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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概论

　　此有则彼有，此无则彼无，此生则彼生，此灭则彼灭。

　　——《杂阿含经》卷四十七

　　人们因缘生聚。缘即关系，不论是与生俱来的血缘、族缘，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渐渐生成的情缘、业缘，抑或是基于领地而发展为民族国家空间分布的地缘，这些都是人们熟悉的社会关系。

　　万物因缘成彼此，人亦因某种缘由而结成大大小小、或亲或疏的共同体。作为社会性动物，人是关系生物——人类总是生活在多样而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以佛家言，因缘是事物生起变化的条件，因为主，缘为辅。因缘决定事物的相互关系，决定事物的生起变化和最终结果。

　　本书试图揭示，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着一种“币缘”现象，它是影响当代全球社会运动的重要因素。所谓币缘，是指以货币为媒介而形成的社会关系，而币缘政治则是其在政治领域中的体现。在本质上，币缘是一种权力关系。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各文明共同体在空间上相对疏离，币缘主要体现为一个城邦或王国内部不同群体及边缘地带的经济联系和社会关系。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币缘扩展到全球并演变为一种双重关系，即主权国家与世界货币体系之间的关系，以及主权国家之间围绕世界货币体系形成的关系。

　　在历史上，币缘曾经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的重要因素。而在当代，币缘对全球社会更具有广泛的影响。对今天的人们来说，认识币缘既有深刻的认识论价值，亦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第一节 货币与币缘的概述

　　货币是人类为方便交易而发明的一种工具，币缘则是人们以货币为媒介形成的社会关系。作为从货币中衍生出来的社会关系，币缘包含着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两重关系，即人与货币的关系和人们之间因货币而产生的关系。

　　关于货币的历史和人与货币的关系，人们已经做过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许多成果。本书所要做的是，研究人们之间以货币为媒介产生的社会性联系，重点是研究世界货币出现后各个国家因全球货币体系而产生的复杂关系。

　　货币与币缘的共生

　　中国古代典籍中有许多对货币起源的记载。

　　管子说：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起于赤野……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

　　司马迁在《史记》里写到，在高辛氏之前就有龟、贝、金、钱、刀、布。

　　班固所撰的《汉书》说，在神农时就有了金、刀、龟、贝。

　　《尚书·盘庚》记载：“贝者，水虫，古人取其甲为货，如今之用钱然。”

　　马氏《文献通考》中的《钱币考》说：“自太皡以来则有钱矣，太皡氏高阳氏谓之金；有熊氏高辛氏谓之货；陶唐氏谓之泉；商人周人谓之布；齐人莒人谓之刀。”

　　自1928年发现殷墟后，几代中国考古工作者对殷墟进行了大量挖掘和考古研究。在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安阳殷墟妇好墓的考古挖掘中，出土了大量的海贝及石贝、骨贝。这些出土文物，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中国古人使用货币的最早证据和货币发展的遗迹，甚至是世界最早的货币。对殷代遗址的发掘中，还发现了仿制海贝的铜贝，这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金属铸币。上述考古成果证明，在距今3 000年以前，中国就使用了贝币；在商殷之际，就出现了金属铸币。殷墟考古为华夏地区作为世界上独特的货币文化源头之一，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证据。

　　比中国殷代更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是被文献和考古证明的世界货币文明的另一源头。在对西南亚两河流域地区的考古发掘中，人们发现了大量刻有楔形文字的泥板和石刻，其中涉及经济贸易活动的有14 000多块。这些泥板上记载了当时社会的大量信息，其中包括货币流通的情况。它证明使用货币的贸易活动，不仅涵盖了两河流域苏美尔地区的许多城市，还涉及今天的埃及和伊朗地区。《埃什努那法典》和《汉穆拉比法典》都显示，至少在公元前2000年的古巴比伦王朝，就开始以金银块作为称量货币进行交易，并用以支付罚款。这说明，货币从诞生之初起就不只是单纯的经济工具，它一直具有社会性用途，是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

　　除古巴比伦外，埃及、以色列、古希腊和罗马文明的早期也是使用称重的金银作为交易工具。据考古发现，小亚细亚的利底亚王国在公元前8世纪就铸造了带有印记的金银币，使人们摆脱了每次交易都要称重的麻烦。这一先进的铸币文化向东、西两个方向流传扩散：波斯人在征服小亚细亚后学会了铸币，而古希腊的移民将小亚细亚带有印记的铸币文化带回了希腊。值得注意的是，希腊铸币上铸有代表城邦主权的设计和铭文，象征着铸币与城邦法律制度的关联。在希腊文中铸币和法律的单词都源自同一词根“nomos”，意味着铸币在古希腊文化中被视为社会契约的产物。在希腊社会中，铸币与法律是相互支撑的两根支柱——希腊城邦需要铸币的收入，铸币也需要城邦政权的支持，城邦以主权保证铸币的质量和价值。

　　货币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形成有组织文明的必要条件，绝少有例外。只要人类的生产和交换活动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创造出货币，并同时发展出币缘——一种超出血缘族群和狭小地幅的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这是形成广域范围社会分工的基础。货币与币缘之间存在着共生关系。货币与币缘的出现，是形成超血缘社会分工的必要条件，它们可以增进不同群体间的合作，扩展合作的范围，从而促进社会与经济的整体发展。与更多通过劫掠来积累财富的原始文明相比，货币经济处于更高的文明水平。在各个地区文明中，产生货币与币缘的细节会有所差异，但货币与币缘相互促进发展却是世界范围人类文明的普遍现象。

　　在成文于公元前1792年到公元前1750年间的《汉穆拉比法典》中，有许多条文涉及交易、契约、罚金、利息、赔偿、租金、雇工价格等内容，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大量使用货币，并因交易等商业活动和货币使用而形成的丰富多彩的社会关系。值得重视的是，在《汉穆拉比法典》中坚持以同态复仇为主，辅之以货币赔偿的基本精神。这反映出在当时当地，货币并未成为社会的支配性力量，也不是支配人们关系的主导因素，还只是人们处理相互关系的辅助性工具。

　　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典籍中也可以找到例证。《礼记·曲礼》中记载：“问国君之富，数地以对，山泽之所出。问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问士之富，以车数对。问庶人之富，数畜以对。”

　　这种以实物为重的财富观，是生活依赖于土地物产、相对自给自足的早期商品经济时代的主流意识。这说明在商品经济早期，社会各阶层财富的基本形态是实物，人们看重的也是实物形态的财富而不是货币。它不仅体现了货币在当时经济活动中的从属地位，也折射出币缘在当时社会中的边缘化特征。在“人—货币—人”的关系中，人处于关系的起点与归宿，而货币是满足人们不同需求的中介。

　　对那时的人们来说，货币不过是为方便交换而发明的一种工具，就像锄头和犁铧是生产工具，而货币只是帮助人们顺利完成交换的工具，并不具有特殊的地位。尤其是在当时的经济活动中，生产活动主导着交换活动，货币不会成为经济的核心，币缘也自然不在人们关注的焦点上。人与货币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支配关系——人支配货币。人是货币的主人，货币是人的工具。

　　货币受人支配，主要是因为早期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低下，满足自己生存后的剩余产品并不是很多，交换只能排在生产的后面。加之人们之间交换劳动产品，最初也主要是靠以物易物，商品经济远不能涵盖全部经济活动。此外，受到交通工具等因素的限制，人们之间的交换通常只能在邻近地区进行。交易的频率和范围限制了货币的出现与使用，货币对人们生活和意识的影响自然受到局限，从中而生的币缘当然也只是人们社会关系的一小部分，不可能占据主导地位。

　　多路径演变

　　当社会的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生产出更多剩余产品的时候，人们交换劳动成果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交换成为实现和维持社会化生产必不可少的条件。普遍的交换与社会化生产是相互依赖、伴随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经济活动，交换样式和生产方式对社会形态的演变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交换工具与生产工具的创新同样会产生革命性的变革。作为交换的基本工具，货币的产生源于交换需求的增加，交换导致货币的出现与普及，货币形态的创新也在重新塑造交换样式。货币与交换的互动，不仅推动了生产的发展，也促发了币缘——这一产生于交换工具、生长于交换活动的社会关系。

　　社会经济领域的交换活动增加，不仅促进了产品交换，而且实现了“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农、士、商、工等不同社会群体通过货币进行交换，不仅增加了商品的交流，促进了社会分工，还使人们之间出现相对固定的合作关系。由此，币缘不仅体现为交易中的人与货币的关系，而且逐步发展成为人们之间围绕货币形成的更为丰富也更加复杂的一种社会关系。正是由于持续、广泛的交换活动，促进了币缘从生产、经济领域向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扩展，使其逐步发展成为一种影响广泛的社会关系。可以说，人们之间的交流、交易活动，是币缘的社会化之根。

　　实际上，货币从来就是经济需求与政治权力结合的产物。中国古代对货币起源有多种认识，对为什么造币却有相当一致的看法：“昔在神农，日中为市，致民聚货，以易有无。然轻重之数无所主宰，故后世圣人造币以权之”。这段话不仅描述了中国古代货币产生的过程，更表达了“圣人造币为民”的思想。其中虽有“亲兄弟明算账”的利益划分，却还不失“以益有无”的脉脉温情。

　　随着经济的发展，货币经济渐渐取代自然经济成为社会的主导。货币也随之开始摆脱被支配的地位，成为支配人们行为的经济杠杆。异化的货币不仅改变了货币与人的关系，也深深介入了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如同鲁褒在《钱神论》中所说的：“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有钱可使鬼，而况于人乎。”

　　交换由原本人们交换彼此劳动成果、实现分工互助的过程，变为锱铢必较、充满竞争的过程，而货币也由人们交换的工具变成了役使人们的神明，币缘亦成为人们之间利益博弈的关系。货币是交换的工具，也是控制交换的权力杠杆。随着货币介入社会各种活动程度的加深，特别是货币占据了对人际关系的支配地位之后，商品交换的买卖活动就被糅进了等级、剥削和冲突等更为复杂的因素，币缘开始染上阶级斗争的血色。

　　在历史上，所有的统治者都把控制货币作为最重要的权力，因为金钱可以购买影响力，也可以供养军队来取得社会控制权，因此许多国王在货币上刻上了自己的肖像。当耶稣看到印刻着恺撒头像的银币时，发出不平的感慨：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当归上帝。每一枚印有帝王肖像的硬币都成了权力的载体，币缘也被塑造为统治与被统治的政治关系。

　　高度发展的货币和无处不在的币缘，使经济活动更加活跃，社会分工更加明晰而高效，生产力得到更显著的发展，人获得了更大的自由，社会生活形态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货币是市场经济赖以发展的基石，而币缘则体现着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当货币的使用范围开始超出了城邦或相邻地区，成为多个城市甚至是不同王国之间进行贸易交换的工具时，币缘便不再只是体现一个城邦或一国之内的不同行业、各阶层之间的社会关系。币缘主体也不再局限为个人与阶级，而是扩展为整个民族、国家和国际货币体系——发行货币的机构、法规和管理者——币缘亦成为对广阔地域的国家间经济和政治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种关系，因而具有了国际政治的意涵。跨国货币导致跨越国界的币缘，它们推动着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易与互动，也使不同文明在交流中相互合作、相互竞争。

　　在多文明交汇、充满竞争的西亚和地中海地区，自古代起许多国家的货币就常常相互通用。这源自该地区货币的希腊化传统——自亚历山大征服埃及、波斯和北印度地区之后，希腊文化包括货币文化在广袤地区传播开来，致使许多国家的货币体系中都留有希腊化的特征。古罗马最初是以牛羊和铜块为货币的，为了解决战争开支的燃眉之急，罗马人接受了希腊的铸币理念，开始铸造货币。在第二次迦太基战争时，罗马人又对货币系统进行重组，按照希腊的模式建立了货币体制。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这一货币体系得以扩展到全境。罗马统治的终结，也结束了这一地区内的统一币制。各国根据矿产资源自行铸币，彼此间金银币相互通用，这在一定地域内形成了实质上的“复本位经济”。一个区域多种货币的现实，创造了彼此间交换产品与利益的条件，也提供了相互竞争的工具。正因如此，该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宗教和军事关系一直呈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彼此纠结、相互影响，延续至今。

　　与多文明并存的西南亚和地中海地区比较，中华文明的萌生和成长空间相对独立，因而产生了独特的货币制度和货币文化，其最突出的标志就是形成了一个国家一种货币的历史传统。

　　在春秋战国时期，不同诸侯国曾出现过布币、刀币、环钱和蚁鼻钱等四个货币体系。诸侯国不仅在军事、政治上相互竞争，在货币领域也展开了激烈的博弈，货币甚至成为争霸的工具。齐国的管子最透彻地认识到诸侯竞争中实物与货币的关系，采取类似今天控制大宗商品的策略应用于列国的竞争——“他国重金币，管子重粟，以粟制金，他国遂为管子所制”。

　　统一了中国的秦始皇，对货币统一的重要性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他在采取“车同轨、书同文”等统一措施的同时，在经济领域则废除各诸侯国的货币，推行方孔圆钱的“秦半两”，实现“币同制”，使币制归于一统，由国家来控制货币并制定了一国一通货的货币原则。这种把货币运行成本内部化的制度设计，使得统一的货币成为维系更大共同体的政治和经济工具，对荡平诸侯国残余势力、促进广域民众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保持国家统一具有重大作用。汉承秦制，自汉武帝统一铸钱后，统一的货币成为中国历代王朝统一的主要标志，也是维系其统治的最重要工具之一。与产生于等价交换过程中的货币一样，初始状态下的币缘是一种趋向于合作的关系；而在交易过程中，币缘也会呈现竞争倾向。在社会实践中，币缘始终存在着利益博弈与相互合作的两重性。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由于人口分布、空间距离和交通工具的限制，世界各大经济体系之间处于相对分隔的状态。即使如此，也不能切断各大文明板块之间的相互联系。西塞罗曾经说过，东方的战争会扰乱罗马的金融市场，因为战争隔断了黑海两岸的贸易。各经济体之间相互联系的方式，除了狂风骤雨式的战争之外，主要是靠长期贸易的涓涓细流。曾经连接古罗马和汉朝的“丝绸之路”，连接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海上贸易通道都证明了这种联系的重要性。只是亚欧地区间的贸易往来，受制于当时交通技术条件，主要是小规模的奢侈品贸易，远没有达到形成统一经济体的规模和合作深度，难以产生“持续互动、日益互依”的具有共时性特征的全球交换与生产体系。因此，也就无由产生现代意义上的世界货币和全球币缘。

　　蒙古帝国建立的从黑海到中国和印度的陆路通道，是导致亚欧大陆两端的经济体系发生变化的重要诱因。这条维持了上百年的“蒙古商道”，把欧洲和东亚之间的广袤地区连接在一起，形成了更为频密和广泛的人员交流和经济交换。超出国家范围的区域性贸易，产生了满足跨国交易的区域性货币。以银为主要交易媒介的蒙古统治者，扮演了统一亚欧大陆区域货币的角色，奠定了日后白银成为世界性货币的基础。为了支付频繁而大宗的亚洲贸易，一些意大利城邦开始自行铸币。这一举措不仅使这些城市得到了贸易和其他经济活动所需要的资金，还使它们逐步摆脱了对伊斯兰世界第纳尔的长期依附，由此带来了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等城邦国家的繁荣。意大利城邦的繁荣，开始了以城邦为单位的资本积累，为大航海准备了需求和资金条件，这是欧洲资本主义兴起的先声。

　　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出现以前，许多国家已有发达的市场经济，货币被广泛使用，存在着颇为活跃的金融活动，包括资本投资或投机。只是在当时，货币资产和金融活动并没有成为经济生活的主导力量，商人和商业受到政治权力和其他阶层的制约，币缘也是从属于各国内部的一种社会关系，在国际政治领域几乎没有影响力。这一状况直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出现，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白银资本颠覆了世界

　　自大航海之后，欧洲——主要是伊比利亚半岛国家和意大利城邦——从美洲攫取了大量金银，这使得在商品生产上处于落后地位的欧洲人有了硬通货，可与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进行大规模的贸易，形成了欧—美—亚的大三角贸易。在公元1500年到1800年的三个世纪里，欧洲对亚洲各国所能提供的最主要商品就是金银。在欧洲商人和亚洲国家持续不断的交易中，金银——主要是白银——周游世界，推动着各个大洲的农业、工业和商业的运转，逐步形成了欧洲人将美洲白银运到亚洲、从亚洲换回所需商品，再用盈利去支持对美洲的殖民，以获取更多白银的贸易环流。在长达几百年的全球经济中，白银是国际贸易的工具，扮演了世界货币的角色。所谓世界货币的“银本位”，就是指全球交换要以白银作为基本价值尺度和交易工具。在以白银为媒介的全球大交换时代，谁控制着白银，谁就控制着全球的交易与生产，谁就控制着世界。世界货币是实现全球交换的中介，也是控制全球交换的工具。伊比利亚人手中的白银，在成为世界货币的同时，也成为改变世界格局的权力杠杆。

　　在世界货币的“白银时代”，全球主要经济体均以白银为中介进行着广泛交换。白银主导的交易拓展了人类交换的空间，创新了交换样式，构建起了世界贸易网络，完成了全球财富的大转移。更重要的是，在白银财富的基础上，欧洲创造出一种以资本持续增殖为目标的意识形态及制度体系，把白银货币转变成为可以“以钱生钱”的白银资本，这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诞生，并推动其向世界的扩张。

　　对大航海、奴隶贸易和矿山开采投入的欧洲资本，获得了以美洲白银为载体的巨量潜在剩余价值，通过与亚洲的商品交换完成了其增殖过程。就此意义上说，充当国际货币的白银，同时是第一种全球性资本。欧洲白银资本在从美洲、亚洲的经济环流中实现的增殖，是一种世界体系性的资本积累。这种原始积累比在西欧国家内部通过资本对雇佣工人劳动剥削更加高效也更加重要。

　　正是通过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蕴含着奴隶式矿工劳动剩余价值的美洲白银，通过购买亚洲商品演变成为能够产生超额利润的白银资本。潮水般的“白银资本”在循环往复的贸易环流中不断增殖，成就了以对外贸易为基础的欧洲外向型的现代化道路。洲域性财富转移和体系性资本积累，是欧洲资本主义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也是全球资本得以实现持续积累的保障。随着白银资本的全球扩张，源自欧洲的资本主义逐步扩展成为世界性体系。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货币与资本先是突破了社会的内部制约，继而突破地理空间的制约，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

　　货币是资本的母体。没有货币的积累，就难以出现资本——无论是产业资本、借贷资本还是投资于战争领域的军事资本。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社会关系。货币向资本的蝶变，使白银不仅成为撬动世界贸易的杠杆，还成为影响各国社会演变的重要工具，成为推动王朝更迭甚至是重塑世界格局的新生力量。白银货币的资本化，推动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扩张，也使币缘进入了国际政治领域。

　　美洲白银的到来，使西班牙王国成为欧洲的主导国家，改变了欧洲与奥斯曼帝国的力量对比；同时还冲击了东亚地区的朝贡体系，各国根据白银的拥有情况调整着尊卑与利害关系。此时的币缘在货币和资本的双重影响下，开始成为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中的支配性关系。在欧洲，因白银资本投资导致的税务争端，引发了尼德兰地区试图脱离哈布斯堡王朝控制的战争。白银资本的利息差帮助弱小的荷兰赢得了独立，并由此摧毁了神圣罗马帝国，催生了欧洲主权国家体系。1630年世界白银市场的大波动，在冲击欧洲霸主西班牙帝国的同时，也给刚刚接受白银货币体系的明王朝以致命一击。还在萌芽阶段的白银资本，已经表现出对世界和国家运势的巨大影响力。

　　在世界货币的银本位时代，欧洲控制着白银的走向，因而催生了由欧洲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全球币缘的政治本质，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谁支配谁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历史已经做出了回答——欧洲支配世界。当时在经济上相对落后的欧洲之所以能获得全球体系的控制权，就在于其掌握了白银资本的杠杆。

　　世界权力格局的变化，除了欧洲早期殖民者从美洲获得大量贵金属的基础原因之外，在亚洲区域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选择白银货币化的政策也是重要因素。明朝统治者只看到白银充当货币的贵金属特性，却不知道白银的世界货币特性将可能带来的全面冲击，更不知道资本化白银将彻底扭转中国与欧洲的强弱对比。明朝统治者在不经意间丢弃了对国家货币的主导权，导致国家实际财富长期的巨量流失，播下了王朝败亡的种子。

　　欧洲人创造的资本主义模式，可以把白银货币演变成为资本，而不是像在中国那样当作窖藏的财富。资本主义体系追求资本不断增殖的巨大扩张性，显然比中国春耕秋收的农耕模式更适应变化的世界——一个加入了美洲空间和世界资源的全球体系。与之相比，在区域性体系中占有优势的亚洲及中国传统理念和制度，均无法理解并适应这一巨大变量的出现，因而丧失了原有优势，并最终失去对世界体系的影响力。

　　与明朝对世界变化难以适应的情况相反，在白银本位的世界里长期处于欧洲边缘地带的英国却抓住了历史的机遇。17世纪末，葡萄牙人在巴西发现金矿，敏感的英国人很快与葡萄牙签订了《梅休因条约》，确保美洲黄金从巴西经葡萄牙流向伦敦，而不是流向当时的欧洲金融中心——阿姆斯特丹。在其后200年时间里，英国人保持了英镑与黄金之间价格的稳定，由此确立了金本位货币体系，使英镑成为最稳定、最适宜投资的世界货币。英国出于对世界货币控制权的领悟而形成的历史自觉，使其在现代世界历史最主要的竞争中——国家间对流动资本的竞争中——获得了主导权。

　　货币通过占有剩余价值逐步演变成可以带来价值的价值——资本。以货币为基本形态的资本在不断积累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关系，这就是围绕资本形成的新币缘。与资本相伴发展的新币缘，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发展和扩张。在世界货币—全球资本体系的影响下，币缘突破了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框架，进入国际关系领域，演变成全球性的社会关系。

　　在资本的作用下，既往亚洲在全球经济中占据的优势地位发生了逆转，欧洲与亚洲之间靠小额贸易滋润的相对平等关系，逐步演变成为在全球自由贸易洪流中欧洲全面主导和支配亚洲甚至是支配世界的政治关系。在这一历史变化中，从美洲贵金属货币发展出来的资本是最主要的推动因素。资本改变的不仅是财富积累方式，也改变了人们之间、国家之间的地位与相互关系。货币向资本的转变，使国内各阶层、各集团的利益必须在资本框架中重新组合、排序，谁控制货币—资本体系，谁就具有对各集团、各阶级的利益分配权。货币—资本体系的权力化，使其不仅成为左右经济的重要因素，也成为权力的杠杆，因而具有了更浓厚的政治色彩。这一变化，同时在推进币缘的政治化包括国际政治化的进程。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货币的祸害》一书中谈到，美国罗斯福总统购买白银的计划，是共产主义在中国获取最后胜利的原因。这一事例揭示出了一种国际政治新现象，即全球币缘纽带连接起了各国的命运。在全球资本主导世界事务的时代，币缘成为影响国际政治变化的重要杠杆。

　　国际货币与全球币缘的嬗变

　　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实质上是权力扩张的过程。从贵金属货币时代开始，确定以何种金属作为相邻国家的本位货币不只是经济问题，也涉及由哪个国家来主导区域经济活动和利益分配的国际政治问题。在两河流域地区的早期国家竞争中，确立国际货币体系的过程，是一个与国家力量运用紧密联系的政治过程。在春秋战国时期，管子在与诸侯国的竞争中就认识到国内货币与国际货币的差异，并总结出操控国际货币流动的“轻重之术”来推进齐国称霸的政治目标。这种植根于国家间博弈历程的货币认识和方法，或隐或显地融合在区域经济圈漫长的发展历史中。然而，就货币的功能而言，国际货币提供了国际交易媒介、记账单位和价值存储的工具，因此国际货币体系成为将各国经济联系在一起的纽带。

　　当欧洲进入主权国家竞争的时代之后，以国家为经济单元的竞争自然会产生体现时代特征的货币思想，并对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建构过程产生影响。银行学派的托克指出，国际货币与国家货币存在着质的差异。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马克思与凯恩斯等人的认同。在他们看来，国家货币是劳动创造的价值“形式”，是在一个民族空间内的国家结算单位；而采取何种国际本位货币则是民族国家之间力量竞争的结果，体现了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是国家竞争的结果，而其运行则是国家竞争过程的延续。国内货币与国际货币的性质差异，不仅体现在货币和经济领域，更体现在两者对国际社会具有不同的政治影响上。与主要用于交易、以国家信用为担保的国内货币不同，在无政府的世界上，国际货币的确立往往表现为某一国家综合国力的强大。围绕国际货币体系形成的全球性币缘，更多体现了国家间的竞争，因而具有鲜明的国际政治特征。

　　在金德尔伯格看来，世界金融秩序是以等级形式演进的，一个霸权国家居于中心，主导权由一个国家过渡到另一个国家往往需要经过战争。战争即使不是重建中心的直接原因，也会加速一个经济体衰落和另一个经济体兴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全球本位货币相伴而生，新的本位货币的出现往往是世界性权力转移的标志。当白银成为世界本位货币的时候，不仅意味着各国普遍接受以白银作为交易媒介，还意味着亚洲环中国海的钱币共同体面临着解体。这意味着，拥有更多增量白银的西欧由此获得对亚洲的优势地位，世界力量的格局被白银本位的世界货币体系所颠覆。而数百年后，随着金本位货币体系对银本位的替代，英国开始全面主导欧洲。1944年以美元金汇兑制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诞生，象征着美国登上世界权力巅峰。国际货币体系中新本位货币的出现，意味着全球币缘政治新格局——一种围绕新货币体系形成的权力支配关系的出现。本位货币的改变与权力转移之间的连带现象，成为反复出现的历史规律。

　　在这一历史规律的背后，隐藏着世界本位货币和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秘密。这就是当本位货币成为国际货币之后，除了具有货币的一般属性即充当国际贸易媒介之外，还具有可以带来增殖的资本特性。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可以通过货币发行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在信用货币时代这一收益更为巨大。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或本位货币，自然会对其产生更大的货币需求，这不仅可以给该国带来更多的铸币税，还可以使该国通过调控汇率与利率、提供融资、控制流动性等方式实现本国货币的直接增殖。霸权国家货币与国际货币一体化的货币体系，具有资本体系的全球积累功能。国际货币的资本特征，是本位货币拥有国重要的财富和力量之源。

　　这种“全球货币—资本体系”不仅是全球资本增殖的主要来源，也是资本主义时代全球币缘的因由。资本在一国之内要获得增殖，需要占有劳动的剩余价值；而国际货币仅仅通过扩大流通和流动，就可以实现增殖，奥秘就在于它通过全球经济、政治制度的设计和暴力优势的保障可以占有边缘地带的“国家剩余价值”。这种通过国际货币的体系性占有，必然会引起国家间围绕国际货币体系主导权的激烈竞争。争夺货币领域主导权的博弈，与以往基于地理、贸易、资源的竞争从形态上看似有很大差异，但在本质上却具有相近的国际政治意涵——都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货币“无休止”的积累是国际政治权力的主要来源，也是国家利益的主要来源。因此，币缘渐渐成为左右全球经济、政治和安全事务的重要因素。

　　与以往重视地理扩张的传统帝国比较，美国是更注重资本扩张的帝国。传统帝国需要占领领土才能获得收益，作为资本帝国的美国，主要不是通过殖民地的领土来获取收益，而是通过金融工具保持美国资本安全地、有节律地在全球流动以产生收益。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世界进入国家主权信用的美元本位制时代。失去了黄金锚制约的美元体系，不仅是为世界各国贸易提供媒介的货币体系，更是攫取各国经济利益的霸权体系。为保障资本的全球运行，美国需要保持压倒其他国家的军事优势。这就把国家权力因素更直接地注入货币之中，使得币缘具有了更多权力政治的色彩。各国承认还是不承认美元是世界本位货币，对美元的使用程度、储备多少，这对美国来说是国脉所系的核心利益。对美元的态度，成为美国划分敌友的关键尺度。任何想独立于美元体系之外的国家，都会被美国视为异己；任何想摆脱美元霸权的国家，都可能遭到美国打压甚至是军事打击。就此意义，美元霸权也是一种强权。

　　与传统强权不同的是，币权不能完全依赖强制。作为当代的核心权力，币权是一种通过控制国际货币体系和流动性来影响世界经济运行和进行利益分配的权力。币权是金融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新权力，它通过国际货币体系及其塑造的全球秩序等级来决定由哪个国家、以什么方式来把持世界货币的发行、流通及与之相关的资本流动，决定世界财富与权力的分配。币权是币缘政治的核心。谁拥有币权，谁就可以按照需要创造货币、形成资本并通过它们占有其他国家的财富。要建立并维持币权不仅需要暴力，也需要产业、科技等其他力量的支撑，还需要有崇尚金钱的理念和让资本无障碍流动、金融自由化的制度保障，而最终结果取决于各国及各货币区间的博弈。

　　如今的国际货币体系和世界秩序，是保障全球资本环流的工具。美国优于他国的综合实力是美元体系的主权信用保障，这是美元成为当代世界本位货币的根基。握有国际货币体系控制权的美国可以长期保持贸易与财政的“双赤字”，向世界各国“透支”不仅是美国重要的力量来源，也是最大的国家福利。以大历史的视角看，资本的确在推动人类文明的进化——由奴隶主式的剥夺变成了剩余价值的占有。资本盈利方式的演进，避免了频频陷入传统帝国间鱼死网破的大战，却增加了彼此间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利益博弈。博弈各方展开激烈竞争，却也小心翼翼保护全球秩序的棋盘不被打翻，无论是“核恐怖平衡”，还是“金融恐怖平衡”，都划定了彼此博弈的边界——别打翻世界现有棋局，这不符合全球资本的利益。受金融资本支配的国家，具有把“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组合起来运用的综合能力，这是获取利益和声誉的基本技巧。

　　与美元纸币——国家信用货币——几乎同时出现的金融衍生品，是货币领域真正的“颠覆性创新”，它的出现开启了金融创世纪。最早的金融衍生品是利用浮动汇率进行投机操作的货币期货，继而更多衍生金融产品被金融机构创造出来。这些由金融机构创造、在金融市场上交易的金融产品，被视为超主权信用。信用是信任在经济领域的载体。这种既没有实物担保，也没有国家信用保障的超主权信用，实质上是金融资本的信用。其基础在于，金融资本通过控制金融主导型国家所得到的国家法律的背书，也在于金融主导型国家对世界经济运行和人们意识的控制。金融资本把金融自由化理念变成了宗教信念般的国家意识形态，把通过金融市场直接盈利的模式发展成为有国家制度保障的基本生产方式，半是诱导、半是迫使地让国家政府采取金融化的社会政策，并让人们相信这一政策和社会生产模式能够不断延续。

　　国家货币向国际货币、实物货币向信用货币、国家主权信用向金融资本信用的演变，不仅改变了货币，重塑了币缘，也再造了世界秩序。在当今世界，金融资本之间、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国家与金融资本之间、金融主导型国家与实体经济国家之间充斥着矛盾，构成了全球社会和国际政治的复杂图景。由区域化货币进程开启的币缘圈建设，已经开始改变美元体系一统世界的局面。洲域化的币缘圈正在形成兼顾多国利益、促进合作最大化的币缘新秩序。

　　如今，面对反复发作的全球性危机，人们开始抑制贪婪与恐惧的本能，试图建设金融管制和二十国集团（G20）等能够包容彼此的制度框架。在这一进程中，作为社会关系的币缘或许能够突破资本的壁垒，充当联结彼此利益的纽带。

　　世界体系中的币缘秩序

　　人类社会的秩序，是人们之间合作大于对抗的状态。国际社会的主体是国家，国际秩序就是不同国家通过制度性安排实现和平共处与有序运行。当今的国际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源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经历了伤亡巨大的“三十年战争”后，欧洲的各种力量被迫做出妥协，通过缔结和约摆脱战争。与以往和约不同的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对主权国家的认同，承认各国对其领土拥有主权，保证互不干涉内部事务。自此，主权原则成为欧洲人普遍接受的社会规范，主权秩序成为欧洲的国际秩序，以罗马教廷神权和哈布斯堡王朝王权支撑的传统欧洲被彻底瓦解。

　　以主权国家为基础单元形成的国际秩序，保护了欧洲各国的资本在国家壁垒下的原始积累，也推动了欧洲资本主义向全球的扩张。现代资本主义体系摧毁了美洲、非洲和亚洲的传统国际秩序，把原本属于欧洲的国际秩序带向了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主权国家平等为原则建立的联合国组织，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变成了一种全球性国际秩序，而同时建立的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仅限于国家主体的国际秩序发展成为容纳更多全球行为体的世界秩序。

　　以主权国家为行为主体的欧洲式国际秩序成为世界性秩序，从欧洲萌生的资本主义体系也就成了世界性体系。随着跨国公司、超主权基金和非政府组织（NGO）等新的行为主体加入世界经济和政治领域，世界秩序不再局限于国际领域，而开始向有利于资本全球性积累的全球秩序发展。资本的全球扩张，需要有能够囊括世界的体系作为其制度化保障和持续赢利的工具。从表面上看，主权国家之间关系的排他性来自国家地理空间的排他主权，而实质上当前国际关系中的排他性源自主权国家体系的资本特性。资本追求最大化赢利的目标决定着世界体系的建构，资本不断扩张的需求决定着世界秩序稳定与否。如今的世界秩序本质上是资本的秩序，是作为货币特殊形态的资本支配了全球社会的币缘秩序。资本的积累需要有秩序的保障，资本的最大化积累又需要危机来制造波动，这导致世界秩序随着疟原虫般变化的资本不断发热或打寒战，陷入治与乱的循环之中。

　　乔万尼·阿里吉以布罗代尔的“长周期”框架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作为分析框架，把具有500年历史的资本主义体系，划分成热那亚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和美国周期四个“体系积累周期”，每个周期都是超过百年的“漫长世纪”。阿里吉建立的周期性框架，用币缘的视角重新审读和重构了世界体系的历史。在他看来，主权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基本单元，其中的一些成为特定体系周期的代表性国家。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第一个周期是热那亚周期，其引领者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等伊比利亚半岛国家加上意大利城邦组成的综合体。它们建构了第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白银资本时代的世界秩序。这一秩序的主要特征就是保障欧洲对美洲的拓殖和战争的商业化，通过暴力掳掠的商业化制度，让世界财富——主要是美洲的贵金属——在两个世纪里不断流入意大利城邦和西班牙，它们再利用这些美洲贵金属与亚洲国家进行贸易，完成了欧洲资本的原始积累。

　　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从法律上确立了欧洲主权国家体制后，荷兰成为资本主义新周期的核心。荷兰秩序包括远程贸易、巨额融资、民族国家的观念以及保障国家主权的国际条约，还包括现代银行、证券交易所和股份制公司等重要经济创新。荷兰体系的关键，是通过白银的资本化过程将劫掠型的殖民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商业资本主义。

　　英国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第三个周期的代表性国家。英国向西班牙人特别是荷兰人学习了许多东西，但在最重要的领域创造并坚持了自己的特色——工业资本主义和金本位制。英国的成功，在于用机械化大工业模式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实现了效益递增，用金本位的英镑体系颠覆了欧陆的白银资本体系。

　　美国是资本主义第四个百年周期的引领国家。美国周期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于1944年建立了美元金汇兑制——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这实质上是间接式金本位，是向纸币化美元体系的过渡形态。到1971年美元摆脱了黄金之锚之后，美国的实体企业开始向海外转移，美国经济进入了“金融秋天”。根据以往的经验，在每一个周期“金融秋天”之后，都会经历一个动荡的危机之冬，其后是下一个体系周期的实业春天。所不同的是，美国周期的“金融秋天”似乎开启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终极危机”。

　　这意味着，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起，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将需要重建，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全球币缘秩序也面临着重构。

　　币缘政治：兼顾的艺术

　　建立世界秩序或许是人类最重大的问题，对此有许多思想家都在思考。颇有洞察力的亨廷顿看到了“文明冲突”，认为这是无法避免也难以解决的阻碍，因此他对建立统一的世界秩序抱有悲观态度。具有更多国际关系实务经验的基辛格既了解现实也洞察到了需要，他认为尽管“从来不曾存在一个真正的‘世界秩序’……而在当今世界，却需要有一个全球性的世界秩序”，他把建立新秩序的希望寄托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现代化上。

　　秩序的建立离不开强制的力量，但建立秩序的本意是要消除或抑制暴力。这就需要有价值观认同、政治智慧、外交艺术等多种要素的介入。作为“三十年战争”之后的妥协产物，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强权失效后的结果，是在战争中已经精疲力竭的欧洲各国被迫做出的政治妥协。它的核心理念是承认并接受世界的多样性，通过克制与均势建立秩序，力图通过一整套国际法律体系和组织结构来抑制世界的无序性。该体系的这些优势使之在世界上广为普及。然而，作为基督教文明的产物，它是一种维持资本主义核心区稳定发展的秩序。它允许并推动每个国家追求绝对主权和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处于强势的文明与国家往往选择对利益的寡占，因而制造出“中心—边缘”的鸿沟，难以兼容多元文明，无法兼顾各主权国家的共在与共生，即无法解决安全与发展问题。

　　欧盟的出现，是欧洲试图突破主权—民族国家框架的尝试，但也触及这一体系原则的边界，难以完全让渡的主权和异类文明的大量移民从内外两方面冲击这一体系的现代化进程，使其无法说服人们相信这就是未来世界秩序的蓝本。中国学者赵汀阳提出了“天下体系”的概念，试图用中国古人“以天下为天下”的政治智慧，来破解当今如何“以世界为世界”的难题。他的建议是，按照“天下无外”的原则把全球金融系统、全球技术系统和互联网变成世界共享共有共管的系统，通过世界的内部化建立起普遍秩序。

　　今天的我们与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一样，都面对着如何建立秩序的难题。正像康德当年所说，“秩序问题，尤其是国际秩序，乃是最困难的问题，也是人类社会需要解决的终极问题”。无论是孟德斯鸠的权力制衡、洛克的分权，还是崇尚理性的康德提出的“永久和平”理念，都忽视了一个问题——智慧的思想家并不能凭空发明世界的治理秩序。任何秩序的建立都离不开暴力或法律等强制因素，然而，任何秩序都不能仅靠暴力与法律。作为稳定而持续的规范，秩序的本质特征是以最低的强制和最大的认同让人们普遍承认与接受一套社会行为规范。要构建人类社会的普遍秩序，显然不能只是信赖理性和理念的自我约束，也不能仅仅依靠从外部施加的暴力和法律，而需要有适宜的手段来增强人们之间内生性的价值认同。

　　在人类社会中，能够广泛、长期促进交流、交往、交易的最有效工具，被历史反复验证的只有语言和货币。建立在语言基础上的对话，常常被陷入争端的人们寄予高度的期待。然而，对话固然可以在交流思想、缓和矛盾上发挥一定效果，却因受到宗教信仰等文明的制约，在建设共同秩序上很难取得持久的成效。

　　货币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至今人们还是更多地看到其经济作用，而对货币和币缘在建构秩序方面的重大功效远未充分认识。货币的重要不仅在于互通有无、促进分工，更在于由它所产生出来的信任关系——币缘。以相互信任为基础的币缘能够加深并扩展合作，成为人类共同体不断发展的重要纽带。柄谷行人提出的“赠予式”主权让渡，有可能阻断资本—民族—国家的链条，为创建“世界共和国”奠定基础，而币缘可以成为促进这类交换的中介。这是因为，人们进行交易的前提，是不同人群通过对劳动产品的价值认同，进而完成对各自劳动和彼此价值的认同。人们要使用货币进行交易，必须采取兼顾彼此、互利合作的态度，克制独占利益的意识与行动，由此增进相互认同，建立紧密的社会联系。而这种紧密联系，又在巩固人们之间的合作实践，扩大合作范围，深化合作程度，推动合作的规则化、法理化、习俗化，将国家发行货币的外在强制与内在的互惠功能和长期使用形成的习俗结合在一起，秩序便由此而生。货币与币缘，在人类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上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作为币缘在政治领域的体现，币缘政治在当代国际社会，表现为不同国家围绕世界货币体系形成的权力关系。其中充分展现了国际政治中博弈与合作并存的两重性。如果说，政治是妥协的艺术，那么币缘政治就是兼顾的艺术。兼顾彼此、兼顾博弈与合作是币缘政治的核心。如今的币缘政治之难就在于，如何抑制追求利益最大的资本，管控有强大的国家支持、试图独占权力与财富的金融资本。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前，分布在相邻地区的不同经济体以贵金属货币为纽带，结成了松散的经济共生体，彼此间保持着非支配性的广泛联系。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由货币演化产生的资本由于失去了社会制衡，就成为社会的支配力量，这一模式扩展成为制度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货币的资本化，使币缘带上了资本的属性，成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支配与被支配的等级式国际社会的关系。在这一体系中的各个国家，被整合成了保障资本实现持续积累的增殖体。增殖体是资本不断追求最大化利润的综合体系，它以国际关键货币为核心，通过全球资本自由流动对生产要素进行跨国整合，可产生比单个国家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剩余价值。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系统性增殖，可确保实现资本持续增殖的目标。以国际关键货币为核心的超国家增殖体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产物，是国内阶级关系扩展为国际政治等级的结果，具有排他性利益最大化的特性，是资本政治和秩序的体现。

　　随着资本矛盾的发展，分化出了私人资本与各种国家资本、共有和公有资本等多种类型和不同性质的资本，它们所追求的也不再是传统、唯一的增殖目标，而是杂糅了更多社会性功能的多样化目标。历史文化的差异，也会制约资本的生长进程。基督教典籍中的“马太效应”无疑是滋养赢者通吃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文化脐带，而老子“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道”，也肯定对中国选择共同富裕的路径产生影响。资本的多样化发展，产生了多样的币缘，导致了币缘政治的复杂博弈。尤其是当国家演变为国格化资本，不同国家负有为本国公众提供安全保障和富足生活的责任，而各国资本也要将国家生存作为自身追求的目标之一，否则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因此，资本竞争就演变为国家竞争，而国家竞争也是不同的国格化资本间的竞争。国家资本间的权力博弈，成为当代币缘政治的主要内容。世界的无政府状态使国际博弈趋向于零和，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可为走出当代国际政治领域的困境提供重要的启迪，而具有互利合作特性的币缘则可以为兼顾彼此的利益与声誉创造可能。币缘政治所追求的恰当目标，是在更高价值观下互有退让的合作。

　　今天，人们要想获得建构世界秩序的基础——把全球金融系统乃至全球技术系统变成世界共享、共有、共管的系统，就必须管控全球资本，使全球资本成为全球社会和各个国家所能控制和掌握的自觉之物，不能放任其本能而成为自在之物——由人的工具异化为社会的主宰。值得注意的是，资本秩序作为当代世界体系的秩序，它能够通过体系的力量获取每一个国家的剩余价值，因而任何单一国家都难以抵御其榨取。要改变这一局面，囿于地理边界的国家必须进行超主权合作。对全球资本的抑制和改造，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下无法在一国或数国之内实现，这一过程需要在世界范围渐次推进。从目前的实践看，至少要形成洲域范围的合作才有可能获得成功。因为，只有形成数个洲域社会性资本集团——币缘圈，才能形成抵御被全球资本剥夺的足够力量，具备与传统的独占式资本集团分庭抗礼的能力。当代洲域合作组织是地缘与币缘的融合，它可裂解全球资本体系，使新组织在与旧秩序的博弈中获得重要的规模优势。

　　要建立币缘秩序，必须通过多个国家与社会的合作，联合抑制货币尤其是资本不断积累的冲动，以文明去控制本能，学会兼顾彼此的思考，形成互惠合作的机制与制度。让不同文明、不同民族国家以及不同的社会主体，通过交往、交易实践培养价值认同，在不断实践中养成合作最大化的文化习俗，最终形成“天下无外”的人类共同体。

　　币缘圈之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主导建立了以美元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而斯大林不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定，引起美国对“苏联行为根源”的探究，最终导致了遏制政策的出台。为了避免被美元体系控制，苏联和部分东欧国家建立了以卢布为核心的经互会体系，这是当代币缘圈的早期雏形。卢布体系另立门户，对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重大的冲击，也是“二战”中两大盟国最终分道扬镳的主要因素。美元体系与卢布体系的对立，是世界一统于美元还是全球分治的矛盾。这虽然不是美苏冲突的全部，却是冷战的起因与核心。

　　早在20世纪50年代，“特里芬悖论”就已经揭示了美元体系的病根：美元无法同时扮演国家货币和世界货币的角色。将其转化成政治经济学的话语就是，希望从充当世界货币中获取更多利益的美元，注定会在损害他国利益的过程中丧失世界货币的地位。这不仅是美国的困境，也折射出主权国家体系在全球治理中的局限。

　　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欧元，原本是为了束缚德国。可欧元区的发展超出了人们最初的设计，欧元区内部贸易达到近70%，形成了由资源型国家、制造业国家和金融主导型国家合作组成的“币缘圈”。从经济角度看，所谓“币缘圈”就是围绕区域货币体系形成的更加高效的“资本增殖体”，一个相对独立于世界体系之外、不受全球核心货币支配的经济单元。从政治角度看，币缘圈是若干国家为维护自身利益、围绕统一货币体系形成的综合性区域共同体，是一个利益与共、命运与共的“共生体”，是在一定地域内围绕核心货币形成的具有一致利益和广泛认同的共同体。欧元作为新的有竞争力的世界货币，不仅是欧洲重返世界舞台中心的重要标志，而且也意味着它开始分享全球货币—资本体系的蛋糕。在全球外汇储备中，欧系货币占据了近1/3的份额，而美元体系占外汇储备和结算货币的份额开始历史性地下滑。具有欧洲所不具备的统一的政治、财政和强大军事力量的美国，可以不用担心欧元会在短期内取代美元成为世界的主导货币。但是，当美元体系成为美国国家收入的主要工具时，对美元利益的分享就是对美国国家核心利益的威胁。欧元的出现与存在本身就是美国的最大威胁。这种“存在即威胁”的模式，使欧美“表兄弟”表现出渐行渐远的长期趋势。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间“美国模式”和“莱茵模式”的争议，显然关系到由谁主导危机后世界的问题。当美国评估公司降低欧洲国家主权信用评级时，欧洲甚至立即采取了竞争性措施。争夺全球货币体系中更大的份额和主导权，是全球货币霸权国家与币缘圈之间矛盾的实质，也是导致目前世界诸多问题和冲突的新源头。

　　在当代，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单独摆脱被全球资本剥削与控制的困境。为此，一些试图突破资本全球罗网的国家通过抱团取暖的方式，组成了超国家的经济政治合作组织。从币缘政治的视角看，在一定地域内围绕一个超国家货币体系形成的具有共同利益和广泛认同的区域共同体就是币缘圈。币缘圈是地缘与币缘在当代结合的产物。考虑到时间因素对资本流动的决定性影响，具有熨平资本流量作用的币缘圈也是时空一体化的利益共同体。主权国家是人类社会特定历史阶段出现的利益主体，币缘圈作为围绕超国家货币体系形成的经济政治共同体，是向全球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超国家的空间形态，一种共生共在的社会体系。

　　建立币缘圈，是顺应传统全球货币体系难以为继的历史趋势——既然美元体系无法兼容大多数国家的利益，组成脱美元化的币缘圈，就是符合自身利益的理性选择。从世界格局变化的角度看，建立币缘圈还是一个精妙的战略，是一条消弭世界中心—边缘界限、填平南北鸿沟的可能路径。币缘圈的出现，是对货币霸权和跨国资本的反抗，也是对全球金融剥夺模式的一种成功解构。面对任何国家都难以单独抵御世界货币体系的压力，币缘圈可以通过合作的方式予以化解。消除了赢者通吃的威胁，就可避免国家之间乃至国格化资本间相互死磕的局面，不同资本间便具备了合作基础。币缘圈之间可以进行广泛的贸易与投资，形成“博弈式共生”的关系。

　　观察目前已经成形和趋于成形的币缘圈，可以发现币缘圈是金字塔式的三元结构。币缘圈的底部是提供各种初级资源商品的国家，中间部分是主要从事制造业的国家，顶端则是提供资本和金融服务的核心货币国家；而超国家的货币体系则是将这三类国家和超国家行为体连接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关键因素。在币缘圈内部，金融服务业占优的国家控制着货币和金融的主导权，负责满足整个体系对资本和流动性的需求，主要靠提供金融服务获得收益和其他利益；制造业国家主要靠从事物质生产，通过制成品贸易获得收益；而资源型国家则主要靠向制造业国家提供资源产品而生存。

　　从表面上看，币缘圈不过是一个缩小版的全球资本主义增殖体。所不同的是，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利润最终将流向金融主导型国家，成为其资本的增殖部分；作为体系的边缘地带，制造业国家和资源型国家只能勉强维持简单再生产或依附式发展，最终将沦为所谓“失败国家”。而币缘圈的基本原则是互利共赢而不是独占利益，由于币缘圈中的资本要受到区内国家的政治控制和社会性制约，其赢利将在币缘圈内部共享，如何分配利益将通过国家间平等协商和公平交易来解决。币缘圈是从增殖体向分享利益的共生体过渡的中介。就本质而言，币缘圈是一个共生体。币缘圈共生体和全球资本增殖体是两种不同的全球主体，币缘圈共生体具有空间性，承载着内部人口的福祉，需要实实在在的生产活动和物质产品来满足需求；而全球资本增殖体只有更多、更快赢利这样一个目标，它没有空间特性，也不用向人民负责，而只为资本服务，是只为实现资本持续增殖的体系。

　　在现实的中心—边缘结构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每一类国家的角色并不是单一的，金融主导型国家往往拥有高端制造业，甚至可以出口资源产品；制造业主导型国家也可以提供金融服务和进行境外投资；资源主导型国家常常与金融主导型国家结为经济和军事盟国，配合金融主导型国家操纵大宗商品市场，使资源具有了金融属性。跨国资本和相关机构更是变化多端，打通了从矿产品、农产品、制成品到金融衍生品的所有金融通道，而且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时连接并操控全球经济。与此不同，币缘圈内部虽然存在着垂直分工，却由于对资本形成国家政治和社会性制约，可以通过币缘联系重新组织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合理定价，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由于资源禀赋、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因素造成的不平等关系，改变了目前世界体系中以国家为单元的不同等级，逐步形成以洲域为范围、经济结构网络化分布的新型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币缘圈是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汪洋大海中的国家“互助组”与“合作社”，是边缘地带国家摆脱剥削、避免倾轧的重要保障，也是传统发达国家抵御货币霸权的组织化设计。

　　在币缘圈内部，经济的合作运行可以保持较大的规模效应，而较大规模的经济社会综合体，有利于保持在世界范围的竞争力。对于一个拥有近２００个主权国家的世界来说，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全球霸权的政治干预给主权国家带来了巨大压力，金融资本需要通过经济剥夺实现赢利的方式也使危机无法避免。币缘圈可以促进多国间非盟国式的安全合作，维护足以保障币缘圈秩序不被暴力因素破坏或轻易改变的安全。

　　实践证明，币缘圈内部能够以币缘为媒介进行利益的通约，创造互利共赢的机制，展现合作成果，巩固相互认同，结成共同体，可在很大程度上化解相邻区域不同层次国家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为摆脱全球危机与混乱提供可行的路径。从“他国即对手”的主权体系，难以一步跨越到“天下无外”的全球秩序，而币缘圈是从世界外部化走向内部化的历史过渡。币缘圈秩序是对目前世界的霸权秩序和盟国体系的改良性替代，币缘圈提供了一种比战争破坏小、比商议作用大的合作新方式，可促进合作最大化和冲突最小化世界的出现。就此意义，币缘可以充当通往未来全球秩序的中介，而形成区域性的币缘圈则是我们离未来秩序最近的一道台阶。

　　2015年中国提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这一举动与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带一路”构想和建设亚洲区域共同体的设想结合，展现出不同于欧元圈的一个新的币缘圈雏形。当中国提出的区域合作，在超越贸易领域开始向货币金融领域扩展的时候，无论中国如何解释，都会被美国视为对其核心利益的重大威胁。在以全球金融利益为立国之本的美国看来，任何导致货币金融体系分散化的举动，都对美国全球霸权地位构成严峻挑战，而这正是美国提出并坚持“重返亚太”战略的深层原因。

　　美国所要防范的战略风险，是要避免重演美国将英国取而代之的权力转移。对这一帝国式忧虑的好消息是，在美国之后将再没有一个能够控制全球的帝国；而坏消息是，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控制全球，包括今天的美国或明天的中国。国家永远无法成为世界，这不仅是由于局部总是小于整体的逻辑，也不止于主权国家所蕴含的排他性政治基因，更在于在全球时代任何单一国家都无法容纳世界的多元性。全球是全球人的全球，世界只能属于世界。

　　币缘战略之用

　　一国一货币——国家不只是空间概念，也是货币的载体。管子说：“币，握之则非有補于煖也，食之则非有補于饱也，先王以守财务，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中国古人早就知道货币是发展经济和治理国家的杠杆，而这杠杆必须操之于国家中枢。从白银资本时代开始，国家的货币主权日益被全球资本侵蚀；到全球金融化时代，国家已经成为资本的空间形态。边缘国家的主权和国家利益更是受到全球资本体系的严密控制和严酷盘剥。为了改变这一局面，边缘地带国家需要有战略设计，包括采取币缘圈战略。

　　币缘圈不是新国家，它是以区域货币为核心形成的区域合作组织，是区域国家间一种分享利益和共享权力的模式。币缘圈战略，是推进币缘圈形成与发展的路径设计。币缘圈战略不追求全球权力或全球利益，它的目标不是推出新的替代性全球权力体系，而是通过抱团合作的方式，顺势推进已难以延续的全球霸权体系走向可控而有序的裂解。霸权体系的裂解与败亡的结局尽管一样，但过程感受则大不相同。对世界性霸权来说，出现多个币缘圈并不是令人高兴的现象，却要比应对其他帝国的挑战更容易接受。

　　币缘圈的建立与普及，可以提供频密而持续的交易实践，推进并巩固互惠互利的国家伙伴。币缘圈会通过展现合作体系的长期收益，形成合作收益大于排他收益的事实，不断强化合作最优的新理性，以区域、国家、社会、技术等多重手段抑制全球资本追求最大化利润的本能，迫使资本进行改良以适应新的世界体系。在新的模式中，共同安全要比“霸权治下的和平”更让人们安心，共同发展也比“中心—边缘”的等级体制更使人愿意接受，多文明的兼容比单一基督教文明的普世理念更令人信服。这是生存方式的竞争——是共在合作模式与资本独占模式的竞争。

　　全球资本所派生的排他性最大化的秩序体系，难以与趋向于合作最大化的体系进行和平竞争。在以往生存模式的竞争中，暴力往往充当着最后的裁判者。而在“以己之不可胜而后求胜”的东方式谋略和币缘圈战略面前，使用传统暴力的强力打击只会增加离心力，加速传统体系的瓦解。更何况，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处于绝望中的恐怖主义已经显露出比发达国家有组织的暴力更强的秩序破坏力。对全球资本和霸权国家来说，接受帝国秩序如流水般逝去的现实，参与建构新的全球秩序，比面临充斥恐怖主义侵扰的无序世界要更好。

　　抱团取暖的币缘圈战略，看起来并不高尚甚至有些锱铢必较的低俗，却有实践理性和实际功效。它可以避免传统权力转移过程中硬碰硬的对抗，有利于防止传统体系瓦解中的世界陷入无序的混乱状态。作为具有兼容性的币缘体系，承认存在着不同的利益主体，鼓励不同主体间的交流与交易。它让新兴国家和地区能够和平崛起，也给发达国家在世界舞台特别是金融货币领域里保留着前排位置。就本质而言，币缘战略是通过交易与合作的实践达成互利的方式，因而可以成为建构多元世界的工具。

　　对于深陷危机的人们来说，现实的追求不应是理想的结局，而是大家都可以承受的结果。在拥有毁灭世界能力的核时代，人们需要改变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心态，在社会分层的99%与1%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学会共存共赢的艺术，建立能够兼容所有文明和所有人利益的秩序。在这方面，蕴含着交易与合作理性的币缘，或许可以发挥一些作用。币缘的道与用，皆在于此。

　　第二节 借鉴与论述

　　由于币缘是一个原创性概念，因而很难找到现成的论述和理论作为研究的起点。然而，人们对货币及其对社会影响的研究，在国际关系、地缘政治、世界体系、金融化等方面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许多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对币缘的探索与思考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货币史的启迪

　　货币有悠久的历史，人们研究货币也有很长的历史。中国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记录前朝历史的史学传统；自汉代班固撰《食货志》起，历代均以“食货志”为名，记载前朝的财政经济活动。《食货志》留下了中国历代经济发展和国家经济政策的大量史料，是中国几千年的理财通鉴。若以当代经济学研究的规范衡量，历代《食货志》固然存在许多不足，但它却是人类文明史上唯一的一部记载了上溯黄帝、下迄清末，数千年一贯的财政经济史著。其中许多关于货币的记载和论述，为币缘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重要史料。

　　中国古代有许多政治家和学者对货币高度重视，他们对货币的发行、管理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就货币对人的行为以及对人际关系的相互影响也有深刻洞察，留下了如《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桓宽的《盐铁论》及南朝齐梁间的《刘氏钱志》、南宋洪遵的《泉志》等典籍文章。由《四库全书》收录的明代胡我琨所著的《钱通》，更从货币起源、货币制度、货币铸造、货币流通、货币人才、社会行为、官员操守、崇尚节俭、分财布利、劝世济民、抑制弊端、货币文化等方面系统地考察了货币，可谓是中国古代货币研究的集大成者。

　　当代学者彭信威开拓了中国钱币学的新局面，他的《中国货币史》是关于中国货币历史的经典著作。彭著从中国货币历史出发，突破了历代货币研究重钱制的窠臼，认真研究了钱币对人民生活和国家经济、政治的影响，尤其重视货币流通过程和涉及的各方面问题，对研究币缘在中国的起源、发展、变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和思想启迪。叶世昌等先生的《中国金融通史》，系统地阐释了中国从古至今的金融活动，提供了货币历史的另一个侧面。侯家驹先生的《中国经济史》，全汉昇先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李剑农先生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稿》及傅筑夫、赵俐生先生的著作，把货币放到了更为广阔的历史平台之上，使我们可以把货币、币缘与整个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和探索。中国学者郑也夫从社会学角度论述了货币与信任的关系，阐释了人类创造的第一次抽象的“系统信任”——货币体系对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维系具有的重要价值。对中国古代经济历史和货币史，日本学者加藤繁、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不少能够启人思考的重要成果。

　　中国的货币历史悠久而丰富，有巨大的人文价值和现实意义，尤其在世界受困于金融危机的今天，对中国货币历史的研究，可以使人们认识到过于崇尚金融工具最终会导向金融灾难的历史规律；还可以增强人们对中国文化的自信，提高文化继承与创新的自觉。为此，我们应该感谢从诸子百家到历代学者所提供的文献，特别要对历代的《食货志》作者表示深深的敬意。

　　货币与币缘都是社会的产物。这意味着，研究币缘一定要了解社会发展史，最直接的当然是货币史。在世界货币史，特别是欧洲货币史的大量著作中，金德尔伯格的《西欧金融史》提供了战争、货币大事、银行业里程碑、金融事件等四个可以相互对照的年表。金德尔伯格将这四者联系起来研究的做法，提供了研究货币历史的新方法。大卫·格雷伯的《债》和富田俊基的《国债的历史》，重新思考了市场、货币和债务的本质，揭示了凝结在利率中的过去与未来。巴里·艾肯格林的著作《资本全球化——国际货币体系史》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把货币当作一个国际体系进行研究。对目前主导世界经济秩序的美元体系，迈克尔·赫德森有深入的研究，他的著作《金融帝国》《全球分裂》和彼得·高恩的《华盛顿的全球赌博》以及弗朗西斯·加文的《黄金、美元与权力》等书都详尽阐释了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运行方式。

　　在研究货币和货币对社会影响的精神成果中，最重要的经典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除了人们相对熟悉的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关于商品、货币、剩余价值、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积累过程等篇论述之外，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中，关于资本形态的变化及其循环、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各篇，对资本的研究显然更深入一步。尤其是在阐述“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的第三卷中，关于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利润率下降的规律、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转化为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生息资本以及各种收入及其源泉等篇，对资本主义危机形成的机制、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化的趋势，以及货币资本通过对投资部门的控制改变收入分配结构的揭示，充分展示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惊人洞察力。在这方面，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和向松祚的《新资本论》同样值得研读。

　　世界体系的思想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是法国年鉴学派代表布罗代尔的扛鼎之作。该书以独特视角，对400年的资本主义历史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绘和百科全书般的诠释。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系统阐述了500年来世界历史的进程，在将资本主义体系完整呈现的同时，建构了世界体系的理论框架。他们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体性研究，为观察和思考币缘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养料。

　　从我的写作而言，最有启发性的思想来自贡德·弗兰克（Gunder Frank）、乔万尼·阿里吉等人的研究成果。在贡德·弗兰克看来，过去和现在都有一个全球经济。因此，他一直用一种“全球学的”视野来颠覆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说和社会理论。他所提供的全球视野，使人们得以重新理解“西方的兴起”、“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的霸权”、“大国的兴衰”等宏观问题。他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通过详尽并有说服力的论述告诉人们，欧洲如何靠美洲得来的白银资本从东亚手中取得全球经济主导权。在我看来，这是一部精彩的币缘前史，它所揭示的曾在近代历史上发生过的货币权力转移历程，对理解今天的世界格局及其变化具有极大的价值。其主编的《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致力于冲破欧洲中心史观，还原真实的世界历史。

　　《漫长的20世纪》是乔万尼·阿里吉的重要著作，作者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整体观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四个资本主义体系积累周期：长达220年的热那亚/西班牙周期、跨度180年的荷兰周期、长达130年的英国周期，以及漫长的20世纪——跨度已逾100年的美国周期。各有特点的不同周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是由物质扩张和金融扩张两个不同的阶段组成。金融化是每个周期的“金融秋天”，当这个危机信号出现后，危及这个体系的终极危机就将到来。当前一个体系开始衰落时，后一个体系的“实业春天”正在到来。在两个积累体系交接的时期，处于不同阶段的国家之间会展开激烈的竞争，从而引发世界性的动荡。通过对几个资本主义体系交接过程的分析，他揭示出资本主义积累体系权力转移的规律。在其另一部重要著作《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中，他对美国体系的“金融秋天”进行了详尽分析。在2009年接受大卫·哈维采访时，他更指出美国体系实际上已经进入了金融集权的“终极危机”。在阿里吉看来，这场危机实际上是现代世界的历史社会体系的重大危机，他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一书中预见到，这是自从漫长的16世纪以来就存在的现代世界体系走向终结的标志。

　　贡德·弗兰克与乔万尼·阿里吉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500年资本主义历史社会体系从哪里来、向哪里去的全景图，为从全球角度研究历史，包括币缘的历史提供了宏观框架和长期尺度。萨米尔·阿明的《世界规模的积累》、滨下武志的《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许倬云的《现代文明的成坏》和韩毓海的《五百年来谁著史》，从非洲和亚洲的视角观察和诠释了500年的世界历史。赵汀阳的《天下体系：世界制度的哲学导论》和《天下的当代性》，在当代语境下提出了“天下体系”的概念，试图推荐一种世界制度，避免“异质国家”的文明冲突并发展出“普遍的合作”。在他看来，为克服世界无政府状态所导致的各种灾难，必须寻求非排他的各种关系，才能最终创造出合作最大化的世界。上述这些著作既是对世界体系理论开创者的响应，也加入了埃及、日本、中国等国学者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独到体验与认识，启发了我对币缘的思考。

　　柄谷行人所著《世界史的构造》，把交换样式置于生产方式等同的地位，通过交换样式的角度来认识世界体系的历史，更试图以互酬式交换为超越资本—民族—国家的全球秩序寻求路径。尽管我是在完成本书初稿之后才读到《世界史的构造》一书，然而柄谷行人的见解，对我论述币缘在世界体系中的作用给予了重要的启示。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历史，忽略了从“交换样式”角度认识世界史。而马克思的《资本论》，主要是从商品交换角度来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实际上，生产与交换是紧密联系的经济过程，社会化大生产与交换存在着相互作用。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上，生产工具的创新固然会开启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决定着交换样式的交换工具同样重要。当基本交换工具——货币发生改变时，交换样式必然随之改变，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也将改变。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历史上，每一次货币形态的改变，不仅改变了交换样式，也颠覆了世界格局。这是因为，货币是交换的基础工具，它的改变会颠覆立于其上的秩序，谁控制着新的货币工具，谁就掌握了重建秩序的主导权。值得注意的是，在每一次大变局中，从货币中衍生出来的币缘对秩序的重建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传统旧秩序被打破之后，人们可以通过彼此间的交换来重拾信任。用于交换的货币因而兼具了建立信任的社会功能，而基于货币体系生成的币缘也在重建人类社会的信任与合作。作为人类社会中一种趋向合作的互惠关系，币缘具有扬弃传统共同体框架的作用，因而可以为从世界旧体系通往全球新秩序提供一条可行的路径。

　　对虚拟资本主义的探索

　　当今的世界正在高度金融化。爱泼斯坦对金融化的定义是，“金融化是指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业精英和金融机构等因素在国内、国际经济运行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的过程”。保罗·斯威齐把“资本积累的金融化”作为世界经济的三大趋势之一，认为金融化是资本主义经济重心从生产到金融的长期转向过程。它具体表现在5个方面：利润率比重提高，债务与GDP之比增加，金融业在国民收入中占比增加，出现各种金融工具，金融泡沫影响增加。弗朗索瓦·沙奈等7位金融专家和教授共同完成了一部研究金融化的专著《金融全球化》，他们的理论出发点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而认识基础却是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全球化的实践。来自实践者的体验值得重视，三菱证券首席策略师高田创等人所著《金融社会主义》，在批判自由化金融市场的同时，提出混合型金融体系和中介式金融的设想。毫无疑问，金融化不是仅限于经济领域，大卫·科茨在《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一文中指出，金融化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互动。更加重要的是，金融化已经对各国政治及国际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世界进入“金融帝国主义新阶段”时，世界权力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苏珊·斯特兰奇所著的《权力流散：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与非国家权威》一书，对这一点有很精辟的论述。

　　可喜的是，中国学者对世界经济的格局变化也有自己的理论创新。王建对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经济格局变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写作了大量文章并出版了专著《货币霸权战争：虚拟资本主义世界大变局》。他对世界资本主义新阶段和货币体制危机的认识在当代应属独步一时。中国战略思想库的《蜕变与抉择》，记载了思想库同仁对此问题的多次讨论成果。王小强的专著《投机赌博新经济》及其他在《香港传真》上发表的系列文章，将中国小农市场经济和欧洲中世纪庄园经济进行对比研究，揭示了中欧大相径庭的经济道路和货币文化。这些理论探索，体现了中国学者在当代世界重大问题上的深刻认识。

　　思想的变革总是在非主流的边缘地带发生，非正统经济学家或经济史家的见解往往更有冲击力，譬如尼尔·弗格森的《金钱关系》和《货币崛起》以及恩道尔先生的《金融海啸》等相关著作，挖掘出了历史故事背后的金融线索，揭示了现代社会中金钱与权力的关系，告诉人们货币与金融如何影响了国际政治和世界历史。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创立者利奥·梅拉梅德的回忆录《逃向期货》，不仅提供了金融创新初期的大量信息，也为浸润了过多故纸气而显得暗淡的货币理论抹上了生命的绿色。

　　对战争与国际政治的研究成果

　　世界秩序的建立，包括世界货币体系的构建，都深受战争与国际政治实践的影响。查尔斯·蒂利的《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一书，揭示了欧洲国家与强制、资本三者之间存在的长期互动关系——战争促成国家，而国家又导致战争，资本既是国家发起战争的条件和强制力的基础，又是它们所追逐的目标。无论是雇佣军、常备军还是战争的工业化，都离不开资本的注入。富勒的《西洋世界军事史》，揭示出战争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联。波兰尼的《大转型》把19世纪的欧洲描述为霸权均势的“百年和平”，认为国际金融与和平天生契合。然而，也有学者发现，在19世纪欧洲和欧洲之外的世界爆发了80多场战争，这又说明金融资本与战争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对中国和处于资本主义边缘地带国家的人民来说，那100年的确是灾难深重、战乱频仍的100年。当我们从不同角度去观察历史，就会发现金融资本用左、右两只手分别托举着战争与和平两种工具，选择在什么地方、使用哪种手段的秘密，就在于判断哪种方式可以带来更大的收益。可悲的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的国家只能被动接受战争或和平。

　　直到今天，世界货币体系与军事力量也有着直接联系，没有美国独一无二的军事力量就没有当代的美元霸权。所以，研究币缘不仅需要研究战争史，还应该跟踪世界军事变革。斯蒂格利茨写作《三万亿美元的战争》，固然是为了通过计算伊拉克战争费用指出暴力成本在当代暴增的事实，但他更关切的是，“在现实世界中，打酱油的钱可以用来买醋：弥补美国巨额赤字的贷款可以轻易地转化为战争费用”。斯蒂格利茨实际上在重复戴高乐的担心——在货币领域拥有“过分特权”的美国，可以通过印票子或向他国发债来进行战争，因而成为一个危险的好战国家。显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从不同角度都意识到战争在全球化背景下呈现出的币缘特征。争夺国际资本的战争与争夺市场和资源产地的战争不同，从越南战争后开始的当代军事变革，不仅是武器技术的革命，更是军事思想的革命，而这一革命的基础是人类生存方式从民族国家为主体，正逐渐向全球化生存转型；或者说由主权国家作为资本增殖容器的生存方式，正在被全球资本的世界体系式增殖的生存方式所替代。不论是美国军队的指导文件《由海向陆》还是《全球感知、全球力量、全球到达》，抑或是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转型的世界》，都体现了对这一趋势的认同与因应。

　　在全球化的世界上，货币与金融体系是维持世界秩序的重要工具。对此，许多国际政治学家都给予了高度认同。保罗·肯尼迪认为，经济变革是政治变革的首要动因。这一判断可以简化为——金钱在推动世界。亨廷顿从文明冲突的角度观察发现，西方文明之所以控制着世界，是因为西方掌握着包括“拥有和操纵着国际金融系统”、“控制着所有的硬通货”和“主宰着国际资本市场”等具有关键意义的战略要点。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更直接地指出，“人们还必须把全球性的专门组织网，特别是‘国际’金融机构，看作美国体系的一部分，”这是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的左右。这实际上就是美国霸权的秘密。《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和《全球政治经济学》是罗伯特·吉尔平的代表作，书中专章分析了货币金融体系如何由各国分立，到形成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再到国际货币和国际金融相结合，从而影响国家内部乃至世界经济政治的过程。罗伯特·吉尔平很清楚地勾勒了币缘如何影响国际政治的轨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建构了统一的金融货币市场，推动了跨国资本流动和购并，导致了产业转移，削弱了国家执行充分就业政策的能力，导致国内政治矛盾增加和舆论分歧。大国对国际货币体系运行进行政治协商，虽然缓和了部分矛盾却因根本利益难以协调，爆发矛盾导致冲突，最终分道扬镳。欧元区的建立和发展过程，就是这条轨迹的现实版。

　　因地缘政治学说曾被纳粹德国所看重，西方主流国际政治学者们对其感到厌恶。尽管如此，却无法改变地缘政治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也不会削弱麦金德、马汉、斯皮克曼、布热津斯基等人在国际政治思想领域的贡献。我在本书写作中得益于《历史的地理枢纽》、《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海权对历史的影响》、《边缘地带论》、《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地理大复仇》等著作颇多。它们促使我将地缘与币缘联系起来观察思考，发现两者间时时交织并深度融合的历史轨迹——没有热那亚城邦的资本支持，伊比利亚人的海洋探险就无从发起或难以为继；而没有“大航海”就不会有来自美洲的“白银巨流”，欧洲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便会困难重重，即便不夭折也难以向全球迅速扩张。无论在历史还是现实中，任何单一因素都难以独力推进历史的进程。我们所要做的是，发现新要素，并将其与其他要素更好地组合起来，达到整体效能大于个体相加之和的目标。

　　整体观和问题意识

　　币缘的研究借鉴了法国年鉴派“整体史”的方法，即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融合为一体进行研究。如果仅从经济角度研究货币，会落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陷阱。只有从社会广泛联系的角度看货币，才能理解币缘的要义。不仅如此，研究币缘还应有基于世界的整体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研究世界体系的时候，建议“把问题放到一个更大的学术网络中去研究”。依据这个方法，在研究国家层次问题的时候要胸怀全球。这是因为在已然全球化的现实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之间高度关联、相互融合，同时也在激烈竞争。显然，原本建立在一国一通货基础上的币缘，因全球金融活动的兴起和世界货币的诞生，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现象。因此，在研究币缘问题的时候，不仅需要一种包容社会各个领域的视角，还需要有放眼世界的胸怀，这样才能拥有更宏大、更精巧的整体观。

　　相比于一般社会科学，生物学研究往往更需要整体性的思维框架。马克思曾指出，经济生活呈现的现象与物理学定理不同，却和生物学发展史颇为相似。林恩·马古利斯和多里昂·萨根所著《我是谁》一书，对生命故事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并提出了“共生体”、“自创生”、“共生合并”等极富启发的新概念。在他们看来，“地球上的生命并不是一个天生的等级体系，而是经过组合、相互作用、再组合这样的自身增效作用而产生的一个突现共生体”。书中引述了乔治斯·巴塔伊的判断：传统人类社会的经济体系概念存在着根本错误，把本属于太阳的生物圈划归了人类，因而没有认识到“太阳产生了食物、纤维、煤、石油、富含碳和能量的矿藏，这些不仅是活蹦乱跳的生物的生存基础，也是国家工业、技术和资源的基础”。现代经济体系，严格说来，是取代了崇尚天人合一模式后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直接导致了人类对生物圈的过度开发和索取，也把处于统一生物圈内必须休戚与共的人类，按照对财富的占有情况，分裂为大大小小的利益共同体。

　　运用“太阳经济体”和生物圈的整体思维，很容易发现今天大行其道的全球化思维其实既单薄又局狭。山崎养世所著《太阳经济》、杰森·摩尔的《地球的转型》等著作已经提出了超越现代经济模式的构想。黑川纪章的《新共生思想》提出把人类与自然的共生作为生存的哲学。作为具有全球政治经济色彩的币缘理论，要想获得旷达的视野和新感悟，一个主要的方法就是借重不同领域的新思想来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窠臼。实际上，币缘圈概念就受到现代生物学的“共生体”思想的启发，而币缘圈的形成机制与生物界“共生合并”的过程十分相似，“独立只是一种政治上的、而非科学上的概念”。毕竟，人类是一种高等生物，其行为总会有生物学的根基。达尔文“生存竞争”的概念，曾经启发过人类对自身进化和社会组织的认识；现代生物学的“共生”理念，更可成为解决今天世界难题的他山之石。

　　李未院士在《数理逻辑：基本原理与形式演算》一书中指出：“通过归纳提出命题，建立公理系统，对命题进行逻辑分析，检查逻辑推论与观测数据的一致性，以及根据反驳进行修正等活动循环往复，交互作用，形成理论的进化过程。”从科学发现的角度说，币缘理论就是一种猜想，它所提供的超出原有理论框架的新认识，需要经得起逻辑的检验和事实的反驳。

　　进行币缘政治的研究，需要跟踪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与变化。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也受到“问题意识”的影响。我的朋友和同事张文木教授，一贯主张战略研究的“问题意识”，主张研究随着问题走，再以事及理，实事求是。在这方面我们的看法高度一致。问题意识与实事求是的思想相通，在全球不断爆发金融危机、现行国际秩序不断受到冲击时，提出并研究币缘问题，体现了不回避问题、从“实事”中求“是”的精神。

　　“中介”对币缘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这是因为货币本身就是交换的中介，随之而来的币缘在社会关系中同样有居间联系和调和的作用。在币缘演进为全球现象的当代，币缘与世界货币体系的联系使其具备在国家间进行利益交换的中介功能。黑格尔提出，作为事物的联系、转化、发展的环节，中介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在马克思看来，所谓中介就是处于矛盾运动过程之中的双方转化的桥梁、纽带和媒介，一切差异需要在中间阶段融合，而对立将通过中间环节过渡。列宁、卡卢奇等思想家同样看重“中介”概念，并对其做了大量阐释。对币缘理论来说，中介概念不仅具有认识论的意义，还提供方法论的指引。在国家林立、冲突尖锐的世界，要形成有约束力的秩序体系，不可能排除暴力的作用。然而，从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多场当代战争的结局看，即使拥有最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也不可能单靠暴力解决问题。要建立彼此可接受的秩序，需要努力寻求联系对立国家的中间环节和调节国家利益冲突的居间机制。

　　我们可以运用币缘所具有的中介特性，增加人们处理国际事务时除了谈判与战争的新手段。把中介机制和中介模式添加到国际政治的工具箱里，在“谈”与“打”两个极端之间增加交易的选项。在旧秩序转向新体系的过程中，虽然不能完全避免暴力，币缘却可以为减少暴力提供思想工具和新的可能，给人们在解决经济、政治争端甚至是国家主权争端时提供新选项。

　　论述的框架

　　币缘是观察世界的一个视角，也可以成为解释世界的一种框架。币缘是在全球化成为世界体系的特征、各国各领域之间边界模糊、国家作为经济—金融生物的行为特征凸显的时代解释世界的框架。需要指出的是，世界本身并不会因为解释框架的变化而改变，所能改变的只是我们认识世界的角度和方法。

　　本书的关注和论述的重点并不是货币，甚至也不是人群之间一般的金钱关系。本书关切的是国家之间的货币联系，亦即币缘对国家、国际政治、世界体系和全球秩序的影响。其重点是揭示币缘——这种久已存在却被人所忽略的关系——如何获得改变世界格局的力量，进而演变成全球权力的新枢纽。

　　本书按以下框架展开论述：第一章概论，是对币缘历史和概念体系及既往相关研究进行梳理。第二章是对币缘要素组的论述。币缘是由货币产生的一种社会关系，是构成整个社会系统的要素，而币缘本身又是由许多低一层级的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本书采取分组的方式对币缘要素进行论述，是为了让人们不仅看到组成币缘的要素，也要认识到这些要素中存在普遍的关联和相互作用，在分析与综合的结合中认识币缘。论述中所列举的币缘要素组，不是为突出某些要素的特定关联，而是通过展现不同要素间的实际互动，让人们体察和理解币缘活动是复杂的社会运动过程。

　　第三、四章，主要是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币缘演进历史进行回顾与剖析，论述世界货币的起源、发展及全球币缘的形成与演进，涉及西班牙帝国、荷兰王国、大英帝国和美国的兴起，也谈及了伊斯兰世界和中国的衰落。这两章阐述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从兴起到陷入危机的历史，展现币缘演化的周期规律和整体景象。

　　第五、六、七章，主要是围绕金融全球化时代的币缘政治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提出了对未来世界体系的思考与展望。在全书最后部分，是几点结论。

　　对币缘的研究和写作，不仅需要对币缘的史实与规律做深入探索，也需要对币缘演化过程和发展趋势进行学理性的阐述。因此，本书的写作采取了史论交织的手法，这可能会让读者感到头绪纷杂。为此，本书留下上千条引文出处和注释，方便有兴趣的读者用来检索。在《币缘论》写作过程中，除了学理性的追求之外，我更注重其应具实践性品格，希望本书能够对未来全球体系的建构有所助益。 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