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十一章 毛泽东时代的结束

　　在中国外交革命的每一阶段，毛泽东总是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实用主义和革命热情之间挣扎。他冷静地做出了必要的选择，决定走实用主义路线，但永远心有不甘。当我们在1972年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时，他已经病了，还说他已经收到了“上帝的邀请函”。他越来越依靠个人魅力和操纵反对派来治理国家，使大部分国家机构遭到了破坏或变得激进，甚至还包括共产党。如今他的执政已接近尾声，他对权力的掌握，以及他的操纵能力，都已力不从心。“林彪事件”后，毛泽东没有了公认接班人，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也没有蓝图可循。

　　接班危机

　　毛泽东并没有选一位新的接班人，他从对中国未来前景持不同看法的两派人中间提拔干部，让中国陷入了一场极其复杂的政治争夺战。一边是周恩来和后来的邓小平领导的务实的行政干部，另一边则是围绕在江青和她的上海帮（日后被毛泽东斥称为“四人帮”）激进分子四周的意识形态拥护者，他们坚持把毛泽东思想当成教条。居于两派当中的就是毛泽东后来的接班人华国锋，他能娴熟掌握和处理毛泽东所珍视的各种“矛盾”。这一近乎不可能的（后来证明是谁也应付不了的）任务就落在了他的肩上（下一章会讲到他短暂的接班人生涯）。

　　这两大派对文化、政治、经济政策和与权力相关的特权——简而言之，就是对如何治理国家——进行过多次争论，但背后根本的潜台词则涉及19世纪和20世纪初中国的仁人志士一直在思考的哲学问题：如何界定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还有外国人那里是否有可借鉴之处。

　　“四人帮”主张向里看。他们想从中国文化和政治中把一切可疑的影响因素（包括凡是他们认为是外国的、“修正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传统的、资本主义的或有反党可能的因素）全盘滤出，重振中国革命斗争和极端平均主义的道德规范，并使社会生活重新回归到对毛泽东宗教般的崇拜上来。毛泽东的妻子、演员出身的江青总抓对传统京剧的改革，发展革命样板戏，并编排革命芭蕾舞剧——包括1972年为尼克松总统演出并让美国代表团成员看得目瞪口呆的《红色娘子军》。

　　在林彪身败名裂后，江青等“四人帮”未受波及。他们旗下的理论家基本上掌控了中国的媒体、大学和文化领域，而这些人利用这一影响乘机诋毁周恩来、邓小平和他们所谓的中国“修正主义”倾向。但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也得罪了不少头面人物，使得他们接班无望。另外，与军界或长征老将疏于联系，让他们更无缘最高领导一职。这四人分别是影星和戏剧制作人、想问津中国历史上只有寥寥可数的女性曾担当过的高位的江青，新闻记者和政治理论家张春桥，左翼文艺评论家姚文元，还有全无拥护基础，只因煽动工人造反工厂管理层而青云直上的无名保卫干事王洪文。

　　“四人帮”的对立阵营是以周恩来及其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务实主义者。虽然周恩来本人是忠诚的共产党员，追随毛泽东左右达数十年之久，但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他所代表的却是秩序和节制。不论是他的批评者还是崇拜者，在他们眼中，周恩来都是中国长期仕宦传统中的最佳代表——温文儒雅，学养深厚，个人生活作风正派，政治立场不偏不倚。

　　邓小平的作风虽不同于周恩来的文质彬彬，但他与周恩来一样，期望在革命原则与秩序之间求取平衡并追求繁荣的中国远景，并且在这方面甚至比周恩来走得更远。最终，也是他厘清了极左意识形态与务实的经济改革之间的矛盾。

　　中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曾涌现出许多革新志士，他们想在保留中国精髓的同时，用西方的技术和经济创新来振兴国家，有人因此指责他们“卖国”。周恩来被视为中美关系改善和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力图恢复国内事务正常运作的推手，而这两件事都被“四人帮”斥为背叛革命原则之举。邓小平以及一些与其理念相同的官员主张经济实用论，“四人帮”则指责他们想搞资本主义复辟。

　　毛泽东的身体日益衰弱，中国领导层忙于权力斗争以及对中国未来命运的辩论，这一切深深地影响着中美关系。当激进派得势时，中美关系就降温；当美国的行动自由受国内动荡限制时，激进派就更振振有词，他们认为中国完全没有必要在意识形态上妥协，把自己的外交政策与一个国内争吵不休并且无助于中国安全的国家扯在一起。直到最后，毛泽东还是设法一方面维护他的革命理论，一方面保全与美国的战略接近，设法平衡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因为他仍然相信后者对中国安全的重要性。他给人的印象是，既同情激进派，又出于国家利益不得不维系与美国的新关系，而美国国内的意见分歧也让他感到泄气。

　　毛泽东在他的鼎盛时期本有能力消弭内部冲突，但年迈的他却对自己一手造成的复杂局面越发感到左右为难。追随毛泽东四十年的周恩来便成了他矛盾心态的受害者。

　　周恩来失势

　　周恩来是我们每次会谈的主要对话人。在1973年11月那次访问中，我们注意到他比往常略显犹豫。但好在后来我们又与毛泽东长谈了近三个小时，这是我们对外交方针战略谈得最全面的一次。最后毛主席送我到前厅，官方发布的消息是主席和我“在友好气氛中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有了毛泽东拍板，所有的谈判都迅速顺利结束。最后公报把联合反霸的涵盖范围从（1972年《上海公报》中的）“亚太地区”延伸到了全球。公报重申需要进一步深化两国之间“权威级别”的磋商，增加交流与贸易，扩大联络处范围。周恩来说他将召回驻华盛顿的中国联络处主任，就双方同意加强对话的内涵做出指示。

　　当代中国历史学家指出，此时“四人帮”对周恩来的攻击正猛。我们从媒体中得知中国正在“批孔”，但并不认为这与外交政策或中国领导人有关。在与美国人打交道时，周恩来依然表现得镇定自若，只有一次他显得有失从容。在1973年11月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上，我泛泛地谈到我的观察，我说我觉得中国似乎基本上还是一个儒家社会，认为有一个单一、普世、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规范着个人行为和社会运转。我说，共产主义所做的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确立为那个真理的内容。

　　我记不清当时为什么会说这番话，这话虽然正确却没有考虑到毛泽东对儒家的批判——毛泽东声称儒家阻挠了他政策的执行。周恩来忍不住发火了，我见到他动火也就是这一次。他说儒家思想是阶级压迫学说，而共产主义则是解放哲学。而且他一反常态抓着这个话题不放，无疑这也是说给当时的翻译唐闻生和王海容听的，为的是以正视听。唐闻生与江青走得比较近，而王海容是毛泽东的侄孙女，经常在周恩来的团队中出现。

　　其后不久，我们就听说周恩来罹患了癌症，将不再每日亲临政务。紧接着就是一场剧变。访华之行以高潮结束，与毛泽东的会见不仅是所有对话中最具实质内容的一次；它的象征意义——会议的长度，送我到前厅的明显礼遇，措辞热情的公报——也在有意强调其重要性。在我离开的时候，周恩来对我说，他认为这是自秘密访华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对话：

　　周恩来：祝愿你一切顺利，也祝愿你们的总统。

　　基辛格：谢谢，谢谢你们一如既往的款待。

　　周恩来：这是应该的。一旦在1971年定了方向，我们就会坚持走下去。

　　基辛格：我们也是一样。

　　周恩来：所以我们才用“有远见”这个词来描述你与主席的会面。 注释标题 “会谈备忘录：1973年11月14日上午7：35~8：25于北京”，戴维·尼克尔斯编《中国：1973~1976》，《美国外交关系（1969~1976）》，第18卷（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2007年），第430页。

　　公报中说到的对话始终没有进行，基本接近尾声的经济问题的谈判也被搁浅。联络处主任回到了北京，四个月以后才回美。负责中国事务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称双边关系陷入“停滞状态”。不到一个月，周恩来命运的转变已露端倪，但详情不得而知。

　　事后我们才知道，就在上述会见等活动后不到一个月，毛泽东就让周恩来在政治局出席一场“批斗会”，解释他的外交政策。“批斗会”开完之后，政治局开会公开批判了周恩来：

　　总而言之，（周）在联合（美国）时忘记了防范“右倾主义”原则。主要是因为（他）忘记了主席的指示。（他）过高估计敌人的力量，低估了人民的力量。（他）没有掌握好外交路线需要与支持革命相结合的原则。 注释标题 杨奎松，夏亚峰，“在革命与缓和间摇摆：毛泽东的心理转变与对美政策（1969~1976）”，《外交历史》，第34辑，第2册（2010年4月），第414页。此次会议记录尚未公之于世。此处引文来自熟悉乔冠华外长关于这次政治局会议纪要的资深外交官王幼平尚未出版的回忆录。

　　到1974年初，周恩来已不再以决策人的身份露面，表面的理由是因他罹患癌症。但疾病并不足以解释他全然被遗忘的事实，没有一位中国官员提到他。我在1974年早些时候第一次与邓小平会面时，他一再提及毛泽东，但绝口不提周恩来。需要谈判记录时，中方的相关人员就引述1973年与毛泽东的两次谈话。以后我只见过周恩来一面，那是1974年12月，我带着几位家人一起到北京进行正式访问，我的家人也应邀出席了那次会见。在他们所说的医院，而在我看来更像国家级宾馆的地方，周恩来托词医生嘱咐他不得劳累避而不谈任何政治或外交话题。会见时间只有二十几分钟。这是一场刻意的安排，象征中美对话与周恩来的关系宣告结束。

　　周恩来之所以幸存是因为没有他不行，从根本上说也因为他的忠心——有人就批评他忠心过度。如今似乎风浪已过、彼岸在望，他也被剥夺了实权。他并没有像邓小平在十年以前那样与毛泽东的政策相左。凡跟他打过交道的美国人也没发现他有任何背离毛泽东讲话的地方（再说，主席似乎也通过每晚阅读会议记录在跟踪会议）。不错，周恩来是对美国代表团礼遇有加——虽然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这也是与美国建立伙伴关系必不可少的，是中国艰难的安全局势所必需的。我的理解是，这样做是为了从中国当时的大局考虑，而不是惧于我或任何其他美方个人所做的退让。

　　周恩来或许开始认为与美国的关系乃长久之计，而毛泽东则以为是阶段性战术，这也不无可能。周恩来或许认为经历“文化大革命”之后千疮百孔的中国只有结束孤立，真正成为国际秩序的一员才能实现振兴，但这也是我凭借周恩来的所作所为而不是他的言谈话语做的臆测。我们的对话从未到达个人间交谈的程度。周恩来的有些继任者往往在提到他的时候称他为“你的朋友周恩来”，尽管他们只是字面上这样说——即便略带讥讽——我也认为这是我的荣幸。

　　1975年1月，政治上已不再叱咤风云、形容憔悴、沉疴在身的周恩来最后一次现身，做了一次公开表态。当时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召开会议，依法周恩来还是总理。他在发言一开始就对几乎置他于死地的“文化大革命”和“批孔”运动言辞谨慎地加以赞扬，称颂它们“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这是对他追随了四十年的主席最后一次公开表示效忠。但发言讲了一半，就像纯粹是前言的逻辑延续一样，周恩来话锋一转，指出了一个全新方向。他重新提起了一个尘封已久的“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话题——中国应当在四个关键领域：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方面“全面现代化”。周恩来说他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发出这一号召的，但没说这指示是什么时候如何做出的。

　　周恩来劝勉国人在“本世纪结束前”实现“四个现代化”。与会人员听到这番话不可能注意不到周恩来有生之年将见不到目标的实现。并且，正如周恩来前一半发言所显示的，真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只有通过进一步的意识形态斗争。与会人员会记得他的话——半是预测半是挑战——要在20世纪结束以前，让中国的“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以后这些年里，就有人谨记他的号召，甚至甘冒严重政治和个人风险，极力主张走技术发展和经济自由化的道路。

　　与毛泽东的最后几次会晤：燕子和山雨欲来

　　1974年早期，随着周恩来的逐渐淡出，邓小平成了我们的对话人。虽然他刚刚政治复出不久，但主持事务时却有中国领导人似乎与生俱来的沉着自若作风，并很快就被任命为副总理。

　　此时，“一条线”战略在提出仅一年时间之后已被丢弃，因为它太接近传统的联盟概念，故而限制了中国的行动自由。取而代之的是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他指示邓小平在1974年的联合国大会上宣示这一观点。新对策以“三个世界”替代“一条线”：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二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根据这一观点，世界事务是在两个核超级大国冲突阴影下进行的。邓小平在发言中说：

　　两个超级大国既然要争夺世界的霸权，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不是你压倒我，就是我压倒你。它们之间的妥协和勾结，只能是局部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它们之间的争夺则是全面的，长期的，绝对的……它们可能达成某些协议，但是这种协议只不过是表面的和骗人的东西。 注释标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的发言（1974年4月10日）”（北京：外文出版社，1974年），第5页。

　　第三世界应当利用这个冲突为己图利：两个超级大国“激起了第三世界和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抗”，从而“为自己设置了对立面”。真正有力量的不是美国和苏联，“而是团结起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第三世界和各国人民”。

　　起码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三个世界”理论恢复了中国的行动自由。它允许作为权宜之计对两个超级大国区别对待，为中国在第三世界发挥积极、独立的作用提供了一种手段，同时还赋予了中国战术上的灵活性。但它还是不能解决毛泽东在1973年两次长谈中讲到的中国战略挑战：苏联在亚洲和欧洲均构成威胁；如果中国要加速经济发展，就必须融入国际社会；即便中美两国的国内政治演变迫使两国政府彼此对立，也必须维系两国之间的准联盟关系。

　　毛泽东是受到激进分子的影响，致使他对周恩来进行打压？还是一如他对周恩来之前几位革命元老的处理方式，利用激进分子打倒了他的第二把手？不论答案是哪一个，毛泽东都需要衡情度势。他同情激进分子，但作为深谋远虑的战略家，他也不会放弃美国的安全网；相反，他正设法在美国看来还是有效伙伴的时候加强这一网络。

　　美国有欠考虑地同意福特总统与苏联主席勃列日涅夫于1974年11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首脑会谈，这使得中美关系复杂化。当时的决定纯粹是出于实际考虑，福特作为新总统希望能与他的苏联对手见个面。他不可能出访欧洲而又不与渴望同这位新总统建立关系的欧洲领导人会面，但都要见的话福特的行程又安排不过来。在尼克松担任总统期间已经安排了总统出访日本和韩国，如果绕一下符拉迪沃斯托克，停留24小时就能让总统时间上富裕一些。计划此行时，我们忽略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一个世纪以前俄国通过中国经常严加斥责的“不平等条约”而划为己有的，加之该城又处于俄远东地区，亦即数年前因中苏冲突不断而促使我们重新评估对华政策的所在地，结果造成技术上的方便考虑压倒了外交上的基本常识。

　　1974年12月我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北京访问时，中国因符拉迪沃斯托克会议对美国的不悦相当明显。那是唯一我没能与毛泽东会面的一次访问。（因为你不可能要求会见，所以这一次怠慢也可以说是疏漏而不是回绝。）

　　除了那一次失策，不论中国和美国的内部政治如何摇摆，美国还是遵守尼克松政府做出的战略承诺的。万一苏联攻打中国，我服务过的两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杰拉尔德·福特——都会大力支持中国，并竭尽全力击败苏联的野心。美国决心维护国际均势，但我们认为，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全球和平，同时与这两大共产党国家保持对话应属上策。如果能与这两国保持比它们之间更密切的联系，我们将可实现最大的外交灵活性。毛泽东所说的“太极拳”正是尼克松与福特两届政府在经历越战、水门事件和未经民选的总统就任以后建立外交政策共识之必需。

　　就是在这样一种国际和国内环境下，我与毛泽东在1975年10月、12月进行了最后两次谈话。当时的背景是福特总统第一次访华。第一次会见是为两位领导人的会见做准备，第二次就是他们的实际谈话。这两次会见不仅总结了这位即将不久于人世的主席的最后观点，还显示了毛泽东无比坚定的意志力。他会见尼克松时身体已患病，现在则已病重，需要两位护士的搀扶才能从椅子上站起来，并且已经不能多说话。中文是种分声调的语言，病重的毛泽东让翻译把他衰弱的病体挣扎发出的喘音写下来，先给他过目，他点头或摇头之后才翻译。他虽然体力不济，但两次谈话思路却异常清晰。

　　更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临近生命尾声的谈话反映了他内心的煎熬。语带讥讽但又寓意深刻，刻意嘲弄但又同意合作，毛泽东的谈话最后一次集中体现了其与一套复杂的战略意识相抗争的革命信念。1975年10月21日谈话一开始，主席就对我前一天对邓小平说的一段套话提出了质疑。我当时对邓小平大致是说中国和美国对彼此并无所求。“如果彼此都无所求，你干吗要到北京来？如果双方都无所求的话，你干吗要到北京来，我们又为什么要接待你和贵国总统呢？”换言之，泛泛地表达善意对这位继续革命论的笃信者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他还在寻求一个共同战略，作为谋略家，他认识到凡事有先后，即使要暂时牺牲一些中国的历史目标也在所不惜。所以，他主动提到了上次会见时谈及的保证：“台湾事小，世界事大。”一如往昔，毛泽东以他特有的捉摸不定、孤高的耐心和含蓄的威胁把要务推到了极限——有时他的话意不是高深莫测就是难以捕捉。他不但继续像在他与尼克松的会晤和随后与我的会面中所表现的那样有耐心，而且他也不愿意把有关台湾的辩论与保护全球均势混为一谈。

　　不过，理顺国际安全问题刻不容缓。毛泽东认为按美国人的优先次序，中国在五大世界权力中心中敬陪末座，苏联高居第二，其次是欧洲和日本。“我们看你们是借助我们的肩膀跳到莫斯科，现在这个肩膀没用了。你看，我们排第五，是小拇指。”此外，毛泽东还说欧洲国家虽然就实力而言排在中国之前，但它们对苏联不胜恐惧。他用了一个比喻来总结：

　　毛泽东：世界不太平，山雨欲来风满楼。风雨来临的时候，燕子就忙了。

　　唐闻生：他（主席）问我“燕子”的英文怎么说，还问我“sparrow”又是什么。我说两种鸟不一样。

　　基辛格：对，不过我希望我们对暴风雨的作用比燕子对风雨的作用大一点儿。

　　毛泽东：风雨的到来可以推迟，要完全阻挡可就难了。 注释标题 “会谈备忘录：1975年10月21日下午6：25~晚8：05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8卷，第793页。

　　当我说我们同意暴风雨即将来临，但会设法做最好的准备躲过暴风雨时，毛泽东言简意赅地答道：“敦刻尔克。”

　　毛泽东解释道，美国在欧洲的军队不足以对付苏联的地面部队，而舆论又反对使用核武器。他不同意我关于美国为防御欧洲肯定会使用核武器的说法：“有两种（撤兵）可能性。一种是你说的可能性，另一种就是《纽约时报》说的可能性”。（指的是《纽约时报》记者德鲁·米德尔顿在《美国能否赢得下一场战争》一书中怀疑美国在与苏联争夺欧洲的全面战争中能否获胜。）主席又补充道，无论如何，这都无关紧要，因为在哪种情况下中国都不会仰赖其他国家的决定：

　　我们会用敦刻尔克战略，让他们先占领北京、天津、武汉和上海，通过这套战术我们就能得胜，敌人就会败北。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和第二次都是这么打的，胜利都要等一段时间。 注释标题 “会谈备忘录：1975年10月21日下午6：25~晚8：05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8卷，第794页。

　　同时，主席还用围棋棋盘来说明他的国际观察。欧洲“太散，太松”，日本意欲称霸，德国统一当然好，但只有在苏联更衰弱以后才可能，而苏联“不打一仗，实力是弱不下来的”。至于美国，“水门事件没有必要搞成那个样子”——为了国内是非而搞垮一位强而有力的总统。毛泽东邀请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访问中国——或许作为福特总统访问的随行人员——到靠近苏联的新疆、东北等边疆地区去转一下，想必是为显示美国愿意冒与苏联对抗的风险。因为据称施莱辛格对当时的缓和政策表示过异议，这也是中国意欲插手美国内部讨论的稍嫌露骨的做法。

　　一部分困难来自视角问题。毛泽东知道他已不久人世，所以急于确保他的设想以后仍为人们所接受。言谈间他有年事已高的感慨，明知人的寿数有限，却又无法充分正视这一现实，对他来说选择的范围正越来越小，而执行的手段越来越少。

　　毛泽东：我现在八十二了。（指着基辛格国务卿）你几岁啦？有五十吧？

　　基辛格：五十一。

　　毛泽东：（指着邓小平）他七十一。（挥挥手）等我们都死了——我、他（邓小平）、周恩来、叶剑英——你们都还活着。你看，我们老一辈的不行了，活不了多久了。 注释标题 “会谈备忘录：1975年10月21日下午6：25~晚8：05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8卷，第790页。

　　他还说：“你知道，我现在是外强中干。”但不管他身体如何老衰，体弱的主席却永远不甘处于被动地位。就在会议即将结束时——通常也是大家比较客气谦让的时刻——他突然态度强硬了起来，彰显了他不容置疑的革命资历：

　　毛泽东：你不知道我的脾气。我喜欢别人骂我（提高嗓门，用手敲打椅子）。你得说毛主席是个老官僚，那我就会赶忙来见你，而且会急着想见到你。你要是不骂我，我就不见你，安安稳稳睡我的觉。

　　基辛格：这让我们很为难，特别是称你为官僚。

　　毛泽东：我准哪（用手重拍椅子）。所有外国人都拍桌子骂我的话，只会让我高兴。

　　毛泽东又提起中国参与朝鲜战争的事，让威慑气氛进一步升温：

　　毛泽东：联合国通过了一个美国提出的决议，说是中国侵略了朝鲜。

　　基辛格：那是25年前的事了。

　　毛泽东：对，所以跟你没有直接关系。那是杜鲁门时代的事。

　　基辛格：对，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的看法已经改变了。

　　毛泽东：（手摸头顶）可是决议并没有取消，我现在还戴着这顶“侵略者”的帽子。我同样认为这是一种无上荣耀。好，好得很。

　　基辛格：这么说我们就不应该修改这项联合国决议了？

　　毛泽东：不，不用改。我们从来没有提出这个要求……不过，你可不可以帮我把这个声明公之于众，或者是在你的通报里公开地说一下？

　　基辛格：我想还是你公开为好。我不一定能做到历史上正确无误。 注释标题 “会谈备忘录：1975年10月21日下午6：25~晚8：05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8卷，第791页。

　　毛泽东要说明的起码有三点：第一，中国准备孤军作战，如同它在朝鲜战争中对付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单独应对苏联那样；第二，他重申了这些对抗所伸张的永远革命原则，超级大国再不喜欢他也不在乎；第三，如果目前这条路走不通，他完全可以重拾这些原则。对毛泽东而言，对美国开放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分歧的终结。

　　毛泽东的这番长篇大论正反映了他的极度矛盾。没有人比这位风烛残年的主席更了解中国的地缘政治所需，而在当时的历史阶段，这又与中国传统的自力更生理念有冲突。不论毛泽东对缓和政策如何不以为然，美国到底是与苏联对抗的首当其冲者，又是非共产世界军事开支的主要承担者。而这些都是确保中国安全的先决条件。我们与中国重新建立关系已进入第四个年头。我们同意毛泽东关于战略的总体看法，但把战略的执行权交给中国是做不到的，而毛泽东也很清楚这一点。可是他所反对的却正是那一点灵活余地。

　　与此同时，为确保世界了解我们之间持续的关系并得出正确的结论，中国发表了一项声明，宣布毛泽东“与基辛格博士在友好气氛中进行了谈话”。但是这个积极声明配发的照片却又给出另一种暗示：笑容可掬的毛泽东站在我妻子和我旁边，用手指在比画。

　　要总结毛泽东艰涩而简练的话语总是很困难，有时要参透都不容易。在一次给福特总统的口头汇报中，我说毛泽东的姿态“还是令人钦佩的”，我还提醒他这些人都是当年领导长征（在内战时期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事业，在连天炮火中跋山涉水完成战略撤退）的沙场老将。毛泽东的评论并不是针对缓和政策，而是三角关系中的哪一方可以在危机演化之初避免卷入。我对福特总统说：

　　我向你保证，如果我们真与苏联对抗，他们会打我们，也会打苏联，并且拉第三世界跟他们站在一边。与苏联友好对我们的对华关系最有利；同样，美中友好也对美苏关系最有利。我们的弱点就是问题所在——他们看到我们在（美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缓和政策方面都有麻烦。这正好中了他们的计。 注释标题 “会谈备忘录：1975年10月25日上午9：30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8卷，第832页。

　　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同时也是我秘密访华之行及日后对华政策的主要策划者温斯顿·洛德，就对毛泽东一番语焉不详的话加了一段精妙的解析，我转述给了总统：

　　主席的基本旨意和要点都很清楚，这显然构成了基辛格访问，甚至我们过去几年来关系演化的战略框架。但是有几段话非常难懂，意思含糊。大家都想从主席简单的三言两语中寻找细微含义或真谛。大多数情况下还能掌握大意，但其他时候也许并没有什么深层的含义，或者也就是一位高龄老人偶尔走了一会儿神……一个语焉不详的例子就是“你们能帮我治好我话说不清楚的毛病吗？”这很可能也就是他对自己的健康状况的慨叹，并不是真的要求医疗协助。但主席是不是指在中国（或在世界上）大家听不到他的声音，他的影响力受限制了，希望美国通过我们的政策帮他一把？他有让我们帮他“说清楚”的那层含义吗？ 注释标题 “政策规划司司长（洛德）草拟的文件（未标明日期，于华盛顿）”，《美国外交关系》，第18卷，第831页。

　　当时，我认为洛德的看法很可能太过牵强，但自从进一步了解中国内部的政治运作以后，我现在认为毛泽东的话有更多的含义。

　　不管如何，10月份为福特总统的访问铺路之行还是在当时中国内部紧张态势下的寒冷气氛中进行了。由于情况实在不乐观，我们决定把为期五天的总统访问缩短成三天，取消对北京以外两个地方的访问，改为在菲律宾和印尼作短暂停留。

　　我从中国回来的那一天，施莱辛格被解除国防部长一职，改由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继任。我事后才得知此事，也不愿见到有这样的结局。我确信这一定会引起一场华盛顿外交政策风波，肯定会有人对我们目前的外交进程提出质疑。其实，解职与毛泽东邀请施莱辛格访华无关。福特此举意在为即将展开的竞选活动做准备，况且他向来不太喜欢言辞尖刻的施莱辛格。但无疑，中国领导人当中就有些人把他被解职解读为美国对中国的回应。

　　几周以后，12月的第一个星期，福特总统就任后首次访华。中国内部的分裂在他访问期间已经一览无余。“文化大革命”的干将、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仅在一次体育活动中亮相几分钟，仍然大权在握的她就在那刻意短暂的停留中孤傲、冷淡地礼貌寒暄了几句。（她在尼克松访问时唯一的亮相则是接待总统一行观看她主持编排的革命芭蕾舞剧。）

　　毛泽东决定与福特会见近两小时，对中国领导人内部的分裂直言不讳。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比我五个星期以前见他时又差了一些。但是毛泽东认为与美国的关系需要缓和一下，一上来就开了个玩笑：

　　毛泽东：你们的国务卿干涉了我的内政。

　　福特：你说说怎么回事。

　　毛泽东：他不让我去见上帝。他还要我违抗上帝的命令。上帝给我发了邀请，可是他（基辛格）叫我不要去。

　　基辛格：要是他去了不是如虎添翼嘛。

　　毛泽东：他（基辛格）是无神论者。他反对上帝，也破坏了我和上帝的关系。他很厉害，我没办法，只好听他的。 注释标题 “会谈备忘录：1975年12月2日，下午4：10~6：00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8卷，第858页。

　　毛泽东后来说，他估计未来两年内，也就是1976年总统大选和以后一段时间，中美关系“不会有什么大事”。“也许之后情况会有一些好转。”他的意思是说到时候会呈现一个比较团结一致的美国，还是中国的内部斗争会过去？言外之意就是他预期这一不太稳定的关系在福特总统任期内还会持续。

　　美中关系的停顿状态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中国国内的局势。福特赞扬北京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黄镇）的工作，并希望他能留任，于是毛泽东抓住了他的这句话：

　　有些年轻人对他（黄镇）的工作有意见。 注释标题 黄是内战时期毛泽东在延安的同事；曾任将军，时任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 这两位（指王海容和唐闻生） 注释标题 王海容和唐闻生。 对乔老爷也有点儿意见。 注释标题 外交部长乔冠华。 这些人也不好惹，否则你是会在他们手上吃亏的——这简直是在打内战。现在贴出了很多大字报，也许你们可以到清华和北大去看一看。 注释标题 “会谈备忘录：1975年12月2日下午4：10~6：00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8卷，第859页。

　　如果连主席的翻译——与主席的妻子走得很近的唐闻生和王海容——都反对外交部长和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情况就真的令人担忧了，这说明内部分裂已经牵涉了最高一级。毛泽东把外交部长乔冠华称为“乔老爷”——暗指外交部长是儒家——是国内失和的另一危险迹象。如果学校里还出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意识形态之争使用的大字报，“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手段——更不用说论战——一定也开始出现了。若果然如此，毛泽东提到可能会打内战就不仅只是比喻了。

　　福特的机灵隐藏在他中西部的朴素与直率的表象背后，他故意无视这些分裂的迹象。就像周总理时代的中美关系依然存在一样，他开始对世界大事一一展开讨论。他的基本主题是美国所采取的防范苏联霸权主义的措施，他还特别请中国帮忙，尤其是在非洲。三年以前，毛泽东曾经回绝了尼克松谈话中更小的要求。不知道是福特的老实模样让毛泽东没有了戒心，还是他原来就打算进行战略对话，这回他同意了，还讲了几句很有代表性的刻薄话，特别是批判苏联在非洲的举动，顺便也证明了他对细节的掌握。

　　会谈的最后，主席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想要两国在公众舆论下摆出一个比较好的美中关系姿态：

　　毛泽东：……现在有些报纸说我们两国的关系恶劣，也许你应该给他们透露一点风声，通报一下。

　　基辛格：双方都需要这么做。他们从北京也听到了一些消息。

　　毛泽东：不过，不是我们说的，是那些外国人透露的。 注释标题 “会谈备忘录：1975年12月2日下午4：10~6：00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8卷，第867页。

　　我们没有时间打听哪些外国人合适给媒体提供其认为可信的通报。假设各派毛泽东还都能摆平，这个问题他本来只要找人写篇积极的公报即可迎刃而解。

　　毛泽东没有这么做，以后也没见任何实际结果。我们觉得那份理论上应由外交部长乔冠华督阵起草的公报草稿无济于事，似乎还语带挑衅，因此拒不接受。显然中国内部正经历一场重大的权力斗争。邓小平虽然对我们的苏联战术颇有微词，却渴望维护由毛泽东和周恩来建立起来的中美关系。同样明显的是，权力结构中有些集团对这一路线有异议。邓小平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发表了一篇声明，肯定了福特此行的作用和中美友谊的重要性，从而打破了僵局。

　　访问之后的好几个月，中国就一直在众目睽睽之下闹分裂。取代周恩来却一直没有总理头衔的邓小平再次遭到攻击，攻击方大约还是十年前让他下台的势力集团。周恩来已从舞台上消失。外交部长乔冠华开始变得针锋相对，当初周恩来在推进中美合作进程时的那种平滑自然的娴熟作风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再三再四的嘲弄言辞。

　　因邓小平不时找机会表示与美国维持密切关系的重要性，对抗的可能才得到了控制。比如，在1975年10月欢迎我到访的晚宴上，乔冠华在美国电视媒体前的祝酒词火药味十足，斥评美国的对苏政策，与此前细心接待美国代表团的作风有天壤之别。

　　第二天，邓小平邀请美国代表团一行到北京附近中国领导人居住的西山野餐。这是原来行程上没有的安排。席间邓小平态度热忱，与美国开始接触中国以来所有的会晤一样。

　　当周恩来于1976年1月8日逝世时，事情也发展到了最严重的关头。大约就在4月清明节前，数十万人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处去凭吊周恩来，并留下花圈和诗篇。众人的纪念显示了对周总理的景仰和对他所代表的秩序和节制原则的渴望。有些诗篇借古讽今，批判毛泽东和江青，明眼人一看便知。纪念的花圈和诗篇夜间全部被清理完毕，最终导致警察与悼念者之间的冲突。“四人帮”让毛泽东认为是邓小平的改革倾向导致了反革命抗议。次日，“四人帮”组织了反抗议。在悼念周恩来两天以后，毛泽东就撤销了邓小平所有的党内职务，代理总理一职由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担任。

　　中国与美国渐行渐远。乔治·H·W·布什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改由前国防部长汤姆·盖茨担任驻北京联络处主任。四个月以后华国锋才接见他，见面也只是讲了一些老话套话。又过了一个月，到了7月中旬，被普遍认为是领导班子中的强人、“四人帮”的关键人物、副总理张春桥在参议院少数党领袖休·斯科特访问之际，发表了一篇关于台湾的磨刀霍霍的讲话，与毛泽东的口径大相径庭：

　　我们对台湾很明确。自台湾问题出现以来，它就是挂在美国脖子上的套索。为了美国人民的利益应解除套索，你们不动手的话人民解放军会切掉它，这对美中两国人民都是好事。我们很大方，愿意用我们的刺刀帮美国解决问题。这话也许不中听，但事情就是这样。 注释标题 基辛格，《振兴年代》（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1999年），第897页。

　　中国被“四人帮”推往类似于“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挑衅作风的方向。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病逝，给接班人留下了他的功业和告诫，留下了他的豪情和他的远见卓识。他使中国出现了数百年来未曾有过的大一统，前朝旧物多已淘汰殆尽，给主席从未打算进行的改革清除了路障。

　　在毛泽东执政期间，一直有两股政策势力在相互竞争。革命派认为中国是一种道义和政治力量，他们坚持通过自身的榜样作用，把自己独特的思想信念向钦佩中国的世界传播。还有一批重视中国地缘政治利益的人在冷静地审时度势，为中国运筹帷幄。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寻求与他国结盟，但同时也第一次敢于向全世界挑战。毛泽东接手的是一个被战争蹂躏摧残的国家，是他结束了国内的派系斗争，带领中国在两个超级大国冷战对抗的世界中稳步前进。他煞费苦心地让中国参与到了一个个交汇错综的地缘政治圈中，却又不受其束缚。历经战争、紧张局势和他人怀疑眼光的洗礼，中国蒸蒸日上，在苏联解体后依然逐步发展为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兴强国。毛泽东为中国的发展奠基付出了代价，中国的成功依靠的是中国人民的坚忍和毅力，以及他们的耐力和凝聚力。或许作为领导者，毛泽东常为此焦虑忧心，但也正是这些构成了他宏图大业的基石。

　　毛泽东在迟暮之年似乎有意挑战美国对世界秩序的设计图，坚持在明确了战略以后还要明确战术。他的接班人跟他一样相信中国的实力，但是他们不认为中国单凭意志力和意识形态信念就能发挥其独特的潜力。他们强调自力更生，但也知道只有精神鼓舞还不够，所以致力于内部改革。这股新的改革浪潮让中国重回周恩来的外交方针——其主要内容就是努力让中国在它漫长历史上第一次与全球经济和政治趋势接轨。这一方针将由一位十年内两落两起、第三次复出的领导人来实现，他就是——邓小平。 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