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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章 “摸老虎屁股”：对越作战

　　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中国出兵越南，6周后撤军。1979年4月，时任中国总理的华国锋在总结这场战争时轻蔑地嘲讽苏联：“他们不敢动，所以我们还是摸了老虎屁股。”

　　1975年，红色高棉在柬埔寨夺取政权，之后和越南在边境地区发生了一系列冲突。越南以此为由出兵占领柬埔寨，实际上是为追求越南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的最终目标。在这个时候，中国不顾越南和苏联不到一个月前刚刚签署了互助防御条约，出兵越南，要给它一个“教训”。尚未从“文革”破坏中完全恢复的中国军队在战争中损失惨重，但这次出兵达到了根本目标：苏联未做回应，这显示了其战略涵盖面的局限性。以此观点来看，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可以说是冷战的一个转折点，尽管当时人们对此尚未看透。它也是冷战期间中美战略合作的高峰。

　　越南：大国的难解之谜

　　越南民族主义中有某种近乎疯狂的东西，逼得别的国家考虑问题往往只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致对越南人的动机和自己的能力做出误判。历史学家所谓的第二次越南战争中，美国就是如此遭遇（第一次越南战争是越南反抗法国殖民者的战争）。美国人不能相信一个中等大小的发展中国家仅仅为了自己那点儿事情会如此狂热执着。因此，他们认为越南人的行为预示其还有更深的计划。他们把越南的好斗视为中苏联手阴谋称霸亚洲的前奏。华盛顿还相信，一旦阻挡住越南的第一波出击，对方就有可能在外交上做出让步。

　　两个想法都错了。越南不是任何国家的代理人；它为之战斗的是它憧憬的独立，是最终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由它做东南亚的龙头老大，正如历史上中国在东亚占据的主导地位一样。几世纪来一直与中国冲突不断的越南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对他们来说，为了外人观念中的稳定而在独立问题上让步是不可想象的。印度支那的第二次越南战争的结果正是由于美国渴望妥协，但北越坚持要取得胜利所致。

　　在这个意义上，越南战争中美国最大的错误不在于政府没有认真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尽管围绕这个问题美国民众分为两派争执不下。美国最大的错误是：虽然历届政府，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主政，都真心地，甚至是拼命地寻求所谓外交解决，但他们都没能认识到，实现外交解决要花大力气，等于先要完全打败河内——而且他们也没认识到，苏联和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只能推波助澜，不能发号施令。

　　在较小程度上，中国也犯了类似的错误。美国开始在越南集结兵力时，北京以围棋的战略思维将之解读为美国围堵中国的又一举动，先在朝鲜，后是台湾海峡，现在又到了印度支那。中国支持北越的游击战既有意识形态的原因，也是为了把美国的基地推得离中国边境越远越好。1968年4月，周恩来对越南总理范文同说，中国支持越南，以防止他国对中国的战略包围。范文同的回答模棱两可——因为防止包围中国不是越南的目的，越南有它自己的目的：

　　周恩来：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对中国形成半包围，现在苏联也在包围中国。除了越南这部分外，正在形成对华的全包围。

　　范文同：我们有坚定的决心，要在越南所有领土上打败美帝国主义者。

　　周恩来：所以我们支持你们。

　　范文同：我们胜利了将在亚洲产生积极影响。我们的胜利将带来无法预见的结果。

　　周恩来：应该这样想。 注释标题 “周恩来、康生和范文同的谈话：1968年4月29日于北京”，载于奥德·阿恩·韦斯塔、陈兼等编“中外领导人就印度支那战争的77次会谈，1964~1977”，“冷战国际史工作文件系列”，第22号文件（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史研究项目，1998年5月），第127~128页。

　　范文同对中国的战略刻意保持距离，而中国为了这一战略却派遣10万名非战斗人员去北越，为其提供基础设施和后勤方面的支援。美国反对北越是因为把它看作苏联和中国战略中的先锋；中国支持河内是为了遏阻它眼中美国统治亚洲的企图——它们都错了。河内只为自己的国家而战。1975年，第二次越南战争以共产党取得胜利，统一越南而告终，而统一后的越南对中国的战略威胁比对美国大得多。

　　越南人对他们北方邻国的不信任到了疑神疑鬼的地步。越南历史上曾长期受中国统治，其间它吸收了中文书写系统和中国的政治文化形式（古都顺化壮丽的皇宫和皇陵就是证明）。然而，越南人使用这些“中华”制度来建设自己的国家，寻求自己的独立。越南的地理位置使它无法像日本那样在历史上相应的时期固守孤岛。从公元前2世纪一直到公元10世纪，越南基本上都在中国的直接统治之下，到907年唐朝结束时才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

　　越南的民族特征因此反映出两股互不调和的力量：一方面，它吸收中华文化；另一方面，它反对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统治。对中国的抗拒培育了越南对独立的强烈自豪感，也造成了它兵强将悍的传统。它所吸收的中华文化在越南培育出一批中国式儒学精英，他们对邻国怀有一种区域中央王国的心理。20世纪历次印度支那战争期间，越南使用老挝和柬埔寨这两个中立国家的领土毫不客气，心安理得，战后又同它们国内的共产主义运动建立“特殊关系”，实际上是以此建立越南的主导地位，这一切都表现出越南认为它在政治和文化上理应占先。

　　越南对中国来说是心理和地缘政治上前所未有的挑战。河内的领导人熟谙孙子兵法，在对法国和对美国作战中运用孙子兵法的原理成果卓著。越南先是和“二战”后企图收回殖民地的法国作战，后来又于1963~1975年同美国交战；但即使在这两场漫长的战争结束之前，北京和河内就已开始意识到下一次较量将会是它们之间对印度支那和东南亚主导权的争夺。

　　随着战争的继续，若干迹象表明中国开始为河内最终取得胜利做准备，尽管这对它来说是无奈之举。情报说中国人在老挝北部修建公路，这和还在进行中的美越之战没有关系，但在战后制衡越南的战略中，甚至万一老挝与越南发生冲突时就会管用。1973年，结束越战的《巴黎协定》签署后，周恩来和我谈判战后柬埔寨的安排，基本的一点是要在诺罗敦·西哈努克（流亡北京的前柬埔寨国王）、当时的金边政权和红色高棉之间建立联盟，主要目的是阻止越南称霸印度支那。该协议最终没能实施，因为美国国会实际上禁止美国在该地区发挥任何军事作用，美国的角色因此而变得毫无意义。

　　1973年2月，我于《巴黎协定》草签两周后访问河内，商讨执行协定相关事宜，亲身感受到了河内对它当时盟友的潜在敌意。黎德寿带我参观河内的国家博物馆，重点向我展示介绍了越南历史上反抗中国斗争的部分——那时中国还是越南的正式盟友呢。

　　1975年西贡陷落，骨子里固有的以及历史遗留下来的对立随之公然爆发，地缘政治压倒了意识形态。它证明不只美国一家错估了越南战争的意义。美国动手干预时，中国视其为帝国主义的垂死挣扎。它几乎总是和河内站在一边，把美国的干预解读为包围中国的又一步——正如它10年前对美国干预朝鲜的理解。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中国和美国的长期利益本应是相似的，两国都应希望保持印度支那分为四个国家的现状。华盛顿抵制越南统治印度支那是出于威尔逊的全球秩序观——国家有自决权——也是因为它认为共产主义阴谋称霸全球。中国的大目标与美国一致，不过它是出于地缘政治的原因，要避免南部边境出现东南亚集团。

　　中国似乎一度相信，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会使越南把反抗中国统治的千年历史放在一边，与自己一笑泯恩仇。也许它认为美国不可能一败涂地。西贡陷落后，北京被迫面对自己政策造成的后果，现实令其悚然自惊。战后印度支那的形势正应了中国对被包围的一贯担心。防止出现与苏联勾结的印度支那集团成了邓小平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首要关注点，也正是这一点加速了中美合作进程。河内、北京、莫斯科、华盛顿四家在进行围棋博弈。柬埔寨和越南的事态发展将决定北京和河内两家谁最后被包围、被遏制。

　　中国受敌国包围的噩梦似乎就要成为现实。一个越南就已经够难对付了，而假若它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的目标得以实现，这个集团就将有近亿人口，会对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造成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保证柬埔寨的独立以制衡越南就成了中国的主要目标。早在1975年8月——西贡陷落3个月后——邓小平就对来访的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说：“一个超级大国（美国）被迫撤出印度支那后，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就会乘虚而入……把魔掌伸向东南亚……企图进行扩张。”邓小平说，柬埔寨和中国“都面临反帝反霸的任务……我们坚信……我们两国人民会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我们共同的斗争中走向新的胜利”。1976年3月，老挝总理凯山·丰威汉访问北京，当时的总理华国锋告诫他防范苏联：“特别是那个一边高喊‘缓和’一边四处伸手的超级大国正在加紧军事扩张和战争准备，企图把更多的国家纳入它的势力范围，自己要当霸主。”

　　1975年4月西贡陷落后，中越两国不必再假装共产主义国家团结一致对付“美帝国主义”的威胁，于是很快成为公开的对头。全印度支那失陷后6个月内，15万越南人被赶出柬埔寨。同期，大约同等数量的华裔越南人被迫逃离越南。1976年2月，中国停止对越援助，一年后又切断了尚未完成的援助方案所需的一切物资供应。与此同时，越南转投苏联。越共政治局在1978年6月的一次会议上，把中国定为越南的“首要敌人”。同月，越南加入苏联为首的贸易集团“经济互助委员会”。1978年11月，苏联和越南签署了含有军事条款的友好合作条约。1978年12月，越南军队入侵柬埔寨，推翻了红色高棉政权，建立了亲越南的政府。

　　冲突中已经不存在意识形态的影子。这是共产党国家之间的实力较量，为的是国家利益，不是意识形态。

　　在中国眼中，边境上的事态发展是战略意义上的噩梦。北面，苏联依然重兵压境：莫斯科在苏中边境上驻扎着近50个师。西面，阿富汗发生了共产党政变，苏联的影响日益显著。1979年1月16日伊朗爆发革命，国王出逃，北京认为其中也有莫斯科的作用。莫斯科在继续推动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其唯一说得通的目标就是遏制中国。与此同时，莫斯科还在同华盛顿谈判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北京认为，这样的协议会把“苏联的祸水引向东方”，引向中国。中国的处境似乎岌岌可危。现在越南也加入了苏联阵营。看来，1968年范文同对周恩来预言的“无法预见的结果”之一是苏联对中国的合围。另一个麻烦是这些挑战纷至沓来之时，邓小平才刚第二次复职不久，他还在巩固自己的地位——直到1980年才宣告完成。

　　中国和西方外交战略的首要区别在于劣势中的自处之道。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外交官认为应谨慎行事，避免挑衅；中国则更倾向于摆出更加无畏的姿态。面对于己不利的力量对比，西方外交官倾向于寻求外交解决；他们敦促采取外交举措陷对方于“不义”，以求在道义上孤立对方，但不主张使用武力——越南入侵并占领柬埔寨后，美国基本上就是这样劝告邓小平的。中国的战略规划者却更坚定决心用勇气和心理压力来对抗敌人实力上的优势——他们相信先发制人的威慑。若是敌人优势太强，且战略趋势于己不利时，他们的应对方法是打击敌人的信心，尽管中国在物质上处于劣势，但他们仍要重夺心理优势。

　　在威胁环伺之下，邓小平决定开展外交和战略攻势。虽然他在国内的地位尚未完全巩固，但是他在几个层面上对国外采取了大胆的行动。他把中国对苏联的立场从遏制变为明确的战略敌对，实际上是反攻。中国不再只是就遏制苏联给美国出谋划策，而是在亚洲积极组建反苏反越联盟。它在为与河内最后摊牌做准备。

　　邓小平的外交政策：与美国对话，实现关系正常化

　　1977年邓小平第二次平反复职后，扭转了毛泽东的国内政策，但基本上沿袭了毛泽东的外交政策。这是因为他们二人都怀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对中国国家利益也看法一致。另一个原因是毛泽东干革命在国内可以解放手脚，在外交方面限制就多多了。

　　然而，毛泽东和邓小平有一个重大的区别。毛泽东对美国对苏政策的战略意图心存怀疑；邓小平则以中美战略利益一致为出发点，集中注意确保实施过程中不发生抵触。毛泽东视苏联为抽象的战略威胁，为祸全球，并不专门针对中国；邓小平却认识到中国面临的特殊危险，尤其是北方潜在威胁未去，南方边境的威胁又迫在眉睫，二者形成合击之势，因此邓小平与美国的对话更侧重于具体操作。毛泽东如同恨铁不成钢的老师，邓小平则像要求严苛的伙伴。

　　危险当前，邓小平不再像毛泽东晚年那样对中美关系持摇摆不定的态度。中国不再向往为世界革命奋斗。邓小平官复原职后每次谈话中都主张建立一个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全球计划，用以对抗苏联对欧洲咄咄逼人的政策。

　　尽管中美协商日益紧密，但是美国仍承认台湾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台北为中国的首都，这一反常现象仍然存在。中国南北边境上的敌人可能会把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误解为契机而蠢蠢欲动。

　　吉米·卡特就职后，关系正常化成为中美议程上的第一要务。1977年8月，新任国务卿赛勒斯·万斯初访北京，然而此次访问却并不成功。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从华盛顿启程时觉得，在巴拿马问题（指批准巴拿马运河条约，移交运河的管理权）处理完毕之前，触及和中国关系正常化这个具有争议性的政治问题不太明智，除非中国人全面接受我们的建议——但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出于政治的原因，我准备向中国人提出关于台湾问题的最极端立场……我并不指望中国人接受我们的建议，但我觉得还是应该提出来，尽管最后可能得放弃这个建议。 注释标题 塞勒斯·万斯，《困难的抉择——美国对外政策关键的危急年代》（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1983年），第79页。

　　美国关于台湾的建议中，涉及一系列有关美国在台湾保留有限的外交存在的想法。这些主意福特政府任内也曾经提出，但遭到了拒绝。现在万斯再次提出，邓小平再次拒绝，说这是后退。一年后，卡特总统决定给予对华关系高度优先的重视时，美国内部的有关辩论就此结束。苏联在非洲和中东步步紧逼，使卡特这位新任总统相信他应该迅速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寻求与中国事实上的战略联盟。1978年5月17日，卡特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前往北京，给他的指示是：

　　你要强调我认为苏联和美国虽然也有合作的方面，但实质上是竞争的关系……

　　简而言之，我担心苏联军力日益增强但政治上短视，再加上大国野心的驱使，它可能会通过利用（特别是第三世界）当地的动乱和恫吓我们的友邦来寻求政治优势，最终甚至获得霸权地位。 注释标题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回忆录（1977~1981）》（纽约：法勒，施特劳斯和吉鲁出版社，1985年），附件1第2页所载“卡特总统对布热津斯基出访中国的指示（1978年5月17日）”。

　　布热津斯基还得到授权，重申尼克松1972年对周恩来阐述的五项原则。一直强力主张与中国战略合作的布热津斯基积极稳妥地执行了指示，他抱着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目的于1978年5月访问北京，中方对他的建议表示愿意接受。邓小平迫切希望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好与美国结成更加牢固的联盟，通过他所说的“实实在在、脚踏实地的工作”在世界各地抵制苏联的进逼。

　　中国领导人深知他们身陷战略险境，但他们分析时不谈本国的关注，而是从更为广阔的视角纵观全球形势。“天下大乱”、“连横战略”、“三个世界”——这些都是国际关系的广泛理论，不涉及具体国家的观念。

　　外交部长黄华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显示出惊人的自信。中国的处境尽管极为困难，但黄华丝毫不显得有求于人，而是像授业儒师一样，谆谆教诲来宾如何推行全面的外交政策。他先从大处着眼，论述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与苏联谈判的徒劳，以及世界大战之不可避免：

　　苏联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阁下提到苏联面临很多困难，确实是这样。谋求世界霸权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固定战略目标。虽然它可能遇到很多挫折，但它决不会放弃它的野心。 注释标题 “布热津斯基博士与黄华外交部长会谈摘要：1978年5月21日于北京”，卡特总统图书馆，供查阅资料——中国，第232号资料，第3页。

　　黄华提到的问题也困扰着美国的战略研究人员——特别是在传统战略思维中加入核武器因素的时候。如果以核武器作为威慑，这种威胁就不会被真正付诸实施：“至于说苏联害怕西方的核攻击，所以不敢使用常规武器，那只是一厢情愿。据此制定战略不仅危险，而且也靠不住。”

　　在中东这个“欧洲的侧翼”和“未来战争中的能源来源”，美国没能阻止苏联的前进。它和苏联发表了关于中东的联合声明（请区域国家共同商讨全面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可能），“因此为苏联进一步对中东渗透敞开了大门”。美国使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他的“大胆行动”“造成了对苏联不利的形势”）陷入险境，让苏联“趁机在阿拉伯国家间造成严重分裂”。

　　黄华总结当前局势时用了一个中国成语。他说，对莫斯科采取“安抚”政策会使它“如虎添翼”，但是联合一致对它施加压力必将奏效，因为苏联“外强中干，欺软怕硬”。

　　讲完了印度支那问题的大背景，黄华谈到“地区霸权的问题”。当然，美国早在10年前就已虑及此点。越南企图统治柬埔寨和老挝，建立印度支那联邦——“背后有苏联撑腰”。河内已经控制了老挝，在那里驻军，“在老挝各级政府部门都派有顾问”。但是柬埔寨反对越南的地区霸权野心，对它进行了抵抗。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的紧张“不只是边境上零星的交火”，而是一场“可能会持续很久的”重大冲突。除非河内放弃称霸印度支那的目标，否则“问题短时间内解决不了”。

　　当天晚些时候，邓小平对黄华的意思做了进一步解释。他警告布热津斯基说，让步和依从从未换来过苏联的收敛。15年的军备控制协议使苏联取得了和美国的战略均势，和苏联进行贸易等于是“美国在帮助苏联克服它的弱点”。邓小平嘲笑美国对苏联在第三世界开拓势力范围的回应，并责备美国试图“取悦”苏联：

　　你们的发言人总是为苏联的行动辩护。有时他们说没有迹象证明苏联和古巴插手扎伊尔和安哥拉。你们这么说没有用。说实话，你们每次要和苏联缔结协议，都是美方让步来取悦苏联。 注释标题 “会谈备忘录：与邓小平副总理的会谈，1978年5月21日于北京”，卡特总统图书馆，供查阅资料——中国，第232-e号资料，第16页。

　　做得实在漂亮。这个国家身为苏联的首要目标，却把它所建议的联合行动说成是理性的义务，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易，更不是对美国的求助。中国处境危险——有它自己的分析为证——但它表现得像是教授战略的老师，而不像美国的欧洲盟友那样，经常是被动地听从美国的指示。

　　美国辩论中经常涉及的问题——国际法、多边解决、民众的同意——在中国的战略分析中常告阙如，除非是作为达到既定目标的工具。而这个目标，邓小平告诉布热津斯基，就是“对付‘北极熊’，没有别的”。

　　但是，对美国人来说，美国社会基本价值观中所谓的现实主义是有限度的。让杀人不眨眼的红色高棉在柬埔寨掌权就超过了这样一个限度。没有哪个美国总统能把红色高棉简单地看作围棋战略中的又一颗棋子。它把金边的居民赶进丛林，大规模屠杀某类的平民，这些种族灭绝的行为美国不能视若无睹（虽然我们下面会看到有时也为了需要而牺牲原则）。

　　第二天，时任总理的华国锋在会见中讲得更明确：

　　我们对许多朋友说过战争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首先要做好准备……如果准备充分，一旦战争爆发，就不会处于不利地位。第二，必须打乱苏联侵略的战略部署。因为苏联要夺取世界霸权，就得先在世界各地建立空军和海军基地好进行战略部署。我们必须努力打乱它的全球部署计划。” 注释标题 “布热津斯基博士与华国锋主席会谈摘要：1978年5月22日于北京”，卡特总统图书馆，供查阅资料——中国，第233c号资料，第4~5页。

　　大西洋联盟还没有哪一个成员提出过如此全面的联合行动——实质上是先发制人行动，也没有哪个成员表示过准备根据自己的判断单独行动。

　　在实际操作层面上，中国领导人建议的合作在许多方面都比大西洋联盟更为紧密，也更冒险。他们要执行的是前面章节讲过的进攻性威慑战略，其特点是并没有成立正式组织或规定长期义务。意见一致即可共同行动，但如果意见出现分歧，大家便各行其是——中国即使在危急时刻也不肯放弃独立自主。尽管中国对美国的一些具体政策提出尖锐批评，但仍然坚持和美国联合行动，这表明中国认为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势在必行。

　　中美关系正常化成了迈向共同全球政策的第一步。从1971年7月的秘密访华开始，中国关于关系正常化的条件一贯而又明确：所有美国军队撤出台湾，取消和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只同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这些都包括在《上海公报》所载的中国立场中。理查德·尼克松和杰拉尔德·福特两位总统都同意了这些条件。尼克松表示要在他第二任期内予以落实。尼克松和福特都强调美国注重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包括要继续向台湾提供一定的安全援助，但水门事件的发生及其影响使得他们没能履行承诺。

　　卡特总统上任不久即重申尼克松在1972年2月对周恩来做出的关于台湾的一切保证，他不受党派影响坚持这一外交政策，实在非比寻常。1978年他提出了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具体方法，以使双方都能维护各自的既定原则：重申尼克松和福特接受的原则；美国发表声明强调致力于和平改变；中国默许一定的美国对台军售。卡特在和中国大使柴泽民的谈话中亲自提出了这些办法，他威胁说如果美国不对台湾出售武器，台湾将被迫自行发展核武器——好像美国无法影响台湾的计划或行动似的。

　　最后，卡特邀请邓小平访问美国，这就为关系正常化设定了最后时限。邓小平没有反驳美国关于期望台湾问题最终和平解决的声明——尽管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拒绝就此做出任何保证。邓小平对布热津斯基强调说，中国的立场不变，“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外国无权干涉”。

　　关系正常化意味着美国大使馆将从台北迁至北京，北京的外交官将取代台北在华盛顿的代表。作为回应，美国国会于1979年4月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把美国对未来的担心化为对美国有约束力的法律。当然，它约束不了中国。

　　在美国和中国各自的需要之间达成的这种平衡说明了为什么有时模棱两可对于外交来说不可或缺。正常化靠一系列的模棱两可维持了40年，但不可能永远如此。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前进需要双方的远见卓识。

　　邓小平出访

　　邓小平对美国做了规劝之后，开始进入实际操作阶段。他不肯坐等美国的决定，而是在任何可能的地方——特别是东南亚——努力构建他所倡导的政治框架。

　　毛泽东会见外国领导人是把他们召到他的住处，邓小平则正好相反——他遍访东南亚、美国和日本，以他自己高调、直率、偶尔有些盛气凌人的风格开展外交。1978年和1979年，邓小平风尘仆仆地频频出访，以改变中国的国际形象——从革命斗士变为苏联和越南地缘政治阴谋的又一个受害者。越南战争期间，中国是站在另一边的，它曾经在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华侨和少数民族中间鼓动过革命。现在大敌当前，这一切都成为次要。

　　1979年2月邓小平在接受《时代》周刊的采访中，向公众阐释了中国的战略方针：“如果要来缚住北极熊，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团结起来。只靠美国的力量是不够的，只靠欧洲的力量也不够。我们是穷国，力量不大，但是如果我们联起手来，那就有分量了。”

　　邓小平在历次出访中不厌其烦地强调中国还比较落后，希望从先进的工业化国家那里得到技术和专门知识。但他也坚持说中国虽然不够发达，却并不会因此改变它抵抗苏联和越南扩张的决心，如有必要中国会使用武力，单独行动。

　　邓小平的出访——以及他多次提到中国贫穷——与传统的中国治国之道迥然不同。没有几个中国统治者去过外国（当然，传统观念认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严格来说没有“外国”可去）。邓小平公开强调中国的落后，强调中国需要向别国学习，这与中国的皇帝和官员与外国人打交道时表现出来的傲慢形成鲜明对比。没有一个中国统治者对外国人说过需要外国的东西。清廷接受了有限的外国创新（比如对耶稣会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表示欢迎），但一贯坚持说与外国人通商是为表现中国的仁善，而非中国所需；毛泽东也高度强调自力更生，即使因此使中国陷入贫穷和孤立。

　　邓小平先访日本，此行是为了签署中日关系正常化条约。邓小平的战略计划是同日本不仅要实现关系正常化，而且要实现和解，好让日本帮助孤立苏联和越南。

　　为此目的，邓小平愿意不再计较日本给中国带来的长达半个世纪的苦难。他表现得热情洋溢，宣布说“我心里很高兴”，还给了日本领导人一个拥抱，这样的举动在日本社会几乎绝无仅有，在中国也是一样。邓小平毫不掩饰中国经济的落后：“长得很丑却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样，那是不行的。”请他在访客留言簿上签名时，他写下了对日本成就的空前赞扬：“向伟大、勤劳、勇敢、智慧的日本人民学习、致敬。”

　　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东南亚，到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他把越南称为“东方的古巴”，说苏联和越南刚签署的条约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1978年11月8日，他在泰国强调说苏越条约威胁到“亚洲、太平洋以至整个世界的安全与和平”：“这份条约不单是针对中国的……它是苏联重大的全球计划。你可能认为条约的意图是包围中国。我对我们的友好国家说中国不怕包围。它对亚洲和太平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亚洲、太平洋以至整个世界的安全与和平都受到威胁。”

　　邓小平在新加坡见到了该国杰出的总理李光耀，二人惺惺相惜。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社会繁荣，后来邓小平不无钦佩地说它“管得严”，“社会秩序算是好的”。邓小平在新加坡看到了中国未来可能的景象。当时，中国还极为贫穷，它的“公共秩序”经过“文化大革命”几乎荡然无存。李光耀叙述了他与邓小平一段难忘的谈话：

　　他邀请我再次访华，我说等中国从“文化大革命”恢复过来我就会去，他说那需要很长的时间。我反驳说新加坡人大多是福建人和广东人的后裔，祖先都是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而达官显宦、文人学士则全留守中原开枝散叶，因此，没什么事是新加坡人做得到而中国做不到，或没法子做得更好的。他沉默不语。 注释标题 李光耀，《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新加坡的故事（1965~2000）》（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2000年），第597页。

　　李光耀对邓小平的务实精神和虚心好学表示赞扬，并借机表达了东南亚关注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可能被中国的官僚和外交滤网滤掉而从未到达过最高层：

　　中国想让东南亚国家和它团结起来孤立“苏联熊”，但事实上我们的邻国想团结起来孤立“中国龙”。东南亚没有“苏侨”在领导由苏联支持的共产党叛乱，却有“华侨”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威胁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在较小的程度上也威胁着印度尼西亚。而且，中国公开宣称和海外华人血浓于水，关系特殊，越过他们的国籍国政府直接号召他们对中国的爱国心……我建议应该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注释标题 李光耀，《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新加坡的故事（1965~2000）》（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2000年），第598~599页。

　　后来事实证明李光耀是对的。除新加坡以外，别的东南亚国家对和苏联或越南对抗都十分谨慎。不过邓小平还是达到了他的根本目标：他的多次公开讲话预示着中国可能会采取行动进行补救。作为邓小平计划中关键一环的美国必然会注意到他的讲话。邓小平的战略计划需要一个更明确的中美关系。

　　邓小平访美和联盟的新定义

　　邓小平访美旨在庆祝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开启共同战略。这一战略以《上海公报》为基础，主要针对苏联。

　　这也表现出中国外交的特殊技巧——造成别国支持的印象，而实际上有关国家并未同意，甚至并未接到要它们支持的要求。20年前台海危机时中方就采用了这种方法。1958年，毛泽东在赫鲁晓夫不愉快的北京之行三周后炮击金门马祖，造成莫斯科事先同意北京行动的印象，其实并非如此。艾森豪威尔甚至指控赫鲁晓夫帮助煽动危机。

　　邓小平采取同样的手法，在对越南作战前高调访问美国。两次中国都没有要求对方帮助自己即将进行的军事行动。1958年赫鲁晓夫显然不知道中国要动手，而且还因被迫面对核战争的风险而很不高兴；1979年邓小平到达美国后，通知华盛顿中国要出兵越南，但华盛顿并未明确表示支持，美国的作用仅限于分享情报和外交方面的协作。这两次北京都成功地使外界以为它的行动得到了一个超级大国的同意，从而吓阻另一个超级大国插手干预。由于这种微妙而又大胆的策略，苏联在1958年无法阻止中国攻击沿海岛屿；至于越南，苏联只能猜测邓小平访美期间达成了什么协议，而且会假设对它最不利的情况。

　　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访美是做给别人看的，目的在于恐吓苏联。邓小平在美国为期一周的访问既是外交峰会，又是商业访问，外加巡回政治演说，还有为对越作战进行心理战。他访问了华盛顿、亚特兰大、休斯敦和西雅图，所到之处的情景为毛泽东时代所无法想象。1月29日在白宫举行的国宴上，“红色中国”的领导人和可口可乐、百事可乐还有通用汽车的老总觥筹交错。在肯尼迪中心的晚会上，这位小个子副总理与哈林花式篮球队的队员们热烈握手。在得克萨斯州西蒙顿的骑术表演和烧烤餐会上，他戴上宽边牛仔帽，乘坐马车，使周围的群众兴奋欣喜。

　　邓小平访美期间一直强调中国需要外国技术，需要发展经济。在他的要求下，他参观了美国的制造业和技术设施，包括佐治亚州哈波维尔的一家福特汽车组装厂、休斯敦的休斯工具公司（在那里他仔细观看海上开采石油用的钻头），还有西雅图郊外的波音工厂。邓小平到达休斯敦时，坦率地表示要“学习你们在石油工业和其他领域的先进经验”。邓小平认为中美关系充满希望，声称他愿意“了解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吸收所有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在休斯敦的约翰逊太空中心，他在航天飞机的飞行模拟器里流连不已。一位新闻记者报道了那时的情景：

　　在美访问的邓小平表示中国热切希望得到先进技术，他今天在这里爬进飞行模拟器的驾驶舱，亲身体验了驾驶美国最新的航天飞机从10万英尺高空降落到地面的情景。

　　中国第一副总理（邓小平）似乎为这种体验而着迷，模拟降落一次后又来第二次，最后离开模拟器时还恋恋不舍。 注释标题 约瑟夫·莱尔威尔德，“‘宇航员’邓小平在休斯敦看到全新的世界”，《纽约时报》（1979年2月3日头版）。

　　较之清朝皇帝对马嘎尔尼带来的礼物和通商许诺的刻意漠然以对，或毛泽东毫不妥协地坚持经济自给自足，邓小平的态度与他们简直有天壤之别。1月29日在与卡特总统的会见中，邓小平解释了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政策，这个政策由周恩来在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中提出，旨在实现农业、工业、科技和国防的现代化。但与他此行的首要目的——建立美中事实上的联盟——比起来，这些都是次要问题。他总结道：

　　总统先生，您要我大致谈谈我们的战略。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需要长时间的和平环境。苏联终究要发动战争。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好，有可能推迟战争。中国希望把战争推迟22年。 注释标题 两次世界大战间隔22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已经过了不止22年，所以中国领导人担心历史的节奏在推动事态的发展。10年前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希尔时也谈到同样的问题。另见第八章“走向和解”；及陈兼、戴维·L·威尔逊编，“天下大乱：北京、中苏边境冲突和转向中美和解（1968~1969）”，《冷战国际史研究项目公报》第11辑（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1998年冬），第161页。

　　在这一前提下，我们不是建议成立正式联盟，而是各自根据自己的立场行事，协调行动，采取必要措施。这个目标是能够达到的。如果我们的努力没有结果，这个事就会变得越来越空。 注释标题 “会谈备忘录：总统与中国副总理邓小平第一次会谈摘要，1979年1月29日于华盛顿”，卡特总统图书馆，供查阅资料——中国，第268号资料，第8~9页。

　　不组成联盟却作为盟国一起行动，这把现实主义发挥到了极致。如果所有领导人都具有足够的战略眼光、深思熟虑的话，他们都会达成同样的结论。结盟等于多此一举，战略分析的逻辑即足以促使有关国家向同一方向努力。

　　但姑且不论历史和地理上的分别，即便是处境类似的领导人也未必能得出同样的结论——尤其是压力当前的时候。分析取决于对事实的阐释；事实究竟如何言人人殊，至于事实具何意义就更是众说纷纭。因此，国家间才组成联盟——这一正式的关系形式尽可能地保护盟国的共同利益不受外部环境或国内压力的影响。联盟是权衡国家利益时需要额外考虑的因素。它还规定成员有法律义务在发生危机时守望相助。最后，联盟如若认真履责，可减少潜在敌人做出误判的危险，因而为外交政策注入一定的可判断性。

　　邓小平——以及大多数中国领导人——认为中美之间建立正式联盟没有必要，而且总的来说在推行外交政策时还会累赘碍事。他们愿意依靠相互之间的心照不宣。但是邓小平的最后那句话也暗含着警告。如果不能确定或执行共同利益的话，两国关系就会变“空”，变枯萎，而中国就可能重拾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那仍是中国的官方政策——在两个超级大国间寻找平衡。

　　在邓小平看来，中美共同利益反映在建立非正式的全球安排，在亚洲通过政治/军事合作遏制苏联，如同北约在欧洲的目的一样。与北约相比，这一安排并无严格的组织结构，基本上以中美双边政治关系为基础。它的地缘政治理念也与北约有所不同。北约主要是联合成员抵抗苏联实际发动的侵略，明确避免任何军事抢占的概念。为了避免外交对抗，北约的战略信条完全是防御性的。

　　邓小平的看法是要对苏联的整个外围施加压力，尤其是它新近扩张进入的地区，像东南亚，甚至是非洲，以挫败苏联的计划——尤其是在东南亚。

　　邓小平警告说，苏联决不会受协议的束缚，它只懂得实力对抗的语言。据说古罗马政治家大加图在每次讲话结尾时都要发出战斗号召“Carthago delenda est”（“必须消灭迦太基”），邓小平也有他自己的号召：必须抵抗苏联。他在所有讲话中都以各种方式警告说苏联一贯的本性是“见缝就钻”。他对卡特总统说：“苏联在哪里伸手，我们就要在哪里把它砍掉。”

　　邓小平分析了战略形势，告诉白宫中国准备同越南打仗，因为它认为越南不会止步于柬埔寨。“所谓的印度支那联邦会有不止三个国家，”邓小平警告说，“它一直是胡志明的梦想。现在的三个国家只是第一步，然后也会把泰国包括进去。”他宣称，中国有义务采取行动，不能坐等事态发展；出了事就太晚了。

　　邓小平告诉卡特，他考虑到了“最坏的可能”——苏联大规模干预，苏联和越南新签署的防御条约似乎是这样要求的。确实，报告显示北京从北方边境地区撤退了30万平民，并命令中苏边境线上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但是邓小平对卡特说，北京认为如果打一场有限的战争，速战速决，莫斯科就来不及做“大反应”；而且时值冬季，苏联对中国北方发动全面攻击也比较困难。邓小平说，中国“不害怕”，但需要华盛顿“道义上的支持”，意思是需要美国把意图表现得足够模糊，使苏联不敢轻举妄动。

　　战争结束一个月后，华国锋对我解释了战前的精心战略分析：

　　我们也考虑到了苏联反应的可能性。第一是对我们进行大规模攻击。我们认为这个可能性比较小。他们在边境上有100万大军，但是要对中国进行大规模攻击还不够。如果他们从欧洲调回一些部队，那需要时间，而且他们就得担心欧洲。他们知道和中国作战是大事，短时间内完不了。

　　邓小平给卡特出了个难题——是原则上的难题，也是公开态度上的难题。在原则上，卡特不赞同先发制人的战略，尤其是涉及进入另一个主权国家进行军事行动。与此同时，他即使不完全同意，但也十分重视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关于越南占领柬埔寨的战略影响的意见，而这一意见与邓小平的意见不谋而合。卡特解决难题的办法是申明原则但留有随机应变的余地。温和的否定暗含着含糊的默许。他提出中国若出兵越南将失去道义上的有利地位——本来中国被公认是主张和平的国家，这么一来就可能受到“侵略”的指控：

　　这是个严重的问题。你们不仅会受到来自北面的军事威胁，而且还要面对国际态度的改变。现在公认中国是反侵略的和平国家。东盟国家和联合国都谴责了苏联、越南和古巴。我不需要知道你们计划采取什么惩罚行动，但它可能会造成暴力升级和世界态度的改变，从反对越南变为一定程度上支持越南。

　　我们很难鼓励暴力。我们可以给你们通报情报。据我们所知，最近没有苏军向你们边境移动的动作。

　　我的话只能说到这个地步。我们也和世界各国一起谴责了越南，但是出兵越南会造成不稳定，是非常严重的行为。 注释标题 “会谈备忘录：卡特与邓小平关于越南的会谈摘要，1979年1月29日下午5：00~5：40于华盛顿”，卡特总统图书馆，布热津斯基集，中国，1978年12月19日~1979年10月3日，第007号资料，第5页。

　　拒绝支持暴力却又就苏军的动向提供情报，这给美国模棱两可的态度赋予了新的内涵。这可能意味着卡特不同意邓小平关于潜在的苏联威胁的意见；或者也可将其理解为鼓励中国出兵，因为这样就减少了中国对苏联可能干预的担心。

　　第二天，卡特和邓小平举行单独会晤，卡特把一份阐明美国立场的说明交给了邓小平（这份说明尚未公开）。布热津斯基后来说：“总统亲笔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信的基调是温和的，内容是严肃的。里面强调要力行克制，并总结了可能发生的不利的国际后果。我觉得这么做是合适的，因为我们不能正式和中国人联手。”当然，非正式的联手则另当别论。

　　根据一份记载那次（只有一个翻译在场的）私下谈话的备忘录，邓小平坚持说战略考虑比卡特所说的世界舆论更重要。最要紧的是，中国决不能被看作软弱可欺：“中国必须教训一下越南。苏联有古巴、越南可用，以后阿富汗也会变成（苏联的）代理人。中国有这个实力。行动非常有限。如果越南以为中国软弱，形势会更加恶化。”

　　1979年2月4日，邓小平离开美国。回程中他在围棋棋盘上布下了最后一颗棋子——路经东京停留。这是他6个月内第二次访日，目的是确保日本支持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并进一步孤立苏联。邓小平对日本首相大平正芳重申中国的立场：越南侵略柬埔寨必须受到“惩罚”，并保证“为了捍卫长期的国际和平与稳定……（中国人民）将坚定地履行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会毫不犹豫地做出必要的牺牲”。

　　邓小平遍访缅甸、尼泊尔、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再加上二访日本，达到了将中国融入世界、孤立越南的目的。后来他再也没离开过中国，晚年变得像传统的中国领导人一样，超脱于世，难以接近。

　　对越作战

　　2月17日，中国从南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云南省对越南北部发动了多路进攻。以投入的兵力可见中国对这次行动的重视——据估计出动了20多万解放军部队，甚至可能达到40万。一位历史学家说，当时出去的部队包括“正规地面部队、民兵和海军及空军部队……规模相当于中国在1950年11月大举赴朝参战”。中国官方新闻报道称此次行动为“对越自卫反击战”或“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这就是中国式的威慑，事先宣布出兵以阻止越南的下一步行动。

　　中国军队此次的打击目标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它在不久前还是中国的盟国，并且长期接受中国经济和军事的支持。行动的目的是维持中国眼中亚洲的战略平衡。而且，中国此次行动得到了美国——5年前北京帮助赶出印度支那的“帝国主义国家”——的道义支持、外交帮助和情报合作。

　　中国声称战争的目标是“遏制越南的野心，适当地给他们有限的教训”。“适当”的意思是造成足够的破坏，以影响越南将来的选择和谋划；“有限”则暗指在外来干涉开始或其他因素造成形势失控之前，行动就会结束。这场战争也是对苏联的直接挑战。

　　邓小平说苏联不会攻击中国，这个预言得到了证实。中国发动进攻的第二天，苏联政府发表了一份不痛不痒的声明，谴责中国的“罪恶”攻击，同时又强调“英雄的越南人民……这一次仍然能够保卫自己”。苏联的军事反应仅限于派一支海军特混舰队到中国南海，对河内进行有限的武器空运，以及加紧中苏边境上的空中巡逻。空运武器既有地理因素的限制，也受苏联内部犹豫态度的制约。归根结底，1979年苏联给新盟友越南的支持与20年前台海危机时给旧盟友中国的支持并无二致——两次事件中苏联都不愿意冒扩大战争的风险。

　　战争结束不久，华国锋用一句对苏联领导人大不敬的简练俗语总结了战争的结果：“他们威胁我们，在边境附近调动军队，派舰艇到中国南海。但他们不敢动手。所以我们还是摸了老虎屁股。”

　　邓小平嘲讽地拒绝了美国要他小心的劝告。1979年2月底美国财政部部长麦克·布卢门撒尔访问北京时，呼吁中国“尽快”从越南撤军，因为北京“在冒不必要的风险”。邓小平不同意。在与布卢门撒尔会见前和美国记者谈话时，他表现出对含糊摇摆的轻蔑，嘲笑说“有人害怕得罪东方的古巴”。

　　如同在中印战争中一样，中国进行了有限的“惩罚性”打击之后立即撤军。战事29天即告结束。解放军攻占了越南边境三省的省会后不久，北京即宣布中国军队将撤出越南，除了几块有争议的领土。北京没有试图推翻河内政府。

　　中国撤军一个月后，邓小平在我访问北京时向我解释了中国的战略：

　　邓小平：我（从美国）回来后，马上就打仗了。但我们事先征求了你们的意见。我和卡特总统谈了这个问题，他做了非常正式严肃的回答。他给我读了一篇写好的讲稿。我对他说：中国会自己处理这个问题，有什么风险中国自己担。回想起来，如果我们惩罚越南的时候再往纵深前进一些可能会更好。

　　基辛格：可能。

　　邓小平：因为我们的兵力足够一直打到河内。但那不是好办法。

　　基辛格：对，那可能就超出计划以外了。

　　邓小平：是，你说得对。不过我们可以再前进30公里。我们占领了所有的防御工事，到河内一路上已经没有防线了。

　　历史学家一般认为这场战争中国代价巨大。“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解放军政治挂帅的影响在战争中暴露无遗：装备陈旧、后勤薄弱、人员短缺、战术僵硬，在这种种因素的拖累下，中国军队进展缓慢，损失惨重。

　　然而，这种观点是基于对中国战略的误解。尽管在执行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中国这场战争还是反映了其严肃的长期战略分析。在对美方的解释中，中国领导人把越南在苏联支持下巩固其在印度支那的力量描述为苏联在世界范围内“战略部署”中关键的一步。苏联已经在东欧和中国边境集结了重兵。

　　现在，中国领导人警告说，苏联在印度支那、非洲和中东“也开始建立基地”。一旦它在这些地区的地位得以巩固，它就能控制至关重要的能源，并可封锁关键的海上通道——特别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马六甲海峡，这将使苏联在未来的冲突中掌握战略主动权。从广义上说，中国之所以要打这场仗是出于对孙子所谓“势”的分析——“势”指的是战略形势的走向和“潜能”。邓小平的目的是阻止，如有可能还要扭转苏联战略的势头；在他眼中，这个势头是不能接受的。

　　中国实现了这个目标，部分是靠军事上的大胆，部分是靠把美国拉入与它空前紧密的合作。在指导对越反击战中，中国领导人显示出了对战略选择的精细分析、大胆执行和巧妙的外交。即使这样，假若没有美国的合作，他们也不可能“摸老虎屁股”。

　　对越反击战开启了冷战期间中美两国最为紧密的合作。美国特使两次对华访问确定了两国非同寻常的联合行动。1979年8月，副总统沃尔特·“弗里茨”·蒙代尔访华，意在制定邓小平访美后的外交行动，尤其是对印度支那。这个问题十分复杂，其中战略考量和道德考量严重对立。美中两国都同意，防止出现越南主导的印度支那联邦符合它们各自的国家利益。但是，印度支那唯一还在抵抗越南的地方是柬埔寨，原来的掌权者是屠杀了几百万自己同胞的杀人狂魔波尔布特。红色高棉是柬埔寨抗越运动中组织最严密的力量。

　　卡特和蒙代尔上任之前长期致力于人权事业。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他们就曾攻击福特对人权问题不够重视。

　　邓小平在和卡特关于出兵越南的私下谈话中，第一次提起了援助柬埔寨游击队抵抗越南侵略者的问题。根据官方报告：“总统问到泰国是否能接收援助然后转给柬埔寨人。邓小平说可以，并说他考虑应提供轻型武器。泰国正准备向泰柬边境派一名高级官员以保证通讯的安全。”华盛顿和北京事实上在联手通过泰国向柬埔寨提供援助，这等于间接帮助红色高棉的残余力量。美国官员谨慎地向北京强调美国“不能支持波尔布特”，并欢迎中国做出保证说波尔布特已经不再完全控制红色高棉了。然而这点儿良心上的安慰并不能改变事实。事实是华盛顿给“柬埔寨抵抗运动”提供物质和外交支持，而政府一定知道这种支持会帮助红色高棉。卡特之后的里根政府沿用同样的战略。美国领导人一定想好了，等柬埔寨抵抗运动得胜后，他们或他们的继任者再反对柬埔寨抵抗运动中的红色高棉分子。过了10多年越南撤出后，美国确实是这样做的。

　　美国的理想遭遇了地缘政治的现实需要。美国对这件事的态度不是因为它无原则地只顾自身利益，也不是出于虚伪：卡特政府必须在战略必需和道德信念之间二选其一。他们决定，为了使道德信念最终得以实现，首先需要在地缘政治斗争中取胜。美国领导人面对的是政治家都会遇到的难题。领导人无法决定历史给他们提供何种选择，更无法要求提供的选择必须清楚明白。

　　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的访华，把几年前还不可想象的中美合作又向前推进了一步。邓小平欢迎他说：“你的访问本身具有重大意义，因为你是国防部长。”几位在福特政府供过职的官员明白此话的言外之意，邓小平在暗示曾对施莱辛格国防部长发出过的访华邀请，但福特撤了他的职，访华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布朗访华主要是为了确定美国与中国的军事关系。卡特政府断定，中国技术和军事能力的增强对全球平衡和美国国家利益有好处。布朗部长解释说，华盛顿“对苏联和中国做了区分”，愿意向中国转让某些不会提供给苏联的军事技术。而且，美国还愿意向中国出售“军事装备”（比如侦察设备和车辆），虽然不是“武器”。另外，美国不会干涉它的北约盟国向中国出售武器的决定。卡特总统在对布热津斯基的指示中解释说：

　　美国不反对我们的盟国对与中国在技术敏感的领域进行贸易采取更积极的态度。一个强大安全的中国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认识到并尊重这一利益。 注释标题 “卡特总统对布热津斯基出访中国的指示”，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附件1，第4页。

　　最终，中国没能拯救红色高棉，也没能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越南撤出柬埔寨是10年后的事了。北京可能早知如此，所以才把战争目标定得非常有限。然而，中国确实使越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战前、战中和战后，中国在东南亚一直在进行坚定而有技巧的外交活动来孤立河内。中国在中越边境上留驻重兵，占领着几处有争议的领土，并继续威胁要给越南“第二次教训”。战后多年，越南都被迫在北部边境上维持大量军队，以防中国再次进攻。正如邓小平在1979年8月对蒙代尔所说：

　　那么大小的国家要保持100多万正规军，哪还有足够的劳动力？100万正规军需要大量后勤支持。现在他们靠苏联。有的估计说苏联每天给他们200万美元，有的估计是250万美元……这会加大困难，苏联的负担会越来越重，情况会变得更加困难。总有一天越南人会认识到苏联满足不了他们的全部要求。到那时候，也许就会出现新形势。 注释标题 “会谈备忘录：副总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邓小平会谈摘要，1979年8月28日上午9：30~中午12：00于北京”，卡特总统图书馆，供查阅资料——中国，第279号资料，第9页。

　　新形势出现在10多年后，苏联解体以及苏联财政支持的中断迫使越南削减其在柬埔寨部署的军队。归根结底，在那段非常困难、对民主社会来说难以承受的时期，中国实现了在东南亚的大部分战略目标。邓小平争取到了足够的活动空间，来实现他在东南亚和马六甲海峡遏阻苏联的目的。

　　在此期间，卡特政府是在走钢丝。一方面通过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保持着对苏联的沟通渠道，另一方面在亚洲政策中把莫斯科视为主要战略对手。

　　冲突中最终的输家是苏联这个具有全球野心且使世界不安的国家。苏联的盟国遭到了攻击，攻击国是苏联最明显的战略敌手，它们对苏联批评最激烈，并公开煽动建立遏制苏联的联盟——而且攻击是在苏联和越南结盟不到一个月后发生的。回头去看，这次中越之战中苏联的回应不够积极，可以视为苏联没落的最初征兆。一年后，苏联决定对阿富汗进行干预，令人不禁揣测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不是为了补偿对受中国攻击的越南支持不力。无论如何，苏联人在越南和阿富汗都误判了形势，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全球力量对比已经不利于他们到何种程度。因此，中印边境的反击战是又一个例子，显示了中国政治家在军事上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成功地实现了长期的战略大目标。虽然给红色高棉的残余势力提供喘息空间算不得道德上的胜利，但是中国实现了对苏、对越更大的地缘政治目标——虽然它们两国的军队都比中国军队更加训练有素、装备精良。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镇定自若，这在中国战略思维中根深蒂固——中国决定参与朝鲜战争即是明证。中国在朝鲜和越南的行动都是针对北京眼中正在形成的危险——敌国在中国周边多处巩固阵地。在这两个情况中，北京都确信如果任敌国完成计划，中国就将被包围，陷入永远被动挨打的境地。敌人可以随时发动战争，华国锋和卡特总统在东京会面时说，敌人若知道占有这一优势，就会“肆无忌惮”。因此，看起来是地区的问题——前者是美国制止北朝鲜，后者是越南占领柬埔寨——实际上却被当成了“世界斗争的焦点”（周恩来对朝鲜的描述）。

　　在这两次干预中，中国的对手都比它强大，中国都认为自己的安全受到了威胁；然而，每次干预的地点和时间都是北京选择决定的。后来中国副总理耿飚对布热津斯基说：“苏联对越南的支持是它全球战略的一部分，针对的不仅是泰国，还有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马六甲海峡。如果他们得逞，那将是对东盟的致命打击，也会切断日本和美国的运输线。我们决心要采取行动。我们也许对付不了苏联，但对付得了越南。”

　　实际战事非常惨烈，中国军队伤亡严重，但是，两次干预都达到了重要的战略目标。在冷战的两个关键时刻，北京成功地实施了它进攻性威慑的理念。在越南，中国使河内看到了苏联协防承诺的局限性；更重要的是，中国暴露了苏联整体战略涵盖能力的局限性。中国不惜冒与苏联直接交手的风险，也要证明它不屈于苏联势力在它南侧的存在。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对战争的最终结果做了这样的总结：“西方媒体认为中国的惩罚行动失败了，我却认为它改写了东亚的历史。” 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