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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币缘要素组

　　从历史上看，货币全方位地影响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约翰·F.乔恩

　　为理解币缘概念，可以把币缘还原为若干要素。为了既有条分缕析之效，也不失各要素间的互动关系，故将币缘要素编列为若干组。以下分组并非是一种固定的组合，而是可以重新组合排列。这样做，是为了方便人们体察币缘现象的丰富与灵动，以窥测复杂的币缘世界和币缘运动。

　　第一节 食与货

　　对货币的起源，中国古代史学家曾经留下了重要的记录。其中最著名的记载是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的一段话：

　　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 注释标题 司马迁.史记.平准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

　　也许是因为需要一笔一画地刻写在竹简上的缘故，太史公的论述总是言简意赅。在司马迁看来，货币是“农工商交易之路通”的自然结果，“从来久远”，须经过长期发展，并非人为设计。这寥寥之语，是历史上最精炼的货币起源论。

　　生民之本

　　班固是东汉时期的史学大家，他在承继太史公史论传统的同时，亦有所创新。《汉书》中专辟《食货志》一篇，以专论古时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他写道：

　　《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斫木为，煣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货通。 注释标题 见《汉书·食货志》.

　　《洪范》是《尚书》的一部分，洪者，大也；范者，法也。洪范，就是天下大法。书中内容是箕子对周武王所提如何治国问题的回答记录，箕子谈了九条意见，被统称为治理天下的根本大法——“洪范九畴”，而“八政”是其中之一。

　　“食”与“货”是“八政”的前两条，被并列为“生民之本”。“食”、“货”并列为“生民之本”，可见中国古代圣贤对农耕与商业的重视。班固在《汉书》中把“食货志”分作上下两卷进行专论，上卷谈“食”，下卷论“货”，记载了历史和当时除考工外的农业、商业与货币财政等社会经济活动。这说明汉代统治者和学者已经普遍认同古人“足食”与“通货”是天下治理最重要政务的道理。

　　从《食货志》的论述看，班固不仅认识到了“食”、“货”之间的相同之处，也发现了“食”、“货”之异，进而从场所、方式、产品与功能上对农业生产与流通交换两种活动进行了区分。在班固眼里，“食”与“货”两者有着很大的区别，“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需要“斫木为，煣木为耒”，是农业生产及产物；而“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要通过市场进行交易，所谓“日中为市，各得其所”，“货”的本质是交换与流通。班固明确指出了“食”与“货”，即生产与流通这两种不同部类的经济活动的特征，并按照其对“生民”的意义差别做了排序。

　　在班固看来，“食”是解决吃饭问题的生产，“民以食为天”，解决食的问题是首要政务。在班固时期，“货”是包括商品和货币一体化的流通活动，“货谓布帛可衣”，首先是为了满足遮蔽身体的实用之物——同时也可充当货币职能，然后发展出专用于交换的“金、刀、龟、贝”，才能具有“分财、布利、通有无”的功能。因此，无论是用于“可衣”的“货”还是用于交换的“货”，都应该排在第二位。昏聩如王莽者也知晓“民以食为命，以货为资，是以八政以食为首”的道理。这一认识与社会发展的经验相符——最初的交换通常是人们把多余的实用物品拿来交换，因剩余产品不多，交换只是以所余换所需。随着工具发展和社会分工，生产水平渐渐提高，剩余产品大量增加，交换多余产品以调余补缺的商业，才能成为维持经济运转的基本活动。为了满足频繁交换的需要，人们需要有能够方便进行交换的工具，作为各种物品的一般等价物——货币才得以诞生。

　　也许是离货币的源头更近的缘故，班固对“食”与“货”的联系与区分做了更精细的辨识。应该说，班固的看法远比今天人们通常表述的“货币在商品交换中产生”要更加精准。一般而言，交易是货币之源。若就人类社会的本源而言，实物生产才是交换之源，没有生产就没有剩余产品，没有剩余产品就没有交换，而货币只是人们交换产品的派生之物。追根溯源，人类的生产活动才是货币的真正源头。这样去看货币，就不会忘本，也才能超越货币流通功能的局限，认识到货币的服务目标不是流通而是生产，终极目标是为了“生民”。

　　正本可以清源，也可以辨流。如今已呈泛滥之势的金融创新，可以带来货币的增殖，却不能增进人民福祉。这类以货币资本增殖为目标的金融创新或金融服务业，违背了“生民”的终极目标，实质上是在破坏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忘本之道。

　　经世济民之道

　　在中国古代，“经济”一词有“经世济民”之意，体现了古代圣哲对“经济”的独特认识。葛洪在《抱朴子·审举》中说：“故披洪范知箕子有经世之器，览九术而见范生怀治国之略。”中国古有国计之学，旨在从国家全局管控广域范围的社会化生产，自管子起就有了理论化的系统性经济思想和组织方式。被当作“生民之本”的食与货，是贯串整个经济活动的要素。中国古代圣贤在提出“食”与“货”等八政时就很清楚，不能把财富增长作为经济管理的追求，而应该把实现社会繁荣、百姓安康当作国家经济活动的目标。

　　道决定术，目标决定过程和手段。正是由于确立了“生民”这一目标，才促使了中国古代市场经济的大发展，又限制住了货币与商贾通过市场实现反客为主式的经济膨胀与政治冲动。

　　考虑到《洪范》记录箕子与武王论政是在周人灭商之后，崇尚商业的殷商被重视农业的周人所灭，周人对商多有轻蔑之情。即使在此时，箕子对“货”也并不持全面否定的态度，而是与“食”同列为“生民之本”，可见其秉持中道的智慧。自班固撰《食货志》起，历代均以“食货志”为题来记载财政经济发展状况，这显然有对《洪范》“生民”大法的尊崇与追随之意。

　　与当今一般人的印象不同，古代中国具有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市场经济。据王小强的研究，“中国历代王朝农商并举，从微观市场到宏观调控，市场经济发达得无与伦比”，有着当时世界历史上“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并由此形成了独特的货币文化。

　　在货币发展史上，除了最初阶段使用自然物如贝壳作币材之外，其后主要使用金、银、铜三种币材。中国从殷商时期到清朝中期，数千年主要以铜作为货币材料。除了自然禀赋的原因之外，主要是因为铜适合于小笔零售交易，能够更好地满足升斗小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凡原本王室、贵族当作重宝的金银珠玉等上币，皆因不便流通逐步被淘汰出了市场，而大小适宜、可以串合、便于携带流通的西汉“五铢钱”则沿袭了两千年。有了能够被方便使用的货币，就能够普及市场网络，每逢五、逢十便赶墟交易，而这种广泛而频密的交易促进了分工与合作，形成相近的价值观和认同感。正是靠这恢恢天网，将分布在广袤土地之上看似散沙的每一户农民联结成统一的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共同体。

　　与之对照，罗马帝国在公元6世纪先后停止了铜币、银币的铸造，欧洲地区长期主要使用金币和仿制第纳里的银币。这类高值货币只能满足庄园主之间的大笔交易或用于对外贸易，因而难以形成让民众能够参与其中的普遍市场经济，也不可能促使大一统国家的出现。即使出现了查理大帝这样能够统一欧洲的政治领袖，也难以得到统一市场的维系而延续下去。

　　巩固大型地缘政治板块的肌体运行，不仅需要有军事力量和政治权力的肌肉筋骨，更需要有统一经济的血脉包括丰富的毛细血管滋养，需要通过广泛而深入的利益交易形成普遍的价值认同，需要车同轨、书同文、币同制等社会基础的构建，而不能仅靠暴力来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班固通过对殷商到王莽时代经济和货币史的研究，发现货币不仅有“通有无”的经济作用，还具有“分财布利”的社会功能，蕴藏着与财富再分配相关的政治权力的内涵。班固对货币的认识，超越了单纯的生产与流通功能，揭示出货币所内含的政治属性。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倡导的实业、本业和需要抑制的末作，都要在“食”与“货”——即各自时代的实业与流通之间维持平衡，如果失衡，即如“殷人贵富”，将会遭受灭国之灾。在中国古代智者看来，经济之道不在于“国富”或“民富”，而在于“生民”——民为国本，能够让社会繁荣、百姓安康、人民繁衍生息下去才是真正的经世济民。防止“食”与“货”的失衡，在生产与流通中保持平衡方为治国、也是治理天下的大道。

　　在经世济民的目标下，币缘所体现的是公平交易、互利合作的社会关系。当货币被商人当作赢利手段时，币缘就演变为一种支配性关系，成为具有政治性的权力关系。中国历代王朝采取的抑商政策，并不是要抑制“通有无”的商业活动，而是要防止商人用以钱生钱的金融活动扰乱经济、以钱干政破坏政治稳定。拥有最发达市场经济的古代中国，每每通过“迁豪强”、“抑兼并”等方式破坏财富积累，迟迟不发展资本主义。在相对封闭的空间环境下，中国选择以内部均衡为重的经济社会制度，有利于保护农耕本业、实现经世济民的目标，维持王权延续和文明积累。

　　各行其道的货币史

　　在亚欧大陆的其他地区，白银充当货币的历史十分悠久。在古美索不达米亚时期宫廷和神庙文献的泥板和石刻上，就留下白银作为支付工具的记载。据公元前2000年的《埃什努那法典》，咬人鼻子要罚约半公斤白银、打人耳光则要罚银10谢克尔白银（约1两白银）。当时的寺庙承担着金银存储和发放、担保贷款的功能。贵金属之间存在着交易，在当时的一块黏土碑上，记载了白银与铜交易的合同。

　　从公元前6世纪吕底亚王国金币流通开始，黄金一直是西亚的两河流域到地中海区域的主要货币。与政治、经济制度包括币制相对统一的中国不同，西亚及地中海地区是多文明、多宗教长期共存的地区。特别是由于存在着古希腊和古罗马等帝国的遗产，这个区域中各个国家、不同宗教之间彼此征伐不断，却保持着往来密切的各种经济活动，包括频繁的贸易往来。因而，该地区各国的货币处于彼此交集的状态。

　　自远古时期以来，在非洲—亚欧大陆就存在一个联系紧密的金银市场。黄金与白银成为连接西亚与地中海地区的纽带，彼此之间频密的经济往来和人员交流，构成了伊斯兰和基督教世界在通货领域的共生关系，导致这个地区实行着事实上的金银复本位。在东罗马帝国，同时流通着金币、银币、镀银币和青铜币。阿拉伯人也使用和铸造伊斯兰化的金银铜币。

　　出于交易需求和自然禀赋，铜曾经是中国流通货币的主要材质。至迟在公元前5世纪的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形成了以铜为材质，以布、刀、环钱、蚁鼻钱等为形态的四大货币体系。货币领域成为当时各国竞争中的重要方面，管子等人甚至总结出了操纵货币和贸易的“轻重之术”，作为国家竞争手段加以运用。

　　秦朝统治者对货币的政治作用已有深刻认识，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建立了金、铜复本位的统一币制——金与铜是法定货币，而珠、玉、龟、贝、银、锡等皆为器饰宝藏。《史记·平准书》记载：“以至于秦，卒并海内。……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以“秦半两”为基本形态的流通货币，成为维护大一统国家的重要工具。

　　汉代确定了金与钱的法定比价关系——金一斤比钱万。由于金的价值很高，多作为皇帝的赏赐和王侯的酎金；而铜则铸造为货币，在市面上交流使用。一直到唐之前，铸钱上记有重量，为称量货币或称铢两货币。铜钱因价低，很适宜升斗小民之间进行日常交易；其铸造和使用的数量又很大，这使得中国古代社会能够依托铜钱体系进行广泛的交换，建立起较发达的货币经济。

　　在中国古代的某些时期，银也曾充当货币。在汉武帝及王莽时期，白银一度被列入法币。由于中国银产量不高，伪造者云起，所以无法成为广泛流通、长期使用的货币。

　　从汉代开始，有了连接中国与中亚、西亚国家甚至到大秦—罗马帝国的丝绸之路，亚欧大陆国家之间出现了跨国贸易。《后汉书》中记载了罗马与中国交往的情况。当时的跨国贸易中使用的货币，包括金银铜等多种贵金属货币。在帝国时代，罗马开始使用金币，与中国的贸易也主要使用黄金。只是那时的亚欧大陆各地区之间的贸易受地理因素和交通技术局限，规模不可能太大，故没有形成国际货币体系；此外，还受到行政和政治限制，中国的货物出境须有“符传”许可证，互市贸易多作为“羁縻之策”。

　　南北朝时中国曾兴起过金银钱，时人视金银有避邪之功，多用于祭祀和礼仪活动，偶用于支付，并不是真正的商业行为。

　　在唐之后，铸钱只标年号不标轻重，钱不再是称量货币，这意味着在金属货币中，已经蕴含了国家信用。这是中国货币史发展的重要分际线。因此，飞钱等货币创新才有了实行的基础。

　　到宋代，对外贸易具有一定规模，政府对此开始专门管理，“商人出海外蕃国贩易者，令诣市舶司请给官券。违者没入其宝货”。在北宋初年，禁榷者8种，可放行买卖者37种；到南宋时，放行的商品种类达到200多种，对外贸易开始具有一定的规模。仅在北宋熙宁元丰三年内由三司出卖的乳香一项，收入就有89万贯钱之多。在铜钱体系下，宋后期朝廷明令禁止缗钱对外输出。对金与银等非货币贵金属的出口却没有明文限制。由于与中国通商的伊斯兰地区广泛使用金银，金银的贵金属特性又适合远程大宗贸易的需求，金银成为当时中外贸易中的主要媒介。

　　从沿海地区开始，以金银标价做生意的行为渐渐在国内的市场流行开来。然而，那时的宋在内部贸易和流通中正尝试使用新货币——交子和会子，这种不再依赖于金属的交钞是货币发展历史上的重大创新。作为弥补铜钱体制缺陷和铜钱不足的一种手段，宋朝的会子与交子只是为特定用途、在局部使用的信用券，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纸币。

　　银本位制的胚芽

　　蒙古人建立起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产生了统一货币的需求。在铁木真时代的初期，蒙古民族还是采取实物交换的方式进行交易。通过与邻近民族的交往，蒙古部落才逐步进入了货币经济时代。特别是通过与花剌子模等周边国家的贸易，蒙古部落接受了大量的银币，白银开始成为蒙古族贸易、信贷及物价的基准，蒙古大汗的赏赐用品也是使用白银。为满足流通的需要，蒙古人学会了铸造银币。

　　到13世纪，蒙古人建立起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数以千计的商路和海路编织起亚欧大陆的贸易网络。当时世界上3/4的人口，生活在这个贸易网络之中。广阔地域的贸易需求，成为货币创新的推动力。

　　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元政府推行由王文统设计的“中统元宝交钞”，采取银为本位、钞银相权的币制，以贯、文为单位，面额有2贯文、1贯文、500文、200文、100文、50文、30文、20文、10文共9种。中统钞的使用不受区域和时间限制，每两贯可兑换白银一两。中央设专门机构总管货币发行事宜，地方设交钞库为兑换机关，国家收税、俸饷、商品交易、借贷等皆使用宝钞，并允许旧钞换新钞。这种银钞结合、比较稳定的中统钞，成为通行于全国各地的统一货币。

　　元朝在中统年间确立的银本位货币体制，不仅决定了中国货币的发展走向，也对从山海关至布达佩斯、广州至巴格达的广阔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断征战的蒙古军队编织起了庞大的贸易网络，真正使这个世界性贸易网络日复一日、不停运转的，并非骁勇善战的蒙古铁骑，而是无数的驼队与商船，以银为本位的货币则是让这个网络保持钱货畅通的血液。

　　上千年来，亚欧大陆绵延不绝的贸易网络为不同货币制度保留着接口，使国家间的货币可以进行通约——这是价值交换的基础，为涵盖亚欧非大陆的持续贸易互动提供了条件。蒙古帝国建立的横跨亚欧大陆的贸易网络，尤其是其确立的以银为本位的货币体制，对世界货币历史的一体化演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罗马帝国式微，欧洲地区的经济发展日渐趋缓，成了亚欧大陆贸易网络的边缘地带，它在商业活动的各方面都要依赖位于东方的伊斯兰世界。公元800年，查理曼大帝统一了欧洲货币，冠以镑、先令和便士的称呼。查理曼人亡政息，500年后的1252年，西欧才铸造出了从罗马时代之后的第一枚金币。那期间的欧洲国王和领主们一道，尽力把产自中欧的银子运往地中海地区，以交换来自东方的香料、丝绸、瓷器、珠宝和黄金。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地中海地区就像是不断吸纳贵金属的巨大海绵，这些金银最终却流向了东方，成为连接亚欧贸易网络的历史纽带。当时位处北非、西亚的阿拉伯地区，是连接欧亚的商业和迁徙的枢纽。欧洲国家和城邦，只有通过那里才能与东方进行贸易。

　　从11世纪开始，欧洲人开始探寻通往东方的海上航路，意图开辟出长期获利渠道，这促使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航海家走上了探险之路。西班牙王国和热那亚商人联合起来，他们雇用最有冒险精神的水手，共同开拓新海路和海上领地，这些举动孕育了大航海时代。

　　世界货币的产床

　　1368年，明朝推翻元朝统治。元代后期过度发行纸钞，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鉴于元朝覆亡的重要教训，明朝初年“欲行钱”，统治者希望重回传统的铜钱本位制。由于日益增长的经济规模和外贸需求的扩大，明朝频频出现严重的“铜荒”与“钱荒”。政府不得已改弦更张，发行大明宝钞。出于对钞的不信任，民间“商贾，不论货物贵贱，一以金银定价，由是钞法阻滞”。明政府屡屡严令禁止金银交易，却难以推进钞制，只能令钞与铜钱相兼行使。民间不愿用钞，而铜钱又不够用。在几经折腾后，明政府被迫向钞、铜不敌银的现实认输。明皇帝发布命令，“行钱但从民便”，白银使用日渐普及。

　　1436年，明英宗颁文确定以银充赋税，历来征收实物米麦的田赋也改收白银，确定了白银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地位。1581年（万历九年），张居正推行租役贡税一律缴银的“一条鞭法”，从法律层面确定了白银在中国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政府赋税等大宗往来皆用银，在民间日常交易才使用铜钱。

　　中国产银甚少，本土产银远不足货币流通之用。所以，铜钱作为基础货币的地位一直难以撼动。明朝之所以最终会选择以银为实际基础货币，关键的原因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当时铜质制钱体系已经不能满足中国商品经济发展对货币的大量需求，需要有新的货币来保障经济活动的运行。

　　明朝政府试图推行纸币制度发行“大明宝钞”没有成功的原因，是人民对纸币心有余悸，缺少制衡的皇权难以建立发行纸币所需的国家信用。铜钱不足而纸币难行，民间从元代开始已在广泛用银交易，官方选择价值较高的白银为货币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加之当时的中华朝贡圈内部经济交流广泛，缅甸、安（越）南、日本等产银地区长期向中国供应白银，以白银与中国交换丝绸等产品。中华朝贡圈内部的这种贸易往来，延续了元代以来商业网络普遍用银的传统，为中国货币白银化进程提供了保障和动力。

　　明朝政府官员之所以选择用银，主要考虑是否方便缴纳赋税。这种以国内经济为主决定币材的思考问题的方式，产生于中国是一个巨大而统一的经济体的长期历史。在全球经济体系出现之前，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天下。在历史惯性下，外部世界被当作中国经济的附庸，只有蛮族的入侵才是重大的外部问题。从汉以降，外部流入的贵金属都不过是被中国吸纳的一笔财富。元朝统治短暂突破了这一视界，中华文明的生存与发展被置于更大、更复杂的亚欧大陆文明的框架之中。而取代元朝统治的明代帝王，对存在着一个比中国更大的外部世界既没有兴趣，更不愿意去管理和控制“化外之地”，只愿意用外部资源满足自身的需求。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建立以前，中国一直是亚欧大陆经济网络中最具影响的一部分。因而，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币制，不仅对其自身，而且对与之联系的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广泛而重大的影响。缺银的中国确定以银为货币，产生了对白银的巨大需求。这一需求，最先拉动了缅甸、安（越）南、日本等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白银出口。从1540年到1775年，琉球、朝鲜、缅甸和日本是亚洲地区向中国出口白银的主要国家。这使得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朝贡体系之间更多地以白银作为贸易媒介，形成了区域性的白银流通圈。

　　到16世纪，伊比利亚人获得了巨量的美洲白银，它极大地满足了中国因经济发展产生的对白银的渴求，也推进了欧亚乃至世界范围的贸易联系。

　　明朝的瓷器被运往东非，西班牙的白银被运进中国的金库，威尼斯达官显贵才穿上了中国的丝绸，而印度王公则挥霍着来自西非的黄金。 注释标题 约翰·R.麦克尼尔，威廉·H.麦克尼尔.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51.

　　亚欧大陆能够成为白银世界货币呱呱落地的产床，原因主要在白银产生的世界性联系——中国货币白银化过程与拥有美洲白银的欧洲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东方尤其是中国对白银等贵金属的渴求，刺激了希望与东方进行贸易的国家形成了持久不懈的海外探险寻宝的热潮。这是欧洲人航海探险和美洲白银东来的历史动力，也是白银成为世界货币的历史前提。

　　1571年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建立据点，开始通过海路将在美洲发现和生产的白银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美洲白银的到来，推动了中国货币的白银化进程，这一进程的延续与深化，又产生了对美洲白银更强烈的吸引力。美洲白银的持续注入，为明王朝选择白银体系创造了条件；作为当时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明王朝对白银的渴求，是美洲白银持续生产的动力。没有中国的需求，美洲生产的白银很快就会过剩。中国货币的白银化进程与欧洲所拥有的美洲白银，成为孕育世界白银货币体系的父母。

　　从中国白银货币化和美洲白银流动的记录研究来看，两者之间存在着时间上的重合特征，明朝的货币白银化是白银成为世界货币的主要制度性因素。由于拥有生产力和出口能力优势，以及快速发展的经济对货币的巨大渴求，中国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密窖”般的需求方；而西班牙人由于拥有了新的采银技术，得以让美洲白银源源不断地供应中国，使欧洲成为世界白银货币最主要的供给方。在数百年的时间里，美洲、亚洲、欧洲以白银为中介进行着持续的交换与互动，白银编织的贸易网络把世界主要经济体连接成一个整体。在此基础上，白银就水到渠成地成为世界货币。作为世界本位货币的白银，催生并巩固了全球性贸易，由此结成了各国相互联系的全球币缘。

　　增量重于存量

　　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财富存量代表着过去的辉煌，而增量才是引领未来的力量——决定历史走向的往往不是存量而是增量。伊比利亚人所控制的美洲白银是世界白银货币的增量部分，因而具有杠杆效应，它不仅为中国和东亚白银圈提供了最渴望的货币财富，而且把亚洲与欧洲、美洲、非洲乃至全世界的经济连接在了一起。白银作为历史上真正覆盖全球市场的通行货币，充当起世界货币的角色。全球性市场和世界性货币的出现，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体系提供了条件。

　　以荷兰为代表的欧洲国家，运用主权国家的政治杠杆把白银货币变成了白银资本；而又通过白银资本的增殖来强化主权国家的政治经济地位。如此循环往复，使欧洲国家可以攫取更多的财富并不断将其转化为持续增殖的资本。而中国的货币白银化进程并没能促进中国向现代主权国家发展，只是诱发了王朝的更迭。17世纪的世界白银危机冲垮了明王朝，使中国的发展进程遭受重挫。导致明王朝更迭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中断了白银货币化向白银资本化的演进过程，也阻断了明朝的资产阶级像荷兰资本家那样兴起。随后而来的世界景气周期，让清政府品尝到近200年贸易顺差的好滋味，却同样没有令清政府的官员确立国家主权意识和货币主权意识。

　　没有国家主权意识使中国落后于时代，而缺少货币主权意识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施政行为，直接导致了国家财富的长期流失，这是导致中国曾经引领白银时代的世界旋即又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当林则徐看到商人将仿制的外国银元分拣出来禁止使用时，他得出结论：民禁胜于官禁。当时的中国官员，即使是被视为放眼看世界的林则徐，也不具备货币主权意识。早在1694年，牛顿爵士就任英国铸币局总监。这位大学者以不亚于探讨数学和天体奥秘的热情去追查英镑的伪造者。两相对比，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中英两国的知识精英和官员对货币主权意识与行为的差距。缺乏货币主权意识，也就难以维护国家的货币利益。因此，尽管中国在实体经济总量上占据世界的领先地位，却因没有货币主权意识和维护货币主权的能力，无法应对白银资本和欧洲主权国家的制度性盘剥。当中国的白银财富面对欧洲白银资本，特别是当欧洲资本拥有主权国家尖利爪牙的时候，建立在农耕社会基础上的中国，就如同食草的羊遇到了狼，注定在劫难逃。

　　历史反复证明，资本的扩张，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展并不是单纯的经济过程，也是政治包括暴力的过程。荷兰等国在白银时代的成功，就在于把经济与政治以及必要的军事能力结合在一起，成功地抵抗了哈布斯堡王朝。1648年，是白银时代的历史拐点。那一年，欧洲国家通过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构建起了欧洲的主权国家体系；更重要的是，白银资本从此获得了国家权力的支持，形成了“资本+主权国家”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新模式。欧洲的商业资本体系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间彼此配合，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与国家进入了相互促进的阶段，白银向资本的转换有了制度性的保障，白银资本和欧洲资本主义体系得以向全球扩张。从此，世界力量的天平开始越来越向着有利于欧洲的方向倾斜，创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主权国家体系的欧洲渐渐走向世界的中心。

　　资本的增量，胜于财富的存量。在世界白银体系的天罗地网里，再庞大的白银财富都不过是落网之鱼，逮住一条少一条；只有能不断增殖的白银资本才是网外巨鲸和海上鱼群。资本的每一次循环，都在增殖中扩大自己的力量，不断循环增殖是资本与生俱来、百折不挠的天性，资本是白银货币体系发展的动力和真正的支配力量。正因为如此，荷兰虽没有直接获得美洲白银财富，却通过白银向资本转化的过程获得了对巨额财富的支配权。数据显示，从美洲到欧洲的白银有60%从荷兰转向了亚洲。不断循环增殖的白银资本流是推动全球贸易网络运转的真正动力，也是改变欧洲面貌与欧亚地位的主要推手。

　　向资本的跳跃

　　1609年，阿姆斯特丹银行在市政府的监管下成立。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公众银行，是白银由货币转变为资本的关键。在银行的投资下，荷兰人建造了大量的船舶，修建了港口、城市和配有纤道的运河体系，使荷兰拥有欧洲最廉价和稠密的运输网络。

　　在对外贸易中，荷兰也采取了组织化的方式。所有参与亚洲贸易的荷兰商人都被迫加入联合东印度公司（VOC）。该公司不仅享有贸易垄断权，还拥有军事、外交等一系列广泛的权力。给资本穿上铠甲的做法很成功，商船加军舰的组合成为当时最具竞争力的扩张模式，这让荷兰一度垄断了欧洲与亚洲的香料贸易，给荷兰商业资本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出现在1630年的现代“资本”概念，已区别于用于消费的货币，具有了“用于再生产的财富积累”的内涵。白银货币在资本之手的点化下不断增殖，白银资本成为荷兰用之不竭的财政之源。

　　威廉·配第在1690年写道，荷兰的商船数量是法国的9倍，外贸总额是法国的4倍，利息率却只有法国的一半。一个人口小国在财富和实力上可与许多大国相媲美。到1790年，荷兰的国民收入为4.4亿盾，而它的国外投资总额却高达8亿盾。荷兰这个地理小国，就是这样运用资本的扩张性成为欧洲人均产值最高的国家。荷兰的成功引起英法等国的效仿，由此带动了欧洲的整体发展。

　　资本增殖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彻底打破了“食”与“货”的传统经济模式。货币不再是单纯的交易工具，还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成为生产工具。资本增殖的速度，要远远快于传统生产模式。欧洲得以超越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原因，与尼德兰联合省战胜西班牙帝国的原因一样，是白银资本对国王财富的胜利——资本家打败了土财主。其中的奥秘并不复杂，再多的财富用于消费——无论是生活消费还是战争消费，总是用一点少一点。在耗资巨大的军事消费中频频破产的西班牙王国证明，消耗型的扩张经济难以持久地支撑世界性帝国。

　　与依靠殖民扩张获得财富的西班牙帝国不同，明帝国依靠的是具有自给自足特征的农工商混合经济。中国对白银的巨大需求推动了世界白银体系和全球贸易体系的建立，却未能成为世界白银时代的引领者。因为中国没能建立把白银货币转化为白银资本的制度。对中国这样以农耕为主的国家来说，白银只要能够满足其货币需求就足矣，没有必要再将其资本化。因为那样一来，就会改变传统的产业结构并可能打破既往的等级社会，这意味着爆发一场全面的社会改革。对中国来说，中华朝贡圈已经是足够大的一个世界，没必要再进行空间扩张。可以说，中国生态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都在阻滞白银货币向资本化方向的发展。制度决定了中国发展的走向，而中国的国情与所处环境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制度的兴废。

　　来自美洲的白银供给只给世界白银体系以第一推动力，最终织就全球体系巨网的持续动力来自白银资本。白银资本穿梭于世界不断地增殖，形成了支配全球白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世界白银体系演变为资本主义体系的过程中，无论是生产白银的地区，还是最初拥有大量白银财富的国家，都未能获得左右世界白银体系的权力，而真正控制世界白银体系的是发明了白银资本的荷兰人。荷兰通过把白银货币演化为可以不断循环赢利的白银资本，又在白银资本的支持下建立起能够保障资本持续扩张的制度体系。在这一制度的保障下，基于白银资本的生产方式维持了数百年的发展。白银资本帮助荷兰获得了撬动世界的支点和杠杆，获得了远胜于对手的经济实力、强大的军事力量和话语权，建立起对欧洲以外地区的支配性权力关系，由此发展出了覆盖世界的资本体系。

　　工具性的迷失与回归

　　在中国古代管理者的调节之下，货币基本保持了工具性的本色，就是帮助人们在交易中实现“通有无”，促进社会分工合作。通过货币进行交易的人们，恪守等价交换的原则，因而是相对平等的伙伴，人们因货币而形成的社会联系具有互利合作的特点。

　　中国古代的贤哲知道，产业之间平衡是社会稳定发展的根基。然而，不同行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各异，涉及不同劳动领域及各阶层甚至不同国家的利益格局，很难由人们的自发行动去实现，因而需要政治权力的介入。这种介入既有国家用经济的“轻重”之术，也有政治性的“抑商”和“官山海”等政策，有意抑制甚至时常打压拥有大量流动性财富的商人集团，防止他们通过“以钱生钱”的方式获取财富和染指权力，以长期维持“食”与“货”、生产与流通的均衡。

　　可以说，中国社会在早期发达的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造成的折腾中，已经种下了阻止“钱生钱”模式发作的“牛痘”，由此产生出不以财富积累为目标的经济思想和政治文化传统，使其对资本主义模式具有了抗体。很早就有人提出疑问，以当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发展水平为何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和社会制度呢？其实，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中国并不是不具有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而是有意识地不选择甚至排斥资本主义，每当资本主义出现萌芽时，就会被其内生的抗体所狙杀。而许多中国人对此感到十分遗憾。

　　“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的创立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对中国读者说：

　　创立资本主义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文化上的耻辱。资本主义是一剂危险的麻醉药，在整个历史上，大多数文明，尤其是中国文明，一直在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在最为虚弱的时候对它屈服了。我们从此都在承受资本主义带来的后果。 注释标题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1.

　　然而，当世界支配权归属资本主义的时候，评价世俗荣耀的权力也归属于资本，任何没有跟上资本主义步伐的国家和地区只能接受耻辱的命运。这一耻辱感已内化为边缘地带国家人们世界观的一部分，需要在改造世界的进程中才能改变。

　　在此次全球危机之中，世人都已承受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带来的后果。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最大错误在于，把增加财富尤其是实现资本最大化增殖作为经济目标，在此目标下让“货”独占鳌头，导致金融服务业与实体生产的整体失衡。违背了经世济民目标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一个倒金字塔结构——上层是已经十分庞大却还在继续膨胀的金融服务业，下层是不断被压制萎缩的实体产业和实物生产。近年来的种种金融创新活动，使得金融资本可以彻底脱离生产过程便能够完成自我增殖。这意味着，今天的货币已经不是原来服务实体生产的货币了。如果人们再不去扭转货币与金融的极度扩张，虚拟经济的巨大泡沫将会轻易冲毁实体经济，把世界湮没在虚拟货币极度扩张的滔滔洪水之中。

　　今天信用货币的极度扩张，是资本增殖逻辑的必然结果。资本为了保障其不受阻碍的增殖，已经形成了从意识形态、经济制度、政治秩序乃至军事力量的保障体系，迫使人们接受货币对社会目标的控制，进而形成货币霸权国家对其他国家直至整个国际关系的控制，从而让世界发展经济的目标服从于资本增殖的目标。现代许多经济学的理论，都是在为资本增殖提供服务，近年一些提供金融衍生品数学模型的学者屡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一个证明。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应该扪心自问，这种金融创新模式能够增加人类福祉吗？

　　温故可以知新。从班固的《汉书·食货志》中，我们已经领略了货币与币缘的滥觞之处，知道中国古人如何看待经济和维持“食”“货”均衡的道理。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应该以经世济民为目标。因此，必须摆正今天“食”与“货”的关系，维持生产与流通、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均衡。唯此，“生民之本”有所依托，社会便能稳定；如果“货”居于“食”之前，生产长期受制于流通，货币与金融不甘于服务者的位置，而要占据主位，由社会经济活动的公仆变成支配者，就会引发经济乃至社会危机。金钱本身并无好坏，但背离生产、失去制衡的金钱，就一定会变坏。在金融衍生品泛滥的今天，重温“食”与“货”的源头与关系史，就像在百丈高树的枝头回望泥土下的根系。忘本失根，是葳蕤枝叶的最大危险。

　　作为人类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实践，生产和交换是两种有所区别亦紧密联系的活动，它们在货币形成和发展中留下的深刻印记，成为币缘诞生和成长的基因。在判断货币和币缘的本源和最终目标上，如果忘记实际生产的首要地位，忽略货币和金融服务生产的功能，或将交易特别是金融交易的收益摆到过高的位置上，特别是把货币的直接生产当作经济创新，就犯了重大错误。

　　此一大谬，已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继而导致了全球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极端扩张中走向自身的尽头。被货币、资本、金融的过度发展所扰乱的世界经济，出现了再度回归实业化的动向——发达国家的政府，包括美国政府也开始把“再工业化”作为重要政策。人们在问，由人类创造的货币、资本和金融为什么会成为社会的主宰？“食”与“货”的千年议题，如今正在被重新审视。

　　可以推断，以“食”为先、“生民”为重的经世济民之道，会超越资本增殖优先的经济和政治目标，重新被置于人类社会的主要位置上。

　　第二节 市场与国家

　　市场是人们进行多余产品交换的场所。不论是在人类最早的城市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城，还是在中国商周时期的城市，抑或是在古希腊城邦的城市，都有专门用于交易的场所。这些分散形成却又相似的人类文明史遗迹说明，市场并不是人类的抽象理念，而是人们根据生存环境而选择的一种经济生活组织方式，是对环境的一种制度性适应。随着生产水平提高、交易增多，人类社会进入商品经济时代，市场逐渐成为人们生产与生活的中心，货币也在其中诞生。

　　先王制币

　　在司马迁和班固等货币自然出现论者看来，货币是“农工交易之路通”或“日中为市”的自然结果——只要有交易，就会产生货币。货币像是毛，只要有市场的皮，货币就会自然而然地长出来。按说，这个看法并没有大错。可如果追问下去：市场的皮又生长在何处呢？恐怕人们就不得不承认，所谓市场，最初也就是人们进行交易的市或墟，出现在人们定居的村落，再约定俗成为逢五逢十的集市，而后才成长于城市的肌体。市场是皮，它只能生长在人类社会的血肉之躯上。

　　建设城市需要有高度发展的经济能力。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一书中指出，传统的“锄头文化”可以养活小村庄，只有“犁耜文化”才能供养得起城市。作为大量非农业人口的聚集地，城市必须要有足够的余粮。有了余粮才能养活一些不必自己耕种的人，包括贵族、祭司、官员、工匠、士兵和商人，使这些人可以从事农业以外的工作。有了多种多样的职业，才有多种多样的产品；专业分工则促进了产品的增加，使人们有了多余的产品进行交换；为了进行频繁而持续的交换，就需要有固定交换的场所。于是，出现了市场。可见，市场从诞生之初，就是市镇这个复杂多样性统一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今天的市场已经形成制度化的分层次市场，大量交易可以在场外进行，市场化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已成为社会的主流。然而任何对市场功能的过分夸大和赞誉，都忘记了市场只是社会这个复杂巨系统一部分的历史和现实。当单一因素成为复杂系统的唯一主导力量时，这个系统就会陷入混乱并趋于解体。

　　在历史上，市场必须依托村落、都邑和城市，不论建设村落，还是建设都市，都是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复杂社会活动，这便催生了行使管理职能的公共权力。从人们集聚在村邑，公共权力就开始出现，也就开启了向合法垄断一个地域内暴力的国家的漫长演进。据对崧泽文化的考古发掘，在崧泽大墓中出土的玉石器中，除装饰品和生产工具外，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形体硕大、制作精致、涂有朱色的石钺，它们是军权、王权的象征。这一比红山、仰韶、良渚年代更早的历史遗迹告诉今天的人们，权力是文明进程的伴生物——无论是聚落生存、建城安民，还是作市交易，都离不开权力，否则就无法调度、管理大量资源和人员，进行长期建设和稳定运营。因此，早期都邑或城市往往就是王权诞生地，中国古代文献中就有“黄帝筑城邑”、“夏鲧筑城”、“祝融作市”的记载。

　　西方考古学家对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考察证明，王权制度是城市出现最重要的因素。古希腊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公元前479年希波战争的胜利；构成今天欧洲城市体系的数百座城市中，有许多是基于古罗马军团的营寨。

　　在人类历史上，城市、市场与公共权力总是交织在一起，市场不是凭空而生，也不会凭空而长。因而没有能够完全自主的、纯粹的市场经济，任何市场都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运用公共权力的组织机制。同样，诞生于村邑、城镇的公共权力也会受到市场的滋养，市场产生了对公共权力的需求，提供权力的基础条件，培育了新的理念，使权力受到来自市场的影响和制约。诞生于市场的货币也是如此，它离不开权力的作用，却要服务于市场的需求。货币是市场与权力互动的产物，人类社会的真实生活场所才是承载市场、权力与货币的时空平台。

　　在中国历来有“先王制币”的说法，如管子言“先王……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作为秉持权柄的政治家，管子要比司马迁和班固这样的文臣更知道权力的作用，他明白通过权力设计选择货币制度，可弥补产地遥远和交通不便的缺陷，使货币成为“先王以守财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的工具。中国古人已经知道“权制之术，实在乎钱”，“故与夺贫富，皆在君上，是以人戴君如日月，亲君若父母，用此道也”，控制货币是掌握民生、治理天下的关键。然而，“人君铸钱立币”并不是亲力亲为，而是顺势而作；先王制币不是目标，而是为了满足市场交易之需。

　　国家对货币的调控

　　货币的出现不仅方便了交易，同时还改变了传统的社会关系，这也将导致政府对货币使用过程的干预。晁错曾指出：

　　珠玉金银……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 注释标题 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第一卷）［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147。

　　在晁错眼里，货币“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具有改变人身依附关系和推动迁徙的功能——货币能给人自由，这是对货币功能所包含的复杂社会关系的重要认识。而这却不是关于货币社会功能最早的发现和描述。

　　据《国语·周语下》的记载，公元前524年，周景王认为正在流通的钱太轻，打算另铸大钱，“以劝农，赡不足”，并以此征询大臣们的意见。单穆公觉得此事不妥，认为铸大钱会与民争利，“今主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这场历史上颇负盛名的铸币之辩告诉我们，货币问题在数千年前就是庙堂之上的重要议题。当时的统治者已经认识到货币发行事关重大且关系复杂，铸币可以引导分工、调节生产与交换，但如果调节不当，哪怕是对钱币大小轻重的失察或过度作为，都可能影响财富再分配，导致民心动荡，最终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正因为如此，中国历朝历代都对货币使用一直保持着政治干预。

　　中国历代《食货志》详尽记载了大量关于国家干预货币制度、因应货币危机的事例，这与西方传统货币理论中很难找到国家踪迹的情况有很大差别。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体相比，中国的货币经济具有鲜明的大一统特征，这与秦始皇、汉武帝运用政治权力统一币制和制钱有很大关系。统一政权与统一币制之间的互动，对维系中国社会政治与经济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秦汉以来的中国政府，免不了以政权干预经济活动，这其中自然少不了对货币的干预。汉武帝曾6次改革币制，以适应当时社会对货币和经济发展的需求。汉武帝行过三铢钱，也曾制过白金币和皮币——以上林苑中白鹿皮制币，每张一方尺，饰以彩绘，值40万，皮币虽主要用于赏赐而不是流通货币，却把国家信用甚至是君王权威引入了货币领域。公元前113年，汉武帝下诏收回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铸币的铜材集中到中央，统一铸造法定实量的五铢钱。汉武帝确立的铜钱体系基本满足了中国社会经济运行的需求。五铢钱700年间通行不废，一直流通到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稳定的货币。

　　在其后“飞钱”、“交子”和“宝钞”的创立和使用过程中，国家不但直接参与，更以国家信用为担保，促使其流通使用。当然，政府的过度介入，也会干扰甚至破坏了市场对货币流通的制约，最终也毁坏了政府信誉与国家经济。在相对封闭的经济体系中，市场与国家只要能够恪守官家与民生的中道，均衡地发挥调节作用，就可以实现货币的平稳运行，维持经济和社会稳定。而国家的这一内部均衡，很容易被具有开放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打破。

　　1500年的大航海之后，欧洲人手中的白银滚滚东来，套取中国和亚洲的黄金和商品梯航西去，如此大进大出，打破了原有封闭经济体的基本均衡。而当时国家的统治者对这一世界潮流懵然无知，更无从理解，只会按照老章程的框架，在旧思想指导下进行干预，自然难以适应“数千年未见之大变局”，千年文明古国只能接受被打碎了重建的命运。

　　从白银货币发展为白银资本之后，国家对货币的干预，主要体现在国家与资本的关系中。试图剥夺资本的神圣罗马帝国被小小的尼德兰联合省打败，资本取得了对王权和神权的胜利。从1648年之后，资本寄居在主权国家的温室中生长壮大。在渐成世界中心的欧陆地区，不仅出现了人格化的资本——资本家，也成长起了“国格化的资本”——资本主义的主权民族国家。货币和资本异化为社会的主宰，国家却成为金钱和资本的仆人。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资本为王”——这一产生于货币—资本体系的币缘，就成为普世性的政治关系。

　　早期的币缘政治实践

　　中国的统一币制，不仅对国家政权的统一和运行提供了制度性保障，也通过对货币的国家控制实现了对市场和商人阶级的政治控制，防止它们成为冲击农耕社会基本经济形态和政治秩序的不稳定因素。中国古代官员对货币所蕴含的政治权力外溢心存警惕。汉文帝时的贾山指出，钱可“易富贵”，而“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为之，是与人主共操柄，不可长也”。汉景帝时期的晁错对商人阶级的政治能量则表示出了更多的担心：

　　商贾大者积贮倍息……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 注释标题 柯美成.理财通鉴：历代食货志全译(上)[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52.

　　在他看来，这些“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的商人，显然是对官僚统治的政治威胁。政府必须进行干预，防止已经拥有财富的商人染指国家权力，再以权力为杠杆攫取更多财富，因而危及农耕社会的基本秩序。这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抑商政策的出发点。在汉代，抑商思想演变为对商人行为的多种限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所谓的“七科谪”，即商人不得衣锦绣、骑马、乘车、操兵，禁为官吏，还要征收财产税，甚至谪戍边关。

　　采取如此严厉的举措，其目的不是要消灭商人或商业行为，而是要做到“抑兼并”——土地不仅是财富最稳妥的存在形式，还可以生息；商人将商业资本用于购买土地，造成了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土地兼并问题，这成为中国社会动乱和农民起义的总根源。阻止商人垄断对土地和劳动力的买卖，意在防止商人阶级染指政治权力并撼动国本。为此，中国古代长期维持“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用国家权力平抑市场的自发力量，这是国家运用政治权力对社会力量的失衡进行校正。当国家无力或无意阻止土地兼并的时候，改朝换代的革命往往就会爆发。

　　对金钱的政治影响，特别是可能造成不同社会等级的认识，并不仅见于中华文明圈，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早期文明中也可以见到。公元前594年希腊发生了执政官梭伦领导的变革，其出发点就是制止金钱对雅典法律体系的侵蚀，改变德拉古法典未能有效均衡贫富，导致负债者为奴的不公平局面。梭伦颁发“解负令”，解放了负债累累的“六一农”，对土地进行了再分配；推进币制改革，铸造和推广足值货币，把脆弱的农业与兴旺的商业结合在一起，推进了雅典经济的发展。而梭伦改革的创新部分，在于他按照农产品的收获量把雅典公民分为四个等级，建立起按财产多寡分享权力的等级体系。同时采取了希腊式的中庸之道，既防止有钱人为富不仁，又控制穷人的过度反抗：

　　我给一般人民以恰好足够的权力，

　　也不使他们失掉尊严，也不给他们太多……

　　我手执一个有力的盾牌，站在两个阶级的前面，

　　不许他们任何一方不公平地占据着优势。 注释标题 萨拉·B.波默罗伊.古希腊政治、社会和文化史[M].傅洁莹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190.

　　梭伦的改革摧毁了传统贵族对城邦权力的垄断，从分享权力和削弱贫富分化的角度看，实为一种政治智慧。

　　亚里士多德注意到货币的中介作用，认为只有货币才可以让买家、卖家顺利实现通约，达到公平、公正的结果。而这种基于自愿基础上的交换，构成了契约社会的基石。同时，亚里士多德对通过交换带来的财富感到困扰，因为商业提供了积累无限财富的前景，使商人能够在紧急时提供拯救城邦的资金而获得公民权利。以今天的政治标准衡量，亚里士多德的贵族式忧虑是一种把商人排斥在公民身份之外的政治不正确。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在自然顺序上要优先于家庭与个人，他担心的是金钱与权力联合会危及城邦制的稳定，这种警觉体现了他出色的政治洞察力。

　　尽管从荷马、色诺芬到亚里士多德都把农业财产作为经济活动的中心，但对土地资源较少的希腊来说，利用地中海沿岸地理条件发展贸易，对城邦经济发展和安全都具有重大作用。因发达的贸易而产生的货币，减少了个人对土地的依附，人们可以远游和选择城市生活——货币在古希腊同样促进了人身自由，但也造成了商人们要求分享权力的政治诉求——这是对传统贵族的挑战。如何利用商人的长处而限制他们对城邦政治权力的渴望，是早期希腊政治家和学者面临的一道难题。不论是梭伦还是亚里士多德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贵族与商人，以后再加上国王与教皇之间的博弈，一直存在并持续到欧洲现代国家的诞生。

　　与雅典类似，罗马人也按照财产把公民分为不同等级。在对后世影响巨大的罗马法中，他们确立了“财产私有”和“权责对等”两个概念，这是对欧洲资本主义兴起最重要的精神遗产，也是当代金融的灵魂。

　　权力之父与市场之母

　　货币在历史上的作用，从来不止于市场，它与暴力征服、统治权力有着广泛的联系。事实上，货币就是政治统治的公共象征。不仅如此，货币还有更多的含义。战国时期的楚国有一种货币是巴掌大小的金板，金板上刻有一个个小格子，每个格子里都铭刻有“郢爰”字样。“郢”为楚都，故有国家货币之意；“爰”，易也，有交换、交易之含义。这说明至迟在战国时期，货币已经具有国家信用的含义。

　　秦始皇统一天下，在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的同时，废除了六国货币，强推“币同制”。“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为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按理说，统一度量、道路、文字、钱币，可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但由于“秦钱重难用”，不便携带和交易，老百姓不愿使用，“秦半两”的制钱很快被市场淘汰。至汉初，民间铸“荚钱”流通，官方数次发行三铢、四铢、五铢、六铢钱，并尝试设白鹿皮、银锡合金的白金为币。汉代早期因币制混乱，犯盗铸金钱而被杀的有数十万人，虽峻法严刑仍难禁止。经王权与市场的多重博弈，民众接受了不大不小的五铢钱，并使其成为日后中国古代制钱的范本。东汉末王莽当权时，因嫌制作五铢钱币值低而成本高，故设计了一套精美的新币，“凡宝货五物、六名、二十八品”，在货币领域玩起了艺术范儿，企图高溢价地发行货币。王莽新币因价高而不便使用，老百姓仍喜欢使用五铢钱。王莽下诏以流放等严刑惩罚来与市场和民众的喜好对抗，结果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于市道”，进而反抗蜂起，导致王莽政权的垮台。可见，市场和货币并不总是顺从于国家权力，王权也有边界，王莽新朝被颠覆与不明此理有直接关系。

　　具有强烈征服欲望的古罗马人，在货币领域留下了独特的印记。恺撒继任者屋大维把铸币作为最重要的治国方式，他规定金、银币都只能由帝国统一铸造，各行省的执政官只能造铜币，以发给士兵和行省官员。这既像秦始皇统一币制，又有点像现代国家的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看重武功的罗马人，会为纪念他们摧毁耶路撒冷特别铸币，铭文是“捕获犹太人”，并刻下“元老院同意”的缩写。在每一枚罗马银币中，都浓缩着当时的经济、政治和战争交织的复杂关系。这种关系甚至超出了国家的范围，进入了国际领域。

　　对货币中所蕴含的复杂关系，阿拉伯人也同样敏感。在伊斯兰教兴起前，阿拉伯人并没有自己的货币，所使用的是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和拜占庭帝国的金币。在阿拉伯人征服沙姆和埃及后，却依然坚持拜占庭与萨珊王朝签署的货币协议，当地只通行金币而不通行银币。这样做就是为了保持新占领土的秩序稳定和维护与伊拉克人、波斯人的关系。当时的阿拉伯人显然已经认识到，货币秩序对维护跨文化国家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作用。对货币跨文化价值的领悟与政治实践，产生于阿拉伯人所处的复杂环境。我们看到今天在加沙地带的激烈冲突之中，依然存在着大量的交易活动，这或许是古代阿拉伯人智慧的延续。对身处文明冲突中的人们来说，这里面也许蕴含着解决人类社会最深刻、最复杂矛盾的思路。

　　通过对货币历史基因的探查，我们不难看出，货币其实是自由市场与公共权力共同的“孩子”，是两者互动的结晶。因此，货币具有市场不受拘束的天性，又有对国家权力和秩序的渴求。货币从基因里就混合了市场与国家这两种对立而统一的因素，与货币是矛盾统一体一样，币缘也是一个混合了市场与国家、自由与支配的矛盾统一体。

　　历史告诉我们，如果市场和公共权力之间出现失衡，就可能导致重大货币乃至社会危机。古代先哲和政治家们，为有效管理货币体系进行了大量思考和探索实践，他们寻求到的秘诀是：找到并维持住市场与国家关系的平衡点。避免走极端，虽然没有提供对特定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却提供了可以应对多种难题的哲学思想。因为维持平衡并没有统一或固定的做法，可以重农、可以抑商，有时要无为而治，有时需励精图治，一切要审时度势。卡尔·波兰尼也曾指出，自发调节市场的理念从来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历史的真实是，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市场，也没有哪个市场能够脱离国家。人们都看到资本主义推动了市场的大发展，却忽略了资本主义恰恰在与国家合作的时候，才获得了节节胜利。

　　这种维持公共权力与市场间平衡状态的做法，对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同样具有积极意义。今天有许多人把全球危机的根源指向“失衡”，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爆发全球性危机并使其积重难返的根源，是全球经济与全球政治间的失衡——国家特别是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国家放任金融市场，甚至与金融资本合流，导致全球市场和大多数国家间的权力失衡。从经济结构角度观察，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严重失衡，即虚拟经济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所能承载的极限。真正的危险在于，面对已经高度全球化的市场，人们却没有对它进行制约的自觉意识和推进这一认识的全球公共权力。

　　创造了世界货币和全球市场的人们，却没有建立起相应的公共权力去制衡它们，更没有建立束缚全球资本的制度体系，这是全球性危机一次又一次爆发的深层原因。

　　第三节 交易与信用

　　一般认为，贸易的功效是通有无、促生产、增加财富，连带作用是可以改善交通设施、促进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对那些具有历史眼光的经济学家来说，贸易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不只是因为货物流动、交通运输工具的改进，更在于交易工具和交易方式的创新，经济历史上最重要的创新之一就是信用的出现。

　　生存即交换

　　在亚当·斯密看来，生存即交换。交换是人的生存本能，人生来就有一种“将一件物品转移并与另一件物品进行交换的癖好”。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知道，交换源于分工。孟子曾经与主张耕作自足的许行有过一次著名的辩论，结论是种粮食的农人必须要与织布、陶冶、械器等百工进行交易，社会才能正常运行。作为大思想家，孟子也注意到了商业活动对社会的侵蚀：

　　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注释标题 见《孟子·公孙丑》。

　　虽然将“罔市利”的经商人称为“贱丈夫”，孟子却并不轻视商业活动，因为他知晓“有恒产者有恒心”的道理，只是主张加强对商人的管理与教化。管子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中最重商的人，他因“府海官山”甚至实行妓院国营而使齐国富甲天下、称霸诸侯。在他看来，“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这是因为“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贸易有调剂市场、增加民财的经济功效，也衍生出对国家治理和教化民众的政治功能。

　　管子真正超越同代人之处，在于他认识到贸易对国家争取天下的作用，“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万物贱则万物可因矣。知万物可因而不因者夺于天下。”他甚至还系统地论述了贸易对国际经济和政治格局的作用：

　　善为国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后可以朝天下。善为国者，如金石之相举，重均则金倾，故治权则势重，治道则势赢。今谷重于吾国轻于天下，则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则至，轻则去，有以重至而轻处者，我动而错之，天下既已我于矣。物臧则重，发则轻，散则多，币重则民死利，币轻则决而不明，故轻重调于数则止。 注释标题 见李勉译注.管子今注今译（下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3.

　　通过国际贸易聚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聚财致民可以练兵，故天下无敌。在梁启超看来，管子操纵贸易的办法无外是垄断齐国盐产，吸收外国之金，再以金谷御百物，复以金与谷互御。在管子手上，贸易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贸易，金、谷也不是一般的货币和物品，而是可以用来实现国家政治目标的工具。

　　当然，这类活动也不限于中国。与管子同时期的希罗多德记载了迦太基人跨国贸易的过程。现代考古发现，在公元前3000年从安纳托利亚山脉到印度河存在着长达5 000公里的贸易网络，以铜和银作为交换媒介的“钱”和作为交通工具的毛驴与驼队，是维系这个缩小版的世界贸易体系的纽带。

　　无信用不交易

　　在英文中，信用与信贷都是“credit”，具有明显的经济性。在中文里两者有一定差别，信用带有更多的社会政治色彩，《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几乎？’”。而信贷则侧重体现人们之间借贷的关系。

　　信贷与货币一样历史悠久。在一块伊拉克出土的阿米蒂塔纳王朝时期的泥板上，用楔形文字记录了5 000年前一桩大麦、羊毛的交易，它表明持有这块泥板的人在收获季节应该领取的粮食数额。在这块泥板和同时期其他记载着借贷合约的泥板上蕴含了大量信息，透露出古代苏美尔人的贸易信用体系的重要特征：存在着普遍的交易行为；白银已经成为交易的中介；交易可以延期支付；见证人对交易提供担保；借贷通常要付息或提供劳动服务；也有仅是为了保持债权人和借贷人之间良好关系的不付息借贷。从中国历史看，满足人们一般生活需求的交易，主要是通过货币来完成，通常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次一利索。在人类文明的早期，伴随着交易的发展，就产生了货币与信贷。货币主要用于即时交易，而信贷对需要延时支付和跨地域交易的贸易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作为在亚欧大陆上人口众多的国家，中国是一个由小农经济汪洋大海构成的大一统国家，其政治和经济制度设计的要义就在于如何维持经济自由和政治统一的平衡。汉代初年行秦制，以配合休养生息的基本经济政策。汉文帝、景帝“薄徭轻赋”的无为之治，被誉为最早也是最成功的自由经济实践。这一政策得以顺利实施的经济基础，是汉高祖和吕后倡导的“国家授田制”，把国家土地授给私人，解决了土地所有问题。汉朝政府成功地排除了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形成了大一统的政治治理环境，是这一政策实施的政治基础。施行自由经济需要条件，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政治的统一和稳定。建立国家与市场相互结合、浑然一体的政治经济制度，是中国自汉代后得以稳定发展的根基。

　　自由经济并不是简单的放任，汉文帝时期的贾谊认识到货币不统一的害处，他建议收缴铜材、统一铸币，“铜布于下，伪钱无止，钱用不信，民愈相疑……不禁铸钱，则钱常乱”。有收有放，自由与管制的结合才符合中庸之道。汉武帝即位后，一改文、景惯例，大力推行“盐铁官营”和“平准”，采取了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这与其要集中财力用于对匈奴的战争有直接关系。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政治家在经济制度和政策的选择上并无一定之规，而是注重因势利导和顺势而为。

　　然而，即便是大一统国家的帝王权杖也绝非万能，人类历史包括货币的发展常常会呈现出非线性的轨迹。在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8世纪的1 400年里，中国的货币历史可以700年划分为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因官工商业转化为自由工商业，货币经济有较快发展；后一阶段则因豪强经济过度发展，加之战乱频仍、商业衰落及钱币数量减少，中国又回到以物易物的自然经济形态，并没有依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的轨道次第推进。

　　这种在币制上大波动乃至数百年反复的状况，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出现过。印度大陆早在公元前已经流通金银币，但印度在13世纪、16世纪、18世纪三次推行货币经济却并未达到目的。类似情况在欧洲也同样出现过。在古希腊、古罗马和查理大帝时期，欧洲货币也较为统一，后随政治破碎而分散化。到卡洛林王朝解体时，仅法国的封建领主和教会就发行了136种铸币，而在奥地利、瑞士和低地国家则流通着247种硬币。与之相应，1200年的意大利有200多个城邦国家；直到1490年，欧洲大约还有200个公国、王国或类似的政治实体。欧洲货币体系与其政治板块一样，同样呈现出破碎化的特征，今天的欧洲仍然在为改变政治经济破碎化导致的后果付出努力，建立欧元区，实际上也是对破碎化的欧洲货币进行补救。

　　在货币经济发展的一波三折中，蕴含着物极必反的历史规律。从大历史或长周期看，在数百年的收缩之后，自会开启花样翻新的新一轮膨胀，过度膨胀又导致再度收缩。货币演进的历史充满曲折，像是退一步进两步的舞蹈，不变的节拍是社会生活对货币的实际需求。

　　超大国家的货币创新

　　在唐宋时期，随着国家的长期稳定和商品经济的恢复性发展，中国形成了涵盖全境广泛地域的贸易网络，出现了跨地区、长周期甚至是跨国的大规模非即时贸易。这种往往是非即时交割的“大买卖”，产生了大量赊销或借贷的信用需求，而传统的货币难以满足这些越来越多的非即时交易需求。

　　需要是发明之母。唐代的“飞钱”，就是当时商人们为满足跨地区、跨时交易的一种发明。有了纸币，商人们到京师等地经商就可“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作为民间的信用券，“飞钱”最初为官府所禁；后认识到确有需求，政府允许商人在户部、度支、盐铁三司办理“飞钱”业务，但要收取1/10的手续费；由于没有商人愿意接受如此高的费用，官办机构无人光顾，最后只好免费兑换。可见货币的革新，必须踏着经济需求的节拍起舞。正是中国这个超大经济体发展对货币的新需求，推动了货币史上这一重大的货币创新。

　　宋太祖借鉴唐代“飞钱”的经验教训，允许商人入钱京师，领取票券后到各州变换，但整个兑换过程有3%～4%的“加饶”（溢价），并设置了专门机构管理钱币汇兑。有政府信用，加上合理的费用，使宋代“飞钱”一度运行顺利。需求是创造之母。在13世纪的意大利半岛也创造出了冲销远程贸易债务的汇票，只是经纪人的利润由市场决定。人类信用制度的发生与发展是一个渐进过程，无论是商人为满足跨时交易而产生的创意，还是帝王的意愿或是权臣的设计，都会产生一定作用，但任何单一因素都不足以催生信用货币。

　　问题的关键在于，所有利益相关方，无论是商人、皇帝还是官员都不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必须通过利益博弈和长期磨合，制定兼顾多方需求的合理方案。如果这一方案为各方接受，就可能推进货币制度的创新；倘若在运行中任何一方打破了利益平衡的格局，这一制度仍然会指向失败。中国宋代交子和会子，是信用货币在人类社会大范围使用的先例，它们的诞生与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

　　关于交子的产生，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交子为宋真宗时蜀地太守张咏所创。当时的蜀地多用铁钱，这是五代以来中国分裂所形成的若干货币区的历史遗留问题。因铁钱重量大，不便进行贸易，也增加了向边境地区运送军费的成本与难度。为解决此困难，张咏设计了可兑换、可流通的交子作为交易的契券，“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届”——一交子相当于1 000钱，每三年为一个兑换周期。最初由16户富家主持发行，“后富民资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不已”，政府设立了专门管理机构“益州交子务”，并规定每一届交子的限额为125.6340万缗，每届的准备金为36万缗，以旧换新成本为每贯纸墨费钱30文，并限于川蜀流通。

　　另有记载，交子不是张咏设计而是由民间所创，因发生流弊，才引起官府插手。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围绕着信用货币的发展，已经有历史传统、经济区域、货币材质、物产贸易、经营管理、法律诉讼、战争需求、制度设立等多种因素的介入。这些因素或作为背景，或作为主导，或作为诱因，对交子的创立和发展施以影响。

　　由于交子有使用期限，通常一届三年，因此更像是限期兑换的借据。真正拥有纸币特点的货币是南宋的会子，其面额一定，且无使用期限的限制，只于破损时准予调换。从北宋时代的交子到南宋时代的会子，宋代开启了从“现金交换”到“信用交换”的历史过渡期。从货币史的角度看，在一个大国内出现普遍的信用交换，信用货币成为一个社会交换的主要媒介，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

　　中国宋代出现信用货币，主要是因为商业经济的发展，社会对货币需求量大增。此外，作为传统币材的铜在长期消耗下日渐短缺，从而导致“银荒”。加剧这一困境还有所谓“漏泄之弊”——对外贸易导致大量钱币外流——“蕃船巨艘，形若山岳……贩于中国者皆浮靡无用之异物，而泄于外夷者乃国家富贵之操柄”，“一入海舟，往而不返”。除去上述经济因素，战争的压力也不可忽视。当时宋与西夏、辽、金等国的战争耗费，以及“岁币”的贡银也加大了对货币的需求。根据李剑农的看法，宋的货币本位之所以由铜制的缗钱转变为银钱，除了出现交钞的因素以外，很大程度上与金国索要的“岁币”，只要绢和银有关。

　　除了宏观层面的因素，铸钱成本太高也决定了传统铸币制度难以延续。据宋高宗绍兴初年（1131年）计算，因铜、铁、铅、锡的价格高，加上管理铸钱的官员和工人工钱，每铸钱1 000，本钱为2 400文。一方面是货币需求增加，另一方面是铸币成本大增，再加上区域间经济活动频繁导致的货币运输成本和安全成本的困扰，在这些因素的共同推动下，即便是不思进取的宋代官员也只有创新货币制度这条路好走了。

　　综上所述，是超大型国家对货币的广泛需求推动了货币创新。中国宋代能够出现信用货币，有多种原因。首先，宋朝政府是一个赋税收益颇丰的大一统政权，可以为交子和会子提供足够的国家信用；其次，战争费用包括赔款或羁縻他国所需的“岁币”，都产生了大量的货币需求。信用货币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只有它才能满足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商品经济发达的国家进行商品交易的货币需求。中国宋代能够出现纸币形态的信用货币，是一次超大型国家对货币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尝试。

　　信用过度扩张的教训

　　最早推行信用货币的宋朝政府并没有意识到，与一般货币相比，信用货币具有更明显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对于国家来说，掌握了信贷工具，就意味着可以寅吃卯粮，可以有更多的支出，这对国家当权者是难以遏止的财富诱惑。

　　在纸币发行初期，由于数额有限，且有准备金，所以能够保持一定时期内的稳定。但随着宋朝对外战争的扩大，财政压力增加，国家难以维持谨慎的发行政策，纸币越发越多，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要保持信用货币体系的稳定运行，需要有能够约束政府行为，包括限制皇权和抑制贪官污吏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形成多种权力和利益的制衡与协调机制，这是国家信用得以延续的制度基础。如果不能对王权进行制约，就无法对官员进行监督管理，信贷就会过度扩张，导致国家信用破产。国家失去货币信用，就等于失信于民，走上了败亡的道路，最终造成王朝的更迭。

　　在元统一中国之后，承接了宋所面临的大多经济问题，也延续了宋代发行纸币的币制，只是发行以银为本位的“宝钞”作为货币，以维系一个大帝国的货币流通。在元统治的前20年，元钞发行适量，维持了币值的大致稳定；但其后70年间，却因过度发行宝钞，导致钞值狂跌、物价飞涨，以至于元灭亡。尽管在信用的复杂构成中不能彻底排除暴力的因素，然而债务必须主要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之上。信用是信贷之源。暴力和权力可以剥夺，却不能借债。

　　明太祖夺取政权后禁止民间以金银流通，而行“钞制”——发行与钱币挂钩的“大明宝钞”。大明宝钞在初行几年发行量不大，还大体稳定，后来发行量失去控制，爆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据统计，大明宝钞在发行112年后，钞值跌至原来的1‰。1436年，明英宗明令“弛用银之禁”，银两可以折米、麦来缴纳田赋，白银开始货币化。从元以银作为纸币的价值尺度，至万历年间行“一条鞭法”，中国渐渐步入了银本位时代。

　　宋元明三代推进信用货币的经历说明，在缺少制衡的皇权体制下，难以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国家信用制度。因为在国家面临战争或经济困境，需要放松银根时，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制约皇帝与大臣大规模发钞。当恶性通货膨胀发生，彻底摧毁国家信用的时候，王朝的更迭就难以避免了。在一定意义上说，不制衡，无信用；无信用，必覆亡。英格兰银行的第一笔债务，就是商人资本在成功地对国王权力进行了限制之后才得以兑现。这一点不仅对昔日的皇权有效，对现代国家和现代金融机构也同样有效。

　　从明中叶之后的4个世纪里，中国采取了银铜复本位的币制，其中隐含着一个希望：通过以贵金属足值货币重建已被纸币破坏的国家货币信用。贵金属货币的重现，首先是使人们相信货币本身值钱，不会被国家或其他机构所剥夺，这是建立信用的关键。据全汉昇先生的看法，银在明代社会中的重要性之所以能够超过铜钱，最重要的原因是明代商业特别发达，交易量大增，用价值高的银比铜钱要更方便；其次是明代铸钱量太小，且铜钱的稳定性不如银两。在明代商业需求大增的背景下，由于通货膨胀而贬值的纸币无法得到人们的认可和接受，而供给不足、价值低下的铜钱也不足以满足市场对货币的庞大需求，所以白银就在“纸币无信、铜钱不足”的背景下流通起来。这种被称为“白银货币化”，即白银成为社会主导流通货币的现象，说明当时中华文明圈的整体经济生活已经突破了相对自给自足的货币经济水平初级阶段，进入要使用贵金属为货币本位进行交易的更高阶段了。

　　白银货币化的进程吸引外银大规模流入，促进了中国社会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维持了明代边镇粮饷的巨大需求。从区域和全球经济的角度看，白银货币化使原以铜钱为媒介的环中国海钱币共同体转变为“白银区”。在欧洲、伊斯兰地区原本就有使用白银的传统和中国“白银货币化”进程的共同推进下，白银成为第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国际信用货币，推动了亚洲与欧洲之间以白银为媒介展开的大规模跨国贸易，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空前紧密的全球经济体系的构建。以白银为中介，出现了一个全球贸易网和世界性的经济秩序。

　　然而，不论是西班牙还是中国，都不是白银潮的最终受益者。当美洲的白银在中国完成货币化后却被许多财主窖藏起来，此时，白银在欧洲的流通却引发了价格革命——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西班牙帝国财政的数次破产，并最终拖垮了哈布斯堡王朝。而荷兰人通过设立银行、证券交易所等方式把巨量的美洲白银变成了白银资本，在白银资本的资助下，荷兰人坚持了80年独立战争，摆脱了西班牙国王的统治实现了独立。独立后的荷兰在白银资本的支持下，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成就了欧洲在近代的狂飙突进。通过欧亚地区经济不同速度的增长情况与政治分道扬镳的历史景观，人们可以发现，从长期看货币具有非中性的特征。

　　在信用货币和信用体系建立过程中，有太多的因素参与其中，远比一般的货币理论著作或教科书所描绘的要复杂许多。马克思认为，信用制度最初是资本积累的小助手，后来发展为资本竞争的可怕武器。熊彼特说，一切都是货币，都是信贷。实际上货币与信贷两者有很大区别，绝不只是一个名称的转换。货币是交易的中介，是完成等价交换的工具；信贷虽然也是交易的中介，却要支付利息，因而信贷的目标指向不是简单地完成等价交换，而是希望通过交换过程去赢利。正是由于信贷的这点区别，货币之蛹开始蝶变，生长出金融的翅膀。

　　保持信用与权力制衡

　　货币从无到有，是人类经济制度史上的一次飞跃。自货币诞生至今，曾经发生过数次化蛹为蝶式的进化，从外形到内涵都发生了显著的改变。

　　在以金属为载体的实物货币早期，受制于商品生产规模和交通技术发展水平，基本维持了一国一货币或一地区一货币的流通格局，由此产生的币缘也主要局限在国内社会。国际贸易，主要是规模不大却利润丰厚的奢侈品贸易，货币的国际流通并未成为主流。虽然中国唐宋时期和之后的元帝国曾经在亚欧大陆部分地区流通过纸币，但其信用仍局限在国家范围和一定时期之内，并未能在世界广泛流通，因此纸币和国家信用并不是全球现象。而因国家信用破产导致王朝更迭，更是这些官员虽有所顾忌却难以理解的货币秘密。

　　自1500年之后，白银成为世界性的本位货币，币缘随之演变成为国际社会关系。白银的资本化，极大地推进了欧洲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化进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冲击传统经济模式。控制白银资本的国家，开始成为世界经济的引领者。这是货币和币缘的重大改变。

　　1717年英国铸币厂总管牛顿，遇到了欧洲国家货币汇率波动对英镑的挑战。这位物理学家的知识和眼界被用在了货币领域，他建议将1盎司金价定为3英镑17先令10.5便士，以一种与银本位反弹琵琶的方式确保了英镑作为主权货币的独立地位，并奠定了英国日后实行金本位制的基础。在百年后的1815年，英国在滑铁卢打败了拿破仑，这一军事胜利给英国赢得了足够的国家信用，使其可以推行完全不同于其他国家银本位体系的金本位制度。1816年英国颁布金本位法令，1819年经过英国国会的激烈辩论，于1821年在法律上实现完全金本位制。这使得在白银狂潮中一度落伍的英国，通过创建金本位体系而后来居上，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引领者。英国实行英镑金本位制的举措，极大地促进了工业革命，并以此奠定了大英帝国的经济基础。此后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币缘，也演化成为资本强国支配弱国及传统经济国家的等级关系。这是在贵金属时代货币与币缘历史的一次革命。然而，这一变化还是局限在实物货币的范畴之内，更加具有革命性的变化还在后面。

　　1971年，美国政府宣布美元脱离黄金，由金汇兑制改变为美元本位制。把美元改变为完全不依赖金属和在法律上也不与任何实物挂钩的信用货币，这是货币脱胎换骨式的一次飞跃。它的深刻意义，不仅在于把一个国家的主权信用变成了世界货币，还在于开启了世界货币体系由实向虚的历史进程。从此，美国可以通过美元体系支配全球社会。一国的主权信用成为世界货币体系的核心，给全球币缘中加入了更多国家权力的因素，使其具有了超出经济成分的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力。

　　历史证明，贸易产生信用，权力与战争也可以产生信用。从牛顿、约翰·劳、李嘉图、熊彼特以及创造出大量金融衍生产品的当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来看，创意也可以产生信用。在今天的金融市场上，大量金融机构一直在利用所谓“超主权信用”创造巨量的金融衍生产品，这些虚拟货币在金融手指的点化下，成为可以带来真实收益的金融资本。如果说，主权信用扩张还属于传统意义的通货膨胀，那么金融衍生品的膨胀就是超国家主权信用的新型通货膨胀——虚拟资本主义的信用膨胀。由此爆发的全球性信用危机及一轮轮量化宽松（QE），使美元体系中的各种主权货币正在成为当代世界的“宝钞”。目前虚拟货币泡沫已经大到不能破的程度，显然，人的贪婪与恐惧都无法抗拒“物极必反”的历史辩证法。膨胀的后面一定是收缩的局面，大膨胀将必然带来大收缩。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解决信用危机的核心不在于“钱串子”、“刀把子”、“枪杆子”和“脑瓜子”如何产生信用，如何创造出新的货币和财富。真正的关键是，如何制衡国家及全球金融资本的权力——这是不断创造信用同时也不断制造麻烦和危机的权力。信用是信任的经济体现，其社会心理基础是可以持续的合作，而这需要人们之间也包括国家之间的权力均衡。

　　全球金融危机反复证明，不论是国家还是与国家一样拥有创造信用能力的金融机构，如果失去权力的制衡，就必然走向对权力的滥用——滥发货币而导致失信。因此，信用不只是货币或是经济现象，也是政治行为的结果。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能否建立平稳而有效运行的货币体系，其关键就在于是否建立了全球权力的制衡机制和制度安排。从一定意义上说，未来国际秩序的核心，就是如何在世界范围去束缚或约束金融资本——让其发挥作用却不可为所欲为。今天货币信用问题的核心在政治，是对权力的制衡。在一国内如此，在国家间也是如此。

　　第四节 金融与战争

　　“金融”一词对中国汉语是舶来品，在清光绪年间由日本传入中国，其含义主要是指货币资金的融通。有学者认为，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实际上，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有目标，金融活动也不例外。价值交换只是一个活动过程，而跨时间、跨空间是这一过程的表面特征，真正决定金融本质的是其追求的目标——实现增殖。还是金德尔伯格说得透彻，银行家关于战争的声明并不可信，爱好和平和推动战争的主张均出于自己的利益。

　　金融：追求增殖的价值交换

　　人们发明货币，是为了实现交换。货币是交换的媒介与工具，其主要功能是“通有无”，完成等价物的交换是货币的基本目标。货币的交换，是以价值为中介完成使用价值的交换。信贷与货币相同的是有跨时间、跨空间交换的功能，与货币不同的是，信贷不是为了使用价值，而是为了生息，即通过提供货币实现价值增殖。只是早期的信贷活动，还要通过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才能获取收益——往往是提供“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式的服务，这些交易虽是乘人之难，但毕竟在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

　　在实体经济占主导的社会里，以交换为目的的商业，包括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都必须服务并服从本业。对以“通有无”为目标的商业，政府很少加以限制。但对于专门从事贸易的商业，尤其是以钱生钱的金融活动，政府常常要采取抑商政策，抑制过度活跃的商业和金融活动，防止其冲击实体经济，危及农耕社会的稳定。金融活动天然有脱离实体经济的趋向，因为实体经济增长的周期对金融活动是过长的具有高风险的过程。金融介入实体经济是为了实现增殖，金融活动对社会的整体冲击比商业贸易力度更大，所以政府对可以脱离生产直接以钱生钱的金融业，总是严加防范。

　　在许多社会里，对金融不仅有世俗的限制与歧视，甚至还有宗教的禁忌。在古代，不论东西方，大多数民族对金融活动都抱有强烈的不信任感。恰恰是这种态度，抑制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出现。

　　白银货币的资本化，催生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资本只有通过在生产过程中占有劳动者剩余价值，才能实现增殖。因此，产业资本占据着经济主导地位，信贷资本的利息要从产业资本占有的剩余价值中分得，因而处于从属的地位。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金融逐步演变为可以独立于实体经济或可以跃过实体经济活动的一种业态，甚至把整个世界都变成了金融化的世界。

　　在许多经济学家眼里，金融是一种跨时空的价值交换。他们只看到金融的过程性功能，却忽略了金融的本质是要通过资金的融通实现赢利。金融的准确定义应该是——一种以直接增殖为目标的跨时空价值交换。金融在今天之所以如此令人瞩目，是因为在货币摆脱实物的制约之后，金融资本可以通过金融市场直接增殖，不但挣脱了借贷资本的紧身衣，也摆脱了产业资本的束缚。随着虚拟资本主义的发展，金融资本不仅控制着货币体系，而且已经成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主导力量。

　　决定战争胜负的要素

　　欧洲人很早就注意到了金融与战争之间的相互联系，在古罗马历史的研究者看来，罗马金融市场的信誉实际上与亚洲的繁荣密切相关，如果战争打破了亚洲的繁荣，也就动摇了罗马金融市场信誉的根基。金融能够被近代社会普遍接受，与战争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战争需要花钱，而且要花很多的钱。

　　1494年，法国查理八世率军入侵意大利，装备了先进火炮的法国军队摧枯拉朽式地摧毁了意大利的城堡，这在军事史上被视为划时代的事件。其实早在1453年，法国人发明的移动攻城炮就已经改变了城堡内外的力量平衡，使他们在对英国百年战争的最后阶段占据了上风。买得起火炮的国王胜利了，付不起费用而无法获得新军事技术的国家只能遭殃。当查理八世的继任者、路易十二国王询问属下，如果要实施占领米兰的计划，有什么东西不可或缺？他的顾问不假思索地回答：需要钱，很多的钱，很多很多的钱。要想赢得火药时代的战争，所需的资源要比欧洲领主所能拥有的更多。即便是岁入可观的王国，要维持规模庞大的军队和进行战争，也常常需要借贷。正是火器战争对金钱的强烈需要，刺激了欧洲金融业的发展。欧洲金融业之所以能够在16世纪后快速膨胀，与当时数百个公侯王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有极大关系。在经历了许多场战争之后，路易十四留下了一句名言：拥有最后一枚畿尼的人总会获得胜利。对这一点，俾斯麦也同样认同，因为他是在法国和德国银行家的金融支持下，才完成了普鲁士的统一。

　　战争胜负关系存亡，而金融决定战争的胜负。在战争与金融之间，存在着一种共生关系。战争需要钱，在国家存亡面前，花再多的钱、无论怎样透支都是合理的选择。在17世纪的荷兰共和国，90%的预算都用于战争；1760—1800年间，普鲁士军费开支占总开支的74%～90%；1685—1813年间，英国军费开支占政府总开支的55%～90%。战争对金钱的强烈需求，特别是在紧急情况下需要大笔的钱，彻底打破了社会对金融的禁忌。凡是能够融到战争资金的银行家，总是国王们最重要的朋友，其中不少人被加官晋爵。这似乎是普世现象，在遥远的中国也是如此——为军队进行战争融资的商人，可以成为具有高级官衔的“红顶商人”。

　　与武器一样，金钱是最古老的战争工具。历史上曾有许多用金钱向敌方将领行贿或运用金钱收买敌方国家内部奸细的故事。比粗鄙的金钱贿赂更高一筹的是金融战，即通过金融工具摧毁敌国的经济基础或改变其政治意志以实现战争目标。在全球经济高度金融化的今天，通过金融手段让敌方被迫放弃自身利益并服从自己意志的举动，已越来越普遍。

　　金融与战争并不是单方向的支持关系。对金融家来说，战争是最好的投资项目。为最强大的王朝或国家提供战争贷款，是银行家们最佳的致富渠道。不止于此，以金融资助战争，让银行家们深深地卷入了国际政治，并被赋予了决定哪些国王可以在战争中胜出或失败的政治权力。金融已成为组建主权国家的首要推动力。当然，为战争融资也存在着巨大风险，不要说押错了宝，就是查理五世拒绝偿还富格尔家族的一笔贷款，也足以使这个欧洲最富有的家族立即破产。因此，建立能够制约王权的金融法律制度，符合维持金融与战争共生体制的长远需求。实际上，许多金融革新和法律的制定都发生在战争期间。英格兰银行建立在奥格斯堡联盟战争中，而法兰西银行的建立则直接与拿破仑的战争有关。

　　由于对技术装备的依赖，出现了高度依赖信贷的新式战争。在17世纪的围城战中，一场战争的耗费已经超出了一般的城邦所能负担的水平，即使是幅员过小的国家也难以承受。于是，战争的最终胜负往往并不在战场上的一时得失，而是取决于对抗双方在金融体系方面的有效性和竞争力。哈布斯堡王朝与热那亚银行家之间的矛盾，造成雇佣军薪水支付体系陷入混乱，导致了史上著名的“西班牙哗变”，兵变洗劫了当时的金融中心安特卫普，加剧了西班牙帝国在金融界的恶名。反叛的尼德兰联合省之所以战胜庞大的西班牙帝国，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荷兰得到了阿姆斯特丹和其他城市金融家的支持，让荷兰军队能够以3%的利息得到大笔短期或长期贷款，而西班牙军队得到的贷款利息则要高出数倍。这一状况，无疑影响到了战争的最终结局。

　　有什么样的金融体系，就有什么样的战争。当不同类型的金融体系在支持同一场战争的时候，金融体系占优的一方往往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从1688年的奥格斯堡同盟战争起，欧洲国际政治的主题就是英法之间的矛盾和争夺。法国路易十四依然坚持着由君主支付战争、劫掠和卖官鬻爵的传统；路易十四的“有限战争”理念折射出对有限财力的体验。当所向披靡的拿破仑还在依靠掠夺欧洲，即以增加占领区税收的传统方式支撑其战争时，英国则在改弦更张——建立了当时欧洲最合理、最有效的战争经费体系——国会及其代表的富裕阶层控制政府财政，并通过银行为战争取得长期的低息信贷，用明天的钱来支付今天的战争。法英之间的战争，除了战场较量，也是掠夺和债务两种融资体系的竞争。英国通过政府、信贷和商业机构的债务筹集战争经费，为反法同盟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滑铁卢的胜利，不仅是威灵顿公爵和伊顿公学的胜利，也是“军用畿尼”和罗斯柴尔德汇票的胜利，更是英格兰银行和英国式战争融资体系的胜利。

　　拥有更现代的战争融资体系的一方，更接近胜利。在欧洲以外的地区也受到这一规律的支配。日本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能够获胜，除了战场上的因素外，在很大程度上与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建立了国立银行体系有关，有了现代金融体系就可以发行包括海军公债在内的各种公债，为购买军备和进行战争融资。局限在器物层面的中国洋务运动，没有改变国家财政金融体系中的农业社会特征，发展海军和进行战争这样的国之大事，竟然要靠地方督抚设法筹谋，形成“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举国之师”的局面。在中国传统的皇权统治下，不可能发展出能够制约皇权的金融权力，因而无法适应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需要倾国家之力的大争之世，无法应对工业化时代的战争。

　　四分五裂的欧洲与大一统的中国不同，“战争编织起欧洲民族国家之网，而战争准备则在国家内部创造出国家内部结构”，欧洲国家间的战争创造出能在短期内充分调动国家力量的现代金融体系，可为国家战争及时供血。建立了军事—金融体制的国家，就是一个能够随时借到或更快借到钱的国家，往往握有发动战争的主动权；而能够以更低利息融资的国家，则可以在战争中坚持得更久。谁离资本更近，谁就可能获得战争的胜利。君主的战争需要资本家提供融资，而要获得资本家的融资就需要改造君主的权力体制。要让厌恶风险的资本家做出选择，需要有超出君主个人信誉的保障，甚至需要君主放弃一些权利来获得放贷者们的信任。

　　在欧洲的战争之世，谁能够拥有超出国王财力和政治权力的金融体系，谁才能支撑并赢得现代的国家间战争。要获得战争融资，就意味着要让资本获得对国家的支配性权力。在此意义上说，战争创造了资本主义。世界性的大战，缔造了全球性的资本主义。

　　资本时代的战争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由资本支持的战争已变成一种投资过程，资本可以通过战争获得更多的财富。资本投入战争获得巨额回报的收益方式，刺激欧洲的军事技术、战争能力实现了飞跃式发展。曾经长期受困于奥斯曼帝国威胁的欧洲军队，变得可以轻易战胜欧洲以外的任何国家了。通过改变战争形态与结局，资本重新塑造了国际社会的权力关系。

　　在欧洲内部，通过“三十年战争”打出了主权国家体制，这种民族—国家的举国战争体制比王国—帝国体制更能支持大规模的持久战争。因此也就成为国家组织方式的胜利者，逐步淘汰了不适应高强度、高耗费、长时间战争的王国体制。传统的王国—帝国体制可以通过掠夺殖民地获得白银财富，却难以把财富转化为资本去支撑昂贵的战争。在资本看来，国王的寿命有限，继承人又具有不确定性，远不如议会这样的永恒机构具有公信力。事实也的确如此，在帝国国王或总督治下，皇家豁免权是资本增殖循环难以摆脱的梦魇。荷兰的债券由议会确保的税收来支付本息，其信誉要高于哈布斯堡帝国。

　　对资本来说，无论是进行占领城市与国家的战争，还是控制通道与海洋的战争，都需要付出昂贵代价。资本介入战争的唯一目标就是维持资本的不断增殖，为此需要有更可靠的机构替代可能朝令夕改的国王。商人与政治家、军人间的合作，为资本的不断循环增殖提供了远比帝国时代的国王更稳定的制度保障。而商人们不会受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影响，荷兰投资人就甘愿与敌国贸易，甚至直接投资于随时会袭击荷兰船只的私掠船。

　　在资本主义的重商主义时代，“对外贸易产生财富，财富带来权力，权力则维护我们的贸易和宗教”，军事力量和垄断经营是资本增殖的诀窍；而到自由贸易时代，维护航路与市场则是军事手段发挥作用的地方。资本投入军事和介入战争的目标就是最快、最多、最久地赢利。无论是陆权还是海权，就其政治经济学意义，都是要确保资本的赢利循环在其已经达到的空间范围里不断延续。海权的后来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资本的扩张已经超出了大陆，开始覆盖世界，控制海上通道对资本全球性流动增殖具有更关键的作用。

　　从资本增殖的角度去理解战争，更容易接近战争的本质。在克劳塞维茨看来，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作为政治的工具，战争应该服务于国家并由国家掌控。问题的关键是，谁在控制国家？国王的国家与资本家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政治，因而就有不同的战争；产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与金融资本家具有不同的政治——产业资本家需要维持就业，商业资本家需要市场，而金融资本家则要摆脱一切实体经济的羁绊——因而即使是资本主导的战争，也会呈现不同的形态；比人格化资本更具影响力的是国格化资本的差异，它们所追求的不同目标，更导致了战争的复杂场景。

　　对资本的政治来说，战争不过是促进资本增殖循环中的一种流血手段，是资本实现赢利的暴力工具。这是资本主义时代战争的本质。

　　全球金融与全球战争

　　回顾战争史，人们可以发现资本主义的成长顺序：金融革命领先于工业革命，而金融创新大多源自战争的需求。与矿山、工厂、铁路或其他经济性基础一样，战场和银行柜台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诞生地。实际上，后者还是更重要、更关键的地方。资本的本能与赢者通吃的战争特性的结合，构成了嗜血牟利的战争—金融体系，成为欧洲现代资本主义模式的根基。金融带有的或显现或潜在的强制性特征，成为现代国家合法暴力背后的真正支柱。

　　在战争—金融体系的持续互动下，更能够保障资本收益安全的制度改革就开始了。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制度创新——是对全球资本持续积累的制度化保障。波兰尼指出，随着国际金融的出现，特别是金本位制要求欧洲各国的金融波动不可超出一定的范围，有可能导致金融剧烈动荡的战争就成为不合时宜的行动，于是维持和平环境，成为欧洲“国家金融共同体”的共同利益所在。在舰炮+国际金融网络的英式强权治理下，出现了欧洲的“百年和平”。这体现了金融与战争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国际金融遏制战争是有特定条件的现象，这就是国际金融要保持资本中心区域的稳定。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大到全球，就会发现在所谓“和平的19世纪”，还广泛存在着针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战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英国对印度的殖民战争和对中国的鸦片战争，正是这两场战争的结果开启了亚洲财富向欧洲转移的过程。从殖民地、半殖民地流入的财富，不仅使欧洲宗主国之间避免了争夺霸权的全面战争，也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欧洲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对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国际金融通过殖民战争为西方的兴起获取了多重和平红利。这种基于经济理性的“有限战争”思想，直到今天依然有生命力。

　　通过制造战争与危机，或通过创造和平环境，或把战争与和平控制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段，资本可以实现从多地、在多时交替受益，演奏这种变幻多端的战争与和平的钢琴曲，是全球金融体系操盘手们最高超也是最隐秘的精妙艺术。不论是战争、和平，还是在特定地区保持可控的紧张，都是金融资本交替使用、被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牟利方式。

　　欧洲式民族国家体系在全球的推广，导致了“金融—战争—和平体系”的全球扩散。其主要标志，就是出现了全球性金融机构、世界大战和核大国之间的恐怖平衡。就像有的货币史学者所分析的那样，没有美联储为欧洲提供如此多的战争贷款，第一次世界大战很可能就是扩大了的普法战争，将不会那么惨烈而持久；没有美国“道威斯计划”和“杨计划”的金融支持，德国很难获得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基础工业能力；没有冷战时代的核恐怖平衡，就不会有旷日持久的军备竞赛。

　　全球金融化与战争全球化，是当今全球化的核心。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强化的内在联系。只有当全球性金融机构出现之后，才能支撑世界性的大战。同样，只有世界性混战才能给全球金融资本带来足够的回报，通过战争荡平民族国家的金融主权壁垒，削平一切反对金融全球化的力量，才能使全球金融体系在货币、信贷、投资、投机等各个层次获取足够的回报——这是需要整个全球资本体系正常运行才能实现的持续回报。战争经济学的本质，是强制性的价值转移。胜利的一方不仅可以获得原本的利益诉求，还可以迫使战败方割地赔款承担战争成本。对金融资本来说，战争显然是一种合乎理性的投资和赢利的途径，甚至也是一种摆脱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的手段，这使金融资本向战争和军队的投入有自我强化的趋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废墟上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从全球货币秩序的角度看存在致命的悖论，却堪称金融与战争最完美合作的产物。这一体系利用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形成的强制和世界特别是欧洲对美元的需求，建立了以美元为核心货币的一整套制度和机构，获取了最大化的制度性金融收益。这一体系的副产品是另一种形态的全球战争——冷战。冷战导致的军备竞赛，给军工集团也给金融资本带来了长期赢利的途径。

　　随着全球金融化的推进，战争与金融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金融创造了通过战争获取收益的资本增殖方式，在耗费巨大的高科技战争时代也面临着新考验。现在看到的解决方案是，通过灵巧、快速、远程的打击，按照需要制造多个动乱区，促使全球资本按照资本增殖需要迅速流动。导致这一变化的机理在于，金融资本的赢利越来越依赖于金融市场的可控波动，特别是取决于金融衍生品期权价格在不同时间的价值变化，而军事杠杆的运用可以在特定时间内起到左右期权时间价值快速上升或下降的作用。把军事手段作为影响金融市场的快变量，是全球金融化时代战争演变的新动向。战争肯定不是促进金融发展的唯一动力，却是全球金融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只有从金融+战争的视角，才能窥见当代多场战争和动荡背后的原因——这就是全球金融资本的逐利行为。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现代技术给边缘地带国家提供了与其经济地位不相称的破坏能力，以这种能力为基础的所谓恐怖主义，对金融霸权国家发起的定向式战争造成了严重干扰，它常常使暴力像回旋镖一样打到战争发起国的头上，对国际资本流向造成严重的扰动，使原本清晰可见的资本—战争的利益链条进入了湍流，让厌恶风险的资本无所适从。

　　第五节 资本与科技

　　“资本”一词源自12—13世纪的意大利，最初的含义是指资金、款项、存货或生息本金。18世纪的法国经济学家杜尔哥最早使用“资本”概念，并对货币与资本做了区别，指出货币不等于资本。经过从李嘉图到马克思及其后几代经济学家的不断探索和研究，资本才有了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含义。

　　资本的增殖工具

　　《牛津英语大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给“资本”下了一个简明的定义，“用于再生产的财富积累”。这与马克思的资本就是生产资料——是能够产生价值的价值的看法近似。马克思用两组公式对货币和资本进行区别：

　　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是：W-G-W，商品W转化为货币G，货币再转化为商品，这是为买而卖的交易过程。

　　资本的一般公式则是：G-W-G′，即货币G通过购买商品W获得更多的货币G′。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货币与资本的不同：货币的基本功能是完成商品交换，货币围绕着商品发挥作用；而资本介入交易或生产过程的目的只是为了赢利。因此，资本的公式也可简化为G-G′，表现其总在追求比本身价值更大的价值。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货币在流通中购买了特殊商品——劳动力，可以产生剩余价值的劳动力，通过其产品在流通过程中完成了价值增殖。这是货币通过购买劳动力而完成资本化的过程。

　　在早期工业化的生产过程中，不仅需要作为劳动力基本要素的工人，还要有生产工具和生产技巧，这是资本物化积累的一种形式。在欧洲，资本最早大规模进入的生产领域是采矿业。作为历史悠久的行业，采矿业需要更多的设备，需要更多的固定资产投入，这为欧洲富商们的资本提供了投资渠道，也使得采矿业成为资本最早控制的产业部门。为了开采更深的矿层，需要有比人力、马力、水力更有效的开采工具，这就产生了技术创新的需求。以往这类创新只能在漫长的时间里依赖个别矿主的积累和矿工们的探索缓慢地推进，而资本的介入引入了发明家和研究机构，从而给采矿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新的推动力。巷道、通风系统、抽水泵、提升装置等新技术提高了采矿效率，给投向技术创新的资本带来丰厚的回报。这不但刺激了采矿业——主要是采煤业的发展，也形成了资本投入科技创新以获得更高生产效率的模式。这一模式从东欧地区扩展到英国，导致所谓“煤炭资本主义”的出现。对煤层的大规模开采，使人们拥有了新的能源，更加重要的是，其生产过程的技术副产品——蒸汽机和铁路——为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

　　蒸汽机导致了集中化的生产，而集中生产是大工业的基础。随着蒸汽机的普及，采矿业24小时工作制扩展到需要使用蒸汽机的所有行业。大蒸汽机的规模效应，导致大工厂、大农场的出现，助长了企业巨型化的趋势，也促进了企业制度的创新和发展。铁路的出现则改变了经济地理，导致新城市的出现和地域分工。资本改变了社会生产方式，也改变了人们原本依托于土地和农业形成的社会关系，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和集团。在约翰·洛克的推动下，英国人最早树立了知识产权的观念，并通过《著作权法》确立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具有同样的产权，这导致技术发明专利许可的爆发式增长，其中包括因“能够减少蒸汽机的蒸汽和燃料消耗的有效方法”而被列为913号的瓦特专利。

　　采矿业的丰厚收益固然吸引人，但其高昂的成本却使得任何单个的商人难以承受，为了分担采矿业的巨大投资和风险，富商们和领主或国王在矿山开发中实行股份制，由此创造出了股份制的采矿企业和资本家集团。与之对应，采矿业中也出现了出卖劳动力的矿工阶级。这样一来，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条件——资本成为生产资料和大量劳动力成为商品——便具备了。为了在生产过程中获得更多财富，资本介入了大学等科研机构，大学的目标不再是教授神学和培养教士，也开始重视能够促进技术进步的科学精神，培养由理性专家组成的中间阶层，如行政管理者、技术人员、科学家、教育者。资本与科技的结合重新塑造了社会，也创造了功利原则和以“最大限度获取利润”为金科玉律的资本主义精神体系。

　　采矿业能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大厦的奠基石，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它既含有以往的劳动成果，又可以在重复劳动中继续积累财富，这使得资产在新生中获得增殖。通过投入资金，改善技术条件获得更高生产效率以获得新增财富，这一资本—技术的增殖链，有别于更依赖人力的传统生产方式。然而，采矿业的进展尚不足以使欧洲的资本主义方式在全球范围获得竞争力。

　　1615年，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出口中贵金属占94%，而货物只占6%；1660—1720年，贵金属出口占到东印度公司对亚洲贸易额的87%。由此可见，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除了美洲的贵金属，欧洲实在拿不出可以与亚洲进行交换的商品。这也难怪清朝的乾隆皇帝要质疑与欧洲进行贸易的必要性。

　　最早让欧洲打了翻身仗的是棉纺织业，它的勃兴拉开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序幕，并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全球主导生产方式奠定了基础。英国棉纺织业的发展，完全是被物美价廉而充斥市场的印度棉布逼出来的。英国的竞争手段，最初是靠封锁市场，但最终导致其成功的秘诀则是靠纺织机器技术的进步——其中包括蒸汽机在纺织业中的应用。经过上百年时间资本持续的投入和技术的不断创新，到1850年英国出口总额中棉纺织品占到了50%，英国的工业化棉纺织业终于打败了印度的手工业。更具有历史意义的是，欧洲第一次有了自己相对于东方国家具有竞争力的商品，可以不必再以美洲白银或鸦片作为交换工具，去平衡与中国等亚洲国家的贸易赤字。由此，欧洲获得了远程贸易的胜利，从而掌握了世界贸易主导权，并确立了全球中心与外围的关系。

　　可见，资本投资科技有明确的经济目标，就是要实现赢利。科技是资本实现增殖的工具，附着在科技之上的光环，有许多实际上是资本为遮掩其赢利目标的美丽说辞。

　　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欧洲国家之所以能够在近代以来主导世界秩序，与其选择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有着直接关系。实际上，把货币当作生产资料的情况在中国早已存在，而且如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指出的那样，在古代中国也有着大量领先世界的技术创新成果。然而，中国经济却长期停留在商品的简单再生产阶段，未能成功发展资本占社会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就是所谓的“李约瑟之谜”。我们可以对李约瑟之谜给出一个简约答案，这就是中国的国家管理者出于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选择了不让资本与科技结合的政策，有意识地阻断了资本与科技之间相互刺激、推挽发展的链条。

　　中国经济史学家傅筑夫指出，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高度发展的货币经济，货币经济形态影响了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多个领域，在某种意义上具备了马克思所说的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侯家驹则认为，文景之治的自由放任，使资本主义首次在中国萌芽。据史籍记载，中国采矿业很早就达到了较高水平，战国时期的中国矿产地已达309处。《管子·地数篇》中总结了从矿苗找矿脉的一些经验，被后人称为“管子6条”。在近年的考古活动中，发现有不少春秋战国时期的矿洞。可见，当时的民间存在普遍的矿山开采，矿产业成为重要的经济领域，引起了国家管理者的关注。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资本与科技的合流，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经济的指导思想有关。中国统治者为稳定政治秩序和巩固阶级地位，不允许商人与地主把货币演变为资本，有意识地抑制以钱生钱的过程。这使得科技只能在器物层面发展，只能服务于解决生产中的具体问题。从中华文明长时段的存续看，这样的选择是对中国当时国情与周边环境的适应性反应。若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观点看，这又似乎是大失策。然而，中国古人只能做出符合历史条件的选择。

　　从古至今，中国人在治国策略的选择上，历来主张权衡利弊、不走极端，秉持中庸之道。齐桓公问宰相管仲：“财用不足若何？”管仲回答：“唯官山海为可耳。”也就是由国家来控制山林川泽之利的开发，增加国家收入。在实际运行中，齐王虽对私营盐铁业实行垄断，却较多照顾到了从事煮盐和冶铁的平民的利益，政府与冶铁平民实行三七分成，以较高价格统购煮盐平民所产食盐，出现了“草封泽，盐者之归之也，譬若市人”的生产盛况。国家垄断经营，却不独占利益，结果是促进了齐国工商业的发展，实现了民不增税而国用充足的目标，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

　　管子所为，影响久远。到汉武帝时期，大司农桑弘羊大力推进盐铁官营，在全国广设盐铁官，出现了规模化协作生产，生产效率有所提高，从而增加了国家收入。盐铁官营有损地方豪强势力和普通民众的利益，为此民怨颇多。汉昭帝继位后，召开“议罢盐铁榷酤”的会议，经过御前辩论，对官营政策做了微调，却仍然坚持了“笼天下盐铁诸利，以排富商大贾”的做法。

　　此后，由国家控制工商业经营的政策长期延续下来，各朝各代对主要赋税产业和商品如盐铁酒茶矾香药等都实行过某种官营政策。从统治阶层的角度分析，这实在是维持大一统国家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明智选择。国家要在小农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维持统一与安全之舟不倾覆，必须要有相对稳定又不伤及农业的大宗赋税来源，以满足维护农业本业地位、保障财政收入和“以佐助边费”的需要。从政治角度观察，此举可限制富商大贾膨胀为地方割据势力，防止他们垄断山海、聚集亡命，即防止出现富可敌国的巨贾和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危及政权稳定。

　　皇权社会的特点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家对有可能进入生产领域引起兼并、构成对皇权挑战的货币财富总是予以提防，对每一个有可能具有较大收益的领域都会坚持控制甚至垄断。在农为国本的中国，长期采取的抑商政策，主要表现为阻止土地和劳动力的商品化，防止货币通过控制土地和劳动力转变为资本——抑商的本质就是压制资本的发展——使民间积累的财富无法进入生产领域，无法成为资本化的生产资料。大规模工程项目如运河或长城，都是由国家以徭役方式来组织，重要工商领域由国家经营，资本受到来自农业和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政治权力的双重压制。民间的剩余财富难以演化成能够不断产生剩余价值的资本，只能在消费中“斗富”或“窖藏”，这对社会财富的持续增长当然是一种损害，而对防止出现足以颠覆王权和农耕经济的异己力量，却有政治上的益处。治国之道无非利害相权，害取其轻、利取其重而已。

　　祸兮福所倚。缺少能够进入生产领域并不断循环的民间资本，就没有以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投资行为，便不可能产生需要持续投入的科技创新活动。技术创新的核心是节省资源和提高效率，其经济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让投资者和其他参与者获得更多利润或实惠。民间财富如不能转变为生产资料，就不可能有对科技保持足以产生回报的长久投入。抑商政策在数千年中颇为有效地维持了中国社会的稳定，却阻碍了民间积累的财富向矿山或其他工商业领域投入的进程，因而阻断了中国社会的技术创新之路。在中国经济和技术水平远高于周边国家时，这是一种充满政治智慧的选择。然而，当世界进入大争之世，需要面对欧洲工业化国家的奇技淫巧时，传统的中国就面临着灭顶之灾。

　　没有制度性的保障，货币无法持续投入生产领域并在其中不断循环成为资本，也就无法产生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技术文明。概括地说，没资本，不投资；不投资，无技术。欧洲技术文明的出现是资本进入生产资料领域的结果，是资本科技化、科技资本化这一循环过程的产物。从蒸汽机开始，再到电力、铁路、汽车、飞机，直至计算机、航天器与互联网，这些被统称为“技术大爆炸”时代的产物，无一不是资本与技术长期互动的结晶。就如熊彼特指出的那样，技术发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技术在企业家——通常也是资本家——推动下成为经济活动，这才是足以改变世界的创新。

　　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与技术的结合改变了社会关系，包括国际关系，蒸汽机和电力创造了有利于垄断和集中的工厂制和现代城市，铁路、集装箱船与飞机改变世界的经济地理，而电话、电视、互联网实现了信息的实时传播，推进了全球化进程。农业中国纤细的财富丝线，若不能演变为资本的钢丝，就不可能编织出足以拖曳新技术实现产业化的钢缆，更不可能形成规模化、机制化的创新之网以覆盖世界和重构社会。中国曾经领先一时的那些科技创新，无法带来巨额利润和财富暴涨，也无法成为改变历史进程的动力，只能成为散落在历史深处的珍珠。

　　火器与资本的联合

　　欧洲战争的火器时代，兴起于英法百年战争的后期。在1449年的一年里，法军利用火炮的优势，以平均5天攻陷一座城堡的速度，夺取了英国人占领的70座堡垒，从而奠定了战争胜利的基础。而在此前，擅长使用长弓的英国军队占据着战场的优势，火炮成了法军转劣为优的关键。

　　在此之后，携36门火炮的法军入侵意大利，以摧枯拉朽般的速度摧毁了那不勒斯城堡在内的许多要塞，并迫使罗马、佛罗伦萨等城市相继投降。以城堡为依托的意大利城邦制国家在火炮面前显得羸弱不堪，这种在欧洲政治版图上曾领数百年风骚的政治实体开始走向没落。法国在意大利的扩张，最终受阻于在手持火器上更具优势的西班牙军队。在此役中，双方大量使用火器，因而被视为欧洲冷兵器时代的终结和火器时代的开启之战。

　　与冷兵器时代一道走向终结的是意大利城邦制国家。尽管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等意大利能工巧匠很快就发明了可以应付大炮轰击的棱堡式防御体系，但对意大利城市来说，单一防御技术的改进已经远远不够了。在战争的火药时代，富庶的城邦国家无法躲在坚固的城堡里维持着往昔的繁荣和安全，其原因不仅在于武器技术，更在于意大利城邦国家作为力量容器的体量太小，这种轻量级选手在火器时代显得分量不足。诚如马克斯·布特所言：意大利人构建的政体规模不够大，结构不够复杂，财力不够充足，因而无力部署配备先进火器的军队，因而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自古以来，打仗就需要有大量金钱。对这个道理，欧洲大大小小的王公贵族们都懂得，一手持剑、一手抓钱袋是他们维持权力地位的惯常做法。火器时代的战争耗费要远远超出冷兵器时代，金钱对战争的作用显得更加重要。要想参与火器时代的权力角逐，起码是富可敌国的超级领主，若想获得优势就必须拥有岁入可观的庞大王国。

　　在亚洲尤其是中国，火药和火器早就进入战场。中国宋代官方编撰的《武经总要》一书记载了火药最古老的3种配方和火器制作技术，更早的一部私人著作记录了公元904年一场攻城战中使用火药的情况。研究战争史不难发现，中国火药和火器技术的扩散路径，显然是沿着战争链的线路所展开——先是在中国中原地区与金、蒙作战时传出，再随蒙古西征传到阿拉伯地区，长期与欧洲有战事的阿拉伯人又将此技术传向欧洲。而欧洲似乎是火器发展最肥沃的土壤，欧洲的枪炮技术后来居上，很快就占据了世界领先地位。这使欧洲在其后数百年里拥有了远超于其他地区国家的暴力优势，这一优势是西方世界兴起的最重要保障。

　　为什么火器在欧洲能够迅猛发展？历史学家对此有多种解释，有的认为是欧洲政治和地理上四分五裂的局面导致军备竞赛的结果；有的则认为是欧洲文化的理性主义激发了科技进步；还有的则认为是欧洲的市场限制更少，更自由，更激励创新。其实，自火器用于战争起，中国同样面临安全挑战，无论在宋、元、明各朝代都有不同的安全威胁，存在着军备竞赛的环境。在明初时，火器手已占兵力的10%，军队中专门建立了制造火器的兵仗局、军器局，生产火器枪炮达27种；到明中叶，“京军十万，火器手居其六”。中国的火器制造和使用在明代已具有产业化、系列化和普及化的特征。有的历史学家认为中国火器发展落后于欧洲的原因，是等级分明的中国社会给市场、科技和战争的余地很小，企业家和士兵处于次要的地位，限制了枪炮发展的潜能。这些分析，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

　　促进欧洲火器快速发展的最关键因素是，火器技术与资本的结合。在1494年法国入侵意大利之前，欧洲虽然时常爆发战争，但战争效率低下。据当时的一位历史学家描述：“战争爆发时，各方力量相近，军事行动缓慢，炮兵极为原始，一场战役的结果可能就是攻占一座城堡而已。战争会持续很长时间，战斗中很少甚至无人战死。”在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欧洲的天主教国家也基本处于守势。在美洲白银进入欧洲之后，导致包括军费在内的物价暴涨。国王需要枪炮拓宽自己的疆土，就必须寻求金钱来支撑战争，拥有金钱的资本家也需要从战争中获利。最先进的火器投入战场不仅可以为国王和资本家获得利益，还可以使参与武器研发的科学家名利双收。于是，国王、资本家和科学家在火器的研制发展中，就形成了一种合作甚至是联盟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使火器的研制得到了巨大经济支持，其衍生产品之一就是把达·芬奇、米开朗琪罗、丢勒等具有最杰出智力的人都拉入武器研制中来，促进了工厂化的实验技术和方式的成形，成为推动火器在欧洲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

　　以固定税收取代非固定劫掠的商业化战争模式源于意大利，随后传播到低地国家如法国和西班牙，使欧洲国家逐渐成为“军事—商业复合体”。推动这一模式成形的主要原因是火器的普及和美洲白银的涌入。以国王、资本家、科学家为主体，加上工场一体化——最早的军工企业的火器研发模式，形成了持续推动火器研发的利益驱动机制和组织方式。资本介入火器的研制、生产、装备和使用，推动了火器快速发展；而先进火器在欧洲内部战争中开疆拓土的作用，特别是在日后殖民战争中所获得的高额回报，更使资本对火器的投资趋之若鹜，这一不断循环的过程锻造了资本与军事技术、装备之间的增殖链，既促进了火器的快速发展，也实现了资本的持续增殖。这种“军事—商业复合体”，是现代“军事—工业体系”之根。

　　军事科技：资本取胜之道

　　当欧洲的技术文明，以坚船利炮为先锋来越洋叩门的时候，以“精耕农业”为本的中国就面临着“亡天下”的灭顶之灾。传统的农耕经济体制，难以抵御以增殖为目标的资本主义体系。既往之福根，成今日之祸由。天变了，道只能随之而变。

　　福兮祸所伏，资本与技术的结合并不总是在促进人类的福祉。对资本来说，只要能够赢利，它可以投向新产业和新技术领域，也可以投向战争。以资本赢利的尺度衡量，战争是值得投资的“增殖产业”。从西班牙女王投资于哥伦布探险开始，战争为西方宗主国带来了巨大利益。英国打赢了普拉西战役，得以用印度财富资助了工业革命前期的技术创新，用印度市场消化了英国工业革命后的廉价工业品。殖民战争的后起之秀日本，通过对中国的甲午战争，获得了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正可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用这笔赔款，日本完成了金本位制的改革，获得了进入世界货币俱乐部的入场券。

　　战争的高收益促进了资本对战争技术的长期投入，这也就缔结了科学家与资本结合的新关系，像布鲁内莱斯基、伽利略都有好战的东家，达·芬奇也曾是受雇于米兰公爵的军事工程师，在他的发明中武器可列出长长的清单。实际上，军事装备是大量资金投入后生产出的可以带来经济效益的产品。与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一样，军事资本也是资本的一种形式。从掳掠美洲贵金属、获取殖民地财富，到控制航路和资源产地、重要市场，再到驱赶资本按金融炒作的需求流动，对军事与战争的投入确实是可以产生价值的价值。只是对这一重要的军事资本主义的增殖模式，鲜有经济学家去关注和研究。

　　在数量上向来处于劣势的西方军队，从征服阿兹台克、印加和莫卧儿帝国直到今天的伊拉克战争，西方军队都是要靠军事技术的优势来获得胜利。对军事领域的大量投入和保持装备与技术的优势，成为西方军事文化的基本特性。在资本的资助下，欧洲国家最早实现了“战争的工业化”，建立起了常备军，修建了铁路、机场、港口等大量军事基础设施，建立了庞大的军事工业集团，研制了从机关枪到原子弹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发动了前所未有的世界大战。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世界主导地位的数百年，也是军事开销最多和武器技术发展最快的一段时期。在军事凯恩斯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向军事工业和科技的持续投入成为维持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运行的稳定器，产生了技术高度密集的现代军事工业，以致出现了被学者称为“永久军事经济”的发展形态。西方在战争中获得了巨大收益，也付出巨大代价。据统计，仅发生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就达数千万之多。

　　当资本和技术把武器推向大规模杀伤的极致，原子武器造成的“恐怖平衡”致使大国间难以再通过全面战争牟利之后，武器发展的轨迹转向精确杀伤。军事技术的适时变革，使得战争在当代依然是值得资本投资的增殖产业。只是从早期占领殖民地直接夺取金银、强迫自给自足的传统国家开放市场，到扩大军费开支促进军备发展刺激消费提高“总经济剩余”，资本投资与军事科技的赢利方式总在不断调整和变化。在全球经济金融化的时代，投资于战争的主要赢利点又发生了改变，控制航路和战略要地的努力转变为保持国际货币体系对全球经济命脉——货币汇率、大宗商品价格、国家信用评级等事务的控制。而这一转变，需要军事力量发生相应的变革，其装备和作战方式要从着眼于争夺陆海空传统空间制权，向控制宇航、网络、信息等新技术空间的制权拓展，其中对网络空间信息的占有与处理能力尤为重要。

　　对资本来说，只有维持对军事科技的高投入，才能保有压倒性优势的军事力量，为其提供实现高增长、高利润率的国际环境。就像美国军事能力提供的安全保障一直是石油美元的基石，同时至今依然是所有美元和金融衍生品的最重要信用，压倒性的军事能力是确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竞争中获胜的最基本依托，也是确保资本环流安全循环、持续赢利的保障。

　　榨取“国家剩余价值”的新手段

　　在人类社会的漫长历史中，那种直接以钱生钱的G—G′过程并不是主流的经济模式。即使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资本增殖过程也必须经过生产环节。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产业资本占据着主导地位，资本的主要赢利方式无法绕开肮脏的生产活动，资本只有投入生产过程，才能获得工人的剩余价值来获取增殖收益。因此，资本被看作一种不同形式的生产要素。在进入虚拟资本主义阶段后，资本赢利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资本不必经过实物生产阶段，而是通过金融市场的创新过程就可以直接实现增殖。金融资本增殖的主要来源，不再是通过产业资本提供的“工人剩余价值”，而是来自实体经济国家的“国家剩余价值”。

　　这种实体经济国家的剩余价值，主要体现为实体经济国家对金融主导型国家的贸易顺差和资本项下的净流入。贸易顺差意味实体经济国家为金融主导型国家提供了更多的实物产品，而资本项下的净流入，则意味着实体经济国家获得的贸易收入又以购买金融主导型国家债券或其他金融产品的方式，再次回流金融主导型国家成为其收益。由于世界大宗商品和制成品定价权、金融产品及衍生品的创造权、世界关键货币的汇率控制在金融霸权国家手中，可用此来榨取数量极为庞大的实体经济国家的“国家剩余价值”。这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当代的“体系性收入”。实体经济国家的剩余价值要远远超过工人剩余价值，是当代全球资本体系的主要增殖来源。实体经济国家本质上是“劳动者国家”，它为金融主导型国家提供剩余价值的现实，体现出国际关系的阶级化趋势，也反映出传统劳资矛盾在国际范围的延续和激化的趋势。

　　如果说，以往产业资本榨取工人剩余价值需要资本主义的国家作为保障的话，如今全球金融资本获取实体经济国家的剩余价值，则需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通过动员系统性的力量来榨取。也就是要维持一种能够从世界所有实体经济国家中攫取最大化利益的全球性体系，通过全球体系的力量来完成对“国家剩余价值”的占有。就像当年在英国要维护“羊吃人”现象以造就无产阶级一样，要让实体经济国家提供剩余价值，就需要实体经济国家处于自由市场体系之中并要保持的相对贫困。对自由市场经济理念的宗教式宣传、保持边缘地带对中心单向开放、资本、科技及人口的受控制流动、占据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都成为榨取“体系性剩余价值”的制度化保障。

　　在金融市场上，通过金融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不间断交易获取收益的过程，与马克思所指出的从G—G′的资本增殖在本质上并无差异，“货币的使用价值是创造价值，创造一个比它本身所包含的价值更大的价值”。然而，如果人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G—G′过程的中间，遗漏了关键的金融化环节。因此可以将公式修订为G-∑-G′，∑代表了金融化的多项之和，它囊括了当代金融资本增殖的秘密，是各种金融机构、金融工具、产品设计、营销方式、投资管理乃至理念诱导和暴力胁迫之和。在金融资本的统御之下，庞大的金融市场和花样繁多的金融创新，西方经济学思想与理论、企业组织和运营方式、垄断化的高科技、国内和国际的法规制度以及永远保持领先的军事技术，所有这些整合成体系性力量，唯有通过这种体系性力量才能获取对实体经济国家剩余价值的体系性收益。

　　不难想见，既然资本的赢利可以不依赖生产过程，那么资本与技术的合作，也便不再看重生产技术，而是更看重能够直接获利的金融技术。在纳斯达克股票交易市场上，交易的并不是新技术投入生产后的增长成果，而是人们对未来利润的增长预期。即便是生产领域的技术创新，也主要是虚拟经济的扩张工具，是金融市场上的新筹码，扮演着在纳斯达克市场掀起一轮行情的有价值题材而已。金融资本导致了科技和科技界的异化，包括科学家的异化。厌恶肮脏生产的资本，终于找到了一步登天直接迈入增殖天堂的捷径——金融创新。依赖金融市场上的大量创新，金融资本获得了榨取实体经济国家剩余价值的新手段。

　　今天的金融资本，已经不屑于再扮演科技发展催化器的角色了。越来越多的投行和风险投资基金进入金融创新领域，开发出越来越多的金融创新技术，为人们提供远超过实体经济所能支撑的金融产品和金融衍生品。投入技术领域的资本，已经等不及新技术投入生产后产生的新增利润，甚至也不满足技术进步带来的科技红利，它们关心的是如何才能让技术发明尽快实现金融产品化，最理想的就是涌现不再依赖实体生产而直接产生利润的金融创新产品，并直接完成从投入资金到赢利退出的整个过程。

　　资本间博弈的技术后果

　　米歇尔·阿尔贝尔的《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1991）一书开启了对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研究，他把以市场和金融为主导的英美模式称为盎格鲁-撒克逊式资本主义，把突出社会共同体作用的德国和日本模式称为莱因式资本主义。布鲁诺·阿玛布尔、山田锐夫把资本主义划分为市场原教旨型、亚细亚型、欧洲大陆型、社会民主型和地中海型5种现代资本主义模式。这说明一直未能同化的资本主义正在日益分化，资本主义的多样化成为人们关注的一种现象。

　　然而，只要坚持把不断增殖当作唯一目标的本能不变，私人资本无论外在形态如何创新，那些形态各异的资本还是传统资本——依积累本能行事的野蛮资本。真正有意义的变化，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出现的文明性进化，这些资本虽然也要追求赢利和实现增殖，却因其所有制的因素要同时承担国家和社会赋予的其他目标，甚至要以社会责任作为优先目标。由资本所有性质决定的目标多样性，使这些资本受到了来自国家和社会多重的内外约制，正是这些制约使资本的行为方式乃至性质都发生了改变——它们的行动受到国家和社会约束，不再是经济生活中的盲动因素和政治生活中的支配力量。野蛮资本的被迫进化，是类似人类进化或动物驯化的资本文明化过程，其中自然少不了本能与约束的矛盾与冲突。

　　依本能行事的野蛮资本具有纯正的血统，而进化过的具有人文精神的社会性资本却往往被当作异类。这两大类资本的博弈，是当今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中的常见景象，也是当代币缘政治的主要体现。既然同为资本，都要实现赢利，即便是充当“国格化资本”的主权国家，在一定条件下也总有合作的可能。彼此合作的条件是，国际金融资本和国格化资本谁也不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坚持利益最大化，就意味着排他性最大化，其结果就是进入你死我活的对抗。这种情况不符合资本的增殖目标，更不利于人类社会的共同福祉。

　　无论人们的愿望如何善良，不同资本之间的博弈总难以避免。在金融化资本与社会化资本的博弈中，技术领域的竞争是重要的甚至是关键的领域。罗伯特·吉尔平指出：“今天，只有那些在基础研究的所有领域都获得领先地位，并且拥有金融与管理技能，能将新知识转化为先进技术的国家，才可以成为强国。……任何国家与组织，在没有拥有强大的、内在的科学和技术权力的情况下，就能够在国际政治中成为支配性角色，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能的。国际政治已经从传统的工业化民族国家时代进入了一个由掌握科学的民族国家支配的时代。”吉尔平的洞察，不仅体现在对科学技术的肯定上，也看到了金融技能在知识向技术转化过程中的作用。这在美国风险投资与纳斯达克市场结合的操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只是，这种臻于完美的金融技巧，在美国经济由实向虚的大背景下走过了头，任何新科技都不过是金融市场上一个可以操作的概念，是迅速在金融市场上实现赢利的工具。所有技术发明都以在金融市场上市赢利为最终目标，而不再需要完成产业化，因而它本质上成为一种金融产品。在实体经济国家中，社会化资本必须顾及就业等民生目标，往往具有更多的产业资本特征，其所依附的国家通常是实体经济国家。因此，更加重视将技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坚持资本—技术—生产—财富增长的产业发展模式，而不是把金融市场作为科技的最终归宿。这是在中国等实体经济国家正在发生的场景。毫无疑问，以这种曾经肮脏、如今显得笨拙的方式增加财富，肯定不如金融创新来得迅速便捷。然而，在国家竞争所需的体系性力量生成过程中，往往是拙力胜于巧劲。

　　在推进技术进步的同时，人们要看到受资本鼓励和刺激的技术，往往具有与资本类似的极端化特点。坚持技术至上而不愿受到社会的制约，常常会表现出一种科技主义的僭妄。当资本受到社会责任的约束时，技术也应受到相应的约束。这是对人类发明的工具异化为主宰的必要防范。

　　第六节 制度与精神

　　货币本身就是一种制度。而且，货币不只是一种经济制度，也是一种综合性制度。即使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在人们以实物进行交换的过程中，也包含着当时社会的多种关系，其中既有经济性的分工，也有社会性的平等与互助。至于人们选择什么物品来充当交换的中介，既是一个不断试错的经济过程，也少不了公共权力或者宗教因素的介入。就像阿米蒂塔纳王朝时期的泥板，如果没有刻写祭司们的担保，就不可能成为信用工具。在中国的历史典籍中，对于币制的演变及其与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的互动过程有着详细而连贯的记载，这些宝贵材料不仅对研究货币史，而且对理解今天的货币与金融也有着极大的帮助。

　　货币制度的政治性

　　在中国，关于货币制度的最早文字记载，是周景王为铸大钱而进行的政策咨询。君臣间关于如何在王室利益和保障臣民权益中求得平衡的辩论，促成了钱币“母子相权”的制度，这是货币制度与政治、经济制度之间存在互动关系的历史证明。进入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形成了四大货币体系，在赵俐生看来，这既与当时诸侯割据的政治、军事局面相应，也与各诸侯国的经济发展和土地制度相关。秦统一中国后，即发行统一的货币——秦半两——“钱同制”与“车同轨、书同文”一道，共同构成了秦帝国制度体系的根基。

　　汉初，高祖刘邦以“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汉文帝时还取消了对私人铸钱的禁令，放任大家自由铸钱。这固然有利于休养生息，却削弱了国家的财力。到汉朝与匈奴间爆发大规模战争时，武帝因国库空虚不得不向豪强富户借贷。危机刺激改革。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汉武帝下令禁止诸侯国和民间私铸钱币，将货币铸造权统一于中央政府手中，设“上林三官”管理铸币事宜，铸造面值与实际价值等同的五铢钱。这一制度性改革不仅使汉王朝可以集中国家财力去应对与匈奴的战争，其更为长远的影响是，统一币制和铸币对在中国形成中央集权的大国具有奠基性的作用——只有统一的货币制度才能维系大一统的国家。

　　秦始皇统一币制，主要着眼点和功效在于维系政治统一；汉武帝统一铸币，目的在于控制经济命脉并集中财力，其政治效果是削弱了诸侯与豪强的势力，强化了皇权，重新塑造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关系。在战国时期，“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中一国而二君也”，巨贾大商具有与国君分庭抗礼的经济实力。在汉武帝全面控制国家经济命脉之后，中国形成了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政府，从此国家政治制度对工商人士“俨若泰山压顶”，而市场化的经济制度和商人要撼动政治制度，“则将宛若蜉蝣之撼石柱”。可以说，统一铸币制度与同时推行的盐铁、平准、均输等制度一道，奠定了汉代以来中国大一统社会的经济、政治关系的基调。汉武帝通过统一货币的制度，确立了皇权对民众在最重要财富关系上的优势地位，扩大了政府在公共事务上的权力，甚至固化了政府对民众的支配关系。可见，货币制度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制度，它具有丰富的政治内涵，与政治体制高度相关，对一个国家长远走向具有远远超出人们认识的影响。

　　回顾历史可以让我们认识到，币缘与血缘、地缘不同，它不是一种基于自然的关系，而是人为设计的货币制度的溢出与延伸。当然，这样的制度不可能完全摆脱自然环境的影响，中国长期使用铜钱的原因，就与中国矿产资源的自然禀赋不无关系。实际上，社会关系——不论是血缘、地缘还是币缘——的形成，都是自然环境与社会因素长期互动的结果。由于货币制度所直接赋予的社会属性，币缘带有鲜明的政治经济色彩，这一特征使币缘对社会秩序的运行产生了长远影响，并最终凝结为国家特征和历史传统。

　　诚如侯家驹先生所言，中国之所以会成为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与汉武帝所采取的包括货币、盐铁等经济统制政策有直接关系。从经济上分析，大一统的国家容易形成规模经济，加上统一度量衡、法令规则、文字器械制式、水陆交通网的开辟、关卡的开放，使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大为降低，再加上人员、物资的交流，可扩大交易、增加社会流动、促进经济发展。大国自有大国的优势，但也有大国的弊病。制度赋予的权力集中，令政府与民争利，经济由竞争趋于独占，土地兼并成为长期趋势，赋税课征成本和官僚体制负担不断提高，加上难以削减的军费开支等，这些缺陷导致自以为无所不能的帝王们，时常面对的是一个使其难以有所作为的空虚国库。国家垄断抑制了富户豪强的出现和发展，也就失去了可以借贷的民间资本，每遇需要大量公共开支的变故——无论是天灾人祸还是重大工程，国家只有通过加重税负或用通货膨胀的手段来剥削全社会。在缺少外部制约的情况下，拥有铸币权的政府自然会倾向于采取多发货币的办法解决财政困难。这种貌似合理的选择，积累着导致王朝更迭的大不合理。

　　大权力会诱导人犯大错误。与市场失衡导致的通货膨胀的机理不同，这种政治制度性的通货膨胀，靠市场调解或靠政府的自我约束均难以奏效，故常常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并激起民变。中国自汉以来，物价涨到万倍以上的情况至少出现过五六次，几乎都引起了严重内乱并导致朝代更迭。这是因为，统一的货币制度容易造成利益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固化，难以在政治架构中内生出制衡和纠偏的机制，造反成为改变不合理制度的唯一选择——民众除了通过造反几乎无法改变朝廷订立的制度。数百年间积累的通货膨胀，如同终将溃决的“堰塞湖”。在重大威胁冲击下，大一统国家的财政危机常常会导致系统性崩溃。这种在中国历史上不断重复出现的制度性通货膨胀，是造成中国历史上治乱循环的重要原因。

　　历史总有例外。深谙文武之道的汉武帝懂得权力的辩证法，他在赵破奴、李广利战败后，意识到了国家力量的局限，下《轮台罪己诏》对匈奴改攻为守，让百姓休养生息。从经济的角度看，汉武帝用紧缩财政之法纠货币扩张之弊，所以才能像司马光所说的那样，其“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然而，由汉武帝所创立的统一货币制度存在着集中财富和易于剥削国民的双重特性，这一制度性缺失使其后的统治者多难以抵御财政金融化的诱惑，最终还是走上了饮鸩止渴的败亡之路。

　　从汉末的三国到南北朝，处于政治分裂中的中国出现了反统一市场的自给自足式“坞堡经济”形态——与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领主经济相仿——与之适应，曾经高度发展的货币经济重返自然经济状态，人们之间的交易，主要通过实物进行交换，赋税等也以实物缴纳。这种经济体制，导致了政治乖离、经济隔离和社会疏离。经过几百年的分裂与纷争，到隋唐时中国再次统一，于是天下太平，商业发达，各种信用事业开始兴盛，货币经济也随之复兴。这一长达数百年的大反复，揭示了货币制度化中的“权力—货币”的悖论：只有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才能建立和维持统一的货币，而高度集中的权力又往往是摧毁统一货币的原因。

　　当代美欧国家的货币制度，也是与权力政治互动的结果。尼克松政府很清楚货币供应对他竞选连任前景的重要性，也很清楚美国政府具有改变美元制度的权力。这使得美国也陷入了“权力—货币”的悖论状态：美国不受限制的货币霸权，正在摧毁事实上的世界统一货币——美元。而欧盟试图先统一货币，再推进欧洲的政治整合过程，这种发展路径如反弹琵琶，姿态固然曼妙，而要持续没有权力支撑的货币体系却难度极高。

　　利弊并存的货币创新

　　需求是创新之母，货币制度也是如此。唐代中国与波斯、阿拉伯地区出现了规模化的远程贸易，为满足需要，唐朝出现了提供金融服务的质库、柜坊、金银行、长生库等机构，还创造了汇兑工具——飞钱。尽管中国出现汇兑的时间要远落后于巴比伦和印度等地，但飞钱所具有的兑换券特征却开启了金融史上的最重要创新——纸币。到宋代，中国出现了纸币——交子、会子与关子，其源头之一就是飞钱。宋代商业发达，钱币在跨国跨地区贸易中广泛使用，存在着外流的“漏泄之弊”，经常导致“钱荒”，加之宋代边患严重、军费开支庞大，还要交纳“岁币”，因而需要更多更轻便兼具能够减少使用金属币材的通货。需要推动了创新。纸币的发行，在北宋产生了中国的第二次货币流通高潮，并推进宋币成为当时的国际通货，为亚洲经济区域的日渐成形与广泛互动创造了条件。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创新都是好事，也不见得能一直保持其对社会的积极作用。尽管宋人已经知道发行交子、会子需要有“准备金”，但宋朝政府无法抗拒发行纸币就可弥补财政不足的诱惑，也无力抑制可从金融财政中获取财富的利益集团，结果只能是引起了导致王朝颠覆的恶性通货膨胀。据统计，1058年时宋朝共发行会子300万贯，到1246年印发会子达65 000万贯，增加200多倍。由于会子是等值交换的汇票，所以表面统计宋朝国民生产总值远高于同时代的强邻西夏与金，但其经济具有虚拟化特征，财政几乎全靠纸币发行来支撑，已濒临破产。原本为追求国家富强而采取的金融财政措施，却成为摧毁国家的利器。过度金融化，是从统计数据看富得流油的宋朝，在依靠真实力量对抗的战争中一戳就倒的秘密。

　　货币制度的创新可以兴国，亦可亡国。其要害在于保持创新的适度，衡量适度与否的尺度，主要看实体经济的发展情况，也要看金融创新财富的分配是否在加剧两极分化。货币制度作为确立社会各阶层关系和制约人们行为的重要规则体系，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它可以通过控制交换影响生产过程，表现出对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控制力；尤其是它对社会财富的实质分配具有决定性作用。从历史上看，一套能够稳定运行的货币制度，至少应具备下述特征：能够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能满足市场和战争、赈灾等社会激变的需求；由统一的国家维持的统一而合理的币制；具有控制国家财政金融化或防范政府推动通货膨胀的约束机制；能够抑制货币权力向社会领域的扩张。由此可见，货币制度从来不是单纯的经济制度，而是重要的社会政治制度。

　　如果把视野更扩展些，就会发现货币制度还对国家间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力。在当时的亚洲大陆，宋朝的货币制度不只影响国家内部的社会关系，最终也表现为宋与邻国间的竞争结果。这一点在城邦时代的威尼斯和热那亚的竞争中也可以观察到。可见，货币体系对国际关系很早就产生了影响。

　　在宋之前，中国币制是以铜钱为基本价值尺度的铜本位，交子等虽有纸币之形，但性质仍属金属货币的兑换券。真正给中国币制带来基本变革的是元朝。从元代起，中国币制改用以白银为基本价值尺度，尤其是元朝发行的“中统元宝交钞”开创了国家信用货币的先河，在世界上领先进入了法币体系。元用银为价值尺度，源于与盟国花剌子模存在广泛的贸易关系；采用纸币则是受宋、金的影响，其推行纸币的初始动机在于统一全国货币管理，防止铜铁产地自行铸币而导致割据。元帝国以价值高于铜的银做货币本位，用国家强权发行“银钞”，以国家的信用解决了贸易发达、广袤地域的货币难题。从1240年起，蒙古帝国开辟了由中国、印度到黑海的陆路商道，并保持了一个世纪之久的通畅。这一陆路通道，帮助意大利人绕开了伊斯兰世界的据点，可以直接与亚洲进行贸易。从那时起，热那亚、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城邦先后开始自铸货币，逐步摆脱了对伊斯兰第纳尔的依赖——不再是“拜占庭帝国身上的寄生虫”了。蒙古商道打通了亚欧大陆经济体系的脉络，为日后引领欧洲扩张的意大利城邦注入了最初的活力，润物无声般地改变着世界经济的走向。

　　创新的种子，有时是刻意播撒，大多却是无意间的遗落。只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缺少权力制衡的元帝国无法制约统治者的贪婪，超越时代的“元钞”体系只能随元帝国一道在恶性膨胀中覆亡。明初因“铜荒”而延续元代钞法，后因纸币膨胀价跌，改以银钱支付交易。万历时推出一条鞭法，用法律的方式明确各种租赋都用白银折纳，白银在中国才真正货币化。历史的巧合在于，欧洲人在大航海时代获得了美洲白银，作为与中国进行贸易的主要支付工具，给贫银的中国输送了大量的白银。美洲白银不但支撑了中国货币向白银本位的转型，而且其世界性的流动润滑了全球市场的车轮，推动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起飞。

　　长期以来，中国统治者总是以维系大一统的秩序作为最重要的制度性目标，过度发展的商业和拥有过多财富的商人始终是被抑制的对象。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环境中，从中华的角度看，这一制度的选择对文明延续具有历史的合理性。然而，当海外的资本家携坚船利炮前来叩门时，带来了中国统治者无法理解亦难以应对的千年未见之大变局。在农耕时代颇为合理的抑商政策，具有阻碍资本积累的特性，这成为中国社会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沉疴难起的病源。

　　欧洲币制的适变性

　　在古罗马时期，欧洲已经在大量铸造金银币。当时铸币主要是为了支付军饷，因而缺少在流通中迫切需要的小面值货币。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由于缺少长期存在的统一王权国家，许多领主保留着私自铸币的传统。私铸让商人富可敌国，缺钱的国王常常需要向商人借贷，必须对商人有所妥协。因而，王权就受到相应的制约。能够与王室和贵族分享社会权力，是资本主义得以在欧洲诞生的重要原因。导致落后的昔日根由，却孕育着欧洲日后的腾飞。

　　欧洲的货币体制虽与中国的币制有着显著差异，两者之间却也相互影响。蒙古与花剌子模间的贸易，是中国从铜钱本位转向银本位制的重要诱因；而现代银行的诞生，则得益于从东方国家传到欧洲的两项创举——复式簿记和票据交换——它们“对现代欧洲社会形态的形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威尼斯为代表的意大利城邦开启了以信贷和汇票为核心的制度创新，创造了以提供商业资本及相关服务直接获取财富的金融模式，掀起了欧洲的商业革命，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经济世界。按照1958年的美元计算，1300年佛罗伦萨最富有的佩鲁齐家族控制的资本是160万美元；1490年美第奇家族控制的资本总额达到了1 500万美元的规模；而到1546年，富格尔家族的资本竟有8 000万美元之多。资本主义秩序的实质是经济及社会的货币化。越来越普遍地使用货币的经济进程，不仅导致财富的日益集中，也通过把农民赶出家园、影响城镇商业行会而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结构。美第奇家族银行甚至通过资助学术与艺术推动了文艺复兴运动，用金钱构建起了服务于资本扩张的西方精神世界。

　　货币制度与金融机构的发展总是多种因素交集作用的结果。当时破碎化的欧洲，容易出现制度性竞争。在列国体制下的欧洲，资本和人才或普通劳动力都具有“用脚投票”的自由，这是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一统国家难以出现的情况。兴旺的大西洋贸易和新教地区对宗教的宽容，使得欧洲金融中心离开地中海，北移到阿姆斯特丹。荷兰人通过创新银行制度和建立股票市场，获得了更多也更廉价的信贷，从而能够支持渔业和航运业的发展，建立起股份制公司和海外殖民地，形成以尼德兰联合省城市网为中心、涵盖大西洋甚至广袤亚洲的“远程贸易资本主义”商业王国，充当了世界运货人、全球贸易中间商和欧洲的信贷商人。荷兰人的制度创新能力源自彻底的商业精神，他们在安特卫普交易大厅里刻着表明心迹的碑文：为商人服务，不管他们来自哪个民族，使用何种语言。这种唯商精神孕育了平民化的金融制度，创造了人人皆可金融的股份制度。这一制度使荷兰全面超越了意大利城邦，吸引了来自欧洲各地的资金，也使荷兰人能够以低息贷款支撑长期的独立战争。

　　荷兰人所犯的历史错误在于“想不以生产为基础，不实行真正的殖民征服，却要建造一种商业上层建筑”。其实不只荷兰，包括威尼斯、热那亚几乎所有的城邦国家都偏重于为贸易提供金融服务，所以形成了根植于贸易的浅碟形金融体系。这是城邦国家对货币制度的共同选择。当威廉三世渡过英吉利海峡的时候，带去了荷兰银行界的诸多专家，也带去了荷兰式的所有权制度和货币体系，这使得伦敦像是阿姆斯特丹的继承者。两者间其实存在巨大的差异，以往欧洲的银行体系建立在城市或是城邦国家的基础上，因而都带有逃避粗笨的第一产业、热衷于贸易与金融的城市印记。作为一个主权民族国家，英国用来嫁接荷兰金融的枝条，有远比欧洲原有城邦更粗壮的根茎。

　　英国货币制度的空间基础是民族国家，这意味着英国可以超越城市和城邦联合体的桎梏，英国的货币制度拥有更高的起点和目标——满足民族国家和民族市场的需求，因而更侧重于产业发展和殖民地的开拓。人们对货币制度的选择，很像是挑选衣服的过程。不同的季节不同的人要挑选不同的衣服，城邦国家有城邦国家的选择，民族国家有民族国家的选择，全球性国家也会有全球性国家的选择。正确的制度选择，最明显的特征是具有适变性，即能够适应外部环境和内部需求的变化。

　　中央银行制度并不是英国人的首创，威尼斯共和国在1585年就建立了中央银行，阿姆斯特丹在1609年也建立了中央银行。英国的独创之处在于，国会规定中央银行发行货币要得到国会的允许——国会用制约银行发钞的法律，管住了国王的钱袋子。有了制约国王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就避免了出现因国王透支搞垮借贷人的“福格尔现象”。更关键的是，它把国王信用或城邦信用变成了民族国家的信用。有了法律的保障，英镑才能一直保持币值的稳定。

　　有了稳定的币值，才有了英国能够长期、大量发行公债的基础，才能建立起能够支配世界贸易的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也就能够以举国之力，甚至是举欧洲之力推进第一次工业革命和通过多次战争打败荷兰、法国等竞争对手。需要强调的是，这种以稳定为核心的货币制度和可信的英国银行债券，不仅要依赖金银的保证，要靠以公民分享公权所产生的责任感，也要靠英国工厂生产的巨量劳动产品为根基。与城邦国家根须稀疏的商业金融灌木相比，生长于民族国家市场沃土、拥有发达根脉的英国产业金融之树，显然更能适应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展时代的需求。

　　英国货币的制度创新，尽管有约翰·洛克、牛顿、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等著名哲学家和科学家介入争论，却并不存在事先提出的高明理论或有一个精妙的顶层设计，而多是出于救急。不论是议会提出的《权力法案》、《王国克朗混乱状况整治法案》、用黄金为英镑定价、发行公债、建立股票市场、成立东印度公司、发行银行券，还是政府采取的焦炭炼铁、土地的农场主经营制度、推进城市化、对工业化提供信贷等举措，都不是事先设计的结果，而是为了解决燃眉之急的应对之策。从长远看，这些对策每一个都是英明的决策。

　　这一由应急之举而渐成惯例并演进为法律的过程，体现了英国式的政治智慧。科克爵士据此创立的习惯法—判例法体系，更成为英国霸业的重要制度性遗产。英国货币体系的创新过程，是一个不断试验、剔除失误的历史过程。在英国的政治领袖看来，多年的习惯使银行成为宪法的一部分。可以说，英国金融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过程是“实践出真知”的范例，它在今天或许还可以为解决全球金融危机的难题提供有益启示。

　　精神世界里的货币

　　任何历史都与思想史交织在一起，货币史也不例外。货币既然能够时常左右人们的生活，也就会在人们的精神世界留下印记。在各民族、地区、国家中都流传有金钱对人们精神世界影响的格言与俗语，如“钱能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把灵魂出卖给魔鬼”、利息是“上帝眼中深恶痛绝的罪恶”等。即使当代意识形态的两大原则——功利与民主——也躲不开金钱的影子，包括新闻媒介也会受到金钱左右。在已经高度金融化的当代世界，社会秩序的金字塔形成“万般皆下品，唯有金融高”的等级序列，即便在危机救助的政府清单上，投行与银行也要排在实体企业的前面。这既符合金融资本集团的利益，也体现了金融在社会精神评价体系中的权重。

　　然而，人的精神世界也会影响金钱，尤其是人能够通过货币制度来影响金钱的运行。说到底，任何制度都是人类社会重要的精神产品。汉武帝统一铸币固然有战争和经济发展的需求，但也含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精神追求。“三十年战争”的结果之一是使欧洲的精神世界摆脱了天主教的控制，世俗新理念催生了独立的主权国家和货币体系。英国的“光荣革命”源自对天主教复辟的担心，这一革命开启了英国货币制度长期的创新进程。在国家主导的时代，货币制度都是各阶层利益的法律化，推出什么样的货币制度是社会各阶级博弈的结果；而在全球化时代，货币制度的建立表现为不同国家间的博弈，其中自然缺少不了思想领域的交锋。思想和理论交锋的结果，无论是改变旧的还是设计出新的货币制度，都会对世界货币体系的运行产生长远的影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英等国组织人员对战后秩序，包括货币秩序进行设计。在谈判期间，凯恩斯提出的货币制度设计比美国代表怀特提出的方案显然要高一筹，而最终的选择却是更符合美国利益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关键原因是怀特方案背后有美国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这体现了力量对所有人——不论是普通人还是参与规则制定的人的强制能力。然而，力量也有局限。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行的几年后，经济学家特里芬就指出，这一体系以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20多年后，曾经支配过世界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就轰然瓦解了。

　　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流行，从另一角度体现了精神的力量。从20世纪70年代起，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积极推进新自由主义思想，大力鼓励和实践金融创新，废除了既往监管金融业的大部分法律条款，为金融衍生品的爆发式增长扫清了道路，也为金融自由的世界性传播奠定了精神基础。新自由主义思想被许多国家政府主动或被动地接受，这些国家普遍采取了放松资本管制和鼓励资本自由流动的政策，结果很快就导致了国家和区域性的金融危机，使全球资本进一步向发达国家集中，从而加剧了世界财富的两极分化，并造成了全球性金融危机。

　　精神因素是制度建设的重要构成部分，而制度的成形则是力量与精神之间互动的最终结果，制度一旦成形便具有力量与精神所赋予的综合性强制能力。就如同今天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元货币体系，它诞生于美国军事力量取胜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有美国雄厚的经济基础做支撑，拥有世界最大的国内市场，也有“美国精神”为感召，因此，美元体系一旦形成就成为支配大半个世界的制度体系。即便在发生危机的今天，美国仍然是世界最庞大的经济体，拥有投入最多的科研机构和最有成效的大学教育体系，最庞大的金融投资和资金管理机构，最大的股票市场、大宗商品和金融衍生品市场，最具影响力的评级公司和最善于操纵舆论的新闻媒体，最活跃的智库及精神产品，占有几乎所有的互联网根服务器，以及作为全球力量的美国军队，这一切的交融构成了美元权力体系的基座。

　　货币系统和专家系统，曾是人类社会中最大的两个信任系统。当纸币美元体系和金融衍生品导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央行纷纷采取反危机的QE政策，而受金融资本支配的专家也在论证这样做的合理性，这使得人类社会最大的两个信任系统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任何想要改革、改变或修订货币制度体系的力量必须明白，其所面对的不仅有维护货币霸权的经济基础、科技能力和军事力量，也包括引导舆论，影响世俗判断和学术评价的价值观，认定资产、劳动、商品、公司和国家价值的评估权，还有评判是非曲直、分配利益的法律制度，以及已经金融化了的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 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