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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亚洲国家治理模式的未来

　　民主问题在亚洲国家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既有民主程度排名高于美国的国家，也有损害了民主之名的国家。在贝塔斯曼基金会（Bertelsmann Stiftung）发布的转型指数（这一指数衡量的是一个国家民主制度的巩固程度及政府效率）排名中，韩国名列前茅。韩国的法治力度非常强，可以弹劾一名在位总统，并将其监禁20多年，目前韩国正在实施严格的任期限制。与此同时，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也正在发展成为民主国家，而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缅甸的民主仍然十分脆弱。亚洲人对民主并不缺乏兴趣，也不缺乏维持民主的能力，但他们确实有一种实际的偏见，更支持务实型政府，并在文化上对集体失范持谨慎态度。亚洲人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对实力较强的政府与野心勃勃的领导人可能存在的弊端心存警惕。亚洲人希望更具包容性，但不能以效率为代价。

　　从“民主”一词中可以获得的关于一个国家是如何进行治理的信息越来越少。有调查显示，从墨西哥到意大利，如今的民主国家都是民众对政客和民主制度最不信任、最不尊重的国家。法治，意味着法律应高于行政行为，但现在的状况更像是法制，即政府滥用法律，将其作为一种权力工具。近年来，我注意到，当西方分析人士和评论员在研讨会或辩论会中被直接问及他们认为哪些国家对未来有令人钦佩的愿景与战略时，他们的回答几乎都是中国、印度和新加坡。全球公众的想法似乎也是如此。2017年，一项针对25个国家的调查结果显示，在积极的全球影响力方面，印度（53%）和中国（49%）都排在美国（40%）之前。

　　今天，关于什么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以及如何在个人自由和集体责任之间取得适当平衡的辩论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所有社会都面临普遍的挑战——地缘政治波动、经济形势不稳定、技术断层、社会经济不平等、环境压力，这些问题相互交错，复杂性日益增加。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且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西方政府的模式能够应对这些问题。就像自然进化一样，成功和失败并不取决于哪种理论更令人信服，而要看哪种理论最能适应现实需求。

　　英美的失败

　　星星的排列和上帝的礼物是有区别的。美国20世纪的崛起属于前者。美国打造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欧洲则陷入了数十年的战争，其在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仍然受到压制。在战后的几十年里，美国的经济最具活力和创新性，并且美国政府肩负使命，希望引领自由民主的国家度过冷战时期。虽然美国政党发生了变化，但美国政府在国家治理方面仍保持着连续性，并拥有着强大的民族精神。上一代美国人见证了辉煌的逝去，放松管制、去工业化、金融化和政治化共同撕裂了美国的社会结构。2014年，盖洛普公司的一项调查发现，大多数美国人对美国政府的表现感到厌倦，有65%的美国人已经对美国的政府体系失去了信心。

　　许多西方政治家看待世界的心态仍然是志得意满的，这对西方的千禧一代来说毫无意义，他们对所谓冷战必胜的过时口号提不起任何兴趣。所有年龄段的普通公民都对他们的政治机构失去了信任，无论是白宫、国会、政党、最高法院、大企业还是教会。西方民众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美国的政治体制受到了“操纵”，这是特朗普和美国自由派学者都认同的观点。现已有颇具说服力的研究指出了美国是如何陷入有民主而无治理和有权利而无民主的状态的。有民主而无治理，即公民被赋予了权利，但对他们来说，享受服务是一种特权，不是一种权利；有权利而无民主，则意味着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其法律不符合公共利益。最重要的是，由于存在普遍的选区划分不公问题，政治家可以选择自己的选民，而不是选民选择政治家。这些结论是在特朗普当选之前得出的，说明美国的民主体制既是团结的工具，也是分裂的原因。20年前，在苏联解体后，西方知识分子曾自信地认为，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对政治问责的要求日益提高，亚洲的强人政治将会瓦解。现在西方人却担心他们自己的体制正在退化为强人政治，或是一种无序的民主。

　　如果说经济增长是自由民主的基础，那么西方长期缓慢的增长似乎预示着今天的民粹主义，尽管这一论述有些不合逻辑，且事实也并非如此。然而，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都表明，英美精英阶层对本国社会的了解是多么贫乏。他们将美国和英国与西方的自由秩序混为一谈，但大多数欧洲人并不这么认为。西方文明包括一系列政权形式，从美国的总统共和制到北欧的君主立宪制，从西欧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到东欧的非自由政体——西方文明并不是一个意识形态集团。尽管英美两国和欧洲大陆有着共同的历史与密切的利益关系，但它们的治理体系存在明显的不同，加拿大与西欧间的关系要比其与美国和英国间的关系亲近得多。美国人和英国人曾经那么自信地预测，在经过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的双重冲击之后，民粹主义的浪潮将席卷欧洲。但2017年的荷兰、法国和德国大选表现出来的状况恰恰相反，尽管面临民粹主义压力，保守党和社会民主党在面对改革与团结问题时始终保持一致。欧洲大陆的中产阶级规模一直在扩大，贫富差距也在缩小。欧洲国家不得不延迟退休年龄，使其劳动力市场更加灵活，但它们并没有取消福利制度。德国的多党制与美国的两党制截然不同。德国各党在移民、社会支出、基础设施和其他问题上能够达成妥协，虽然各党派在这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它们都知道，要想当选，就必须展现进步的成果。整个西方面临相似的困境：人口老龄化，债务增加，工业基础被侵蚀，贫富分化，民众对政体的信任度低，社会结构不断弱化。这些问题在各国的分布并不完全相同，各国处理问题的方式也不同。

　　美国的政体并非一种领先的善治模式。过去10年里，以收入中位数作为衡量标准，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已经下降了，教育、医疗、公共安全等领域的保障正在削弱。根据社会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的说法，与其他大多数西方国家相比，美国是“落后的”。尽管存在上述两方面的问题，但控制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特权保证了美国的货币稳定，可这既不能掩盖美国存在严重不平等现象的事实，也不能掩盖美国缺乏有效的补救措施的现状。在政治上，美国的代表权得到了有力保障，但其行政管理权的施行很欠缺——众议员和参议员的权力严重过剩，而行政官员如州长和市长的权力严重不足。许多官员都接受过法律方面的培训，却在制定政策时无能为力，浪费太多时间在争论上，却没干出什么实事儿来。结果，政治凌驾于政策之上。“我们什么都没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在2017年夏天哀叹道。

　　现在，比起民主，似乎所有国家都更看重物质的丰裕。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全球的调查显示，人们不希望以腐败和无能为代价换取民主制度。相反，不仅仅在日本、韩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包括民主国家），西方民主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和美国）也有许多人愿意考虑非民主形式的政府，针对这些国家的调查报告显示，有超过50%的受访者持这一观点。有一项著名的调查显示，从二战到今天，认为“生活在民主国家至关重要”的美国人的占比已经从3/4下降到不足1/3。

　　全球的政治话语正向后意识形态阶段转型，高质量的治理能力和公民满意度是衡量政府治理成功与否的决定因素。所有社会都希望在繁荣与宜居、开放与安定、有效治理与公民言论自由、尊重个体与强调群体凝聚力、选择自由与完善的社会福利之间取得平衡。人们衡量这些事情的标准不是他们的国家有多民主，而是他们在城市里是否感到安全，是否买得起房子，工作是否稳定，养老是否有保障，能否与朋友和家人保持联系。如今，英美的政体已偏离轨道，它们可以向亚洲领先的政体学习，这些政体注重长期愿景和集体利益，而不是短期的极端个人主义和狭隘的特殊利益。事实上，在英国脱欧之后，英国许多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对英国成为“欧洲的新加坡”抱有希望，暂且不说英国将一个前殖民地视为榜样有多么讽刺。也许美国和英国都可以从亚洲领先的技术官僚政治中吸取一些经验。

　　新加坡：技术官僚政治的榜样

　　太多的民主会带来危险，这并非亚洲人的观点。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阐述了一系列可能的政体，从贵族统治到暴政，并将民主描述为通向衰败的倒数第二阶段。在柏拉图看来，一个成功的城邦需要受过教育、积极参政的公民和明智的统治阶级，民主应与贵族政治相结合。他认为，没有这两种属性的民主将会造就一个自由但危险的无政府社会，容易受到暴政的影响。为了防止这种衰败，柏拉图认为政府必须由一个有公德心的“监护人”委员会领导。今天，我们称这样的体系为技术官僚政治。

　　技术官僚制政府建立在专家分析和长期规划的基础上，而非建立在狭隘的、短期的民粹主义奇想或私人利益之上。它既是精英主义的（提拔有能力的领导者），也是功利主义的（寻求最广泛的社会利益）。技术官僚更多的是通过智商测试而非人气竞选的方式选拔的。他们是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和训练且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而不仅仅是背景雄厚的精英。技术官僚政治不是临时的和被动的。相反，技术官僚政治开始让政治科学变得名副其实，这是一种严谨的制定政策的方法。

　　“技术官僚”一词的现代用法可追溯到1870年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当时法兰西第二帝国被俾斯麦领导的普鲁士王国击败，蒙受耻辱，此后便成立了巴黎政治学院，主要培养政治和外交领导人，希望扭转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命运。19世纪后期，尽管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伍德罗·威尔逊对德国政府的组织设计赞赏有加，但他还是呼吁美国人认真学习“行政学”。如今的美国人已经忘记了，正是20世纪技术官僚的干预将美国推向了巅峰：镀金时代让位于进步时代。当时美国出台了一些影响深远的政策，如为穷人安置住房，抑制联邦机构和国会中的腐败。罗斯福新政促成了社会保障局等大型专业官僚机构的建立；杜鲁门总统在二战后成立的联邦公路管理局完成了美国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硅谷之所以能成为创新中心，不是因为阳光明媚的天气和风险投资的偶然到来，而是因为五角大楼的战略支持，雷达、半导体、互联网和全球定位系统等领域都得到了发展。这些技术官僚机构是美国国力的基础，即使现在它们被人蔑视，并被贴上了“深暗势力集团”的标签。

　　如果说今天的美国有什么值得亚洲人效仿的地方，那就是硅谷的“管理创新”（而非华盛顿的政治统治）。世人无不对美国社会的活力和韧性感到惊讶：在历史上，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没有一个国家能为3亿人创造如此高的生活水平。但是，领土面积不大、资本市场不发达、未经过几代工业创新以及人才较少的国家（实际就是指世界上除美国以外的其他所有国家），是无法随意用其宝贵的、有限的自然资源或人力资源来做试验的。当一些国家未能实现其战略愿景时，或当其公民目睹民主未能兑现其承诺时，它们就会求助于技术官僚，以扭转颓势。

　　纵观亚洲国家政府，从莫斯科到马斯喀特，从迪拜到北京，在各国政府中最受尊敬、最受关注的是新加坡政府。许多亚洲人都能联想到其继承自殖民地时期的议会制。许多亚洲国家都有一位非常强大的后殖民时代的领导人，带领这些国家走过了最初几十年的脆弱时期，新加坡的李光耀可以说是其中最有魅力的。李光耀认为，“法律与秩序”这一术语的顺序颠倒了，秩序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法律。早年间，在新加坡的市政厅会议上，华人、泰米尔人和马来人用他们自己的语言相互争论，于是李光耀强制他们说英语。新加坡过去常常有盗贼绑架和勒索当地人和外国人，李光耀便将这些罪犯判处死刑。今天的新加坡，个人不得持有枪支，几乎没有人犯罪，公共安全非常有保障。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富有、人民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拥有最优质的基础设施和最高效的政府，也是最容易创业的地方之一。救助儿童会称，只有在斯洛文尼亚，儿童才能像在新加坡那样安全健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这种评价不无道理。2005年，《时代周刊》称赞李光耀为“哲学家之王”，他成功地将新加坡转变为一个世界一流的转口港，并启发了中国的发展。有一种反驳的观点称，小国的经验不适用于大国。但如今，世界上一些面积较大、人口较多的国家正试图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大型的新加坡。

　　亚洲人广泛地借鉴了新加坡的技术官僚制度，以有效满足公民的需求，他们从国际经验中学习如何制定政策，并使用数据和情景模拟进行长期规划。尽管新加坡在全面实施民主制度之前，就已将其技术官僚政治制度化，今天的新加坡政府仍试图将民主制度的包容性与技术官僚管理的有效性结合起来。民主反馈对于确保政府走上正确的道路至关重要，但民主本身并不是目的。许多西方评论家赞美政治舞台，仿佛它是纯粹民主的化身，但是民主并不能保证国家实现有效治理和改善民众福利等更高目标。的确，过多的政治行为会败坏民主，而过多的民主则会阻碍政策的推行。政治关乎立场，而政策则关乎决策的施行；民主产生妥协，技术官僚则产生解决方案；民主能满足需求，技术官僚政治则可以将其优化。

　　一个适当的技术官僚政体比教条主义政权灵活得多，也比民主政体更易改变路线。李光耀曾一度自称社会主义者，在20世纪70年代才转而打造监管较松的中国香港式劳动力市场。因此，在实践中，悖论是完全有可能出现的，即使这在理论上可能说不通。新加坡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国家：没有贸易限制，卖淫合法。同时它也是一个“保姆国家”：新加坡拥有世界上最健全的政府补贴住房制度、强制性退休储蓄制度以及普及全民且具有成本效益的公共医疗体系。这是一个一流的自由市场，而政府通过国有企业管理着一半的经济体量。换句话说，新加坡是一个自由主义的“保姆国家”，在这个国家里，资本主义的自力更生与再分配的福利性措施相互融合，政府在市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以确保政府收入的稳定。这是一个大型的政府，但也是一个精简的政府。

　　新加坡政府官员彼得·霍区分了追究责任和解决问题的政治文化。今天的西方民主国家有一份愿望清单，而亚洲的技术官僚政治有解决问题的策略。民主既不能保证做出好的决策，也不能保证好的决策得以实施。好的技术官僚政治对投入和产出都十分重视。民主和技术官僚政治的合法性来自政府的选择过程，也来自公民普遍愿望的实现：坚实的基础设施、有保障的公共安全、洁净的空气和水、便利的交通、宽松的经商环境、高质量的学校教育、高品质的住房，儿童能够得到良好的照顾，言论自由，就业机会多等。按照技术官僚的思维模式，不能及时完成这些事情就是一种腐败。优秀的技术官僚不会玩没完没了的追责游戏，而是会想办法解决问题。

　　新加坡的技术官僚模式是通过政府、业界和学术界共同制定战略构建社会的灵活性。对这样一个小国来说，它有着高度多样化的经济，失业率几乎为零。新加坡的SingPass系统将所有官方文件和职能都在网上公布。其政府设置了合理的关键绩效指标，并定期对这些指标进行评估。在其他国家，公共服务都无法通过关键绩效指标得到如此严格的监控。从护照检查、机场的公共厕所到银行和大学的行政大楼，新加坡到处都放置了触屏电脑，要求公民对所接受的服务进行评分，政府则会切实关注评分结果。政府的工作过程也是透明的。从银行到大学，所有的公共机构都会进行年度审计，这是一种进行公开点名和批评的机制，一旦有任何相关的失信行为，都会在网上和《海峡时报》头版刊登。

　　通过这些事实我们可以认识到，虽然新加坡的民主选择有限，但它仍然拥有非常强大的民主文化。在新加坡，公民投票是强制性的，就像在澳大利亚、比利时和其他一些民主国家一样。（许多西方国家的投票率很低，除非它们也采取强制投票的办法，否则这些国家的选举结果很难被认为是民主且合法的。）政治家每周都在公共社区的庭院或活动室里举行讨论会。议会辩论和政府预算听证会向公众开放，并通过电视进行转播。从税收到交通运输，再到医疗支出，市民们都可以发表意见。如果国家养老基金的投资回报率比预期低超过1%，民众就会开始抗议。政府还会组织数百次审议协商，对所有重大政策问题进行广泛调查，并通过网络向议会委员会请愿。有人讽刺新加坡践行的是法国外交官、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所描述的一种“好的专制”制度，这种政体力图满足人民的愿望，“使他们无须思考，不必为生活上的任何烦恼而困扰”。但是，正如柏拉图所预见的，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能负责任地享有民主权利。

　　新加坡有进行公开对话的机制，但这种机制并没有变成一种过度的协商。公共讨论不会使政策的推行停滞不前。拥有实时信息的公民希望在政策制定上有发言权，也希望有实施政策的实际行动。新加坡领导人被公众信任，他们有能力权衡各种因素做出决策。每隔几年就举行一次民主选举的政体，许多政策都必须在短期内让选民快速接受。但正如政治心理学家菲利普·泰洛克所述，政治讨论如果完全透明，那么决策肯定是能让公众接受的，但并不一定是正确的。因此，民主政治必须辅以技术官僚手段，以评估决策的长期影响，并提供纠正措施。

　　泰洛克的研究还表明，如果专家未能正确预测一系列政治和经济事件，并不是说这就不是一个有效的技术官僚政治。政府治理不是做预测，而是做决策。技术官僚不应该在预测市场上进行竞争，而应该倾听市场、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并制定整体政策。事实上，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新加坡执政党尽管在选举中面临的竞争很小，但它们确实会对公民的担忧做出回应，并且在必要时改变政策。例如，当移民数量快速增加以致对交通造成影响时，公众会进行抗议，政府就会对移民加以限制。如果允许外国人投资公共住房引发了市场价格波动，激怒了当地人，政策就会在一夜之间被调整。政府关切迅速增多的老年人口能否得到充分照顾，担忧他们的生活成本太高，相应的福利和社会支出就会大幅增加。自我纠正比任何事都重要。

　　对任何一个成功的政府来说，技术官僚政治的基础是一支专业的公务员队伍。公务员是政府的管理者，他们知道如何管理政府机构。公务员应该拥有专业的知识技能、强大的个人能力和官僚自主性。根据柏林赫蒂管理学院的研究，公务员队伍应重视公正的招聘和晋升机制，参考社会和经济数据的统计诊断，并要求一定的高学历人员比例，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新加坡的公务员队伍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该国公务员的培养路径就像一个螺旋形的阶梯，每上一级阶梯都让公务员学会管理不同的事务，获得第一手经验，建立广泛的知识基础。相比之下，美国的政治机制就像一部电梯：一个人可以从底层进入，然后直接爬到顶层，却错过了中间所有的学习过程。

　　与公务员应该做什么样的工作同样重要的问题是，他们应该如何做这些工作。每个政府部门都有规划人员，这些“深谋远虑的官员”通过自己的研究和全球案例研究，在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为领导人构建一个客观可行的方案。新加坡公共服务学院已经投入了1000多万美元模拟反恐作战方案。这些方案旨在将领导人拉出他们的舒适区，制定强有力的战略，以保证国家政策的前瞻性。为了制订最现实可行的计划，公务员岗位会招募经济战略、基础设施、环境管理、国防和社会服务方面的专家。例如，城市规划由建筑师、经济学家、人口学家、生态学家和许多其他领域的专家组成的团队来处理。这种横向机制不是为了建立更多的垂直官僚机构，而是为了汇集资源，并将其应用于应对各种挑战中，如监测边境和航空，追踪供应链，确保粮食安全以及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在这个过程中，通才变成了专家，专家也变成了通才。总的来说，新加坡的公务员是一个由谦逊的完美主义者组成的全面发展的团队。

　　李光耀认为有一个高效的行政官僚机构是很重要的，这个机构必须推行法治，且杜绝腐败。一项成功的反腐措施是，给官员发放高薪，使其将政府服务视为一种受托机制，而不是通向财富的途径。尽管新加坡内阁部长和其他高级官员的工资在2012年被削减了1/3（甚至是1/2），新加坡公务员的薪酬水平仍是世界上最高的。该国公务员不仅工资很高，而且根据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他们还能获得奖金。每年都有几百人通过竞争性的评估被选为“行政官员”，他们的工资是标准工资的两倍。

　　现代组织理论之父马克斯·韦伯可能会对目前美国联邦政府的政务感到非常担忧，自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政府以来，联邦政府的服务水平一直在走下坡路。美国400多家机构的200多万公务员（包括50万邮政服务人员）薪酬过低，劳累过度，经常使用过时的软件，并受到政府周期性停摆的不良影响。美国公务员没有被要求也没有动力向其他国家学习。制度性的记忆，即历史知识的积累，随着专业人士的退休而被遗忘，但政治家既不咨询有经验的智库，也不咨询经历过这些问题的专家。在提供独立于业界说客的政策评估和建议方面，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国会研究服务部和美国政府问责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如今，政府问责局的工作常常被忽视，而国会研究服务部则避免处理政治上有争议的问题。自从撒切尔夫人废除了英国一度引以为豪的公务员制度以来，英国政府也遭受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之前，时任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没有就英国脱欧可能带来的影响咨询英国行政部门的意见，毫无准备的继任者特蕾莎·梅仓促组建了一个委员会，引领英国走向未知的前路。这一过程和结果是任何明智的亚洲国家都不会效仿的，无论其践行的是技术官僚政治还是民主政治。

　　在精英政治中，找到最佳决策并使之得以施行的可能性要大得多。所谓精英不仅关乎智力成就，而且关乎实实在在的经验。精英政治是从一个体系的内部提拔优秀人才，而不是绕过他们直接进行政治任命。精英政治减少了革命的可能性，因为人们认为，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进入领导阶层对所有人都是可能的，只要他们努力工作并掌握先进的技能。培养有技能的领导者需要有稳定的公共教育体系作为基础。新加坡现任总理是一名计算机科学家，担任教育部部长是新加坡官员通往更高职位的重要基石。像新加坡的技术官僚一样，新加坡的教师也很受尊敬，薪水也很高。

　　美国式的寡头政治既不是技术官僚政治，也不是精英政治。在精英政治中，宣称某个候选人“不合格”不是一种单纯的竞选辞令，而是一项重大的议题。尽管大多数选民认为特朗普不够格当总统，但他还是赢得了选举。在美国，有“竞选资格”指的是有能力赢得选举，而在精英政治中，有“竞选资格”意味着一个人有能力胜任该职位。此外，在精英政治中，发表违犯宪法的或不道德的言论的人真的会丧失竞选资格，而不只是口头说说。

　　即便是新加坡这样的精英技术官僚政治，也需要小心，要避免与其人民疏远，从而沦为寡头政治。2011年，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资深议员因在竞选活动中表现出精英主义的倾向而在选举中落败。2017年，许多新加坡公民很兴奋有机会选举他们（名义上）的总统，却发现候选人资格被限制到只有一个人符合要求。这次选举是以支持少数族裔女性哈莉玛·雅各布的名义进行的。有些民众只是想看到那些有着非传统背景的、新鲜的面孔出现在这个国家的领导人队伍中。现有的趋势表明，这种情况必将发生。人民行动党在普选中的支持率从20世纪70年代的近90%下降到今天的不足70%。2015年，新加坡议会席位首次由多个政党竞争获得。尽管如此，在那次选举中，人民行动党仅仅通过接受反对党工人党的纲领，即加大对新交通基础设施和公共住房的投资，并限制移民，就重新赢得了大部分此前失去的席位。无论议会如何平衡，都会有6个非选区的议员席位被分配给来自商界和公民社会的知名人士，他们会定期就政府政策发表严肃且具有批判性的声明。

　　新加坡继承了英国的传统，并实行一党专政制度，其议会由牛津联盟和协商会议组成。在技术官僚政治中，议会民主的目的不仅是选举代表，而且要让议会成为一种与公民进行持续协商的机制。记住，选举是具有追溯力的，选举往往是实施惩罚而不是提供解决方案。因为选举既是对个人的公投，也是对问题的公投，选举不会就具体政策向公民提供指导。因此，选举并不是在持续变化的背景下了解民意的最佳方式。为此，我们需要数据，如普通调查、民意调查和社交媒体的定性数据；我们还需要定量数据，如人口和经济趋势的数据。社会数据和传感数据结合起来反映的社会问题可能比选举结果反映的更全面，因为它的范围更广（涵盖所有问题，不受热点话题影响），也更新（其搜集数据的频率远高于选举的频率）。权衡技术比权衡信任更容易，而前者可以是通向后者的路径。

　　西方人认为数据工具有助于民主，在新加坡，民主审议活动，无论是选举、倡议、调查还是社交媒体，都会提供一个数据集，帮助技术官僚根据所有现有的依据来指导政策的施行。例如，领导者要确保考虑到每个群体的需求，比如穷人、老年人或年轻人，那么有关他们的财务行为和教育状况的数据就十分重要。新加坡并非被数据控制，而是平衡了数据和民主，使两者相辅相成，数据可以决定哪些政策是必要的，而民主可以修改和批准这些政策。

　　新加坡提高医疗支出，增加对穷人的补贴就是明证。因此，数据驱动的技术官僚制度优于单独的代议制民主制度，因为前者既能获悉人民的具体愿望，又能抑制议员潜在的腐败行为和与特殊利益群体的勾结。

　　亚洲的技术官僚政治正迅速适应现代技术，甚至正在形成“数字民主”。讽刺的是，西方的政论者曾经认为，一旦人人都能使用手机、卫星电视和其他信息渠道，通信和社交媒体技术将使威权主义过时。事实上，这些技术及其带来的政治透明度，正给民主制度下反应迟钝的领导人带来压力，同时也使对公众需求做出回应的技术官僚制度更具合法性。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经历了在民主管理上的反复尝试，新加坡正在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但毫无疑问的是，新加坡人民更感兴趣的是实实在在的产出，而不是为了民主而进行的投入。他们想要对当权者进行可靠的、理智的审查，而非形成党派间的僵局。技术官僚式协商有可能变成民粹主义民主，但永远不应该为后者牺牲前者。如今，任何国家都无法承受那种短期的、狭隘的民粹主义——以选举结果而非国家绩效为目标，将数月或数年时间浪费在选举前的“跛脚鸭”阶段。

　　这就是新加坡公众在下届选举之前的几年中如此关注新一代领导人的原因。李光耀与终身统治的威权主义者不同，他于1990年辞去总理职务，那时离他去世还有25年。他的儿子李显龙则想在2021年前轻松退休。李显龙可以高枕无忧，因为他知道已有十几位四五十岁的部长早在几年前就建立了一个协作过渡团队。李光耀的后代中，没有人能很快（如果还会的话）成为新加坡的领导人，而这一事实几乎不会让任何人感到困扰。相反，新加坡正在向一个复杂得多的集体总统制演变，这是一个民主技术官僚委员会，对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认知。

　　随着国家的稳定和领导层的世代更迭，新加坡正在修改严酷的法律，因为这些法律的部分条件和规范已过时。在修订《国内安全法》以限制政府的预防性拘留，推进《信息自由法》的通过，减少对政治集会的限制，将同性恋合法化和废除鞭刑这种官方惩罚形式等问题上，公众进行了积极而激烈的辩论。每一条这样的法律都有其历史和文化背景，可能源自英国的殖民统治，也可能源自老年基督徒的价值观。新加坡并不害怕形成自己的道德准则，它也有理由坚持己见。尽管政府学会了更加信任民众，给予他们更多的自由，但对一个民族多元化程度甚至超过其建国之初的国家来说，以言论自由的名义迫使它容忍对自由的滥用（例如那种利用言论煽动社会仇恨的做法），则无疑是愚蠢的。

　　新加坡社会学家蔡明发在其著作《被否认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 Disavowed）中指出，新加坡在公共住房、多种族主义和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等问题上的政策选择，都体现了其独特的非西方道路。新加坡是一个例子，说明了必须实现种族平等，防范集团主义倾向。多样性和包容性是有区别的。从理论上说，民主是维持多种族社会和平的关键工具，因为所有人都有平等的发言权。但仅凭这一点并不能消除社会、经济和政治决策中的种族因素。的确，在印度和马来西亚存在着有种族和宗教背景的政党，这只会导致民族和种族群体之间的竞争心态更加顽固。对这种紧张局势的成功处理，既需要高度的团结意识，也需要能使不同群体聚集在一起的政策。这就是为什么新加坡要求公共住房必须由一定比例的华裔、马来裔和印度裔居民共同居住，而且政治候选人群体必须能反映该国的种族多样性。尽管领导层对非华裔总理感到不习惯（最受欢迎的政治家是一个泰米尔裔印度人），但新加坡仍有许多印度裔总统和法官，以及一位马来裔女性总统，印度裔官员在当前新加坡内阁中所占的比例已失衡。

　　技术官僚政治非常适合亚洲比较传统的“顺民”文化，但技术官僚不应滥用其文化特权，脱离群众。技术官僚政治应该是文明的而不是好战的，应该是包容的而不是狭隘的，应该是以数据为导向的而不是以教条为导向的，应该是公开的而不是封闭的。技术官僚善于权衡手段与目的、成本与收益以及因果关系。但为了避免陷入精英主义的冷漠，技术官僚必须将民主与数据、远见和情感结合起来。他们不仅要有“头脑”（才能），而且要有“心”（同情心）和“双手”（经验），社会治理不仅要在理论上成立，而且要能在实践中操作。

　　因此，一个好的技术官僚政治，其信条必须是功利主义的，它必须分配资源以实现最大限度的社会流动性和公共利益。政府的目标不仅是引导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而且应使公民获得更多的福利，这是亚当·斯密和杰里米·边沁的思想的结合，既要发扬（和保护）个人自由，也要促进公平和平等。民主手段和功利主义目的之间不一定存在紧张关系，技术官僚必须注意前者，实现后者。功利主义的政府明白，浪潮不一定会把所有的船都掀翻，事实上，只要有合理的政策，大多数船都能保持平衡，诸如价格合理的住房和交通成本、低成本的医疗和教育、最低工资保障和社会保险等。公众可能会因领导人的能力而尊敬和信任他们，但公众会根据领导人的表现而非资历来评判他们。

　　欧洲国家为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的紧缩政策，是各国领导人和金融界游说团体采取非功利主义思维的例子。极端的开支削减不仅不人道而且会适得其反，让穷人勒紧裤腰带只会导致经济萎缩和不安全感的增强。紧缩政策不会创造就业、增加收入、产生税收或刺激消费。美国因缺乏功利主义思维而深受其苦。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和美国财政部前部长蒂姆·盖特纳策划的华尔街救市计划被认为拯救了美国金融体系，但他们没有为普通民众设计出相应的稳健政策。只有功利主义才能将美国带入另一个进步的时代。

　　我到阿曼、格鲁吉亚、阿联酋、哈萨克斯坦等几十个拥有远大抱负的亚洲国家旅行时，总是能收到一本册子，封面上写着该国2020年、2025年、2030年或更长远的“愿景”或“战略”。册子中对未来的描述十分大胆，包括建设玻璃塔，打造无人驾驶汽车、垂直农场，培养知识工作者。而这些都是从新加坡的总体规划中照抄过来的。经过数十年的智力资本输入，新加坡模式已经成为其最佳的出口产品，新加坡每年可从与中国、越南、印度、（现在还包括）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签订的几十份建设新加坡式工业园区的合同中赚取数十亿美元，除此之外还包括企业服务、设施管理和当地技能培训。新加坡的治理模式是开源的。每年，新加坡合作项目都会吸引数千名外国官员来学习。同时，每周都会有来自亚洲各地的市长和官员代表团抵达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参加高管培训项目，在那里，他们可以学习技术官僚的社会治理方法，然后将经验带回自己的国家并付诸实践。在21世纪，国家建设者、城市规划者和经济战略家的灵感都来自李光耀，而不是托马斯·杰斐逊。

　　从民主政治过渡到技术官僚政治

　　几十年来，西方知识分子吹嘘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亚洲人看到了印度的真面目：环境脏乱、人口过剩，是一个深陷第三世界泥沼的准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很大却不重要的国家。从整体来看，亚洲大部分地区的民主更多地存在于选举过程中而非政治进程中。议会不是真正民主的体现，而是地方腐败和国家政治的连接点。时至今日，这或多或少是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存在的状况。学者将印度的议会选举形容为一场拍卖，从一袋大米到一台电视机，一切都是为了换取选票。巴基斯坦政党与其赞助人或独裁者的命运紧紧相连。孟加拉国的民主不过是两个敌对家族之间的一场游戏，他们利用政府各部门和法院在选举的每个关键节点互相搞破坏，只同意通过限制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的法律。泰国的国会议员不管理国家，而是向选民发放救济，帮助组织葬礼。缅甸已经正式转向民主，但军方仍然控制着25%的议会席位，对所有立法都拥有否决权。印度尼西亚的工厂主和地主购买议会席位，制定有利于他们的法规。因此，在民主的表象之下，亚洲许多国家的议会不过是假公济私的欺诈行为。

　　亚洲民众非常清楚，长期以来，他们的黑手党式政权伪装成民主。在前几十年中，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政府的表现都令人失望，但近年来，这些国家的民众选出的领导人都具有明显的技术官僚主义色彩。印度人、印度尼西亚人和菲律宾人对自己的国家充满商业活力却有一个无能的政府感到不满，他们受够了尽管政府表现不佳，但市场仍蓬勃发展的陈词滥调，因此，他们投票选出了一些更为脚踏实地的领导人，致力于构建公共事务的问责制和一个不那么腐败的商业环境，重视对基础设施、就业、教育和医疗保健等领域的重大投资。与此同时，在经济学人智库2010—2016年的民主指数中，这三个国家在亚洲国家中排名上升幅度最大，表现出其政治包容性日益增强（见表9–1）。但不要弄混因果关系：这些国家之所以变得更具包容性，是因为践行了技术官僚主义，而不是因为其选举实践发生了变化。

　　表9–1 亚洲国家/地区政府效率和包容性排名

　　注：2010—2016年，大多数亚洲国家或地区的政府效率排名都有稳步的或显著的提高。韩国和菲律宾等国略有下滑，其政府最近的变动预示着它们的发展将回归更为积极的轨道。

　　因此，关注技术官僚政治的关键原因之一是：这是亚洲的未来。当社会意识到民主并不能保证国家实现成功时，技术官僚政治就变成了一种拯救方法。民主最终会让位于技术官僚政治。想想看：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已经至少有一代人实行了民主制度，但直到现在，世界才开始关注他们在引进数字身份证、减少繁文缛节和设立经济特区方面取得的进展——所有这些想法都来自技术官僚。亚洲许多国家的日常政治生活经常为补贴、安全、建筑、货币和其他一些具体问题所困扰，公众希望这些问题能够得到更好的解决。亚洲三大民主国家的17亿公民希望用技术官僚政治的规则去平衡他们无序的政治，这是正确的。他们已经足够民主了，但在技术官僚政治方面还远远不够。

　　对那些关注国家在政治制度上的差异的人来说，印度是中国式自上而下经济改革的主要倡导方之一，这令人惊讶。但不同政权之间的分歧并不妨碍国家间相互学习。印度总理莫迪认识到，印度与中国不同的是，印度在实现国家统一之前就经历了政治权力下放，也就是说，印度中央政府的权力仍远远低于其各邦权力的总和。印度连续几届政府都向各邦发放补贴，以求换取它们的忠诚，但这只会助长进一步的分裂。莫迪并不是要推翻民主，而是要通过协调国家基础设施、税收和投资法规，缓冲印度在前现代化时期因权力下放带来的影响。莫迪用名为“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的联邦结构智库替代了过时的计划委员会，以指导国家经济转型。莫迪还在尽最大努力解决腐败问题，志在把自己打造成为“印度的李光耀”。

　　对亚洲民众来说，民选技术官僚的崛起来得并不早。印度的莫迪、印度尼西亚的佐科·维多多和菲律宾的罗德里戈·杜特尔特都曾担任省长或市长，他们都曾直面地方的需求，并尝试过各种想法来满足这些需求。这提醒我们，有实际治理经验的领导人，即使贫穷且并非精英，也比富有的政治家好得多。许多西方评论家喜欢将这些出乎他们意料被选出来的领导人与埃尔多安、普京一同称为“民选强人”。他们需要多出去走走了。之前的几十年里，尽管有政府的干预，印度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仍然十分有限。如今，印度已经转变为这样一个国家：政府是创新的主要驱动力之一，也是国内外信心的主要来源。在莫迪当选之前，只有一小部分印度人受益于20世纪90年代的自由化政策。莫迪为印度带去了技术官僚思维和功利主义精神，他的技术官僚政治使印度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其政治口号是：“小政府、大治理。”

　　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在2018年的一项调查中名列前茅，这些国家的公民认为他们的民主制度运行良好，民众的满意度超过70%（与德国和加拿大一样高）。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和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在禁毒战争中都采取了法外手段，但这一做法获得了消息灵通的公众的广泛支持。人们对严格的亚洲领导人的功绩既有赞扬也有贬低，杜特尔特就是一个例子。西方媒体嘲讽杜特尔特是亚洲的乌戈·查韦斯，但在菲律宾，杜特尔特因打击毒枭和清理街道而广受爱戴。新加坡针对枪支和毒品的严苛法律表明，尽管涉及跨国犯罪团伙，但打赢反暴力战争是有可能的。不仅亚洲公众支持本国政府的强硬政策，而且西方的刑事司法也开始效仿某些亚洲法典，用严刑峻法惩处毒品犯罪和持枪犯罪，涉嫌恐怖主义的就更不用说了。

　　亚洲各国领导人更关注国力，而不是议会程序。提高国力并不是要建立臃肿的官僚机构，但这是许多亚洲国家政府已经存在的问题。这意味着要建立一个更加精简、更加高效的政府，包括简化税收政策，发放商业和采购许可门户网站。各国政府正在精心计算跨国合作在投资和税收、就业和工资、技能和技术方面带来的好处。他们对国内现有企业的态度越来越严厉，对那些项目不能按时交付的企业采取强硬措施，直至项目完成才付款。在菲律宾，官员们现在不仅谈论公私伙伴关系，而且新增了一个要素——面向人民的公私伙伴关系。

　　“亚洲的价值观”过去常指对居高临下的政府权威的顺从。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亚洲人已经证明，一旦民众对政府的寻租行为忍无可忍，即便是稳固的精英阶层也可能面临被推翻的命运。亚洲人抛弃了对富裕阶级的迷恋，转而要求政府进行更加优质的社会治理。亚洲人变得更加自由和民主，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能抛弃那些效率低下的民选领导人，转而支持技术官僚式的实干家。2014年上台的泰国军政府目前在高度自由的社会中获得了对国家管理的有力支持。莫迪已经在一些邦遭遇了选举失败。令人感到新鲜的是，从由板球明星伊姆兰·汗领导的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到由泰国千禧一代组成的泰国未来前进党，这些新兴的政治组织一直在给领导人施加压力，要求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建立问责制，并激励了大批年轻人投身政治。然而，要想当选，这些新政党需要有效的政策平台和有能力实施这些政策的管理者。尽管曾被称为过渡民主国家的格鲁吉亚和蒙古国仍在继续施行竞争性选举，但对其政府治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国家也启用了技术官僚来管理经济、养老金、基础设施、投资和其他关键领域，从而使重要的长期政策能够得到稳定施行，不受选举中政客立场反复无常的影响。主导亚洲政治的面孔将不断变化，但技术官僚政策应继续存在。

　　西方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单一政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民众就像是温顺的旅鼠，接受以基本物质保障换取政治自由。但正如杜克大学教授埃德蒙·马勒斯基在越南的案例中所展示的那样，民众支持政府不是出于对执政党的恐惧，而是出于对未知选择的恐惧。事实上，民众是务实的，甚至会真诚地支持政府，即使政府提出的备选方案虽然议程看似合理，但可信度和可操作性尚未得到证明。越南有快速发展的经济和开放的社会，即使不进行激进的政治变革，也能成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希望效仿的榜样。

　　也就是说，在西方人展望亚洲治理的未来时，他们需要将注意力从日本、韩国等在二战后深受美国影响的政体转向更为谨慎、成熟的，践行民主技术官僚统治的国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泰国经历了几十次政变和政权更迭，但仍然取得了进步，原因在于其强大的忠君传统和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泰国的秩序和改革都源自该国的技术官僚而非民主机构。同样地，尽管几十年来马来西亚的掌权者不断轮替，但仍有许多技术官僚机构在管理外国投资、基础设施、技术和其他关键领域。这些都不是完全自由的民主形式，但都在寻求政治开放与目标明确的技术官僚政治之间的适当平衡。

　　根据国际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的数据，超过一半的亚洲政府被认为是“不自由的”。世界上执行死刑率最高的国家都在亚洲：伊朗、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越南和伊拉克。越南、泰国、柬埔寨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则有世界上最严酷、最暴力的监狱。但与此同时，亚洲国家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总体上稳步增加，政党更加多样化，结社更加自由。因此，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正朝着混合型政权的方向前进，使民主与强有力的管理者相结合。如果一个稳定的领导层可获得广泛支持，那就不能轻易将其视为独裁。

　　最重要的是，在整个亚洲，收入的增长、技术的渗入和代际变化正在赋予人们更大的社会和经济自由，但政治仍受到一定程度的管控，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亚洲政府和人民满足于这种情况。对人类来说，对稳定和社会秩序的渴望就像对自由的渴望一样自然。如果美国式民主会危及给社会进步和民主带来保障的社会稳定，那么亚洲后殖民时代这些多元化的、脆弱的大国对美国式民主不会有什么兴趣。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不应该期望日益自由的社会文化背后会出现一个“无为而治”的政府。亚洲人意识到，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责任与自由一样重要。

　　亚洲自上而下的革命

　　亚洲人现在的目标是在处理经济和司法改革、基础设施投资和网络安全等核心问题时，能够保持政府管理的连续性，不让政府出现剧烈的动荡。正如欧洲工商管理学院院长伊利安·米霍夫根据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数所论证的那样，随着经济的增长，最能影响经济表现的是法治而非民主。亚洲人已经认识到，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自由的企业文化和负责任的政府是他们目前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各地崛起的中产阶级都要求确立这些制度并付诸实践，否则就会引发革命。

　　“自上而下的革命”这一矛盾的概念在整个亚洲却是事实，它既基于这一政治愿景的可信度，也基于人们对国家领导人的信任程度。根据爱德曼公司发布的2018年“信任度晴雨表”，只有亚洲国家的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较高，例如新加坡、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其中阿联酋的得分最高。当政府获得信任时，它不仅可以推进社会的长期转型，而且还可以在危机中果断行动，无论是在面临经济衰退时还是在面对地缘政治冲突时。因为这些亚洲国家领导人是从代际周期而不是选举周期考虑问题的，而且他们的权力界限很明确，所以每个人都知道责任到底落在哪里。无论是政治领袖还是企业领导，都不可能隐姓埋名，洗刷自己的罪恶。失败可以被原谅，但永远不会被忘记。

　　由于俄罗斯人知道他们无法改变自己的政府，所以他们转而关注政府实际的成果，即没有民主形式的善治。俄罗斯总统普京复兴了部分产业，修建了购物中心和职业学校，重振了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同时也帮助俄罗斯维持稳定，抵御地区动荡，应对低油价的影响。从2015年开始，他任命了几位有能力的技术官僚来管理国有企业和偏远地区。尽管他在2018年的俄罗斯总统选举中轻松获胜，但如果他在当前任期内扩充专业行政人员的队伍，那么如果他在2024年退休（或半退休），人们也不会感到意外。

　　然而，任命几位技术官僚并不等同于创建一个技术官僚体系。我们听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吹嘘它们的技术官僚制度，对此我们应该十分谨慎，以免该词变得像民主一样没有说服力。永远要提防伪装成其他形式的寡头政治。

　　就连海湾地区僵化的君主制国家也在想方设法使自己的制度和社会现代化。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一直在推行激进的改革，包括经济转型、教育投资、提供保障性住房、减少腐败，以及限制该国瓦哈比教派神职人员的影响力，所有工作都在同时进行。尽管阿联酋也是一个君主制国家，但它像新加坡一样，试图利用其主权财富推动经济多元化，建立一个能够监督关键政策领域和监控关键绩效指标的技术官僚阶层。阿联酋现在的竞争力在世界上排名第7。尽管阿联酋等国的政府过去常常雇用外国人来运营其许多机构，但现在有足够多才华横溢、充满希望的阿联酋年轻人在竞争政府的高层职位。博雅公共关系公司一年一度的阿拉伯青年调查在20个国家开展，根据2018年的数据，阿联酋是他们心中最理想的居住地，领先于任何西方国家。

　　在整个亚洲，年轻人是这股浪潮中的生力军，他们要么支持沙特阿拉伯等改革派政府，要么反对伊朗等不作为政府。事实上，伊朗的年轻人不是去清真寺等待时机，而是走上街头，抗议腐败和脱离实际的衰朽的神权政治。在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也是如此，在公民抗议并导致一场政治危机之前，每个新政府最多有一年的时间来证明自己能对国家进行良好的治理。民族主义不能取代法治或有效的公共服务。土耳其和伊朗等亚洲国家的刚愎自用的政权正苟延残喘。

　　还有一些国家已经触底。在伊拉克，由于西方过度注重该国的民主而不是国家建设，该国宗派主义长期存在，什叶派取代了逊尼派居于统治地位。对也门、叙利亚和阿富汗等受战争蹂躏最严重、最脆弱的亚洲国家来说，印度式特警部队比民主人士有用得多。如今，在所有的政策领域都积累了丰富的关于哪些政策有效，哪些政策无效的历史知识，再加上实时评估和调整这些政策的能力，即便是亚洲国家面临最具挑战性的窘境，也可以借助技术官僚的方法来扭转局面。

　　亚洲的“公民”社会

　　在亚洲大部分地区，公民社会既不像西方那样独立，也不像西方那样具有政治话语权。在新加坡，非政府组织通常是致力于公民事业的志愿团体，但不可以从事政治活动。在西亚，伊朗公民社会冒着极大的风险为政治和社会事业进行动员，而在其阿拉伯邻国，这种活动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土耳其也是如此。相比之下，在乌兹别克斯坦，由于政权更迭，人权观察组织获准重返该国，有一家新电视台公开挑战该国政府。印度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世界非政府组织之都”，大约有250万公民社会组织成员活跃在社会、健康、宗教和政治领域，尤其是印度教的国民志愿服务团（RSS），它为执政党印度人民党提供意识形态基础，并试图在全国范围内，从教科书到媒体，强制推行狭隘的民族宗教主义叙事。

　　亚洲各地的传统电视媒体和印刷媒体仍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审查。在其中一些国家（如印度），高度自由和直言不讳的媒体会受到政治惩罚。在西亚，即使是在政治上最不自由的国家，现在也有了更加多样化的电视言论。总部位于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国际频道改变了阿拉伯世界的媒体格局，它对阿拉伯地区的政权（当然，除了其本国的政权）进行了批评性的报道，其在2011年对“阿拉伯之春”的支持，激发了阿拉伯电视台及其他媒体的效仿。

　　我发现亚洲各地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在所有问题上都公开表达自己的想法，除了对那些只需要翻白眼或暗示性眼神（或表情符号）就足以表达其观点的小问题。社交媒体的崛起为几乎所有亚洲国家的人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释放口，网站和评论员往往处于那些不稳定的政府无法触及的地方。政府掌控了数字领域，为个人和企业自由创造了更大的空间，但通过审查互联网内容，这也成为一个新的政治控制区。在中国，新浪微博和微信的崛起，打开了数字公共领域，使中国人在社会政策和腐败问题上有了更多发言权。政府倾听并采纳建设性意见，同时也打击不良言论。

　　保守的亚洲文化使该地区在解放妇女权利方面进展缓慢，但时代和技术的变革正促进社会规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都有女性国家元首（如印度的英迪拉·甘地和巴基斯坦的贝娜齐尔·布托），议会中也有许多女性，但落后的宗教习俗仍然导致了大量的女性被虐待、镇压和强奸。印度重男轻女，造成了严重的性别失衡，3500万过剩男子将面临被社会疏离且难以婚配的问题。尽管政府颁布了法令，试图解决这类问题，社会活动人士也倾尽所能，但情况并没有好转的迹象。在也门和阿富汗等最贫穷的阿拉伯国家和中亚国家，女性在学校和公共生活中遭受性骚扰和歧视的比率之高令人震惊。在约旦等阿拉伯国家，文化禁忌还在禁止受过教育的妇女工作，导致大量女性大学毕业生失业。即使在最发达的亚洲国家，如日本和韩国，女性的工资仍然很低。在中国，女性获得了经济地位，并在企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女性员工在阿里巴巴管理层中所占的比例为40%。然而，在终止独生子女政策后，为了刺激人口的增长，又出现了一种呼吁女性回归家庭的趋势，这显示出女性仍处于弱势地位。

　　但已有迹象表明亚洲国家在解放女性权利方面取得了一定进步。在约旦和巴基斯坦，荣誉谋杀已经被定为犯罪。通过在推特和优兔（YouTube，美国视频网站）上发帖，沙特阿拉伯女性掀起了一场宣传风暴，最终促成了一项法令的颁布——允许女性开车（尽管该运动的一些领导人后来被捕）。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则放开了女性参加体育赛事和去电影院的权利。在阿联酋和卡塔尔，女性获得社会地位已有20年，尤其是在教育领域，那里的大多数教师都是女性。阿联酋内阁的女性人数比美国还多，其中大约有一半人受过西方教育。阿拉伯国家大约1/3的初创企业是由女性经营的，随着石油财富的减少，受过教育的女性对于提高家庭收入，进一步推动性别平等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伊朗，女性正在公开场合拿掉头巾，并且开始进入大学，进入在传统上由男性主导的领域，比如计算机科学。

　　亚洲人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富有，就会越在意自己的意见是否被政府接纳，不管他们的政府是否变得更加民主。当前在亚洲许多国家发生的对公民社会的大规模镇压恰恰使人们看到这些国家更自信的媒体和新一代受过教育的企业家、青年和女性，这些人蔑视腐败和精英特权。历史的潮流与这些人同在——政府知道，一味地压制并不能让国家变得更好。

　　亚洲的巨富和新富阶层能够通过捐赠来稳定社会，减少殖民主义、社会不平等、治理不善带来的负面影响吗？慈善事业在佛教教义和《古兰经》中都有被提及，但没有像西方那么系统化和公开化。根据世界捐赠指数，自2014年以来，由于虔诚的佛教信仰，缅甸一直是慈善捐赠比例最高的国家（达90%），但它也是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同样，由于伊斯兰教法中有关天课（zakat）的规定，2016年阿拉伯地区近90%的公民都进行了慈善捐赠。天课是一种强制性捐赠，是伊斯兰教五大支柱之一。

　　从李嘉诚到沙特阿拉伯王子阿尔瓦利德·本·塔拉尔，亚洲一些最知名的亿万富翁都资助了学术研究中心，助其致力于本地区事务的研究，他们的名字被写在欧美一流大学的教学楼上。然而，在国内，文化传统敦促这些富翁不要炫耀财富，而要谨慎、谦逊地进行捐赠。捐赠的规模和形式正在改变，为了激励他人和产生更大的影响，慈善变得更加正式和可见。2010—2016年，中国最大的100家慈善捐赠机构的捐款规模增加了两倍，达到46亿美元。没有一个亚洲国家像印度这样对社会福利有着如此巨大的需求。甘地影响了塔塔家族和戈德雷吉家族的早期印度实业家，他们将年收入的10%或更多捐赠给教育等事业。最近，印度富人的数量大幅增加，慈善捐款在2010—2016年增长了6倍，超过了来自外国的捐助。亚洲商业领袖因其在普惠金融方面的努力越来越受到西方的认可，比如印度工业信贷投资银行（ICICI）首席执行官昌达·科克哈尔，她于2017年获得伍德罗·威尔逊企业公民责任奖。

　　与此同时，亚洲的慈善事业不会走上和西方同样的道路，因为亚洲人对待缺乏实质性记录和监督的公民社会团体十分谨慎。因此，大多数亚洲亿万富翁（除了一些阿拉伯人和印度人）不会加入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发起的“捐赠誓言”活动，即捐赠他们的大部分财富，相反，他们会向慈善机构投资。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菲律宾的阿亚拉基金会一直专注于教育、青年领导力、艺术和文化方面的项目。在中国，全国最富有的200人中，已有46人建立了这样的基金会。瑞士信贷银行等已帮助数十位客户建立了此类基金会。2015年，新加坡连氏基金会主席连宗诚创建了亚洲慈善协会，以促进地区捐赠者之间的合作。2015年，在中美两国慈善家的支持下，中国首家独立慈善培训中心——国际公益学院开始运营。亚洲慈善家进行捐赠的前提是，那些变革者要能引领更多的变革者。

　　对几乎所有白手起家的亚洲人来说，教育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传播和增加教育机会成为像马士礼格银行创始人阿卜杜拉·本·艾哈迈德·古赖尔这样的慈善家的主要关注点也就不足为奇了。古赖尔向教育事业捐赠了11亿美元。威普罗公司董事长阿齐姆·普雷姆吉已经向慈善机构捐赠了80亿美元，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主要致力于改善农村教育。2013年，腾讯联合创始人陈一丹离开公司，全身心投入到一个3.2亿美元的基金项目中，用于教育领域的理念转型，并出资3亿美元升级以文科为主的武汉学院。这批中国科技产业界的亿万富翁在利用为他们创造财富的技术方面占有优势。阿里巴巴和腾讯的基金会都为捐赠废弃手机和台式电脑设立了网站，共同为当地的技术分销项目筹集了数亿美元。腾讯在商店和机场的“慈善盒”都有支付平台，允许使用电子支付系统进行少于1美元的捐款。天课也走上了数字化之路：2013年斋月期间，联合国难民署在网上呼吁人们捐款，每位捐款者平均捐了700美元。

　　影响力投资已成为亚洲慈善家的一大新动力。阿联酋基金会、阿拉伯基金会论坛和伊斯兰开发银行都已筹集资金，投资到为人们提供创新医疗模式的社会企业中，它们或独立运作或与西方基金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如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生命和生计基金，这是一项25亿美元的基金计划，旨在抗击小儿麻痹症和河盲症等疾病，已经成为阿拉伯世界规模最大的生计基金。但是，富有且严谨的亚洲人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解决贫穷、不平等和社会压力问题。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宾有数百万无家可归的人，其中包括儿童。斯里兰卡、蒙古国和哈萨克斯坦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由于边界管理不力、社会脆弱，在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印度和整个东南亚，贩卖人口问题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区。

　　亚洲不断增加的人口和大规模的挑战促进了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在整个亚洲，你会发现领导人都能熟练地使用最新的数字技术。阿联酋政府已经任命了一名专门负责人工智能的部长，将所有政府数据和服务放在区块链平台上，并计划在2020年前推出一种完全数字化的货币emCash。在中国的江苏省，一米高的机器人在政府机关扫描、审查和管理数以万计的标准案件的判决，如交通违规或未付账单。通过首尔市辖区的mVoting系统，韩国数百万居民能够毫不费力地对与他们的利益或与其所在地区相关的计划进行在线评估和投票。与此同时，美国仍在为网络中立而战，意大利还不知道应如何配置宽带互联网。

　　在利用大数据作为促进社会秩序的工具方面，中国走在了前列。中国政府利用阿里巴巴、腾讯等平台的数据，利用新的社会信用体系来确定哪些公民有失信行为，并予以处罚。一些人贷款被拒，无法购买机票或火车票，护照被吊销，或暂时被关闭上网通道。重要的是，社会信用体系还会打击有食品安全问题的餐馆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商贩。信誉长期以来一直是亚洲社会的一项重要资产，现在对社会和商业市场上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如此。

　　亚洲国家只是先做了西方政府想做的事情，如果西方政府被允许部署此类技术而不被检举的话，他们会做得更多。美国国家安全局和其他情报机构违犯宪法、侵犯公民隐私的行为不断被曝光，西方所谓的法治和权力滥用之间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随着包括面部扫描和移动应用追踪在内的监控技术在亚洲各地和欧洲国家的应用，这一界限将变得更加模糊。

　　亚洲人目睹了数字技术减少了西方的就业机会，扭曲了其政治局势，并撕裂了其社会，他们不想重蹈覆辙。亚洲国家政府正要求苹果等西方科技公司将虚拟专用网络（VPN）从其应用程序中移除，并要求将有关自己领土范围内公民位置的数据移除。除美国和巴西外，使用脸书人数最多的国家大多是亚洲国家——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泰国和土耳其，但不管是不是民主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对被视为冒犯国家言论的审查要求都非常多。印度总理莫迪和印度尼西亚总统维多多等亚洲领导人在推特和脸书上拥有很多粉丝，这两个平台一直是亚洲部分国家公民参与、政策信息传递和在竞选中制造声势的关键平台。但在俄罗斯疑似于2016年美国大选中对脸书进行操纵，病毒视频在印度和缅甸引发骚乱后，亚洲政府聘请了脸书和瓦次普（WhatsApp，一个跨平台应用程序）公司对信息进行筛查，打击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病毒信息的行为，确保“假新闻”不会破坏社会和谐。正如经济学家丹尼·柯所言，自由开放的民粹主义文化和网络报纸的评论区类似：它们被那些滔滔不绝的“键盘侠”控制了。一个更好的模式可能是自由社会，在自由社会中，官员更像维基百科的编辑，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秩序感。

　　在亚洲各种各样的文化和政权中，各国似乎普遍接受某些规范，如混合资本主义、技术官僚治理和社会保守主义。西方的思想不太可能战胜亚洲的这种思维模式。相反，在未来几十年，全球竞争将惩罚那些优柔寡断的人。亚洲国家要想证明自己有能力面对社会、政治、经济、技术和环境压力相互交织产生的复杂问题，就需要有具备功利主义思维的有能力的领导人。亚洲的技术官僚政治已经证明，它和西方的民主政治一样适合（甚至更适合）这项任务。

　　以亚洲的方式治理世界

　　亚洲的崛起也在改变全球治理方式。政府治理是要制定秩序和规则，它不仅意味着要实施监管，甚至要提供公共产品。长期以来，亚洲一直是全球治理方式的被动接受者，但现在它成了规范的塑造者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美国在全球部署军事力量，并为此花费巨资，而其他国家因此降低了此类预算，我们称美国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安全保护伞。那么，中国利用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为数十个国家建设低成本的基础设施，为什么不能说中国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发展平台？美国要求所有美元交易由美国银行来清算，以便美国财政部能够批准资金流动，这被认为是在维护金融体系。那么，阿里巴巴为全球数百万中小企业提供了一个无缝交易的平台时，为什么不能称之为全球互联网贸易的突破呢？

　　西方人不希望亚洲人在制定全球规则方面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就像他们不希望看到美国正在脱离全球治理一样，但这两种情况都在发生。西方人称有一种不甚明朗的东方威权主义对其体制构成了挑战，但比起这种言论，若他们能正视亚洲对地区和全球秩序与治理的切实贡献，会更有成效。

　　与世界秩序一样，全球公共产品的供应也是多极化的。美国确实提供了世界上主要的储备货币，并管理着货币体系。然而，亚洲人（以及许多其他地区的人）认为美国滥用了其战略和财政实力，而且他们自己能够履行这些职能。在军事领域，亚洲大国已经开始了自己的联合海上巡逻。用印度人的话说，他们是“全球安全网络的提供者”。在全球经济中，当西方经济长期处于低迷时，亚洲则是反周期支出和需求的关键来源，不论是大宗商品贸易还是消费，可以保持整个行业的运转。20国集团（G20）成员中约有一半是亚洲国家，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对全球经济的政策协调至关重要。

　　与欧洲一样，亚洲大国的稳定是该地区对全球治理的最大贡献。同时，在提供更多重要的公共产品方面，亚洲也逐渐占据了主要地位。对比公共安全产品和基础设施等的部署方式是有用的。军事联盟具有排他性，美国支持那些购买其硬件并保护其利益的国家。相比之下，提供基础设施是为所有人提供了一种平台服务。中国不仅建设了公路、铁路和港口，而且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基地，这些都大大降低了发展中国家进入全球市场的成本。中国安装了电网和光纤网络，还发射了卫星，并促进与此相关的一切科技发展，如渔船导航和共享单车。这些投资会促进中国的贸易，同时也会推动整个世界经济进入21世纪。中国在全球收购锂，生产廉价的电动汽车电池，销售价格实惠的太阳能电池板，这为中国企业带来了收入，也有助于减少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事实上，中国、日本和印度都是太阳能、风能、核能和其他能源技术的主要出口国，这些新能源的使用减少了全球的碳排放。

　　这提醒我们，中国对全球治理做出了许多贡献，这些贡献均被纳入了亚洲活动的悠久历史。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外援助国之一，它向185个国家提供了3000多亿美元的援助。作为为人类发展做出贡献的一个国家，日本对他国的慷慨程度至今无人能比。印度为联合国50多项维和行动派遣了共20多万人的军队，日本和印度共同为其他国家发射了200多颗卫星，降低了那些国家电信系统的成本。在诺贝尔和平奖设立后的最初70年里，几乎没有亚洲人因其在人道主义或维和方面的努力而获得国际认可。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十几位亚洲人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例如，致力于实现日本无核化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小额信贷先驱穆罕默德·尤努斯，以及巴基斯坦青少年活动家马拉拉·优素福·扎伊。

　　那些跨大西洋组织需要适应亚洲的需求，而不是相反。随着世界变得更加多极化，世界体系的规则必须调整，否则旧秩序将完全崩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安理会实际上并非分别管理全球金融、发展和军事活动。这些组织及其背后的力量，在一个更大的全球市场中，是与其他组织在金融、经济和安全服务方面进行竞争的强劲对手，而亚洲人同样有能力设计出更符合他们需求的机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亚投行就是两个重要的例子。如果联合国安理会的规模无法扩大到包括更多亚洲国家，亚洲国家将干脆置之不理。

　　崛起的大国既能改变全球规范，又可以选择性地忽视和破坏这些规范，就像美国做的那样。美国通过单方面征收关税，规避和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印度领导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保护食品补贴，以对抗西方企业带来的压力。如果西方企业不对知识产权的定义和保护方式做出重大改变，就很难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议程向前推进。

　　随着亚洲人更多地参与到全球治理中来，我们已经可以预见到将会发生许多事情，这些事情有好有坏。世界银行一直在努力使自己在亚洲发挥更大的作用，其关键部门已撤出华盛顿，从伊斯坦布尔到新加坡都设有办事处，这些在亚洲的办事处不仅会执行总部的议程，还会优先服务于亚洲的重要事务，如基础设施建设和清洁能源的使用。国际刑警组织在新加坡设立了亚洲总部，专注打击网络犯罪，中国和俄罗斯也利用该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逮捕逃犯。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银行加入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增强了该组织促进全球资金流动的能力，但这些新的参与者正在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反对美国将伊朗银行排除在该组织之外的行为。在与世界经济论坛的合作下，日本、中国和印度建立了一些技术中心，设计人工智能、区块链、无人机和其他技术的未来监管规则。在国际电信联盟的努力下，未来的互联网监管体制正在成形，亚洲官员在数据隐私和电子商务监管问题上也与美国和欧洲国家官员激烈交锋。

　　未来的全球监管格局似乎将会是一个由西方传统规则和亚洲实践组成的混合体。亚洲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将非常活跃，但对交易加大审查力度也会提高透明度。美国和欧盟将加大力度阻止中国在其境内投资，除非它们的公司可以获得互惠准入，并且中国对其创新提供保护。与此同时，其他亚洲强国将持续建设自己的技术和金融基础，在那些中国被拒之门外的地方抢购资产，并建立自己的全球投资组合。未来唯一能被接受的新全球规则将是那些经过亚洲人同意的规则。 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