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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币缘圈和洲域共同体

　　一个市场，一种货币。

　　——欧共体执委会

　　以地理学的定义，区域是按照确定指标划分界线、内部具有一定共性的地区。这样的区域不是人为划定或自然出现的客体，而是一个知识概念，一个供思考的实体。区域的界定要基于指标，有什么样的指标，就有什么样的区域。国家就是基于一套国际法指标确定的空间区域。由于在国家之上就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作为人类共同体的一种组织形态——主权国家无论大小，在国际法的框架下均可被视为最大的区域。

　　欧洲人确立的主权民族国家体系，却又被欧洲人最早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建立了具有国际法意义的欧洲共同体，试图把整个欧洲纳入到统一的经济、政治和安全体系之中。欧洲这一制度性的创新，不仅具有地区性意义，还具有全球性价值——创立了超越主权国家之上的洲域共同体。

　　洲域共同体的建立，需要通过国家让渡主权才能推进，而建立区域货币体系是深化和巩固主权让渡的条件。因此，洲域共同体与币缘圈成为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组织框架。

　　第一节 超越主权框架的欧共体

　　公元843年，查理曼大帝的三个孙子签订了《凡尔登条约》，把法兰克王国一分为三。这导致欧洲大陆分割千年，使得欧洲在进入现代历史的时候，就带着对其未来成长具有致命性的缺陷。

　　近代欧洲的法典

　　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欧洲现代历史上意义重大的转向，它使破碎如马赛克镶嵌画般的欧洲，大致固化成为30多个国家。让原本不适宜资本积累的欧洲，变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沃土。

　　从资本的角度看，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有利于民族资本成长的一次所有权划分。与以往战争和约相比，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主要功效不在于根据胜负重新划分领土，而在于确定了主权独立国家的原则：每个国家都是在一定地域内享有完全权力的实体，无论大小一律平等，相互间不得干涉他国的内政。此原则为欧洲出现超越王权、亦消弭神权的主权国家奠定了基础。主权平等、具有明晰产权边界的国家，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规模的统一市场。它比破碎的领主、城堡的市场规模大，又排除了神圣罗马帝国在经济上强制剥夺、在宗教事务上横加干涉的政治强权，为资本在尼德兰地区和欧洲其他任何地方实现可持续的积累提供了上佳的空间。正是资本需要积累的内在需求，推动尼德兰联合省闹了80年独立、打了三十年战争，在战死了1/4的人口之后，缔造了主权独立的荷兰，使荷兰成为商业资本主义的领头羊。

　　由史可见，主权不产生于神谕，并不具有神圣性，它是由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赋予的一种法权。主权是历史的产物，也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当和约签订各方赋予和约具有国际法的地位时，主权就成为一种由国际法赋予的权力。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确立的主权原则，就成为保障资本主义在欧洲国家中孕育发展的新秩序。随着欧洲势力的全球扩张，它也成为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的基本原则。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缔造的秩序，不是靠一个力压众国的强国来主导的秩序，而是通过建立均势来维系的国际秩序。这个以多样性作为起点的体系，可以包容欧洲各国不同文化、政治、宗教和政策。然而，这也种下了冲突的种子。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者们看来，欧洲权力的平衡必须建立在瑞典和法国保持优势的前提之下，因为这样才能保持与西班牙帝国的均势。经历了一场筋疲力尽的战争之后，西班牙接受了停战，却无法接受由瑞典和法国主导的欧洲秩序。只要缓过劲来，西班牙一定会努力打破这一力量的均势。实际上，试图挑战这一均势的不只是某一个国家。在霍布斯式的世界上，力量的均势总会不断被打破。从静力学原理设计出的国际秩序框架，难以避免冲突的爆发。

　　主权国家自问世起，就陷入了排他性困境——以追求自身力量、财富和繁荣为目标的各个国家，难以摆脱主权至上和与他国共存的悖论。因此，一旦各国的发展出现不平衡的情况，将导致欧洲的总体失衡，就会爆发争夺主导权的战争。即使在法国革命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后，仍然没有摆脱这一困境。以公民、民族和国家联合而成的单一政治实体，虽然解决了民族与地域统一的问题，却并没有解决与其他民族—国家的利益冲突。历史事实印证了这一点，从1648年确立主权国家体系，到1945年的300年时间里，欧洲始终处于时断时续的战争状态之中；即使在被誉为“百年和平”的维多利亚时代，欧洲各国之间也发生过大大小小31次战争或武装干预，平均三年就要打一仗。

　　从让渡主权开始的欧共体

　　资本是现代战争之母。导致欧洲数百年战争历史的原因除了地缘政治的因素之外，还在于资本的存在与扩张。资本的存在为战争提供了资源，资本的扩张为战争提供了目标。欧洲是资本主义体系扩张最大的受益者，也是最大的受害者。

　　在资本扩张的早期，欧洲国家尚可通过转移部分资本全球化的超额收益，推进本国工人阶级的中产化进程；到帝国主义时代，欧洲国家却因无法获得外部超额收益只能转向彼此竞争，因而付出了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惨重代价。工业化战争以其巨大的破坏力，导致欧洲数千万人死亡和大量物质财富的毁灭，其惨状就像丘吉尔在一次演讲中所说的那样：“欧洲是什么？是瓦砾堆，是藏骸所，是罪恶与仇恨的滋生地。”建设一个能够避免战争再次爆发的欧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有欧洲人的共同愿望。

　　欧共体诞生于对战争忧患的远见，而这远见，最早出自荷兰人格劳修斯的思想：真正的和平出自有组织的合作。欧洲内部边界清晰的破碎政治板块格局，一方面刺激了各国间的竞争，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向海外的扩张；另一方面，也使欧洲总是陷入兄弟阋于墙的尴尬，令资本在欧洲大陆难以完成大范围的空间固化，无法形成可与英美等海外资本强国竞争的实力。可以说，统一欧洲是近现代几乎所有欧洲贤哲或枭雄拂之不去的梦。

　　在19世纪，欧洲大陆就出现过各种形式的关税同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也出现过欧洲统一的言论和行动。1926年，法、德、卢、比和萨尔自治区签订了《钢铁条约》，用来规范钢铁生产。以至于英国外交大臣承认，蔓延整个大陆的“泛欧观念”让他大吃一惊。这说明，欧洲统一的思想和行动由来已久。其原因在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欧洲国家的经济政治框架已经无法适应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的全球竞争，只有建立统一的大欧洲才是其维持世界地位的唯一出路，为此欧洲国家尝试过包括战争在内的各种路径。

　　“二战”之后，欧洲的战胜国汲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没有再对德国等战败国进行逼债，而是开始了弥合民族国家矛盾的努力。1948年在海牙召开了“欧洲大会”，建立了“欧洲运动”联络会。虽然会议上大都是空泛之论，但毕竟开启了欧洲联合的讨论。法国人让·莫内提出，欧洲应该建立一个欧洲议会、一个统一的司法体系、无关税的市场、无国界旅行甚至是共同货币。1950年莫内和他的朋友法国外长舒曼的共同设计推出了欧洲六国“煤钢共同体”的方案，这是欧洲人走出“有组织合作”至关重要的第一步。而决定走出这一步的关键在于，欧洲人放弃了自己创造的主权神圣的理念。欧洲人意识到昔日时尚的主权“外套”，已经成为禁锢欧洲发展的“紧身衣”，甚至威胁到欧洲的整体生存。为了建设统一的欧洲，他们放弃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不承认任何高于主权国家权威的传统，扬弃了让·博丹和卢梭关于主权无法分割、不可让与的理念，开始让渡曾经被视为神圣的国家主权。

　　除了担忧再次爆发战争的普遍社会心理之外，在深层推动欧共体的是资本的逻辑和生存发展的需求——欧洲资本需要有安全的可持续积累的空间，欧洲人要确保生存与发展。在资本主义从欧洲起步的早期，主权国家的政治框架曾经为资本成长提供了空间；当资本主义扩展到全球之后，规模过小的欧洲主权国家即使通过彼此厮杀争夺也难以满足资本扩展的需求。欧洲只有通过联合，才能建立统一市场再次成为世界级的积累中心，才能与拥有洲际国家支撑的美国资本进行相对平等的博弈，防止欧洲变成无助的边缘，成为国际金融获取超额收益的动荡之地。可以说，欧共体的努力发端于欧洲的共同精神，却根植于欧洲的整体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因而，这一进程要远比人们以为的更加坚韧。

　　在煤钢共同体的基础上，欧洲六国政府于1955年在墨西拿通过决议，指出在建设欧洲的道路上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时刻已经到来，主张首先要从经济方面做到这一点。要通过扩大共同机构，有步骤地联结各民族经济，建立一个共同市场和逐步协调的社会政策，而这是创建统一欧洲的基础，也是使欧洲保持其世界地位的必要条件。两年后的1957年，六国签署了《罗马条约》决定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亦即共同市场，彼此间取消所有关税，实行共同贸易规则，协调规划交通运输、农业和税收。关税同盟和统一的农业政策，奠定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基石。更加重要的是，六国还达成原则协议，在经济一体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开始规划政治一体化，建立“政治联盟”。

　　为了防止人们对欧盟政治计划的担心，欧洲政治家对推进欧共体的真正目标采取了不事声张的低调策略，除了桀骜不驯的戴高乐会喊出“欧洲人的欧洲”的口号外，大部分政治领袖都采取务实的政策，让民众包括美国人在内都以为这只是在建一个共同市场，避免了外围阻力和陷入事与愿违的困境。

　　脚踏实地的欧洲政治家们志存高远。他们心目中的欧共体与“舒曼计划”中的煤钢共同体一样，既是经济联盟、政治联盟，又是安全联盟，也可以说是再造一个统一的欧洲。他们并不追求在各个领域的齐头并进，而是务实地根据环境和条件的成熟度逐步推进。在这方面，欧洲政治家保持了出色的战略远见和耐心，欧洲的学者们也表现了建设性的思想创造力，欧洲的企业家们更是展现了坚忍不拔的毅力。如果欧洲的经济合作仅局限于资源和初级加工业或局限在制成品贸易，就很难形成统一的制造业产业链，来拉动欧洲经济的长远发展和产业升级。法、德等国通过空中客车项目的合作，形成了在高端制造领域的合作机制，既发挥了航空制造作为战略高技术产业向下辐射拉动的作用，也为法、德轴心国在经济领域深入而长远的合作奠定了基础。更具长远影响的是，这种深层次的合作，为日后欧共体在政治和货币领域的合作铺平了道路。

　　倘若把欧共体的发展仅仅归结为欧洲人自身的努力，那视野就过于狭隘了。美国对于欧洲的重建，包括经济、政治、安全框架的重建，长期抱着积极的态度，并给予了重要的实际支持。美国通过著名的“马歇尔计划”，为欧洲重建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物资。欧洲煤钢共同体第一笔1亿美元贷款就来自美国，而煤钢共同体在若干年里一直是华尔街最大的外国借款机构。不能说美国的援助是对欧洲的无私支持，因为美国的确有消化过剩产能和把欧洲纳入跨大西洋经济体系的想法。美国在官方文件中袒露，“马歇尔计划”不仅要帮助欧洲重建、阻止共产主义在欧洲的扩张，也要服务西欧一体化建设和帮助美国产品占领西欧市场。但无论如何，美国的援助为欧洲的复兴起到了助推作用。

　　在《罗马条约》签订前，时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感慨道，欧共体建成的那一天，将是自由世界历史上最美好的日子之一，甚至比赢得战争胜利都更加美好。这位曾经远征欧陆的盟军司令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一天。英国一直对欧共体心存怀疑，只是出于对苏联的担心才被迫推动欧洲的合作。一直被视为敌对阵营的苏联，也把经互会国家的大量外汇投放在欧洲市场，为欧洲的货币和金融独立运行增加了筹码。这也证实，在高度全球化的世界，欧洲人不可能独力去建造世外桃源。他们所走出的每一步，都必须踩在悬挂于内生需求和外部允许之间的钢丝绳上，在八面来风中小心前行。

　　从欧共体到欧盟，欧洲长期保持了与美国和俄罗斯等世界主要国家的良好关系，相互偶有龃龉甚至矛盾冲突，却无碍大局稳定。这使得欧洲可以长时期保持极低的安全开支，以低成本维持了发展环境，以至于人们把欧盟视为“经济巨人、政治矮子、军事侏儒”。这种失衡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50年冷战的后遗症。面对强大的华沙条约组织，欧盟国家只能依赖于美国主导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在世界的两极格局下，欧共体国家因选边站而获得了巨大的战略收益，可更专心于发展经济，建设福利型国家。只是软壳蟹经受不了压力，安全依附的结果必然是受制于人。当欧洲共同体终于发展为欧盟，要成为世界力量一极的时候，欧洲水桶的安全短板开始时常漏水，严重影响欧盟在全球地位的巩固和提升。

　　欧元的纽带

　　与防务安全领域所表现的依附性不同，欧共体在货币领域则表现出高度的自主性和创造力。《罗马条约》中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为共同市场的运转提供保障，并没有提出货币联盟的设计。在关税同盟实现后，欧洲人看到了经济一体化带来的积极作用，开始着手制订货币联盟计划。可以说，组建货币联盟是欧共体的顺势而为之举。

　　然而，建立货币联盟绝非易事。从1969年起草欧洲货币联盟计划《维尔纳报告》开始，专家中的经济学派和货币学派就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德国和荷兰的经济学派专家主张经济协调政策优先，要控制通货膨胀率；持货币学派立场的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学者强调货币一体化政策，主张采取固定汇率、控制资本流动，实际上想把调控汇率的负担转移给盈余国家。显然，在学术性争论的背后是各国因经济状况不同而产生的不同政策偏好，在政策偏好后面则是不同的国家利益。提出的最终报告是两者妥协的结果，采取了经济政策协调和货币一体化平行发展的战略。从后来的发展看，《维尔纳报告》提出在10年内建立统一市场和货币联盟是一个过高的目标，而且它也没有料到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固定汇率制度的瓦解，所以没有提出建立独立的欧洲货币区，这导致欧洲货币联盟计划遭受了挫折。然而，重要的是，《维尔纳报告》开启了建设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大门，创造了建设超国家货币体系的方法——妥协之术，这为日后欧洲经济货币联盟进程的重启与不断推进，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布雷顿森林体系在经济政策上采取的是中间路线，它允许国际经济开放和短期投资的控制，允许保护农业的贸易安排，采取亲企业的政策和政府大量参与经济活动，加上广泛社会保障和强大劳工运动的结合，形成了市场、政府、企业和劳工之间的相对均衡，实现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目标。更适应此框架的欧洲和日本经济发展很快，这导致世界经济出现了多中心的迹象。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美国对美元贬值长期采取善意忽视的态度，不断波动的美元体系开始冲击欧洲的经济和贸易，西欧只能对“美元—华盛顿体系”做出防御性反应，谋求建立地区性的金融体系。在法德领导的联合动议下，欧洲货币体系于1979年3月正式启动。

　　该体系确立欧洲货币为埃居，制定汇率稳定和干预机制，信贷支持机制和汇率协调机制。与以往的联合货币构想相比，欧洲货币体系调低了目标，主要集中于稳定汇率，在欧洲创造一个货币稳定区。这是通过建立“区域信用”，小心翼翼推进的货币联盟。从实际出发的构想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效果，欧洲货币体系在十几年的运行中，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进行过12次汇率重组，避免了国家间通过贬值竞争的方式冲击欧洲货币市场，维持了汇率的稳定。法国、意大利等弱势货币国家通过汇率稳定得到了经济稳定发展的好处，也使德国的“稳定精神”得到了广泛认同，成为欧洲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理念。

　　不仅如此，在欧洲货币体系进行汇率重组之后，各国经济政策也要按照要求逐步进行调整，这导致欧洲货币体系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具有经济政策趋同化的制度。在欧洲货币体系的实际运行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超国家共同体逐步成形的发展过程。其中有大量原有利益需要进行通约与交换，也有许多新增利益需要分配，如何发挥货币体系利益纽带的作用，进行彼此都能接受的公平交易，是维系持续合作的关键。欧元货币体系的建立在欧洲国家之间形成了新的社会关系，这一基于币缘的联系，成为连接欧洲国家的利益渠道和情感纽带。

　　从欧盟委员会1990年“同一个市场，同一种货币”（One Market，One Money.）的报告来看，欧元方案确实受到蒙代尔“最佳货币区”理论的启发。实践中的欧元更注重货币政治的逻辑，而不仅仅是货币联盟的经济后果。2002年1月欧元区创立，欧元在13个欧洲国家开始流通。对所有欧洲人来说，欧元不仅仅是“万能的非美元”，也是揣在口袋里的政治声明，表明在整个欧洲大陆合作已经取代了冲突。欧洲一体化是从关税同盟到统一市场，再到经济货币联盟的渐进过程，而欧元诞生是历史性的一跃。作为由多个主权国家通过协议让渡国家货币主权创造出的超国家货币，欧元帮助主要欧洲国家突破了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法国革命以来主权—民族国家的框架。欧元区内的各个国家可以像在一个国家内部那样进行交易，以一个统一的尺度交换劳动和产品，因而形成大规模经济体所具有的效应。不仅如此，欧元还通过简化民众支付促进了交流交往，使欧洲认同深化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到了促进欧洲政治共同体出现的社会性效果。因此，尽管欧元区没有满足“最佳货币区”理论的条件，也不是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的“最佳货币区”，却极大地推进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为欧洲成为世界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奠定了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

　　19世纪的欧洲曾经出现过多个货币联盟，如奥地利—德国货币联盟、拉丁货币联盟、斯堪的纳维亚货币联盟等，这些联盟短则10年，长则几十年就解体了。其原因在于，当时欧洲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尚未达到必须突破国家界限的程度，而全球环境也没有对小国发展产生决定性压力；从联盟内部因素考察，则在于没有同时推进政治联盟，缺少监管机构的货币联盟难以维持必需的规则。正是基于这样的教训，欧洲货币联盟的推进与欧洲一体化其他领域保持着同步，实行的是平行推进的方针。

　　与以往的货币同盟不同，欧元的建立是通过让渡国家部分主权实现的，因此具有了传统货币所不具备的国际政治新功能——交换和重新分配不同国家间的利益，包括让渡各国在国际政治中所拥有的权力。这使得欧元的诞生与发展，所遵循的是基于货币的政治逻辑。德国因其经济实力强大，导致欧元体系中隐含着不对称性，为了建立稳定的权利对称的货币体系，欧元体系创立了新的共同管理机构，在新机构中改变了以德国为中心的制度，开始向更被法国和意大利接受的联合管理新形式转变。建立新货币体系的过程，不是单方面的妥协，而是在多方持续互动后形成新的约束机制和制度安排，包括建立补偿和援助机制，以维持可持续的合作。比如，“德洛尔报告”就提出了一套有约束力的规则体系，以管理各国财政赤字的规模和筹资方式；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则对加入货币联盟的国家规定了趋同标准，为过度赤字提出了处罚条件和方式，也为贫穷国家达标设立了内聚基金以提供发展援助。通过多方持续互动形成的货币与经济性制度安排，不仅保障了经济层面合作进程的延续，还会产生政治性和社会性的溢出效应，减少了各个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从而增加了欧洲人之间的认同感，促进欧洲国家在政治和国际事务上的相互合作。这种有助于增强认同感的币缘联系，超出了货币的经济属性，而更多地展现出政治和社会的功能，故而成为超国家共同体形成的重要中介。

　　显然，欧元既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成果，也是推动一体化继续前行的工具。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从统一货币衍生出的币缘促进了越来越多的合作，进一步强化了欧洲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融合，带来了欧洲的区域效应，增加了欧洲国家向政治联盟前行的动力。欧共体执委会《一个市场，一种货币》的报告，对货币联盟的潜在成本效益进行了分析。报告认为，除了减少汇率波动、降低通货膨胀、保障稳定发展等经济效益外，难以量化的动态性的政治及社会效益要更为显著。

　　的确，统一货币在国际政治和国际社会中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效益。欧元流通之后，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份额很快就达到了30%～40%，迅速成为能够制衡美元霸权的世界第二大货币。这无疑增强了欧盟在国际事务上的发言权，使欧洲对世界经济和政治事务的影响力大为提升。这种由统一货币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认同感和国际政治影响力，在欧洲区域合作进程形成了正反馈效应，进一步促进了欧洲的一体化。

　　欧元区共同体

　　作为一种新的“人类共同体”（human community），欧共体是人类社会在资本全球积累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欧洲创立了主权—民族国家，为资本原始积累提供了适宜的空间容器和政治架构。当资本扩张到全球范围之后，传统的主权—民族国家架构已经难以适应资本积累的需要。而美国式的大陆型洲际国家，却成为更加适应资本持续累积的新载体。

　　在资本积累全球化的背景下，经典的欧洲式主权—民族国家体系已经无法与庞大的洲际国家进行利益博弈。欧洲要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立足，只有改变原有主权—民族国家模式的束缚，创造出更大规模、更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型组织，形成更强大的体系性竞争力去与大陆型洲际国家竞争。可以说，建立主权民族国家曾经是保障欧洲发展的历史性选择，今天建立统一的大欧洲则是欧洲国家为适应全球竞争趋势做出的新的历史性选择。

　　与世界其他地区比较，欧洲一直保持着文化上的一致性，这使得欧洲人比较容易形成认同感，这是欧洲推进一体化的有利条件。然而，欧洲国家和人民之间依然存在着许多差异，存在错综复杂并不断变化的利益争端。在欧洲一体化道路上，曾经出现过多次条约推迟签署或被公民投票否决的危机，也出现过东南欧国家一下子有7 500万新公民要加入共同体的严重问题。在这方面，欧洲的政治领袖表现出了极高的政治智慧，他们总能坚持欧洲统一的目标，恪守循序渐进和顺势而为的原则，也深谙现代政治的妥协技巧。所以，尽管各种危机一直伴随着欧洲共同体发展的全过程，而欧洲一体化却能化险为夷，总是在跌跌撞撞中前进。这种让人叹为观止的欧洲韧性，不仅来自政治家本身和欧洲民众对一体化的强烈愿望，也来自欧洲所创造的诸多制度性工具。其中发挥了关键性和持续性作用的就是统一货币和由此产生的新币缘联系。

　　作为超国家的货币，欧元为欧共体国家之间提供了进行利益交换与分配的工具，统一货币既是欧洲一体化的阶段性成果，也是进一步推进这一进程的工具。在货币的统一过程中，欧洲国家之间学会了利益的通约和交换，学会了在更高价值取向下互有让步的思考和行为。投桃报李式的互动，自然会向政治合作等领域延伸而形成新成果，良性互动的循环往复过程一步步促使欧洲国家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以欧元区为内核的欧共体，实质上是一个以欧元为纽带的币缘圈。欧元币缘圈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元体系推动的金融全球化侵蚀了欧洲的利益，并威胁到欧洲各国的生存。在金融资本利用美元体系把全球变为金融狩猎场的情况下，欧洲若不想成为猎物，就只能建筑起保护自己的货币城堡。欧元圈作为区域自主的“国际货币—资本体系”，起到了自身防护和促进欧洲发展的双重作用，避免被“美元—华尔街体系”所裹挟。欧洲的经济、政治与精神上能够保持独立，其关键就在于保持了货币与金融的独立。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欧洲政治家们纷纷对美国金融市场提出了批评，要求加强对美国金融市场的监管。在无法改变美国立场和作为的情况下，自筑城堡成为欧洲的一种理性选择。

　　欧元体系是保护欧洲经济利益的城堡，主要功效是防范美元体系和美国金融市场的冲击，保护欧洲的实体经济和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服务的金融货币体系。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工具，欧元内部不再是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而是具有网络特征的平等结构。正是欧元所具有的新功能，催生了欧洲社会的新关系，而这构成了欧元的新币缘。这一新的币缘，一方面区隔开作为“他者”的美元体系，另一方面拉进了“我们”——欧共体国家之间的经济与政治合作，保障了欧洲国家在全球金融化时代的共同利益。由此，欧洲成为真正的利益共同体，甚至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从统一货币中衍生出的币缘联系，可以起到消弭经济领域的矛盾与冲突的作用，使欧洲逐步发展成为具有完整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币缘圈。这使得欧共体成为既可以集中内部全力参与全球竞争，又可以承担把获取的利益相对公平地分配给每个成员国的新型社会组织。币缘作为维系欧盟国家之间合作的纽带，不仅保障了欧洲各国的持续合作，也促进了彼此间的认同，让欧洲人产生了对欧洲共同体的归属感，使得统一的欧洲不再仅仅是一个经济圈，甚至也不只是政治同盟，而是一个新形态的世界超级大国，成为全体欧洲人的精神家园。

　　必须看到，欧洲的一体化道路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而更多的难题还有待破解。欧盟、欧元的设立并没有解决当下全球性和区域性的所有问题，甚至还引发了美元圈与欧元圈的新矛盾。自欧元问世以来，美国对欧元的排斥、打击成为国际政治和经济金融领域的主要矛盾。欧洲一体化一直在经受全球危机的冲击，没有统一财政基础的欧元更是面临着生存的考验。2016年6月英国举行脱欧公投，这是曾经长期主导欧洲的英国对自己在欧盟地位越来越不满意的政治反应。作为世界多极化趋势中的湍流，英国脱欧极大地冲击了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具有同样重大威胁的是，欧洲各国正在兴起的分离主义运动和脱离欧盟的社会浪潮。

　　然而，欧元区是一个进行超国家合作试验的实验室，也是一间探讨并试图解决全球问题的教室。可以预期，欧洲共同体会在跌跌撞撞中前行。最近欧元区推出统一债，发债的目的是为没有财政收益的欧洲国家纾困，而深层结果却使统一债的主要买家欧洲央行获得了对欧洲国家增量收支的控制权。这是利用经济危机的倒逼机制，在推动欧洲统一财政方面取得的实质性进展。

　　对人类社会来说，重要的不在于欧洲一体化已经获得的成功或正在经受的挫折以及存在的颠覆性风险，而在于他们的不懈探索和尝试给世界提供了新的启迪：世界的多样性是解决单一体系脆弱的唯一出路。欧盟的尝试存在失败的可能，而由其开辟的超国家共同体进程却将延续下去。

　　第二节 建构中的泛亚共同体

　　2015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上做了以“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为题的主旨演讲；同一天，中国政府多部委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纲领性文件，这与2010年东盟与中国自贸区的建立一道成为泛亚区域合作新时代的开端。

　　历史记忆与当代探索

　　亚洲国家之间的历史交往源远流长，在2000年前就开始有了区域性的联系。中国汉武帝曾遣张骞出使西域国家，也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开展了外交活动和经济交流。唐朝宦官杨良瑶亦曾率团出使黑衣大食国首都（今伊拉克巴格达），地理学家贾耽记录了这条海路的详细信息。到唐代时，东亚地区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圈，建立起庞大的朝贡体系。此后经宋元明清数朝直至近代，东亚地区国家之间长期存在着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亚洲经济圈就是在朝贡贸易体系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跨越若干个国家的主要以经济为纽带、具有密切关系的地域经济圈。

　　这个地域圈以浸透儒家精神的“礼”为观念基础，以贸易关系为支撑，是一个多方面、多层次具有包容异质因素的体系。朝贡体系不仅促进了贸易通道和网络的建设，扩大了贸易的范围，也推广了中华理念，促进了东亚国家之间的交往与认同，建立了尊卑有序、各安名分、互不侵夺的政治秩序，使得东亚地区形成了一个跨越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圈。这一独特的地区经济结构和政治秩序，在上千年的时间里维持了东亚区域板块的总体稳定，为亚洲成为农耕时代世界最发达的地区奠定了制度性基础。

　　达·伽马于1499年首航印度，其后的十余年里，葡萄牙人占领果阿和马六甲，控制了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贸易圈。16世纪40年代，葡萄牙人开始在日本经商和传教；1557年，他们在澳门获得了永久殖民地。这些是欧洲对亚洲地域圈掠夺的开始。其后，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带着白银、商船与炮舰，相继来到亚洲，逐步瓦解了亚洲原有的经济政治体系。亚洲各国被纳入不断扩张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除了日本因实行明治维新和对外扩张实现了“脱亚入欧”的目标外，许多亚洲国家陆续成为欧洲及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亚洲从曾经富庶的世界经济中心，沦落为贫穷落后的边缘地带。

　　穷则思变。20世纪是亚洲各国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革命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国家普遍取得了非殖民化运动的胜利。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了第一届亚非独立国家共同会议。不结盟国家占据了会议的政治主导地位，会议发表了《万隆宣言》，力图在东西方阵营之外寻找到另一种选择。在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和实践中，均势历来就是维持和平的基本原则。在万隆会议中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展现了亚洲国家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国际政治理念。然而，当时的亚洲国家难以摆脱世界冷战格局的裹挟，只能被分裂于不同的阵营之中。

　　1967年8月8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东南亚五国外长签订了《曼谷宣言》，作为组建东盟的宪章文件。《宣言》主要包括“加强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通过永远遵守正义和法治维持地区和平与稳定”，开展经济、社会文化、技术、科学教育和管理领域的合作等主要内容。尽管《曼谷宣言》只是一个简单的意向声明，却开启了亚洲国家再次进行区域化合作的大门。

　　与欧洲共同体始自一个超国家机构不同，东盟选择的是一条非正式、回避法律程序和法律约束、避免详细规划的地区性超国家机制的路线。欧盟的路线与欧洲要防止毁灭地区的战争重演的紧迫需求有关，而东盟的方式同样基于东南亚国家去殖民化的需求——殖民统治的历史造成了这些新兴国家间关系的脆弱性。同时，东南亚具有远超过欧洲的丰富多样性，包括人种与种族、宗教习俗、法律与治理模式、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方式、价值观、历史传统等。正是这些特点，决定了东盟只能小心翼翼地前行，以避免引起冲突和争论。

　　如今的东盟已经扩展到10个国家，拥有6亿多人口，其中有3亿穆斯林、1.5亿上座部佛教教徒、8000万大乘佛教教徒、8000万基督徒、500万印度教教徒等。目前这些国家、民族和信徒之间的相互信任超过了东盟成立之初，几十年合作实践极大地改善了各国收益和成本，由此而生的合作理性增强了彼此合作的意愿。

　　“10+1”的合作

　　“东盟方式”是亚洲区域合作模式的重要创新。它具有一些鲜明的特征。第一，成员国之间的协商一致。协商一致是进一步讨论问题的基础，没有表决，也不存在否决。第二，灵活性原则。所有成员国都力图避免僵硬的谈判过程。第三，政府间合作。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所有决定都是在国家以及区域层次上的政治决定。

　　在美元脱离黄金、世界货币进入浮动汇率时代后，资本只要进入不断波动的金融市场，就有可能获得丰厚的回报。这极大地降低了产业资本的收益率，在这一趋势下，美国产业出现向外转移的浪潮，而东南亚一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成为重要的承接地。据美国海关统计，1969年美国实现再进口为18亿美元，到1983年增加到220亿美元。其中一半在日本、联邦德国或加拿大组装，另一半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墨西哥等地生产。亚洲地区因此涌现出被誉为“四小龙”、“四小虎”等快速发展的经济体，承接了从先进国家转移的产业，形成产业梯次分布，出现了以日本为头雁的“雁阵模式”。

　　1948年冷战趋势刚刚露头之际，在凯南的力主下，美国对日政策就从惩治和改造转向全面扶持。从1950年到1969年，美国对日无偿援助达5 765亿日元。加之朝鲜战争的军事需求刺激，使日本经济得到了快速恢复。从1960年起，日本政府就提出多个亚洲地区一体化的建议和方案。1985年飙升的日元汇率，刺激了日本的海外投资和东亚地区经济网络的建设，促成了一个联系紧密的亚洲地区经济。

　　冷战结束后，东盟扩展为10个成员国，实现了囊括整个东南亚的目标。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地带的东亚地区，其工业化进程是美国经济金融化的派生性产物，真正决定东亚雁阵飞行的气候与气流因素，取决于美国资本体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本和东盟国家的发展程度，并使其具有难以摆脱的依附性特征。

　　中国的发展历程与这些东亚国家不同。据杉原熏的研究，中国明清时期的资本积累主要依靠“勤劳革命”，这与西方国家有根本不同。实际上，这一依靠自身力量完成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过程，不仅体现在明清时期，更多表现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国完成了土地革命，为农业支持国家工业化奠定了政治和经济基础——这与所有完成工业化的国家都必须先完成土地革命的进程一样。20世纪50年代，苏联为中国提供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基础装备，而中国人依靠全民数十年的节衣缩食，积累了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即使在中苏关系恶化后的困难环境中，中国还是坚持了工业化进程，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基础。

　　在外部环境被封锁的情况下，中国只能走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道路，因而也就避免了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体系性榨取”，没有陷入边缘地带国家依附性发展的困境。从20世纪70年代起，中国与美、日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展开了初步的政治与经济合作。1978年后，中国把国家事务的重心集中到发展经济上来，采取了改革开放政策，开始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抓住了发达国家向外转移产业的历史机遇，依靠已经建立并相对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在充分利用全球资本、全球资源和全球市场的同时，还规避或缓解了外部危机对中国发展的冲击，使中国经济在几十年里得到了超快速发展。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对世界经济增长影响最大的经济体。

　　东盟国家在前几十年赶超型工业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推动下，形成了外资主导的工业化和外贸主导的国民经济，是美元体系的外围成员。因而东盟国家更加接近国际金融市场，能够以更低的融资成本获取外部资金，也降低了国内融资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率。然而，金融自由化加大了资本流入、流出的规模和速度，使经济很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特别是由于发达国家金融结构发生重大改变后，拥有庞大资本量的机构投资者成为国际资本的投资主体。这些具有很强投机性的投资基金，在外汇市场和股票市场之间实行波动性操作，运用世界主要金融主导型国家政策和中小经济体的缺陷，操纵国际金融市场实现套利交易。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投机资本在东南亚国家金融市场进行套利交易的结果。这次危机让东盟国家认识到，在全球金融化时代，东盟10国在世界金融体系中影响力太小，难以应对全球投机资本的冲击，有可能在几天之内就丧失几十年经济发展的成果，甚至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动荡而危及国家安全。

　　中国的金融力量虽不强大，却保持了一定的金融独立性。在危机时刻，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帮助香港维持了联系汇率制度，也阻断了亚洲金融市场的进一步波动。亚洲金融危机把东盟国家与中国推到了一条船上，迫使它们只能同舟共济、共渡难关。正是贪婪的投机资本所带来的风险，让处于资本主义体系边缘地带的东盟国家认识到自身的脆弱。为了应对全球金融投机资本带来的新挑战，东盟与中国这个经济体量巨大、金融相对独立、在关键时刻也能够承担责任的国家，开始了被称为“10+1”的新合作。

　　东盟与中国的合作，成功缔造了东亚国家的黄金十年，使亚洲地区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这种增长势头，经受住了全球金融危机的考验。2010年，中国和东盟自贸区和货币互换业务开始运行，东亚地区的合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战略对冲：美国“重返亚太”

　　在“10+1”合作取得显著进展的情况下，中、日、韩三国也开始启动自贸区和货币合作谈判，开始出现“10+3”的东亚合作新趋势。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表现出了经济上的脱美化趋势；特别是货币合作，有可能对美元体系造成强烈的冲击，挑战美国全球霸主的地位。

　　亚太地区的人口占到世界总人口的一半，是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亚太地区已成为全球政治和经济的一个关键驱动力。在美国看来，亚洲开放的市场为美国进行投资、贸易及获取尖端技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利用亚洲的增长和活力是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的核心。然而，在欧洲已经实现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如果亚洲地区再实现经济一体化，将导致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化解体。鉴于此，美国做出了“重返亚太”的战略调整，并实际介入了中国南海、钓鱼岛的主权争端。美国的介入，挑起了部分东盟国家与中国的矛盾，遏制了东亚国家全面合作的势头。这暴露出东亚合作框架中存在着过于侧重经济和贸易，忽略政治与安全合作的薄弱环节。

　　在东亚地区曾经有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这一延续了上千年的区域性制度已经被西方殖民统治所终结。在摆脱殖民统治后成立的亚洲新兴国家之间，缺少全面合作的经验，只能在国际政治实践中逐步探索。在《万隆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政策和“不干预内政”的原则，为亚洲国家平等、和平相处提供了共同准则和行为规范。然而，亚洲这些中小国家如果互不合作，就难以维护自身利益和区域地位。正因为如此，东南亚国家组建了东盟，这一与“不结盟”看似矛盾的做法，体现了这些国家面对实际问题而具有的政治智慧。

　　通过相互合作，而不是引入域外势力来解决区域问题，是东盟国家对西方殖民历史记忆的本能反应。在东盟成立宣言中即有关于外国军事基地临时性和限制性的表述，体现了东盟国家一直有避免卷入大国冲突的愿望。在美国重返亚太之后，东盟国家普遍的担心就是要被迫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选边站，而导致东亚地区陷入持续的动荡。

　　亚洲特色的共同体

　　重返亚太的美国，已经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推行“马歇尔计划”时期的美国了。经济高度虚拟化的美国除了尚可提供一定的国内市场之外，主要就是提供军事力量。而中国自2010年之后，成为并持续保持着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东盟也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在经历了黄金十年之后，双方期待进入更高水平合作的钻石十年。经济合作的加深和安全方面的隐患，推动中国与东盟开始在政治、安全、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展开全面合作。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2013年10月访问印尼时，在国会发表演讲，正式提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表示要坚持讲信修睦、合作共赢、守望相助、心心相印、开放包容，使双方成为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在此后召开的上合组织峰会、亚信峰会上，习近平多次表示亚洲国家要建设“命运共同体”。

　　今天的中国，不会再希冀重建以自己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因为时过境迁，这一在政治上区分等级序列、在经济上有限交流的朝贡体系，既无法适应工业和贸易的全球化时代，更不可能适应金融全球化时代和互联网时代。然而，亚洲金融风暴和全球金融危机提醒人们，处于世界体系边缘地带的亚洲国家如果不推进一体化，就难以抵御国际资本的冲击，有可能被全球化的金融资本所吞噬。所以，寻求一种亚洲国家普遍受益、广被接受的合作方式，是亚洲国家在全球化世界维持生存和发展的共同需求。

　　万隆会议确立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东亚地区合作第一波的政治起点；而经济起点，则是以经济率先起飞的日本为“头雁”的东亚国家的雁阵式发展。

　　组建东盟自贸区，是推动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的第二波。1992年东盟第四届首脑会议提出了建设东盟自贸区的倡议，通过了《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协定》。建立东盟自贸区，除了有内在的合作需求之外，也是因为受到了来自欧共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压力。一个有3.6亿人的东盟市场，要比分散的东南亚国家市场更有竞争力。然而，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教训是，东盟自贸区无论是从体量上还是结构上，都不足以抵挡国际金融资本的冲击。

　　从20世纪末开始，中国与东盟通过“10+1”合作，建立了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和货币合作机制；东盟和中日韩之间也开始了“10+3”合作，开启了东亚区域合作的第三波。由于中国的加入，引入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中亚和亚洲东北部地区进入东亚合作进程，出现了泛亚合作的新趋势，正在形成涵盖数十亿人的统一市场和经济共同体。不仅如此，泛亚地区的合作开始超出经济的范围，开始建立维护区域安全的“亚信机制”，中国新近推出的“一带一路”构想和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把合作范围扩大到基础设施、金融投资、安全合作、文化交流等多个领域。

　　亚洲的区域化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区域合作有很大差别，亚洲国家的合作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尊重差异性和保留多样性的基础之上。与欧共体以法、德为轴心和标杆的同一性整合、强调法律化和进程的不可逆性不一样，亚洲的区域化是以合作为导向的一体化，不强求一致和整合，而是以真实的合作需求为牵引，循序渐进，甚至允许反复。比如东盟方式、上合模式、东盟“10+1”方式、欧亚经济联盟、“一带一路”模式等都体现了类似的特点。

　　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制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依然被亚洲国家视为彼此关系的重要准则。这是因为这些原则体现了亚洲式的国家自律，而不是欧洲靠结盟方式维持大小国家间的均势传统。作为一个具有历史传统的大国，中国秉持厚往薄来的历史智慧与其他亚洲国家打交道。这种大事小以仁、小事大以智的古老国家间关系的政治智慧，仍在影响今天亚洲的国际政治。

　　泛亚区域合作，强调各国平等，尊重文明多样性，大国要承担更多责任，却没有一票否决的政治特权。泛亚合作区不是传统国际组织金字塔式的中心—边缘结构，而是平行连接、优势互补的网络节点式共同体。其优势是在完整经济结构、安全保障、政治稳定和规模效应的基础上，通过现代信息和交通技术不断降低边际成本，把经济蛋糕做大，以此形成引力与合力。泛亚地区国家已然知道，只有通过组织化的方式，组建足以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抗衡的区域体系，才能避免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体系性榨取和金融收割。这是东亚区域性合作屡挫屡兴的根本原因。然而，亚洲国家的殖民地历史和复杂的文明背景，使其难以像同质化的欧洲那样形成区域共同体。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亚洲地区最早的发达国家——日本，长期扮演着地区经济中心的角色，也一直在设计和参与地区合作的进程。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后，欧盟与北美自贸区的建立，极大地限制了日本在全球市场的扩张，这成为推动日本着手建设区域市场的内在动力。然而，由于日本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在政治和外交上缺乏自主权，难以有真正独立的经济和货币政策，因而无法承担持续推进东亚国家一体化的重任。在美国“重返亚太”之后，日本在外交与安全上更加依赖美国，导致它对东亚地区合作进程渐趋冷淡。除了与中国、韩国在历史认识和主权争端方面存在分歧之外，日本这么做的主要原因在于它在政治和安全上过于依附美国，而且日本从组织和体系上也欠缺基本国策和实现它的综合战略。在一个区域化政治、经济将引领世界的时代，日本重新选择“脱亚入美”的战略，而不是加入到亚洲地区摆脱全球金融资本支配的历史进程中，实际上是采取了自我放逐式的新锁国方针。日本在西太平洋地区试图建立亚洲自由之弧，形成一个由日本主导的亚太濒海次区域。对于美国而言，日本与英国相似，都是平衡大陆国家的重要力量，是其保持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影响力的支点国家，却不可让其独立行事。而日本的战略构想和行动将受到来自美国和亚洲大陆崛起的双重压力，面临被日益边缘化的前景。

　　“一带一路”愿景

　　中国作为亚洲最大的国家，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13亿人口的统一大市场，具有基本自足的农业生产和消费体系，有独立的货币体系与金融市场，有完整的科研和教育体系，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军事工业体系，有统一而高效的政治领导和治理框架，人民币事实上已经成为区域的隐性锚货币，因而能够充当推进亚洲区域一体化的主要力量。

　　然而，中国并不因此就要谋求成为区域的唯一中心。在中国看来，中国与东盟国家及其他亚洲国家一样，都是发展中国家，要想拥有能够保障国家独立和人民福祉的经济自立，特别是防止全球金融资本的洗劫，就必须建立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网络，而合作网络是多中心结构。泛亚共同体成形的路径，可能是先组成若干个如东盟的次区域合作组织，再通过次区域间的整合完成区域一体化。

　　在区域货币体系的建设中，亚洲国家的政治互信程度、经济整合水平包括历史文化传统，都不支持采取欧元型的亚元模式。何况，建立亚元的努力在挑战美元体系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甚至导致太平洋地区“美元湖”的崩毁，这是美国难以接受的前景。在内外因素的制约下，亚洲区域货币体系的建立只能走渐进式路线。应先从建设亚洲国家间货币互换网络开始，推动双边贸易结算的本币化；增加区域国家货币储备，提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应对危机所需的流动性；建立能够满足区域投资需求的中介性金融机构；在扩大经济活动的交往中逐步形成区域关键货币；建立区域货币的组织架构，商定区域货币的制度性框架，最终形成区域货币体系。先解决问题再设立框架，渐进而不激进，是建设亚洲区域货币体系中应该恪守的基本原则。

　　国际货币体系以及与其相关的币缘联系，是当今全球和区域利益分配的重要机制，汇率等问题更已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高政治”问题，人们不能仅将其视为货币领域的技术性问题来看待和处理。货币与金融问题太重要了，不能仅将其视为金融和经济领域问题而都交给银行家去管理，这是政治家们应该高度关注和控制的国家战略问题，也是区域乃至全球的重大战略议题。

　　亚洲国家之间不仅需要在基础经济领域进行合作，也要在金融和货币领域实施高水平的合作，还需要建立区域安全框架，培育互信与认同，推进区域的一体化，逐步建立相互联系、交融的区域货币体系、区域制造体系、区域资源体系，建设跨国家的命运共同体，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在目前世界体系中谋求平等地位创造条件，为亚洲国家的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在苏联解体之后，继承了苏联大部分战略资产的俄罗斯不断受到欧洲国家的排斥和美国的战略打压，被迫选择了“向东看”的战略，俄罗斯的经济发展重心开始逐渐东移。作为边缘地带大国的中国和俄罗斯出于共同的战略境遇，建立起了高水平的战略伙伴关系，主导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带动了传统“泛俄”区域的国家与中国的紧密合作。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下，不仅建立了区域安全合作机制，维护了地区稳定，也有力地促进了彼此经济发展。通过中—俄的战略合作，“东盟+3”的经济自贸区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共同体建立了联系的纽带，极大地扩大了亚洲地区合作的范围和深度。可以预见，随着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在亚欧大陆正在出现拥有数十亿人口、逐步建立起政治互信、经济互助、安全互保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而这类共同体不是单中心或双轴心的结构，而是多中心的平行网络结构。

　　在现代交通和信息技术的基础上，原本虽有联系却相互分隔的“泛亚”、“泛俄”、“泛非”等三大地缘板块，由于在全球体系的边缘地带而结合在一起，形成跨洲域共同体，这无疑将极大地改变目前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甚至有可能颠覆500年来海权国家控制世界的历史。

　　自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建立以来，欧美发达国家长期主导着全球金融市场和世界货币体系。从1971年开始，逐步发展出了两类不同的全球金融市场，一类是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传统金融市场，另一类是虚拟资本自我循环增殖的新金融市场。而新金融市场的危机，导致了全球性大危机。危机撼动了美元和欧系货币二分天下的格局，也为走向三足鼎立——给泛亚区域实体经济国家的共同货币留下一席之地。就此意义而言，欧盟与欧元区的建立掀开了改变传统世界金融体系的序幕，而泛亚区域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才是改变既有地缘和币缘格局与体系的正剧。

　　在全球金融资本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以美元为核心的全球货币体系居于支配性地位，处于世界的中心，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这种中心—边缘的权力结构，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必须为发达国家提供更多的财富，导致国际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不平等。在金融资本支配美国并通过美国支配世界的背景下，国际金融资本集团在美元体系的支持下把世界经济变成了“赌场经济”，美元体系成为控制“赌场”运行和决定赔率的工具。任何国家只要进入这个赌场，便只能接受“赌场资本主义”的规则，难逃被剥削并在政治上受支配的命运。发展中国家的唯一生路就在于摆脱“赌场资本主义”，这就需要在经济、政治也包括在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去金融化”。

　　首先是要在国民经济体系中阻止“非中介金融”的侵蚀，防止受到虚拟化的金融资本冲击。由于全球金融资本已经完成了对美元体系和美国的绑架，“从最深的经济层面来看，美国政府代表着金融资本的利益”，如果美国经济不能摆脱金融资本的控制，这一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就会表现为“去美元化”和“脱美化”。从长远看，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业将难以健康生存，建立在一个国家威信和霸权上的国际货币体系也难以持续。然而，要推进这一进程却不容易，因为它不仅是经济进程，也是政治和社会进程，甚至还会受到美国军事力量的威胁。这需要高超的战略谋划、严谨的设计和政治艺术，还需要有足够的耐心。

　　泛亚区域合作存在的困难比建立欧盟更大，却也有比欧洲有利的因素。目前的亚洲已经建立起两套互补的经济网络，一套是日本体系，一套是中国体系。这两套体系都具有排斥美国资本的内在动力，有利于阻止美国金融资本在区域取得支配性地位。此外，由于亚洲经济体可以带来巨大的生产性资本积累，为美国带来了制成品及贸易顺差，也是美国资本投资收益和资本项下净流入的主要来源，这对寻求利益的美国是一个制约，再加上中国、俄罗斯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可以有效遏制美国轻率使用暴力来应对亚洲经济竞争的企图。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构想是推进区域合作的大胆创意，其核心是要推动泛亚区域发展中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在共同体内部，通过基础设施的互联、经济互补、政治互信、安全互保、文明互容、人员互亲，在合作中增进相互认同，促进综合性的区域一体化，建设起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是泛亚合作的外在形式和路径，而建设“命运共同体”则是泛亚区域合作的最终目标。

　　阿拉伯地区是泛亚区域的重要部分。在资本主义之前的时代，中东曾经是流淌蜂蜜与牛奶的富足之地。如今虽富产石油、拥有巨额的石油美元，却已沦为战乱恐怖之地，成为难民最多的地区。一位法国经济学家指出，阿拉伯世界生存下去的前提是，必须把石油财富看成是所有阿拉伯人的财富；阿拉伯世界的唯一出路是，为了阿拉伯世界的利益把石油收入投资于阿拉伯世界，以解决人口、土地、粮食和工业化的难题。要做到这一切，需要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需要在此基础上的长期建设，而这样做的前提是成功摆脱资本主义中心通过石油金融工具对阿拉伯地区的控制。不断蔓延的全球恐怖主义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病，体现了边缘地带对资本全球积累体系的绝望。然而，复兴需要建设，建设需要合作。泛亚地区国家的持续发展，需要组织化的合作才能实现。

　　东亚和亚洲主要国家的发展程度，决定了泛亚共同体在本质上是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组织。亚洲地区的一体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要阻止全球金融赌场化的进一步侵蚀，防止亚洲成为虚拟经济的牺牲品。中国目前是区域资本积累中心，需要把资本投向区域国家的生产领域，与区域国家一道形成良性的生产性资本循环，摆脱美元体系金融资本的控制，降低全球金融危机对区域经济的冲击。可以说，这是亚洲国家挣脱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金融罗网的一次有组织的集体突围。只有通过组织起来的方式，泛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才能创造出比任何单一国家更大的合力，才有可能抵御各个国家均无法分别应对的全球性投机资本，改变边缘地带国家的历史命运。

　　第三节 北美自贸区与南美洲国家联盟

　　美国是当代世界体系的主导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在欧洲。“一战”之后，美国即成为对全球事务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的国力达到鼎盛。美国主持建立了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布雷顿森林体系等为主要框架的世界秩序，并以这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为基础，开启了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登上了“一超独霸”的巅峰，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美国精神成为世界的标杆。美国人自负地判断：历史将终结于此。

　　历史并未终结。欧盟的建立，标志着欧洲决心与美国保持制度性的差异，这是摆脱美国全球化模式的历史性突破。东亚地区在拥抱美式全球化的同时，也在持续推进一体化的进程，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缓慢推进后，于21世纪初有了长足的发展。对此，美国分别提出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两个框架，试图扭转欧洲和亚洲“脱美化”的趋势。有趣的是，这两个框架的提出恰恰印证了美国面临的困境——世界正在脱离美国的整体性控制。

　　一种前景：美洲的美国

　　保罗·肯尼迪曾说，帝国的衰落，总在于扩张过度。美国体系从全球转向区域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其过度的扩张。以一个国家的力量来支配世界，无论这个国家多么富有和强大，都难以持久。

　　与历史上其他世界性帝国相比，美国最大的特点在于其经济的高度金融化。美国的金融市场已经基本脱离了实体经济，金融资本在支配产业资本和美国政府，并试图通过美国的政治、军事力量支配世界。美国体系从全球获取利润的基本方式，就是通过美国的金融市场，最初是通过向世界发售债券进行融资，进而创造大量金融衍生产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美国创立的这种类似于赌场经济的虚拟金融市场，是以洗劫世界各国的实体经济和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市场为目标的金融创新模式。20世纪70年代后的多次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各国逐步认清了美国虚拟化的直接增殖型金融体系的危害。这些危机的政治经济后果，导致世界各国在经济模式上开始“脱美化”。在美国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之下，许多国家只能通过区域合作、渐行渐远的方式缓慢地脱钩。

　　美国最终将成为美洲的美国，原因就在于美元体系的过度膨胀。膨胀的美元，曾经是美国的货币，世界的问题；而过度膨胀的美元，难以再充当世界的货币，却正在成为会要美国命的大问题。美国经济要重回健康，必须经历一个脱虚向实的过程，恢复实业与金融业的基本平衡。未来的美国，如果能够在政治和经济上抑制金融资本的过度膨胀，就可能会走一条内敛式的发展道路，通过扭转资本过度积聚的趋势，解决国内财富的公平分配，使更多普通美国人基本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以保持持久的经济活力。在国际事务上，美国必须克制对全球事务的干预意愿，改变干预他国内政特别是军事干预的做法，更多地采取与其他国家平等合作的方式解决世界治理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能够伴随美国的很有可能就是美国的邻国。

　　邻国无法搬走，只能学会相处。与邻国共同发展，是洲域体系时代国家的宿命和基本战略选择。从经济的角度看，无论技术如何发展，空间距离对国际贸易都存在着巨大的影响。据统计，2 500英里的距离可使贸易降低82%，股本交易下降69%，对外直接投资（FDI）下降44%；如果距离延长到4 000英里，这三组数据将分别上升到97%、83%和58%。固然，经济学上的距离不是几何学上的直线距离，而是指商品、服务、资本和信息穿越空间的难度。无论如何，美洲国家之间的距离要比远隔重洋的国家更为接近，因此彼此合作也更具有经济性。这一点在北美自贸区的发展中得到了印证。

　　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实体经济开始向外部转移，加拿大和墨西哥成为主要的承接地。随着三方贸易和投资的增加，北美经济出现了一体化的趋势。在美加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上，美、加、墨三国通过多轮谈判，签订了《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北美自由贸易协议》规定分三批取消三国的商品关税：50％的商品关税立即取消；另外15％的商品关税在5年内取消；其余的商品在第6至15年内逐步取消。另外，《协议》对服务、投资、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等方面都作了规定，在较为棘手的汽车、农产品、纺织品、能源、运输、文化及环境等方面还专门列了细则加以说明，要求在15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

　　“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自1994年实施以来，美、加、墨三国之间取消了贸易壁垒，开放了市场，极大地促进了贸易增长和对外直接投资。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在北美自贸区运行的最初10年里，各成员国之间的货物贸易增长迅速，从1993年的3 060亿美元增长到2002年的6 210亿美元，三边贸易额翻了一番；而直接投资额增加更快，2000年，三国之间的FDI达到了2 992亿美元，是1993年1 369亿美元的两倍多。同时，从北美自由贸易区外国家吸引的投资也在增长。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形成了一个拥有近5亿人口、近20万亿美元产值、三边贸易额达到数万亿美元的自由贸易区，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重要的一极。

　　与欧盟成员基本由发达国家组成，而东亚合作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不同，北美自由贸易区为南北国家在区域范围内进行经济合作进行了尝试。在北美自贸区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通过贸易交往和产业合作实现了优势互补。墨西哥、加拿大的能源资源与美国互补，加强了墨西哥、加拿大能源生产能力；在制造业领域，墨西哥的人力资源与美国的技术资本互补，使美国将一些缺乏竞争性部门的工作转移到更有竞争性的部门，把低技术和低工资的工作转变为高技术和高工资的工作，大大提高了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而墨西哥的加工制造业发展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潜力最大的国家。美国前贸易代表席尔斯(Carla A.Hills)女士在2014年首期的《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表示：“北美自由贸易区是第一个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的自贸协定，已达成的市场开放程度比任何贸易协定更宽、更深……过去20年里，北美三个经济体之间已发展出高度有效的供应链。加拿大和墨西哥向美国出口每1美元的商品中，分别含有加拿大和墨西哥25美分和40美分的产值。相比之下，中国和日本对美出口商品仅有4美分和2美分。”作为世界最大的自贸区，北美自贸区可以形成规模经济效应，降低平均成本，取得竞争优势。同时，可以利用三国在经济水平、资源禀赋、文化背景上的差异，实现优势互补，强化各国的产业分工和合作，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也能提高各国产业的竞争力。近几年来，北美自由贸易区无论是在商品进口总额还是在出口总额方面都保持了国际贸易地区份额的领先地位，成为世界经济中最具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区域。在席尔斯女士看来，“当美国政府评估贸易协定时不仅要基于国家的利益，更要考虑区域性的利益。有鉴于此，应该鼓励加拿大和墨西哥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组建和扩展北美自贸区，固然有与欧盟和东亚自贸区实现战略对冲的考虑，却也是对洲域化趋势的响应。

　　北美自贸区的建立说明，即使是美国这样经济规模达到世界第一的国家，在面对洲域化国家集团的竞争时，也只有通过与周边国家抱团合作的方式才能应对。当资本以国家为单元、依托国家权力工具向全球扩张时，像美国这样的洲际性国家尚可拥有绝对的竞争优势。然而，在出现以洲域空间为承载的资本集团之后，以国家为竞争单元的资本集团就难以占上风，无法保持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可以说，正是因为欧洲发达国家之间的联合对美国全球优势地位产生了新挑战，才开启了“区域主义”对全球化体系的替代过程，并推进了北美自贸区的成形。北美自贸区的内部伙伴关系与欧盟内部关系相似，当民族国家开始放松边界对商业与贸易的限制时，此类关系就会促进一体化的大型商业贸易区的出现，甚至催生洲际的政治联盟。

　　努力挣脱“依附”的南美洲

　　由于北美与欧洲的情况有很大区别，无论从人口还是经济总量来看，美国都占据着中心地位，因而美国自然成为北美自贸区的绝对核心，这导致了美国对加拿大、墨西哥两国的支配性地位。美、加、墨三国发展程度不同，自然禀赋能够互补，处于核心地位的美国在全球化的景气周期愿意开放美国市场，让渡部分利益，因而容易获得成功。而在危机时期，当国内保护主义抬头时，不平衡的政治权力格局就会阻碍相互救助，甚至成为强国向弱国转嫁危机的杠杆。实际上，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并未因加入北美自贸区而摆脱“依附式发展”的模式，依然被固化在区域体系的边缘地带，甚至连加拿大也在担心会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附庸。这一切使得北美自贸区国家之间的一体化进程远远落后于欧洲共同体的进展，也无法包容拉丁美洲国家。

　　在北美自贸区开始运行之后，1994年12月美国在迈阿密召集了第一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与会国家囊括了除古巴以外的北美、南美和加勒比海34个国家。会上通过了《原则声明》和《行动计划》，决定在2005年完成“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的谈判。如果美洲自由贸易区正式建立，将形成一个包括34个国家、涵盖8亿多人口的自由贸易区，并与欧盟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一道构成全球贸易和投资三足鼎立的格局。然而，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已历经20年，却依然在议程和框架层面上停滞不前。从表面上看，阻碍主要集中在成员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农产品补贴、反倾销、劳工保障等细节上；而深层的原因在于，美国极力推销“华盛顿共识”以确保获得更加开放与透明的规则，对南美国家提出了过多的要求，让这些发展中国家感到美国试图剥夺它们在主权保障下残存的竞争力。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巴格瓦第(Jagdish Bhagwati)认为，美国“喜欢的模式就是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扩展到南美国家，并夹带大量与贸易无关而且强逼这些国家接受的事务。这对于巴西这个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的幕后领导势力来说无法接受，因为该国只愿着眼于贸易事务。巴西前总统卢拉……拒绝在贸易协定和体制中涵盖劳工标准。而美国在南美的行为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将该区域分裂成两个不同的集团，这种状况也可能在亚洲出现”。而美国之所以坚持这么做，是出于“唯利是图的贪婪”。

　　2004年，美国先后与智利、危地马拉、尼加拉瓜、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等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2004年12月，南美国家开始联手另起炉灶，把“南方共同市场”和“安第斯国家集团”结合为“南美洲国家联盟”。而2011年12月成立的“拉丁美洲暨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更是将美国排除在外。北美与拉美国家之间长期存在着严重裂痕的原因是，美国不愿意改变与拉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更不愿意真正帮助拉美国家突破“依附性发展”的困境。因此，反美成为拉美左翼的坚定信念，他们坚信“如果耶稣活着，他会是一个游击队员”。

　　在2015年召开的第七届美洲峰会上，美国与古巴领导人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在“繁荣、平等和合作”的会议主题下，奥巴马政府与委内瑞拉、巴西和古巴开启了美洲合作的历史周期。有媒体乐观地评论，20世纪充满对抗的美洲终于死去，合作成为美洲不可逆的进程。我们尚不知道美国与古巴关系的改善和对南美国家表现的合作意愿，是奥巴马政府的政治策略，还是出于对世界大势变化的认知，不知道在美国“否决式政治”环境下国会能否批准政府的政策，也不知道奥巴马的继任者是否会延续这一重大的战略选择。同样，难以准确预计的是南美洲国家摆脱依附的进程是否会发生逆转。然而重要的是，美洲站在一个新时代的门口，合作的大门已经开启。

　　第四节 以统一货币为纽带的洲域共同体

　　如何辨认并划分区域，一直是地理学研究中的难题。用经济功能作为指标来划分自然区域，是研究者普遍采用的方法。不仅地理学家如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包括军事家们也会以经济联系来研究一个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为了更好地认识金融化时代的世界，人们需要学会用货币体系和币缘联系的方式来区分区域。

　　建设币缘圈的动力

　　“币缘圈”是指，若干国家以统一货币为纽带形成密切合作关系的空间区域。在实物货币时代，金银等贵金属充当着国际货币，货币联系主要体现在贸易领域，当时的货币区实质上就是贸易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英美在货币领域的博弈，主要围绕贸易即坚持还是取消“帝国特惠”之争。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把美元推上世界核心货币位置时，支撑美元地位的还是靠美国储备的大量黄金。随着贵金属逐步被剔除于货币体系之外，国际货币渐渐演变为信用货币。一个国家或者地区选择什么货币作为自己的贸易结算工具和储备货币，除了有经济和政治包括安全上的考虑外，主要是基于对这一货币的信用判断。采用哪种货币，就代表着更相信谁的信用，也意味着与谁保持更紧密的经济与政治联系。

　　在“二战”之后的一段时期里，除了经互会组织的卢布圈之外，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多地使用美元，美元成为能在世界流通的关键货币，并建构起了一个美元居于金字塔顶端的货币金融体系。这与美国是最强大的经济体，是世界贸易中的主要产出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政治能力紧密相关，也与美国可以提供满足世界各国贸易和投资所需要的流动性有关。这使得世界大部分地区被纳入美元体系，形成了庞大的美元圈。这说明，货币区的建立从来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具有深刻的国际政治意涵。即使在货币区内部，权力的分配也是关键性的因素。“特里芬悖论”所揭示的美元困境，实质上是美国货币霸权具有无法解决的矛盾。蒙代尔的最佳货币区概念，给希望摆脱美元霸权的欧洲人提供了货币学的理由。富有远见和策略的欧洲政治家们，合理合情地创造出了美国人也难以公开反对的欧元和欧元区，建立了以统一货币为纽带的共同体。

　　欧洲国家另辟蹊径开启了通向欧洲超主权货币——欧元的道路，推进了欧洲独立于美元体系的进程，有效分解了美国的全球货币霸权。欧元的设立，建立起独立于美元体系的经济共同体和币缘圈，为欧洲的莱茵资本主义模式创造了条件，这不仅是经济选择，也是政治和社会选择。尽管我们今天还不知道欧洲模式是否能够最终成功，但可以确定的是，要想摆脱美国金融资本的支配，人们必须建立能够独立运行的洲域币缘圈。

　　如果今天以币缘视角从高空鸟瞰，我们所能看到的世界已经被分为两个巨大的币缘圈：一个是以环太平洋地区为主体的美元币缘圈，世界有70%的区域笼罩在美元的绿色阴影中；而余下的区域则主要是以欧元为交易货币的橘色币缘圈，根据“一个市场，一种货币”理念建立的欧元区有2/3的贸易在内部进行，欧元债券和金融产品已经成为美元金融资产的全球竞争者，在欧洲大陆和全球其他部分地区形成了以欧元为结算和储备货币的欧元币缘圈。泛欧币缘圈与环太平洋区域的美元圈一道，构成了一幅与以往大不相同的全球格局新图景。

　　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这幅图景，会给人们不同的观感。

　　从全球的角度看，国际政治正在回归地区。币缘圈图景不是单一货币体系的进一步扩张，而是全球主导货币体系的裂变——这两个币缘圈是从美元体系的框架下裂变出来的不同经济圈，是原本充当世界货币的美元体系，受到新生的区域货币挑战，被迫让出了部分利益和区域，体现了全球美元体系的收缩。这一刚刚开始的收缩进程，将会在未来裂解出多个区域性的货币体系，将形成新的币缘圈，成为全球币缘的新主体。

　　若从民族国家的角度看，币缘圈则是国家货币区的扩大与提升，欧洲一些国家通过联合与合作，缔造了超越国家货币的区域货币，改变了在单一国家货币体系时期只能受制于美元体系的被动局面，抱团的欧洲不仅扩大了经济规模，也有了权力性质的变化——有了制衡美元的条件。未来世界的力量新中心，将突破以主权国家为力量和利益的传统主体单元，而是由与欧元区相似的币缘圈组成的共同体。这是因为在全球资本面前，单一国家无法抵御被洗劫的命运，除了组织起来别无他法。

　　从区域的角度看，币缘圈则是聚变的结果，是洲域不同国家通过共同的经济政策和实践的推进，形成了以统一货币为经济、政治和安全纽带的共同体。这种收缩、凝聚与扩展交织的复杂运动，是币缘圈得以诞生的因由，也是区域币缘发展的动力。

　　在1997年9月的亚洲金融危机中，香港金管局长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上说：“亚洲总的外汇储备的80％以上，共计6 000亿美元，大部分是投资于北美、欧洲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亚洲在为发达国家——特别是为美国——提供资金，解决预算赤字，但是同时，亚洲却需要通过国际对外投资，吸引外来资金进入亚洲地区，而对外投资的不稳定性是亚洲经济国家货币金融体系动荡的主要原因。有些人甚至认为，亚洲经济国家的资金在为非亚洲国家的对冲基金提供资金，而正是这些对冲基金扰乱了亚洲国家的货币和金融市场。这种看法可能不够友善……但本地区金融中介的有效性确实存在问题，而这种问题正在阻碍长期收益转为长期投资。”这种荒唐的“穷帮富”现象，是金融全球化的必然结果。而金融资本这种吞噬一切的贪婪本性，也是区域国家建立币缘圈的推动力。

　　任何单一国家在面对控制全球核心货币，有庞大而完善的金融市场、丰富多样的金融产品，拥有商品和服务的定价权、评估权和强大军事力量维系的美元体系时，在经济竞争、政治博弈或安全压力下往往处于劣势，因此只能被迫采取依附性的经济和社会模式，还会不断受到美元体系内在缺陷导致的金融危机的冲击。

　　处于全球资本体系中依附性地位的发展中国家，要想改变不平等的权力秩序，就需要与发展程度和规模相当的国家结成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通过组织化的方式获得与发达国家相对均衡的力量，争取平等地位。不建立独立的货币体系，便不可能掌控生产与交换的主导权。对实体经济国家来说，组成币缘圈是制衡全球金融霸权的有效手段。在金融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通过合作建立超国家的币缘圈，可以使国家在面对洲际性霸权国家和全球金融霸权体系时不再势单力孤，同时还可带来巨大的经济、政治和安全收益。这既是趋利避害的选择，也是促进国家发展上台阶的战略举措。

　　币缘圈共同体的前景

　　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专门论述了“洲际化”趋势，在他看来，“洲际化”时代是对全球化的接续，是国际关系从地缘政治到生物圈政治转变的开始。这一敏锐的预见，超越了“洲际化”进程的现实。

　　对组成洲域共同体和币缘圈的国家来说，它们依然需要在特定空间中存在，地理空间的接近仍然是促进彼此间合作的重要条件。面对金融全球化的现实压力，“洲际化”在现阶段的主要目标，并不是解决生态问题或建立生物圈，而是要通过合作形成足以抵消金融霸权的能力。为确保具有这种能力，许多国家有可能跨越洲域的地理限制，形成泛洲域或跨洲域的共同体和币缘圈。金融全球化改变了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的形态，导致在今天世界政治大棋局的博弈中，币缘政治将与地缘政治一道成为合纵连横、纵横捭阖的关键性因素。

　　据欧共体走向欧盟和欧元区的经验，洲域共同体和币缘圈的形成需要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最初是在煤钢联盟的经济基础层面合作中建立信任，进而扩延到贸易、关税和生产领域，包括通过空客飞机的研制形成全产业链整合，再推进到边境管理等政治、安全领域，最后进入货币领域。通过在货币领域的一般合作，国家之间可以通过币缘的中介作用，通约利益和交换价值，化解矛盾和冲突，建立起休戚与共的机制与制度性联系，创造持续互动的基础条件，在无数交换利益的实践中培养和巩固认同感，逐步走向超越国家的利益共同体。可以说，构建洲域共同体和币缘圈的过程，是一种具有自主政治意愿的经济活动，也是在经济合作中促进彼此政治认同的进程。

　　相对于开放的全球体系，无论是洲域共同体还是币缘圈都是相对封闭并能长期运行的经济体，这意味着它们是一个比较完整、具有一定的内敛性、相对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也是可以谋求与外部世界平等地位的开放经济体。以现代经济体系的框架衡量，币缘圈是一个多元一体的结构，它拥有能够满足发展需求的资源体系、相对完整的制造体系和能够提供有效流动性的货币金融体系。除了这一基本的三元结构外，币缘圈还需要通过多国之间的政治合作，建立解决内部矛盾的机制和集体安全框架，要通过密切的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增进彼此认同，走向区域共同体。组成洲域共同体的目的，就是各国通过合作，扬长避短，形成整体大于个体之和的优势，实现自身稳定发展和提高全球竞争力。

　　主要着眼于经济和货币功能的最佳货币区，注重区域内部的经济开放性、劳动力自由流动、各国均有多样性的产业，因而能够做到通胀水平一致、资本自由流动、具有财政转移支付能力。可见，最佳货币区是经济水平接近、产业结构相似，侧重于发挥货币经济功能的一种理论设想。而币缘圈是在实践中出现的社会现象，它有规定条款却也有弹性，能够包容发展水平的差异，不求一国经济内部的完整性，注意成员国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强调彼此认同，突出协调与合作，它是主权国家组织起来应对全球金融资本扩张的产物，具有浓烈的国际政治色彩。

　　与单一国家比较，币缘圈具有显著的规模效益，更多的空间和人口意味更大的统一市场，更完整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可以支撑教育科研体系的发展、可以加快基础建设和投资的回收；统一的安全框架不仅可以有效抵御金融主导型国家的军事压力，还可减少安全开支，消除区域内各国之间的内部矛盾；人口可以更多更便捷的流动，促进服务经济发展和人文交流；扩大的规模降低了社会发展的边际成本，为区域国家带来共同的综合性社会收益。总之，币缘圈是在统一货币体系内，获取各种资源、各种制成品和包括安全服务在内的各种服务的发展空间，是可以与其他主体实现互惠式交换的超国家主体。

　　各区域有各区域的特点，建设币缘圈共同体的路径难以一致。欧洲国家之间大小接近、发展水平接近、有共同的历史文化、法德轴心具有政治和经济的向心力，建设欧共体的进程是一种“同一性的整合”。而更具多样性的亚洲目前采取的是“竞争导向的一体化”，原因主要是亚洲国家体量相差悬殊、发展水平和制度差异大、历史文化背景复杂、缺少公认核心而只能采取次区域组团的方式，加之美国担心亚洲合作可能导致脱美化，因而反对亚洲区域的经济整合，特别是反对货币与安全的合作。2010年后，美国确定了“重返亚太”的战略，强化美日、美韩、美菲、美澳新同盟，通过多管齐下的方式阻止东亚共同体和币缘圈的出现。

　　然而，通过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和全球金融危机，亚洲国家已经认识到，如果不组建亚洲共同体和币缘圈，就无法抵御全球金融资本的洗劫。金融资本利用美元金融霸权的盘剥，迫使人们尽力挣脱美式全球化体系。美国不受监控的金融市场和金融资本加剧了边缘国家经济上的脱美化趋势，即使遭到美国经济封锁、政治打压以及安全威胁，欧洲、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都会这么选择。在全球金融化的背景下，国际货币体系的脱美化是关键。建立共同体和币缘圈的核心，就是要实现金融独立。没有金融的独立，就无法摆脱金融资本的控制，就不可避免会受到金融利益最大化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支配，就无法摆脱边缘地位，成为世界舞台上的真正一极。

　　以长远的眼光看，泛亚区域拥有充足的自然资源、完整的工业体系及庞大的消费市场，有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的货币金融体系，应该可以建立一个独立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共同体和币缘圈。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如今的亚洲，还在历史与现实、内部与域外、金融与实业、经济与安全等诸多矛盾中纠缠，需要更多的耐心与创新，包括在基础建设、投资融资、产业链合作、文化交流以及金融货币领域的创新。例如，资源型国家可与制造业国家就基础资源供应和销售进行协商，以资源历史均价确定价格浮动的区间，通过“影子期货”的方式防止价格大起大落，并分担和分享由价格波动造成的损失与收益。

　　从全球历史的视角观察，币缘圈共同体既是全球体系的收敛，又是国家体系的扩展；是能量聚积的过程，也是肌体生发的姿态，它能让陷入全面危机的世界旧体系有序地解体，为随之到来的全球新秩序做好铺垫。

　　第五节 从国家体系到洲域体系

　　现代国际法意义上的主权国家，是经历了“三十年战争”的所有参战方筋疲力尽后的政治妥协。200名具有平等地位的代表，在经历了会场与战场交织的讨价还价之后，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用国际法固化了大家认同的结果：彼此承认和互不干涉。

　　和约规定，各签署国拥有不受外来干涉选择本国制度和宗教信仰的权利，国家无论强弱一律平等。和约确定了以主权国家为主体、多元文明、具有普遍接受的规则，建立了国际关系体系的基本原则，对人类社会的日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超国家共同体的趋势

　　主权国家摆脱了旧式神权和传统王权，成为一种颇为适应资本主义成长的新型人类共同体。它既是资本主义体系的政治保障，也是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基础，主权国家成为保护资本发展的最大空间容器。在主权国家之外，就是丛林世界。

　　资本的持续积累需要主权国家增强中央集权和国内控制，这一需求在强化国家权力，使主权国家具有成为霸权国家的内在动力。与加强中央集权并行的社会进程之一，就是把在一定政治空间生存的人们塑造成具有文化同一性的民族，排犹、驱逐新教徒的血腥过程像养料般滋养了文化同一性之花，而最终催熟了欧洲现代主权民族国家体系之果。

　　日益强大的欧洲国家把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模式逐步推向了全球，也把主权民族国家体系变成了欧洲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基石。现代主权国家对复杂的、大规模社会化生产所起的协调作用，及其为本国民众提供的社会契约式的安全保障，使得建立强大而独立的主权国家成为世界各地人们追求的目标。到2013年，加入联合国组织的主权国家达到193个。基于主权国家的世界秩序，在其创立350年后达到了顶峰。然而，在主权国家已经普遍成为世界秩序基础单元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国家却开始让渡曾被视为“神圣”的主权，组织起超越国家的洲域共同体。而最早出现主权国家的欧洲，竟然是这一潮流的弄潮儿。

　　面对这一变化，人们需要做出判断：在长周期、大历史的框架下，洲域共同体会是与主权国家体系那样绵延数百年的洋流，还是只是短暂翻腾的浪花？它是人类解决世界秩序问题的长久设计，还是一种应对短期挑战的策略性反应？实际上，人类历史上存在许多“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事例。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本身也并不是一个精心设计的产物，而是一场数十年混战后无可奈何的结果。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独特妙处是，一国只要接受了主权国家的最基本原则，就可以在保持自己政治、文化、宗教特征的情况下加入国际社会，并得到国际秩序的保护。这是日后主权国家体系得以在世界上广为流传的重要原因。一个看似没有实质性规定的无用体系，恰恰可以在需要模糊空间的国际秩序中长期发挥着作用。与之对比，那些条款清晰的和约，在力量格局变化之后就往往失去了作用。看来在解决世界秩序难题时，需要有以无用为大用的智慧；在解读历史事件的时候，也需要这样的眼光。

　　细究起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它的起点是打破旧式王权和宗教的一统，承认欧洲国家的多样性，却又促进欧洲形成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它确立了主权国家之间平等的原则，却赋予主权国家追求霸权的内在动力；它为和平目标创立了均势机制，却使欧洲为恢复均势而不断陷入战争。这些矛盾的根源在于，产生于资本主义早期重在保障资本在一国之内积累的主权国家体系，难以适应资本向全球扩张的趋势。寻求力量和利益极化的帝国，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一样，都具有挑战均势的本能。

　　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面前，任何国家都难以真正地独立生存与发展。建立洲域共同体是主权国家抵御全球资本的护栏，也是一条开辟摆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新路，尤其是一种防止边缘地带国家沦为剩余价值永久提供国的有效方式。每个国家都可以通过参加一个或数个区域、次区域组织，来避免国家的倾覆。

　　这是一个合纵连横的时代。只是今天的国家目标，不是为了在战争中互保，而是为了组织化的合作发展。最近英国组织脱欧公投，充分体现出英国的歧路之难：是让渡部分主权加入欧盟，还是游离在外保持充满争议的孤立，抑或以英联邦为基础，重建英国主导的超国家合作组织？这是一个曾经的世界大国也不得不面对的艰难抉择。目前在规模决定国家地位的世界上，英国有可能重新开启英联邦框架下的超国家合作，尽管这笔大英帝国的遗产在今天是否能够兑现仍是一个问题，但不甘心就此沉沦的英国只能走超国家合作的道路。可以判断，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全球金融资本的压力下，组织起来已经成为主权国家的新选择，建立超国家共同体正成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洲域体系间的博弈

　　资本具有不断积聚财富的本能，这一本能体现在政治上就是对权力的极端控制欲和攫取权力的行动。特别是在金融全球化时代，资本攫取最大化的利润需要通过体系化的力量，因此维持全球霸权就成为资本帝国不懈追求的目标。

　　全球霸权是资本帝国的圣杯，是其维持积累的必要条件，而最终也成为它衰落的原因——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仅凭自己的力量长久地维持世界性霸权。在获得霸权和走向衰落之间，霸权国家总是想方设法地集中财富和权力，这表现为一种极化的过程。从1648年的葡、西、荷、法、英国的中心，到1900年只有德、俄、美、日等极少数国家幸运地从世界边缘走入世界中心，而大部分国家只能继续在欠发达水平的边缘地带挣扎。正如萨米尔·阿明指出的那样，其他国家的欠发达，恰恰是发达国家能够发达并保持发达的条件。

　　当权力与财富越来越集中，边缘地带的国家和人口就越多，甚至原本处于中心地带的国家也有被边缘化的可能。中心持续争霸，边缘在不断扩大，使极化结构的全球资本体系愈加脆弱。

　　20世纪上半叶，欧美等发达国家为争夺全球体系的主导权而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这是不同资本体系排他性最大化的极端体现，结果却创造了新的力量中心——处于欧洲中心边缘的俄国经过社会革命，演变为新的国家主体——苏联。苏联在世界史上的意义不仅在于其政治形态，而且在于它创立了一种以公共权力干预经济事务的模式，并因而能够快速进行生产性积累，建立足以与资本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分庭抗礼的新力量极。从20世纪中叶起，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作为一种反体系力量，与美国代表的资本主义体系进行了半个世纪的竞争。这一被称为“冷战”的状态，在两个力量极之间留下了广阔的中间地带，孕育并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和主权国家共同体等反体系力量的形成。这一广袤的区域，被毛泽东称为“第三世界”。

　　在一个资本和财富无限趋向集中的极化世界上，无论是欧洲国家还是亚洲国家，抑或南美洲国家或非洲国家，任何一个单一主权国家面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都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独立性，都难以摆脱“依附性发展”的历史宿命。从国际政治和经济的实践经验看，要改变资本体系为“刀俎”、民族国家为“鱼肉”的命运，只有通过超国家的合作，才可能夺取一线生机。

　　苏联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失败，原因主要不在于两个国家之间的比较，而在于两个体系的差距。集中于东欧一隅的经互会组织，难以与美欧主导的大西洋及亚太地区的大半个世界进行体系化竞争。与有数百年历史、千锤百炼的大西洋体系比较，经互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获得的势力范围的产物，由此形成了一个等级化、同质化、缺少有机联系的僵硬体系，难以包容其他新兴国家的融入。所以在美国把沙特这样的石油生产国和日本等国均纳入西方体系的时候，苏东体系在与美欧体系的竞争中，就只能甘拜下风。在不同体系的竞争中，规模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规模是综合能力的基础。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苏联领导人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金融化之后，对国家利益和力量形态的改变，因而没有把货币金融领域的博弈置于国家战略的高度。尽管如此，这一以建构新体系反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曲折历史，却为未来的反体系运动指明了通往成功的方向。

　　一个国家包括一个小的地区体系，要在全球竞争中生存发展下去，先要按照自然法则形成足以抗衡主导体系压力的能力。在这方面，结盟是一种古老而便捷的方法。在欧洲主导世界的时代，通过传统结盟维系的均势体系是保障欧洲稳定的政治设计，其有一定效果却难以持续。启蒙时代的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提出，处于自然状态的每一个国家都在寻求本国的绝对自由，结果会陷入“人类坟茔遍地”的野蛮状态。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由各共和国自愿组建一个联邦，“逐渐走向一个权力联合体系，一个世界性的普遍政治安全体系”。康德的设想，一直到欧洲成为世界次中心的时候才得以实践。欧洲从1950年的煤钢联盟起步，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不懈努力。在苏东集团刚刚瓦解之时，欧洲就通过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开始全面推进欧洲的联合。欧盟是世界上第一个洲际联盟，为了实现集体安全和维护经济利益，主权国家向洲际性政治同盟让渡部分主权，以实现欧盟范围内的合作。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欧洲的联合是对全球资本力量过度集中于美国的反制，就此而言，欧盟是对苏东体系的替代。欧洲国家通过组建欧盟——欧元区，来平衡美国对单个欧洲国家的压倒性力量，以维持欧洲在世界体系中已经岌岌可危的次中心地位。

　　洲域体系要与全球体系抗衡，必须要有一定的经济规模，还需要有完整的产业链，有独立的政治体制、货币和金融体系，有高效的科研教育体系，有维护自身安全的决心与能力。除了上述属于力量范畴的因素外，洲域共同体要在世界上生存发展，并对全球事务和未来发展产生影响，还必须有道义和利益的双重感召力，既用共在共享的道义来“协和众国”，又通过各国间互助互利，让参加洲域共同体的利益大于居于全球霸权体系之中或游离于外的利益。

　　如今的全球化，是资本全球逐利驱动的全球化，只是人类全球化进程一个阶段中的一种模式。当单一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无法为资本长期积累提供持续保障的时候，调整或改变世界秩序就成为资本的理性选择。多样性取代单一性、洲域体系取代主权国家体系，正是全球化历史的新趋势。如果说，当年美国体系的兴起是由于全球资本的簇拥，那么，其最终的衰落，则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全球资本所抛弃。为了自身利益，美国不断通过制造全球危机的方式向美国驱赶资本，全球资本遗弃“危机制造者”美国就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

　　对全球资本来说，维持一支庞大美军和全球基地网络，经年不断的战乱，冒着世界大国互相摧毁并威胁全球安全的风险，是一种过于高昂的代价。而在冷战中萌生，在冷战后逐步成形的欧洲模式，有可能成为一种替代的模式。冷战的结束，导致了传统大西洋欧洲的终结。在新戴高乐主义影响下的欧洲，不再是那个反对共产主义的、民主的、自由的西方世界的欧洲，而是由诸多毗邻国家组成的欧洲，是提倡国家平等、保持民族多样性的欧洲。英国脱欧所体现的是洲域化进程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却无法逆转超国家合作的历史趋势。

　　历史上存在朝贡贸易关系的亚洲，在进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时候曾经是一个完整的国际体系。这一历史印痕，不仅影响了近代亚洲国家进入世界体系的轨迹，也为其实现后来居上创造了条件，更为世界体系的演进提供了东方式的选择。

　　近代以来，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基本框架。而在东亚长期存在着超越国家的“地域经济圈”，这种在国家与世界之间的地域圈，曾经是、还可能再次成为全球舞台的重要主体。介于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的亚太地域经济，在纳入全球体系之后很快便焕发出足以影响世界的新活力。亚太地区在世界的影响力，或许是对数百年西方冲击的反作用力。而这个巨大的反作用力，正在参与对未来世界的塑造。

　　合力塑造历史

　　除了全球资本的转向和亚洲的反应，改变历史进程的另一股力量，就是发展中国家争取改变自身边缘地位的努力。面对强大的全球资本及其代表国家，无论是传统的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只能通过合作才能予以抗衡。欧洲的联合与泛亚区域的合作，以及与之对应出现的北美自贸区和南美国家联盟，正在合力瓦解单一的美式全球化体系。

　　多种力量的共同作用改变了全球秩序的基石，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元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在发生变化，超国家的洲域共同体作为新的、更有分量的基础单元加入到全球社会之中，与主权国家一道成为建构世界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的世界将是多种资本成分、多种社会组织方式、多种文明共在并存的世界。而能源、通信等技术的进步，是推动这一历史趋势的重要力量。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指出：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能源和通信媒体促进了国家市场和民族国家政府的形成。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能源、通信媒体和基础结构将会超越地理的限制，各大洲将会成为经济生活的新舞台，当前的经济转型就是由全球化转向洲际化，商业和贸易的大部分增长将在洲际市场上实现，而洲际性的政治联盟将成为新型治理模式。这导致了从全球化向洲际化演变的新趋势。

　　毫无疑问，洲域共同体首先是一个空间概念；同时，它还是一个经济、政治概念。洲域共同体是一个超出了国家地理空间范围、超出了国家经济框架和政治秩序的社会共同体。它的范围涵盖甚至会超越地理上的洲。空间概念只是洲域共同体的表层。作为任何一个人类共同体，其核心都是人们之间的认同感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组织方式，也就是他们将如何组织生产、如何生活、如何成为彼此认同并能友好共处的共同体。洲域共同体不只是在特定洲域中的主权国家联合体，也是未来全球体系中的重要新主体。

　　从初步形成和正在成形的洲域共同体的经济结构看，它至少要拥有足以支撑自身发展的基础资源和市场、拥有相对完整的制造业体系、拥有能够配置经济资源的金融服务业。为了保证经济活动和共同体的持续发展，它还需要有足够的人口和培养后备劳动力的教育体系、完整的科研体系和保障发展所需安全环境的军事力量。当然，也少不了相互包容的文化、能够化解矛盾的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与以往主权国家体系中的国家相比，洲域共同体具有鲜明的特征——“单个国家不再独自行动，而是在地缘上形成紧密联系的共同市场，这个共同市场以经济互补性能够保持该地区在粮食、武器和重工业等关键必需品上自给自足为特征。”这些不同于传统主权国家的行为体的出现，已经在冲击似乎普世的自由放任、无政府或均势体系的世界秩序，并开始构建区域内广泛合作、相对自给自足和政府加强管理的世界秩序。

　　长期以来，主权国家一直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主体。在未来的世界体系中，洲域化的共同体和币缘圈将成为世界新体系的主体单元。未来世界的可能前景是，主权国家将继续存在，但不再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唯一主角，超国家的欧共体、泛亚共同体、美洲共同体及相应的币缘圈将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板块。无论在地理空间还是在经济上体量更大的洲域共同体，将拥有更强的综合能力，包括核力量，这会极大地提高彼此使用暴力的代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以军事力量进行经济剥削的冲动，这与超国家间的合作示范和币缘的中介作用一道，使洲域共同体成为推动新一轮更公正的全球化体系的新主体。

　　洲域共同体有可能成为未来世界新体系的主体，历来在世界政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政治，将让位于“洲际政治”；以往国家之间围绕地缘政治的竞争，也将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全球与区域的币缘政治博弈。因为，在推动金融全球化时代变化的诸多因素中，当代币缘是隐藏在深处却至关重要的因素。 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