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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长墙

　　从空中俯瞰，它就像是一根被啃噬得干干净净的大骨头，仿佛是北部奥林匹斯山上的某位神在酒足饭饱之后随手将其丢在了阿提卡南部。它的两端形似关节，一端位于岩石峭壁上，另一端则与水域相接。它的总长度约为6英里，但加上两端的隆起部分之后变为17英里。中间连接处长4英里，仿佛是细得不成比例的小腿骨：倘若将其直立，恐怕都支撑不了其自身的重量。然而，这不是建造它的目的，因为它是长墙，是围绕两个城市建造的最长的围墙。

　　长墙完工于公元前457年，连接了东北端的雅典和西南端的比雷埃夫斯。当时的雅典有大约20万居民，与之相比，比雷埃夫斯则显得地广人稀。比雷埃夫斯是雅典人的贸易港口，辐射整个地中海地区，也是雅典海军从事战舰建造、维修和提供补给的基地。23年之前，正是由这支海军组成的“木墙”在萨拉米斯海战中赢得了胜利。这场战役为雅典赢得了在希腊城邦中的霸主地位，而三年之后，当雅典往日的荣耀早已褪去时，历史学家普鲁塔克在这座城市的建筑和公共空间中发现了“勃勃生机”，仿佛“在它们的构造中融入了某种永恒的精神和不朽的生命力”。重建后的雅典卫城，仍然残留着被希波战争的战火烧过的痕迹，从岩壁上俯视着雅典的一切，见证着这座城市经历的风风雨雨，时至今日，仍旧如此。

　　连接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的长墙两边相距约500英尺，这一宽度足以容纳人、牲畜、车辆、商品和财宝的双向流动，但又足够窄，可使防御变得可行。墙体很坚固（大约有10英尺厚，25英尺高），但奇怪的是，与其所要保护的城市之雅致相比，长墙未免显得格格不入。石块被笨拙地安放在灰浆之上，破损的石柱凸起，仿若坟墓的碎片残垣。对此，官方的解释是：这是为了使人们走过长墙时就能回想起薛西斯一世侵略雅典的历史。先祖遗迹提醒人们勿忘历史。

　　[1] My description of the Athenian walls comes chiefly from Thucydides, for whom I have used Robert B. Strassler, ed., The Landmark Thucydides: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the Peloponnesian War, a revised version of the Richard Crawley transla tio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6), 1:89– 93[hereafter Thucydides, fol lowed by the book and paragraph numbers standard in all editions]. See also Brent L. Sterling, Do Good Fences Make Good Neighbors? What History Teaches Us About Strategic Barriers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Washington, D.C.: George tow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5–16;and David L. Berkey, “Why Fortifi cations Endure: A Case Study of the Walls of Athens During the Classical Period,” in Victor Davis Hanson, ed., Makers of Ancient Strategy: From the Persian Wars to the Fall of Rom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60– 63. Plutarch's comments are in his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lated by John Dryden (New York:Modern Library, no date), pp. 191–93.

　　跨过赫勒斯滂海峡的薛西斯一世万事俱备，只缺大战略：既然他的抱负就等同于他的能力，又何须费心使两者相称呢？只有在见识到陆地、海洋、天气、希腊人和希腊神谕的力量之后，他才开始意识到给养稀缺是个问题。他相信自己在任何方面都坚不可摧，所以他没有给自己留任何余地，一往无前。据估计，薛西斯一世在这场战争中损失了超过900艘三层桨座战船和25万名士兵。

　　相比之下，希腊人则一心关注资源的稀缺。波斯帝国的疆域从爱琴海延伸到印度，而希腊只占据了一个崎岖不平的半岛，资源相对分散，权力不易集中。希腊城镇和城邦必须自卫，因为没有万王之王能够为它们提供保护。希腊各城邦之间虽然也有联盟，甚至建立了殖民地，但彼此之间的义务是模糊的，所谓的忠诚往往也不可靠。这导致希腊成为竞争的温床，因而也成为战略的温床。在薛西斯一世败走之后，希腊的两个城邦崛起。除了都要对症下药解决资源稀缺问题外，这两个城邦存在极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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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温泉关战役中奋战到最后一个人的斯巴达人，长期以来一直是战士。他们据守伯罗奔尼撒半岛但并不从事农业劳动（稼穑之事留给奴隶来做），他们的战略是将自己的军队打造成希腊的雄武之师。他们心无旁骛，甚至没有为后世留下拿得出手的遗迹。作为职业战士，他们不断训练，只为应对偶尔的战争。公元前490年，马拉松战役爆发，但斯巴达人拒绝出兵支援雅典，因为他们当时在庆祝卡尼亚节。但是，当被激怒时，正如面对薛西斯一世入侵时那样，斯巴达人会迸发出超乎寻常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在兵败温泉关之后，雅典还是将其国土防御的重任委托给他们。修昔底德告诉我们，在斯巴达人的防御行动失败之后，雅典人“拆毁自己的家园，逃上船只，成为海上民族” 。

　　在此之前，他们就已经是一个海上民族了，他们的贸易网络从大西洋延伸到黑海。雅典人还变得非常富裕，他们从附属城邦攫取利润，收取保护金，同时在阿提卡的一角开采银矿。这为希腊舰队在萨拉米斯海战中力破波斯大军提供了资金支持。但塞米斯托克利斯心中有更长远的谋划，他不满足于只适合海上防御的“海上木墙”，他想在地面上建起宏伟壮观的长墙。通过建立起环绕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的长墙，这两座城市仿佛形成了一座岛屿，可以免受陆上攻击，又能从海上供应所有必需品，并且能够随时部署像斯巴达军队一样强大的海军。

　　因此，斯巴达人和雅典人分别化身老虎和鲨鱼，在各自的领域中占据了无可摇撼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据常识判断，两者应当合作，因为来自波斯人的威胁仍然明显存在。而事实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让人完全无法理解。希腊人先是大大发展和完善了他们所拯救的文明，紧接着又亲手毁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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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战争双方分别为雅典及其同盟者和斯巴达及其同盟者，持续时间为公元前431—前404年。与希波战争相同的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也被一位史学家记录下来。然而，修昔底德曾提醒读者，称他不会效仿希罗多德，他写的历史不会以“牺牲事实为代价”来提升吸引力。他的这部著作可能会因“缺乏虚构的情节”而“不够引人入胜”，但他期望这本书能够提供普鲁塔克后来在雅典的遗迹中所发现的：不因时间的流逝而减损的“永恒的遗产”。修昔底德写道，只要那些试图“通过认识过去更好地理解未来（因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未来即使不是过去的镜像，但同过去总是相似的）”的人认为他写的历史有所助益，那便足矣。

　　在修昔底德看来，过去和未来不能等同，就如同战略中的能力和目标不能混为一谈，但两者又是相互关联的。对于过去，我们只能通过有限的渠道了解，其中包括我们自己的记忆。关于未来，我们所知道的唯一一点是：未来根植于过去，却不同于过去。修昔底德对相似和镜像的区分（即穿越时间长河而流传下来的模式和经历时间的侵蚀而留存下来的事物之间的差别）弥补了这种不对称性，因为它告诉我们，只有当我们了解过去时（不管了解得多么不充分），过去才能为我们所用，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未来。与之相似的是，能力会将目标限制在环境所允许的范围之内。

　　因此，只知道一件大事或只知道许多小事是不够的：修昔底德坚持认为相似必然会发生，可能发生在从刺猬到狐狸，再从狐狸到刺猬的过程中的任何阶段。那么，修昔底德是狐狸还是刺猬呢？问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这就如同问一名成功的运动员属于狐狸还是刺猬。修昔底德是“一流的智者”，能够在脑海中轻松地容纳对立的观念，在他的历史著作中，我们无数次见识了能够共存的对立观念。他不仅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而且能够实现规模的灵活转换。我想，只有托尔斯泰可以与他相媲美，能在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事物中发现重要性。

　　那么，不妨说修昔底德是在教导他的读者。正如修昔底德在当代最伟大的阐释者唐纳德·卡根（他自己有时也是一位教练）曾提醒我们的：希腊人，尽管已经离我们非常久远，“他们的思想可能是我们已经遗忘的，也有可能是我们从未企及的；我们必须坦然接受的是，至少在某些方面，他们比我们更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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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巴达人从未建造过城墙，他们相信只需凭借自己的军事实力便可以阻挡敌人。在斯巴达人听说塞米斯托克利斯打算修建长墙后，他们试图说服雅典人，所有的希腊城邦都不应该这样做，只有这样才能鼓励希腊人团结一致，同时在未来的入侵行动中突破波斯人的防御工事。但是，修昔底德认为，斯巴达人的真正目的是限制雅典海军的力量，经过萨拉米斯海战，雅典海军的实力可见一斑。倘若没有长墙，雅典及其港口将不堪一击，雅典海军的力量自然会被削弱。

　　雅典人在塞米斯托克利斯的建议下，装作欣然接受斯巴达人的提议，甚至将他送到斯巴达进行谈判。与此同时，雅典人开始了一项紧急造墙计划。男人、女人和孩子齐上阵，使用他们能找到的任何东西：他们修建得如此匆忙，这就解释了为何墙壁是直接用毛石堆砌而就的。当斯巴达人疑惑为何谈判耗时如此之久时，塞米斯托克利斯声称，他在等待不知因何故而耽搁了行程的同事。最终，那些同事到了，但有关雅典人正在建造长墙的消息也同期被获悉。塞米斯托克利斯告诉疑虑重重的斯巴达人，如果担心的话，他们可以派人亲自去雅典看看。然后，他秘密指示雅典人扣留了前去察看的斯巴达人，直到长墙接近完工。

　　待一切就绪，塞米斯托克利斯撕掉了所有的伪装：他宣布，雅典现在已有足够坚固的围墙来保护其人民，未来任何的讨论都须承认，雅典人有权对事关自己和其他希腊人利益之事做出决断。对此，斯巴达人没有显示出任何的愤怒情绪。但是，修昔底德指出，“他们的意图未能达成，私下里肯定备感恼恨” 。尽管听起来有些令人难以置信，他们被这堵墙害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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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公元前479—前478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前约45年。修昔底德在此采用了倒叙的手法，这在他的历史作品中并不常见。一场是历史上伟大的战争，另一场则是迟钝的斯巴达人与诡计迭出的雅典人之间发生的几乎可笑的冲突，修昔底德想让我们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尽管这一联系并不是特别紧密）：小事可能会产生重大影响。一切并非已成定局。然而，要取得向前的进展，必须谨慎行事，因为雅典与斯巴达的关系各个方面来看都具有多重意义。

　　就拿修建长墙这件事情来说：是防御性行为还是进攻性行为？雅典人修建长墙的目的是确保其长墙内的“岛屿”的安全，他们将以此为基地，通过发展贸易和打造强大的海军，从而控制希腊周围的海域，甚至更为辽阔的区域。斯巴达人认为没有围墙反而更安全，这是因为他们一直以来拥有希腊最为强大的军队，如果没有围墙，这种情况会继续维持下去。然而，这一点正是雅典人从一开始就认为他们需要修建长墙的原因。这里的分野从此再明确不过了。

　　斯巴达人和雅典人的行为都是战略性的，因为他们都在试图协调目标与能力。双方都寻求安全，但路径不同，谁也不能同时成为老虎和鲨鱼。从理论上来说，双方合作可以保护他们免受来自海洋和陆地的所有危险。然而，合作需要彼此间加深信任，而这种品质是所有希腊人的性格中最缺乏的。

　　在成功骗过了斯巴达人之后，塞米斯托克利斯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了雅典，就如同当年萨拉米斯海战之后凯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不受雅典民众欢迎。到了公元前470年，雅典公民大会（其对领导者的成就有多高的赞扬，对领导者本身就有多深的恐惧）对塞米斯托克利斯实施了陶片放逐，禁止他踏足雅典城邦。这个足智多谋、曾为雅典出谋划策使其战胜波斯的人，在适当的时候叛变到了波斯一方，并且花费余生为其服务。因此，不久之后惨遭暗杀的薛西斯一世，虽然以悲剧收尾，终究也算是报得一箭之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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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希腊便迎来了伯里克利时代。伯里克利是一名雅典贵族，是剧作《波斯人》的制作者之一。他优雅、谦逊，吸引了众多追随者，他是艺术赞助人、成就突出的军事指挥官、经验丰富的外交官、精明的经济学家、具有不朽独创性的宪法理论家，他还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演说家之一，如今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雅典，当时也是由他主持重建的。他作为雅典城邦甚至雅典帝国的领导者，执政时间长达20多年。然而，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也主要归因于伯里克利而非其他人，这场战争是他在试图构建一种能够支持其战略的文化时产生的意料之外的结果。

　　斯巴达人不需要构建新的文化，因为在波斯人入侵希腊的战争中，斯巴达人的固有文化基本完好无损。然而，雅典人的文化遭遇毁灭性重创。在公元前490年的马拉松战役（斯巴达人未参与此次战役）和公元前479年的普拉提亚战役（斯巴达人参与了此次战役）中，雅典军队击败波斯大军，展示了自己的陆地作战能力。但是，塞米斯托克利斯修建长墙的计划则要求雅典放弃这一优势，因为他担心在陆地作战能力上，雅典永远无法与斯巴达军队争雄。到公元前5世纪50年代中期，对这一工程持赞同态度的伯里克利已经建成了环绕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的长墙。自此之后，希腊参与的任何战争都要完全依赖海上作战。新战略是有道理的，但正如修昔底德所看到的那样，它彻底改变了雅典人。

　　传统上，雅典人的供给一直是由农民提供的。在和平时期，他们在田地和葡萄园里劳作，为这座城市提供日常所需，当战争来临时，他们则加入步兵和骑兵的行列。但是，长墙建成后，他们的土地随时有可能被牺牲，他们的影响力也因此减弱了。一旦斯巴达人入侵，他们将沦为难民，只能涌进长墙内，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房屋、庄稼和橄榄树被摧毁。伯里克利本人也拥有土地，他为展现决心，承诺会把自己的田地付之一炬。最后，他想当然地认为，斯巴达人终会放弃入侵，但这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土地上的奴隶会发动叛乱，而不是之前作为雅典社会稳定剂的农民的功劳。与此同时，在比雷埃夫斯港口外运营的船只将从海外属国获取物资以支持雅典，雅典海军将通过袭击斯巴达人未设防的海岸线，从而加速其撤离。

　　然而，维持商船队和海军是非常昂贵的。在陆地上作战时，一名雅典甲兵（即披挂重型甲胄的步兵）只需要一把剑、一个盾牌、一个头盔、一副轻便的盔甲，以及对其身旁战友的绝对信任，因为希腊的甲兵方阵进攻时是整体行进的：个人即兴行动一定会带来灾难。然而，打造一支海军需要港口设施、船只、船帆和一群桨手。那些桨手的工作环境往往非常恶劣，经常会泡在污秽的舱底积水中（三层桨座战船很少靠港补给），无法看到战斗的进展情况，如果战斗不顺利则要冒着被淹死的风险。对于这些人，要提供足够的激励，仅仅许诺他们宅院是不够的（大多数人从未得到过宅院），想要对其进行密集队形训练更是无从下手（在臭烘烘的、滑不留脚的船舱里，这么做也不现实）。

　　需要激励的远不止这些桨手。三层桨座战船是战舰，只有在海战中才能发挥作用。战船的建造者（无论是个体公民还是公共财政部门）几乎都不可能期望获利，因此必须为他们提供一些相对无形的利益。雅典人也不能强迫其殖民地为他们提供给养，要想获得粮食、牲畜和鱼类等，需要的是激励而不是强制命令。对于参与修建长墙的妇女和儿童，雅典也支付不起他们报酬，因此必须确保公民的家庭利益与城市的战略要求相吻合，要完成大事业就必须提供宏大的激励。必须有人能够向所有人（或几乎所有人）展示，大家现在做出的牺牲将在以后收获累累硕果。伯里克利心中所想的激励方式并不是像以前那样以神谕服众，而是向大家展示，这个已成为国家的城邦，即将发展成为帝国。

　　尽管如此，雅典仍然是一个社群。如果雅典想要依赖民众的一腔热情发展壮大，那么它必须激发整个城市的各个阶层，以及整个帝国内各个民族的向心力（尽管当时雅典维持了与其竞争对手斯巴达的团结，但它在很多方面仍旧只是一个小城邦）。这就是为什么对伯里克利来说，建立一种文化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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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后的第一年年末，伯里克利在雅典发表了“葬礼演说”，并在这场演说中阐释了其愿景。他告诉哀悼者，已逝者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就是为了雅典的独特性中蕴含的普遍性：雅典不模仿其他人，而是其他人的典范。但是，如何调和这些明显的对立面呢？伯里克利的解决方案是将规模、空间和时间相结合：打造一种对雅典城邦、对整个帝国、对整个时代都适用的雅典文化。幸运的是，在现场聆听这场演说的人中就包括修昔底德或他信任的人，从而得以将这位伟人的演说内容记录下来。

　　早在伯里克利之前，雅典就一直在逐渐走向民主。在伯里克利看来，民主是利于“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在他掌权期间，任何非奴隶身份的成年男性公民都可以在雅典公民大会上进行发言和投票。雅典公民大会通常有五六千名与会者，是世界上曾有过的最大的审议机构，至今仍未被超越。“我们的普通公民，”伯里克利曾在演说中声称，“是公共事务的公正裁决者。因为我们与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同，我们认为不履行这些职责的公民……是无用之人。”讨论是“采取任何明智行动之前不可或缺的”。

　　雅典公民大会将美德与身份区分开来。如果一名雅典男性公民希望参加公民大会（这本身就是一种美德），那么，即使他身份低微，也丝毫不会产生影响。由此而言，无论人们是参与加强防御工事、修理船只、挥桨划船，还是出资雇人做这些事情，甚至包括抚养后代，都是在为国家服务。经验是有用的，但是像其他社会那样，根据专业划分社会阶层则是不必要的。“我怀疑这个世界上是否有任何一个人，”伯里克利吹嘘道，“能够像雅典人一样应对如此多的紧急情况，并且如此多才多艺。”

　　仰仗长墙、战船和桨手，雅典人将发动战争这件事情也赋予了民主化。雅典不像等级制度森严的斯巴达，没有从童年时期就开始接受训练的精英战士。但是，雅典会拥有更多的战士，可以依靠他们来保护并决定其利益。“我们的对手自孩提时代开始就要接受苦役式的训练，以使自己成长为勇敢的战士，而在雅典，我们无拘无束地生活，但在应对危险时，我们的准备丝毫不逊色于他们。”

　　雅典公民大会所代表的民主将成为城市的典范，雅典帝国的情况如何呢？因为在陆地上的控制范围收缩，雅典人需要扩大其海上控制范围。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时，雅典大约有200个盟友或属国对其宣誓效忠。但这些国家的情势、立场甚至语言都差别很大：雅典是否可以信任这些不同的文化能够促进雅典文化的发展？

　　伯里克利承认，雅典是通过给予他国恩惠获得“朋友”的，“通过持续地展示善意，令受惠者始终亏欠于我们，这样当那些受惠者报答我们的时候，他们知道自己是在还债，而不是在免费给予我们恩惠”。尽管如此，雅典人提供的这些恩惠“并非出自利己的算计，而是出于慷慨”。他的意思是，雅典很快会使自己的帝国超越所有的竞争对手，变得更强大，更让人安心。

　　通过这种方式，民主得以在各种文化中推广。因为担心更坏的情况发生，那些安全无法得到保障的国家自然会与雅典站在同一阵线。自利会让各方安心，进而变得更为团结。出于这个原因，透明度至关重要：“我们的城邦向全世界开放，永远不会制定旨在限制外国人来此学习或考察的条例。”雅典人会发现“享用其他国家的产品，就像享用本国的产品一样自然”。长墙使雅典公民成了世界公民。

　　伯里克利的这一演说，对后人的启发在于怀念。他所致敬的那些英雄不需要任何实物标志：“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墓园。”但是，他们的文化将化身为纪念物，成为“不朽的证明”。这些纪念物包括城市的建筑和装饰（伯里克利在这上面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财富），还包括一些文学作品（例如哲学著作、戏剧、历史作品，包括伯里克利自己的演说词）。这些文学作品仿佛来自远古时代的漂流瓶中的信息，印证了他独一无二的成就。除此之外，遗迹也是一种纪念物：“我们的勇气使我们得以踏上每一片海洋和陆地，无论是给予敌人痛击，还是对朋友施以恩惠，统统都在我们身后留下了不朽的纪念碑。”

　　若论演讲术，唯有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能与伯里克利的此次演说相提并论。林肯在演说中总结了战争的代价与取得的成功，伯里克利则在演说中承认自己的战略失败。毕竟，他原本希望通过将雅典海军打造成无敌舰队，以抗衡斯巴达人的陆军优势，从而避免与斯巴达的战争。同时，他希望建立一个全新的帝国，该帝国的吸引力足以消除它可能引起的任何疑虑。那么，鉴于一场大战已经爆发，伯里克利如何定义一种旨在防止战争的文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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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修昔底德提供了三种解释。第一，在公元前435年，偏远小城埃庇丹努斯（今阿尔巴尼亚的都拉斯）身陷内战，向其保护者克基拉求援而不得，最终却得到了克基拉的对手科林斯的帮助，因而激怒了克基拉人。克基拉人派遣一支舰队前往埃庇丹努斯，为与之对抗，科林斯人也派遣自己的船只、军队和定居者前往埃庇丹努斯。之后，双方都向雅典人寻求援助，雅典人和克基拉人达成防御联盟，从而将雅典拖入与科林斯的海战。雅典人围攻了科林斯的殖民地波提狄亚，当时科林斯人正吁求斯巴达人入侵阿提卡，但转而邀请雅典代表和科林斯代表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为各自的立场辩护。在那之后，相比双方给出的立场和理由，斯巴达公民大会更为害怕的是“雅典势力的增长”（这是修昔底德给出的第二种解释，更为简洁）。于是，在公元前432年，斯巴达公民大会进行投票，宣布开战。

　　第一种解释通过烦琐的细节追踪了事件背后的因果关系链。第二种解释证实了诸多事件的发生是有原因的，而不是随机发生的。然而，这两种解释都没有揭示为什么“巴尔干半岛上发生的一些愚蠢行为”竟会引发一场灾难性的战争，这场战争对希腊造成的毁灭性打击堪比17世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对欧洲各国的打击，以及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对各参战国的影响。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修昔底德的第三种解释，即伯里克利所依赖的自认为万无一失的东西实际上并非万无一失。

　　修昔底德在重现发生在斯巴达的那场辩论时，较为含蓄地提供了这一解释。实际上，这场辩论是对“伯里克利的审判”，起诉人是科林斯人，辩护人是雅典人，法官是斯巴达人（修昔底德笔下唯一给出名字的发言者）。争论的焦点在于，一种独特的文化能够以及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普及。

　　一开始，科林斯人将雅典长墙的建造归咎于斯巴达人。几十年前，正是因为斯巴达人“后知后觉”，塞米斯托克利斯的诡计才得逞，雅典人就此认为，斯巴达人“看在眼里，但不放在心上”。

　　你们斯巴达人，在所有希腊人中最为庸惰，在捍卫自身安全方面，你们只是作势要采取行动，却从不将其付诸实践。你们坐等敌人的力量倍增，而没有将其扼杀在摇篮里。尽管世人常说，你们是值得依靠的，但我们担心这言过其实。

　　相比之下，雅典人“不受国力的限制而敢于冒险，超越判断力的局限而勇往直前”。他们付诸行动的速度是如此之快，“即刻便将所觊觎之物收入囊中”。他们“自己不会停止前进的脚步……更不会给别人以喘息之机”。正因如此，斯巴达人应该通过入侵阿提卡帮助波提狄亚人。否则，“我们便会被逼入绝境，只能加入其他同盟”。

　　雅典人则通过回顾希波战争回应科林斯人，尽管“我们已经厌倦了不断提出这个话题”。尽管斯巴达人在温泉关战役中做出了重大的牺牲，“我们的城市（雅典）也已变得面目全非，我们冒着生命危险，为的是一个仅存在于虚无缥缈的希望中的城市，因此，无论是在拯救你们还是在拯救自己的过程中，我们都付出了应有的努力”。至于帝国，“我们并非是通过暴力构建的，而是因为你们不愿将与野蛮人的战争进行到底，还因为盟友依附于我们，并自发地要求我们承担起领导者的职责”。因此，雅典人所做的即使换成其他人也会这么做。考虑到“战争中突发事件的巨大影响”，斯巴达人应该“花时间”考虑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开错了头，先采取行动，等待灾难来临后再来讨论解困之道”，这种情况太常见了。

　　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支持雅典人的观点。他警告说，战争需要的不仅仅是武器，更需要金钱，特别是发生在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之间的战争。因为“除非我们能够在海上击败他们，或者切断他们海军的补给来源，否则我们将占不到便宜，等待我们的将只有灾难”。外交途径是更明智的做法，但也不排除动武的可能性，假如外交上失利，可以部分占领阿提卡，但不是要将其化为焦土，因为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科林斯人在抱怨斯巴达人“行动迟缓”时，忽视了一点：匆忙开战可能会使战争迁延日久，甚至可能会将其“作为遗产留给我们的子孙”。

　　最后，由斯巴达公民大会做出裁决，而当时斯巴达的监察官之一斯森涅莱达斯掌控了发言权。他通过循环论证，指出雅典人曾在与波斯人作战时表现良好，但之后对待斯巴达人极为恶劣，因此雅典人理应“因由好变坏而受到双重惩罚”。他认为，继续讨论只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因此，斯巴达人啊，支持战争吧！因为这是维护斯巴达的荣誉所需要的……诸神保佑，让我们向侵略者发起攻击吧！”赞成的声音和反对的声音孰高孰低，难以辨别。但当被要求持不同观点的人分开站时，支持斯森涅莱达斯的人占大多数。这就是修昔底德所说的，“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因此引发的斯巴达的恐惧，导致战争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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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里克利没有参加这场发生在斯巴达的针对他的“审判”，但他应该在选择代表方面更谨慎些。尽管斯巴达国王同意雅典代表的观点，并对发动战争的危险性提出警告，但雅典代表的辩护仍旧如此缺乏说服力，这一点更加令人难以理解。毕竟，伯里克利正是凭借其三寸不烂之舌，建立起自己的功业和雅典城邦的文化的。究竟是出了什么大问题呢？

　　也许是因为雅典代表缺乏伯里克利那样的口才，被迫端出所有帝国都会走向压迫的说辞，而事实上，伯里克利坚持的观点是，他所构建的帝国将致力于解放人类的精神。即便是伯里克利本人，面对科林斯人激烈的控诉，也有可能会应对乏力。科林斯人明确表示，与雅典人的交战并没有使自己的精神得到解放，斯巴达人也不应该对此抱有希望。也许这场辩论还会使伯里克利本人也陷入循环论证的逻辑问题。

　　希腊人认为文化是一种品格，它具有跨越规模的可预测性，无论主体是一个城市、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民族，无论其面对的是小事、大事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事情。斯巴达人知道自己是谁以及自己想要什么，他们的行为完全是可以预测的。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改变自己或其他任何人。而雅典人在城邦周围修建长墙的战略，重塑了自己的文化，这迫使他们不停息地踏足国境之外的世界。他们自己已经改变了，因此他们将不得不改变其他人（这就是拥有帝国的必然结果）。但要改变多少人，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他们，通过什么途径改变他们？针对这些问题，没有人能轻易做出回答，伯里克利也不例外。

　　伯里克利不是薛西斯一世。“我更害怕的是我们自己的错误，而不是敌人的武器。”当战争临近时，伯里克利承认道。他知道雅典人的帝国不可能无限扩张，所以“毫不留情地修正并减少他们那些忙不迭的幻想”。普鲁塔克解释说：“他认为，只要能够遏制住斯巴达人就足够了。”但正如伯里克利的代表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承认的，如果在整个帝国内推行平等，就像伯里克利在雅典城邦内所推行的那样，将可能导致帝国收缩，甚至是轰然崩塌。

　　我们的属邦将会习惯于平等地与我们交往，……一旦法庭的裁决或者帝国赋予我们的权力与他们所认为的正义相抵触，他们就会忘记帝国赋予他们的大部分利益，不再怀有感激之心，任何局部利益受损都会使他们心生怨恨。而假如从一开始我们就置法律于不顾，光明正大地满足自己的贪欲，他们反倒没有那么恼恨。

　　波斯人曾经更为残酷地对待其帝国的属邦，但那是在过去，“对被征服者而言，当下的负担总是最为沉重的”。对雅典的“平等者”们而言，“被征服者”这个词很陌生。如果斯巴达人掌权，那么他们“会迅速失去人们因害怕我们而对你们表示的好感”。

　　那么，平等就是伯里克利逻辑中的漏洞。他认为，平等和帝国都是令人钦仰之物，却没有意识到，其中一个的发展壮大会导致另一个被削弱。他在葬礼上的演说反映了这一矛盾：他谈到各国自愿结成联盟以追求共同利益，但他又赞扬了雅典人通过强力称雄于“每一片海洋和陆地，无论是给予敌人痛击，还是对朋友施以恩惠”。仿佛他的脑海中并非同时持有对立的想法，而是先后展现出了两种不同的人格：之前还是杰基尔医生，演讲至中途却化身海德先生。伯里克利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也展现出了类似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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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所谓“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迈加拉是位于科林斯地峡东北端的一个小镇，而科林斯地峡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与希腊其他地区之间唯一的陆地连接。迈加拉人向来与雅典人龃龉不断，但由于其自身规模较小，对雅典城邦构不成任何军事威胁。迈加拉人只能与雅典的敌对力量联盟，而左近的科林斯人是最合适的联盟对象。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其他城邦可能会效尤。所以，公元前433年，伯里克利说服雅典公民大会剥夺迈加拉人在雅典城邦内的交易权，并禁止他们使用整个帝国的任何港口。

　　但迈加拉仍有其他的出路。这一禁令看起来确实毫无意义，以致在伯里克利去世几年后，阿里斯托芬在其创作的喜剧作品《阿卡奈人》中讽刺了这一禁令。但是，针对迈加拉人的这一禁令旨在威慑而非真的使其陷入困境。雅典之所以对迈加拉实施经济禁运，是为了通过非军事手段防止背叛行为再次发生。可以预见的是，这项创新令斯巴达人感到震惊，斯巴达人将撤销此禁令作为避免战争的条件之一。令人意外的是，尽管该禁令带来的收益与其带来的风险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但是伯里克利竟然拒绝撤销该禁令。

　　伯里克利的顽固是斯巴达公民大会对其心怀痛恨的根源之一，但在公元前432年斯巴达公民大会支持发动战争之后，斯巴达人并未急于采取行动。他们在翌年先后派遣三名使者前往雅典，试图寻求和解。然而，伯里克利拒绝了他们所有的提议：“雅典人啊，有一个原则，是我在做任何事情时都坚守的，那就是不对伯罗奔尼撒人做出任何让步。”

　　制定针对迈加拉人的这一禁令可能看起来像“小事”，但撤回它就没那么简单了。“如果你妥协了，对方就会得寸进尺，提出更高要求。”这就排除了外交手段，使战争成为唯一的选择：原因“是大是小”无关正题。当年的雅典远不如现在资源充足，还不是在塞米斯托克利斯的带领下击败了波斯人。“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与敌人对抗，竭尽全力将我们的权力完好无损地交给我们的后代。”

　　在雅典人回复斯巴达人的建议中，现在轮到伯里克利不耐烦了。据说，根据他的命令，最后一名斯巴达使者甚至没有得到接待，而是被要求天黑前离开阿提卡。有传闻称，那名使者越过边界时曾经说道：“这一天将标志着希腊人巨大不幸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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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里克利“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人了”，普鲁塔克说，“他不像以前那样对待民众温柔、亲切，更在意民众的喜乐，顺从民众的愿望，他如同舵手随风转变了方向。”修昔底德同样感受到他的这种变化：伯里克利“在所有事情上都与斯巴达人对着干……不断敦促雅典人开战” 。为何会发生这样的改变呢？

　　也许只是因为伯里克利老了：上了年纪的人往往很难保持灵活性。也许，如同伯里克利的传记作者暗示的，公元前5世纪30年代后期积累的危机加剧了他的情绪，使他变得越来越不愿意妥协。也许还有一种解释，与其导致的结果有关，正如普鲁塔克所使用的那个比喻：“掌舵”。

　　一种方法是找到你可以顺随的潮流。确定目的地后，你便可以扬起风帆，激励桨手挥桨，根据风和水流的方向做出调整，避开浅滩和礁石，准备好面对意外，高效地使用有限的能量。有些事情你可以把控，但有些事情则要顺势而为。你会寻求平衡，但永远不会忘记寻求平衡的目的，那就是从你目前所在的地方到达你想去的地方。你既是一只狐狸又是一只刺猬，即使是在水面上。这就是年轻的伯里克利：博学多识且目标明确。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伯里克利开始试图把控其他因素：风、水流、桨手、礁石、人民、人民的敌人，甚至财富。他开始认为，这些天时、地利、人和因素都能任其摆布。因此，他可以依赖错综复杂的因果链：如果可以实现A，那么不仅是B，而且C、D和E都可以实现。无论计划多么复杂，都会按部就班地推进。年老的伯里克利仍然担任着雅典的掌舵者。然而，现在的他化身为一只刺猬，试图驱策狐狸，这可是一项截然不同且更加困难的事业。

　　这一区分澄清了修昔底德一直试图告诉我们的事情：雅典势力的增长所带来的恐惧，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毕竟，增长有两种方式。一种增长是潜移默化进行的，有足够的时间做出调整以适应环境，也使环境得以适应一切新变化。这就如同种植作物，熟练的种植者可以塑造这一过程，对他们来说，种植就如同普鲁塔克笔下的舵手在掌舵，能够同时掌控不同的事情，但是，没有哪个种植者可以声称其能够预期（更不用说掌控）在播种和收获之间可能发生什么事情。

　　另一种增长无视大势。它是内在导向的，因而外在不易察觉。它拒绝按部就班地进行种植，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设定方向、步伐和目的。它预期未来不会遇到任何障碍，也不愿做出任何妥协。它就像不受控制的捕食者，像无法根除的杂草，像恶性肿瘤，肆意发展，不受控制，直到为时已晚。它渐次消耗着周围的环境，直至最终将自己耗尽。

　　最初，伯里克利顺势而为——采用说服战略。然而，当并非所有人都能被说服时，他开始逆势而为——凭借对抗战略。无论使用哪种战略，他都对现状提出了挑战：以后的希腊将与过去挥别。但是，相比伯里克利带领雅典人发起的对抗性行动，耐心说服的过程更接近于种植和掌舵的过程。这体现了尊重客观约束条件和否认客观约束条件之间的区别，而这正是两种战略最根本的区别。

　　也许伯里克利别无选择。一旦说服战略失败，对抗战略似乎变成了坚持其既定方向的唯一方法。那么，为什么他非得这样做呢？为什么他不像后来的林肯那样，调整路线以避开沼泽、沙漠和峡谷？与林肯一样，伯里克利视野远阔，着眼未来。他甚至给后世留下了不朽的纪念物，以向后世的人们传递信息。但他并没有留下一个正常运转的国家，直到2 000多年之后，民主才再次受到大众尊崇。对一名掌舵者而言，这并非远见卓识，而是将船只驶向礁石，而等待救援的过程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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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431年春，斯巴达人入侵阿提卡，雅典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按照计划撤离他们的庄园，涌进长墙内，眼看着烽烟再度从地平线上燃起。然而，此时雅典人的心情已不同于半个世纪之前。当时，塞米斯托克利斯命令人们撤离雅典，不久之后便传来了萨拉米斯海战胜利的消息。而现在，雅典人看不到任何胜利的迹象。伯里克利在葬礼上的演说起到了抚慰作用，却未能提振士气。公元前430年，斯巴达人带着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盟友卷土重来。

　　那个夏天，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袭击了雅典，至于这场瘟疫的根源，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但毫无疑问，修建长墙的“岛屿”战略使瘟疫的危害得到放大。正如伯里克利吹嘘的那样，雅典人将其城邦向世界开放，但他们也将其与周围的环境隔离开来。这使长墙成为一张温床，整个帝国的细菌在阿提卡各处寻得宿主，这在无意之中形成了一种世界主义，但也带来了致命的后果。修昔底德不知何故幸免于难，他回忆说，连那些啃噬过未被埋葬的尸体的狗和秃鹰都丧命了。雅典人先是财产被损毁，现在肉身也难保全，于是他们“开始把矛头指向伯里克利，视其为战争的始作俑者和他们所有不幸的根源”。

　　伯里克利一开始拒绝召集公民大会，但后来直面公民大会。伯里克利坚称，他唯一的错误就是低估了这个城邦的决心，因为“面对神之手必须顺从，而面对敌人则应报以果决”。从长墙外逃来的难民应该颂扬保护他们的海军以及供养他们的帝国：“你们可能会认为失去自己的土地和房屋是巨大的损失，但实际上这些东西……与巨大的财富相比根本不值一提。”

　　不可否认，“说得再明白一些”，要得到荣华富贵就需要实施“暴政”。要掌控整个帝国“也许是错误的，但要放手则危殆”。帝国的属邦现在对他们的主人心生怨恨，如果有选择的话，他们会欢迎其他人来担任领袖。然而，被怨恨是“所有渴望成为统治者的人的宿命”。如果是“为了实现至高的目标”而招致怨恨，那将是“转瞬即逝的”，因为只有“现在的辉煌和未来的荣耀永远不会被遗忘”。伯里克利再次诉诸未来以期望拯救自己，然而他和他的城邦都等不了那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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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死于瘟疫，留下雅典处于他亲手打造的风口浪尖上。一边是他希望推而广之的具有独特性的民主，另一边则是在此之前一直控制着世界的常见的野蛮行径。倘若处在一个没有疾病、恐惧、矛盾、野心和欺骗的时代，伯里克利的继承者可能会平衡这些对立面。但是，修昔底德不这么认为，“只要人类的本性保持不变”，则结果并不会有什么不同。他笔下的历史紧接着追溯了雅典人的文化从非凡堕入寻常的过程。对此最佳的表征是相隔12年的两个场景，两者都关涉船桨。

　　公元前428年，位于小亚细亚海岸附近的莱斯沃斯岛上的居民拒绝再与雅典结盟，并向斯巴达寻求支持。雅典人担心其他同盟国效仿这一行为，便封锁了莱斯沃斯岛的主要港口米蒂利尼，并派遣一支军队阻遏该城邦。斯巴达人承诺提供援助，但像往常一样口惠而实不至。第二年夏天，米蒂利尼人投降了。为了防止其他地方的人再叛变，当时雅典最具权势的人物克里昂提出要屠杀米蒂利尼城里的所有男人，并把妇女和儿童卖为奴隶：“如果他们反叛还有理，则无异于承认你的统治失道。”雅典公民大会通过了他的提议，派出一艘三层桨座战船，带着这些指令开赴米蒂利尼。

　　但那时，雅典公民大会上有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克里昂的竞争对手狄奥多托斯指出，雅典帝国理应是一个“自由共同体”。如果有压迫，当然会有反抗。“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不应该将其处死，因为让他们活着对我们有利。”雅典公民大会再次表决，狄奥多托斯勉强占了上风。于是，第二艘三层桨座战船被派去追赶前一艘，以撤回之前的指令——这需要第二艘战船的桨手分外卖力。

　　修昔底德写道，第一艘战船的桨手肩负“如此可怕的使命”，并不急于到达。第二艘战船的桨手的任务则是防止这一可怕的事件发生，因而要分秒必争。带着分配给他们的特殊份额的葡萄酒和大麦饼，桨手们出发了。他们吃饭的时候也不忘划桨，轮班休息，一刻也不敢耽搁。他们用创纪录的时间穿越了爱琴海，当他们到达米蒂利尼时，那里的雅典占领者刚刚接到第一艘战船带来的指令。幸运的是，那些人还没来得及执行该指令，所以大屠杀并没有发生。修昔底德轻描淡写地说，米蒂利尼曾经面临的危险“着实不小”。

　　公元前416年，雅典人派遣军队前往伯罗奔尼撒半岛附近的米洛斯岛，该岛长期以来一直是斯巴达的殖民地，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保持了中立。米洛斯人被告知，他们现在应该服从于雅典，不是因为他们有权这样做（只有与雅典人平起平坐的人才能谈权利），而是因为“强者可以为所欲为，弱者只能逆来顺受”。

　　米洛斯人对这一要求感到震惊（修昔底德的现代读者依然对此感到惊讶），他们提醒雅典人，雅典曾经有公正待人的美誉，如果现在玷污了这一美誉，那可能会影响“世人对雅典的看法”。雅典人答称，他们甘冒这一风险，且令米洛斯臣服是为了米洛斯人的利益着想。

　　米洛斯人：那么，请问，我们服从于你们，或者说由你们统治我们，这对双方怎么会是互有好处？

　　雅典人：对你们来说，主动屈服可使你们免于遭受最大的痛苦，而对我们来说，无须费力摧毁你们便是获益。

　　米洛斯人问道，没有第三种选择吗？我们继续保持中立会有什么危害？作为“海上霸主”的雅典人回应说，他们需要的是所有岛屿都臣服于他们，而不是与他们建立友谊。以行动迟缓著称的斯巴达人不会及时拯救那些岛屿。

　　米洛斯人不愿放弃自己的独立地位，坚信雅典人所言并非世界本来的运行规则，因此拒绝屈服。雅典人随即增兵，斯巴达人果真连影子都没见着。公元前415年，米洛斯人被迫投降。雅典人这次没有三思而行，也没有派出第二艘三层桨座战船撤回指令。根据修昔底德的记录，他们“将所有抓获的成年男子通通处死，并将妇女和儿童卖为奴隶，紧接着派出500名殖民者将这块地方据为己有”。

　　灵魂确实是神秘莫测的东西，修昔底德对其不如希罗多德那般严肃。尽管如此，从修昔底德所写的历史中仍然可以看出，伯里克利的灵魂深深影响了雅典人对待米蒂利尼人和米洛斯人的行径。年轻的伯里克利会为第二艘战船上的桨手们急速穿越爱琴海而欢呼振奋：他们竭尽全力，试图实现人道主义目标，这应是普遍性民主的内涵所在。但是，上了年纪的伯里克利，因为害怕做出让步，可能会对雅典人针对米洛斯人采取的非人道主义行径赞赏有加。正如修昔底德冷峻的目光所观察到的，战争“改变了大多数人的性格，使人的性格与其时运相匹配”。最伟大的雅典人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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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伯里克利为何如此惧怕做出让步呢？战争只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不可避免。即使在斯巴达公民大会决定与雅典开战之后，斯巴达人仍然为其预留了种种转圜余地，但伯里克利全都拒绝了。相反，伯里克利坚信自己无法做出一个小的让步（即撤销针对迈加拉的禁令），因为这可能令其威信严重受损。但是，早在25年前，随着雅典长墙完工，一旦雅典与斯巴达的战争爆发，则意味着雅典将除雅典和比雷埃夫斯之外的整个阿提卡拱手让出。是什么让雅典在迈加拉问题上甘冒这个风险？

　　大约2 400年之后，美国的经历可能蕴含着上述问题的答案。1950年1月12日，时任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发表演说，称美国今后将依靠海上和空中力量在西太平洋的冲绳、菲律宾等近海岛屿构建起“防御性外围”。这一决定经过了杜鲁门政府最高级别智囊的精心研判，看起来是将东亚其他地区让给了苏联，其中包括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长墙是流动的，但它的存在所代表的美国放弃的陆地之广阔，是伯里克利无法想象的。

　　然而，当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和斯大林已经知晓艾奇逊的上述演说内容）朝鲜与韩国发生战争时，杜鲁门总统在一天内决定派麦克阿瑟将军率军加入朝鲜战争。麦克阿瑟马到成功，紧接着中国也加入了朝鲜战争，交战双方在1953年陷入僵局，超过36 00 0名美国人在这场战争中丧生。而早在美国军队被派往朝鲜半岛之前5个月时，美国政府曾公开声称韩国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

　　“岛屿”战略需要极强的意志力。当眼看着曾经在你控制下的区域陷入硝烟时，你要能保持自信，不能撼动盟友的信心，更不能助长敌人的志气。建造围墙和设立外围区域可能是理性的选择，因为用有限的资源去追求必然失败的事业是没有意义的。但战略并不总是理性的。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写道，坦然自若的撤退“非常罕见”。更多时候，军队和国家无法区分有秩序的休战与卑微的投降，或者说无法区分远见与恐惧。

　　被放弃地区的命运将引起公众的关注和不满，军队可能会对其领导人失去信心，也会丧失自信，而且无休止的殿后行动只会强化军队的恐惧心理。这种撤退产生的后果不容小觑。 注释标题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471. Emphasis in the original.

　　伯里克利之所以不愿撤销针对迈加拉的禁令，正是出于这一担忧。正常情况下，没有人会认为这是在考验雅典的决心，但鉴于公元前432—前431年，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人们开始产生这种担忧。杜鲁门看待韩国问题时也是如此。这个国家本身无关紧要，但是当它与朝鲜发生争端时（朝鲜战争之所以能够发生，离不开斯大林的支持），它就变得无比重要。

　　接下来就是，领导者如何拆除他们在关键利益和次要利益之间亲手设立的隔离墙。抽象的战略和战略家自身的情感永远无法完全分割：两者之间只能达成平衡。然而，两者各自所占的权重则随环境变化而变化。炽热的情感只需瞬间便可融化多年冷静反思所形成的战略，并让人在随后的数十年陷入无法冷静思考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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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有历史学家会说杜鲁门在朝鲜问题上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但是伯里克利的传记作者总是对针对迈加拉的禁令存有疑虑。伯里克利不得不告诉雅典人，他们的信誉危在旦夕，而这种情况本不该发生在他们身上。杜鲁门则不必向美国人及其盟友这样表态，因为他们心知肚明。

　　这两个案例之间的区别很重要。敌人以一种所有人都可以看到的方式来测试你的决心是一回事：你可以与他人协商，决定采取何种措施，并在达到目的之后终止行动。但你若因自身心存的不安全感而试探国家的决心则是另一回事：这种不安全感何时才有止境？怎么样才能够阻止焦虑无限扩大？如果雅典人的安全需要保留针对迈加拉的禁令，那为什么不压制米蒂利尼人，为什么要杀了米洛斯人，为什么要远离家乡与斯巴达的盟友展开陆上战争？

　　最后的情形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20年代后期，位于西西里岛西部的两个城市塞杰斯塔和塞利努斯旧日的纷争再起。锡拉库萨是西西里岛上最大的城邦，它支持塞利努斯人，所以公元前416—前415年，塞杰斯塔人向雅典人求助。在此之前，雅典只是含糊地承诺为其提供保护。塞杰斯塔人坚称，如果不对锡拉库萨人进行严惩，他们将占领整个西西里岛，从而使整个西西里岛加入斯巴达人的阵营，之后斯巴达人及其盟友将合力摧毁雅典帝国。

　　这一情景与当年发生在埃庇丹努斯、克基拉和科林斯之间的情况相似，但逻辑似乎没那么令人信服。锡拉库萨作为地中海地区除雅典之外唯一的民主城邦，为何会与独裁的斯巴达人结盟？即使它确实这样做了，雅典怎么可能跨越800英里海域，来到一座比伯罗奔尼撒半岛更大的岛上击败一座规模丝毫不亚于自己的城邦呢？而且，此时雅典的声誉并未受到威胁：刚刚屠戮了附近的米洛斯人，雅典人即便放弃了偏远的塞杰斯塔也不会被视为软弱。相反，如果雅典真的拯救了那些岌岌可危的塞杰斯塔人，那么还会有多少人要求受到同等的照顾？

　　雅典公民大会上，人们往往更易受情绪而非战略影响，要依靠领袖来冷却人们高涨的情绪。但现在没有几位这样的领袖了。雅典城邦最久经沙场的将军尼西亚斯反对雅典被拖入“与我们无关的战争”，但他的意见被驳回。雅典公民大会深受亚西比德蛊惑，亚西比德以长相俊美和在体育竞技场上的英勇表现闻名，但行事并不稳重。这名“孔雀男”声称，西西里岛的捍卫者是一群乌合之众，很容易被贿赂，将其击败会为雅典赢得整个西地中海帝国。没有任何人能说出雅典帝国的扩张应该止于何处，因为“如果我们停止统治他人，我们将面临被统治的危险”。这也是伯里克利反对撤销针对迈加拉的禁令时曾给出的理由。

　　现在，被困在亚西比德的光环和伯里克利的灵魂之间，绝望的尼西亚斯只好夸大对这次远征费用的估计，但这反而使雅典民众的情绪更高涨。因此，公元前415年，雅典公民大会指派尼西亚斯发兵西西里岛，他麾下是一支庞大的舰队——164艘三层桨座战船和运输船、5 100名重型步兵、480名弓箭手、700名船员、30名骑兵。亚西比德担任联合指挥官，他温和地提醒大家：“离开了对方，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年长者都将一事无成。”

　　然而，兵锋所至，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年长者都没有顶用。尼西亚斯无精打采，经常生病。亚西比德因为道德败坏被召回雅典接受审判，最终叛逃到斯巴达人的阵营。考虑到海上运输的限制，雅典人的兵力配置中骑兵较弱，而他们的对手则骑兵充裕。西西里人英勇奋战，战斗力盖过了雅典的增援部队。感觉到机会近在眼前，斯巴达人此次行动迅速且出其不意：他们与科林斯人合作，派遣了自己的舰队，在锡拉库萨的大港口追获并击沉了雅典人的舰队。

　　与萨拉米斯海战之后的薛西斯一世不同，雅典人现在无法回家。因为部队士气低落、纪律涣散，他们无意中透露了口令，从而输掉了一场关键的战役。他们缺乏食物和干净的饮用水，只能喝下混着血的水。他们将战亡者的遗体遗弃在战场上，这是闻所未闻的亵渎神明的行为。最后，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投降，在锡拉库萨采石场内被监禁数月，没有遮风避雨之处，缺衣少食，周围全是腐烂的尸体。修昔底德感叹道：“人类所知晓的一切苦痛，他们无不体验过一遍。”

　　战略需要一种全局观，能够揭示各个部分的重要性。雅典人在西西里岛便失去了这种全局观。超过一半的雅典帝国军队在那里聚集，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返回。与此同时，正如一位现代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斯巴达人在距离雅典城墙13英里的地方扎营，成千上万的奴隶从阿提卡撤离，而从赫勒斯滂海峡到爱琴海南部的属国盟友都蠢蠢欲动，计划起义” 。双方实力差距达到了难以名状的程度，但在转到其他话题之前，或许我们应当回顾修昔底德关于未来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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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雅典人在西西里岛投降的2 382年后，美国派遣了543 000名士兵前去协助越南共和国，即后来亨利·基辛格口中的“一大片陆地上的一个小半岛”。截至1969年，平均每周有200名美国人在中南半岛丧生。越南共和国于1975年投降，截至此时，共有58 213名美国人在这场战争中阵亡。这使越南战争成为美国历史上成本第四高的战争，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失败的一场战争，其中理由也最难以解释。

　　越南战争不像朝鲜战争那样以闪电战开始，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联合持久抗战，最终迫使美国撤军。越南战争也不是为更大国家而打的代理人战争，由越南民主共和国决定何时开战，如何行动，以及如何停战，由苏联和中国提供支援。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中苏两国关系恶化，之后不久两国与美国的关系都有所缓和。

　　与此同时，其他地方正在发生很多事。1969年，苏联在战略导弹能力方面超过了美国。1968年，苏联粉碎了当时从内部改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有希望的努力——“布拉格之春”。1967年，以色列击败其阿拉伯对手并占领约旦河西岸，重塑了中东地区的局势。1966年，法国从北约撤军，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开始外交接触。1965年，美国的种族暴乱和反战抗议活动达到内战以来的最严重水平。整个20世纪60年代，在离佛罗里达海岸90英里的地方，部署有一颗自称来自苏联的卫星，这里也曾部署核弹头导弹，险些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与当时美国的整体利益相比，美国在越南几乎没有什么利益关系，为什么美国人在越南战争中投入如此之多？我认为，修昔底德笔下类似的历史事件提供了一个答案。公元前432年，伯里克利告诉雅典人，迈加拉可能看起来无关紧要，但如果屈服于这件小事，“对方就会得寸进尺，提出更高的要求”。1963年11月22日早晨，约翰·F.肯尼迪曾警示得克萨斯州的听众，“如果没有美国，越南共和国将在一夜之间崩溃”，而且美国在世界各地的盟友都将变得不堪一击。伯里克利曾坚称：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采取一切手段，抵抗敌人的进攻”。肯尼迪则补充道：“我们仍然是通往自由之门的基石。”

　　无论这两起事件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相差多远，这些说法都站不住脚。如果一个国家的名誉受到质疑，那么其能力必须变得无限强大，否则虚张声势将成为常态。这两种方法都不可持续：这就是为什么长墙最初得以存在。它是将重要的东西和不重要的东西区分开来。一旦模糊了两者之间的界限，导致长墙倒塌（正如伯里克利和肯尼迪所做的那样，不愿有所舍弃），则恐惧就会变成实际的景象，景象会投射成为映象，并且随着映象不断扩大，它会变得越来越模糊，从而难以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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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越南共和国垮台后不久，1975—1976学年，被分配到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每位军官都收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邮件包裹。打开后是一本厚厚的平装书，每位军官都被要求在到纽波特报到之前从头到尾阅读此书。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曾在越南服役，有的人甚至数次上过越南战场。他们身边都有战友在那里牺牲或负伤。没有人想谈论起这场战争，而且截至此时也没什么与此有关的历史书可读。但我们可以读修昔底德，这就足够了。

　　我被海军上将斯坦斯菲尔德·特纳招募来共同教授“战略与政策”课程，尽管我比所有“学生”都年轻，也没有任何军事经验。这位将军对资历并没有严格的要求，但坚持要求将古典著作与现代事务相结合。他决定，我们的课程将覆盖越南战争（这里毕竟是一所战争学院，而且他是校长），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要跨越大约2 500年的历史长河。因此，在我的研讨课上，我们开始讨论这位古希腊人，在此之前，我对他的认知只是一座严肃的雕像。

　　本着修昔底德的精神，我们很快就开始反思一些相似之处。首先是一般化的概念：围墙、军队、海军、意识形态、帝国。其次是更具体的战略：雅典人与斯巴达人谁更好地做到了目标与能力相匹配？再次是类比：从中我们能否领悟到关于冷战的问题？又次是民主制度：雅典的民主制度是否导致了自我毁灭？最后是问题：当雅典人派遣了一支军队前往西西里岛时，他们是怎么想的？在这个阶段，同学们开始时都噤口不言，之后便都畅所欲言。在越南战争这一议题上，我们谈论了好几个星期。我们不只是在讨论，我们那时其实还在做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治疗，那时这一疗法还没有名字。是修昔底德教会了我们这一切。

　　我花了几十年时间，想弄清楚为什么这种方式能行得通。终于，在2008年秋天为耶鲁大学新生开设的一门研讨课上，我找到了答案。这些学生年纪轻轻，是我在纽波特认识的那些军官的孙子辈。他们之中没人经历过战争，但他们都读过托尔斯泰，因为秉承着特纳将军的精神，我要求他们逐字逐句阅读《战争与和平》。他们不仅这样做了，而且之后即使在我没有将其布置为阅读任务的日子里，他们也开始提起这部小说。有一天，我问他们，生活轨迹完全不同的安德烈公爵、娜塔莎和笨手笨脚的皮埃尔之间有没有什么共同点？一如在纽波特的场景，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后，有三个学生异口同声地说出了同样的话：“他们让我们感到不那么孤独。”

　　修昔底德不会这样说，但我认为，当他鼓励读者“通过认识过去更好地理解未来（因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未来即使不是过去的镜像，但同过去总是相似的）”时，他想要表达的正是这一观点。因为若不能感知过去，未来可能只剩下孤独：健忘症会令人饱受孤独的痛苦。但是，仅仅以静态的方式了解过去（将其视为固定在某个时间和空间）同样毫无益处，因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且规模也是从小到大，再从大到小，不断转换的。我们通过历史事件、文学作品或两者的结合来了解这些。因此，修昔底德和托尔斯泰与我们的距离比你想象的更近，我们很幸运能够随时参与他们的研讨。 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