发点是美国利益和宏观战略，这使得全球货币关系高度政治化，甚至常常相互敌视。在西方阵营内部，法国人首先对这一体系提出了质疑。在戴高乐看来，“美元体系”给美国提供了“过度特权”，使美国能够自由地在全世界为自己筹措资金，因为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不会导致储备的任何损失。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办法控制美国货币当局为美国私利而大印钞票。戴高乐以其敏感的政治直觉，捕捉到国家利益形态正在发生变化的趋势，把货币利益放在国际政治中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并开始为法国的利益采取积极的行动。为了限制美国的货币特权，戴高乐于1965年2月公开呼吁恢复金本位制，并用法国手里的美元大量购买黄金。德国等拥有美元贸易盈余的国家也加入其中，这直接导致了美国黄金储备的快速降低，甚至危及美元汇率及美元体系的稳定。戴高乐的举动，被视为是法国对美的货币宣战。这么说或许是夸大其词，但至少标志着欧美之间关于货币权力博弈的新开局。
如果说，苏联确立卢布体系是从外部对美元体系的分庭抗礼，而戴高乐的质疑是从权力政治角度提出的挑战，那么，“特里芬悖论”的提出则直接抽掉了美元在全球贸易时代作为世界货币的合理性。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在其著作《黄金与美元危机》中指出，美元因与黄金挂钩而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各国对美元的需求将导致美元流出，这要求美国必须保持长期贸易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核心货币的前提是必须保持币值的稳定与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要求，就是“特里芬悖论”。“特里芬悖论”的核心是，一国货币无法同时在国内货币和全球货币之间取得平衡；“戴高乐质疑”的本质是，不受制约的国家货币权力不可能在全球经济利益上保持公正；而“苏联行为”的逻辑是，美元不可能充当公平对待各国利益的世界货币，各国只能另寻他路。
这些先知先觉者们提出的美元和政治的悖论，没能阻挡住美元体系的扩张，因为驱使美元扩张的动力来自美国经济体系内部，在美国制造业达到顶点之后，产业资本已经难以获得预期的收益，只有转向金融领域，才能得到满意的回报。曾经在荷兰和英国刮过的金融秋风，开始吹拂产业盛夏后的美国。长期在巨型企业中追求利润的美国资本，已被金融的魅力所迷醉，开始心旌摇荡。
创造性破坏的链式反应
20世纪60年代，世界货币和金融体系还处于彼此分隔的状态，只有欧洲美元市场是国际金融化的苗圃。在面对法国等国家利用欧洲美元套现黄金的威胁时，尼克松终结了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制度，这是货币史上最重大的一次“创造性破坏”。
此一举颠覆了“金汇兑制”，从法律上斩断了货币与实物的关联。从此，人类使用的货币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信用货币，而货币制度也由实物货币体系转变成信用货币体系。它表面上意味着，所有国家都可以运用主权信用而任意供应货币。而实质上却是，哪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强，其主权信用度就高，该国的货币就坚挺，从而容易被其他国家接受而成为国际核心货币。由于当时的美国综合国力最强，美元就自然成为世界最主要的货币。美国政府在货币发行上获得了绝对的自主权，其他国家只能被迫接受由美国信用支撑的美元体系。此后，美元成为全球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和世界储备货币，美国以美元为工具控制了全球交换。所谓的国际货币体系，就成为美元霸权的玩偶和牟利手段。
货币脱离了自古以来的实物之锚，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主权信用货币。国际货币体系从固定汇率制，转向了更有利于美国透支的浮动汇率制。这使美国可以源源不断地向世界提供美元，并在全球确立“美国短期国库券本位制”。这正是美国官方所要达到的战略目标——通过加速美元的外流，迫使其他国家中央银行持有美国国库券，将其作为银行的储备资产。在失去黄金的约束后，美联储可以对美国财政部的债务实施开发式货币化，也就是进行无限制的收购，这些最终变成了其他国家储备货币的美国债券，才是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本位。
这样一来，海外大量存在的“过剩美元”不再是需要美国清偿的债务，而只是外国银行中与美国无关的储备资产。就像迈克尔·赫德森所揭示的那样，“尼克松冲击”是人类经济史上最野心勃勃的赌局，它超出了美国自由派议员和学者的理解范围，因而无法出现在世界经济学教科书中。美国的关税政策以及美元浮动造成的不确定后果，旋即引起法国股市暴跌、英国失业人口暴涨、零售市场价格大升，欧洲经济有进入衰退期的迹象。在此情况下，欧洲和亚洲接受了美国规定的贸易条件，并容忍美国从对赤字善意忽视转变为故意忽视的政策，被迫将自己的贸易盈余贷给美国，为美国赤字融资。
为了迫使其他国家就范，在美国金融集团的设计和推动下，美国与沙特等产油国于1973年签订的“石油美元”协议，让任何想要获得石油的国家，必须拥有并保持大量的美元，这不仅极大地扩充了海外美元的需求，而且还使美国获得了可以直接用美元交换石油，即以“纸片换石油”的特殊权力。刚刚摆脱黄金之锚的美元，又顺利地与工业化的血液——石油联系在了一起。
美元与石油的这种联系不仅与石油开采的经济活动相关，更与保护石油产地、运输航线与管道安全、石油期货与交易结算网络有着紧密联系。更为重要的联系是，石油成为美元标价的资产体系的核心，成为支撑美国金融市场的主要支柱。
美国霸权体系就像一柄巨大的钳子，石油与美元是钳子的两个齿端，紧紧咬住了世界上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命脉，美国金融机构和强大军事力量是其有力的钳柄，而美国的金融市场则是把它们铰接在一起的连接轴。
金融创世纪
1971年之前，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主要从事农产品的期货交易。在货币主义理论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启发和帮助下，时任交易所主席的利奥·梅兰梅德游说美国财政部批准在芝加哥建立国际期货交易市场，创办以货币为交易对象的国际货币市场（IMM）。1972年5月16日，世界第一家货币期货交易市场在芝加哥开张。交易所推出了美元与英镑、马克、日元等7种货币外汇合约的远期金融产品。后来被人称为“金融衍生品”之父的梅兰梅德清楚地知道，这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
由利奥·梅兰梅德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开启的金融衍生品创新，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推动下，快速形成了巨大的金融泡沫。这是因为，此前美元信用的扩张尚需要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代表的美国国家信用，而创造金融衍生品的是超主权信用。所谓金融衍生品是一种净供给为零的双边合约，该合约从一些实质资产、参考利率或利率指数中获取收益。金融机构创造出来的金融衍生品，只要被金融市场所接受即可进行交易并完成增殖。这些作为金融资本用虚拟化方式创造出来的电子符号，金融衍生品是可以与实体经济生产的产品进行交换的媒介，也是金融资本实现直接赢利的工具。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诞生和超主权信用的出现，是一个远比美元脱离黄金锁链影响更为深远的历史性变化。
在金融市场上创造出大量的信用货币和衍生金融产品，造成金融资产在极高流动性下的快速增殖，导致货币交易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据美国经济统计，在1966年的全部货币交易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占到80%。到1976年，美国货币交易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量下降到20%。导致货币交易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原因，就是美国经济的重心已经从实业转向金融服务业。到1992年，美国最大的7家控股银行占世界利率和外币互换合约交易量的56%。
金融活动的比重不仅在数量上开始超过实体经济活动比重，而且还创造了自我循环强化、逐步控制和支配实体经济发展的新经济模式。到1997年，世界当年货币交易额为600万亿美元，而与生产流通有关的全球贸易总额仅为6万亿美元，只占货币交易量的1%。如果说摆脱黄金之锚的美元本位制是主权信用的周期性扩张现象，那么超主权信用的金融衍生品的出现，就是超越周期、超越国家信用的金融异变，它依托美元主权信用的全球扩张，推动了金融全球化的起步。
1981—1992年的“里根革命”，从财政政策角度看，主要是减税、大幅提高国防开支和削减国内项目以及预算平衡。这些看起来相互矛盾的政策得以并行推动的窍门，在于里根政府从放开金融管制、推动金融市场自由化和扩大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使美国获得了巨量的金融性收益。在实行浮动汇率之后，美国金融市场出现了重大的转变，大量原本不可转售的资产转化为有价证券，迅速扩大的资产证券化导致了金融市场的快速膨胀。
资本流动和利率的自由化、资产和国债的证券化导致大量金融债券的出现，国债市场掌握着世界金融市场大约30％的金融资产。新的金融衍生品不断被创造出来，并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商业银行、存贷机构、投资银行以及券商都经历了脱胎换骨式的改造，控制这些资产的金融机构不再是传统的银行，而是新生的养老基金和投资基金，它们共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利用新的金融工具进行广泛的套利活动。可以不事生产就能赢得财富，这个巨大的诱惑使美国从全球制造业工厂转变为世界大赌场。美国产业开始向外转移，从美国金融市场上创造出来的虚拟货币，以各种方式流向世界各地。美国经济脱实向虚的过程，对世界经济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这被视为金融全球化的第二阶段。
1984年詹姆斯·托宾就对“金融市场的赌场性质”表示了担心，英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创始人苏珊·斯特兰奇更把金融资本主导的经济模式称为“赌场资本主义”。中国经济学家王建把这种直接以货币交易作为主体、资本不必通过生产环节而直接获益的经济模式，称为“虚拟资本主义”。在法国学者眼里，1986年新加坡发生的金融大爆炸具有标志意义，它迫使世界其他地区的金融中心加快自由化进程，开启了把新兴市场国家也一并卷入金融全球化浪潮中的第三阶段。
最近几位英国和中国学者在讨论中指出，新自由主义历经三代政策演变：20世纪80年代强调市场化，20世纪90年代强调私有化，20世纪头10年强调金融化。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世界资本主义主导运作的逻辑是经济金融化。实际上，不只是经济金融化，国际政治也受到金融化逻辑的支配。
虚拟资本主义的秘密
只要回溯世界金融化的历史，人们就不难发现，在金融化与虚拟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彼此强化的互动关系。虚拟资本主义的直接源头是虚拟货币，而高度自由化的金融市场则是虚拟货币的创生之地。在主权国家逐渐放宽监管而日趋自由化的金融市场上，各种金融机构发明了海量的金融产品和衍生金融产品，这些金融产品实质上是由金融机构以超主权信用创造出来的虚拟货币。这些并没有国家央行以主权信用背书的货币，虽然是虚拟货币，却可以在金融市场上按照一定规则以一定价格进行公开交易。
在金融衍生品市场上，各种金融机构以自身的信用创造出各种金融产品和金融衍生产品，它们虽与主权信用无关，却具有由主权货币标定的价格和交易功能。这些由超主权信用在金融市场创造出来的金融产品和金融衍生产品，因此成为虚拟货币。通过在金融市场上的流通交易，这些虚拟货币既实现了自身价值的确认，又可产生新的价值，由此完成了虚拟货币的资本化过程。由此，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可以产生价值的价值——虚拟资本。
早在产业资本主导经济的时代，马克思就关注到生息资本和银行家提供的信用——银行券中具有的虚拟资本性质，并指出“人们把虚拟资本的形成叫作资本化”。马克思眼里的虚拟资本，是指银行家拥有的生息资本，这主要因为它几乎不涉及劳动力和生产过程，却拥有对回报“虚拟”的索取权；此外，它对经济的索取是基于“复利的魔法”，因而无法得到满足。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受制于金属货币之锚的虚拟资本无法摆脱产业资本的支配，与今天完全摆脱实物羁绊和实体经济的虚拟资本主义不可同日而语。
在虚拟货币转变为虚拟资本的飞跃中，创新后的金融市场及与之关联的金融机构、金融制度、金融服务等一整套金融体系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这一囊括各种投行、基金、评级机构、会计师事务所、交易结算及法律等服务，包括新自由主义理论、“大而不能倒”的理念、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救助，还包括社会政策、国际政治以及军事等领域的适应性改变，形成了虚拟货币能够不断创造虚拟资本的制度体系，这就是“虚拟资本主义”的社会模式。虚拟资本主义，是远比银本位、金本位制包括主权信用货币之类变革更具颠覆性的创新。虚拟资本主义不是坚实的结晶体，也不是马克思所指出的经常处于变化中的有机体，而是接近于气体的巨大泡沫，具有随时会被危机手指戳破的脆弱性，因而总处于崩溃的边缘。
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交易品种和交易规则，构成了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四个要素，交易活动是将四者结合在一起的关键。金融衍生品的价值要靠价格来体现，而只有通过交易才能产生价格。金融衍生品市场上的交易，与传统的交易不同。传统交易都要依托于实物，无论是为了消费还是赢利，均会受到使用价值和成本的制约，只能进行有限次数的交易。而金融衍生品的交易，摆脱了实物的局限，交易的对象是汇率和股指期货之类的价格波动趋势，因此可以无限次地交易并可能获益。理解金融衍生品的关键，在于理解这种新型交易以及保障实现这种交易的制度体系。
通过金融衍生品的交易，各种被金融机构创造出来、原本只有虚拟价值的金融衍生品便可直接获取收益。原本的虚拟货币就创造出了可以产生价值的价值——这就是虚拟货币通过在新型金融市场体系中创造出来的虚拟资本。与需要通过实体经济生产才能产生剩余价值的传统资本不同，虚拟资本是金融资本通过金融机构创造出来、通过在金融市场的交易便能够实现增殖的价值。如果以往资本增殖的公式是C—C′，那么虚拟货币的资本化表达式则应该是FC—C—FC′，即由金融机构上创造出来的虚拟货币通过金融市场交易，既完成了变现成为真实货币，又直接实现增殖，完成资本化过程。
虚拟货币通过金融市场上的交易，同时变现、增殖从而完成资本化的过程，是此次颠覆性创新的关键所在。而这一金融创新之所以能够成功，就在于通过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金融市场的扩张、金融机构的运作、金融产品的交易、政府间推进金融自由化的协议以及维持金融化进程运行的军事力量。把整个地球作为金融资本的市场，将虚拟资本的增殖模式编织成全球之网，把整个世界囊括其中，是资本扩张的完美杰作。鉴于金融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占有方式，这一扩张对人类社会是一种癌式增长的异变。
目前一些学者对虚拟资本的定义，仍然停留在产业资本主义主导的时代，还是从与平均利润率相关的借贷或有价证券角度等微观角度着墨，而忽略了时代性的变化，缺少整体性的视野。虚拟资本的发展已经超出了实体经济的限制和传统理论的解释框架。新的现实是，金融衍生产品实质上是概念，其交易的是预期，金融衍生品交易可以无限次进行，金融产品的价格差是其收益的直接来源。只要价格存在波动，虚拟资本就可以通过金融交易不断获益。尽管虚拟资本的收益最终要来自实体生产的剩余价值，却因虚拟资本运动与实体经济活动的分离，使虚拟资本成为只在金融市场上运动的新型资本主体。
就像魔术师要把小白兔事先巧妙地隐藏起来一样，虚拟资本的创造，是一个价值万亿美元的文雅谎言。从表面上看，虚拟资本的增殖来自金融市场的价格差，而翻陈出新之处在于——虚拟资本的魔术师这次把剩余价值的“小白兔”，藏在了世界体系边缘的实体经济国家里面。因此，当虚拟资本要把这些纸面财富或电子符号财富套现，变成真实的财富和收益的时候，就必须要有整个虚拟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的帮助，才能不露痕迹地完成戏法——把边缘地带国家的剩余价值据为己有。
虚拟资本主义体系，包括高度自由化的金融市场、新的金融机构、大量还在不断创造中的金融品种以及新的金融运作方式和规则，还包括政府鼓励金融自由化的经济政策，通过制度化和组织化的保障，使“虚拟货币”到“虚拟资本”的价值链可以往复循环。更重要的是，通过政府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整合，合力推动形成以美元体系和全球金融市场为中介，用虚拟货币、虚拟资产与实体经济国家真实财富和资产进行交换的制度体系，从而把虚拟资本在一国之内的增殖活动，发展成为世界性的“虚拟资本主义模式”和全球社会的组织方式。令人吃惊的是，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金融资本就通过金融市场完成了从“虚拟货币”到“虚拟资本”再到“虚拟资本主义”的三级跳，由经济舞台上的一个配角，变成了通过金融主导型国家之手掌控世界支配权的主角。
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变化过程，是实体经济主导的金融机构向虚拟经济大本营发展的精彩缩影。创立于1848年的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原本是从事谷物、肉类交易的交易所，也因此被叫作“用猪腩搭建的房子”。
1972年初，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推出了外汇合约的远期金融产品，成为世界首家专为金融期货服务的交易所。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引领下，美国证券交易所、费城股票交易所、太平洋股票交易所和纽约股票交易所都建立了自己的金融期货交易机构。1973年，这类衍生金融产品的合约总数为100万份，而到1987年这一数字达到了3亿份。金融化成为美国社会一种新的生产和财富积累模式。从1913年美联储成立到1971年，美元发钞共为690亿美元；1971年到2008年，美元发钞增至8 700亿美元；其后3年，美元发钞激增至2.28万亿美元。经过上百年的积累，1980年美国金融资产的总规模为GDP的194%；在随后30年中，美国金融资产扩张到GDP的442%。金融企业的利润在1980年的占比为15%，到2007年为45%。到金融危机后的2012年，美国金融资产仍然占到GDP的411.6%，全球金融资产则占到全球GDP的397.7%。1997年，世界贸易总额为6万亿美元，而货币交易额为600万亿美元，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只占1%。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世界金融衍生品的市场规模，近年来在500万亿～700万亿美元之间变动，约为美国GDP的40倍，世界GDP的11倍。美国经济通过金融衍生品的创新与交易，产生了巨大而持续的好处，也将自己置于过度投机的危险之中。
在一个可以进行无限次交易的金融平台上，理论上能够容纳无限量的金融产品，只要存在价格波动就可能从交易中获益。这一金融创新的原理，可以解释金融市场为何总是趋于扩张——再大的金融市场，也难以容纳无限量、无限次的交易，有限市场在无限交易的催促下，只能不断扩张、再扩张，直至爆发金融危机进入停滞与萎缩，然后再进入下一轮扩张。同样，这一原理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浮动汇率会成为金融衍生品的温床。在向松祚看来，浮动汇率体系是国际货币无限量自动增加的内在机制。它能够起到向无限量交易的金融市场提供无限量货币的作用——浮动是虚拟货币之源。保持金融市场的波动，则是虚拟资本实现不断增殖的基本手段。
这一原理还可以揭示“金融衍生品悖论”的成因，即原本作为规避风险工具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却又成为当代金融风险主要源头的原因，是因为金融衍生品交易获利的前提是存在价格差异，而风险可以拓展价格波动区间，以增加获利的可能和幅度，在不引发系统风险的前提下增加风险成为金融衍生品赢利的基本策略。对金融市场来说，这本身就是系统风险的根源。
人们在创造金融衍生品时有许多美好的理由，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金融衍生品可以规避风险。对于需要长周期投资的高科技产业，金融衍生品能够提供其所需的风险对冲和远期保险；也可以熨平汇率的波动，减少对外贸易中的汇率风险。然而，要创造足够丰富、能够交易的金融衍生品，就必须开放金融市场并减少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监管。金融市场的放开和监管萎缩，无疑会放大金融市场中难以避免的信息不对称，难免有人会利用复杂概念和技术手段进行金融欺诈。即便排除这种基于“人性恶”的主观因素，客观上金融交易必须通过价格波动才能实现赢利的市场逻辑，也一定会产生人为制造波动的情况。制造波动的行为可以来自个人或机构，也可以是国家。有能力控制金融市场基本要素的机构或国家，完全可以根据需要来操纵市场来赢利。因此，无论创造金融衍生品的初衷如何，最后都会使这一金融创新演变为金融赌场上的一种新赌具，成为金融市场上屠戮弱者的利刃。
通过金融市场上的创新与交易就能够实现赢利的机制，无疑促使了全球金融市场上的金融产品快速膨胀，也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的频发。在短短几十年里，在金融市场上创造的虚拟货币和虚拟资本要远远多于以往数千年人类社会积累的货币与资本，引发的金融危机也要远多于以往。在金融市场不断创造信用，在金融市场外的世界不断制造风险，成为虚拟资本赢利的基本方式。
金融工具的爆炸式增长，导致传统的以投资实业为主的银行业被重塑，以适应日益增长的外汇市场和日益上涨的股市，资本市场开始主导银行体系，商业银行在金融市场的占比从长期稳定的50%，下降到1990年的27%。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成为金融市场的主角，对冲基金像是具有侵略性的市场巨人，成为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来源。
华尔街也开始了转型，高速计算机用来处理越来越复杂的交易和越来越庞大的交易量，金融专家被请来设计新的金融工具定价理论。1993年摩根大通发明了信用违约互换（CDS），这一新型信用衍生品在1996年得到了美联储的批准，这使得美国的银行可以更大的规模创造货币。在1999年美国国会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之后，金融衍生品市场得到迅猛发展，各金融服务公司开始大规模发展自营次贷产品，特别是房地产抵押贷款产品。到2006年，相关抵押贷款总额已经达到4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还完成了证券化。金融资本数量的增加，改变了资本结构，也使美国经济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到2008年，金融衍生品和金融债券占据了金融市场90%以上的份额，而传统的货币只占到1%。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结构决定事物的性质”的看法，在全球金融化时代依然有效。金融资本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不仅使美国经济从实业的金刚石蜕变成为金融化的巨大泡沫，也导致了全球社会的性质变化。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金融不仅主导着经济，也掌控着国家政治和社会事务，甚至成为决定国家存亡的关键因素。在国际领域，金融为王，意味着所有从事实体经济活动的国家和人民都处于被支配的地位。
在金融盛宴的末日狂欢中，经济活动的重心飞快地从产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虚拟资本彻底挣脱了实体经济的羁绊，如今金融已占据了美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并通过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成为全球经济的支配性力量。就这样，原本只是美国周期的金融化在与超主权信用创造的虚拟资本互动中，通过金融市场上的创新，完成了全球金融化的创世纪。
全球社会的金融化
学者们对什么是金融化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并给出了差异颇大的各种定义。有的学者认为，金融化是金融体系主导模式的转换，是资本市场型金融体系越来越主导银行型体系的过程；有的则认为，金融化体现了生产模式的变化，是“日益通过金融途径而非贸易和商品生产途径获取利润的积累方式”；也有的学者认为，金融化就是指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参与者和金融机构在国内和国际经济运行中地位的不断提升；还有些学者把金融化引向了政治领域，认为金融化是食利者阶层政治、经济势力不断增强的过程。
从上述各种金融化的不同定义可以看出，人们对金融化有不同视角，最狭隘的眼光是把金融化仅仅看作金融领域内部的变化，认为金融化是由于无数金融工具爆炸式增长导致的资本市场逐步主导银行体系的过程。还有人则是把金融化视为人类社会一种新的生产和财富积累模式，金融化导致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在数量上的此消彼长，改变了社会总体经济结构，因而实体经济活动日益受到金融力量的支配，金融成为国家经济的主导力量。更宏观的看法是，金融化不仅是经济学概念，也是政治学概念，它体现了食利者阶层势力扩张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变化，进而导致金融资本对公共权力的控制。
如果从全球的视角看，金融化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整体性变化，是超出一国界限的全球性政治经济趋势。金融化从一国的金融资本逐渐主导经济起步，进而影响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通过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市场的连接，开始左右国际政治关系，直至重构全球社会。这样一个过程，才是完整意义上的金融全球化。
各种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上创造出海量的金融产品，又通过金融市场的交易转化为现实的货币资产，从而完成了从无到有的虚拟资本的增殖过程。生产什么、怎么生产以及怎么交换产品，决定了社会阶级划分的等级，是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正因为如此，生产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在今天同样适用。在金融市场上生产金融产品的新生产和交易方式，正在从根本上改变当代全球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在一国之内，这一变化主要表现在社会各阶层将依据对金融资本的占有状况、在金融产品生产过程的地位进行重组。
在国际社会，金融化是美国通过其综合国力、美元体系的世界地位和股票、债券市场规模，完成美国金融体系对其他国家金融体系的支配过程。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主要通过金融化的方式，对内是金融部门对产业部门的控制；对外是其他国家向核心国家打开自己的市场，允许核心国家的产品、资金、公司进入，使得自己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依附于华尔街，这一被称为由技术和经济因素推动的社会进程，实质上是政治性的扩张，是美国通过美元体系实现对其他国家的支配过程。
金融全球化是一个逐步突破主权国家框架的历史进程。在金融全球化过程中，各国货币体系和金融市场之间出现了日益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是金融自由化和放松管制的果实。更为重要的是，催熟这一果实的金融自由化和放松管制并非自愿，而是来自金融强国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各种压力——既有对经济政策的批评和信用等级的评定，也包括直接的军事打击。
金融化意味着金融资本主导经济，进而成为支配政治生活和整个社会的力量。作为资金的融通活动，金融产生于货币；作为追求增殖的资金融通，金融本质上是货币的资本化运动。在产业经济占主导的时代，金融资本需要通过实业才能实现盈利，因而是产业资本的从属。而经济金融化的过程，是金融资本摆脱产业资本成为经济和社会主导的过程。金融化最初是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洗劫，进而是对社会的洗劫，而最终是对全球的洗劫。
在金融化过程中，主权信用的式微和超主权信用的扩张，是最值得关注的一组现象。在主权国家时代，货币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无论是缺少硬通货导致的通缩，还是超发货币引起的通胀，或是由此引发经济衰退或社会动荡，基本是所在国自己的事。金融全球化进程改变了这一状况，大规模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导致了大规模的国际货币流动，一国货币的过快增长将影响其他国家，这使通货膨胀成为一种国际现象。2007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带头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出现全球性流动过剩；2015年美联储加息又导致全球面临通货紧缩；而欧元、日元采取的零利率政策又在对冲美国的货币政策。全球关键货币间收放博弈，带来全球流动性的数量和流向的巨大改变，使其成为影响和干预他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重要杠杆。
金融资本获得对世界的控制权，是金融全球化的政治本质。1992年英镑受到对冲基金的阻击，随后退出欧共体货币体系的联系汇率机制，这一事件，是国际金融资本迫使一个金融强国改变国家政策的标志性事件。
从此开始，越来越多的主权国家日益显著地受到国际金融资本和跨国金融机构的支配。在抵御本国金融危机或是在合作对抗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人们看到许多国家政府的救助政策更有利于保护金融资本；而在国际社会的合作与冲突的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金融资本的利益。除了跨国金融机构之外，国际金融资本通过经济金融化、政治和社会的金融化，完成了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控制与改造，使其成为金融主导型国家——即金融资本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国家，是空有国家之形却只能按金融资本需求行事的“国格化金融资本”。这些金融主导型国家因为会运用国家力量来推动全球金融化，通过全球金融化获取体系性收益，却也因全球金融资本的赢利需求不断陷入国家的生存危机。
对“实体经济国家剩余价值”的体系性占有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深入分析了产业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过程和机理。其核心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工人出卖劳动力创造出来的价值，比通过工资从资本家那里得到的价值量要大得多，劳动在量上的剩余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部分就是剩余价值。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剩余价值与剩余劳动的同一，为资本的积累提供了一个质的界限，这个界限取决于总工作日、生产力和人口（可以同时剥削的工作日数目由人口限定）的发展水平”。在今天，这个界限的性质并没有变化，改变的只是界限的范围——从一国之内扩展到了整个世界。当代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实质上是一个榨取各国劳动者剩余价值的世界性制度。
萨米尔·阿明指出，我们的这个世界是由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所组成，这两类国家作为世界的两极却被纳入一个统一的商业、金融关系网之中。发达的“中心国家”利用不平等的国际劳动关系剥削“外围国家”，从而实现其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而外围国家的发展因此受到滞阻，所以只能处于依附地位。这些在不平等条件下参与全球性市场经济的国家和地区也被称为“第三世界”，在斯塔夫里亚诺斯看来，“所谓第三世界，既不是一组国家，也不是一组统计标准，而是一组关系——一种支配的宗主国中心与依附的外缘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这些地区过去是殖民地，今天是新殖民地式的‘独立’国”。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超越了以主权国家作为分析单位的传统做法，而是以“世界体系”为单元来解析资本主义的演变。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是以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建立的，在这种分工中，世界经济体的不同区域（我们称之为中心区域、半边缘区域和边缘区域）被派定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中获利也就不平等”。
马克思时代之后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激发了萨米尔·阿明等人的思想创新。他们揭示出虽有变化却依然存在的基本事实，即资本剩余价值的来源仍是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只是今天提供剩余价值的已经从劳动者个体扩展为实体经济国家集群。主权国家不过是“全球资本增殖体系”中一个层次的组织单元，不同国家根据对资本占有状况决定劳动分工并确定获利方式和收益水平，分处于全球秩序的不同等级，并分布于不同的空间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把国内的阶级矛盾扩散到国际社会，这是导致全球不平等和世界性冲突的根源。从这一视角去观察和认识金融化时代的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的实践，就不难发现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的剩余价值来源，便能窥破虚拟资本主义国家如何通过体系化方式占有全球剩余价值的秘密。
由于现代信息技术可以实现瞬时的信息交换，可以在全球范围达成统一目标下的共时行动，真正把世界整合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经济体系，由此产生的“体系生产力”可以形成资本超越国家空间界限的“体系性增殖”。这是全球金融化中产业转移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然而更重要的是，全球资本的实时流动造成的金融膨胀、金融衍生品的泛滥和频发的金融危机，从实体经济国家榨取了远超于劳动者个体和单一产业的剩余价值更多的超额价值。这种金融资本的“体系性增殖”，其来源就是实体经济国家的体系性剩余价值。
在以往的经济金融化周期，投机性资本压倒生产性投资，产生经济泡沫而导致危机。在虚拟资本主义的全球金融化时代，价值脱离使用价值、资本脱离实体产业、货币脱离实物商品，资本可以通过在金融市场上的创新直接获得收益，而不必经过实物生产阶段。从表面上看，在虚拟资本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失去了劳动者的踪影；而实质上，虚拟资本获取的剩余价值，依然是来自对劳动价值的占有。只是这些价值主要不是来自本国的劳动者，而更多地来自处于世界体系边缘地带的国家。在实体经济国家中，主要是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制造业国家，它们是世界体系分工中的“劳动者”。由这些“劳动者国家”创造的剩余价值，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剩余价值之源。当今帝国主义租金的收益来自全球，涵盖所有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的工人以及被统治的边缘地区民族。而金融主导型国家，则是占有“劳动者国家剩余价值”的“国格化金融资本”和超国家的全球金融资本。金融全球化把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外部化，使世界变成了以国家为主体的阶级社会。
与“世界工厂”国家紧密关联的还有初级产品生产国，它们同样属于可以产生“国家剩余价值”的实体经济国家。以石油为例，在西方发达国家还处于工业化阶段的时候，主要是通过压低石油价格来实现超额利润。在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开始脱实向虚，于是有意拉高石油价格，并通过政治和军事压力将石油标价美元化，推进石油的金融化进程。石油美元化使美元成为世界上唯一可以购买一切服务和商品的货币，而其他国家则需要通过美元来购买石油，这极大地巩固了美元的世界核心货币地位。而石油的金融化，不仅可使美国能够通过金融市场操纵石油价格，控制全球资本的流向与流速，打击经济、政治对手；还可通过美元的贬值和汇率调整，榨取石油输出国的财富。沙特阿拉伯在1973年至1982年间共积累了2 000亿美元的顺差，其中30％借给美国政府，据1978年9月的统计，这些美元资产的实际购买力贬值了40％。直到2014年，沙特仍是排世界第三的资本净输出国。若有石油输出国对此不满，无论是伊拉克、利比亚还是伊朗、俄罗斯试图改变以美元计价的模式时，都将会受到虚拟经济主导型国家——美国的全力打压。
从经济上看，冷战是美苏两个平行体系的竞争。苏联没有加入“二战”后美国主导的覆盖大半个世界的大西洋体系，而是着力发展自己主导的经互会组织。从经济增速看，苏联体系具有与西方体系进行竞争的能力。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国家占有了经济增长的主要部分，并将其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之中；即使在全球经济危机时，苏联政府也可以用反周期的做法继续加大投入。这正是经济成果主要用于资本增殖的西方经济体制难以做到的事情。自1956年开始，苏联计划经济的原则被无条件地贯彻执行——资本投资的增长超过了生产的增长，而生产的增长超过了消费的增长。这三个指标之间的平衡保证了整个经济的稳定发展。苏联实行的是一种特殊的财政体制，在生产中实行非现金结算，其数量根据各部门平衡表来确定并通过清算来结清。因而本质上在苏联没有金融资本和借贷利息。现金轨道以国家严控对外贸易的形式对国外市场严格封闭，货币的作用受到高度抑制，1960—1987年苏联平均每年发行的新货币量为22亿卢布。但不可兑换的卢布，只可以在苏联国内循环。美国可以通过自由经济体制在世界范围为冷战融资，而苏联则主要依靠自身积累进行全球竞争。在体系的竞争中，占据更多资源的泛大西洋体系显然更有利。在全球金融化的诱导下，苏联开始“公开性改革”，进而试图通过激进的“休克疗法”全面加入西方市场体系。
20世纪90年代原本相对封闭的两个平行市场体系的界限被打破，激发了跨国公司的全球兼并、资本输出和产业转移的浪潮。在冷战结束后，作为世界体系竞争的失利者——苏东集团低廉的实体经济资产被美欧经济体系所吸纳，全球经济进一步被融入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之中。物质产品的生产加快向拥有低要素价格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发达国家丧失了物质生产的比较优势，产业资本开始了金融化过程，原本服务于实体产业的金融体系也转入了衍生金融品的创造，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体开始与物质生产逐渐分离。即使是在高新技术公司为主的纳斯达克市场，也只是以把新技术当作概念来炒作，作为风险投资退出的渠道。而如今的“独角兽”公司，更是在玩估值游戏。
在虚拟资本主义全球金融化扩展的几十年间，金融主导型国家占有制造业国家和资源型国家的“实体经济国家剩余价值”的制度和能力已臻于完善。其主要机制是，由金融主导型国家通过掌握资本的生产、流向和成本，控制大宗商品价格和制成品价格，保证实体经济国家对金融主导型国家的贸易顺差和资本项下资金的净流入。实体经济国家对金融主导型国家拥有贸易顺差，意味着它提供了更多的实物产品。是否拥有贸易顺差，成为区别实体经济国家与虚拟经济国家的基本标志。实体经济国家从资本项下对金融主导型国家的净流入，则意味着实体经济国家获得的贸易收入又以购买金融主导型国家债券或其他金融产品的方式，再次回流金融主导型国家，成为其剩余价值被剥夺的第二张皮。而实体经济国家被污染的环境，是对国家层次简单再生产能力的破坏，它已危及实体经济国家全体公民的生存和民族的延续。来自“世界工厂”和“资源型国家”的“国家剩余价值”数量极为庞大，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残存产业资本攫取的“企业工人剩余价值”。“国家剩余价值”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体系性收入”，是当代全球资本的主要增殖来源。美元主导的全球货币体系是控制世界贸易的经济和权力杠杆，以全球货币来控制世界贸易体系，可以轻易实现“全球劳动套利”，完成对“国家剩余价值”及所有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占有。在利润流向发达国家的同时，在世界各国创造了14亿工薪劳动者和2亿多失业者及17亿“脆弱的雇工”。
中国通过全面彻底的社会革命，割断了与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联系。在相对封闭的30年时间里，中国通过有限的外部援助和自身艰苦的积累，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教育科研体系、货币金融体系和国防安全体系，成为独立于世界体系中心和边缘之外的行为主体。中国崛起的政治经济学根源就在于，中国摆脱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体系性剥削”，可以将生产盈余用于有利于中国人民福祉的长期投资和持续积累。这使得中国再次加入世界经济体系时，不是作为全球资本的附庸，而是作为有政治、经济自主权的国家主体，因而它所提供的经济盈余必须要确保中国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也即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余部分的“体系性剩余价值”才能被国际资本及国内资本所占有。关于这一份额的确定，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与国际资本矛盾的本质——世界范围的劳资矛盾。中国崛起之困难，就在于既要保持长期投资实现可持续发展，又要设法满足国际资本对中国“国家剩余价值”的依赖以维持发展大环境。这种人民群众对改善生活日益增长的需求与国际资本对利润最大化追求的矛盾，形成了对中国发展的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和两难困境。
金融资本集团要实现对“世界工厂”和“初级产品”的“国家剩余价值”的体系性占有，就需要政治权力机构与经济垄断机构之间的合谋，同时控制世界生产和交换体系。早期欧洲资产阶级的合谋，被恩格斯称为“政府与交易所结成联盟”；在当代金融资本的主导型国家美国，则表现为华盛顿与华尔街的联盟。在卡特政府中有26名高官来自洛克菲勒三边委员会，如今美国政府中的经济官员大多来自华尔街。1999年美国国会废止了罗斯福执政时期为限制金融寡头而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此后美国政府便失去了约束金融资本的法律武器。不到10年后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美国政府在高盛前总裁、时任财政部长保尔森主导下实施对“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加以援助，这表露出美国政府实际上已经沦为金融资本所掌控的政治工具。
美国政府的政治权力和金融市场、金融机构、服务网络、评级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金融规则等这些要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世界性虚拟资本主义体系占有实体经济国家剩余价值的天罗地网。而金融主导型国家的超强军事力量，是维系这张网的纲。伊拉克、利比亚等国试图脱网而去，结果是国破而网未破。
通过全球金融资本循环往复的过程，资本实现了持续积累，发达国家中的少数人达到了富者恒富的目标，而从事实业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平下降，也导致了世界大多数人口的相对贫困化和部分地区的绝对贫困化。如同在一国之内劳资两极分化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一样，这种世界范围以国家为单元的两极分化，也同样会产生全球性冲突与动荡，而这恰恰是导致当今世界危机四伏、战乱不休以及恐怖主义事件不断爆发的真正根源。资源型国家为维护自身利益，以各种形式对全球资本的体系性榨取进行反抗，其结果常常是政府被推翻，国家成为“失败国家”，人民沦为“难民”。如今被世人广泛关注的难民危机，就是全球金融资本维持体系化增殖的恶果之一。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是虚拟资本主义的整体性危机，它预示着虚拟资本主义的积累模式走到了尽头。
在资本主义体系的早期，矛盾冲突的主体是一国内的个人与阶级，如今已变成了民族与国家。欧美发达国家，只要试图将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永久延续下去，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与边缘地带国家和民族的激烈冲突。这本质上是阶级矛盾的全球化，是劳动与资本矛盾的国际化，而不是单纯的“文明冲突”。
第二节 资本树的分杈
资本如生命体，也会发生进化。资本的进化与其他所有的进化一样，都是多向度发展的过程，就像树会不断分杈以保持生命的张力。以美元资本体系为主要寄宿对象的全球金融资本，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快速膨胀后，正陷入弥漫性的长期危机之中。在资本主义最早发芽抽枝的欧洲，在亚洲和世界其他地方，各种资本主体的竞相发展，导致资本之树开始分杈——出现了与追求赢利最大化的本能资本不同性质的社会性资本，这些需要更多承担社会责任的资本的出现，无疑是资本进化的结果，它说明资本需要从只服从原始冲动本能的野蛮状态，逐步向受到人类社会约束的文明状态过渡。多元化资本主体必然产生金融的多样性，这构成了当代资本体系矛盾运动的基础，并由此产生了不同币缘间的复杂博弈。
英美直接增殖型金融
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也曾拥有最强大的英镑体系和世界最发达的银行业。英格兰银行很早就从荷兰银行那里学会了使用债务杠杆去获取商业垄断权，也承袭了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股票操纵和短期金融兑现的传统。以欧洲为主战场的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从世界权力的巅峰跌落，“世界银行家”的地位也被美国取而代之。就像当年荷兰与英国之间因国债形成“敌对式共生”关系一样，在英美之间也通过资本的相互投资形成了“合作型霸权”关系，而美国的银行体系也因循了英国式的银行模式。
按照传统金融的分类，英美选择的是以资本市场为主、由竞争性价格来分配资源的直接式融资的金融体系。这是一种以资本市场为基础，以股票和债券发行为主要融资手段的金融体系。政府不直接管理和干预金融市场，而主要通过管理创造货币来实现利率和货币供给目标。英美对金融体系的选择，既来自早期工业化资金主要依靠金融市场的历史经历，也与伦敦成为“欧洲美元”的主要集中地有关，还与英美生产效率不如法、德、日等国，需要加强海外投资获取收益有直接关系。据统计，对欧洲工业投资的回报率可达12%～14%，是在英美国内工业投资收益的两倍。
正是由于生命的周期现象，在经济结构的变化中，英美两国也保持着同步性的特征。1960年美国制造业产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7%，就业占24%；到2004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下降到13.8%和10.1%。1973年英国制造业占总产出的30.4%，金融服务业占17.7%；到2001年，制造业占总产出的比例为17.6%，而金融部门产出份额占到24.7%，成为英国最大的产出部门。到2004年，英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仅占12.1%，在20年里下降了32%，与此同时，金融服务业就业增长上升80%，达到19.2%。
从20世纪80年代起，里根总统和撒切尔首相联袂推进“新自由主义的经济革命”。里根开始对占美国经济2/3的航空、铁路、电信、石油天然气、金融等部门放宽管制，而撒切尔夫人则推动私有化运动，卖掉了英国政府长期拥有的国营企业。与此同时，他们把非金融部门在战后积累的主要用于投资的利润当作红利大肆分发，抽掉了意在促进发展和就业的宏观政策的根基。这些当时看起来十分激进的举动，只是美欧金融革命的前奏。
“里根革命”放开了金融管制，推动了金融市场的自由化，更加快了美国金融脱实向虚的进程。随着大量金融产品和金融衍生品被创造出来，金融市场成为主要进行虚拟产品的交易场所。据1998年统计，金融衍生品的日平均交易额达到2.7万亿美元，相当于全年成交675万亿美元。1999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为31万亿美元，全球净资本流动额（所有经常账户顺差的总余额）仅为3 940亿美元。美国大银行从海外衍生品交易活动获得的收益已经超过在国内市场的收益。随着金融革命的深化，美国经济和金融体系都发生了质变，从产业资本控制金融资本、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直接融资体系，变成了金融资本不需要介入产业过程而通过金融衍生品交易获取利润的直接增殖型金融体系。美国从世界主要资本净输出国变成资本净输入国，在2013年占到世界全部净输入资本的34.2%，而排在第二位的英国也达到7.6%。美国金融业的利润，从全部利润占比的13%上升到40%。
所谓“直接增殖型金融体系”，就是通过信用直接在金融市场上创造虚拟价值的体系。它运用主权信用和超主权信用直接创造出各种金融衍生产品，并在金融市场上交易，实现虚拟价值兑现并直接完成增殖。在这种体系下，金融不是配置资源的工具，它本身就是资源，它具有足以完成增殖的全部资源和完整过程的所有资源。由于通过金融产品的创造和金融市场上的交易就可以赢利，没有人也没有资本愿意投入肮脏、漫长和获益菲薄的实体产业，其结果就是发达国家实体产业的转移和金融市场的不断膨胀。这是金融体系由从属地位变为主导地位的飞跃，是金融资本控制经济、政治和社会主导权的开端。
目前，全球金融衍生品的交易规模已经超过国际贸易的数百倍。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这些金融衍生品交易主要在英美两国的金融市场上进行。在1998年，伦敦占全球交易的35%，纽约占17%；到2013年，伦敦约占40%，纽约占20%。统计数字更大的伦敦金融城是美元的区域金融中心，要依从美国的国际金融政策行事，是华尔街的附属市场。当然，对交易所在地的统计可以体现金融市场对金融交易的适应程度，而创造出大量超主权信用的全球金融资本并没有归属国。就像花旗银行总裁所说的那样，“资金只流向需要它的地方，只待在善待它的地方”。这个地方可以是纽约，也可以是伦敦，可以是法兰克福或东京，还可以是开曼群岛或巴拿马。
直接增殖型金融体系对企业行为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1980年起，企业新股发行变成了负数，股市不再是募集资金的基本来源，而是吞没资金的黑洞。原因在于1980年前企业借款主要用于投资，而在1980年之后，企业的大部分借款用于回购股票，以拉抬股价产生资本收益。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为刺激经济发起多轮量化宽松，拿到低利率贷款的企业依然通过回购自家股票的方式来获取资本性收益，而不是投资于实业。
金融体系变化对经济的影响长远而广泛。在新自由主义和政治权力的综合作用下，通过减税以减少公共财政收入、降低对富裕阶层税收、推行质疑政府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小政府”、鼓励养老金金融化、放松对金融部门的监管、推进央行独立性、以低通胀目标取代充分就业、工资与生产率脱节、提高金融业佣金等经济、社会政策，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金融创新提供的直接通过金融市场获利的赢利模式，是一种不劳而获的示范。从罗斯福新政起美国政府介入经济、保障社会平等的模式被遗弃，建设“伟大福利国家”的信念也被改变，一切都以金融市场更多、更快增殖为目标。
正因为如此，主张放弃资本控制、鼓励各国放松金融市场管制的做法，被国际金融机构奉为圭臬和投融资标准，并被金融化的先行国家强力推进，因而成为一种国际性潮流和制度性的标配。在国际金融资本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就从一个国家流向另一个国家的情况下，这套制度设计使每个主权国家的肌体都受到在瞬间充血或失血的压力，这导致丧失金融主导权的国家沦为国际金融资本的傀儡。由于目前全球金融资本还是以美国为主要寄居地，美国强权就成为金融资本的坚硬外壳和蟹钳。
欧元体系的协调式金融
作为欧洲大陆最主要的大国和强国，法国在17—18世纪就建立了普遍、高生产率的财政体制，1800年由拿破仑一世亲令成立了法兰西银行。法国的财政与货币金融体制，一直保持着中央集权制国家的鲜明色彩。
独立自主的联邦德国自1815年诞生后，就抱有坚定不变的强国目标。德国在工业化起步中落后于他国，由于缺少大量流动资金和商业银行业的支持，德国政府、重工业企业与工业银行间形成了紧密的联系，以“政府与经济的同步增长”的方式推动工业化进程。德国工业银行与企业之间相互持股，发展出一种近乎盟友般的关系。德国银行的分红收益只占英国银行的一半，它们喜欢把收入投资于工业客户的股票上，而不是集中于发展生息贷款，因而表现出要扭转落后局面、超越英国先进工业的长远眼光。通过政府、银行和企业的合作努力，到1913年德国的工业产出就超过了英国。
欧陆型金融是欧陆型资本主义的派生物，也与欧洲地缘环境相关——逼仄的资本堡垒加剧了国家间的竞争，也将国家竞争的需求投射到金融体系的身上。在经历了把欧洲变成废墟的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人开始明白，以主权国家为单元的资本扩张道路在欧洲行不通。明智的政治家开始探寻新的道路，1952年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的成立，打开了法德间利益冲突的百年之结，也开启了超越主权国家框架的欧洲合作之路。1957年签署的《罗马条约》，标志着以货物、服务、劳动力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欧洲共同市场的诞生，同时也为建立欧盟一体化金融市场创造了条件。这就给欧洲资本的成长，创造了更大的空间。
与英美更依赖于金融市场的体系不同，法国和德国更注意发挥银行的作用。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以国家主导的发展战略和产业干预政策依赖于有选择的信贷分配，因而形成了以信贷为基础、价格受到管制的金融体系。在1948年货币改革中，德国创造出了自己的货币——马克，它当时在国际货币中微不足道。20年后，马克成为位居第二的国际货币和欧洲货币之锚，这是德国央行和联邦政府奉行“稳定目标优先”、立法机关及社会力量共同承担货币责任的结果，也是德国坚持银行主导金融体系传统的成功。
以法德为轴心的欧洲共同体，更注意就业、发展和劳工权利的平衡，推行的是所谓“莱茵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模式，要建立覆盖每个社会成员的健康、教育及福利体系，这是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野蛮资本主义的进化与改良。
欧共体金融业发展的原则是促进一体化，因而欧盟国家的金融体系普遍采取了银行导向，由银行为企业、个人和其他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和各种金融服务，承担金融体系中的关键角色。数据显示，1995—2004年，欧盟25国银行信贷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值为109.2%，而美国仅为40.7%。在一体化框架下，欧盟成员国的资本价格与回报率不断趋同，跨界银行业务大幅增加，欧盟银行业内部关系日益紧密，呈现出较高的一体化水平。在此基础上，在2000年形成了统一的欧元区。
除去历史传统和法德因素之外，欧元区之所以会选择以银行为中介的间接式金融，既有防止金融市场过度发展对整体经济、社会造成控制的设计，也有促进统一金融市场的形成、完成欧元区经济和社会的一体化的战略考量。欧洲金融体系的运行有市场经济的逻辑，也具有平衡社会各集团利益的政治功能。这一制度不是严格的等级制，而是通过强大中心延伸出通过协议和联盟形成的复杂结构。
这种通过协调方式形成的一体化金融模式，有效地抵御了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化，为化解全球和区域金融风险提供了制度保障。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爆发后，欧洲央行出台了“欧洲货币交易”和“欧洲稳定机制”，使一度濒临崩溃的欧洲金融市场恢复了稳定。随后，欧盟推动银行监管体制的改革，修改了“母国控制”原则，相继推出了单一监管、单一清算和单一保险的新制度，为欧盟财政一体化廓清了道路。
对于欧洲人来说，他们的联合不只是要建立一个洲际的超级强权，还要建立“多元一体”（unity in diversity）的社会，这个社会有责任去制衡冷酷无情的市场达尔文主义。对世界来说，欧元与欧洲的经济社会制度为人们提供了不同于英美模式的多样性选择。欧元体系和间接式金融衍生的新型币缘，为形成区域秩序提供了重要的工具。
儒家资本主义的塑造式金融
日本是资本主义后发国家中的优等生，是最像西方却永远无法成为西方的东方国家。日本与西方国家的差异，也体现在经济制度和货币金融领域里的日本特色。
在明治维新之后，大藏卿松方正义整理纸币、建立中央银行，奠定了日本货币和金融制度的基础。日本银行的范本是比利时银行——是在政府监督下管理货币供给职能的中央银行。在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日本还建立起了具有国际汇兑和海外业务的横滨正金银行，专门提供产业长期贷款的劝业银行，银行业为日本工业化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日本的军事扩张提供了融资支持。“二战”之后，日本被美军占领。由于冷战和朝鲜战争的原因，美国对日本经济政策从“改造”转为“复兴”，日本被纳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中。
日本没有丰裕的金融资源，又存在着加快工业化的压力，因此选择了与法国类似的金融框架，即在国家主导下以信贷为基础、价格受到管制的金融体系。有所区别的是，日本政府通过金融政策，强力塑造特定产业部门，实现了促进工业化的国家总体发展战略。而法国在国际货币资本的压力下，做了扩大工业资本的努力却归于失败，直接或间接推动了法德抱团。其原因在于，亚洲的冷战环境需要日本发展工业，而法国工业发展和实力增加则是对美国及金融资本优先的大西洋新自由主义的挑战。从中可见，一国战略能否成功，不仅要看本国国情，也要看国际环境，而国际金融资本具有很强的环境塑造能力。
“二战”后，为恢复经济，日本政府采取“倾斜生产方式”的经济对策，将有限财力集中于煤炭、电力、钢铁等基础产业，促进其快速发展。在朝鲜战争“特需”的刺激下，日本工业开始恢复发展。1950年日本钢产量仅为100万吨，1974年就上升到1.17亿吨；日本石化工业1955年之间还是空白，1970年就成为世界第二；在对外出口方面，日本从服装与玩具起步，到20世纪60年代末就发展到出口高精尖的工业产品；日本汽车业工人劳动生产率也从只有美国的1/10，变为与美国并驾齐驱。“日本制造”从伪劣产品的代名词成为精细制造的代表。在日本产业全面提升的过程中，日本政府主导的向重化工业投资的“塑造式金融”模式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日本经济出现了“投资带动投资”的良性循环，资本不断投入生产领域形成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机制。实质上，日本政府是一个强大的经济行为者，也是社会的改良家，它以金融政策为关键工具，把日本市场塑造为追求竞争力而不是主要追逐利润的市场。这一点，不仅成就了日本的经济，也重新塑造了日本社会。
经济的持续发展及其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产生了日本企业不同于西方企业的“终身雇佣制”，通过工龄工资建立长期工作的激励机制，以达到积累劳动者技能的目的，同时也要求员工对企业的忠诚，通过企业与员工的共同努力形成稳定的就业模式。20世纪60年代，日本普及了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形成了所谓“一亿总中流”的均等化社会。因而，日本被亨廷顿称为东方式“儒家资本主义”的代表。
如果人们承认，资本的本能在于追求利润最大化，那么，保持资本本能的制度实际上是在延续野蛮的传统。因而，任何不把追求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资本主义形态，都体现着资本主义由野蛮本能向文明的进化，都是在资本之树分杈的枝条上结出的社会文明之果。
然而，资本主义是世界性体系，任何单个国家都难以摆脱其控制。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基于黄金的货币体系，其重要特征是金融抑制——不允许私人金融机构在国与国之间自由移动资金，只允许私人以贸易和生产性投资为目的转移资金，国家有权对金融和资金流动予以干预和管理。当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资本管制被解除。在美元体系推动的全球金融化浪潮下，安全和政治领域高度依附于美国的日本自然无法置身世外。
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日本开始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修改了政府债券的交易规则，开放政府债券市场，大量发行短期政府债券和各种金融产品，拓展金融市场，放松金融管制，由以往的“限制金融”变为“市场金融”，以自身的金融国际化配合金融全球化。日本的转变，固然有《广场协议》等国际压力和诱导，也有日本政府对世界经济格局的误判，还有日本金融财团的利益推动。面对美元体系推动的金融化压力，日本推出了宫泽喜一倡导的“十年资产倍增计划”，试图通过扩大对亚洲地区的生产性投资形成对东亚地区良性的资本积累循环，降低美元汇率波动的冲击，保证日元体系的总体稳定。然而，由于亚洲国家之间尚缺少进行欧盟式政治经济全面整合的理念，加上基于历史旧怨的猜疑，因此无法建立区域性的金融防线。
日本陷入金融泡沫，是单一国家经济体在全球金融化背景下的宿命。欧洲国家选择结盟以自保，日本却主张要脱亚入美，这在战略上是缘木求鱼式的选择。
资本主义的进化之路并不平坦。要完成资本进化的鱼龙之变，对国家或许意味一场革命；对区域，则需要有组织的合作。
混合经济体的开发性金融
中国工业化的基础是“一穷二白”。1949年，中国现代制造产值仅占GDP的4.3%，农林渔业占55.7%，手工业占7%，全国人口的识字率为20%，人均寿命35岁，人均收入不到100元。据1952年的统计，中国有6亿人口，GDP总值为679亿元，人均为119元。到2013年，中国GDP为56.88万亿元，60年内平均每年增长8%；人均收入为4.2万元，比1952年增长35倍。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2011年中国制造业产值达2.05万亿元，占世界制造业总值的19.8%，是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国家，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在美苏冷战的全球大背景下，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得到了来自苏联的援助。苏联对华援助主要采取了四种方式，即提供低息贷款、援助重点项目、进行技术合作和在贸易中实施价格补贴。在1949年，苏联先后两次以年利1%提供贷款24亿旧卢布（折合约为6亿美元）；从1951年到1955年，先后以2%的年利提供了10笔共计56.5亿旧卢布的贷款，主要用于购买苏联的机器设备和各种材料。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苏联共派遣了1.8万人次的专家，援助中国开始建设著名的“156工程”，包括军工、冶金、机械、化工、能源、轻工和制药等一大批重点工业项目，由此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中国选择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具有资本密度大、技术含量高、建设周期长的特点，需要巨额投资和大规模的资本积累，除了国家几乎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启动、组织整个工业化的进程。因此，国家力量和国家政策调动的社会力量，是中国发展的基本动力。即使在苏联援助时期，中国的基本发展方针依然是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既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进行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保持高强度的基础设施和工业投资；也实行“大计划、小自由”，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支持城市工业化。这些寻求中国经济发展新路径的自觉探索，形成了一种既不是苏式计划体制，也不是西方市场式经济，而是混合了多种所有制并存、具有体制弹性和中国特征的经济发展方式。中国的工业指数以1952年为100，到1965年上升到452.6，1976年达到1 274.9。经过前30年努力，中国已经成为具有一定工业化基础、一定科技发展水平和广大受教育人口的发展中大国。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采取了改革开放的国策，恰巧遇上了西方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浪潮，两者结合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历史性机遇。而中国内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形成了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和跨国资本混合的市场经济体系。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存在的政府与企业两个主体的情况不同，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构成是三维主体，即战略性的中央政府、竞争性的地方政府和竞争性的企业系统组成的整体，因而具有超常的投资能力、超常的购买能力、超常的经济战略谋划能力。这些中国特有的能力与市场经济活力结合，实现了从1979—2012年长达34年平均9.98％的超常增长。
中国目前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一种混合经济体制。通过多年发展，中国经济体系中呈现出国中有民、民中有国，中外资交叉存在、相互持股的复杂局面，特别是经过股份制改造，许多企业是具有相互交融特点的混合型经济体。到2014年，中国的国有及国有控股的工业企业的资产总计比重为39%，私有企业占比为22%，外资企业占比为21%；国企占全部企业的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在1978年为78%，2014年为30%，固定资产净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90%下降到45%，成为国有、私有、外资共存的混合经济体系。目前中国正在推进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目标是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实行混合所有制、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所谓分类，是区分公益类和商业类，商业类中又区分“充分竞争”和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如铁路、民航、电信、电力、军工等领域，而混合所有制则是指“国有、集体、非公资本交叉持股”。从中国经验看，单一所有制和单一经济模式都无法适应中国复杂的国情和它所面对的复杂全球环境。
中国民营资本水银泻地般的发展，不仅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而且承续了中国数千年市场经济的智慧，以最灵活的方式运营，采用现代技术、通过与全球金融市场交融和中国十数亿消费者结合创造出阿里巴巴式的企业。2013年在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国有企业占了84家，表现出强有力的国际竞争力。据2014年统计的企业百元收益上缴税收情况，国有企业为8.53％，民营企业为3.02％，三资企业为3.03％。不仅如此，在国有企业上市时，要向社保基金上缴10%的股份；国有企业还要承担建设符合国家长期发展战略需要却在短期无法赢利的公共设施和援外项目。显然，作为国有资本载体的国有企业承担了更多的经济和社会责任，而为数众多的民营企业则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
多种所有制混合的经济体系所支撑的中国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被一些学者称为一种“国家资本主义”，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中国代表着“原教旨资本主义”。其实，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区别就在于，这是一个主要为资本增殖服务的制度，还是一个以社会福祉为重的制度。在现实中，二者真正的区别总是藏在无数真实又相互矛盾的个例背后，显得扑朔迷离。从中国取得人类历史上最快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结果看——令数亿人脱离贫困、让13亿人进入小康社会、民众基本生活得到与经济发展基本同步的改善；从世界角度观察，中国经济在2015年对全球增长的贡献率为25.8%，居世界第一。由此可以得出的大判断是，中国目前所选择的基本制度，更能满足中国人民的利益需求和国家复兴的目标，对世界的发展也做出了较大贡献。
在这一进程中，中国的国家开发性金融提供了重要的助力。采取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以积累资本为国家工业化融资，是中国政府早期的做法，这可以看作是广义的国家开发性金融。这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被迫处于被封锁的国际环境下做出的不得已选择。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银行体系依然坚持了为发展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服务的基本方向，形成了以大规模、长时期的开发性金融方式推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金融模式。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投资始终保持了30%的比例。
开发性金融是指以主权信用为依托，利用市场机制进行运营，以实现某国、某地区的公共政策或战略目标为宗旨的金融活动。与私人资本市场的短视主义和短期行为不同，开发性金融更注重中长期投融资；开发性金融注重长期规划、市场培育和促成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建立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合作互动，实现政府与市场、公共部门与私营机构的协调增效，通过多类金融机构合作提供的贷款、补贴、股权、担保以及保险等金融工具，解决复杂的长期投资问题。开发性金融与国有投资，都代表着“有耐心的资本”，它们投资基础设施，主要是为了社会发展的长期需要，而不是为了追逐短期赢利。为实体经济服务和为国家发展服务，是开发性金融的要义。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这一新的金融模式体现了中国对提倡私有化、金融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抵御和对冲。
开发性金融机构有多样化的资金来源，有政府的直接预算拨款，也吸收公众存款；其客户主要来自建筑、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也包括工业、制造业、农业、服务业和医疗等部门；为客户提供多样化的贷款品种，贷款平均利率通常低于普通商业银行，而贷款期限一般为10～20年。据21世纪以来的统计，开发性金融具有明显的反周期特性，在危机期间开发性金融取得了显著增长，发挥了稳定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的作用。大部分开发性金融项目处于赢利状态，机构赢利表现好于本国平均水平。2014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总资产达到1.66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到2015年底，中国开发性金融机构向海外融资者提供的未偿还贷款约为6 840亿美元，接近世界银行等全球六大多边金融机构的总和，成为全球开发性金融的领导者。最关键的是，开发性金融明确不追求最大化的利润指标，重在支持国家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聚焦于一些商业银行无法提供融资的战略投资领域，通过金融创新帮助政府重新配置资源、突破经济发展、经济转型的瓶颈制约。
在政府、社会双重制约下的中国金融业，试图遏制资本不断积累的本能，保持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目标，并发展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开发性金融。中国经验所体现的是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多样性，中国在实践中发展出了更具社会责任的新型资本和资本载体，这给资本摆脱野蛮走向文明的进化提供了新的成长路径。然而，在全球金融化和资本本能的双重冲击下，中国发展更具社会责任新型资本的努力还面临着严峻考验。
依附性金融向独立金融的转化
以俄罗斯的世界大国地位，其货币金融体系不应有依附特性。只是由于目前俄罗斯对石油产业的高度依赖，而石油又是高度金融化的产品，俄罗斯的经济命脉在很大程度上被全球金融资本所控制，在国际政治中又不断被西方国家所排斥，因而落入与边缘国家相类似的境况。
为保持货币体系的独立性，“二战”之后斯大林拒绝加入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此举诱发了冷战，催生了卢布体系，奠定了苏联与美国分庭抗礼、共治世界的格局。苏东集团的经济总规模虽不如大西洋集团，但经济发展速度和基本状况并不差。1950年，苏东集团各国的工业生产都超过了战前水平；苏东国家的经济保持着强劲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末，人民生活水平有显著提高，电话、收音机、电视机的普及率已接近西欧水平。中央计划体制在当时成为通往发达工业国家的第二条道路。
然而，这一体制在面对世界性竞争时，存在着严重的弱点。1982年5月里根与其顾问一道制定了一项战略，决定对苏联体制的基本经济和政治弱点进行攻击。根据苏联经济问题专家的建议，中情局长比尔·凯西选定把金融作为苏联的阿喀琉斯之踵来进行打击，其中包括拉拢沙特阿拉伯压低石油价格，减少苏联外汇收入；诱使苏联加入星球大战军备竞赛；把给苏联天然气管道项目融资利率从7.8％调高到17％，以增加苏联外汇支出等措施；而关键举措是利用苏东集团间“伞形”担保框架的缺陷，先使波兰陷入债务违约，再把整个苏东集团带入金融危机的深渊。遏制苏联发展的多项行动在里根战略的统一指导下展开，为美国赢得了对冷战的胜利。
苏联解体后，西方给俄罗斯的经济建议是“休克疗法”。这一激进的新自由主义疗法，彻底瓦解了原本自成一体的俄罗斯工业，使俄罗斯落入外国投资的利息陷阱，沦为石油、天然气和其他资源的出口国。普京的政治努力是由国家控制土地和资源以获得巨大收益，并恢复与工业现代化长期发展相适应的银行和金融体制。为此，他与国内寡头和国际金融资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应该说，这些年来普京的努力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是尚未重建俄罗斯的工业体系，也没有完全摆脱对国际石油金融市场的依附。然而，俄罗斯民族创造特殊类型市场模式的历史经验和潜在能力，总让国际金融资本家们感到不安。这与俄罗斯尚存的核能力一道，成为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总是不依不饶的重要原因。
以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员，依靠石油财富大多成为高收入国家。虽然出于信仰，阿拉伯金融不能收取利息，只能通过投资项目获取收益。这原本是经典的中介式金融。然而，他们作为石油美元的组成部分，只能处于全球金融资本的依附地位。
石油是现代工业的血液，是世界最大单一贸易产品，促进了交通运输业和军事领域的划时代变革，具有重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意义。就像哈维·奥康诺所说的那样，“谁占有石油，谁就占有了世界，因为它可以用柴油统治海洋，用高度精炼的石油统治天空，用汽油和煤油来统治陆地。除此之外，他还能在经济上统治他的同胞，因为从石油中他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财富。”这是产业资本时代石油的战略价值。
在金融化时代，石油的战略意义在于它的金融性，这是由石油与美元结合产生的石油美元体制所决定的。石油是现代社会的基础资源，又具有与贵金属资源相似的稀缺性，因而不仅有资源性效用而且有金融性效用。石油美元体制是把二元效用结合起来的政治经济模式。通常情况下，石油在美元控制的金融市场上交易，用美元计价、结算，石油贸易产生的顺差又转为美元金融资产。然而，石油与美元不是简单绑定的兑换关系，而是对于资源定价的矢量关系。在供需出现变化时，石油与美元价格就会分道扬镳。这使得美元体系不仅可以通过与石油绑定获取直接的交易性收益，还为在金融市场上操纵供需控制价格创造了条件。石油美元体制保证了美元的全球关键货币的地位，还可以通过控制石油交易来控制石油生产国和进口国，最终造成资源型国家对金融主导型国家的依附。这一制度安排，给美国带来了多样而巨大的战略收益。
然而，随着美国金融化导致的产业空心化，美国可以提供的制成品不断减少，美国成为长期的贸易逆差国，这使美元面临长期的贬值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石油输出国组织是否还会坚持石油美元体制，就成为一个问题。目前，委内瑞拉、伊朗已经表现出明确的离心倾向，开始发展独立自主、相对完整的工业化体系；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中东产油国，除了扩大与石油消费国的直接贸易之外，还开始发展旅游等产业，减少对单一石油经济的依赖。2016年1月，中国政府发布《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其中专门提到中国帮助阿拉伯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方针，这显然符合阿拉伯国家石油资本利益诉求的新动向。改变对全球金融化的依附，转向建立实体经济体系将是这一地区发展的基本动向。无论美国如何干预，都难以逆转这一趋势。可以预见，作为全球金融化重要基石之一的石油美元体制将走向解体。
外围国家的工业化，即使是不平等基础上的工业化，也推进了原有世界生产体系和秩序框架的销蚀与瓦解。这是因为原本受控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金融垄断、自然资源垄断、传媒和通信垄断以及对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垄断被产业转移所打破，物质力量的转移致使主导全球化价值规律运行的框架被改变。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南方共同市场和上海合作组织正在成为新型的多中心国际体系的区域代表。
从依附走向独立，是民族国家的成长过程，尽管其间会充满曲折与反复，却是人类文明进程的一部分。
第三节 币缘：世界政治的新要素
货币是古老的现象，币缘与它同样古老。人们在用货币进行交易的同时，就建立起了使用群体间的社会关系——币缘。在受到货币流通范围局限的古代，币缘通常也局限在某一国家或地区范围内。随着白银成为世界性货币和白银资本的全球扩张，币缘也具有了全球性特征。资本与币缘共同推进，维系着现代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随着货币金本位制的终结和金融全球化，币缘出现了性质上的飞跃。
国家利益的金融化
尽管跨国公司和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已经成为全球舞台的新兴力量，但人们还是普遍认为，国家仍然是当代世界体系的基本主体。在全球金融化背景下，国家正呈现出“国格化资本”的特征，决定了国家在国际社会价值取向和行为的国家利益也带有更多的金融化色彩。
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最重要却又存在最多争议的概念，然而几乎所有人都承认物质性是国家利益的前提，物质性因素在国家利益中的决定性作用。即使奉行“弱式物质主义”原则的建构主义理论，也不否认国家利益主要构成中的生存、独立、经济财富等物质性因素，其创见只是要在国家利益中加上“集体自尊”，以突出观念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迄今，所有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都承认一个前提：国家和国家利益必须依托一定经济基础而存在。因此，当世界和各国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发生重大变化以后，作为国家行为基础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的内涵将随之改变，国际关系也将不可避免地产生重大调整。
随着世界经济的金融化趋势，金融化已经在影响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的形态与实质，开始改变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国家利益的金融化，是指国家利益被金融所渗透并逐步主导，金融利益成为国家利益主要内涵的过程。国家利益是一个由物质和精神等多种要素组成的综合性框架，金融化几乎影响到国家利益的各个方面。
生存对国家和个人一样，是第一位的利益。从历史经验看，金融问题可能产生一般性或是金融领域内部的系统性危机，甚至诱发1929年那样的全球经济危机，但并不见得会危及国家的生存。然而，这一经验判断在经济金融化的今天却已经过时。在美苏冷战期间，里根政府利用苏联经济体制中对“硬通货”依赖的弱点，组合使用多种手段攻击苏联的金融体系，最终导致苏联政府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即使在苏联解体后，金融风险同样在危及俄罗斯的生存。
国家间的金融对抗有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在与跨国公司和共同基金、对冲基金的金融博弈中，国家也可能面临颠覆的危险。这种被颠覆的后果，不可避免地将波及社会的各个阶层，无论是国家财富还是个人财产，都可能遭受重大损失，社会也将陷入持久的动荡。据对近年金融危机的研究，在大多数情况下金融危机将转化为银行危机，而银行危机又将转化为财政危机，导致极高的财政成本甚至使政府破产。据对24起银行危机案例的统计，平均财政成本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6%；其中最高的是阿根廷危机，其财政成本为国内生产总值的55%；印尼危机的财政成本为国内生产总值的50%；日本危机的财政成本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0%，而政府负债却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40%以上。在2001年的危机中，阿根廷的银行储户采取暴力手段抗议，引发不断的流血冲突，导致政府垮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多个国家陷入战乱的事实提供了类似的例证。基欧汉说过，财富在今天既不是亚当·斯密的“一个社会中土地和劳动力的年产量”，也不是吉尔平的“任何可以带来收益的东西（资本、土地和劳力）”，而是“可买卖的获得满意的手段”。正是这种抽象的、脱离了泥土气息和流水线喧嚣的财富——金融资本流，可以在一瞬间离开一个国家，留下混乱与贫穷，甚至导致经年战乱和国家解体。
金融工具可以重新分配全球的财富，使国家得到或损失重大利益。占据世界交易和储备货币的国家和经济体，或是控制着全球金融市场的国家，可以利用主权信用发行货币，或通过超主权信用提供大量金融衍生产品，通过操控汇率、大宗商品价格等多种手法，实现对其他国家利益的侵占。在美元体系下，通过美元贬值可以让实体经济国家胼手胝足挣来的巨额美元资产不断缩水，以美元计价的大量财富流失。而美元升值，又会导致美元向美国资本市场的流入，使其可以低价收购陷入流动性危机国家的廉价资产。总之，只要控制了货币体系的杠杆，金融机构就可以通过驱动资本流动和资产价格的波动，在不断波动的金融市场不断交易与赢利。
利用金融工具赢利的现代国家与传统重商主义国家不同，它们更多地依赖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而不是靠枪炮和贸易获得财富。不论是金融危机时受援国家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让渡的部分国家主权，还是平时各国央行必须跟随美联储调整自身政策，都说明关键货币国家对其他国家主权具有不使用暴力也同样拥有的控制力。
与生存、独立、财富这些国家利益的要素受到金融化的影响一样，国家集体的自尊也会受到标准普尔或穆迪公司评级的左右。一个信用被定为C级的国家与被定为A级的国家，不仅在贷款额度和条件上存在差异，而且会给国家信心和自尊带来负面效应。在亚洲金融危机后，长期被视为“优等生”的亚洲“小虎”，竟变成了贪腐政权的代表而备受抨击。这或许让马哈蒂尔等人愤愤不平，然而国际社会的通则是：失败者没有尊严。
国家力量的倍增器
除了国家利益金融化的趋势外，金融化对国家力量的重要影响也同样值得关注。据摩根索的看法，国家力量与地理、自然资源、工业能力、军备、人口、民族性格、国民士气、外交素质、政府素质这些因素相关。这些国家权力因素在金融化趋势下或多或少都发生着变化。
国家是占据一定空间的行为体，地理是“一国权力所依赖的最稳定的因素”。地理的稳定性主要在于土地作为国家财富的基本来源难以被侵占，除非因战败而被占领，国家将无可置疑地对所属空间具有支配权。然而今天的欧盟却主动放弃了国家边界，统一市场和货币，使财富、人员、物资可以跨国自由流动，这种国家“空间边界模糊”的现象，对稳定的地理因素造成了广泛的冲击。
许多发展中国家建立了总量不容小觑的经济特区或开发区，其中土地的所有权被买卖或使用权被转让了近百年，这种由国际资本直接投资推动的“空间支配权转移”现象显示，地理因素稳定性正在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产业转移和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所撼动。同时，由于产业大规模转移，导致现代工业对发展中国家的土地、水资源的污染，出现了大范围的“空间禀赋恶化”现象，地理空间环境质量的恶化虽然不会改变国家的空间范围，却是在降低国家空间质量，给国家带来长久的损害。这种对实体经济国家国家剩余价值的超额榨取，已经威胁到实体经济国家简单再生产的延续。
除上述变化外，还有被称为“空间压缩技术”的信息技术和当代交通技术的影响不可小视，这些技术不仅使世界经济连为一体，正在改变世界经济地理，也降低了地理因素在国家安全上的作用。以往难以逾越的山脉、海洋，在远程轰炸机、洲际导弹、太空平台和网络面前，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屏障作用。技术创造的网络空间成为新的疆域，网络成为全球化的新枢纽，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交织互嵌，极大地影响着国家安全。利用网络颠覆一个国家的合法政权，成为互联网霸权的新动向。
当代技术使“天涯若比邻”成为生活现实，改变了地理距离的经济、政治和安全意义。地理因素尽管仍对军事力量的使用、战争的成本具有不可忽略的制约作用，地缘经济、地缘政治对国家力量和国际关系还保持着重要影响力，但其作用却已经难以与哥伦布时代及马汉、麦金德时代相比。与金融资本紧密关联的币缘因素的重要性却在上升，在体现终极权力的战争中，能不能得到国际资本的支持从金融市场上获得融资关系重大。现代战争的消耗远远超过以往的战争，只有最接近金融权力杠杆的美国，才能勉力支撑耗费万亿美元的战争和数十万亿美元的军备竞赛。
金融化改变了基础资源的意义。近年来，石油价格的暴涨暴跌主要不是基于石油的供需水平，而是源于金融投机和美元的升值与贬值。石油期货持仓量远远高于现货交易量，现货交易受制于期货交易，石油价格和主要收益取决于金融衍生品市场。从收益角度看，石油已经变成了金融产品——一种可被操纵的石油期货。石油期货买卖的主要不是石油的使用价值，而是对石油的升值或贬值的预期。在金融市场上，金融机构创造了许多与石油相关的金融产品，操纵着石油期货价格在几十美元到上百美元之间来回波动，每次波动都可以给金融资本赢得丰厚的回报，并获得对金融资本有利的国际政治结果。
在金融化时代，权力政治的运行模式是金融资本控制金融市场，通过金融市场控制经济活动与政治生活，由此获取新的财富并用以强化这一控制过程。金融权力是国家力量的倍增器，获得与运用金融权力，是当代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
在金融权力之中，决定制成品、资源以及金融产品价格的定价权，是一种关键性权力。金融评估机构对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包括主权信用的评估权是构成定价权的重要部分。据对29个国家151份评估报告的研究，信用评级机构的报告不仅对主权信用，而且对国际收支危机的形成存在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有人说今天的世界上有两个帝国，一个是美国，另一个是“穆迪”。
当代国际社会中的币缘
在过去几十年中，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主导人类经济活动的新经济形态。这种新经济形态具有全球流动性泛滥、资产价格恶性膨胀、以衍生金融交易和资产买卖投机为核心的虚拟经济活动、资产价格周期性动荡威胁实体经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真实收入和财富水平差距日益扩大等特征，成为金融化经济体系的时代性标志。
马克思和凯恩斯都曾经指出，国内货币与国际货币存在着质的区别。在国内，货币是劳动创造的商品“形式”；而在国际上，货币将通过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竞争表现出来，任何汇率制度都具有不平等的特征。作为货币的社会化形态，币缘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要素，成为国家间围绕货币与金融进行利益博弈的工具。
像美国这样处于金融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控制国际关键货币的国家，可以方便地从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取利益，也可以利用金融工具控制其他国家乃至国际社会。脱离黄金制约后的美元本位制，不仅主导着全球经济，也左右着国际关系。特别是近些年来由美元信用膨胀主导的资本全球扩张，对当代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据统计，从1969年到2000年，全世界基础货币呈指数增长，国际储备资产上升2 000%。快速膨胀的信用，推动着资本的全球扩张和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从有数据的1975年开始到2004年，国际资本流动增加了8倍。控制着国际货币体系的国家，处于增殖链的顶端，占据着全球经济的支配地位；受国际流动性控制的国家，则处于被支配的地位。
处于产业链、增值链不同位置的各个国家，围绕美元体系形成了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关系。从事制成品生产和贸易的实体经济国家，主要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一方面要依赖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市场出售产品，另一方面也要依赖美国金融市场吸收其贸易盈余以免引发本币的大幅升值。这一境况，造成实体经济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多重依赖。而美国既要依赖新兴国家生产的廉价商品，也要依赖这些国家资本的净输出。这是因为，尽管美国可以用美元纸币直接换取商品，但也要平衡其贸易和财政赤字，防止美元信用不断降低导致美元体系的崩溃。无论是满足生活用品的需求，还是平衡贸易、资本项下的双赤字，美国都离不开中国等实体经济国家。初级产品生产国既要依赖对制造业国家的资源输出，也要依赖对美国金融资产的投资或来自美国的投资。这种金融主导型国家、制造业主导型国家和初级产品提供国以国际关键货币体系为中介、相互交织形成的多重依赖又彼此博弈的币缘联系，生动地体现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复杂性。
复杂的币缘，为人们理解复杂的当代国际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就像一些学者发现的那样，美国的国债利率不仅是由美国货币主管部门根据美国货币市场需求来决定的，也要受到日本及其他主要贸易伙伴国创造的纸币数量的影响。同样，人民币的汇率也不仅由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它的波动还会受到其他国家的政治压力。实际上不只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汇率问题就已经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首要的重大问题。在金融化时代，不论是保护知识产权、输出技术标准、签订贸易协议和商业性收购，还是外交上的折冲樽俎，包括在战场上越来越多地使用远程精确打击的方式，都与币缘因素有着或隐或显的关联。
当代币缘的本质，是不同国家和经济体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利益关系；而币缘政治的核心，就是全球不同主体间关于金融利益的分配。正是由于金融利益是当今世界各国的主要利益形态，币缘才成为金融化时代国际关系的关键因素。金融化的国际关系，不是简单的相互依赖关系，也不是单纯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而是一种复杂的博弈关系。国际关系的金融化，就是各个国家以金融利益为主要目标，进行利益通约、交换和博弈的过程。
如果说，血缘是农耕与游牧时代社会关系的核心，而地缘是工业时代国家关系的本质，那么币缘在当代就是左右世界经济与政治乃至影响整个国际社会的核心要素。在当今世界，币缘虽然不是一切，却是理解和把握一切的关键。
第四节 实与虚的矛盾
实与虚的矛盾，是指一国之内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矛盾以及世界范围内实体经济国家与金融主导型国家的矛盾。这两组矛盾，分处于不同的空间和层次，却有着内在的联系。
自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诞生之日起，产业资本与借贷—金融资本之间就存在矛盾。产业资本在大多数情况下占据着主导地位，而金融资本的膨胀，通常只在特定周期的成熟阶段。在最近几十年里，金融资本得到了飞跃式发展，扭转了长期以来产业资本为主的权力格局。尤其重要的是，金融资本完成了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控制，使其成为金融主导型国家——金融资本的国格化形态，金融主导型国家大量占有实体经济国家的财富，把整个世界带入由虚拟资本主义主导的阶段。
出于资本的本能，产业资本通常会对金融资本的扩张进行反制，在有政府和法律帮助的情况下尚有胜算的可能，若没有国家政策的协助，竞争不过金融资本的产业资本就会加入它们一伙，就像通用电气公司因成立金融投资公司而获得了巨额利润那样。面对金融主导型国家的压榨，实体经济国家为了生存与发展也必然进行抗争。在全球虚拟资本主义阶段，实与虚的矛盾是世界的基本矛盾。支配与反支配、剥削与反剥削、占有与反占有的矛盾运动，是虚拟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
由实向虚的历史
无论人类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人们都要从事物质生产活动，以满足衣食等基本生活需要，这类直接生产物质产品的经济活动，长期被当作“本业”。社会化的生产，必须通过彼此交换产品才能发展和延续，由交换而生的经济活动，虽对发展经济有促进作用却因不直接生产实物，因而常常被视为是“末业”。
农业经济的生产周期长，所产粮食关系民生，难以卖出高价，因此赚钱不易；相比之下，工商业赚钱快，服务业更快。中国古人早就明白：“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依市门。”所以政府须采取“扶本抑末”、“重农抑商”的政策，以满足国民基本生活需求和保持社会稳定。在中国周代就有专门从事高利贷的“贷家”，周朝政府专设泉府，以低息官贷于民。对商业主张“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商业要服务于实体经济，不应囤积居奇以谋取暴利。可见，早在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之前，就存在商业资本和生息资本。这些资本游离于实际生产之外，其收益具有对实业收益的寄生特性，因而受到来自政府的制约。政府有责任体现“损有余而益不足”的天道，以维持社会的大致均衡。
资本主义制度破坏了传统社会框架，主张自由经济，资本成为可与王权抗衡的力量。特别是在工业革命释放出巨大生产能力，也带来巨大的剩余价值之后，产业资本作为资本力量的代表，成为社会的主导性力量。在马克思看来，产业资本是货币资本、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集合体，它通过依次采取不同形式来完成其增殖过程。“产业资本是唯一的这样一种资本存在方式，在这种存在方式中，资本的价值不仅是占有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而且同时是创造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因此，产业资本决定了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至少在产业资本阶段，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商品的生产是同一过程，资本家要想获得剩余价值，就必须组织生产，虚与实在生产过程中还没有分离。虽然在每一个时期会爆发诸如郁金香狂热、密西西比泡沫、南海泡沫、铁路狂热和小麦投机这样的周期性危机，但这并不代表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面。
金融资本出现后，这一局面就开始发生重大变化。金融资本最早是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结合的产物，在工业化阶段，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的结合，是为了增加投资扩大再生产。而在金融化阶段，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的结合是为了去工业化，也就是只要剩余价值，而不要生产过程。金融资本实现赢利的方式与传统借贷资本不同，主要不是食利，而是投机。在马克思的时代，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生息资本都是产业资本的派生物，是行将被历史淘汰的“洪水期前”的遗存。因为这种分食产业资本之利的最终前景，是食利者的“安乐死”。而今天的金融资本是史前“霸王龙”的复生，它不再寄托于产业资本来被动食利，而是通过制造系统性动荡进行投机，来获取收益。榨取对象是人数众多的圈外人士，最初是女佣、蔬菜水果商，然后是侍者与鞋童，现在则是外围机构、边缘国家，也包括“渡边太太”和“中国大妈”。
在历史上，过度金融投机的结果总是爆发经济危机。因此，各国政府多会采取行政手段并推出相关法律，限制金融业的过度发展。例如英国在1720年就制定了《反泡沫法》，美国国会于1933年推出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罗斯福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银行业休假。这些举动说明，在以主权国家为基本经济单元的时代，货币不过是国家内部的结算单位，金融活动可以赢得暴利，却无法为人们提供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产品。为保持经济和社会稳定，国家必须在金融出现泡沫时给予抑制，防止金融脱离甚至损害实体经济生产。此时，产业资本是国家经济的基本支柱，政府也主要代表产业资本的利益。这就是罗斯福决意把“货币兑换商”从文明圣殿赶下来，坚决抑制金融资本过度发展的历史原因。
在“通用代表美国”的时代终结后，金融业的各种“货币兑换商”积极推进全球货币的汇率交易和各种金融创新，成为美国文明圣殿上的神灵。从1980年以后，美国企业纷纷向海外转移，而美国产业资本则与银行资本合流，形成了规模庞大的金融资本，这些越来越庞大的金融资本，进而逐步取得了对整个社会的统治权。
在马克思的眼里，金融膨胀是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的狂想病。阿里吉把这类现象称为体系周期的“金融秋天”，其特征都是金融力量压倒实体经济，资本试图不经过生产过程而直接赚到钱。令人诧异的是，这种狂想病在今天已成为全球经济的常态——金融主导型国家可以不生产或基本不生产就可以坐拥来自金融市场的大量收益。金融主导型国家不事生产的前提，是将产业外移到世界体系的边缘国家。金融主导型国家可以通过实体经济国家的生产，来获得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显然，这是全球支配者才具有的权力地位。
至此，从表面上看，在实与虚的漫长历史较量中，虚拟经济体似乎获得了对实体经济体的完胜。然而，如今在虚拟经济国家中却普遍出现了回归实体经济的呼声。这意味着实与虚的矛盾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打开了新局面。
两类金融的矛盾
金融原本是服务实体经济的信用交易活动。离开实体经济的金融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然而，就像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货币内在的特点是，通过否定自己的目的同时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由手段变成目的；通过使商品同交换价值分离来实现商品的交换价值；通过使交换分裂，来使交易易于进行；通过使直接商品交换的困难普遍化来克服这种困难；按照生产者依赖于交换的同等程度，来使交换脱离生产者而独立。
货币的两重性，也会渗入金融活动之中。在实体经济主导的时代，货币与金融脱离生产而独立的内在冲动，总会受到生产活动的制约。在以资本持续积累为目标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货币与金融的独立意愿与资本通过自我循环实现增殖的本能结合，更加剧了它们脱离生产的趋向。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天然具有压倒实体经济的趋向。经济金融化、全球金融化的实质，就是金融活动成为国家以至全球经济体系的轴心，这是货币与金融逐步挣脱实体经济和生产活动的结果。
在今天的世界上，实际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金融市场和两类不同的金融体系。一种是与生产性经济活动有直接关联的金融市场，这是在部分实体经济国家中尚存却被视为传统、保守的金融体系；另一种是与生产活动无关的“非中介金融市场”，它主要是创造金融产品或衍生金融产品并通过交易实现增殖的金融模式。非中介金融市场创造出一种不依赖本国实体经济，而是通过资本的国际循环、从其他实体经济国家获得收益的经济模式。以钱生钱的G—G′模式，原本只是资本家们的理想，是一种虚幻的想象，而如今却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现实，甚至成为主导模式。其中不仅有对实体经济成果的占有，而且表现出国际政治领域中虚拟经济国家对实体经济国家的政治控制与支配。这就是金融资本国家为何一定要拥有全球霸权的原因，也是其一定要拥有压倒所有国家的军事能力的原因。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观念的诱导，还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规制，都必须依赖军事力量的迫使，才能让世界各地区和国家踏进金融资本的全球赌场。
金融主导型国家的金融市场总在试图兼并或取代实体经济国家的金融市场，而实体经济国家则极力要维护金融市场的独立性——这是保持经济主体性的基础。两类金融市场之间的激烈博弈，体现了实体经济国家与虚拟经济国家之间的尖锐矛盾。这是传统“南北矛盾”、中心—边缘矛盾在当代的延续与更新。发展中国家、边缘地带国家大都是实体经济国家，而金融主导型国家则是代表金融资本不断增殖利益的虚拟经济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关税长城，早已被经济全球化的重炮摧毁；护卫着这些边缘地带国家利益的经济壁垒，就是对金融市场的控制权。
实体经济国家需要金融服务，但政府应该抑制金融资本无限扩张的冲动，以抵抗投机资本对本国经济的冲击，保持国家对金融主权的最终控制。国际金融资本和金融主导型国家总是在推进放松管制和金融自由化，主张金融资本无限扩张的新自由主义，鼓吹彻底的市场原则，目的在于清除和摆脱对金融资本的一切控制，瓦解实体经济国家的金融壁垒，以期彻底实现金融全球化。不以提供生产资金为主要目标的全球资本运动，不断放大实体经济的波动和金融市场的震荡，加剧了金融危机的风险，造成了对生产体系和实体经济国家的严重冲击。
实与虚的矛盾，说白了是要满足吃饭穿衣需求的人，与想炒金融产品发大财的人的矛盾；是人类社会无法脱离生产性经济的生存状态，与虚拟资本主义试图直接通过金融市场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矛盾。在目前的全球经济体系中，过度膨胀的金融业已经成为有害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寄生物——金融主导型国家实际上要靠攫取实体经济国家生产的产品和贸易盈余的养分为生。实体经济国家无法满足金融资本无尽利润的渴求，而虚拟资本主义也无法抑制攫取无限利润的欲望，这是实体经济国家与金融主导型国家之间矛盾冲突的根源所在。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世界财富日益向少数金融主导型国家集中，而这些国家的财富也在日益向少数金融机构和富裕人群集中。目前，美国前10家金融机构控制了80%的金融衍生品交易，10%的富裕人群控制了75%的股票资产。这种现象说明，实与虚的矛盾，不仅是实体经济国家与金融主导型国家之间的利益之争，也是维持生存与满足贪婪的经济模式之争，其中包含了经典的阶级冲突。实虚之争凝聚了当代国内与国际政治的焦点，成为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的基本矛盾。
“美利坚循环”与“华尔街循环”
开启于尼克松时期的美国经济金融化，最初只是被当作解决单一汇率问题的短期政策。因而，其后的卡特政府虽然也在推进金融化，却没有解除对金融资本的控制。直到奉行新自由主义理念的里根，才解除了罗斯福时代对金融化的法律束缚。在克林顿时代，金融化成为美国政府的战略自觉。小布什则是为美国金融化利益而战的总统。在奥巴马时期，美国最高法院发布了取消政治捐款上限的法令，美国民主正在经历从“一人一票”到“一元一票”的蜕变。华盛顿变成华尔街的附庸，经历了多任总统的几十年时间，这是一个与美国金融资本不断扩张和产业资本逐渐萎缩同步的过程。
作为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代表性国家，美国经济与政治的金融化毫无疑问会向世界传导，成为金融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在发达国家相继进入虚拟资本阶段后，资本占有剩余劳动的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从在国内物质生产过程中对工人剩余劳动的直接占有，转向通过虚拟产品与实物产品的跨国交换，以实现对实体经济国家剩余产品和价值的分割与占有。这使得金融主导型国家与实体经济国家的矛盾，成为当代国际社会的基本矛盾。
金融主导型国家不仅要通过国际贸易获取实体经济国家制造的商品，还要争取让实体经济国家用贸易盈余购买本国的国债；实体经济国家为了维持资源进口和产品出口，必须拥有大量外汇储备，而这些储备在具有国际货币供应量无限自动增加机制的浮动汇率体系下，只能不断贬值。通过货币工具在实体经济国家这头牛身上剥下几张皮的做法，反映了全球化的金融体系实际上是一个等级支配体系，美元地位以及美国股票与债券市场的巨大规模，决定了美国的金融体系支配着其他国家金融体系的地位。这一地位使美国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和权力，也让美国成为金融主导型国家的典型代表。
如今，在已经完成经济金融化的美国，金融不仅可以独立运行，而且可以塑造基本面。金融通过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信用供给、大宗商品、领先指标、投资建议等多种渠道来实现对实体经济的控制。金融资本集团通过提供选举经费、操纵媒体和推荐政府官员等方式，已经可以轻而易举地影响政府的决策与行为。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一些重要的华尔街金融机构被美国政府视为“大到不能管”的巨无霸；而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基于这些金融机构对美国经济来说是“大而不能倒”的判断，美国财政部迅速启动了“资本购买计划”，通过国会授权无须批准的3 500亿美元来救助9家大型投资银行。华尔街对华盛顿事实上的支配，体现了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已经高度金融化，金融企业、金融利益已经成为美国国家的最高代表。
在一国之内形成的金融资本到虚拟金融资本的增殖循环，随着金融资本的全球流动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最终形成覆盖全球的以钱生钱的循环系统。这个全球金融资本增殖系统是一个复杂系统，涉及多领域的多个系统相互融合和统一运行，就像全球贸易体系需要全球海权来保障一样，全球资本运动离不开全球感知、全球到达、全球打击、全球控制的军事能力。仅从经济层面看，至少存在着两个相互依赖的循环系统，一个是“美利坚循环”，另一个是“华尔街循环”。
“美利坚循环”可以简略表述为：海外投资—海外生产—海外收益流入—海外再投资。
这个循环是把美元本位制创造出的资本进行海外投资，将“肮脏的生产”转移到海外；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和金融市场，一方面进口商品，另一方面吸引海外净储蓄的流入，然后再向海外投资，如此往复，就是“美利坚循环”。美国通过海外投资，利用海外的劳动力价格、资源、环境费用等生产要素价差进行的生产，不仅可以创造提供商品廉价、利润丰厚的“沃尔玛现象”，回报产业资本；更重要的是，各国在海外进口贸易换取的贸易顺差，除了维持再生产的全球采购支出外，大多数净储蓄都在资本项下流入美国，购买了美国国债，使金融资本实现增殖并能继续投资海外。“美利坚循环”的实质是金融资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的循环，其基础是借贷与金融资产，其结果是对收入进行再分配而不是投入生产，是一种以生产为过渡、以资本增殖为目标的经济循环。
更具时代代表性的是“华尔街循环”，它可以简略表述为：投资金融创新—金融产品变现—金融资本增殖—再投资金融创新。
从20世纪70年代起，华尔街对实业的投资日益减少，逐步转向金融产品的创新。金融创新为美国提供了几乎无限供应的流动性，通过金融市场创造的流动性，世界资源和劳动力被高度金融化，通过维持资源和劳动力价格的有序波动，美国不仅控制了剩余价值，而且还创造了不断榨取剩余价值的交易机制。在流动性决定定价权的情况下，“华尔街循环”创造了通过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进行交易就能实现赢利的模式。“华尔街循环”把美国经济的主体部分变成了赌场经济——华尔街成为金融赌场，金融衍生品是赌场的筹码，各金融机构是赌场上的庄家，购买金融产品的资金如同赌徒在下注。在当代世界经济体系的赌场上，美元和由其创造的金融产品实际上就是在赌局中才有意义的筹码。而华尔街金融机构是赌场的庄家，庄家设置规则和赔率，保持抽头的权力，永远当赢家。所谓华尔街循环，不过是全球金融赌场上的“庄家式循环”。大量的债券和股票只是传统赌局，而花样繁多的金融衍生品才是当代华尔街金融赌场上的新筹码，创造这些筹码并不断将其变现与增殖才是人类经济史、金融史上的“颠覆性创新”。
具有颠覆性的“华尔街循环”之所以能够持续运行，就在于美元体系和美国霸权体系的结合。华尔街可以通过美元输出金融资本和提供金融市场来控制世界经济体系，以长期债券吸引石油美元、贸易顺差国家的外汇储备等海外资金进入美国的金融市场，同时使用经济或政治手段包括制造金融危机、安全危机的方式，阻断向美国金融市场之外的投资渠道，诱使或迫使外国资本只能进入赌场般的美国金融市场。这才是萨默斯所说，美国与新兴国家之间存在着“金融恐怖平衡”的恐怖之处——无论是迫使还是诱使，你只能就范。
在美国依然是贸易和财政“双顺差”的时代，各国由于对美元有强烈需求，在1981年之前每年约有100亿～300亿美元在境外沉淀下来，成为使用和保有美元的“铸币税”。对美国来说，能够随意发行美元债券来弥补政府赤字或为企业筹款，是一项更大的收益。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估算，美国能以美元发行债券的优势，至少为美国每年带来1 000亿美元的利益。这还不包括美国政府可以不断上调赤字上限水平来刺激经济的好处。据皮埃尔-奥利维耶·古兰沙和埃莱娜·雷伊的研究，美国具有近乎无限的融资或信用创造能力，它实际上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商业银行、投资公司和对冲基金。从1952年到2004年，美国持有外国资产的平均收益率是5.72%，而外国持有美国资产的收益率是3.61%。相对于数十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规模，2.11%的回报率之差，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而这无法与金融衍生品创新带来的收益相比。
美利坚循环与华尔街循环的结合，造就了美国资本增殖的独特模式，其外在表现之一就是可以让美国享受贸易和财政的“双赤字”福利。这两个循环建立起的覆盖全球的虚拟资本金融体系，是今天虚拟经济压倒实体经济、金融主导型国家支配制造业主导型国家的制度性奥秘，而维持这一制度的保障则来自美国所拥有的强制和诱导能力。如果说，产业资本创造的生产流水线产生了劳动的剩余价值，那么，金融资本通过华尔街金融机构创造的全球资本环流增殖系统，就可以攫取处于产业链低端所有经济体的剩余价值，实现巨额的体系性增殖。全球金融资本环流产生的体系剥削力，是占有国家剩余价值的高效工具。如同有CKISR系统支持的当代军队能够产生体系战斗力，是比依赖单兵和单一平台的传统军队具有更高效的暴力一样，基于全球产业—金融体系的增殖，要远远高于制造业企业和单一类金融机构或金融产品所能够得到的收益。而“华尔街—华盛顿—五角大楼—时报广场—硅谷”的复合体，则是维持这一体系持续运行的关键。
[1] C4KISR系统是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杀伤、情报、监视与侦察一体化的作战系统，它通过系统整合形成远大于个体能力相加的体系能力。
全球金融化是金融资本支配当代国际政治的前因，而其后果是激化了金融主导型国家间的利益争夺，也激起了实体经济国家对它们的联合反抗。
博弈式共生
全球金融资本的增殖体系，看起来是一个生态系统：实体经济国家是提供保证这一体系运行下去的基础能量——净储蓄和制成品——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而虚拟经济国家则为实体经济国家提供市场、技术和资金。当双方都完成各自功能的时候，这个系统就能够持续运行下去。可在系统的运行实践中，常常会爆发危及整个系统延续和生存的危机。
其原因在于，构成这个系统的两个部分并不是互惠合作关系——在政治上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在经济上则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处于支配地位的虚拟经济国家，受金融资本本能的驱使，表现出独占利益、赢者通吃的贪婪，不断挤压实体经济国家的利益和生存空间。它们提供的资金，本质上是所占有剩余价值的再投资；提供的市场，是靠寅吃卯粮的超前消费在支撑，因而蕴藏着巨大的不确定风险；技术和装备的转让被它们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定价权的控制，变成了高科技公司的“技术食利”体制。虚拟经济国家对实体经济国家的严苛压榨，是边缘地带人们长期贫困的根源，也是造成全球性危机的原因——全球实体经济的有限剩余价值无法满足全球资本无限增殖的需求。
此外，实体经济国家的资本和金融主导型国家的资本，是不同社会环境塑造具有性质差别的两类资本。在实体经济国家中，资本往往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制约，要承担创造就业等社会责任；而在金融主导型国家，金融资本受到新自由主义的鼓励，基本不受国家和社会的制约，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能处于野蛮生长的自由状态。资本受不受国家与社会的制约，是其本能趋于恶化还是走向进化的必要条件。受制约的资本，不一定能摆脱追逐利润的本性；而不受制约的资本，则一定会表现出排他性最大化的野蛮特征。两类不同资本间的矛盾，是实体经济国家与虚拟经济国家存在矛盾冲突的深层原因。
对实体经济国家来说，发达国家产业的转移，可以促进本国生产力的提高，普及教育，壮大劳动力队伍，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水平。一些主要的新兴国家得以完成工业化，甚至能以超过发达国家的增速发展，提高了国家的整体实力，从而创造了与虚拟经济国家进行利益博弈的基础条件。
从食物链的视角看，虚拟经济国家是寄居物，而实体经济国家则是宿主，负责提供寄居者所需要的养料。虚拟经济国家必须依赖实体经济国家才能生存，当实体经济国家不愿提供或向其他虚拟经济国家提供实物产品和净储蓄时，虚拟经济国家会通过经济或其他手段来打击实体经济国家，而打击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因为真正打垮了作为宿主的实体经济国家，寄生物所依存的生存体系就只能瓦解，虚拟经济国家就丧失了生存条件。因此，虚拟经济国家与实体经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既有矛盾冲突，又相互依存的博弈式共生关系。
金融主导型国家与实体经济国家之间存在的博弈式共生关系，是比资本主义早期荷兰与英国之间的“敌对式共生”更加复杂的关系。这在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中尤为突出。
美中之所以没有陷入类似美苏冷战的陷阱，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走上了虚拟经济道路的美国，需要中国这样的实体经济国家，因而可以“善意忽略”彼此意识形态的差别。具体而言，美国需要中国生产的制成品，还需要从中国的贸易顺差中获得资本项下的净流入——以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而中国从美国那里获得了投资和出口市场，还可以利用美元体系，用对美贸易顺差从世界其他国家购买所需商品，并利用美国提供的公共产品——畅通的全球海路把所需的物资运回中国。在全球性的美元体系下，中国经济得到了发展，而美国分享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好处。金融全球化提供了通约中美两国利益的前提，也为满足彼此的利益诉求提供了可能。从全球货币体系的角度看，中美两国的确是特定的“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对处于世界经济赌桌边的美国和中国来说，维持美元交换体系继续运转下去最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因此，中美可以在全球经济体系棋盘上为各自国家利益彼此厮杀争夺，却要保证全球经济体系桌子不被打翻，这是中美关系“斗而不破”的深层原因。
在经历了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中国拥有最多的贸易顺差，也因此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储备。在美元秩序下，中国巨量的美元收入除了购买美国国债之外，很难找到稳定的投资渠道。因此，中国的贸易顺差中的大部分变成了美国国债。美元及美债的长期贬值趋势，严重侵蚀中国创造的财富。正因为如此，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正在成为中国的一项国策。从2010年起，中国与东盟国家建立起自贸区和实行货币互换，并尝试建立从伦敦到新加坡的人民币结算中心，扩大人民币结算业务；成立亚投行和金砖银行，扩大投融资业务。由于有强劲的实体经济基础，中国可以提供大量制成品作为人民币的基础，这使得人民币有可能与欧元一道成为世界单一美元体系的终结者。
人民币的崛起正在撼动美国霸权地位的基石，使坐享全球金融化利益的美国感到担忧。中国对美国金融霸权的挑战，不只代表中国，也是实体经济国家对虚拟经济国家的挑战。以中国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国家，必须保持能够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体系，这一体系必须独立于美英式的直接增殖型金融体系，也就是以金融为中心的“非中介金融体系”。这无疑是对美元霸权主导下的金融全球化体系的严峻挑战。正基于此，出于捍卫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选择用“重返亚太”的战略来遏制中国。
在当下的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中，虚拟经济国家与实体经济国家是彼此利益对立却又难以分离的矛盾统一体，这是构成博弈式共生关系的基础，也是两类国家合作与对抗的边界。金融利益的分配与其他利益分配一样，往往是基于力量而不是根据贡献，美国运用其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建立起的一整套货币博弈规则，可以更多地占有金融利益。然而，力量的基础从来都是物质，原本“钢多气少”的美国已非当年，如今的实体经济国家已不再是“钢少气多”。趋于均衡的力量对比，可以降低双方博弈中使用暴力的冲动。
在实与虚的博弈中，币缘可以充当通约与交换利益的中介。通过币缘实现利益让渡，是实体经济国家对发展环境的赎买，也是对金融主导型国家利益的部分保全，这有利于世界的稳定。毕竟，踢翻了全球棋盘对谁都没有好处。
实体经济体系的全球合作
制造业国家和初级产品生产国家都属于实体经济国家，这不仅是因为劳动与资源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创造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也在于劳动与资源的内在统一性。在古代经济中，土地和人是最重要的资源，因而在传统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中，价值的构成主要集中于土地和作为劳动力的人。在现代经济中，能源等资源成为价值构成中不可忽略的要素。因而，初级资源生产国理应列入实体经济国家。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实体经济国家处于产业链的底端是历史的延续，也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制度性捆绑，从最早的“羊吃人”制度，到后来的计件薪酬制度、年功序列制度、退休制度、社会福利以及房地产销售贷款制度等，都是绑定劳动者个体的制度设计。而对劳动者国家——制造业主导型国家的绑定，则是通过经济援助、资本投资、提供装备、引进技术、开放市场、贷款利息、教育体制、标准体系、思想观念等方式，还包括提供安全保障、贸易通道等公共产品，必要时可通过经济封锁、金融制裁、安全压力等手段来胁迫制造业主导型国家接受控制。对资源型国家，目前采取的方法主要是通过资源产品的金融化来实现控制——通过控制世界经济的流动性，掌握各种商品的定价权，来控制具有单一经济特征的资源型国家。目前，除了个别自然禀赋优越、独立意识强烈、军事能力突出、产业体系完整、能够在世界体系之外存活的国家之外，大多数实体经济国家通常只能就范。即使是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大国，也只能用“屈从与抵抗并行”的两手策略栖身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中。
发达国家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占据了产业利润微笑曲线的高端，通过金融市场对大宗商品和制成品的定价权控制着利润曲线的中端，又利用对汇率与利率的控制权侵占了其余大部分收益，这使得许多实体经济国家，包括制造业国家和资源型国家只能走上依附性的发展道路，长期处在贫困或不安定的困境之中。只有个别人口较少，其提供的资源类产品需求旺盛或已高度金融化的资源型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可以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最终会坠入全球资本转移后留下的产业空洞和社会结构的“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在不远的将来，资源产业性的空洞有可能成为石油生产国的“高收入陷阱”。
由于资本主义体系是世界性体系，资本之间的矛盾不仅是国内政治问题，也是国际政治问题。全球资本市场会造成对全球生产体系的冲击，越来越多的国际食利者和投机者集团通过“美元—华尔街体系”，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实物生产国家及本国的生产者之上，导致对实体经济生产体系的全面压制，致使实物生产能力的减退。实体经济的萎缩与虚拟经济的膨胀，共同推进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进入危机化的生存状态。
实体经济国家在与虚拟经济国家博弈的过程中，若想获得自己应该拥有的利益，就需要发挥全球实体经济生产体系的组织化作用，来对抗全球金融体系的压力。这种体系对体系博弈的空间前景，有可能是形成一种涵盖劳动、资源和中介式金融体系的区域性合作框架，来替代目前的金融资本全球体系。在地缘与币缘政治的结合点上，将会产生全球政治和经济的新实践。
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政治表现，就是试图建立排他性最大化的社会秩序，这赋予了金融资本巨大的能量，却也导致了它失道寡助的历史宿命。为赢得体系博弈的胜利，全球实体经济生产体系应该把虚拟经济国家的生产者和政府部门作为同盟军。与只需要利润、不需要就业的金融资本和持有它们的1%富豪不同，劳动者需要就业维持生计、政府需要维持就业来避免合法性危机，他们与实体经济体系有更多的共同利益。
第五节 虚拟经济国家间的矛盾
金融资本通过金融创新获得的收益，实质上是对实体经济体系剩余价值的占有。金融资本无限的创造能力和有限的实体经济剩余价值之间，形成了难以化解的矛盾。这既表现为实体经济国家与金融主导型国家之间剥削与依赖并存的关系，也表现为金融主导型国家与金融主导型国家之间对全球剩余价值的争夺。你之所得，为我之所失，彼此争夺难解难分。虚拟经济国家之间的矛盾，是全球金融化时代的主要矛盾。
争夺金融利益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货币增长与金融创新都脱离了物质生产的制约，各类金融产品以及衍生品交易得以疯狂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世界货币市场年交易量达到600万亿美元，是全球年贸易额的100倍；由于场外交易难以统计、高频交易发展迅猛，全部金融产品、衍生金融产品年交易量数额更为巨大。在王建看来，随着当代资本运动的主体转移到虚拟产品的生产上来，世界就进入了虚拟资本主义阶段；当一国完成工业化，服务业超过制造业并出现贸易和资本双顺差，就可以视其为虚拟经济国家。
麦肯锡全球经济研究所则认为，虚拟经济成分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是衡量虚拟经济程度的重要标准。据麦肯锡全球经济研究所的统计，全球虚拟经济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在1980年为100%，说明全球经济在1980年时尚处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均衡状态。1995年，全球虚拟经济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突破了215%，2005年达到316%，到2010年达到了338%，这意味着，此时虚拟经济已经占到了全球经济的77%。根据全球金融稳定局的数据，全球流动性资产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在2013年已经超过了500%，即虚拟经济已经占到了全球经济的83%。麦肯锡的数据显示，在2010年美国的流动性资产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420%、欧元区的为380%、英国为350%，这三个国家与地区的虚拟经济在全部经济的占比都达到或接近80%。而根据全球金融稳定局的数据，在2013年美国流动性金融资产超过国内总产值的11倍，虚拟经济的占比在美国已经超过了90%。可以据此判断，美国、欧元区和英国等国家与地区都已成为典型的虚拟经济。
在凯恩斯时代，货币是一个民族空间内的国家结算单位。如果一国货币成为国际本位货币，那一定是民族间力量关系的作用。在他看来，“在很大程度上，只有美国有能力获得一国本位与国际本位相结合的好处”。对美元全球货币体系的第一次挑战，来自苏联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拒绝。那时的美国还是一个实体经济主导的国家，美国实现自身利益的方式与传统帝国一样，就是控制海外资源、海外市场以及连接它们的海上通道。苏东集团实行的是与美欧不同的价格体系，形成了经互会经济圈。几十年后，苏东集团解体贡献出巨大的实体经济财富，极大地推动了美欧经济的虚拟化。美国希望独占世界实体经济国家的利益，而欧元区及英国和日本等国也希望分享，这激化了虚拟经济国家之间的矛盾。
与产业资本主义时代生产过剩导致危机的机理不同，虚拟资本主义时代导致危机与冲突的原因是生产不足。这既表现为虚拟经济国家因产业转移导致的绝对生产不足，也表现为虚拟金融产品过度膨胀与对应的实际产品匮乏的相对不足。为了解决生产不足的问题，虚拟经济国家需要用虚拟经济产品——股票、债券、衍生金融产品——来换取实体经济国家的物质产品。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拥有货币霸权，让世界其他国家接受该国或该区域货币作为贸易结算和储备货币，使其可以用创造出的金融资产去弥补生产不足。然而，实体经济国家能够接受的外国货币毕竟有限，只有作为世界各国实物产品贸易的净剩余，才能成为虚拟经济的利益来源。
与以往帝国主义时代争夺海外资源和市场不同，争夺实体经济国家的剩余价值，是金融化时代币缘政治博弈的焦点。金融资本的流向不只是市场行为，也不仅是经济行为，而是反映了国家间权力关系的政治行为。如今，币缘政治的博弈已经在左右全球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决定着国家间利益分配和国家力量的消长，同时影响着每一个民众口袋中财富多少和他们的价值取向。在这方面认知不足的政府，就有可能在金融领域的博弈中吃亏。
长期以来，维护通货价值与保护领土完整一样，是国家最重要的权力。没有一个国家会轻易放弃自身的货币权力，这使各国货币汇率成为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中最具争议的问题。1985年日本政府贸然签订《广场协议》，曾提供了一个教训。这个后来被日本人称为“平成战败”的事件，成为日本经济十年停滞的重要诱因，当时签订协议的竹下登显然没有理解国家核心利益的变化。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金融资本占有剩余劳动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导致了虚拟经济国家之间争夺内容与方式的改变。离开了生产过程的虚拟资本，不再追求对物质资源的占有，而是转向争夺货币资本，因为货币资本才是扩大金融再生产的基本条件。由于经济虚拟化引起国内储蓄不足，国际资本就成为主要争夺对象。为了吸引国际资本，除了向实体经济国家推出有吸引力的金融产品外，虚拟经济国家一改有利于产品出口的弱势货币政策，调整为维持本币的强势。与产业资本主导时期跨国生产和流通需要全球秩序稳定的需求不同，金融资本的流动需要全球各个金融市场间存在波动。为了保证资本的定向流动，最便捷的方法是保持本国经济的稳定，而让他国的金融市场陷入动荡。
随着虚拟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不足的现象日趋严重，对廉价制成品和实体经济剩余价值的争夺更加激烈，金融利益成为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的核心利益。
美欧币权争夺
欧洲在全球棋盘上落子，从1950年建立欧洲清算同盟（EPU）和煤钢联盟（ECSC）就开始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消耗和北美地区的兴起，使得欧洲各国难以继续充当世界舞台上有分量的角色。不甘沉沦的欧洲改弦更张，试图通过组建欧洲共同体来重新获得全球影响力。1958年，煤钢联盟的伙伴国在罗马签订协议，组建起欧洲经济共同体（EEC），开始形成关税同盟和欧洲共同市场。欧洲经济的复苏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很快就给美国经济造成了压力。1959年，美国钢铁的进口已经超过了出口，美国工业的竞争地位开始明显下降。欧洲一体化进程加剧了美欧间实体经济的矛盾，却给美国的金融资本创造了新的赢利方式。在《罗马协议》签订后，美国资本加大了向生产率增长更快的欧洲投资的热情。资本追随利润流动的天性，促进了美国产业转移海外的进程。到1972年，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盈利已达到了100亿美元，1980年每年赚取的海外利润达到了200亿美元。
由于冷战负担和越战拖累，美国政府开支的赤字大幅增加。1968年初，美国黄金储备下降至130亿美元，而同期对外短期负债为330亿美元，黄金储备仅为对外短期负债的30%，从而引发了战后第二次美元危机。1971年8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停止承担美元对外兑换黄金的义务。这次“颠覆性创新”摆脱了固定汇率和黄金对美元的限制，美国不再受黄金储备的限制，可以根据需要印制足够多的货币。
由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美元的信用化直接导致了国际货币体系的信用化。国际货币从贵金属时代进入了信用货币时代，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世界关键货币与商品没有直接任何联系的现象，作为国家债务票据的货币，是否可兑现、兑现多少只依赖于政府的权威和认可。把力量转变为信用，再把信用转变为财富，这在当时只有美国可以做到。因为美国拥有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单一的政治机构、庞大的经济规模、领先的科技创新能力包括舆论宣传工具，美国在失去黄金基础后能够继续保持美元的信用，就是因为拥有这些堪比黄金的力量。这是美国能够拥有全球币权的原因。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欧洲国家通过让渡国家的货币主权，建立了新的货币——欧元。发明了强权政治的欧洲决意远离强权，“正在摒弃实力，正在进入一个以法律、规则、跨国谈判与合作进行自我约束的世界”，将竞争优势寄托在经济模式和治理理念的影响力上，缺少军事力量支撑的欧元是后现代社会制度的产物。
欧元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国际货币权力游戏的规则。从权力结构和权力运行的角度看，美元和欧元存在着“金星与火星”一般的巨大差别。虽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获得货币霸权可能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路径，维持货币霸权的运行也可以有多种方式。但作为全球金融资本另一个赌场的欧元市场，几乎没有独立军事能力的欧洲要抵御美元霸权的综合压力，维护欧洲的货币体系仍是十分困难的事。
欧洲人一再强调，推行欧元只是希望减少欧洲的汇率风险、增加铸币收益、扩大金融服务等战略收益，使欧洲成为“最佳货币区”，并没有准备与美元进行竞争，更不会挑战美元霸权。看来欧洲人没有做好成为世界体系中心的准备，也缺少走替代道路的政治意志。而事实是，欧元启动后很快成为仅次于美元的国际货币，欧元区的经济规模超过了美国，欧洲金融体系的规模与美国相当，债券市场份额甚至超过了美元。美元体系原本对世界货币利益的独占地位已被欧元所侵蚀。因此，无论欧洲如何示弱，都改变不了欧元成为美元币权挑战者的事实。
欧元体系成为美元体系的制衡力量，打破了美元霸权对货币权力的垄断。美欧从在货币体系上“分灶吃饭”、“各自记账”，进而导致欧洲普遍对“市场至上”的美国模式提出质疑，要求加强金融监管，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全球的欧洲”要扮演着全球秩序改革者和世界竞争者的角色。传统美欧盟国关系受到币缘政治的影响，美欧裂痕越来越深。
从欧元区诞生开始，美国就不断利用军事强项，在安全领域给欧洲制造麻烦，通过影响欧洲安全环境的方式左右欧洲发展经济的基本面。从科索沃战争、北约东扩、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伊朗核危机、格鲁吉亚战争以及各种各样的颜色革命，严重冲击了欧洲安全环境，并诱发出欧洲的多种危机。厌恶风险的全球资本，随欧洲安全环境的波动频繁流出流进，使欧洲无法发挥自身的经济强项和社会优势，难以扩大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结算和储备的份额。
在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主要靠大规模货币超发向国内外债权人转嫁危机。而欧元区采取了德国式“量入为出”的实体经济理念，采取紧缩财政的政策，结果经济增长率大幅下滑、欧元区主权债务不降反升，这说明欧洲已经丧失了实体产业的竞争力，不可能在内部保持实物产品供给与消费的平衡。宏观经济局面的恶化，迫使欧洲央行于2014年6月采取了激进的负利率政策，在虚拟经济利益的争夺中欧元区开始转守为攻。负利率政策颠覆了货币与银行的历史，减轻了欧元主权债务的利率负担，把欧洲银行体系内的钱都赶入欧洲的资本市场。欧洲央行于2015年1月决定实行大规模量化宽松，欧洲央行直接进入资本市场推升欧洲资产价格，显示了欧元区脱实向虚的决心与行动的果敢。这也把欧洲推上美国金融核心利益挑战者的舞台，欧美在金融货币领域的争夺将更趋激烈。
动荡之源
在美元本位化即美元币权建立的过程中，华尔街和芝加哥的金融机构是美国政府倚重的伙伴，也是最终成果的共享者。美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推动的最重要的几项金融立法，为金融业的发展营造了宽松自由的法律环境，金融机构无尽的金融创造力使得美元资本保持了长期的扩张。这种由核心货币国家提供信用和维持秩序，金融机构设计产品和实现财富，两者共享盈利的模式，成为虚拟资本主义的新生存模式。
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如今这一模式受到来自欧元和其他国家金融资本的挑战。从资本追求最大化利润的本性出发，美国金融资本一定会对欧元体系的挑战做出反应。因为从全球可以提供的净储蓄十分有限，无法满足美欧及英日等经合组织国家金融资本的渴求。据测算，目前所有经合组织国家的贸易逆差已经达到了1.8万亿美元，而实体经济国家可以提供的贸易顺差不过1万亿美元，而且在5年内就可能下降到6 000亿美元。总量的下降，加之竞争者的增加，一定会加剧彼此的争夺。在被金融资本支配的世界里，资本的波动与流动是金融资本赢利的条件，而动荡与危机会加剧资本的波动与流动。金融资本争夺利益的主要方式是给对手制造危机与动荡，虚拟资本主义意味着全球性动荡与战乱。
对虚拟经济国家来说，要保持对全球事务的支配能力，就要善于通过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获得最大的金融利益，而加速资本流动和合法转移财富的最佳方式就是制造金融市场的波动。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采取浮动汇率的世界货币随时会导致金融资产价格的升贬，随之带来金融市场的整体波动。金融创新造成了波动的内生需求，高频交易等技术则提供了利用波动进行牟利的条件，两者的结合使金融逐渐背离了配置资源的初衷。在不稳定的金融基础上不可能存在稳定的“生产性经济”，却可以加快国际资本流动以获取金融收益。
对实体经济国家来说，必须要像防止入侵那样防止金融危机，因为一次危机不仅会导致合法政府的黯然下台，还可能洗劫全体人民几十年积累的财富，甚至将国家拖入持久的动乱，丧失发展的机遇。制造企业或实体经济国家为了保持资源、能源价格的稳定，防止汇率波动造成的冲击，保障储备货币的保值，难免被迫进入全球金融资本市场。这种被迫的交易，实质上是金融强权对实体经济挤压的结果。在占据全球主导地位的虚拟经济大环境中，实体经济国家实际上处于一种无助的境地，成为与实体经济不再有任何联系的货币环境的受害者，就如同食草动物被迫在食肉动物的活动区觅食一样，它们只能被迫在危险的期货世界进行交易。
金融全球化改变了利益的形态，也改变了争夺利益的方式，其中包括战争的方式。现代技术可以轻易起到引起动荡、搅乱对手的作用，尤其是把技术与政治手段组合起来运用的时候，更能以极低的代价达到目的。暴力依然是国家工具箱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只是面对惊鸿般敏感的资本流，往往不需要军事重锤的击打。
第六节 币权：资本权力的杠杆
权力是政治的枢纽。国际政治和所有的政治一样，都不过是追逐权力的活动。因此，今天的人们要想理解世界政治的本质和把握它的走势，最好的办法是去观察和分析什么样的权力在如何支配着当下的世界。在全球金融化的今天，币权成为主导世界运行的主要力量。认识和理解币权，成为人们洞悉当代国际政治的思想密钥，也是分享现世利益的关键。
权力的演进
不同的人和不同学科对权力有不同的理解和诠释。马克斯·韦伯将权力定义为，“一个人或一些人在某一社会活动中，甚至是在不顾其他参与这种行动的人进行抵抗的情况下实现自己意志的可能性”；罗素则认为，“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和预见效果的能力”；安东尼·吉登斯认为，权力是为了产生结果而调度使用手段的行动；还有的学者指出，权力可以分为不同强度的层次。简略地说，权力是靠力量形成的支配权。权力是一种力量，是力量拥有者通过对人或物的支配、控制、引导和有意识影响而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
世事沧桑，权力的本质却没有什么变化，不断变化的是权力的表现方式。社会中的权力与物理学中的能一样，总是不断地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转变。从全球角度看，权力形态非但有时代特征，而且有空间特征——古希腊城邦公民社会的权力与秦帝国的皇权就大相径庭。分处于不同空间的文明会形成不同的权力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同——希腊狭小贫瘠的丘陵地带与广袤的黄河、长江平原存在着很大差异。不同文明在不同生存环境与社会组织的长期互动中，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政治文化传统和权力体系。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这些不同权力即使拥有强大力量的国家和宗教组织，但在空间的阻隔下其影响范围也只能局限在一定地域内，成为地区性的力量中心。譬如同时代的汉武大帝和恺撒大帝彼此就不会产生权力的冲突，而基督教教会的权力也难以对东亚地区朝贡体系的世俗权力造成影响。这是因为那时的全球没有形成真正的“世界经济体”。与之相应，世界也不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权力中心，但这一切随着欧洲资本主义体系的出现与发展被彻底改变。
以畜牧和种植谷物为生的欧洲人，比主要生产稻谷的中国人需要更多的土地资源。因而长期缺乏生存空间的欧洲人，具有强烈的地理扩张精神和更能坚持长期的行动，这成为欧洲“发现产业”的重要动力，也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第一次全球化运动的基本特征——殖民主义的地理扩张。
资本全球化的空间扩张进程催生了马汉、麦金德那样拥有全球视野的思想家和行动者，产生了“海权”、“陆权”等新概念，以及“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世界”的推理，这些都反映出当时的列强国家对全球体系的认知，以及企图获得全球支配权的帝国理想。对布罗代尔笔下“巨大而又微弱的”世界体系，征服者的权力来自宗主国的主权，而展现和维持权力的基本方式就是赤裸裸的暴力，“在新大陆总有海军陆战队，在旧大陆总有炮舰作为最后依靠的手段”。在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下，资本始终是暴力最重要的基础，而暴力亦总是资本的最后保障。资本主义的筹款方式可以通过透支未来税收的方式来支付今天的战争，因而可以发展占优势的军事技术，这是较小的殖民国家可以打败人口众多、幅员庞大的农业国家的秘籍。资本支持下的暴力和暴力保障下的殖民扩张，这是第一次全球化的权力体系的鲜明特征。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代表性权力，金融全球化时代的代表性权力是币权。币权是关键货币国家和世界性金融机构通过全球货币体系的设计和运行去控制及影响当代世界体系的权力，是金融资本集团影响世界经济体系运行和利益分配的权力，是金融全球化时代的新权力。币权的出现，是当代世界权力体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标志。
币权是对全球货币体系、金融市场和资本流动的控制权，它主要表现为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的货币能够有效排除其他实体限制、实现自由流通的强制性力量。正是由于币权所具有的强制性，它成为货币霸权的简称。与传统权力相比，币权在权力的主体、要素、结构以及使用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新的全球权力尽管仍然需要暴力的支撑，却会更多地依赖于国际组织的机构化权力、跨国公司对主权国家经济的控制力以及“华盛顿共识”等观念对精英集团的影响力。在全球金融化时代，货币与资本的全球流动成为一种重要的赢利模式，其经济规模和利润远远超过了物质生产和贸易，成为金融主导型国家和国家联盟的主要牟利方式，这就是币权为什么成为主导世界格局变化力量的原因。如果把当代虚拟资本主义的经济世界还原为一个大赌场，那么币权就是通过控制资本维持赌场秩序的权力。维护世界金融资本体系的手段，与真正赌场几乎一样——以暴利吸引、用暴力强制。
围绕币权的争夺
血腥而漫长的全球性殖民扩张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世界列强通过战争确认了这个世界再没有“无主土地”的事实。
从政治上看，联合国的成立可以视为第一波全球化的结束和第二波全球化的开始。作为主权国家的联合体，联合国组织从国际法的层面确立了国家、民族间的平等，确定了主权国家是新全球体系的基本主体。在战争中萌生，在战后更演变为潮流的反殖民化运动，催生了一大批新兴国家的独立。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来世界权力体系中宗主国和殖民地国家的不平等关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的建立，为世界提供了国际合作的组织体制和机制，使全球体系中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之间形成了新的产业分工关系。资本支持下的产业分工是此阶段世界体系权力的特点。尽管这一分工仍然是不平等的关系，体现了居于主导地位的产业资本的赢利模式，但这较之殖民化时代无所顾忌的暴力与掠夺来说，却是重大的历史进步。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被切割为“东西南北”的不同板块，冷战划分出东西方两个阵营，富裕北方和原殖民地的南方国家之间则存在着财富的鸿沟。全球分裂证明，当代世界不再属于帝国式的单一政治体系。尽管联合国、关贸总协定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不像其缔造者幻想的那样是“权力政治的终结”，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政治的图景。
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美元体系成为事实上的国际货币体系，这决定了此后世界经济运行和财富的分配。1971年之后，美元成为继贵金属货币后第一个以国家信用为支撑的全球货币。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可以根据美国需要和全球社会的可接纳程度向世界提供无限量的美元。向世界提供美元，成为美国财富的重要来源。要维持美元及美元资本的全球循环，需要推进世界经济围绕美元体系的全球化，消除传统国家货币主权的阻碍。当货币和资本流动所带来的利润超过物质生产和贸易所带来的利润，并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主要赢利方式时，控制国际货币体系的币权就成为世界的第一权力。
币权是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能够有效排除其他实体的限制，实现其货币在世界范围自由流通的强制性力量。币权超越主权，全球金融资本的权力压倒国家权力，是金融化时代的重要特征。在金融全球化时代，世界性的关键权力是币权。保障一国货币在全球自由流动的权力，其核心在这一货币被国际交易接受的程度以及在多大比例上成为国际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亦即货币的国际化规模。只有通过在国际交易中使用，一国货币才成为国际货币，才有可能成为形成对国际政治具有影响力的币权。以往一国的经济规模是决定其世界地位的基础，如今规模决定影响力的规律没有改变，只是一国货币在国际上使用规模的影响力超越了实体经济规模的权重。一国货币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份额亦即“货币的国际化规模”，决定了该国在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中的地位。控制国际货币体系，进而控制金融资金的流量和流向，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权力的来源。
世界货币体系控制下的全球经济体，本质上是一个资本增殖体系。货币与资本是维系这一体系生存和运行的血脉，控制币权除了可以通过向世界提供流动性获取利益之外，还可以通过调整汇率来标定不同的货币与实物商品的系数，用货币工具操纵各种资源与制成品的价格，分配各经济单元的收益，而这也就决定着不同国家在全球资本增殖体中的真实地位。在全球经济高度金融化的今天，全球货币体系的主要收益来源更多转向了金融市场的创新，如何创造更多金融衍生品并诱使或迫使其他国家购买，成为全球资本增殖体系持续运行的关键，也成为币权发挥作用的着力点。只有拥有货币金融主权的国家，才可能抵御全球资本和美元不受限制的自由流动，通过与美元币权的博弈，尽力维持自身的利益，避免出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局面。
在生产方式和发展水平大致相同的情况下，一国的幅员、人口及市场大小与该国的国际货币规模高度相关。国际货币规模与实物经济规模的深层联系，体现了国际权力与国家空间的关联。控制币权国家需要有足够的空间和经济规模，而抵御货币霸权的国家和地区也需要有足够的幅员和规模，这是币权的空间律。影响一国货币的国际流通规模，不仅有空间因素，也有时间因素。在单位时间中，本币包括衍生货币的创造、流动与周转速度与币权大小成正比，这是币权的时间律。控制流动性，因而成为控制币权的重要环节。不只如此，要控制或维持币权，还需要国家或地区具有完整的社会结构，要有维护政治独立和保障自身安全的决心与能力。
欧元区成立至今，欧元已占据了近1/3的国际货币份额，却没有获得在世界政治中相应的影响力，即使在保障欧元体系上也显得左支右绌。这与欧元区政治不统一、缺少维护自身安全能力有很大关系。拥有不容挑战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实力的美国，拥有着对世界金融机构的控制权，几乎独占了全球金融霸权。美元垄断地位形成的金融霸权，使美国可以几乎不受控制地实行扩张财政政策，长期保持财政与贸易的双赤字。美国的债务国地位反而成为其要挟和控制世界经济体系的权力杠杆，原本是全球金融秩序的守夜人，现在已经蜕变成为金融世界里的职业“肇事者”。
根据巴里·艾森格林和迈克尔·博多的研究报告，世界各国从1945年至1971年共发生了38次金融危机，而从1973年到1997年却发生了139次危机，目前世界任一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比1973年增加了一倍。人们曾经庆幸地认为，危机的严重性似乎较以前为轻。可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却教训了心存侥幸的人们。危机再次证明了阿克顿教授揭示的政治学公理：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美国不受监督和制衡的币权与所有绝对权力一样，终将引发世界性的金融腐败和危机，还将导致货币体系的瓦解和全球动荡。
从政治学的视角看，导致这场旷世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全球权力结构的失衡。全球失衡具体表现为币权过于集中于美国，世界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对美国的金融权力缺少约束。恰如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失衡的币权也意味着资本力量的绝对扩张，这无疑会对人、社会、国家与世界秩序带来致命性的侵害。
早在制定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过程中，设计者们就对成员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有过大量的争论。美国希望以最少的资金为条件换取对成员国最大可能的管理，而英国希望得到最多的资金并保持最大的自由，凯恩斯一直强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被动性”以避免它干涉成员国经济主权，他已经意识到必须限制美国人的权力。但在英国迫切需要达成租借协议的战时，这类限制施援者权力的愿望既不现实也不合时宜。
体制一旦建立起来，就会按照其自身逻辑和历史的惯性运行下去。就像罗斯福可以轻易否定凯恩斯的“班柯”建议，尼克松政府也可以自行决定关闭黄金兑换窗口。在冷战背景下，欧洲和日本需要美国的军事保护，搭美国安全便车的代价之一就是在美国需要时必须支持美元。在美元币权的权力结构中，军事力量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只是它有时用于打击政治上的敌人，有时则用来对付经济上的伙伴。当欧洲和日本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它们也希望对美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有所制约，但每当美元陷入困境时，它们却只能主动或被动地“舍身相救”，就像1985年日本的《广场协议》和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后的七国集团（G7）所做的那样。
币缘政治博弈的焦点
从金汇兑制终结、美元开始自由浮动开始，特别是在经历了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放宽金融管制、实施金融自由化和私有化经济政策的“保守的革命”之后，世界经济体的主导权就逐渐从产业资本手中转移到金融资本手中，世界的主导生存模式和权力结构开始发生改变。权力内核的变化比权力的转移更能够推动世界格局的变化，以货币主义流行、利率自由化、国债证券化、金融资产的迅速增加、债券市场的膨胀、金融衍生品的快速发展、各国资本和金融市场的相互联系为主要过程的金融自由化加速发展，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在改变着控制世界的权力。与传统殖民帝国主要通过领土扩张而扩大自身的政治和经济权力不同，如今控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运转的是货币霸权。曾经建立在传统军事强权基础上的美国帝权，也开始向货币霸权的转变。
币缘政治与所有政治一样，其核心都是权力。由谁控制币权及如何控制币权，是币缘政治的核心。对币权的制衡不仅需要制衡的力量与愿望，还要有相应的制度设计。欧元的设计显然是货币史上最重要的制度创新，如果说欧元区是对美元币权在水平方向的制衡力量，那么，制造业国家、资源出口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就是在产业链垂直方向上的制衡力量。
在目前的国际分工体制下，制造业国家、资源型国家没有商品定价权，贸易利润主要被跨国公司占有，而贸易顺差除了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采购外，又在资本项下进入美国金融市场。在欧元金融市场出现后，如果处在食物链高端的美国仍然不向中低端国家转移技术，使之能够分享利益和权力，那么中国等制造业国家，中东或南美的资源型国家将会转向与欧元区进行产业整合。对美国来说，欧元构成的外部制约可能与其产生的核心利益冲突；而美元币缘圈的内部利益和权力分配，是“共生体”内部转移支付式的利益调整。对币权的角逐，正在重塑国际政治的格局。实体经济国家与虚拟经济国家之间、虚拟经济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有助于让币权回归于均衡的趋势。
币缘政治博弈的焦点，就在于对币权的独占还是分享。美国作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国家，希望能够独占币权，享有金融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同为虚拟经济国家的其他发达国家，则主张分享全球金融利益。虚拟经济国家之间对全球金融利益的争夺，是币缘政治博弈中的主要矛盾。资本的本能使这一矛盾难以调和，并日趋激化。
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地带的实体经济国家，长期是金融资本的压榨对象。对实体经济国家来说，如何保持金融体系的独立性，保持能够服务于生产和实体经济的金融体系是最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从公平的价值出发，合理的币权观应该是对币权的分享——从被单一大国独占或被发达国家集团占据，转向由世界各国分享。
与资本商议分享，相当于与虎谋皮。这揭示出币缘政治的一大难题——如何控制资本。让资本从属于人们的生活，服务于直接生产的实体经济，而不是成为经济和社会的异己力量，成为支配世界的主宰，这是币缘政治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一国之内，当借贷资本超出了从属地位，工业集团就成为金融市场的收益资产，社会也就成为金融资本主导的社会。在国际上，当实体经济国家被金融主导型国家所支配，就意味着金融资本控制了世界。
金融全球化是金融资本控制世界的过程，就全局而言，它已经成为一个现实，无论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它都是一个现实。现在的问题是，人们如何才能改变这一现实。建立合作性的币缘秩序，走向制度化的利益分享应是币缘政治进程的发展方向，解决这一问题的逻辑顺序是，先认识它，再重塑它。
第七节 金融化时代的战争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克劳塞维茨的这一结论至今依然正确。只是今天的政治与昨天的政治不同——金融家的政治与容克地主及企业家的政治不同，不同的政治对战争有不同的影响。
农耕时代地主阶级的政治核心是土地，商业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治集中于保障国家主权和保持贸易顺差。在工业化时代，国际政治的目标更多集中于对资源地和商品市场的控制。而在今天，世界各国和超主权机构的利益集中于币权。虚拟资本主义的增殖，主要通过金融市场的交易来完成，这就需要让全球资本或甘心情愿或被胁迫地不断进入金融“大赌场”。在诱使不能得逞的情况下，就要运用暴力的威逼。金融化时代的战争，是币缘政治的继续。在币缘政治的尽头，就是带有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特征的溃疡面式战争。今天的战争，不只是金融资本政治的继续，还是刺激资本流动和波动的杠杆。
美式战争新目标
越战成为美国军事变革的起点，不仅是因为美国深陷这场代价畸高战争的教训，更在于美国经济基础发生了重大改变，致使美国国家利益形态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也改变了美军的作战目标和作战方式。美军的作战目标，不再是为产业资本增殖所需要的资源地和市场，不是地缘政治的势力范围，也不是虚幻的意识形态，而是捍卫美元霸权。而作战方式随着目标调整也发生了变化。
从1971年开始，支撑浮动美元币值的是美国政府的信用，而支持美国信用的关键是美国的军事实力。当美元霸权成为美国的根本利益所在后，金融主导型国家的利益就成为美式战争的新目标。目标的改变，引起了美军从内到外的一系列变化，包括装备体系、体制编制、作战方式均发生了全面的变革。此前，以核武器为代表的“超杀武器”与重型坦克、飞机、军舰等装备，以及大兵团作战的模式已难以适应新的战争目标，成为新时代战争的恐龙。新的利益需要新型的暴力来保障，这促使美国作战体系从扩大杀伤力和毁灭能力向轻便、灵活、快捷的方向转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大量信息化装备，特别是远程精确打击武器的成功研制与列装，固然与新技术革命的进展有关，但这并不是武器技术发展的自然过程，而是随着战争目标变化所产生的选择性发展，是战争体系对目标做出适应性调整的成果。在越战后期的“后卫行动”中，美军使用激光制导炸弹摧毁了越南的重要桥梁，开启了精确打击的时代。但这并未让美国人去继续扩大战果，因为摆脱越战泥淖以保证冷战优势更加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精确打击武器要到海湾战争的时候，才会根据美国的利益需要大展身手。
美国对高技术产品研发的投融资机制，包括让一些新概念和新发明能够迅速上市融资的纳斯达克市场，是许多新概念产品和武器得以出现并实现产业化的关键。金融化不仅改变了战争目标，也创造了推进军事装备、促进军队改革的新途径，包括国家竞争与战争的新方式。对全球金融资源进行控制的超级大国，可以将军事科研提高到竞争对手难以企及的水平，使“军备竞赛”本身就成为一种新的威慑甚至是拖垮对手的方式。战争的金融化，超越了战争的工业化，使全球军力更加集中于少数国家，这导致了对暴力的垄断。而垄断暴力是超额财富的重要来源。
精确打击武器要发挥战略性作用，需要美军整个作战体系发生适应战争目标的革命才能实现。从海湾战争开始，美军的战争实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38天的空中轰炸加上100小时的地面作战，就完成了对一个中等强国的摧毁性打击。在科索沃战争中，美军及盟国通过78天的空中轰炸和远程精确打击，致使南联盟战败求和。这一被称为“航空兵与导弹战役”的战争，不仅肢解了南联盟，打破了后冷战时代的欧洲地缘格局，也对刚刚流通、开始对美元地位形成挑战的欧元形成了压力。这些把新的战争目标、新的编制体制、新的作战样式有机结合的作战，体现了美国军事体系适应目标调整后而发生的整体性变化。
金融资本主导的战争
美国军事力量和军事性战争的变化，还只是战争领域所发生变化的一部分。在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进入虚拟资本主义时代后，在国际关系领域随之出现了国家利益金融化的现象。“国家利益金融化”是指，国家利益被金融所主导、金融利益成为国家利益主要表现形式的过程。金融化不仅导致了实物经济与虚拟经济在数量上的此消彼长，改变了社会总体经济结构，也体现为食利者阶层势力扩张所导致的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更为重要的是，金融化并不局限在一国界限之内，而是一种全球性的趋势——金融主导型国家充当着全球食利者的角色，它们以不受约束的新自由主义观念为指导，以各种金融工具和衍生工具为手段，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保障，最终目标是攫取实体经济国家的财富。金融化改变了世界的财富结构和生存状态，也改变了国际政治和战争的经济基础。
正是由于金融资本的新增殖模式、国家利益的新形态、新的社会理念和新组织方式与新技术的结合，催生了全新的战争形态——超限战。所谓“超限战”，是指战争超出了传统的军事界限，将不同领域、不同手段组合运用，以迫使对方接受自己意志的一种战争模式。这种超越军事界限的组合式战争，基于战争目标及总体成本收益的考虑，通过交替或组合使用军事、非军事、超军事等多种手段，采取更少却更高效的暴力，实现资本增殖和虚拟经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美国的国家暴力机构，包括军队、情报、国家安全等部门，均按照新目标和新方式进行了重组和改造，成为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谋求金融利益和货币霸权的工具。
在以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其他周期，战争的赢利主要靠控制资源、占领市场或提供战争物资、装备等方式获得，这都有赖于实体经济的发展状况。在虚拟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资本增殖的基本方式就是以钱生钱，只要能够增大和加快资本流入美国，获得的收益就越多；如果能够降低战争的成本，获得的相对收益也会增加。长期化的战争会导致战争成本的急剧增加，成为压垮帝国的沉重负担。以往帝国的过度扩张主要体现在空间上，如今帝国的过度扩张则主要表现在军费的账单中。
在农耕时代，战争主要争夺的是已有财富，关注的是存量；在工业化时代，战争争夺的是可以创造财富的基础资源和市场，着眼点在财富的增量；在金融资本时代，战争争夺的是资本，目标在于控制资本的流量和速度，焦点在变量。战争目标的变化，也推动着装备和作战方式的转变。既然是以通过控制资本的变量来实现战争的目标，那么只要能够实现资本的快速流动与转向的手段，就是有效的手段。从近期的实践看，最有效的手段——低成本和高效率的方式——是通过组合运用颜色革命、经济制裁和军事压力，多管齐下，迅速改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安全环境，导致资本的大量流出。因此，利用资本厌恶风险的特性，在一些资本富集区制造战乱或动荡，通过资本避险效应左右国际资本的流动，已成为实现资本增殖的重要方式。金融化战争的新套路，使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的战争带有周期短、频次高、行动快的特征。
在金融资本支配下的美国社会，与当年依靠实业、实力争取自身利益的时代已经大不相同了。以往力量的基础是块头与分量，而在看重资本流量的时代，力量组成的特征在于质量与加速度。美军更倾向于发展远程精确打击系统和超快打击系统，以支持金融资本青睐的短期战争。美国国防部官员于2014年提出了“改变游戏规则的抵消战略”，要建立“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目的就是要对全球保持实时监视与打击的能力。可以说，美国军人和文职官员已经极力在试图跟上金融资本导致国家利益变化的新需求。
对大战的多重制约
资本没有祖国，却需要国家的保护。金融资本是寄居蟹，要拿金融主导型国家作为它的外壳。当超主权信用创造的虚拟资本主导世界的时候，各种资本寄居的大大小小的国家，就都成为限制虚拟资本继续膨胀的外壳，因而不断被敲打和突破。资本追求最大化利润所产生的排他性，也包括对国家外壳的排斥。金融资本与国家包括寄居国家间存在着矛盾冲突，这是虚拟经济国家行为时而以金融利益为重时而又看重产业就业指标的根源。黑格尔说，国家是“地面上行走的神”。产业资本曾经是主权民族国家的“魂”，而如今占据主位的全球金融资本却时常“魂不守舍”，甚至脱窍而去。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矛盾式共生，导致了金融主导型国家精神与行为的错乱。
对资本来说，战争是谋取利益的别样方式。凡是符合资本增殖利益的战争，是讲政治的战争，是资本政治的继续；凡是超出了资本增殖需要的战争，就是不讲政治的战争，就是政治不正确，往往会胎死腹中；即使爆发了，也会因为没有金融资本的支持而无法进行下去，或者被金融利益集团通过政府的手来中止。对金融资本来说，有可能毁灭全人类、当然也会危及金融资本基本生存的核大战不能打。
在世界上，拥有核武器的主要国家有5个，其中俄罗斯和中国是实体经济国家，美英已经是金融主导型国家，法国正在踏入虚拟经济国家的门槛。两类不同国家都拥有“确保相互摧毁”的核武器这一现实，给两类国家之间的利益竞争划出了行为边界——不能打全面战争，以免引发玉石俱焚的核大战。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达到了暴力技术的超杀水平，超出了资本增殖目标的需要。没有大规模杀伤武器，包括没有突破障碍实现远程投送能力的国家，将会被金融资本的中心国家视为安全核心区外的战乱之地，而这类地区的存在是金融资本持续积累的必要条件。资本的利益追求，成为防止爆发核大国之间“大战”的约束性条件。
传统划分中心—边缘地区的地域因素，正在被现代核技术削弱。以边缘地带的战争和动荡维持金融中心不断积累的模式，也受到具有远程投送能力的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威胁。拥有彻底破坏资本全球流动和金融资本中心地区的核能力，成为进入世界安全俱乐部的门槛。这是许多国家极力获得并长期拥有核能力的重要动力，也是核军备竞赛难以停歇的原因。
除了核技术之外，互联网技术和太空技术的发展也对大战的爆发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在当代，互联网技术把世界经济和政治联系在一起，如果爆发世界性大战，就将使统一的网络变成对抗的战场，基于网络基础上的信息化社会将可能解体，直至四分五裂为若干的地区性局域网络。太空技术也是如此，美国占据着全球最多的太空资源，在美国进行的战争中，太空技术提供了绝大部分的战略信息和通信渠道，因此也就成为削弱美国军事能力的重要方式。在大战爆发的情况下，各国太空资产将遭受重创甚至可能不复存在，这固然会对其他国家造成巨大损失，但这对于目前仍然实质控制着全球互联网和太空的美国来说，也意味着失去了控制全球资本流动的最重要技术手段，这将导致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的终结。面对光着脚却具有自卫能力的其他大国，穿着金融鞋子的美国总还是心存忌惮。而在今天的世界上，只要美国为首的金融主导型国家打大仗的意愿和行动受到制约，大战就几乎打不起来，打起来也会因缺少资本的支撑而难以延续。
当然，制约大战爆发的因素远不止上述这些，譬如大战结果的不确定性、反对战争的民意、对使用战争手段进行限制的国际政治制度包括追溯战争责任的国际法等等，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大战难以爆发。同样重要的是，各国互惠合作的实践和带来的成果，也推动人们远离战争的诱惑。
不发生大战的总体安全环境，是实体经济国家和虚拟经济国家进行利益博弈的全球棋盘，彼此可以在“恐怖和平”的规则下落子博弈、相互竞争，但谁也不要运用不受限制的暴力来搅局。争取到这一局面，是边缘地带—实体经济国家来之不易的历史进步。在资本全球扩张的历史进程中，有众多殖民地国家和原住民，就曾因无力对付西方强权而亡国灭族。
对付野蛮资本的暴力冲动，必须要有足以遏制野蛮资本暴力的能力。保持能够让战争玩火者付出难以承受代价的军事能力，是今天资本世界的生存之道。如果暴力被金融资本国家所垄断，那将是所有实体经济国家人们的梦魇与灾难。
为信用而战
金融全球化时代的利益争夺，与农耕时代、大工业时代都不相同，它不再聚焦于荣誉、土地、领土主权与市场，而是关注由资本流动决定的金融利益。左右战争目标的政治变化，无疑将引起战争形态和过程的变化。那种造成大规模杀伤的战争，包括能够毁灭一切的核战争，已经与金融资本所要达成的战争目标不合拍了。即使是传统国家关于领土主权的争端，或是更为传统的为荣誉而战，也要根据金融资本的需要调整或改变自己。
信用不容挑战，是金融主导型国家维持生计的底线。为此，它们不惜一战。在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中，在撒切尔夫人“冲冠一怒”背后，是对大英帝国荣誉及与之相连的英国国际声誉的考虑。而这最终关系到英国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和经济信用，这是夕阳之下金融帝国的最后亮色，是一笔绝不可放弃的国家财富。此一战后，撒切尔夫人与里根一道，推进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为最终赢得冷战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此战提高了英国的国家信用，巩固了英国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作为一个当代英国政治家，撒切尔夫人也不再是“小杂货店老板”的女儿，而是伦敦金融城在唐宁街的出色代表。同样，在老布什总统发起海湾战争和小布什总统对恐怖主义的“冲冠一怒”背后，也都有美国信用不容挑战的战略考虑。
在金融化时代，荣誉即信用，信用即财富。特别是当掌握国际评估机构和话语权时，收益尤其巨大。信用等级，不仅决定一个国家能不能借到钱，而且决定能够以多少利率借到钱。对这些荣誉包裹下的利益把握，是英国撒切尔夫人和老布什总统、小布什总统决定动用武力的关键。
时代塑造战争。金融全球化时代的战争，是币缘政治的继续，其争夺焦点是对币权的控制。如果人们能够看到，金融资本集团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的利益代表，那就应该理解，如今战争的主要目标就是实现金融资本持续快速的增殖。随着利益形态的改变，谋取利益的手段和方式——包括使用暴力的方式也将改变。
越南战争是美国传统暴力方式转变前的最后一战，大量军队的远征，旷日持久的作战，巨量的战费消耗，成为无法承受的帝国成本，也成为美元体系包括美国生产方式脱实向虚蜕变的开始。与大量增发货币，虚拟经济快速发展，实体经济相对萎缩，资本增殖越来越依赖于金融服务业同步，美军的作战也开始更加依赖远程精确打击，工业化时代大规模集群作战的传统方式开始变得过时。武器的技术发展和作战方式的变化，是根据战争目标变化做出的适应性选择。更何况，当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本身，就是大量金融资本投资的结果。金融化时代的战争，只能按照金融资本的需求来进行。
作为全球性的资本帝国，主导美国的资本集团总是存在着突破政府或其他社会性限制的内在冲动。在产业资本主导的时代，表现为“军事—工业复合体”对社会生活的侵蚀。到了金融资本时代，就转变为“军事—金融复合体”或“华尔街—五角大楼复合体”支配美国和世界了。正是它们，为金融市场的波动制造了更频繁的战争和动乱。
今天，金融资本的赢利方式越来越依靠类似于股票市场上的炒作，一场精心设计突然爆发的危机，一次短促的军事打击，甚至是一个制造出来的议题或消息，都可能造成混乱与恐慌，成为金融资本高抛低吸、大量流进流出的手段。随着新技术的出现，战争新理念的发展，金融资本制造危机的工具箱里的工具变得日益丰富多样。
溃疡面战争：以制造危机为手段的新型暴力
“溃疡面战争”是一种新的战争形态，是金融资本和金融机构为保持对特定地区的控制性影响，假手国家或跨国组织在关键时间和地点有意制造并可反复爆发的严重危机和低烈度战争。作为混合交织了危机和战争的新形态战争，一方面它是传统军事性战争的弱化、泛化和异化，另一方面它又强化了危机的指向性和烈度，这实质上是以制造危机为手段的新形态战争。
以往的战争是夺取利益和获得声誉的工具，需以实体经济为基础，其标志是财富的空间转移，因而具有鲜明的地缘政治色彩。危机化战争是全球金融资本及其控制的国家和非国家主体通过制造危机、操控危机的方式形成强制性，以达成目标的新型暴力。其目的是引起金融市场可控的波动和资本的定向流动。危机化战争的主要特点在于，突出了时间性，追求对过程的控制性影响，而不是对空间的占领性目标；它是由外力刻意激化矛盾、将偶发争执推向极端直至引发暴力冲突；它表面并不致命，因而难以引起全面反击，却可以根据需要反复发作，最终同样致命。
危机化战争是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的战争，是虚拟经济形态的产物，其出发点和着眼点均在于推动资本受控制的流动。受控的资本流动所产生的经济波动，可以为金融市场上买空卖空创造条件，这是虚拟经济的主要赢利机制。当用经济手段无法实现可控的经济波动时，制造综合性的危机就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手段。通过将军事力量与金融、贸易、政治、社会等手段组合在一起，可以在目标国和特定地区造成“溃疡面式”的危机化战争——一种有意制造危机、运用危机的新型暴力。与传统军事性的战争相比，这种虽有意识却十分隐蔽甚至并不非法的加害行为，使用暴力更加精准、成本更低、可控性更高，可以方便地在所需要的时间地点发生。这种精妙可控的危机化战争，使破坏力巨大、昂贵又难以控制的经典式战争成为费耗比过高的奢侈品。
目前，在影响资本流动的关键地区制造并保持“溃疡面”，已经成为虚拟经济国家与实体经济国家之间以及虚拟经济国家之间进行利益博弈的新手法，成为在金融全球化时代驱动资本定向流动、争夺货币霸权的新形态暴力。以速度为王、控制性为要的危机化战争，颠覆了传统战争的目标，催生着颠覆性技术，正在重塑战争的新貌。
在全球经济日趋金融化的形势下，金融资本控制着世界资源和制成品的定价权，控制着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资本的定向流动成为其不断增殖的必经之路。国家间对金融利益的争夺有可能诱发严重的冲突，如果采用传统的军事手段，不仅会付出高昂的政治、经济代价，也可能刺激资本外流避险，导致两败俱伤。因此，在关键时刻有意激化矛盾、触发争端、形成“溃疡面式”的战乱，可以有效地控制资本流向和速度。
若把这种在关键时间点对特定地区，通过组合多种手段造成低烈度对抗和低程度损伤，以改变资本流向与速度的暴力形态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就成为金融资本时代的“溃疡面战略”。通过制造安全议题，在影响资本流动的关键地区制造小规模战乱的“溃疡面”，利用安全威胁实现国家利益，已经成为大国间利益博弈的新手法。利用“溃疡面”作为改变资本流向的赢利手段，而从媒体炒作、制造危机、颜色革命到精准使用军事力量都可能成为撬动资本流的杠杆。
近年来，发生在中东产油区、欧元区和中国周边地区的战乱与地区争端，都是为了影响资本富集地区安全局势的“溃疡面”。这些可以随时发作的“溃疡面”，有的是为了短期的资本流向、流速，有的是用于控制区域经济尤其是货币合作的进程，有些则是出于全球货币体系和力量格局变化的战略考虑。“溃疡面式”的战乱，是与全球金融化相适应的全球性现象。
导致“溃疡面战争”出现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没有可以输往世界各地的士兵，而这导致了只能更多地使用昂贵的军事技术装备而较少使用人力的困境。虚则易空，虚拟经济国家的暴力是拥有巨额资本存量装备却缺少人力资源支撑的暴力，这是虚拟资本集中于少数人而导致国家空壳现象在军事上的体现。在金融资本新需求与自身限制的推拉之下，形成了目前这种利用新技术把地缘和币缘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战略与行动，新思想、新技术和新实践共同推动着战争形态的新发展。
在全球金融化的背景下，只要出现能够控制资本流动的冲突与战乱，它们就能成为撬动资本流的有效杠杆。大量新技术的出现和战争理念的新发展，金融资本制造危机的工具箱日益异彩纷呈。近年来，所谓的“颜色革命”在不断制造“安全溃疡面”，通过秘密谋划和施行的阴谋，用合法或不合法的方式、军事压力与非军事的手段相结合，在特定地区制造严重的社会动荡，以控制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与速度，已经成为金融资本赢利的一种新手法，也成为当代战争的一种新形态。
虚拟资本的增殖过程需要全球资本的自由流动——是按照虚拟资本增殖需求进行流动的自由，而特定地点、时间、强度、方式的动乱就像定点的精确爆破，是摧毁国家主权和国家市场壁垒制约的高效工具。大仗难打，动乱不断，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安全局势的基本特征。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溃疡面战争”的暴力如何有限，还是不能改变其暴力的本质，只是它是可控制的暴力——目标上可控，技术上可控，实施过程也同样可控。可控制的暴力并不意味着和平，而是战乱不断的混乱状态。全面的军事性战争也许不再是解决大国间冲突的主要选项，但对小国，作为驱赶国际资本流动的杠杆，震撼性打击可能会随时到来。危机与战争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当代国家的利益之剪。
为获取独占式金融利益，必须维护坚硬的军事外壳，需要投入远比其他国家更多的军事费用来保持军事技术的领先。对所有领先者来说，最担心的前景是出现颠覆性技术，进而招致“技术珍珠港”式的突袭。不难判断，随着产业技术的转移，在实体经济国家中一定会出现世界性的新技术中心，包括军事技术中心。虽然，这不见得一定会导致所谓技术突袭，却足以让难以保持军事技术优势的金融帝国寝食难安。沿着军事高科技、最高科技、更高科技的路径继续走下去，日益虚拟化的经济最终将无法支撑不仅昂贵，也需坚固的军事外壳。国家间有组织的军事对抗及其作为顶峰的世界大战，正在成为过时的帝国现象。制造危机，日渐成为国家获取利益而广泛使用的工具。从“伊斯兰国”（ISIS）的兴起中，人们可以看到恐怖主义组织也有可能成为大国操控币缘政治的工具，可以让战乱的“溃疡面”难以愈合并随时发作。
金融全球化时代是危机时代，人们必须适应危机化生存，学会对付危机化战争。对新兴的实体经济国家来说，遏止“溃疡面战乱”的最佳方法，不是针锋相对、以毒攻毒式的“动乱输出”，也不是建立传统的盟国体系，而是建立“上海合作组织”、“亚信机制”和“欧亚全面协作伙伴关系”之类的区域安全合作框架。保持国家与区域的自身健康，让“溃疡面”无从生成，至少是难以溃烂。
在金融全球化时代，一切都在变化，危机已不是传统意义的危机、战争也不是原来模样的战争。只有金钱与暴力还像孪生兄弟般亲密，在联手敲碎人们的和平之梦。
今天的军队面临着歧路之难——既要继续准备虽被遏制却不可不防的国家间全面战争，又要对付由大量低烈度、治安化战争组成的危机。这需要当代军队以高度的可塑性，来应对全频谱式的安全威胁。维护国家安全，不只是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单向度竞赛，而是潜藏着许多不确定因素的复杂博弈。需要人们摈弃线性思维，保持对安全挑战的普适能力。对国家来说，谁能够以更低成本实现维持经济发展的安全环境，谁才有可能在全球弈局中获得优胜。 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