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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老师和约束

　　在与赫勒斯滂海峡和雅典长墙相隔半个世界的中国，对薛西斯一世和伯里克利均一无所知的古代中国人，也在撰就一本关于协调目标与能力的手册。作者孙子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代表多个人，《孙子兵法》可能历经几个世纪才编纂成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孙子兵法》更像《荷马史诗》，而不像希罗多德或修昔底德所著的历史。但希腊史诗和历史描绘的是独特的事件和个体，留待后人从中汲取教益。

　　相比之下，《孙子兵法》中阐述的是一些适用性不受时间和空间约束的法则，然后将这些法则与受时间和空间约束的实践相结合。因此，《孙子兵法》既不是历史，也不是传记，而是格言、规程和绝对主张的汇编：“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这本书的语言足够直截了当，但战略是什么？“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法大师孙子这样告诉我们。“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并且，更简洁地说，“饵兵勿食”。孙子倒不如借用莎士比亚笔下的波洛尼厄斯之口告诉我们：“既不要向别人借钱，也不要借钱给别人。”或者正如市场营销学的入门教材告诉我们的：“低买高卖。”

　　而事实是，历史上满眼尽是高价买入，却不得不低价售出的借债者和放债者。他们的行事与自己的原则发生了脱节。他们无法抗拒送上门的“诱饵”。《孙子兵法》中的内容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是锁链，旨在防止这种脱节情况的发生。“夫兵形象水。”孙子接着解释道。如果你攻击敌人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即“避实而击虚”，则“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十一家注孙子兵法》中通过木石的例子说明了杠杆原理：“能用力少而得功多也。”至于诱饵的问题，《十一家注孙子兵法》中则说道：“鱼贪饵而亡，兵贪饵而败。”

　　波洛尼厄斯那警示的话语抽象且缥缈，这也是哈姆雷特嘲笑他的原因。

　　哈姆雷特：你看那边的云彩，像不像一头骆驼？

　　波洛尼厄斯：说真格的，它真像一头骆驼。

　　哈姆雷特：还像一只黄鼠狼。

　　波洛尼厄斯：它拱起了背的样子，真像黄鼠狼。

　　哈姆雷特：还像一头鲸。

　　波洛尼厄斯：确实像一头鲸。 注释标题 Hamlet, act 3, scene 2. Polonius on borrowers and lenders is in act 1, scene 3.

　　孙子就永远不会这样。他就好像那个在风暴中用风筝、绳子和钥匙引来雷电的人。他的每一句箴言都建立在令人振聋发聩的尖锐现实之上。他将那些显而易见的东西和那些不太显而易见的东西捆束在一起：国家如何在不令自己溃败的前提下打赢战争。

　　孙子建议，“计利以听”，将帅就应“因利而制权”。这种同义反复的表达方式本身就发挥了锁链的作用，因为他所说的有利的计策本身就需要有利的态势，从而使杠杆作用得以发挥。聪明的领导者会尽力实践这一点。他们会顺风航行，而不是顶风前进。他们会沿着沼泽的边缘探路前进，而不是直接踏入沼泽。他们会避免战斗，除非他们确信自己能打赢。在生活中（如果不是在游戏中），即使是在缺少公平竞争环境的情况下，他们依然会试图从中获益。他们会理解这是无谓的行动，也就是我在海军战争学院的学生们所说的“做无用功”。

　　孙子警告说，“兵者，国之大事”，因而“不可不察也”。薛西斯一世和亚西比德没有仔细审察，阿尔达班和尼西亚斯则审察过度。孙子在仔细审察之后采取行动，以在最小阻力下取得最大的成效，花费最少的人力和物力，尽快取得成功。正如《孙子兵法》中所说：“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

　　但是，那不就意味着你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先了解所有情况？当薛西斯一世问出这一问题时，阿尔达班没有回答，但孙子给出了答案。他告诉我们：简单性与复杂性并存，且简单性可以指导我们理解复杂性。

　　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 注释标题 Ibid., pp. 91– 92.

　　没人能预见到未来可能发生的一切，但是，感知到事情发生的可能性总好过对未来一无所知。孙子通过将有限的法则与多样的实践进行组合，试图获得感知能力（甚至是常识）。他将这种组合用在当下，就像在电子音乐合成器上设置声级，或是在计算机屏幕上设置颜色组合一样。他既保留了狐狸的多样性，又保留了刺猬的目的性。他将不同的观点分别投射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和规模上，以便在脑海中同时保存对立的观念。

　　因此，《孙子兵法》中的领导力就是从复杂性中发现简单性。有些现实情况很容易理解，如同孙子在书中提到的五声、五色和五味：这使我们了解声音、颜色和味道的本质。但当简单的事物进行组合时，就会产生无数复杂的事物。无论我们准备得多么充分，总会有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然而，只要这些事情遵循一定的法则，我们就不至于束手无策。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学会将实践与法则相结合呢？我认为，我们需要拥有优秀的老师，他们教会我们在法则的约束内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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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乌斯·屋大维·图里努斯、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屋大维、凯旋将军·恺撒·神之子、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神之子、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神之子·国父，尽管拥有如此多的头衔，屋大维在创业之初资源也是寥寥无几。公元前63年，屋大维出生在一个受人尊敬但并不出名的家庭，他的父亲是罗马元老院议员。20岁时，屋大维已成为当时的罗马帝国三巨头之一。32岁时，他成为“西方”世界中最有权势的人。76岁时，他在自己选定的床上安详地离世。这对那个时代的皇帝来说是一项非凡的成就，更何况他从未使用过皇帝这个头衔。早在他去世前，关于他的生活就已存在各种传说。比如，有传言称，在他出生之前曾天降异象，他母亲怀上他即使不是圣灵感孕也是一次不寻常的怀孕。事实上，除了承蒙一位老师的及时助力外，这个人几乎可以算是白手起家。

　　[1] I've relied chiefly, for this and the following account of Octavian's upbringing and education, on Anthony Everitt, Augustus: The Life of Rome's First Emperor(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6), pp. 3–50; and Adrian Goldsworthy,Augustus: First Emperor of Rom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pp. 19 –80. Goldswor thy uses Augustus' names as titles for the five sections of his book. The portents are in Suetonius, The Twelve Caesars, translated by Robert Graves (New York: Penguin, 2007, first published in 1957), II:94, pp.94 – 95.

　　在希腊神话中，半人马喀戎是包括阿喀琉斯在内的多位史诗级英雄的老师，而在罗马历史上，有尤利乌斯·恺撒便足矣。在20年时间里，恺撒四处征战，将罗马共和国变成了实际意义上的帝国，疆域面积翻了一番。 2 000年后，有关他的那段历史吸引了无数读者，并赢得他们的敬重。公元前49年，恺撒跨越卢比孔河，成为罗马的最高领导人，他下定决心结束罗马长达半个世纪的内战，恢复其秩序。但此时的恺撒已经50多岁，就像普鲁塔克所说，他已没有时间“在未来成就上超越过去的功勋”。他的行事开始变得急速而草率，并最终导致自己于公元前44年3月15日被刺杀，这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刺杀事件。因此，恺撒的一生为后世树立了典范，警示我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恺撒没有在世的婚生子女，但他有一个前途远大的侄子屋大维，他将其视为未来的继承人。屋大维的任务是在罗马疆域内追随恺撒，后来，屋大维前往西班牙参加了恺撒生前的最后一次军事行动。这个年轻人将自己与恺撒的关系处理得很好，时刻观察而不是揣测恺撒接下来可能想做的事情，逐渐丰富自己的履历，锻炼自己的耐力（他的身体状况经常欠佳）。在马其顿，屋大维正在演练攻击帕提亚人的战术，却突然听闻恺撒两周前在罗马被刺杀。当时屋大维只有18岁。“我们稍后再谈，”在小说家约翰·威廉姆斯创作的场景中，屋大维告诉自己身边备感沮丧的朋友，“现在我必须考虑这将意味着什么。”

　　他的第一个决定是回到罗马，至于那里现在由谁掌权，他回去之后将会受到何种待遇，他均不得而知。在到达布林迪西附近后，他了解到恺撒在遗嘱中将自己定为继承人，并收自己为义子，他所面临的风险飙升。他用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的名字回到首都。出于对已故领导者的尊重，屋大维所到之处，军团都对他礼遇有加。倘若屋大维是一个蠢材，则他很难抓住这次机会。但当时的屋大维已深知继承权位和成为一名合格的领导者之间的差异。前者可能在一夜之间实现，后者则可能需要花费毕生的精力。

　　屋大维从未说过他是如何学到这一点的，但有幸得以在最伟大的领导者身边行事，倘若什么都没有学到，那他肯定是个傻瓜了。尽管此时距离《孙子兵法》被翻译并引入欧洲还有18个世纪之隔，但《十一家注孙子兵法》中道出了背后缘由。

　　盖智者，能机权，识变通也；信者，使人不惑于刑赏也；仁者，爱人悯物，知勤劳也；勇者，决胜乘势，不逡巡也；严者，以威刑肃三军也。 注释标题 Commentary by Tu Mu, in The Art of War, p. 65.

　　反过来，恺撒似乎从未向屋大维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教导他。这让屋大维免于得知自己将成为恺撒之子、继承人和领导者的烦恼。这位古罗马时代的伟大老师规训出了一名伟大的学生，而这名学生丝毫没有被规训之感。这种约束所传达出的不仅仅是对被约束者的指导，还有对被约束者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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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者对屋大维来说缺一不可，只有这样他才能走得更远，而不仅仅是得到他伟大的叔叔麾下军团的拥护。屋大维的继父认为，继承恺撒的遗产或头衔太危险了。著名演说家、屋大维的家族友人西塞罗认为，屋大维没有资格继承恺撒的遗产或头衔。马克·安东尼在全国各地追捕刺杀恺撒的人，使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与此同时，他也让继承恺撒头衔的屋大维不得安生。安东尼以执政官的身份扣留了恺撒留给罗马市民的遗赠，并让屋大维止步等候，但他的计策没有得逞，屋大维对此表示抗议。

　　屋大维的做法是，利用有限的资产，发挥其最大的价值。屋大维向罗马人献出了他自己的财富，当发现自己的钱不够时，他便借钱以提供给罗马人。他的这一冒险行动得到了回报，在他的衬托下，安东尼显得格外卑劣。而西塞罗是出了名的见风使舵者，想让他转变态度就容易多了。尽管西塞罗曾对恺撒被暗杀一事表示支持，但他喜欢被奉承，而屋大维对其不吝于溢美之词。再加上西塞罗也讨厌安东尼，他以一种颇具史诗级规模的方式谴责这位执政官。他在罗马元老院发表了洋洋洒洒的14篇演说，即《反腓力辞》，这无疑颇有成效，是屋大维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做到的事。公元前44年的那个夏天，屋大维的主要关注点都在恺撒的葬礼上，意外遇到彗星划过天际。屋大维巧舌如簧地安慰罗马人，称这不是凶兆，而是他叔叔的灵魂得到升华，已获永生。

　　然而，仅凭借敏锐的思维也难以走得长远。要实现屋大维的长期愿景，还需要保住恺撒军队的忠心，而此时屋大维还很缺乏军事经验。安东尼虽比不上恺撒，但军事经验还是较为丰富的。他所缺乏的是屋大维身上积极主动、统筹规划和顺势获益的技能。屋大维凭借自己在马其顿的关系，获得了恺撒为发动针对帕提亚人的战争而预留的资金（进攻计划现在取消了）。然后，他派代理人携带重金，以迎接在布林迪西登陆的军队。这出乎安东尼的意料，他匆忙赶去那里，但其慷慨程度无法与屋大维相提并论。见此状，安东尼恼羞成怒，下令大开杀戒：在几支队伍中从每10人中随机择一人处决。流血事件使军纪得以恢复，但也埋下了祸根，促使马其顿军团一遇到机会就立刻叛变，而他们效忠的新主正是这位从头衔和事实上均已稳坐恺撒继承者之位的人。

　　屋大维的年龄不及安东尼的一半，但他的识人之技远比后者老练。恺撒的缺点明显：欠下巨额债务，性滥交，公开酗酒，脾气火暴无常。而屋大维在这一方面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作为恺撒的继承人，屋大维当然脾气也不小，但他感到有必要自我控制，而安东尼很少这样做。安东尼从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对于那场暗杀阴谋，他事先听到过风声，但没有参与。他想要统治罗马，但还没有想好登上王座后自己要如何治理这个国家。他任由庸碌和堕落吞噬自己的目标。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屋大维从得知恺撒遗嘱内容的那一刻起，就专注于为其“父亲”复仇，专注于完成罗马的复兴，坚决不让自己步恺撒的后尘，喋血于元老院的地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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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对自我进行评估，这种技能连恺撒都没能掌握（这也是其被刺杀的根由），而屋大维获得了，虽然过程比较艰辛。在屋大维从马其顿返回后不久，他对恺撒手下旧部的欢呼会错了意，决议向罗马进军，一如那位伟大的将军本人早些时候所做的。但是，屋大维连卢比孔河的影子都没看到：他的军队拒绝与安东尼战斗，而且罗马人还没准备好接受一个少年独裁者。此等败绩令屋大维蒙羞。从此以后，他更加努力地将自己的热情控制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

　　屋大维从小就知道自己体弱多病，但直到很久之后他才意识到，每在战斗之前，他的身体就会出现变故。这也许是出于身体因素，也许是出于心理因素，但看起来总让人感觉是怯懦在作祟。公元前43年4月，在意大利北部穆提那附近参加的第一场战斗中，屋大维便遇到了这个问题。他把自己的军队与支持西塞罗和元老院的兵力合而为一，共同对抗安东尼，此君当时仍然是一个令人生畏的狠角色。罗马的新任执政官希尔提乌斯和潘萨勇敢地领导他们的军团战斗，他们和屋大维的士兵一样浴血奋战。然而，屋大维本人在第一天踪影全无，引起人们注意。至今也没有人确知其中原因。

　　不过，屋大维迅速认识到这是行不通的。第二天，他打起精神，集结起部队，带领他们穿过敌人的阵线，寻回了希尔提乌斯的遗骸，整治了涣散的军纪，迫使安东尼撤退。两名执政官一名战死，另一名重伤，对手安东尼撤军，屋大维纯粹通过意志获得了此战的胜利，没有辱没自己的恺撒之名。然而，屋大维没有急于回罗马享受他的战果。他一直等到确信已故执政官的军团忠于自己，直到身处高卢的安东尼有时间重新集结军队。然后，屋大维带着一支效忠于他的军队越过他的卢比孔河，还有另一支并非嫡系的部队加入其麾下，令其如虎添翼，足以令西塞罗和他在长老院的同伴们心生畏惧。直到此时，屋大维才登上执政官的宝座，手握罗马最高统治权。此时的他还不到20岁。

　　身处这样的高位，屋大维忧心自己的弱点。能管理罗马并不意味着能控制罗马帝国。尽管安东尼在穆提那大败，其在高卢的实力仍未受到挑战。刺杀恺撒的主谋卡西乌斯和布鲁图斯正在叙利亚与马其顿招募军队。恺撒的老对手庞培的儿子绥克斯都·庞培占据着西西里岛。至于那个筹划了刺杀恺撒阴谋的罗马元老院，如果不多加小心，更可能无所顾忌。作为胜利者一方的屋大维在进行自我评估后认为，自己需要帮助，哪怕是来自那些令他反感的势力的帮助。正如屋大维的一位传记作者所指出的那样：“消灭一个竞争对手就等于消除一个潜在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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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大维首先开始对安东尼做工作。公元前43年秋，屋大维带领他的军团从罗马向北行进，而安东尼则从高卢出发，挥军南下，他们共同的目的地是穆提那附近的一座小岛。安东尼随军带着雷必达，这是一位恭顺的罗马前执政官。他们联合在一起拥有比屋大维更庞大的军队，但雷必达要求受到平等对待。因此，在双方警卫的森严戒备下，这三位大统领（其中一位刚过青春期）瓜分了他们已知世界的大部分地区。

　　最初看起来，屋大维似乎处于劣势。安东尼分得了高卢的膏腴之地，雷必达占领了西班牙以及从意大利到西班牙的交通线，而屋大维不得不止步于撒丁岛、西西里岛和非洲海岸，而且在那里他必须与绥克斯都·庞培战斗。屋大维还放弃了他的执政官地位，接受由三巨头统治罗马。然而，在这个阶段，地位并不完全意味着实权。屋大维选择放低自己，在三巨头中处于弱势地位：统治并不急于一时。与此同时，还有许多旧账要算。

　　在岛上，安东尼、雷必达和屋大维讨论出一个罗马名流的名单，他们准备处死这些人，没收其财产，流放其家人。这个名单中最出名的当属西塞罗，他总是话说得太多。尽管他见风使舵的能力一流，但还是因为《反腓力辞》激怒了安东尼。身为三巨头之一的安东尼，并不满足于直接处决这名演说者：他砍掉了西塞罗的头以及他那只起草了演说词的手，并将它们统统钉在罗马广场的讲坛上。

　　屋大维不可能下令做出这等杀鸡儆猴的行为，但同样也不太可能去试图阻止它。西塞罗曾在公开场合四处称赞屋大维是一个有前途的年轻人，但在私下里则暗示人们：如此缺乏经验的领导者，如有必要，随时可以将其抛弃。该暗示传到了屋大维耳中，屋大维便将其记录下来以备未来之用。现在，有了安东尼作为盟友，屋大维不再需要西塞罗作《反腓力辞》，不再需要他的赞扬，当然更不需要他的表面一套背后一套。也就是说，屋大维不再需要西塞罗。

　　三巨头的下一个优先事项是除掉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但这需要在军事上击败他们。仿佛是为了呼应西塞罗之死，这场战斗发生在公元前42年秋，地点在色雷斯的腓力比。安东尼成为三巨头中的发号施令者，而雷必达则留在后方管理罗马。屋大维率其军团在马其顿登陆，但他随即病倒，等到达战场时，眼前只剩下一片废墟。尽管处在不利的位置，面对强大的防御，安东尼还是成功奇袭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导致二人先后自杀。三巨头中唯一能够指挥战阵的一位，取得了完胜。

　　屋大维将对自己的愤怒发泄到了其他人身上。他羞辱甚至处死俘虏。在安东尼安葬了布鲁图斯之后，据说屋大维亵渎了尸体，将其首级送回罗马，打算供奉在他叔叔的雕像前——幸运的是，布鲁图斯的头颅在被送回罗马的途中与船同沉了。屋大维本人在回到罗马后发现这座城市的公民对他充满畏惧，忧心接下来他会做出什么。他表现得如同一个尚未成熟的暴君，尽管他已过了不成熟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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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屋大维重新寻回了自控力，一方面是通过即兴展示的勇气与决心，一方面是通过获得别人的帮助，还有一方面是通过适当实施残暴的手段。在腓力比战役之后，安东尼留在东部，表面上是为了继续恺撒东征帕提亚人的大业，但很有可能是为了逃避责任，因为一旦回到意大利，他需要为那些退伍士兵分配土地。这项任务落到了屋大维头上，他将面对的要么是因失去土地而愤怒不已的地主，要么是失望的老兵。与此同时，身处西西里岛老巢的绥克斯都·庞培正在慢慢阻断从地中海各地输送到罗马的粮食供应。

　　公元前41年的一天，在与新退伍的士兵会面时，屋大维迟到了，这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屋大维的迟到令士兵愤慨，他们杀了一个试图维持秩序的百夫长。屋大维到达会场后，看到了尸体，但他只是要求这些士兵在将来注意行止，继而为他们分发配给。他的镇定让这些刚退伍的士兵感到羞愧，他们要求惩罚杀人凶手。屋大维同意了，但条件是肇事者承认自己有罪，并且对其判决要得到老兵们的批准。他在危急情况下展现出勇气和镇定（这种品质，他在腓力比战役之后并未多有展现），自此开始，他的声誉也开始慢慢恢复。

　　安东尼的妻子富尔维娅和他的兄弟卢基乌斯试图在屋大维尚未获得太多支持时将其除掉。卢基乌斯占领了意大利中部堡垒重重的城镇佩鲁西亚，而富尔维娅在罗马内部及其周围招募部队。此时，身在东方的安东尼尽管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正忙于其他事情，他宣称自己是新一代的狄俄尼索斯（古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着装也是他的风格，并爱上了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此人曾与恺撒保持着长期的暧昧关系）。安东尼声称自己要为进攻帕提亚人筹集资金，并且要保障罗马的食物供应：而埃及最不缺的正是黄金和粮食。安东尼亲手送给了屋大维一个机会。

　　现在，知道自己不是攻城拔寨的将才，屋大维将围攻佩鲁西亚的任务转交给他的朋友昆图斯·萨尔维迪努斯·鲁弗斯和玛尔库斯·维普撒尼乌斯·阿格里帕，这两个人在恺撒被暗杀时曾在马其顿伴屋大维左右。他们很快就迫使卢基乌斯投降，而富尔维娅的军队随即溃散。这一次，屋大维有意识地将自己的权力委与他人，而不是在明知自己能力不足的情况下还执意行使它。

　　在威慑他人方面，屋大维则没有这样的疑虑。为了防止发生进一步的叛乱，屋大维将300名元老院议员级别的囚犯带回罗马，对其判以死刑，并将他们斩杀在恺撒火葬之地。这种做法此前遭到抵制，但屋大维打破了这一规则，以表明两个观点：一是他不会容忍城内人们的再一次反抗；二是通过亲手血洗罗马市中心，他终于可以宣称自己已为尤利乌斯·恺撒报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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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帝国现在形成了双寡头统治的局势，屋大维和安东尼将雷必达排挤到非洲。但这两大统治力量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运行。在罗马的屋大维一掌握权力，就开始学习如何利用权术。在腓力比一战后权势更盛的安东尼，此时仍身在东方，却逐渐忘记了自己对权术的了解。他们仍然不喜欢对方，也对彼此更加充满戒备。其中一方始终坚持一个目标，并为这一目标采取了相应的行动。而另一方，要么不采取行动，要么即使有所行动也不过是做出被动的回应。这已不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比赛了。

　　在佩鲁西亚发生的事情展现出了这种模式。首先，屋大维通过成功应对土地再分配引发的危险局势，在罗马重建了威信。其次，他通过将权力委任给具有出色军事技能的人，赢得了一场战斗。最后，在公开处决著名的叛乱分子时，他手段得当（对他们施以适当程度的暴力），且目标明确（指明这种暴力行为的目的是防止更多的暴力行为），从而增强了自己应对新的叛乱行为的能力。屋大维会未雨绸缪：一旦做出一个决定，他会想到这个决定将会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产生何种影响。

　　安东尼则不同。罗马帝国最近的一次分裂让他占据了整个高卢，他人却在希腊，正准备向与高卢相反的方向行进，对抗帕提亚人。突然，他派驻高卢的长官去世了。而身在罗马的屋大维距离高卢更近，迅速赶往那里并收编了11个军团。这是对安东尼的直接挑战，安东尼不得不推迟进攻帕提亚人，转而命令他的军队返回意大利，并开始与绥克斯都·庞培合谋，准备从陆地和海上同时发动进攻，以彻底摧毁屋大维。

　　但是，安东尼带来了过多的船只，却没有带来足够的船员，因为屋大维也占据了布林迪西。双方尚未走上战场，屋大维再次病倒，但这使双方军队有时间友好相处，继而要求他们的统帅言和。那时，安东尼已经失去了促使他穿过亚得里亚海回到意大利的坚定决心，他抛弃了绥克斯都，承认了屋大维在高卢的统治权，紧接着便再次将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帕提亚人身上，他甚至都没来得及将新的和解协议谈妥（也许他认为自己已经谈妥了）。安东尼的妻子富尔维娅在政变失败后不久就去世了，他现在娶了屋大维心爱的姐姐屋大维娅。

　　屋大维不可能计划好所有这些事情。他不可能预料到愤怒的老兵会杀死一位百夫长，富尔维娅和卢基乌斯会在没有得到安东尼支持的情况下发动叛乱，也无法预料安东尼派驻到高卢的长官会暴毙，安东尼会错误地估计自己的后勤能力，更无法预料到安东尼的军队和自己的军队会拒绝战斗，安东尼会改弦易辙并与他的姐姐结婚。与伯里克利不同，屋大维从不会试图从接连发生的事件中生搬硬套出一些脆弱的因果链条。

　　屋大维会在坚持目标的同时抓住机会。他预见到安东尼会在哪儿摔跤。屋大维在跟随自己的指南针前进的同时，避开了路上的沼泽，而安东尼则似乎是在不断寻找沼泽，置身其中，直至厌倦。普鲁塔克总结说，安东尼“充满了空虚的繁荣和不稳定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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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绥克斯都·庞培来说，他是屋大维遇到过的最强大的敌人。他的父亲老庞培的最大成就是肃清了整个地中海地区的海盗，但绥克斯都则意识到海盗在政治领域的用途，可在西西里岛随时使其死灰复燃，并为己所用。这会危及罗马，因为这个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居民的食物严重依赖进口，且主要来自埃及。这样一来，绥克斯都即便没有扼住罗马人的咽喉，至少也攥住了他们的胃。

　　安东尼与屋大维的和解令绥克斯都感到不满，公元前40年年末，他封锁了意大利。这在罗马引起了一场骚乱，屋大维回忆起他应对愤怒老兵时的成功经验，再次试图以勇气平定这场骚乱。但是这一次，他的对手极为强硬，如果不是安东尼火速带兵赶来营救，屋大维可能会被杀死。无论如何，没有人再怀疑屋大维的勇敢。但他是冒着生命危险才证明这一点的——倘若不是安东尼缺乏远见，屋大维恐怕早已命丧黄泉。除了诉诸暗杀外，这是安东尼最后一次有机会除掉这个令其愤怒至极的对手。

　　与绥克斯都的谈判毫无成果，屋大维决定入侵西西里岛，以彻底解决供给线问题。然而，他对海军一无所知，绥克斯都不费吹灰之力便击败了罗马舰队，其中一支舰队还是由屋大维亲自指挥的。这位半个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在墨西拿海峡靠近意大利的一侧遭遇海难，他和其他几名幸存者只得忍饥挨饿，跑到山上点火求救，此时的他们只能听天由命，别无任何求助的手段。幸运的是，一支路过的军团注意到他们的求救信号并救出了屋大维，第二天，一场暴风雨将屋大维的舰队彻底摧毁。

　　但屋大维这次似乎没有生病，没有感到绝望，也没有后悔做出攻击西西里岛的决定。相反，他立刻重新集结军队，保护意大利海岸免受绥克斯都的袭击，并安排刚安抚完高卢人的阿格里帕组织对西西里岛的下一轮进攻。此时的阿格里帕才24岁，航海经验并不比屋大维丰富多少。但是，当屋大维仅仅依靠展现勇气与决心来面对危机时，阿格里帕筹备出了可以媲美薛西斯一世的作战规模。他将两片被树木葱郁的山脉遮掩的湖泊连接到大海，这样就变更了地形。森林里取之不尽的木材被用来建造战舰，湖泊则成为船员的训练场所，而山脉将这一切都遮挡起来，令绥克斯都不明就里，只能猜测海上发生的事情。

　　这一切花费了两年时间，到公元前36年，阿格里帕准备好了。三支舰队将聚集在西西里岛：第一支是阿格里帕自己的舰队，第二支由安东尼援助的战舰组编而成，第三支则由雷必达率领，自非洲前来。然而，前两支舰队遭遇海上风暴，只有雷必达的舰队成功登陆，但他开始与绥克斯都携手。屋大维再一次被绥克斯都打得措手不及，并且备受羞辱：他被困在西西里岛海岸，直到他的军队找到他。这是屋大维多年来第三次接受救援。

　　然而，阿格里帕剩余的舰队足够压倒绥克斯都，迫使他流亡，而再一次转换阵营的雷必达得以掌管西西里岛。屋大维病倒了，这次持续的时间有点长，他没有参加这场战斗，但当宣布战争胜利时，他已经康复了。因为对雷必达的反复颇具戒心，屋大维有一天出现在雷必达的营地，独自一人，赤手空拳。结果，他被打得流血，开始撤退，却发现身后有一群追随者，他们钦仰他的胆识：这次，屋大维不需要救援。雷必达只能束手就擒。

　　屋大维最终在西西里岛取得了胜利，但他更多的是通过展示形象而不是依靠战略：他一再冒着生命危险，同时依赖阿格里帕的稳妥准备。不过，获胜后的屋大维也随即稳住了自己的地位。他强迫雷必达退出三巨头，但允许其有尊严地隐退，没有将相关人员处决或肢解。这样一来，就只剩下安东尼与屋大维角逐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之位。而这一次，屋大维有一种良好的感觉：他的对手会不战自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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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前就时常承诺要与帕提亚人作战，安东尼再也不能拖延这一计划了。公元前36年，当屋大维和阿格里帕正在征战西西里岛时，安东尼开始对帕提亚人发起进攻。在给养和资金方面，安东尼依靠他以前和未来的情人克娄巴特拉，如果他没有跟屋大维的姐姐结婚，那么这段关系可能会更为美妙。出于国事之故，安东尼与两者的关系都显得合理，但毕竟还是牵强而尴尬的，而这个问题安东尼之前似乎没有预料到。他和克娄巴特拉育有一对双胞胎，这导致情况变得更为复杂。让形势更为棘手的是，克娄巴特拉声称（这很可能是真的），她是尤利乌斯·恺撒唯一的亲生儿子的母亲：这个年轻人的名字中透着危险的气息，他叫恺撒里昂。如果说安东尼在处理情妇、婚姻和政治问题上表现得很蹩脚，那么他指挥的针对帕提亚人的军事行动也是如此。他的行动开始得太晚，冬天已经快要到了，他还不慎将行动计划泄露给了一名间谍，也未能确保沿途盟友的忠诚，最后他的运粮车也因保护不当而被帕提亚人捣毁。那时，他别无选择，只能付出巨大代价，下令军队冒着暴风雪撤退到叙利亚海岸，在那里克娄巴特拉花时间重新装备他的军队。然而，安东尼向罗马报告称一切都很顺利。

　　屋大维并不相信这一点，但还是接受了安东尼的言论。他下令为安东尼取得的胜利举行庆祝活动，因为他知道，相较于对安东尼的失败表现得幸灾乐祸，这种方式能更有效地让他的竞争对手名誉扫地。然后，屋大维没有及时派出增援部队，并援引安东尼的使者的话语，证明安东尼不需要支援。但事实上，屋大维让屋大维娅带着物资从希腊赶去，并计算好了她会与克娄巴特拉的人一起到达，从而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安东尼接受了物资，但命令屋大维娅返回罗马，这使他与埃及艳后旧情复燃的谣言广为传播。屋大维选择不去压制这些谣言，因为他相信，自我膨胀的安东尼很快会证实这一切。

　　屋大维的想法的确成真了。有消息称，安东尼已经将一份遗嘱（据称出于自愿）交与罗马的维斯塔贞女保管。屋大维要求她们交出遗嘱，当被拒绝时，他直接将遗嘱抢走。这一违反传统的做法令人震惊，然而，屋大维这次赌对了，遗嘱的内容更令人震惊。安东尼的遗嘱中确认恺撒里昂是恺撒的儿子，上面还记载了安东尼的遗愿，即使他死在意大利，也要将其尸骨运至埃及，埋葬在克娄巴特拉身旁。

　　在罗马人的眼中，安东尼已不再是罗马人，如果将来由他来统治帝国，他们担心罗马国将不国。这成为打倒安东尼的最后一击。屋大维安排好了一切，安东尼则正中其下怀，现在只有用战争解决问题了。公元前31年9月，在亚克兴附近的希腊海岸边，双方进行了一次大战。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陈兵港口内及周围，但是屋大维和阿格里帕将他们包围起来，切断其补给线。苦于逃兵不断，安东尼试图突围时折损了大部分舰队：他和克娄巴特拉再无有效的防御手段，随后逃往埃及。普鲁塔克记录称，安东尼放弃了所有的东西，“随她而去，从而开启了他的衰败，直到最后走上覆亡”。

　　屋大维尾随追击，在公元前30年夏，他占领了亚历山大城，几乎未遇到抵抗势力。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自杀了：他手法笨拙，用的是匕首，而她则优雅地（如果传说准确的话）用一条毒蛇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样，屋大维只需要处决不幸的恺撒里昂（他那时还是个青少年），随后游览这座伟大的城市，此时的亚历山大城比罗马更美轮美奂。为了使历史更圆满，屋大维拜谒了亚历山大大帝的陵墓。棺材被打开了，但当要在防腐的尸体上放置一顶王冠时，这位已知世界的新统治者无意中碰掉了前统治者的鼻子。但这个失误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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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屋大维从来不以亚历山大大帝为榜样。亚历山大大帝作为马其顿王国的国王，只有在经历失败后才知道自己的局限。直到快要抵达喜马拉雅山时，他的手下才敢告诉他，部队已经无法再继续前进了。屋大维则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了解自身局限何在，即使在少数情况下，他未能认清自身局限，也会很快进行自我纠正。于是，战略自然而然地形成：他很少将愿望与能力混为一谈。亚历山大大帝一生都没有清晰地区分两者，到生命临近终点时才意识到两者之间的不同。33岁那年，身在巴比伦的亚历山大大帝在疲惫、疾病和失望中离世。大约三个世纪之后，同样33岁的屋大维到达了亚历山大城，此时的他事业才刚进展到1/3。他看到并损坏了亚历山大大帝的尸骸。

　　当然，屋大维能够不为自己的疾病所累，成功历经多次风险，其中不乏运气的成分，但他在利用优势和弥补弱点方面比亚历山大大帝更加谨慎。“先知迂直之计者胜，”孙子写道，似乎如其行文一贯之风格，要涵盖所有可能性，但他随之提出限定，“此军争之法也。”

　　孙子指出，只有当能力接近愿望时，“直”的计策才能起作用。因为手头尽是好牌，自然可以予取予求，几乎不需要权谋。然而，大多数情况下，能力不足以实现愿望——屋大维面临的问题就在于此。因为手中好牌不足，就需要采用迂回之计，这种情况下，孙子认为要诉诸权谋。

　　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

　　因此，心中存留对立的观念，是“兵家之胜”。尽管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仿佛是孙子为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思想首开先河。但似乎是为了反驳和规训自己，这位圣人随后补充道：“不可先传也。”

　　一个人所取得的各项胜利必须相互关联，否则这些胜利并不能促成真正的目标。但是，胜利又是无法预见的，因为要获得胜利还需要一些意料之外的机遇。因此，权谋需要计划，也需要随机应变。单个竞技场上取得的小胜利，会促成其他领域中更大的成功，从而使较弱的竞争者变得强大。这让我们想到年纪轻轻的屋大维不断与稀里糊涂的安东尼周旋，就是在充分利用自己有限的资源，以患为利，直到他有足够的能力在亚克兴战役中“直”面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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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走了很长的路，”在公元前29年，屋大维自亚历山大城返回后不久，一位诗人如此告诉他，“现在是时候让我们劳累不堪的马匹休息了。”这位诗人是维吉尔，这首诗是《农事诗》。据说，屋大维连续几天聆听作者和几位朋友诵读这首2 118行的六步格诗。这不是什么史诗（那时《埃涅阿斯纪》还没有被创作出来），这一情景让屋大维近代的传记作者感到非常困惑，以至他们直接将此事略去。这个身处世界权力之巅的人，为什么会端坐聆听他人冗长的教诲，而且内容还是有关农作物的轮作、葡萄种植、养牛和养蜂？早期传记作者约翰·巴肯认为，此时的屋大维已再无敌手，因此准备放慢步伐，观察四周环境，考虑如何使用自己的权力。他在从打天下转为治天下。

　　崛起中的屋大维已经花费了15年的时间来抵御、收买、规避、消灭，或者说利用自己所面临的威胁，这些威胁来源于安东尼、西塞罗、卡西乌斯、布鲁图斯、富尔维娅、卢基乌斯、绥克斯都、雷必达、克娄巴特拉、恺撒里昂，以及罗马元老院、罗马的暴民、自身的疾病、暴风雨、海滩，甚至是彗星。他足智多谋地应对这一切，但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他不断试图掌握主动权，却又不断失去主动权，继而不得不重拾主动权。他无法永远保持这种状态。奔驰的骏马也总有停下来的一天。

　　在亚克兴战役之后，屋大维开始掌控形势，而不是受形势控制。他推迟了针对帕提亚人的任何进攻计划。他任命当地的统治者（例如朱迪亚地区的希律王）驾驭那些不服从管理的省份。他通过分配土地和提供长期供养稳住了退伍老兵。他不断宣布胜利，举办体育比赛，并上马了一个城市建设项目，旨在打造一个可媲美亚历山大城的罗马城，这些都博得了罗马人的欢心。他知道傲慢的危险，所以一直伪装成谦逊的模样。他面对荣耀低调不彰，从不炫耀，生活节俭，从不铺张，若外出旅行返回，则会悄悄进入城市，以避开精心准备的欢迎仪式。他故作姿态要放弃权力，实则是为了获得权力。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公元前27年的第一天，屋大维出人意料地放弃所有的责权，猝不及防的元老院别无选择，只能阻止他下野，并授予他“元首”（“第一公民”）称号，还给了他一个新的尊称：奥古斯都。

　　屋大维真正要做的是废弃共和国，但他将这一过程慢慢推进，极具分寸，在每个阶段都展现出这一改变会带来的不言而喻的好处，从而使罗马人适应甚至拥护新环境，而几乎不会注意到它究竟改变了多少。他们就如同被培育出的庄稼、葡萄、牛和蜜蜂。不同于薛西斯一世、伯里克利、亚历山大大帝和恺撒（他带给屋大维的一项重要的礼物就是使屋大维及早开始征程），屋大维把时间视为盟友。正如历史学家玛丽·比尔德指出的，屋大维不需要废除任何东西，他只需要利用时间来培育出新东西。

　　其中一项是修改宪法，重申对元老院和法治的尊重，同时保留铁腕，外柔内刚。另一项是稳定帝国，奥古斯都宣布，罗马帝国已经足够大，除了一些边界需要调整外，无须进一步扩张。此外，罗马帝国还缺一部民族史诗。罗马时代没有荷马，所以元首塑造了一位。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不同，《埃涅阿斯纪》是一部授意创作的作品，是在奥古斯都的鼓励和资助之下得以完成的。维吉尔对自己的这部作品并不满意，临终前要求将其烧毁，是奥古斯都将手稿从火焰中拯救出来的。

　　埃涅阿斯是特洛伊王子，在逃离特洛伊的战火，并经受无数次考验之后，他创建了罗马，这座城市后来成为一个受神青睐的帝国。在通往权力的道路上，他就像屋大维，“他的思绪在这里或那里穿梭，探索可用的选择，在电光火石之间，转向这个或那个计划”。但除了提到“神的儿子，将重建黄金时代” 这个预言外，维吉尔对奥古斯都如何使用权力几乎没有说明。《埃涅阿斯纪》旨在回望罗马的过去，而不是展望它的未来。它赞颂的是“打天下”的过程，而非“治天下”的过程。

　　那么，元首为何如此重视这一长篇诗歌的筹划与创作呢？在小说家赫尔曼·布洛赫的作品中，奥古斯都这样告诉弥留的诗人：“诗歌感知的伟大之处，因此也是维吉尔你的伟大之处，在于只需要一次审视，在一部作品之中，于注目一瞥之间……便能捕捉生命的全部要义。”那么，战略和治国术是否就是掌握事物之间联系的能力，是否就是通过了解一个人的过去知晓他要去往何方的能力？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将很难理解，迂回之计（无论是奥德修斯的曲折经历，还是屋大维的探求与转变）如何能够帮助我们实现最终的目标？“我曾是维吉尔的朋友，”布洛赫笔下的奥古斯都正确地总结道，“这将成为我未来名望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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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有一些事情甚至连奥古斯都也无法控制：遗憾的是，其中之一便是他自己的家庭。他和他的叔叔都明白，废弃共和国体制会使帝国因继承人的选择而面临不确定性。但在当时来看，即便如此，仍然是划算的，因为罗马比大多数后来的君主制国家都对离婚和领养等行为更为宽容。这就使培养合适的继承人成为可能（即有机会规训最有前途的候选人），而不必受制于血缘名分。

　　然而，不幸发生在奥古斯都自己的家庭孕育后代的事业上。他结了4次婚，但只有他的第三任妻子为他生了一个孩子，名叫朱莉娅，尽管朱莉娅才华横溢、自信满满，却因身为女人而无法成为奥古斯都的继承人。奥古斯都只得考虑领养，作为元首，他的一个首要议程便是培养出新的屋大维。他的第一个选择是备受欢迎的马塞勒斯，即他的姐姐屋大维娅与第一任丈夫所生的儿子。奥古斯都在朱莉娅年仅14岁的时候，将她嫁给了马塞勒斯，但马塞勒斯在21岁那年因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而离世，维吉尔便颇有讽刺意味地在《埃涅阿斯纪》中将其描绘成一个失落的灵魂。退一步的选择是提比略和德鲁苏斯，这是奥古斯都的最后一任（也是陪伴他最长的）妻子利维娅与其前夫生下的儿子。不过，德鲁苏斯在29岁时因骑马摔伤而死。提比略倒是身体健康，但他和奥古斯都彼此之间缺乏信任，因为奥古斯都为了确定继承人，耍了不少伎俩和手段。

　　为了给自己多一些选择，在马塞勒斯去世后，奥古斯都强迫朱莉娅嫁给年长的阿格里帕，阿格里帕的年龄与奥古斯都相差无几，奥古斯都取得的许多军事胜利都要归功于阿格里帕的明智指挥。阿格里帕和朱莉娅育有5个孩子，其中3个是男孩，但前两个孩子盖乌斯和卢基乌斯年纪轻轻便去世了，第三个孩子阿格里帕·波斯蒂默斯出生在他父亲去世后，十几岁时便成为一个恶毒的暴徒。因此，绝望的奥古斯都要求提比略与他深爱的妻子离婚，并与阿格里帕的遗孀朱莉娅结合。提比略讨厌朱莉娅，朱莉娅同样也没给提比略好脸色看，这段不幸的婚姻诞生出一个夭折的婴儿，自此之后，提比略不再对奥古斯都唯命是从，并流亡到罗得岛。在那里，他与朱莉娅离婚，而朱莉娅的通奸行为甚至震惊了罗马人，导致奥古斯都将她流放到意大利海岸附近较小且更荒凉的潘达特里亚岛。奥古斯都抱着聊胜于无的希望，在公元4年收养了提比略和阿格里帕·波斯蒂默斯，此时的奥古斯都已经67岁了，但他对这两名候选人都没有信心。

　　5年之后，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来说，奥古斯都已过于衰老而无法统治国家，他遭遇了最严重的军事失败。他长期以来一直反对帝国疆域扩张，但这并不妨碍其理顺周边地区。因此，他批准将罗马的统治边界从莱茵河扩展到易北河，这样一来，易北河和多瑙河一线将大大缩短从北海到黑海之间大部分由河流构成的帝国边界。这在地图上看起来很不错，但需要平定日耳曼尼亚，这是一片森林茂密的地区，罗马人对其知之甚少。这项任务落到了普布利乌斯·昆克蒂利乌斯·瓦鲁斯身上，他即刻带领三支军团前往那里，却在条顿堡遭遇灾难性伏击。大约有15 000名士兵被奴役或杀死（现场遗迹显示，他们被残杀的方式令人毛骨悚然），奥古斯都几乎在一夜之间失去了1/10的军队。

　　据说，他生了好几个月闷气，以头撞墙，自言自语，拒绝刮胡子，不见任何人：他像李尔王一样，只是他没有走入荒野，没有经历风暴，也没有傻瓜的安慰。他最终振作起来，却意识到，尽管自己的生命很长，但他没能保护好自己的帝国，也没有安排好继承人。当知道自己寿命将至的时候，他能做的事情就是突然拜访被流放在岛屿上的阿格里帕·波斯蒂默斯，在确定这个年轻人没有改变之后，奥古斯都便将其杀死。一如他在近半个世纪前杀死恺撒里昂，并没有太多遗憾。现在，人们已经明白，愤怒的提比略将成为不受规训的新恺撒。

　　公元14年8月19日，快要迎来自己77岁生日的奥古斯都在位于那不勒斯附近的一所房子里去世了，他的亲生父亲同样是在这所房子里去世的。一如平日的行事风格，奥古斯都准备好了临终遗言：“我接手的罗马是用土造的，我留下的罗马是用大理石建成的。”接着，他又语气轻快（尽管历经坎坷，但他始终保持这一特点）地问道：“在生命这出闹剧中，我扮演的角色是否精彩？”然后，他又补充了一句话，仿佛莎士比亚的戏剧谢幕时的台词。

　　如果我的表演还令你满意，请用温暖的告别表示感谢。 注释标题 Cassius Dio, Augustus, LVI:30, p. 245; Suetonius, II:99, p. 100.

　　在约翰·威廉姆斯创作的关于奥古斯都生平的伟大小说中，朱莉娅回忆起她和父亲之间的一段对话，那时他们还没有断绝关系：“这一切都值得吗？……这个你所拯救和建设的罗马，值得你付出这一切吗？”奥古斯都盯着她看了很长时间，然后移开目光。“我必须相信这都值得，”他最终回答道，“我们都必须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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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的确是这样。罗马随后的历史中出现的那些失职的统治家族和失守的帝国边界，都是后世无法超越的。尽管如此，以最严格的估算，罗马帝国在奥古斯都去世后，又存在了4个半世纪。西罗马帝国“亡”于476年。由君士坦丁大帝创立的拜占庭帝国在那之后又延续了1 000年。君士坦丁大帝在罗马帝国基督教化中发挥的作用至少可与奥古斯都建立罗马帝国相颉颃。神圣罗马帝国作为罗马统治在欧洲的余绪，始于800年，奠基者是查理曼大帝，他有许多名号，其中一个是“最宁静的奥古斯都”。在后续的1 000年里，这个帝国保持着领土完整，直到拿破仑摧枯拉朽，将其解放。但拿破仑足够明智，不会去挑战在奥古斯都时代建立的罗马天主教会，它似乎会长久存续下去，直至我们都可以预见的未来。罗马天主教会受最高祭司掌控，这一职位最初是由罗马帝国皇帝兼任的，最早可追溯至屋大维出生前约600年。

　　并非所有的帝国都能永久存续。大多数帝国都会经历崛起、衰亡、久被遗忘的过程。有些帝国可能会因它们所造就的传奇、它们创作的艺术作品或它们留下的遗址而被人们记住，除此之外能被记住的就寥寥无几了。今天，谁会以薛西斯一世的波斯帝国、伯里克利的雅典或亚历山大大帝的马其顿王国为模板创建一个国家？不过，罗马和中国则例外。它们的遗产体现为语言、宗教信仰、政治制度、法律原则、技术创新和帝国政府，造就这些遗产的政权先后“崩溃”，这些遗产却幸存下来。如果说后冷战时代见证了“西方”和“东方”之间的较量，那么这将反映罗马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持久性——思想的帝国，这要在漫长的时间里经历许多危机才得以培养出来。

　　奥古斯都是罗马最娴熟的培育者。在克服种种困难，拥有至高的权威之后，他利用这种权威将一个衰弱的共和国培育成一个在多个领域繁荣昌盛的帝国，仿佛它就是维吉尔笔下的葡萄藤。罗马帝国的繁荣时至今日我们都未能充分领略。植物并不知道培育者希望它们以何种方式变得成熟，但只要它们的根扎得牢，并且能够得到精心照料，它们就会很配合。奥古斯都十分幸运，有足够的时间完成此等培育工作。他有效地利用这一时间，同时始终心存一个目标，即播种和收获自制能力。

　　在生命的终点，他担心自己未能实现这一目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确实失败了：他没能像尤利乌斯·恺撒培养他那样培养出继任者。如果垂死的奥古斯都能预见到后代帝王的昏庸，他肯定会惊骇不已：暴君尼禄的出现不过是40年后的事。但是，罗马帝国足够强大，就像中国一样，能够经受得住可怕的统治者。这两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都是因为具备多样性：它们不依赖单一种类的权力，而是发展成为生态系统，就像充满生命力的花园和森林一样。

　　更有趣的是，奥古斯都对《孙子兵法》中的思想如此精通，却对孙子一无所知。对此的解释可能存在于一种战略逻辑中，这种战略逻辑是文化的基石，如同语法之于语言，并且能够跨越时间、空间和规模。如果是这样，当常识遇上不寻常的情境，则不过是另一种矛盾，可同时存在于一流智者的思想中。法则的推导、表达和制度化必须发生于实践之后。就像波洛尼厄斯那样，你可能在抬头观望天边的云彩，但你始终需要脚踏实地。 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