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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 亚洲走向世界：文明大融合

　　不同的人在形容“亚洲人”时通常会使用一些含义相反的词语：优雅或质朴、严谨或混乱、保守或大胆。不仅外人对“亚洲人”有不同的理解，亚洲人对自己也有不同的理解。从阿拉伯语、土耳其语、波斯语到汉语、越南语等，亚洲语言的多样性提醒人们，亚洲人永远难以发出同一种声音。欧洲殖民主义也对亚洲人民国家认同的建构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使其从包容性转向排他性。亚洲人以自己的原国籍来形成认同，他们出国时也是如此：印度人、中国人和韩国人在世界各地旅行时不会说自己是“亚洲人”。因此，“亚洲人”的概念似乎是一个人为的建构。亚洲人对身为亚洲人意味着什么不再有任何共识。欧洲或许发明了亚洲这个地理术语，但剥夺了亚洲人对其亚洲身份的认同感。西方媒体对亚洲内部关系的描述，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民族主义，并且通常会在前面加个贬义的修饰词，但这也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毫无疑问，亚洲社会和欧洲社会一样，对种族纯洁性有着根深蒂固的偏好，甚至存在排外心理，但日常情况表明，整个亚洲地区的民族融合正在加速。亚洲人在文化和物质上的密切联系可以追溯到古代丝绸之路时期，殖民主义锻造了亚洲人共同对抗西方帝国的精神，尽管那时亚洲经济停滞，政治领域缺乏生气，在后殖民时代，亚洲各国关系蓬勃发展。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每一届亚运会都获得了很多支持，参加的国家代表队也渐渐增多，球迷和媒体的体育精神得以发扬。如今，跨国教育和就业机会以及异族通婚正在改变着亚洲的面貌，尽管亚洲庞大的人口规模使人们对这种改变难以察觉。亚洲的民族和文化层次太过复杂，因而亚洲国家无法像欧洲社会那样被种族主义定义。不断增强的亚洲内部联系也促生了新的对话，促进了地区间的理解。亚洲人发现，在这个时代，西方社会不再是他们未来的榜样，亚洲各国对技术官僚治国、社会秩序和保守的正义的偏好将他们联系在了一起。

　　今天的亚洲与其说是一个集团，不如说像一块海绵。在中亚，突厥民族的后裔已经抛弃了西里尔文，改用拉丁文，这样他们与土耳其人和印度人交流就更容易了。在阿富汗，主要的外国电视节目来自印度和土耳其。亚洲移民在孟买、首尔、香港、悉尼、上海和新加坡（官方语言为英语、马来语、汉语和泰米尔语）互相融合并通婚。亚洲人融合的程度越高，他们就越会发现，比起多民族身份，对“亚洲人”的身份认同更加容易。亚洲的“亚洲性”正在复苏。

　　亚洲形象

　　亚洲国家的对外形象有了改变。中国的形象变化包括宣传农历新年，及在全球建立500多所孔子学院。中国还在西方报纸和电视台，如英国广播公司（BBC）和探索频道等播出的以中国为主题的纪录片中投放广告。2009—2013年，韩国政府内部高层会议讨论了如何推广韩国的形象，这增加了韩国对全球援助机构的贡献。阿拉伯国家在华盛顿和伦敦的游说公司花重金，提升自己在政界和投资者中的形象。半岛电视台国际频道、今日俄罗斯电视台以及中国国际电视台都在使用英语，这说明亚洲和西方消费“全球”媒体的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亚洲人不再只听西方媒体对他们的报道，越来越多有求知欲的美国人和欧洲人也频繁收看亚洲频道，寻求全球视角。撇开宣传预算不讲，波特兰通信公司和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发现，日本的全球吸引力排名世界第六，亚洲第一，而新加坡在亚洲晴雨表调查（ABS）中名列第一，亚洲人希望看到自己的国家被模仿。

　　在积极的自我推广方面，印度仍远远落后于亚洲其他国家，但印度被动的态度也有好处。独立后的印度吸引了西方的嬉皮士、诗人和作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又一批欧洲流浪者沿着“嬉皮之路”由陆路来到印度。其间，美国诗人艾伦·金斯伯格在印度旅行了15个月，寻找智慧；杰克·凯鲁亚克的作品《达摩流浪者》深受印度哲学影响，他所写的一本关于佛陀的传记也在他去世之后出版。20世纪60年代末，甲壳虫乐队到印度体验超验冥想，这段时间是该乐队最多产的时期之一。20世纪70年代中期，史蒂夫·乔布斯光着脚在印度闲逛，只穿了一件印度传统的腰布，他像一个苦行僧一样追寻纯洁和佛教灵感。后来，乔布斯回到加利福尼亚州，与人共同创立了苹果公司，将自己对内在完美的追求应用到电脑硬件的制造上。马克·贝尼奥夫在辞去甲骨文公司的工作后，也曾在印度各地休假冥想，然后创立了云软件巨头Salesforce公司，该公司的办公室里有很多冥想室。

　　最近，因伊丽莎白·吉尔伯特的小说《美食、祈祷与恋爱》畅销，去往印度瑜伽道场的游客激增。宝莱坞不仅渗透进全球电影文化，还在世界各地促生了各种舞蹈班、DJ混合音乐和婚礼主题服务。印度的西塔尔琴大师拉维·香卡和指挥家祖宾·梅塔更是闻名世界，梅塔曾在蒙特利尔、洛杉矶、纽约和以色列指挥过交响乐团。

　　2011年，中国甚至向印度捐赠了100万美元，用于复兴曾经辉煌的那烂陀大学，那烂陀大学是古代世界最大的佛教学习中心。今天，印度的精神遗产和实践具有更广泛的全球吸引力。当代印度最重大的文化变革是联合国将每年6月21日定为国际瑜伽日，如今在数百个城市有数百万人庆祝这一节日。自2012年以来，美国瑜伽练习者的数量增加了50%，达到近4000万人，其中大多数人的力量、平衡性、灵活性和思维清晰度都有所改善。瑜伽中的正念练习帮助人们深思、感恩、活在当下，在西方的家庭、大学和企业园区都非常流行（越来越多的企业园区由中国风水师设计）。生活的艺术基金会由古儒吉于1981年创立，现已推动了全球156个国家的正念与和平运动。正念课程是谷歌公司和通用磨坊公司员工职业提升课程的一部分，微软首席执行官萨蒂亚·纳德拉将公司战略的转机归功于正念训练。提供正念课程的应用程序，如10% Happier，下载量已达数百万次。下一场启蒙运动会不会源于古代亚洲文化的学说？

　　众多的亚洲文明可以利用其5000多年的文化遗产，复兴独特的历史财富，这自然比创造一种统一的泛亚洲身份更吸引人。即使亚洲国家相互尊重，在如此广阔和多样化的地区也不太可能出现一种单一的亚洲文化复兴。但是，亚洲社会之间正在恢复一种共享，而这种共享正是由不断提升的财富水平和一体化程度所促成的。亚洲人越来越喜欢亚洲，这一趋势反映在购物、饮食、艺术、娱乐、移民和旅游等方面。如果还没有人发起“亚洲歌曲大赛”，那这只是时间问题。

　　亚洲人往来于亚洲

　　就像19世纪一样，亚洲的移民、异族通婚和人口融合正在重演，且规模越来越大。事实上，亚洲化可能是21世纪最重要的人口大趋势。亚洲国家的飞地绝不是一种新现象。1594年，西班牙殖民政府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市岷伦洛区建立了最早的唐人街。如今，世界近40%的移民都来自亚洲，根据联合国2015年国际移民报告，2000—2015年，亚洲地区接收的移民数量比其他任何地区都多，亚洲接收了2600万移民（超过欧洲接收的2000万人）。也就是说，亚洲既是世界上移民的主要来源地，也是主要目的地。

　　中国的海外侨民有5000多万人，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各地，侨民当中有种植园主、商人、建筑工人、巴士司机，还有企业高管和体育教练。虽然中国侨民数量比印度多，但3000万印度侨民的分布更为广泛。在印度的近邻中，尼泊尔有400万印度人，占其总人口的15%，斯里兰卡有近100万印度人，占其总人口的5%。在东南亚，马来西亚有250万印度人，占其总人口的10%，新加坡有35万印度人，占总人口的9%。在海湾地区，沙特阿拉伯有400万印度人，占其人口的15%，阿联酋有350万印度人，占其总人口的40%。居住在海湾地区的印度人每年往印度的汇款数额超过120亿美元，在印度的喀拉拉邦等选区，选举结果有时取决于来自海湾地区的汇款，这些汇款填补了竞选资金的缺口。亚洲各地还有400万巴基斯坦人，其中300万人居住在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另外有200万孟加拉人居住在海湾地区。

　　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前10年，南亚人口在海湾地区迅速增加，他们大多是建筑工人和基层神职人员。今天，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是这些职业的主力军，但是，在阿联酋、阿曼和巴林，他们也形成了一个由经理、行政人员、实业家和企业家组成的阶层，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甚至在政治领域享有一定的发言权。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的发展使这些国家减少了对亚洲工人的需求，迪拜要求其境内1/3的住宅和办公室使用3D打印材料建造，易于组装的模块化建造不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而阿曼则希望使用无人机代替孟加拉国的工人来浇灌公园。因此，许多没有技能的南亚人将回到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国家建筑工人的工资在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的支持下不断上涨。与此同时，具备技术能力的南亚人可能会继续流向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这些国家正在为其新的经济特区和物流中心寻找管理人员。

　　在迪拜和中国香港，数百万菲律宾人和印度尼西亚人在继续从事家佣、清洁工、保姆、办事员和司机等低薪工作。这些东南亚人与南亚人一起形成了一个半永久的社区，从过去被剥削的阶层逐渐变得为当地社会所接受。几十年来，南亚建筑工人的护照一直被控制在阿拉伯承包商的手中，1/3的东南亚女佣举报说，她们工作时间过长、工资过低，还蒙受羞辱。但菲律宾政府已开始利用其海外侨民的影响力，暂时禁止其国民在雇主虐待雇员的国家（如科威特）工作，直到雇主不再没收雇员的护照，并保证按时支付工资，为雇员购买保险。印度政府已开始部署自己的保险计划，将覆盖在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和其他十几个国家的印度蓝领。从迪拜到新加坡，当地的工人运动（在政府的支持下）如雨后春笋，鼓励当地民众与外籍工人分享美食和故事，以表达感激之情。

　　像泰国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在现代化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吸引了大量的外国劳动力。泰国大约有500万移民工人，大部分来自缅甸、柬埔寨和老挝。2014年，泰国查处无证劳工，使20万柬埔寨人被遣返，但随之而来的建筑行业的瘫痪迫使泰国政府立即改变政策。马来西亚也依赖来自泰国、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的劳工，这些劳工帮助提高了马来西亚的国内生产总值，因为他们会把收入寄回国内。

　　亚洲新老国家之间人口分布的不平衡将继续促使亚洲的年轻人到离家更远的地方工作，以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即使是中国、俄罗斯、韩国、日本和泰国这样的国家，也存在巨大的劳动力短缺，截至2030年，这些国家的劳动力缺口将高达其目前劳动年龄人口的30%，而巴基斯坦、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则有大量的过剩劳动力，可以输出到亚洲其他国家，也可以输出到其他大洲。如果说日渐老龄化的中国已经向世界输出了如此多的人口，想象一下人口年龄更年轻的国家，如印度和巴基斯坦——他们的人口加起来比中国还多，而且他们的公民能够说英语，学习英语的速度也快得多。

　　尽管在历史上，日本文化和韩国文化最不受外来影响，这两个国家的移民数量的增加依旧引人注目。今天，在日本的澡堂、商店和酒吧外，仍随处可见禁止外国人入内的标志。尽管在发达国家中，日本和韩国的外国出生人口占比最低，但这一数字正在迅速增长。61990年，在韩国的外国人口数占韩国总人口数的0.1%，如今，这一占比为3%，到2030年预计将攀升至10%，这与一些西方国家的水平相当，而西方国家接收外国移民的历史要比韩国长几十年。在韩国，跨国婚姻所占的比例也急剧上升，从1990年的略高于1%上升到2014年的14%。自冷战时期以来，在嫁给韩国男性的外国女性中，人数最多的是越南女性，其次是中国女性、日本女性、菲律宾女性和柬埔寨女性。在韩国，多民族家庭的数量现在接近100万，是10年前的两倍。在安山市附近的元谷洞等地，多民族家庭的比例最高，接近40%。元谷洞更是自称“无国界村”，因其外国人口占比高达2/3。

　　在韩国和日本，同化已经从禁忌的话题变成了必要的改革。尽管融合“新韩国人”带来了巨大的文化挑战，但是，允许他们参加地方选举和地方议会，表明韩国准备修改长期以来与种族血统联系紧密的国籍法。即使是在将外国人视为行业临时工的日本，也有调查显示，年轻人不太把种族作为身份的标志了。亚洲人的身份认同显然正在构建之中，而不是像外界描绘的那样，是一种刻板的民族主义。

　　由于中国的经济迅速增长，人口分布不平衡，劳动力日益短缺，亚洲其他国家的人也在涌入中国。近几十年来，中国繁荣的沿海地区一直依靠中国内陆地区数量庞大的农村劳动力资源，他们从事低工资的建筑工人、工厂工人、厨师、清洁工的工作。但是，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国内的2亿劳动力将不足以满足需求。官方数据显示，自2000年以来，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数量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非官方的说法是，中国各地已经有大量的外国人。据菲律宾驻香港领事馆估计，有超过20万无证菲律宾人在中国从事家政和护理工作。每年春天，大约有5万越南人非法越境进入广西收割甘蔗。自2015年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甚至正式制订了一项计划，吸引越南人到广西的工厂工作。由于中国人口男女比例失调，男性比女性多3500万人左右，有更多来自邻国的女性与中国男性联姻。然而，在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由于外国人口不到100万，外国人口占其人口总数的比例要达到1%还需要一段时间。因此，中国不像一个“大熔炉”，而更像一个装沙拉的碗，外国人就像撒在里面的胡椒。

　　移民和异族通婚已经成为迪拜、香港和新加坡等亚洲多元化城市的标志。多年来，新加坡允许其公民在身份证上根据CMIO政策，从华族、马来族、印度族和其他这4个选项中选择自己的族群。但是，随着异族通婚率从1990年的7%增长到2017年的25%，现在新加坡政府允许其公民选择两个族群。新加坡已经是许多“华裔与印度裔混血儿”的家园，包括一些知名的政府官员。一代人之后，新加坡政府肯定会允许公民在身份证上印有三个族群。在海湾地区，法律、宗教和文化上的限制阻碍了阿拉伯人与南亚或东南亚人的通婚，但这并不妨碍印度人和菲律宾人在迪拜等城市结婚，并养育新一代的“印度裔与菲律宾裔混血儿”。

　　下一代亚洲人的身份认同感正在亚洲的学校中被建立起来。2016年，在中国有40万外国留学生，同比增长5.5%，其中来自东南亚的学生人数是来自美国的学生的4倍，来自韩国的学生人数是来自美国的学生的3倍，来自印度和俄罗斯的学生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巴基斯坦政府计划强制要求本国六年级以上的学生学习中文，那么，10年后，在中国的巴基斯坦学生人数可能会比目前的2万人高出许多倍。在日本有15万外国留学生，位居亚洲第二，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近10%的速度增长，其中来自中国、越南和韩国的留学生人数最多。2016年，随着来自中国、越南和日本的留学生人数不断增长，在韩国的留学生人数超过了10万人。在印度的留学生人数也增长了7%，达到4.2万人左右，其中大部分来自尼泊尔、阿富汗和不丹。马来西亚的大学吸引了大量来自伊朗、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学生，而泰国的学生则遍布日本、中国和韩国。东盟正在批准承认成员国的学术认证，这个拥有7亿人口的亚洲地区正在实现自己的伊拉斯谟计划。近年来，我遇到了很多夫妻双方分别来自马来西亚和老挝（这两个国家都是东盟成员国）的跨国夫妇，他们在日本留学期间相识，并一起移民，在多个国家寻求职业发展。如果亚洲人在彼此的国家学习得越多，他们就越有可能形成更强的地区性认知和对共同身份的认同，从而更加融入泛亚洲一代。如今，这一趋势已延伸至海湾地区，迪拜等城市越来越受到俄罗斯人和中国人的欢迎，他们希望在快节奏的商业环境中找到实习机会。在整个海湾地区，伦敦商学院等西方院校在此设立了分校，因而去伦敦学习就变得没有必要。

　　在过去的几代人里，亚洲人的目光聚焦在西方，他们可能听说过或去过纽约和加利福尼亚，但他们通常不会去果阿邦或广州。亚洲中产阶级有强烈的消费需求，而美国和欧洲国家一直是主要受益者，他们想去迪士尼乐园和纽约度假，想在大本钟和埃菲尔铁塔前自拍，想在采尔马特或惠斯勒滑雪。拉斯维加斯的赌场会在春节等亚洲节日到来前数月开始做宣传，以吸引亚洲游客。亚洲人出境旅游的人次每年都刷新纪录，其中中国公民出境旅游超过1.3亿人次，最近印度已超过日本，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5000万人次。在全球范围内，由中国、日本、韩国和印度游客创造的收入每年超过3500亿美元，是美国游客的3倍。

　　但新一代的亚洲人也开始热衷于在亚洲旅行。今天，世界上游客最多的城市是香港、曼谷、新加坡和迪拜——都是亚洲城市（只有伦敦能与这些亚洲城市相提并论）。原因之一是，最受中国游客欢迎的8个旅行目的地都是亚洲国家，其次才是美国和意大利。自2016年以来，巴黎在受亚洲人喜爱的旅游目的地排名中已经下降。韩国仍然是中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尽管最近济州岛禁止中国游客前往），同时中国游客还喜欢去日本和澳大利亚，并在2017年创下纪录，这一年去往俄罗斯的中国游客达150万人次。随着签证限制大幅放宽，低成本航空公司蓬勃发展，亚洲人在亚洲旅行的人次正创下纪录。印度的入境旅游人次正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最近已突破1000万人次。在喜马偕尔邦和果阿邦，有很多来自日本和以色列的游客。对迪拜、曼谷和巴厘岛来说，印度人的旅行婚礼是一个商机。伊朗向中国人和日本人发放落地签以吸引他们的到来；每年有近500万俄罗斯人去土耳其；阿拉伯国家的知识分子和商业精英觉得自己在欧洲不太受欢迎，所以他们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塔利亚度过的休闲时间越来越多。海南岛宣称自己是夏威夷和迪拜的结合体，作为旅行目的地既安全又实惠，吸引了大批亚洲人来此，他们也希望在此首次接触中国。

　　随着亚洲成为一个更具有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亚洲人在学着保护这个吸引全世界游客的地方。不丹开创了高质量生态旅游的先河。在巴厘岛和其他印度尼西亚的岛屿上，游客经常花一天时间与漆树种植者一起工作，或者去了解生态环境脆弱的鲨鱼栖息地。泰国和菲律宾也发展了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旅游文化，以支持当地社区。菲律宾的长滩岛很受游客欢迎，2018年，杜特尔特政府宣布关闭长滩岛6个月，腾出时间更新度假村的基础设施，将游客不断涌入造成的污染降至最小。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亚洲，才是让亚洲人自豪的亚洲，才是让世界欣赏的亚洲。

　　亚洲文化的重塑

　　一如亚洲历史上的文化融合，亚洲人仍在继续吸收来自西方的影响，这是增加社会多样性的一种途径。语言就是一个例子：听听那些说印地语和塔加拉语的人说话，你会听到“印式英语”和“塔式英语”。英语作为一种全球性语言，已经成为亚洲内部沟通的重要文化桥梁。在中英文即时翻译方面，微软最近取得了突破，这将大大促进中国人与其他亚洲人以及全世界的交流。

　　亚洲文化在全球媒体界和商业界的广泛传播正在加速亚洲的自我发现。在这方面，亚洲武术的发展是典型代表之一。多年来，除了传统的武馆之外，中国、日本、韩国和泰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武术文化，但各自只有单一的武术打法。突然之间，随着美国终极格斗冠军赛、综合格斗教练和电视网络的出现，融合了拳击、摔跤、泰拳、柔道和其他亚洲特色武术的比赛变得极受欢迎，拥有大批付费电视观众。泰国人差立·西尤堂结束了在华尔街的职业生涯后，在新加坡创办了非常成功的ONE综合格斗冠军赛系列，在经常举办的地区性赛事中，将数十名亚洲选手聚集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亚洲人增进了对自己的武术传统的了解，也提升了自豪感。同时，综合格斗的兴起也提高了美国人对亚洲武术的认识。空手道、柔道和跆拳道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风靡美国，现在泰拳馆也在美国遍地开花。以亚洲武术为基础的娱乐业现在也颇具规模，美国忍者武士是日本原版的全球衍生品之一，拥有功夫绝技的少林僧人经常在各大洲巡回演出，功夫学院则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欧洲和南非。

　　世界对亚洲当代艺术作品表示认可，亚洲人也得益于此。20年前，只有少数亚洲艺术家获得广泛认可，比如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和波普艺术大师村上隆。但到了2008年，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为中国艺术家蔡国强的装置艺术作品举办了大型展览，在中国香港，曾梵志的一幅画创造了拍卖纪录。亚洲当代艺术家开始走向世界，博物馆和画廊展出他们的作品不仅仅是为了给西方艺术增添异国情调，更是出于对他们的创作品质的敬仰。在艺术领域，国际交流也至关重要。许多杰出的日本和中国艺术家在西方，尤其是在纽约工作期间学会了充分表达自己。

　　亚洲主要城市正在加大对文化中心的投资。东京已经是学生们趋之若鹜的学习建筑的圣地，有许多人到那里参观隈研吾、安藤忠雄和伊东丰雄设计的建筑。中国香港一年一度的巴塞尔艺术周已与瑞士和迈阿密的艺术周齐名。如今，随着台北松山文化创意园、北京798艺术区和上海M50创意园等破旧的工业园区被改造成典雅的工作室，亚洲的其他大都市也正在经历一场艺术复兴。沙迦和吉达已成为在前卫画廊培育阿拉伯艺术团体的中心，而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和阿布扎比卢浮宫等壮观的建筑，则标志着阿拉伯文化复兴的开始。新加坡新开了一家富丽堂皇的国家美术馆，里面收藏的东南亚艺术品数量为世界之最，他们还把一个以前的军营改造成了一个可以互动的露天艺术庄园。新加坡艺术周和“艺术登陆新加坡”博览会激发了该地区近100位亿万富翁和不断壮大的上层阶级对艺术的需求。印度尼西亚等较贫穷的亚洲国家政治稳定、文化自由，允许艺术学校蓬勃发展，不仅在巴厘岛等热门城市如此，在万隆和日惹等不太知名但很时尚的城市也是如此。备受尊敬的孙达拉姆·泰戈尔画廊对菲律宾摄影师、雕塑家和街头艺术家非常推崇。

　　所有这些都表明，亚洲人自己对亚洲艺术格外关注，也投入了更多的钱。中国的亿万富翁和文化机构正在世界各地搜寻那些流失国外的中国文物，并将它们带回中国。无论是想投资的阿拉伯人，还是想炫耀收藏品的东亚大亨，从海湾国家到日本，亚洲各国人民都十分热衷于收藏西方和亚洲的艺术品，这使苏富比和佳士得等拍卖行的收入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这些拍卖行越来越关注新潮的亚洲艺术，以此吸引它们的西方客户，这些拍卖行已经捧红了韩国极简主义（单色画）艺术、阿尼什·卡普尔等印度雕塑家，以及印度尼西亚的流行艺术。

　　同样，亚洲音乐界也受到了西方音乐活动的积极影响，如狂热的舞蹈节，以及在优兔上广泛流传的视频。10年前，富士摇滚音乐节这样的活动屈指可数。而今天，日本有夏日声波音乐节，韩国有仁川摇滚音乐节，上海有电子动物园音乐节，新加坡有祖卡户外热舞节，仅东南亚就有近10个地方举办过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电子音乐节之一——超世代音乐节（Ultra Music Festival）。在引进这些西方活动之后，亚洲的文化已经开始输出。“韩流”就是最明显的例子。韩国说唱歌手朴载相的热门单曲《江南Style》是第一个在优兔上达到10亿（后来达到20亿）播放量的视频，但这只是冰山一角，其他韩国流行音乐组合在匈牙利和秘鲁这样遥远的国家也有数千个粉丝俱乐部，韩国流行音乐比赛也在美国和法国举行。2018年5月，韩国男子组合防弹少年团的专辑在美国公告牌排行榜中位居200强之首。尽管说唱歌手尼坤是泰国人，但他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长大，现在是韩国最受欢迎的男子组合之一的成员。尼坤精通泰语、英语、韩语，还会说汉语，是真正的泛亚洲明星之一，这些明星频繁出现在亚洲各地的广告和电影中。为了吸引全球娱乐人士更多的注意力，韩国文化产业交流财团（KOFICE）已成为一个强大的机构，致力于推动韩国文化输出，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从快餐到高级烹饪，亚洲美食也已引领了全球潮流。从广义上讲，亚洲美食包含多种食材，有不同的烹饪风格，比如地中海的鹰嘴豆、中亚的烟熏烤羊肉、东南亚的椰奶和香料，还有环太平洋的酱油，每一种美食都反映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融合，这种融合已经发展了几个世纪（主要是与亚洲邻国的融合）。殖民主义对亚洲菜系的影响远不如亚洲菜系对殖民主义的影响。虽然越南人喜欢吃类似法国长棍面包的越南三明治（原料是米粉），老挝人的沙拉上也有蛋黄酱，但西餐对亚洲人的口味几乎没什么影响。只有日本和中国有1 000多家麦当劳门店，而其他亚洲国家都只有200~500家。更重要的是，亚洲地区的麦当劳门店的菜单与美国的完全不同，十分有亚洲特色，如印度的马沙拉汉堡、日本的虾汉堡，整个亚洲地区的麦当劳都供应面条。亚洲的麦当劳门店的菜单上有几十种食物是在美国买不到的，这提醒人们，即使亚洲人在某些方面向往西式生活，但要想在亚洲取得真正的成功，就必须先成为亚洲人。

　　相比之下，亚洲的烹饪传统在西方人的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茶起源于中国，后来被英国人带到了印度，目的是与中国竞争在茶叶贸易中的主导地位。番茄酱源自中国福建的鲑汁，这种鲑汁源自越南的一种发酵鱼露，早在18世纪初，英国商人就把这种鱼露带回了英国（在那里，西红柿被用作替代调味品）。2018年，瑞典媒体承认该国著名的肉丸的烹饪秘诀是其国王查理十二世在18世纪时从土耳其学的。在整个西方，米的品种繁多，从印度香米、泰国香米，到韩国的短粒大米，应有尽有。

　　总的来说，在过去的20年里，亚洲食品已经从侨民主食和廉价外卖变成了主流快餐和高档美食。日本寿司在平民商场、高档餐厅和酒店中随处可见，拉面曾经只是大学生的夜宵，如今已成为全国各地的特色菜。除了供应左宗棠鸡的中餐馆外，韩国烤肉和泡菜石锅拌饭也在美国许多城市出现。（韩国起亚汽车集团在哪里开设工厂，泡菜肯定会出现在附近餐厅的菜单上。）仅2014年，熊猫快餐（美国的中式快餐连锁餐厅）在美国就创造了20亿美元的收入。台湾的泡沫茶是由牛奶、柠檬草和木薯果冻珍珠混合而成的奶茶，也在美国占据了一席之地，开设了数百家新店。权威调查机构欧睿国际报告称，自1999年以来，欧洲的亚洲快餐店的销售额增长了500%。英国的印度咖喱店雇用的工人数量比该国钢铁、煤炭和造船业工人的总数还要多，印度咖喱鸡在英国的销量超过了炸鱼薯条。在伦敦，同时供应粤菜和高档鸡尾酒的客家人餐厅被评为米其林星级餐厅。

　　烹饪文化的融合带来了创新和成功。中印融合菜在孟买、上海、纽约和伦敦正变得流行。在一年一度的超级名厨集会——马德里国际美食峰会上，印度和泰国名厨云集，如蓝象餐厅的诺尔·索马尼。韩国厨师林正植在美国烹饪学院接受培训后，通过改造分子烹饪法，创造出一种新的韩式烹饪风格，一举成名。林正植烹饪的奇特异国风味为他在纽约的餐厅赢得了两颗米其林星，而他开在首尔的比较传统的餐厅只有一颗米其林星。在美国的移动餐车和购物中心里，“Ko–Mex”（韩国和墨西哥融合菜）菜式是最新的流行趋势之一，这种融合始于在首尔的韩裔美国人，他们渴望童年的墨西哥风味，这也证明了逆向移民和种族融合是如何创造新事物的。

　　在时尚界，亚洲独树一帜，通过与欧洲品牌的巧妙合作实现自身的发展。日本著名的时尚设计师三宅一生在巴黎时尚品牌纪梵希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之后推出了自己的品牌，将东方风格推向全球。今天，从日常服饰到高级时装，亚洲品牌的表现都很突出。优衣库是一个广为人知的日本服装品牌，在全球有大批忠实粉丝。中式服装品牌“上海滩”复兴了一个世纪前的中国风，早期被瑞士奢侈品公司历峰集团收购，并在全球销售。“极度干燥”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英国品牌，在服装上使用了日本文字来增强其独特的吸引力。时装周在迪拜、孟买和上海越来越普遍，当地设计师积极地吸引来自亚洲、欧洲和其他地区人们的关注，以拓宽客户群。拥有近200年历史的中国香港高端连锁百货商店连卡佛，曾因客户更偏爱西方品牌，只销售4个亚洲品牌。但如今，连卡佛旗下拥有30个亚洲品牌。由于亚洲品牌更符合亚洲人的口味，自2015年以来，瑞典服装公司H&M的利润大幅缩减。所有的西方服装品牌都希望在印度城市的精英群体中获得更高的知名度，但包括马尼沙·马尔霍特拉、塔伦·塔希利亚尼、里图·库马尔和妮塔·卢拉在内的数十位印度设计师已经非常有名，地位很高，西方品牌不得不将衣服的设计印度化，以与之竞争。简单地说，亚洲现在很酷、很潮。问问美国著名女歌手Lady Gaga就知道了，由大阪设计学院的毕业生创立的品牌“Roggykei”深受她的青睐。

　　亚洲模特也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了突破。近20年前，帕德玛·拉克施密和亚思敏·盖瑞等南亚模特在西方时尚杂志上大放异彩，中国的刘雯继成为雅诗兰黛的首位亚洲代言人后，在2013年成为第一位在福布斯模特收入排行榜上获得一席之地的亚洲人。从那时起，日本、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模特在这个行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化妆品行业，韩国的美容产品成为新的全球行业标杆，蒂佳婷、谜尚、伊蒂之屋等品牌纷纷在美国开设门店，并开设了全球网上购物网站。在中国女性紧跟韩国潮流的情况下，联合利华在2017年以27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韩国科浡化妆品集团。从韩国流行音乐到化妆品，韩国已经成为欧洲雇员在亚洲求职时最热门的选择。

　　然后是电影。对好莱坞来说，亚洲主题并不陌生，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的经典电影，如《甘地》《末代皇帝》《印度之旅》，以及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在亚洲拍摄的著名电影，包括汤姆·克鲁斯主演的《最后的武士》、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导演的《硫磺岛来信》，以及全部由亚洲演员主演的《喜福会》和《艺伎回忆录》。许多西方电影观众对出生在中国台湾，在美国接受教育，曾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李安十分熟悉。李安的著名电影有《断背山》《色戒》《卧虎藏龙》《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国香港导演王家卫凭借《花样年华》及其续集《2046》等讲述人性中被压抑的欲望的电影赢得了国际赞誉。中国还有许多电影导演也获得了国际声誉，例如张艺谋，他有一部电影改编自莫言的同名小说《红高粱》，他还执导了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壮观的开幕式和闭幕式。贾樟柯的电影《三峡好人》在2006年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金狮奖。2018年夏，《摘金奇缘》更是一举征服美国的电影观众。

　　对好莱坞来说，中国的经济影响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每天都会有20多部新电影上映（包括提供沉浸式4D体验的电影），这让好莱坞电影公司对其票房的飙升垂涎三尺。从《侏罗纪公园》到《星球大战》，从《速度与激情》到漫威超级英雄电影，整个亚洲，尤其是中国，让众多电影在短时间内实现了10亿美元的国际收入。大连万达收购了美国经典电影有限电视台（AMC）、欧洲欧迪恩影院（Odeon）以及电影制作公司传奇娱乐，为电影制作注入了资金，使欧美电影能够更加为中国观众所接受。

　　亚洲其他国家的电影行业则采取了更商业化的方式。总部位于阿布扎比的电影公司Image Nation还为《黑衣人3》和《圆圈》等好莱坞电影提供了资金，其政府则鼓励纽约大学在其学术园区旁边成立一个电影学院。韩国采取了一种纯粹的商业模式。仅凭延相昊导演的僵尸惊悚片《釜山行》和朴赞郁导演的电影《小姐》，韩国2016年的电影出口就增长了82%，美国的Netflix（提供在线影片租赁服务的公司）和亚马逊上线多部韩国电影，这两家公司在印度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Netflix推出了多部印度原创电视剧，比如由宝莱坞一线明星主演的《神圣游戏》。

　　好莱坞正寻求与亚洲电影业进行更多的合作。《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在2009年横扫8项奥斯卡大奖（其中包括颁给英国导演丹尼·博伊尔和印度裔作曲家A.R.拉赫曼的奖项），为美国和亚洲电影文化架起了一座桥梁。但亚洲电影行业的最大转变在于跨亚洲合作。文化敏感性阻碍了亚洲主要文化市场之间的重要合作，但也有一些例外，比如中国台湾和日本混血演员金城武（被称为“亚洲的约翰尼·德普”），参演了中日两国的许多电影。2006年的泰国电影《无形海浪》，主演是一名日本演员，其他演员分别来自中国香港和韩国，拍摄地点是中国澳门。中国和韩国的电影公司合作推出了一系列联合制作影片，比如《分手合约》和3D体育动作片《大明猩》。宝莱坞与中国电影的跨界合作挑战更大，但利益也更高。在成龙2017年主演的电影《功夫瑜伽》中，来自中国和印度的明星在需要的时候会说对方的语言，英语和阿拉伯语台词也出现在迪拜和其他地方的不同场景中。这部电影志在走出中国和印度，博得更广泛的亚洲地区的关注。尽管影片的文化背景很复杂，但《功夫瑜伽》在全球仍获得了约2亿美元的票房收入。2016年，Image Nation和中国洲际传播中心共同出资3亿美元，在位于沙特阿拉伯和中国之间的国家推广汉语和阿拉伯语电影的联合制作。有些人称之为“亚莱坞”电影中心。

　　商业的印度电影早已开始走向全球。早在1946年，印度电影就获得了戛纳电影节大奖，蜚声全球，获得该奖项的是凯坦·阿南德导演的电影《贫民窟》。孟加拉国电影制片人萨蒂亚吉特·雷伊备受马丁·斯科塞斯的尊敬，并在1992年获得了奥斯卡终身成就奖。韦斯·安德森在其2007年执导的电影《穿越大吉岭》中致敬了雷伊，这部电影主要在印度取景。印度以外的亚洲观众几十年来一直都是宝莱坞的影迷。早在20世纪50年代，拉杰·卡普尔的电影就曾在苏联风靡一时，可与好莱坞相提并论。宝莱坞电影如今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仍然很受欢迎。20世纪80年代，宝莱坞电影在埃及非常受欢迎，影响到了当地电影产业的收入，因此，埃及政府限制了印度电影的放映。如今，有30多个阿拉伯地区的电视频道播放宝莱坞电影，还有专门采访宝莱坞明星的脱口秀节目。有些宝莱坞电影获得了国际赞誉，如沙鲁克·汗的《有时快乐有时悲伤》和阿米尔·汗的《三傻大闹宝莱坞》。2010年，维也纳大学举办了为期3天的关于沙鲁克·汗和全球宝莱坞的国际会议。阿米尔·汗2016年主演的传记片《摔跤吧！爸爸》讲述了印度女摔跤手的故事，在中国的票房收入超过了印度。随着沙特阿拉伯再次开放电影院（包括向女性开放），巴基斯坦电影成为首批被放映的电影之一，“拉莱坞”（Lollywood，即拉合尔的宝莱坞）计划针对沙特阿拉伯市场推出新电影。

　　宝莱坞在北美的观众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印度侨民，不过，宝莱坞明星在美国各地巡演时，观众的数量足以填满新泽西州的整个体育场。尽管如此，从《辛普森一家》中带有讽刺意味的漫画角色阿普，到滑稽剧《猪头逛大街》中带有刻板印象的韩裔印度人，再到《初来乍到》（改编自华裔美国厨师黄颐铭的自传）的全亚洲主演阵容，每过10年，就有越来越多的亚洲明星进入美国主流电视业和电影业，亚裔群体的相关议题也被纳入美国社会议程。宝莱坞新星朴雅卡·乔普拉出演了美国广播公司黄金时段动作片《谍网》的主角，中国台湾歌手周杰伦出演的电影《青蜂侠》吸引了众多亚洲观众。美国主要的电视网现在都有很多来自东南亚的主播。

　　印度的文化输出远至拉丁美洲，自称“古鲁”的印度上师带领着大批人在瑜伽派对上冥想，印度摇滚乐队在巴西音乐节上巡回演出。2010年，墨西哥女演员芭芭拉·默瑞在宝莱坞动作电影《风筝》中取得突破性进展，此后，众多渴望获得成功的拉丁美洲女演员参与到印度电影的制作中。波哥大国际电影节放映了十几部宝莱坞电影，而里约热内卢每年都会举办宝莱坞电影节。2009年，有一部获奖的巴西肥皂剧以印度斋浦尔为故事背景，片中巴西演员随着宝莱坞舞曲翩翩起舞。截至2016年，超过3000万巴西人观看过印度电影，巴西人到印度旅游的人数也增加了7倍。每一部在曼谷、迪拜、瑞士、西班牙、冰岛或新西兰拍摄的印度电影，都会在一年后吸引大批印度游客到这些地方。因此，芬兰、波兰、以色列和斐济等国的政府都对印度电影公司实行巨额退税政策。

　　宝莱坞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印度社会的道德媒介。印度是一个多语言社会，电影能够比翻译的报纸和政府法令更有效地成为架起多语言文化的一座桥梁。如今，印度最热门的社会话题，如性别刻板印象、政府腐败、种姓仇恨，都是首先通过电影进行探讨的。电影巧妙地通过对神话史诗和反殖民主义历史的重新创作，激发了印度人的民族自豪感，就像阿米尔·汗在《印度往事》中描绘的那样，一群底层印度村民在板球比赛中用高超的球技打败了一队经验丰富的英国殖民军，从而为他们的村庄减轻了沉重的税收负担。重要的是，尽管印度的国家政治已经屈服于宗教沙文主义，但宝莱坞仍旧是一个世俗的社会，大约有1/3的明星演员是穆斯林（是印度总人口中穆斯林所占比例的两倍）。阿米尔·汗和其他电影明星唤起了人们的“公民责任”精神，从而使人们变得更加宽容。

　　民族文化正在取代根深蒂固的殖民规范。在电影和文学领域，地方语言再次繁荣起来。此外，南亚（以及东南亚）民众对美白的痴迷正受到一场新兴运动——“棕色就是美”的挑战。亚洲人认识到，无论是固守现状，还是将当前的社会弊病归咎于过去，都是没有用的。亚洲人不再为他人所分裂和统治，他们应该寻找更多的方式彼此融合。

　　亚洲人的思想

　　自冈仓天心、泰戈尔和梁启超提出泛亚洲主义起，已过去了一个世纪，亚洲人正在重新发现他们的智力协同效应，并创作出一种亚洲的叙事框架，这对西方不加批判的自我评价和现代西方政治思想的信条构成了重大挑战。为什么西方在支持那么多独裁政权的情况下，还标榜自己是全球人权的捍卫者？不受约束的个体自由真的是商业创新和成功的根本条件吗？资本主义对民主是必要的吗？那民主对资本主义就不是必要的吗？在选择政治领袖时，精英统治的训练是否比民主声望更重要？如同冷战时期亚洲的民族主义者，如果在西方教育亚洲人，培养的不是亲美派的傀儡，而是能够用西方话语对抗西方的知识分子。

　　如今，泛亚洲地区智识层面的融合与后殖民时代尼赫鲁的设想截然不同，这种融合更具建设性。今天的领导人并不渴望建立一个幻想中的“亚洲合众国”，而是希望建立一个更简单，但更富有成效的商业和学术联合体。尽管在亚洲出生、长大和受教育的亚洲人很少能在西方发声，但事实证明他们是正确的，因为他们能够真正理解亚洲的现实情况。

　　但亚洲人仍然需要更多的相互了解。虽然亚洲人有着相互关联的历史，但文化和语言的差异限制了泛亚洲思想的渗透。西方出版物填补了这一缺口。在西方，地缘政治事件，如“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及中国的崛起使学术界增加了对阿拉伯世界和亚洲研究的资助。资金雄厚的北美大学和学术机构，如总部位于密歇根州安阿伯的亚洲研究协会，其旗舰刊物《亚洲研究期刊》在这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亚洲大学的出版物，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出版的《亚洲社会科学杂志》，在亚洲和西方的影响力都明显较低。亚洲许多学术中心治学严谨，发表了优秀的学术成果，西方学者应该更加关注这些成果，而不应闭门造车。在过去几年里，我注意到了一些变化：美国“专家”现在来到亚洲是为了接受教育，而不是为了做讲座。

　　有许多以亚洲为中心的媒体对亚洲进行全方位报道。从20世纪40年代到21世纪初，《远东经济评论》因其对亚洲商业领域的广泛报道，在亚洲拥有众多读者。20世纪70年代，两名《远东经济评论》的前记者创办了《亚洲周刊》（Asia Week），其目标是“通过亚洲人的视角来了解亚洲”。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杂志社推出了《时代周刊》（亚洲版）、《财富》（亚洲版）和《亚洲地理》等杂志，亚洲传媒市场的竞争随之加剧，但这些杂志实际上仍是从西方进口的，亚洲本土的内容有限。《亚洲时报》于1995年在曼谷被创办，自称是“唯一一家专门面向英语用户的泛亚洲数字网站”。《亚洲时报》的读者有一半是亚洲人，一半是欧洲人和北美人。在以汉语为母语的世界里，在中国香港编辑发行的《亚洲周刊》（Yazhou Zhoukan）杂志以中国人的视角关注国际事务。总体而言，这些泛亚洲出版物可触及的读者群远远低于使用当地语言的国内媒体。

　　亚洲人在文学领域的成就远远超出传媒领域。由于拥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遗产，东亚人数百年来都很熟悉彼此的传统文学作品。《源氏物语》由日本贵族女性紫式部在11世纪早期创作，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心理小说，启发了包括博尔赫斯在内的许多作家。中国的四大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其中创作时间最早的作品距今已有6个世纪，在韩国和日本也被广泛阅读。

　　在近几十年间，亚洲文学在国际上被认知的程度有了很大提高。中国、日本和印度培养了一批享誉全球的作家。1913年，泰戈尔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直到1968年，日本的川端康成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二个亚洲人。在那之后，大江健三郎于1994年，华裔作家高行健于2000年，中国作家莫言于2012年，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于2017年分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66年，以色列作家萨缪尔·约瑟夫·阿格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06年，土耳其小说家奥尔罕·帕慕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还有许多亚洲作家获得丁布克国际文学奖，如萨尔曼·拉什迪、阿拉文德·阿迪加、基兰·德赛和阿伦达蒂·罗伊，通过他们的作品，西方读者得以更加了解亚洲。韩国小说家韩江凭借作品《素食主义者》获得丁布克国际文学奖。

　　日本和印度的作家吸引了大批全球读者，尤其是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的作者）和阿米塔夫·高希（《玻璃宫殿》的作者），以及出生于阿富汗的作家卡勒德·胡赛尼（《追风筝的人》的作者）。在流行文学中，有一部分跨文化作品因尝试解决由种族差异带来的社会问题而广受追捧，例如谭恩美的《喜福会》、裘帕·拉希莉的《疾病解说者》、伍绮诗的《无声告白》《小小小小的火》和关凯文的《疯狂的亚洲富豪》。深入研究亚洲风情的美国作家的作品也长居畅销书排行榜，如邝丽莎的《蜂鸟巷茶女》和《上海女孩》。金庸的射雕三部曲常常被比作中国的《指环王》，射雕三部曲花了几十年时间才被翻译成英语，已经俘获了大批读者。

　　亚洲人在科学领域也取得了突出成就，他们非常关注最紧迫的社会需求。在亚洲，日本科学家对全球研究的贡献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曾多次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和诺贝尔物理学奖，以及久负盛名的邵逸夫生命科学与医学奖和拉斯克医学奖。201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日本科学家山中伸弥因在干细胞研究领域的革命性成就，在亚洲相关领域的科学家中名列第一。2016年，大隅良典因对细胞自噬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授予中国药学家屠呦呦，以表彰她发现了治疗疟疾的青蒿素，同年获得该奖项的还有日本学者大村智。重要的是，屠呦呦是在中国接受的教育，并在中国中医研究院进行了她所有的研究。这些奖项表现出大众和医学界对中医和古印度阿育吠陀疗法的认可。这两种传统医学认为，在治疗中身体和精神必须得到同等的重视。亚洲的科学和精神融合还不止这些：国际医学界和环保界越来越认同食素对人体和生态环境的好处。换句话说，如果每个人都像印度人那样吃饭，将更有利于世界的可持续发展。 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