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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章 “不倒翁”邓小平

　　只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才能充分体会邓小平给中国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喧嚷的城市、兴旺的建筑业、拥堵的交通、因增长率偶尔受到通货膨胀影响而左右为难——与共产主义完全不搭界的为难，其他时候则被西方民主国家视为对抗全球衰退的堡垒——这一切在贫乏单调的毛泽东时代根本无法想象。那时候农村是人民公社，经济停滞不前，老百姓穿着一致，人人引述“红宝书”中的毛泽东语录来表彰革命热情。

　　毛泽东推翻了传统旧中国，以其断壁残垣为最终现代化的建筑基础。邓小平则有勇气靠个人的积极性和坚韧不拔来实现现代化。他取消人民公社，提高省一级的自主权，开始了他所谓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今的中国——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拥有最多外汇储备，多个城市都盖起了高于帝国大厦的摩天大楼——就是对邓小平的高瞻远瞩、锲而不舍和实事求是的见证。

　　邓小平的第一次复出

　　邓小平的仕途不胜坎坷，也令人难以置信。1974年邓小平成为美国的主要会谈对象时，我们对他知之甚少。在1966年因“走资派”罪名被打倒之前，他是掌共产党大权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总书记。我们得知，1973年毛泽东不顾政治局激进分子的反对，亲自干预，恢复了他在中央委员会的职位。虽然邓小平刚回北京不久江青就公开冷落他，但是显然他对毛泽东来说是重要的。毛泽东还一反常态，对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受羞辱表示歉意。这些报告里还说，在与一个澳大利亚科学代表团谈话时，邓小平做了一次标志性的讲话。他说中国是穷国，需要与像澳大利亚这样先进的国家进行科学交流，向它们学习——中国领导人从来没有如此坦率过。邓小平还要澳大利亚访客在中国旅行时不只要看中国的成就，还应该看看中国的落后，说这样的话在中国领导人当中他也是第一人。

　　1974年4月，邓小平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抵达纽约，出席联合国经济发展特别大会。中国代表团名义上由外交部长率领，但当我邀请他们出席晚宴时，究竟谁是代表团的高级成员立即一目了然。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情报有误，他的复出并不是为了减轻周恩来的负担，而是奉命取代周恩来。好几次我们友好地提到周恩来，他们一概听而不闻。每当提起周恩来的讲话，他们就以毛泽东与我谈话的类似内容来回答。

　　其后不久，邓小平即被任命为负责外交政策的副总理，不久又加上了对国内政策有监督权的第一副总理的称号——非正式取代了基本上只挂着总理空头衔的周恩来。

　　就在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后不久，邓小平就被停止了一切工作。其后七年，他被下放到江西一个拖拉机修理厂“劳动改造”。他的家人也被认为有意识形态问题未能躲过红卫兵一劫。他的儿子邓朴方遭红卫兵凌虐，被人从北京大学的楼顶推下，背部摔伤却无法就医，自此瘫痪。

　　中国人众多特点之一就是，有许多人不论社会让他们受过什么样的折磨和冤屈却依然关心民生疾苦。我认识的“文化大革命”受害者中就没有一个人主动跟我诉说过他们吃过的苦，在被问起那段往事时，他们往往三言两语简单带过，有时还半幽默地把“文化大革命”看作一场必须承受的严重天灾，而不是影响一生的浩劫。

　　邓小平也属于历经磨难依然关心国民疾苦的中国人。1969年面对国际危机时，毛泽东把四位下放的老帅请回来共商国策，而后来邓小平也是这样被恢复职位的，并被确立为国家危难之际的最佳或唯一的储备理政人选。

　　在习惯了毛泽东的哲学宏论和形象比喻，以及周恩来儒雅庄重的职业精神之后，面对邓小平言语辛辣、单刀直入的作风，偶尔犀利反讽的插话，不喜欢空谈理论而喜欢着眼于极度实际问题时，我花了相当一段时间才把自己调整过来。他个子矮小、身体结实，进屋时就像有风力相助，坐下来就直切正题。他很少在寒暄上浪费时间，也觉得没有必要像毛泽东那样以寓言为包装来掩饰锋芒。邓小平不像周恩来那样让你有一种亲切感，也不像毛泽东那样把我视为哲学同道（而且毛泽东觉得同道中配得上与他论事的也只有寥寥几位）。他的态度是，我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国事而来，又都是成人，对小小不言的摩擦不该介意。周恩来有英文基础，偶尔也会说几句；而邓小平则自称是“土包子”，而且坦承“语言太难了，我在法国求学的时候就没学会法语”。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对这位眼神忧郁、曾几度大起大落却仍矢志不移、顾全大局，并在日后逐步振兴中国的强悍的小个子产生了无比敬意。1974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的废墟上，邓小平开始筹建将在21世纪把中国变成经济超级大国的现代化。

　　1974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时，并没有让人感觉到他会成为一位历史性人物。他既未发表过任何哲学宏论，也没有像毛泽东那样就中国人民的独特命运高谈阔论。他的讲话相当单调，许多都涉及一些实际细节：他谈论过军队纪律的重要性和冶金部的改革问题；他呼吁增加每日火车运行的车皮数量，严禁驾驶员工作时饮酒，并规定他们的午休时间。这都是些事关技术，并无深意的讲话。

　　“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和“四人帮”仍近在咫尺，讲求日常工作的务实本身就是大胆言论。有十年的时间，毛泽东和“四人帮”主张用无政府状态作为社会组织手段，通过没完没了的“斗争”来纯净国家，经济和学术工作则任由外行胡作非为。“文化大革命”把追求意识形态的狂热提升为真诚的标志，邓小平号召大家重新讲求秩序、敬业和效率就算得上是大胆倡议了，而这在发达世界几乎就是老生常谈。有十年的时间，红卫兵无法无天，险些毁了邓小平的事业和家庭。他的实事求是作风把中国从走历史捷径的大梦中唤醒，重回必须依据宏图伟略按部就班实现历史的现实世界中。

　　1975年9月26日，在一篇题为《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的讲话中，邓小平提出了他的若干标志性的论点：必须强调科学与技术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中国劳动队伍的重新专业化；鼓励发挥个人才干和积极性——这恰恰都是因政治清洗、“文化大革命”时期大专院校的关闭和靠意识形态提升庸才而遭受重创的方面。

　　尤为重要的是，邓小平设法断然结束了19世纪以来在中国不断出现的外国是否可堪中国借鉴的辩论。他坚持中国应更强调“专”而不是“红”（他甚至鼓励“怪才”在专业上刻苦钻研），并且对在专业领域有所成就者予以奖励。这根本改变了过去数十年来政府干部和工作单位全权掌管个人教育、事业和生活每一细节的做法。毛泽东凡事都上纲上线，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而邓小平则认为意识形态应该为“专”服务：

　　这一段时间一些科研人员打派仗，不务正业，少务正业，搞科研的很少。少数人事业心强，只能秘密搞，像犯罪一样……像这样一些世界上公认有水平的人，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 注释标题 “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1975年9月26日”，http://web.peopledaily.com.cn/english/dengxp/vol2/text/b1080.html。

　　邓小平把中国传统的要务界定为要实现“安定团结”。虽然毛泽东当时还亲理政事，“四人帮”势力仍然庞大，邓小平的地位尚未至巅峰，但他还是直言不讳地讲到了需要“整顿”：

　　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我在政治局讲了几个方面的整顿，向毛泽东同志报告了，毛泽东同志赞成。 注释标题 “各方面都要整顿（1975年9月27日、10月4日）”，“军队要整顿（1975年1月25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7页。

　　毛泽东在“赞成”的时候，到底赞成的是什么则不清楚。如果邓小平的复出是为了找一位比周恩来更重视意识形态的人物来取而代之，结果将适得其反。邓小平对秩序和稳定的定义继续成为“四人帮”强烈挑战的借口。

　　领导人相继辞世与华国锋上任

　　邓小平还未全面启动他的改革方案，中国的权力结构又发生了大变动，他自己也再一次遭到打压。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与癌症斗争多年后不治逝世。人们对他的逝去表达了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哀恸之情。邓小平在1月15日周恩来追悼会致的悼词中赞扬周恩来的人品：

　　他光明磊落，顾全大局，遵守党的纪律，严于解剖自己，善于团结广大干部，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他广泛地密切联系群众，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我们要学习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以身作则，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 注释标题 转载邓小平所致“悼词”，《中国季刊》，第65期（1976年3月），第423页。

　　周恩来的所有这些品质——特别是他对团结和纪律的维护——却正是他在1973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招致批评的原因，会后周恩来即被剥夺了权力（虽然仍保留职衔）。所以邓小平宣读这段悼词是需要相当的勇气的。在悼念周恩来的示威发生后，邓小平再次遭打压，被免除了所有的官职。

　　五个月以后，毛泽东逝世。他去世前唐山发生了毁灭性的大地震——有的中国人认为地震就是毛泽东辞世的前兆。

　　林彪倒台、周恩来与毛泽东的相继辞世让党和国家的未来顿失依靠。毛泽东之后没有任何人的威信可与毛泽东相提并论。

　　由于毛泽东后来怀疑“四人帮”有野心，很可能也怀疑他们能否担当大任，于是一手提拔华国锋。华国锋至今仍是个谜一样的人物。他任职时间不长，除了是毛泽东的继任之外并无特别建树。周恩来逝世后，毛泽东先是任命他担任总理一职。毛泽东逝世后不久，华国锋就继承了毛泽东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位，但不一定有实权。随着华国锋领导地位的攀升，他沿袭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但他又展现不出像毛泽东那样的魅力。华国锋的经济方案被人们称作“洋跃进”，不禁让人联想到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工业农业政策的惨败教训。

　　华国锋对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理论的主要贡献就是他在1977年2月关于“两个凡是”的宣告：“凡是毛泽东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远远称不上是足以激励人心奋勇坚守的原则。

　　我与华国锋一共见过两面，第一次是1979年4月，第二次是1979年10月他在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时。他这两次的表现都让人完全料想不到他会最终消逝，被全然遗忘。他与吉米·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的谈话记录也一样解释不了这个问题。华国锋谈话时表现出了中国高级官员会见外宾时必有的沉稳；他相当熟悉情况，十分自信，只是不如周恩来娴熟，更没有毛泽东的辛辣讥讽。我们想不到他的消逝会像他蹿升一样突然。

　　华国锋所缺乏的是政治拥护者。他之所以获得权位，是因为他不属于两大竞争派系——“四人帮”或以周恩来和邓小平为代表的温和派——的任何一方。但一旦毛泽东不在了，华国锋既想不加批判地遵循毛泽东集体化和阶级斗争的教条，又想要邓小平的经济和技术现代化，结果反而被这个极大的矛盾拖垮了。“四人帮”信徒反对他，觉得他不够激进；邓小平与其支持者越来越公开地反对他，认为他不够务实。他斗不过邓小平，虽仍居最高领导之职，但已逐渐无缘主宰国家命运。

　　但是，自巅峰下滑以前，华国锋做了一件事，其后果非同小可。毛泽东死后不到一个月，华国锋就与温和派——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受害高干——联手逮捕了“四人帮”。

　　邓小平的攀升——“改革开放”

　　在这个变幻莫测的环境里，1977年邓小平又一次在被打倒后复出，并开始描绘一个中国现代化的远景。

　　从官僚政治的意义上讲，邓小平当时的地位可谓十分不利。华国锋执掌着所有从毛泽东和周恩来承袭下来的关键职位：他是共产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他又有毛泽东的明确支持（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对华国锋说过“你办事，我放心”的话）。邓小平在政界和军界的职务虽得以恢复，但凭他的正式官位怎么说还都是华国锋的部属。

　　他们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观点比较接近，但两人对中国未来的看法则相去甚远。我1979年4月访问北京时，曾分别与这两位领导人会见。两人都发表了自己的经济改革想法。中国领导人在思想体系和实践方面的分歧如此明确，我还是唯一一次碰到。华国锋叙述了如何用传统苏联式方法来刺激生产的经济方案，处处根据五年计划，侧重重工业，以人民公社为基础，通过农业机械化和化肥的使用来改善农业生产。

　　邓小平则拒绝这些条条框框。他说必须让老百姓关注自己的生产；消费品应优先于重工业；中国农民的才智必须得到解放；共产党需要少管一些，政府必须将权力下放。我们的谈话在宴会席上还在继续，会场摆了好几张圆桌，我被安排坐在邓小平的旁边。在晚宴性质的谈话中，我提到了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间的平衡问题。邓小平强调，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差别极大的国家，权力下放十分重要。但他说这还不是最大的挑战；中国必须引进现代技术，还将送几万名学生出国留学（“西方教育没什么好怕的”），“文化大革命”的危害将永远结束。邓小平并没有提高嗓门，但这时邻桌却都鸦雀无声。其他在场的中国人都挨着椅子边坐着，真诚专注地倾听着这位老人勾画他们的未来远景。“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做对，”邓小平说，“我们已经错了太多次了。”不久，华国锋即从领导班子淡出。以后十年，邓小平就将他1979年宴会上的话付诸行动。

　　邓小平之所以得势，是因为他几十年来在党内，特别是在人民解放军内部建立了关系，政治方法又比华国锋高明得多。他是位历经数十年党内斗争的老将，知道如何利用意识形态争论为政治目的服务。邓小平在这段时期的讲话可谓意识形态灵活运用和政治态度模棱两可的典范。他的主要手法是把“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提升到“毛泽东思想基本原则”的高度，而这个提法在毛泽东在世时并不广为人知。

　　与每一位进行权力角逐的中国人一样，邓小平也小心谨慎地把自己的想法用毛泽东的话加以包装，大量引用毛泽东的讲话（有时还巧妙地断章取义）。起码自1960年中期以后，毛泽东对具体的国内问题就没有做过特别的强调；一般来说，他的主张应该是意识形态挂帅，认为意识形态可以凌驾于实践经验之上。利用毛泽东正统思想理论中的只言片语，邓小平放弃了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照邓小平的说法，毛泽东是位实用主义者：

　　同志们请想一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是不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呢？这种根本观点有没有过时，会不会过时呢？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那还说得上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那会把我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 注释标题 “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6月2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2页。

　　借维护正统毛泽东思想之名，邓小平批判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因为它意味着毛泽东是不会犯错的，而这一点连伟大舵手本人都从来没说过。（但另一方面，毛泽东会犯错这一点在毛泽东生前也极少有人提。）邓小平引用了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评价——七分正确三分错误——言外之意就是毛泽东自己也应当三七开（这很快就成了党的官方政策，直至如今）。他同时还指责毛泽东的指定接班人华国锋生搬硬套，篡改了毛泽东的思想：

　　“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 注释标题 “‘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1977年5月24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6月2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51页。

　　换言之，没有一成不变的正统思想。中国的改革将以是否有效为基本依据。

　　邓小平日益急迫地强化他的基本论点。在1977年5月的一次讲话中，他说中国应该比日本19世纪大刀阔斧的现代化运动“干得好”。他又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来鼓励实质上的市场经济，邓小平说，“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可以超越“日本新兴资产阶级”的现代化（这话让人感觉其实是在激励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毛泽东用一个超现实的光辉未来来争取民众支持，邓小平则不然，他要老百姓为克服落后下大力气：

　　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 注释标题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977年5月24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6月2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53页。

　　在邓小平巩固权力之时，这些原则就变成了中国努力成为世界大国的行动座右铭。毛泽东对增加中国的国际贸易或加强其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似乎兴趣不大。在毛泽东去世时，美国对华的总贸易额是3.36亿美元，尚略低于美国对洪都拉斯的贸易额，是美国对台贸易的1/10，而台湾地区人口只占全中国的1.6%。

　　中国成为今日的经济超级大国应归功于邓小平，因为他履行了作为一个领导人的最终职责——让社会呈现了崭新面貌。社会依赖一般行为标准来运作，靠沿袭旧制来维持——但要有富有远见的领导才得以进步。这样的领导人知道该做什么，同时还有勇气看准就干。

　　与毛泽东不同，邓小平以另一种中国的传统治国——统治者拥有无形但又无处不见的无上权力。

　　许多文化，起码所有的西方文化，都凭借与被统治者一定的亲民关系来维系统治者的权威。所以，雅典、罗马以及多数西方多元国家才认为雄辩术是治国的资产。中国没有重视口才的一般传统（毛泽东可以说是个例外）。传统上，中国领导人的权威并不在乎雄辩术或与百姓的接触。依据中国的仕宦传统，为官者基本上不露面，全凭政绩服人。邓小平不居高位，拒不接受任何名誉荣衔，很少上电视，政治实践几乎全在幕后；他的执政作风不像帝王，倒像个士大夫。

　　毛泽东治理国家靠的是中国人民的耐受力，他们要承受他的个人愿景带给他们的苦楚；邓小平则仰赖解放中国人民的创造力，实现他们自己理想的未来。毛泽东相信中国“人民群众”有不可思议的力量，纯粹凭借意志力和意识形态能克服一切障碍，推进经济发展；邓小平对中国的贫穷及其与发达世界在生活水平方面的巨大鸿沟直言不讳，他宣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需要获得外国技术、专长和资本来补救缺失。

　　邓小平的复出在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到了全面体现。全会提出了体现邓小平以后所有政策特点的口号——“改革开放”。中央委员会与毛泽东的正统思想决裂，同意了与周恩来四个现代化相呼应的务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政策。在农业方面，再次允许发挥个人积极性。原来被定性为“反革命”的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得以平反，在朝鲜战争中担任司令员、后来因批评“大跃进”而被毛泽东清洗的元帅彭德怀沉冤终得昭雪。会议结束时，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口号。在毛泽东对生活当中几乎所有问题都提供了解答长达十年之久以后，邓小平强调的则是需要放松意识形态禁锢，鼓励“独立思考”。

　　邓小平用林彪暗指“四人帮”和毛泽东的某些方面，谴责搞“禁区”和“官僚主义”。需要以实际成绩取代意识形态正确性；太多人拣最容易的路走，结果因循守旧：

　　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注释标题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4页。

　　独立、创造性的思考将是未来主要的行事准则：

　　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 注释标题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4页。

　　但与毛泽东正统思想的决裂也暴露了改革者的两难之处。革命者的两难在于多数革命是为了反对人们所认为的权力滥用；但是既有的义务破坏得越多，重建义务感需要花的力气就越大。所以，革命的结果常常是中央权力的增加——革命范围越大，越是如此。

　　而改革者的两难则与此相反——选择的范围越大，界线的划分就越困难。为了追求生产力，邓小平强调“独立思考”的重要性，并主张“全面”解放思想。但是，有人在思想解放后要求政治多元化怎么办？邓小平的远景需要“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但这一远景的前提是闯将只限探讨建立繁荣中国的具体道路，而不涉足对最终政治目标的探讨。邓小平对解放思想同时保持政治稳定是怎么设想的呢？他是否认为既然中国没有更好的选择，也只好冒险一试？还是按中国传统，他认为不会出现对政治稳定局面挑战的可能性，特别是在他正着力改善民生并让百姓比过去自由得多的时候？邓小平的经济自由化和民族振兴构想并不包括朝西方认同的多元民主方向有太大的移动。邓小平之所以设法维系一党执政，并不是因为他乐于享受权力带来的特权，而是因为他认为不这样国家就要乱。

　　邓小平不久即被迫面对这些问题。20世纪70年代，他曾鼓励个人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抒发不满。但当这一新言路的开放演化为多元主义的萌芽时，邓小平不得不在1979年详细讨论他对自由的性质及限度的理解：

　　最近一段时间内，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少数人的闹事现象。有些坏分子不但不接受党和政府的负责人的引导、劝告、解释，并且提出种种在目前不可能实现的或者根本不合理的要求，煽动、诱骗一部分群众冲击党政机关，占领办公室，实行静坐绝食，阻断交通，严重破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 注释标题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1页。

　　从邓小平罗列的情况来看，这些事件并非孤立或偶发事件。谈到竟然公开要求美国关怀中国人权的“中国人权小组”时，邓小平说：“这种公然要求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是我们能够允许的吗？”邓小平罗列的事件中还包括“上海民主讨论会”，邓小平说这个团体就是主张恢复资本主义。在邓小平看来，其中有些团体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有秘密勾结，他们中间有的人要求到外国去政治避难。

　　这是令人吃惊地承认了存在政治挑战。邓小平对其范围的了解很清楚，至于如何应对则不那么清楚：

　　同这些人的斗争不是很简单的、短时间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必须努力做好工作，把受他们蒙蔽的群众（其中许多是天真的青年）同这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分离开来，要按照法律，对这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进行严肃的处理……

　　什么是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呢？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 注释标题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2~183页。

　　虽然邓小平坚持以威权方式执政，但他还是放弃了个人崇拜，拒绝清洗他的前任华国锋（而是让华国锋逐步淡出），并开始有序地规划自己的接班人。邓小平在巩固政权后，也拒绝担任大多数党内正式要职。1982年他在北京与我会面时说：

　　邓小平：……我也差不多快过时了。

　　基辛格：这从阅读党代会的文件可看不出来。

　　邓小平：我现在是在顾问委员会挂名。

　　基辛格：我认为这是自信的表现。

　　……

　　邓小平：领导班子的老化使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好留下历史经验和教训……

　　基辛格：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你才好。

　　邓小平：我有好几顶帽子。我是政治局常委、顾问委员会主席，又是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主席。我想把它让给别人，我的头衔太多了……我的头衔太多。我要干得越少越好。同事们也希望我少干杂事，就为了让我活长一点儿。

　　邓小平打破了毛泽东的先例，没有自认是哪一方面的天才，反而谦称自己没有专长。他让下属去创新，只要行之有效就予以支持。言谈一贯率性直爽的他在1984年外国投资会议上就曾说：“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但是如何搞开放，一些细节，一些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我就懂得不多了。”

　　就在邓小平详细规划其国内远景时，他渐渐成了中国在世界上的代表人物。在1980年2月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五中全会上，华国锋的支持者或被降职或被解职，胡耀邦和赵紫阳进入了政治局常委。这一重大变动引起了不小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在19世纪中国自强运动的维新派失败一百年之后，邓小平开始让中国在改革的路上勇往直前，日后中国终于以其成就和悠久历史重现辉煌。 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