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七章 多元共生的全球体系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孔子《礼记·礼运》

　　从欧洲起源的资本主义方式，通过不断地扩张，创立了以主权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的现代世界体系，逐步将全球纳入到一个以资本增殖为目标的统一体系之中。如今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无远弗届，已经达到了空间的尽头。以往通过新的空间扩张即可向外部转移危机的做法已然失效，现代资本主义体系进入裂变期，围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心圆式的一体化进程开始逆转，曾经趋同的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多元。

　　目前，世界上已经出现了超国家的经济合作与分享政治权力的洲域组织，这是趋向于共同安全与共同发展的多元世界体系的胚芽。以主权国家为基础单元的国际社会，正在向洲域共同体组成的全球体系发展。在探索前进的道路上，币缘理性可以提供多文明交流交融的智慧，而币缘将在旧秩序与新秩序之间的利益鸿沟上构建起平稳过渡的桥梁。

　　第一节 走向多元的全球化

　　“现代世界体系”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的是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世界体系。作为人类通过交流趋向于组成全球社会历史过程的全球化，它伴随着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历程，而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发端于欧洲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政治上建立了以维持主权国家间均势为基础的秩序，在经济结构上则以优先考虑资本持续积累为特征。这一体系经过数百年的扩张，摧毁了世界上同时平行存在的其他所有体系和秩序，覆盖了全球。在经历了500年的持续扩张之后，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开始衰落。由它推动并主导的全球化将进入一个退潮期，而这不过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周期律在当代的一次显现。

　　全球历史的悠远长调

　　人是社会生物。人们通过彼此间的交流形成社会，交流使我们成为人类。交换样式与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共同基础。所谓全球化，就是分布在各地域的人类通过彼此间长期的交易、交往、交流活动，逐步交融走向全球人类社会的长期趋势。人类交往由近及远、以达全球的历史进程，体现了社会发展的一种规律。

　　从公元前3500年起，在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尼罗河、印度河、黄河—长江等四个不同区域出现了大规模的人类共同体，形成了彼此间有广泛联系的河谷文明时代。正因为如此，有学者相信人类的全球化历史已经有5 000年之久。公元前1700年来自草原地带的新文明入侵了中东地区的河谷文明，在被摧毁的河谷文明基础上，孕育了世界性的新文明。

　　基于地理环境，早期中华文明是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中发展，却也同样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历程。从上古炎黄之争的传说中，依稀可见两种不同文明竞争与融合的过程。夏商周朝的更迭，春秋战国的失序，到秦的一统天下，构成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复杂演进史。许倬云说：

　　中国是很庞大的地区，各个地理区域天然条件不一样，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共同体，必须是各个区域之间能够互补而无冲突。朝代刚兴盛的时候——通常是大乱以后，一个新的秩序出现了，各个地区可以重新调节，彼此形成互补关系；在各地区之间协调与重新分配资源，也正是一个新政权的重要任务。建立一些新的交通网和新的管理制度，都是为了把若干相互冲突的地区，重新放在一个系统之内，这个调节过程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每个政治共同体都是一个复杂系统，当其逐渐失去调节能力，无法应对环境挑战时，就将由盛转衰。 注释标题 许倬云.大国霸业的兴废[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3-4.

　　人类的文明无论大小，最初的起源皆是血亲氏族部落。有的文明之所以能够成长壮大，在于其生命张力与外部因素的积极互动。中国殷朝以前嫡庶不分，实行兄终弟及继承制，不利于财产积聚与家族世代的延续，也不利于形成超族群治理的政治架构。周朝实行父子相承和嫡庶制，衍生出宗法制、封建制和君臣名分关系，形成了中华礼制的基础——周礼，导致了氏族制的文明化。奉行以血缘位置决定政治地位的周礼，以嫡长制规定了王与诸侯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明确了诸侯与家臣、宗家与分家、贵族与庶族的关系，将单纯的亲缘性制度发展为一种等级政治制度，这更有利于对广大地域和众多人口的有序治理。到春秋战国时代，周王室血缘身份秩序受到新生社会力量的挑战，最终是实力原则压倒了血亲原则——有能力的伙伴比兄弟更加重要，这一选择孕育了人类文明的大进步。经秦汉统一中国而建立的中央集权制，是一次新的制度飞跃，殷周革命建立嫡长制和封建制被官僚制和郡县制所替代。而这一制度的建立，为中华文明在广大地理空间上的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也为中华文明成为世界性大文明奠定了基础。

　　凡大文明，都需要拥有足够其成长的地理空间，更需要有和其他文明相遇融合的机遇，也一定会经历诸多文明之间“打破你我，用水调和，我的泥中有你，你的泥中有我”式的融合过程。在人类社会全球化的早期阶段，以两河文明、尼罗河、印度河和长江—黄河文明为轴心，形成了农业文明的中心地带，开启了农业的全球化时代。农业文明作为在相当长时间里的主导文明，常常会辐射、吸引和融合边缘地带的其他文明，而边缘地区的文明也时常会挑战中心地带的主导文明，更能经受住内外冲击、更能做出适应变化的文明才能延续发展，而单一或迟暮的文明则被吸纳，成为镶嵌于新文明之中的碎片或融合为其中部分。这种弱小与强大、边缘与中心、野蛮与文明的转化并无一定之规，历史在文明的演化中展示出极大的不确定性。

　　亚历山大从小小的马其顿发起东征，打败了强盛的波斯大流士帝国，推动了希腊文明的传播；颇具历史主动性的汉武帝通过遣使西域，驱逐了与汉力量相当的匈奴，使中华文明代表的农业生产方式在亚洲大陆上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编织起涵盖亚欧大陆的贸易网络；崛起于安纳托利亚西部小公国的奥斯曼帝国，成就了泛突厥和泛伊斯兰势力的数百年辉煌。不同的文明与国家，通过战争与贸易，在血流成河与锱铢必较的交替中构建起了各自的天下。霸权的转移，只是这种潮涨潮落式变化的政治印痕。其中深藏的规律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生产和生活方式决定着全球化的性质，那些创造并引领生产方式变革的国家，才能充当文明进化动力和全球历史的书写者。

　　农业经济是一种具有自给自足特性的经济，在开垦土地和种植中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与时间，与游牧经济或商业经济相比，虽缺少张力却具有内在的韧性。在农业经济体中，市场居于社会的从属地位，商业只是主体经济的补充。远程贸易的规模和影响力受到交通工具的局限，这决定了主要从事贸易的民族和国家在农耕时代的边缘地位。具有机动性优势的游牧民族在人口规模上无法与农耕国家相比，因此当其凭借军事优势占领并统治广袤土地和人口之后，往往会被拥有更多人口、更高生产力水平，也更加稳定的农耕文明所改造与同化。这些在短时期占据军事优势的游牧民族，宛如划过天空的流星，无法长期主导历史的走势。在农业经济时代，那些拥有庞大水利系统、以农为本的国家，比游牧民族和崇商国家具有更稳定的经济基础，能够维持更多的人口和积累更多财富，在文明传承上也更具有连续性和建设性，在农业全球化过程中，居于强势地位的农业国家和民族不断征服或同化其他非农业国家和民族，使农业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占据了主体地位。以今天的眼光看，延续数千年的农业全球化时代也许有几分沉闷，然而，非厚重无以积累财富与文明，人类社会就是迈着厚重的脚步，从历史深处一路走来。

　　农业全球化的历史事实，使得人们可以超越史宾格勒的欧洲中心史观，超越汤因比的人类文明不可能存在一条共同历史长河的结论，把世界体系作为整体来认识。在人类的世界体系中的确有一条共同的、整体性的历史长河，这条长河的文化起源和过程具有多样性。文明多样性带来的消长律动，总在推动人类社会从疏离走向集聚、从隔绝走向连通。到公元200年前后，欧亚大陆和大部分非洲地区的不同文明之间通过相互交流，超越了人类原始群体的范围，形成了紧密的文明网络体系。这种新网络不仅将帝国的乡村与城市连接在一起，同时也把相距遥远的各个帝国连接了起来。在美洲大陆，也存在着与欧亚大陆相似的情形，墨西哥美洲的文明中心和南美洲文明中心各自形成了都市网络体系。这些交通与经济网络不仅奠定了全球化的基础，也为全球化准备了文明多样性的发展途径，极大地推进了人类社会全球化发展的基本趋势。

　　在文明发展和保持多文明网络的畅通与运行中，货币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中介作用。不难想见，用易物的方式很难在跨地区之间进行持续的交易。铸币与用各种实物包括贝壳、包裹着牛皮的青铜等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物品相比，具有标记明显、体积轻巧、便于携带和易于储藏的特征，可以便捷地流通，因而很快被人们接受和采用。货币自诞生起，它的作用就不仅仅局限在贸易和经济领域，还对人类广泛的交往与交流——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货币的出现和发展，促进了西亚和埃及地区市场经济的发展，使远程贸易冲破各种政治和文化的阻碍，逐步形成了亚欧大陆的商业交往网络。

　　货币化的交换，促进了分工与合作，推动着市场经济和区域市场的形成，也推动了农业全球化的进程。交易促进交往，形成了币缘——这一由货币交换而产生的社会关系。币缘使人们的价值观产生了交集，增进相互了解，进而产生信用，帮助人们学会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进行利益的通约与交换，促进了区域分工，延续了文明间的交往。币缘为文明间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坚韧的纽带和持续反馈，彼此间的矛盾冲突、竞争乃至战争，可以影响却无法彻底中断贸易往来和利益交换，为人类社会千回百转的全球化进程保存了内在的张力。

　　在沃勒斯坦看来，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个世界性的帝国，甚至同时存在着“世界诸体系”（world-systems），譬如印度洋体系、中华体系和地中海体系。在这些体系的不同帝国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彼此间还进行着直接或间接的贸易。然而，受到当时交通技术的限制，无法维持超越奢侈品交易的大宗贸易，也难以保持人们之间的频密交往。1250—1350年，欧亚大陆有8个地区保持着相互关联。这些平行存在的“小世界”，经济上自给自足，政治上互不统属，文化上各美其美，彼此间保持着时断时续的交往，以“烟村四五家”式的田园牧歌图景，分布于广袤的世界。这是与农业经济依赖于土地和季节性特征相适应的全球化模式，基于“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雨”的农业生产，既没有在广域范围内形成紧密联系的需要，也不具备建构能够覆盖全球，具有共时性特征的世界性网络的技术基础。

　　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

　　历史上颠覆中心的变化，总是从边缘开始。道理无非是穷则思变。处于地中海边缘的热那亚城邦，联手同样地处边缘的伊比利亚半岛国家，开始寻找通往东方的大西洋航线，以摆脱共同的困境。热那亚的城邦资本滋养了十字军精神，确保了伊比利亚人在宗教热忱下能够不计成本地冒险扩张；以美第奇家族为代表的城邦资本还资助了文艺复兴，让教廷、王室与贵族能够体验高雅品位，知道与最有偿付能力的商人阶级进行联合的好处。斐迪南和伊莎贝拉与热那亚商人阶级的结合，使得伊比利亚半岛人改进出了一种可以利用各种风向航行的三桅船，这种能够横渡大洋的三桅船成为勾连起全球经济网络的织针。随着“大洋航道”的开启，特别是可以进行大宗商品运输的船舶的出现，原本处于不同大陆上的世界各经济体可以超越海洋的阻隔，而受制艰难路途的大陆国家也有了新的通途，逐步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经济网络。

　　世界逐步从大陆时代进入海洋时代。世界经济活动的重心从大陆转移到了海上，全球各主要地区的经济活动突破了区域性内部循环网络，开始围绕着一个大三角在运行：欧洲人把非洲的奴隶运往美洲，再把美洲白银运往欧洲和亚洲，换取亚洲商品再运回欧洲。这是欧洲人发现的一种可以让资本不断增殖的生产方式。这种方式不需春耕秋收，甚至也不依赖于凶吉难卜的长途贩运，其核心就是以贵金属为载体、以海运为渠道的全球资本流动。

　　西欧为什么能够发展出资本主义，不是因为先进而是由于太落后。正是蛮族的一次次入侵，把西欧帝国复兴的一切可能化为泡影，也为资本主义制度扫清了道路。在沃勒斯坦看来，由于领土、国家、教会和蒙古人——这四种力量不可思议的同时式微，致使谨防资本主义进入欧洲的大门洞开，由此资本主义“溜进”了欧洲。因而，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起源并不是一种荣耀，而是欧洲首先感染，再向世界传播的一种疾病——从病理特性上看，追求连续不断增殖的资本更像病毒。

　　这一新的积累模式产生的经济剩余和耗费方式，创立了菲利普二世的地中海世界——一个由王权统一的大市场，开启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构建过程，成为人类社会全球化的新阶段。“航海大发现”给欧洲带来了大量的美洲财富，也为不断积累的资本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多的资本在欧洲地区积聚，需要形成更大的统一市场来容纳与运行，资本的需求与渴望扩张的帝国王权结合，成为摧毁欧洲城堡领主小市场经济和破碎化政治传统的力量，迫使欧洲开始改变，以适应资本积累的社会进程。正如艾伦伯格所说，“不是波多西的银矿，而是热那亚人的兑换会，才使得菲利普二世有可能在几十年里实施他的世界霸权政策。”（引自kriedte 1983:47）热那亚资本家通过投资大航海，获得了物质扩张的好处，又利用在欧洲资本主义体系物质扩张时期形成的体系和机构，再一次推动了金融扩张。而这一次金融扩张，却成为荷兰周期的摇篮。

　　只比意大利城邦略大一些的尼德兰联合省，对所占据的空间按照资本增殖的需求进行了彻底改造，建造了大量的船舶、优良的港口、繁华的城市、配有纤道的四通八达的运河体系，拥有第一个“现代”农业经济。荷兰人通过组织化的资本，发展出发达的捕捞业、毛纺业、制瓷业、造船业，完成了平底船的技术革命，成为拥有大宗商品运输能力的“海上马车夫”，先是承揽了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的海上运输，继而又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亚欧贸易的垄断权。

　　几乎照搬了荷兰模式的英国，在关键之处有自己的创新。它成功的秘籍，就在于新的实业之路——工业革命，把积累的资本投向了工业并为其构建了全球市场体系。英国和法国都采取了一种重商主义变体的经济政策，用“建立国民经济”的自给自足原则，来对抗依赖荷兰经济的国际中介原则。这一做法极大地制约了荷兰的世界贸易体系，阻止了荷兰体系的继续扩张，最终导致资本全球化荷兰周期的退潮。英国在1815年领导反法联盟取得对拿破仑战争的胜利后，就成为资本全球体系新周期——工业资本主义周期的主导者。

　　美国，这个曾经是欧洲殖民地的国家，借鉴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制度，又结合美洲的实际条件进行了体制再造，终于凭借着庞大的军事力量、石油能源革命和美元货币体系，赢得了对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支配地位，成为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全球霸主。美国体系的最大特点就是，将世界一度纳入到统一的货币体系和经济框架之中。

　　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形态，无论是殖民主义、重商主义，还是工业化、金融化，其核心目标都是资本的持续积累。资本为积累而不断扩张的特性，让现代资本主义体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体系”，它第一次把“世界”与“体系”统一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和现实。正是资本的不断扩张，才把平行于外的其他体系逐步纳入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就这样，“资本全球化”替代了“农业全球化”，成为人类漫长全球化历程的新阶段。

　　难以为继的资本膨胀

　　资本主义体系并不是人类全球化的开端，也不会是它的终结，更不是它的全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只是人类社会5 000年全球化历程的一个阶段。资本的全球化，无法替代人与人类社会的全球化。人类5 000年的全球化，不是简单的线性运动，而是复杂运动和周期性变化的交织，这种变化与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有着因果性的关系。

　　与漫长而和缓的农业全球化相比，公元1500年至今是资本全球化的高速发展时期。资本的持续积累从欧洲起步，不断向全球扩张，不断摧毁传统民族国家的长城，使资本成为支配世界的最终力量。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得到了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在政治外交以及军事暴力方面的支持，直到把全世界纳入统一的资本市场之中。可以说，这500年是资本全球化波涛奔涌的涨潮期。

　　有涨潮就有退潮。如今，尽管有现代信息技术和交通运输技术的推进与维系，资本全球化却进入了退潮期。所谓资本全球化的退潮，实质是指以资本不断积累为目标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在走向终结。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之路，也终于走到了尽头。

　　资本全球化的退潮，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不断积累的目标背离了全球化的初衷。对人类社会来说，人或者民众的生存是首要的基础。货币与资本原是由人类社会创造的工具，却正在危及人类社会，资本不断增殖的冲动与行动正在日益侵蚀人类的生存基础。历史的辩证法在于，这种背离人类全球化初衷的实践，在现实生活中会同时表现出合理与不合理的两面。寻找黄金的贪婪愿望推动了哥伦布的探险，结果是在开辟“大洋航线”和殖民地的同时，灭绝了美洲原生文明；瓦特为更多挖煤以赢利的动机，促进了蒸汽机的发明，这为日后机械化战争准备了动力和武器；西方列强派到中国的军舰，打开了自由贸易的大门，也刺激了中国革命，导致中国放弃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模式投入到全球性的生存竞争中；为赚取不同货币的汇率差，梅兰梅德创造了货币汇率期货，却诱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总之，资本逐利的全球化，在推动人类交流的同时，也加深了贫富的鸿沟。谋求最大化利润的资本主义体系，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破坏了人们之间的脉脉温情，摧毁着每个人的身心。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已经难以为继。

　　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今天的世界依然在重复19世纪就上演过的剧情——资本收益率大大超过经济增长率。皮凯蒂这本引用覆盖了3个世纪、20多个国家的大量数据，并采用了新颖的理论框架的著作，实质上是延续了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这两部相距近150年的著作，分别从资本主义体系内在逻辑矛盾的分析中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资本的过度积累产生了不可控且不可持续的社会不公平。所不同的是，马克思在揭示了资本的本质之后，所给出的解决方案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参与了无产阶级的政治运动，成为用思想改造世界的革命家；而皮凯蒂认识到了收入和财富总是非常政治化的历史，却选择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做一个能够指出问题的学者，他提出的改变不公平收入现状的建议是征收“累进所得税”。

　　对信奉知行合一的人来说，思想的价值不仅在于认识世界，更在于如何改变世界。然而，还是要肯定皮凯蒂的贡献——他用今天经济学家和政治学者都能够懂得的数据和学术话语，指出了资本主义体系中存在着不可持续的矛盾：资本收益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哪怕只是存在细小的差距，也将在长时期内造成社会不平等的结构，并演变产生强大而不稳定的影响。在皮凯蒂的分析框架中，累积增长定律是其理论的核心。他举例说，每年1%的增长率将使样本总数在30年后达到原来的1.35倍，在100年后达到3倍，在300年后达到20倍，在1 000年后达到2万倍。因此，从长期看，即使是1%的增长率，也具有不可延续的爆炸性效应。在皮凯蒂看来，累积增长定律本质上等同于累积收益定律，资本超过经济增长的积累率，从长时段看将导致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毁。皮凯蒂用累积收益的定律，不仅很好地回答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财富99 ∶1的不平等结构的成因，也揭示了资本追求持续积累的最终结果。他认为，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不断提高是市场经济自然而然的结果；在成功的市场即市场竞争充分的情况下，资本的优势越是明显，大资本优于小资本的情况也越为明显。从一个并不想革命的学者的著作中，得出了足以颠覆这个世界秩序的理论推演，可能比职业革命家喊出的革命口号更具有震撼力。《21世纪资本论》用数据指出了资本长期积累的社会后果，让喜欢用数据说话的经济学家们难以说出话来。

　　人们可以据此再推进一步，全球市场的出现和金融全球化，创造出了更加有利于资本赢利的环境，尤其是金融衍生资本“无中生有”的增殖逻辑，比传统产业资本“由少变多”的逻辑更增强了对边缘地带国家的体系性占有，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全球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这一趋势长期累积的结果，只能是全球现行秩序的瓦解。人们既然在资本体系中找不到出路，剩下的选择就只能是打碎这一体系。

　　资本体系的周期律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逐步覆盖全球的500年里，存在着若干个周期，每个周期都有一个主要的主导国家，每当新周期替代旧周期，就会出现主导国霸权交替的现象。其间会伴随着出现资本全球化的周期性退潮。布罗代尔和阿里吉等人把这种反复出现的现象，称为资本主义体系演进变化的“周期律”。从历史上看，体系中每一个周期的延续包括相互重叠的时间——无论是热那亚—伊比利亚周期还是荷兰周期、英国周期——大致为100年。应该说，这是比诸如尤格拉周期和基钦周期，或是康德拉季耶夫—熊彼特周期更长、更综合，也更具整体性的周期，是更能揭示资本主义体系本质和运行规律的周期现象。

　　在以往每一个长达百余年的体系周期中，人们可以观察到像春夏秋冬四季那样具有鲜明特征的几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横跨数十年的时间。所有体系周期从实业春天开启，然后是赤日炎炎的产业之夏，再到霜叶如花的金融之秋，最后是朔风刺骨的危机之冬。每一轮，都是一种类型的资本积累体系从崛起、扩张走向式微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由传统霸权向新霸权转移权力的政治进程。从长期来观察，这一过程似乎具有线性演进的规律，但对所有沉浸其中的国家、民族、个人来说，却是充满着不确定性的历史湍流。

　　在每个周期的早期，任何资本只要进入实业领域就可以获取高额利润，这是资本乐于投入新体系实业领域的原因。追求高额利润导致的资本投资，推动了资本空间固化的趋势——资本在特定地区大量投入，也是使实业扩张总是成为新体系初始阶段的原因。对实业的投资极大地提升了生产能力，使主导国家成为能为世界提供大量物美价廉商品的世界工厂，一方面，这让它们可以用廉价商品的重炮轰垮传统国家的贸易壁垒；而另一方面，实业的筋骨也确实为它们提供了“武器批判”的实力，从而形成对暴力的垄断。因此，它们在竞争或战争中都是所向披靡。

　　随着实业发展吸引大量资本的涌入，实业领域的利润率开始下降，此时就会爆发产业或商业危机。为降低投资风险和增加新的利润点，资本开始减少对实业领域的投资而更多转向金融领域。当越来越多的资本涌入金融领域，全球化主导国家就不再从事看起来肮脏、费事的实业生产，而是通过金融方式牟利，成为大腹便便的食利国家。随着金融资本不断扩张，投资泡沫越来越大，一旦超出实体经济所能承载的极限，一场导致体系重构的周期性大危机就会爆发。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周期律，揭示了不同的资本积累体系从兴起到衰落的历史过程。推动这一过程的动力，来自资本对利润的追求。无论处于什么阶段，资本都存在着追求最高利润率的本能冲动。只要能够实现资本的快速增殖，不管在何处、以何种方式，资本就会冲向那里。正是资本的本能推动了资本主义体系向全球的扩张，推动了全球化的快速发展。

　　在过去500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进程中，存在着周期性的潮涨潮落。在每个百年周期中，都有一个主导性国家创建并维护着一种当时最高效的资本增殖体系和社会模式。当这一体系在经历萌芽、壮大的过程时，往往是全球化的涨潮期，高潮就在金融化的阶段。待金融化的顶点被超过，体系将因自身的固有缺陷而爆发整体性危机，进入周期衰落的退潮过程。危机的结果，是旧体系被更有效率、更强有力的新体系所替代。而原来占据世界体系中心地位的霸权国家，也会被新的主导性国家所取代。此时，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体系周期。

　　在每一个新周期，通常都会有新空间的纳入，有更多的人口、市场、资源进入到新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最初的西班牙、葡萄牙纳入了美洲大陆，荷兰人开辟了波罗的海和亚洲的市场，英国纳入了印度，美国面对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去殖民化世界和苏东集团的广袤地区。对资本主义来说，已经覆盖全球的世界体系使资本主义在空间上已达极致。资本不断推进资本市场的深化，推出各种衍生金融产品，让整个世界经济与政治在整体上金融化，也即全球的金融化。而到2007年，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规模已经超越实体经济数十倍之多。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说明，资本市场在深度上也扩张到了尽头。

　　历史上的全球化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无数人参与其中的社会进程。“全球化”的关键是由谁在“化”及如何“化”。毋庸讳言，今天人们正在经历的全球化，是优先考虑资本不断积累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向全球的扩张，在全球寻求最大化利润，试图“化”掉世界的过程。直到金融全球化，把世界彻底纳入维持资本不断积累的体系之中。

　　扩张，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生命线。500年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一直在不断扩张。在前几个体系周期，资本的扩张还可以通过开拓新的外部市场转嫁社会改良成本来缓解国内矛盾。在阶级矛盾尖锐的社会动荡时期，对内做适度让步的成本可以通过向外扩张得到补偿。到美国体系阶段，世界市场已经开发完毕，已经固化的中心—边缘结构和资源消费模式都无法承载广大边缘地带国家效仿式的发展。目前的全球社会是一个中心—边缘结构的不平等社会，美欧等主要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占据着绝对优势的地位，处于世界体系的中心。中心国家控制并消耗着全球的大部分资源，控制了资源和产品的定价权，因此也可以推行过度消费的债务经济。依附性边缘国家的贫困，成为中心国家保持繁荣的条件。少数国家的现代化生活，需以大多数人的贫困化为代价。这种不平等的结构导致全球市场的萎缩，使越来越多的人无法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好处。

　　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周期超越了它历来的前辈，真正让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覆盖了全球。正因为如此，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穷尽扩张的空间。全球社会普遍受到资本持续增长的压力，资本无限积累的追求与世界有限资源的矛盾已经空前激化，这使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难以为继。

　　现代信息技术和交通技术，无疑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全球化，也方便了全球财富的转移与集中。在目前的制度框架之下，具有促进全球化功能的信息技术，把越来越多的货币变成了为增殖不断流动—炒作的投机性资本，成为全球经济和社会巨大的破坏因素。资本的异化，导致了技术的异化。现代信息技术和金融技术，可以在一天之内，甚至是更短的时间就使金融危机传遍全球。全球危机提示人们，不受约束的资本全球扩张已难以为继，发展到了虚拟资本主义阶段的现代世界体系正在不可避免地画上句号。正如一位曾经的新自由主义者反思的那样，这种美国式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存在着本质性缺陷，至少包括“差距扩大机制”，导致全球普遍的贫富两极分化；造成世界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巨大不稳定；加速了地球环境的污染，危及人类的整体生存。面对全球性的发展鸿沟，美式全球化已化无可化，这是它走向终结的原因，也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无法逾越的困境。因此可以说，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危机不仅是美国百年周期的危机，也是500年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之冬。

　　根据历史经验，与一个资本主义体系周期的终结过程并行的是一个新兴国家的崛起。以这个新兴国家为中心，世界或地区将构建起新的秩序体系。就像我们曾经看到过的荷兰、英国、美国以及与它们相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华盛顿体系，直至雅尔塔体系和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些从西方扩展到全球范围的体系，展现了500年间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狂飙突进的历程。然而，随着资本主义体系美国周期的衰落，世界经济体系再次面临着重组。不同于美国在崛起时代的向心趋势，今天脱美化将成为时代新的趋势。由此，趋于一体化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也将进入一个退潮期。

　　在前几个周期的更迭过程中，存在着不同国家之间激烈的霸权争夺。而此次不同，美国全球霸权的权杖竟没有接手人。这也是全球化进入退潮期的重要原因之一。按照历史惯性去思考，在美国体系走向式微之后，总会有一个国家取而代之。傅高义的《日本第一》曾经这样评论，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具有这样的潜力。然而，若是认真审视全球化的历史并仔细观察和思考当今的现实世界，就会发现，此次美国体系的终结与以往几次的体系周期更迭不同，它将不再是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新老交替——一种新的积累效率更高的资本增殖模式替代积累效率低下的旧模式，而是资本主义体系的根本性危机。

　　世界体系理论的创立者沃勒斯坦认为，通常那些摆脱危机的机制，包括创造新的生产性的先导产业已经不再起作用了，决定资本主义体系能否延续的人员成本、投资成本和税收成本的基本曲线越来越高，无法继续向上移动，资本主义体系的彻底崩溃也许需要50年、70年或80年，但其走向终结的趋势却难以逆转。未来的替代方案可能不止一个，但可以确定的是，人们都希望有一个能包容多种文化繁荣发展的平等世界。可以预见，全球资本体系的终结处，就是人类全球化历史的新开端。

　　第二节 抑制金融资本

　　在莎士比亚笔下，货币是人间“有形的神明”。资本作为“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虽与货币有关，却是冰出于水却寒于水的转化与升华。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不是物，不是产品或商品，甚至不是货币，而是一种历史的社会生产关系。可以说，资本是一种基于币缘的权力关系——谁拥有资本，谁就拥有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占有权，就拥有国际政治领域中对实体经济国家乃至全球社会的支配权。资本追求利润的本能与资本扩张所产生的权力回报的结合，形成彼此相互强化的震荡，推动资本主义体系不断扩张成为一种世界体系，使资本主义成为主导人类数百年历史的全球现象。

　　资本的僭越

　　资本与货币一样，原本是人类在经济活动中的工具性发明，后来却演变成为扭曲人性并支配人类社会的异己力量。正因为如此，不同文明的许多思想家和艺术家对金钱均抱有强烈的批判态度，不断抨击金钱对人性和社会生活的影响。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许多具有正义感和富于远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亦把对资本的批判和节制资本当作自己的使命或必须遵循的政治原则。

　　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开始，经过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社会对资本和资产阶级的批判与抗争一直在持续。几代工人、工会、工人政党和殖民地国家人民经过共同斗争，在世界范围改善了劳动者的地位，劳动者的权益也由宣言变成了实际保障，血汗工厂从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现象变成了特例。与此同时，资本仍在延续自身的演进，从商业资本、产业资本、银行资本间的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时代金融资本间的寡头竞争。在决定资本存亡续绝的纷繁竞争中，资本始终存在着由国内到全球的扩张和不断脱实向虚的趋势。资本演进的这种规律性现象，在不断消解劳动者在与资本所有者的斗争中获得的权益，加剧生产过程和分配结果的两极分化。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率先完成了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到70年代中期，英、法、德、意、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完成工业化。在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信用货币体系之后，资本从物质生产领域向外游离成为全球趋势。全球流动金融资产出现了远高于历史的快速增长，其增速是实体经济增速的3倍以上。金融资本在向全球扩张中，创造出一种虚拟资本的新模式——资本在金融市场上循环就能直接赢利的模式。货币与金融已经从物质生产部门转移到非物质生产部门，国际货币体系主要进行与物质生产没有关联的金钱交易。近半个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出现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严重背离的现象，虚拟经济成为引领世界经济的主流。资本主义体系这一重大变化，已经波及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就像苏珊·斯特兰奇所描述的：

　　一种货币的变化可能使农民在收割庄稼前就收入减半，或使出口商停业。利率上升可以导致店主库存费用致命上涨。基于财政考虑的接管命令可能使工厂的工人失业。从刚离开学校走上社会的年轻人到已退休的老人，在大型金融中心办公区的赌场里发生的事情对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突然的、无法预测的、不可避免的影响。 注释标题 苏珊·斯特兰奇.赌场资本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

　　在此前的历史阶段中，物质生产是利润之源，也是国家利益之源。因此，资本和各国间竞争都是围绕提高物质生产能力展开的，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也主要是为了争夺资源地、市场和贸易通道。而今天的金融资本则不同，它仅通过控制流动性，就夺取了支配经济活动的王位。

　　在经济上不断累积收益的金融资本，在政治上也在不断自我强化。这种强化包括，雇用强大的院外游说集团，废除历史上制定的对金融投机限制的法律条款，放松对选举和政治人物捐款的限制，举荐金融机构的代表进入政府，收购和控制新闻媒体，资助各类智库和知识精英，控制社会事务的话语权、评估权等。因此，目前美欧各国都无法推进约束金融资本的政治改革，难以对金融资本利益最大化趋势进行遏制。比较一下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竞选前后对华尔街态度的转变就不难发现，如今美国政治的现实是“资本为王、总统为仆”。绝对的资本权力，不仅已经导致了国内政治的绝对腐败，也会将这种腐败以国家强权的方式输送到国际政治中。在如今的国际政治实践中，处处可见金融资本的利益诉求和行事风格。

　　毫无疑问，这将导致金融资本对全球事务和世界秩序的控制。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要求摧毁一切国家的壁垒。在国际政治中就表现为“排他性利益的最大化”。任何一个国家想要维持独立和维护自身利益，就会受到来自国际资本的打击。这种打击不仅用经济、金融的手段，也包括施加政治压力，甚至是动用军事力量。在现实中，这种打压往往组合了贸易争端、经济制裁、外交孤立、舆论攻击、市场封锁、抽逃资金、制造动乱、军事打击等多种手段，迫使任何一个挑战或有可能挑战全球金融资本的国家就范。

　　两极分化的根源

　　在马克思的时代，存在着借贷性虚拟资本。这种产生于借贷资本、必须依赖于实物生产的传统虚拟资本，与现今的虚拟资本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今天的虚拟资本是从金融资本中衍生出来，完全脱离了物质生产过程，通过金融市场的自我循环就可实现增殖的价值。为区别尚需要经过实体经济的传统虚拟资本，人们可以把通过金融市场交易创造出的虚拟资本称为金融衍生资本。

　　在资本增殖的过程中，金融衍生资本可以完全不参与实体经济活动，这使得为实体经济融资的传统金融演变成自我循环、自我积累的衍生金融。这种金融衍生资本体系是由货币经济和金融市场主导的资本主义，是摆脱了实体经济生产过程即可完成积累的虚拟经济的资本主义。在金融衍生资本时代，货币脱离了实物之锚的控制，可以通过各种信用创造出来。虚拟资本主义经济在本质上是与物质生产没有关联的金钱交易，是金融衍生资本与实体经济活动分离并控制、支配其活动的经济。虚拟资本的剩余价值，来自世界上所有实体经济国家和全球劳动者；其获取方式主要是通过世界货币—金融体系对这些国家和劳动的体系性占有。

　　虚拟资本主义体系是真正以直接生产金钱为目标的生产方式，它不用参与实体经济活动，甚至不需要印刷货币，只要通过设计和推出由各种电子符号代表的金融工具和衍生金融产品，就可以进行交易并实现增殖。这种投机赌博经济，极大地伤害了实体经济的运行与发展，摧残了人类通过技术进步逐步积累和发展起来的物质生产能力，破坏了基于物质生产活动的就业环境，动摇了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经济基础。这一经济体系的政治经济后果，导致了更多的贫困化人口，并使他们成为少数富翁的附庸。

　　在发达国家内部，金融衍生资本的膨胀已经严重破坏了社会信用的基础，造成了1 ∶99人口之间相互对立的经济政治后果。事实上，社会出现的极化对立现象要严重许多。据统计，占美国总人口0.0001%的400名富豪，每人平均拥有17亿美元的财富，是美国普通家庭财富的2万倍。财富的集中，导致权力的集中。特别是在美国最高法院取消了对政治捐款上限的限制之后，诚如皮凯蒂所揭示的那样，降低累进税与寡头政治间存在着难以否认的关联。

　　无论从一国经济内部，还是从世界的角度看，金融衍生资本都是对社会破坏力极大的异化力量。作为真正的无国界政治经济力量，金融资本集团具有世界性影响，它们是全球金融化、金融自由化的幕后推手。对金融衍生资本集团来说，一切限制无论是国家界限、物质羁绊还是人文精神都是需要冲破的束缚。在它们手中，无论金融危机、经济动荡、社会暴乱甚至是战争都是驱动资本流动实现赢利的必要工具。

　　基于金融过度发展的虚拟资本主义经济，违背了人类生存依赖于物质经济的基本现实，而建立在传统地缘政治基础上的跨大西洋金融体系注定会全盘崩溃。为减少这一崩溃对世界秩序所带来的冲击，恢复业已被虚拟资本主义破坏的社会均衡发展，也为了最终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经济政治秩序，都需要人们去抑制金融异化发展，管制依赖金融资本获取财富的利益集团。

　　给资本戴上紧箍咒

　　早在金融衍生资本出现之初，就有经济学家提出设立“托宾税”，想给快速运转的金融齿轮中加一点沙子，以此来抑制金融资本的快速自我膨胀。关于托宾税的争议持续了许多年，每一次金融危机爆发后就会有人提及，然而随着危机过去又归于沉寂。的确如皮凯蒂指出的那样，税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和哲学问题，也许是最重要的政治问题。

　　事实上，对过高收入和遗产征收没收性累进税是美国的发明。出于对变成老欧洲式不平等社会的担心，美国在1919年针对收入开征高额累进税。大萧条时期，在人们责备经济和金融精英们为了自己致富而把国家推向破产边缘的民意支持下，罗斯福决定大幅提高所得税税率，所得税税率从1933年的63%起步，在1937年上升为79%、1942年达到88%，直到1944年的94%，此后最高税率一直维持在90%上下，直到20世纪60年代。从1932到1980年的半个世纪中，美国联邦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平均为81%。如此之高的所得税税率抑制了美国金融资本寻求最大化利润的本能，维持了美国实体经济的巩固与发展，为取得战争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也遏制了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

　　鉴于美国的经验，皮凯蒂提出要进行“21世纪的资本监管”，要征收全球资本税。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有用的乌托邦——征收全球资本税的目的不是为国家融资，而是要终止无限增加的收入不平等，有效管理资本主义制度，管理金融资本体系以避免全球危机。皮凯蒂征收全球资本税的主意，是类似老鼠们要给猫挂上铃铛的好主意。问题在于，由谁来给凶猛如虎的资本之猫挂铃铛呢？显然，皮凯蒂意识到了抑制资本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却囿于经济学的藩篱并恪守着经济学家的本分，而没有像马克思那样从理论的书斋走向改变社会的政治实践，因此难以提出监管资本、抑制资本的具体行动纲领。但皮凯蒂认识到了给全球资本征税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这为认识和解决金融衍生资本的监管，指出了正确的思考方向。

　　征税从来是依托政府权力的强制行为，没有世界政府，如何征全球资本累进税？然而，征税总是作为调节全球经济的政策建议被提出。目前许多发达国家正在推动征收碳排放税，这实质上是要收实体经济税，是一种扼制边缘国家实现发展的全球政治设计。当然，这很难实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对于改革世界货币体系的各种建议层出不穷，无论是加强金融监管、改变投票权比例结构还是增加特别提款权，都是看似汹涌却无法改变海床结构的波浪。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存秩序的张力，也能感受到它的局限。

　　人有缺点，作为社会人建立的秩序，总会带有人的局限性——只要涉及利益的调整，就会引起个人或国家自私本能的反应——由自身的利益决定赞成或反对的态度。只要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环境中，亚当·斯密的“理性经济人”就会采取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态度，反对抑制资本。当代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个人争取最大利益总会受到包括宗教信仰、道德规范、社会习俗、法律法规、历史传统、时尚潮流等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其中最重要的限制是产权制度。即使如此，他们也无法摆脱“理性人”、“市场”和“私权”绝对化的思想桎梏。为抑制金融资本，美国罗斯福总统曾经制定过多项法律，而这些法律却在实行近半个世纪后被废除了。

　　的确，抑制趋向私利最大化的金融衍生资本，既是在矫正人性深处的偏颇，也是涉及社会各层面的复杂社会工程，远不像收取赋税和制定法律那么简单，而必须用系统的方法来解决。其中最关键的仍是最具有政治意涵的产权制度——解决所有制的问题。资本来自私有制，要在根本上抑制金融衍生资本，归根结底是要解决私有制的问题，无论提出产权制度的学者认同不认同或承认不承认，这都是进入了马克思的社会革命范畴。

　　在资本矛盾的作用下，出现社会主义思潮和实践，并诞生了不以资本积累作为唯一目标的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按照马克思的经典理论，还是根据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其核心与基础都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公有制不仅意味着对私人资本的剥夺，还意味着建立属于全民的国有或公有资本——维系社会化大生产生命运行的血液。这一变化，是资本发展路径上的突变与分化。社会主义的国家资本，不是以持续积累作为唯一目标的资本，它除了经济功能之外，还具有更为重要的社会性功能——消除贫困和维护作为民族共同体的国家的生存与发展。赢利对国有资本是实现社会目标的手段，而不是目标，至少不是唯一的目标。

　　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资本也在发生重大分化。传统的需要通过生产过程、由于需要劳动力就业因而具有一定社会责任的产业资本，与通过金融市场直接完成赢利过程的虚拟资本产生了严重矛盾。北欧地区出现的社会民主国家，标志着存在不同目标、不同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模式，这是资本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也是资本发展新阶段的体现。值得注意的是，阿拉伯金融中所具有的反资本主义文明基因，为抑制金融资本提供了跨文明的借鉴方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多元文明的相互交流，有助于克服单一文明的褊狭所导致的社会病态。

　　真理与真相一样，从来都不照顾情绪与颜面。也许，今天的人们更愿意采取渐进方式来推动变革而避免革命。人之所为，无非趋利避害，如能通过新思想、新概念、新话语来扫除“自私最大化”的蒙昧，建立个体与社会均衡为宜的新民意，认同人类共同体的理念；各国政府也能据此广泛而深入地交换意见，形成协调一致的共同立场，逐步建立国际组织机构和工作机制，这是最好不过的事。

　　如果不能为实现共同利益而共同行动，至少应该为避免共同的灾难而努力。人们应该认识到，对实体经济具有根本破坏作用的金融衍生资本，并不依赖也不关心任何国家的物质生产和就业状况，它们是国家身上的寄生物。今天它们在利用美国金融市场和国家力量来实现自身增殖，同时也在掏空美国实体经济的基础，破坏美国人民赖以生存的物质生产能力和摧毁美国人民的立国精神。当美国无法为其提供赢利条件时，它们就将弃之如敝屣。正因如此，在全球金融化时代，抑制金融衍生资本应该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行动。

　　如今的资本，特别是金融衍生资本的过度膨胀，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之癌，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抑制它，它将吞噬世界。医治金融资本之癌，可以采取从保守疗法到外科手术、靶向化疗、放射治疗等多种办法；对中国人来说，更倾向采取中医式的整体性疗法，尽可能不在治疗过程中对社会肌体造成过度伤害。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癌症的顽劣程度，有时动刀子也是为挽救生命而迫不得已的选择。

　　第三节 币缘理性：实现合作的智慧

　　迄今为止，尚不存在一个真正全球性的世界秩序。这是因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制定的国际法樊篱无法阻挡主权国家之间爆发战争，而均势体系在延缓战争爆发的同时，也使战争规模变得更大、时间更长，也更加残酷。每一次和平都像短暂的停战，成为下一场战争的备战期。如何才能拥有持久的和平，成为人类理性的长久追求。

　　脆弱的“金融”和平

　　战乱频仍的世界让启蒙时代的哲学家感到痛心疾首，也促使他们殚精竭虑地去思考人类是否可能实现永久和平的问题。康德把眼光投向人性的深处。在他看来，人们身上存在着“非社会的社会性”，这种导致个体单独化的自然秉性，既是唤起人们发挥潜在能力的动因，也是人类之间产生对抗性的基因。康德关于国际秩序的思考与其历史哲学的观念一脉相承，都强调人的理性必须对行为进行约束，而这是实现永久和平最根本的保障。康德的天才之处，在于他明白永久和平是一个不能实现的精神追求，但建立国际联系、不断接近永久和平状态却是可以实现的目标。为此，康德论证了确立普遍和平的必然性，提出国家只要让渡部分权力，便可在不失去独立性的情况下建立国家联盟，就有可能消弭彼此间的战争。

　　在康德看来，国家与个人一样，如果处于追求绝对自由的自然状态就一定会互相侵犯。因此，必须设计和建设能够制约国家行为的制度。出于对贪婪君主制度的不信任，他在《永久和平论》一书中提出了实现永久和平的三项正式条款：每个国家的公民体制都应该是共和制；“国家权力应该以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为基础”，自愿组成一个世界联邦；“世界公民权利将限于以普遍的友好为其条件”。他希望通过这几条最基本的条款，最终把人类引向一种不断接近的世界公民体制，而这种体制可以“不断的趋近永久和平”，由此解决国际秩序——这个人类社会的终极难题。

　　诚如基辛格所评论的那样，启蒙哲学家们从绝对理性的角度看待国际政治，而不是从国家机体的实际需求来思考问题，因而犯下了关键性的错误——再智慧的哲学家也不能凭空发明世界的治理秩序。实际上，欧洲的主权民族国家，包括康德寄予永久和平厚望的共和国，都是战争的产物——“战争编织起欧洲民族国家之网，而准备战争则在国家内部创造出国家的内部结构”。

　　根据韦伯的定义，国家是一个人类共同体，是在某一地域获得合法使用暴力垄断权的社会组织。可以说，欧洲的主权民族国家是因暴力而生，也是为暴力而存在，无论是常备军制度，还是国家预算、税收、债务等财政制度的建立，都与战争的需求有直接关联。进行战争需要大量的金钱，这就促进了国家经济的货币化，使得国家能够用货币形式收税，用收集来的钱支付战争及增强其他的强制手段，再用这些强制手段来强化收税的体制。面对大规模的战争，很少有国家仅靠常规税收就能满足战争的需求。因此，能够借到更多钱的国家，要比其对手赢得战争的机会更大。发行国债是筹集资金的最便捷方式，而要发行国债，不仅要靠国家信用，还要有资本家的出现和努力活动，才能快速集聚起大量的金钱，这些由资本家提供的金钱，都是寻求高额回报的资本。资本主义时代的战争需要主权国家的整体性动员和投入，而国家需要资本的支持才能进行战争，资本则需要通过战争才能实现暴利。于是，在战争、国家与资本之间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这构成了欧洲国家机体运行的内在机制。

　　诞生于反对教廷与国王统治的主权民族国家，本身就具有排他性，因此很难建立持久的国家合作关系。特别是在捍卫自身独立的过程中，许多主权民族国家为赢得战争而把自己抵押给了资本，使国家成为资本扩张的组织化工具。仅仅靠人类的理性，靠共同体的想象，无法制约资本化的国家与战争。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无法建立和平的秩序。从1815年到1914年，欧洲历史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百年和平——除了带有殖民地战争色彩的克里米亚战争外，欧洲几个主要国家之间爆发战争的时间只有18个月，远远低于欧洲前两个世纪战争时间达到60～70年的纪录。其中的原因，除了人们通常认为在英国治下保持了均势体系之外，更重要的是出现了全新的因素——国际金融。

　　在波兰尼看来，国际金融作为未被发现却强而有力的社会手段，扮演着旧时王室和主教的角色，发挥着那一时期世界政治和经济组织之间超越国家的纽带作用：“它独立于哪怕是最强大的单个政府之外，又同时与所有国家政府保持联系”，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组织机构，其丰富性可与人类工商业的总和相比。

　　然而，国际金融并不是为和平而设计的工具，它的目标只是为了获利，促进和平的功能只是有效性法则所发挥的附带作用。对国际金融资本而言，虽然需要维持对贷款紧迫需求的小冲突，却要避免发生危及总体和平的大战。为实现获利的目标，国际金融就要承担避免全面战争的任务，因为如果列强之间爆发全面战争，势必干扰欧洲均衡体系的货币基础，国际金融就会受到严重冲击而无法获利。欧洲“全面和平得以成功维持的秘密，毫无疑问就在于国际金融的地位、组织和手法”。

　　确立欧洲和平秩序的因素，是建立在金本位基础上的国际金融。在一掷千金又锱铢必较的资本游戏中，康德们基于“我”的“独白式理性”，难以跨越“他者”的鸿沟，成为“人人”的共识，因而既苍白又无奈——既解决不了欧洲的战争与和平问题，更无法解决世界性秩序的问题。与康德有心栽花花不发的历史际遇迥异，无意插柳的牛顿却因为提出英镑与白银和黄金的统一汇率，为英国准备了建立欧洲和平秩序的最重要政策工具——金本位制。

　　可以肯定，当牛顿提出金本位制的朦胧设想时，并没有以此来缔造欧洲和平的想法。作为科学家的牛顿，在兑换金银本位货币的创意中蕴含着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理性。牛顿的科学家“工具式理性”，为欧洲国家之间建立统一交易尺度的经济体系提供了实现的路径，他无意间插下的黄金枝条，在百年后成长为欧洲和平的篱墙。

　　失序的因果

　　20世纪上半叶欧洲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证明国际金融作为和平纽带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么牢固。波兰尼对欧洲爆发大规模战争的解释是，金本位制这一传统世界经济体系唯一支柱的崩溃，导致世界经济体系的瓦解，进而使曾经运行良好的欧洲协同体走向终结。为此，他特别提醒人们重视国际货币体系的政治作用。

　　今天回望历史时可以发现，曾经在百年之中维系欧洲和平利益的工具之所以会失灵，很重要的因素在于世界力量格局及国际金融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英国治下的百年和平周期中，加速向全球扩张的欧洲资本在更适宜资本积累的北美地区得到了长足发展，形成了欧洲之外的资本新大陆。原本以欧洲为中心区域的国际金融，建立在英镑和其他主要货币的金本位制基础之上，欧洲各国间通过彼此认同的国际货币体系建立了大致统一的经济秩序，也建立了维持欧洲总体和平的安全利益框架。

　　资本的全球扩张在逐步改变全球力量的格局，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因美国的崛起而发生了倾斜。崛起的美国，彻底打破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体系的总体平衡。随着美国总体经济实力的上升，后来居上的美国金融资本在与欧洲国际金融资本的博弈中逐步占据了优势地位。

　　在美国金融资本眼里，欧洲不再是金融中心，而是国际金融全局中的一个部分。对已经占据国际金融高地的美国金融资本来说，欧洲的和平不再是不可破坏的大局，而是一个可以带来冲突收益的局部，发生在欧洲的战争与所有发生在美国中心区之外的战争一样，都是能够带来巨额利润的外部冲突。正因为如此，人们看到美国金融资本在战前和战中常常扮演着战火助燃者的角色，无论是对德国还是对日本都给予了实际支持。只是到战火烧到自己并演变全球体系的破坏力量时，才开始加入灭火的战斗中。

　　国际金融作为欧洲和平纽带角色的失灵，一方面是因为国际金融中心正在由欧洲转向美国，使欧洲成为全球金融的一个局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国际金融正在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金融过渡。在这个历史阶段，金融资本，特别是美国的金融资本需要通过战争摧毁以英国和欧洲为中心的传统金融体系，包括金本位制以及建立其上的和平框架，以便为建立以美国金融市场和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新体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美式全球秩序廓清地基。

　　在美元体系主导的20世纪国际金融框架之下，也存在着与19世纪的欧洲一样的总体性和平利益，改变的只是主导国家和中心与边缘的空间位置。作为有利于资本持续积累的资本主义世界性体系，只有作为一个完整体系在运行，才能产生出体系效能——从世界其他实体经济国家中获取剩余价值。这种超出分散资本自发积累的“世界体系性效益”，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周期主导国家的主要收益来源，而总体和平只是全球资本追求体系利益最大化过程的副产品。因此，对任何主导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来说，它要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需要在边缘地带包括次中心地区制造动荡与战乱，同时维持世界秩序的总体稳定与和平，以免殃及自身。

　　在美式世界秩序的框架中，国际金融资本的生财之道依然要靠保持全球资本环流的通畅来实现，只要总体和平依然能够维持资本体系的持续积累进程，资本就能够保持不打大战的理性。然而，资本理性存在着另外一面——为了保持国际金融的活力，资本需要在核心区以外的局部地区保持一定动荡、动乱甚至战争，这是金融资本利用价差进行交易牟利的条件，也是驱动资本环流不断循环的动力。因此，大战不打、小仗不断成为美国维持美式世界秩序的独特手法。打大仗，特别是在有核大国之间的战争，将根本破坏资本环流的基础环境；而在特定热点地区打小仗，可以撬动国际资本按照增殖最大化的需求流动。正因为如此，“避免大战、多打小仗”的原则在先后经历了冷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的考验之后，至今依然有效。

　　所谓的小规模常规战争，只是区别于可能毁灭人类的核大战和把所有大国卷入其中的世界大战。在高技术条件下的今天，小规模局部战争也能够造成上百万人员伤亡、制造数百万难民。动荡和小规模战争频繁爆发的世界，同样是悲惨的世界。更何况，几乎每次动乱和战争背后，都存在着大国之间的博弈，因而也都存在升级为世界大战的可能。正是国际金融的获利需要维持总体和平，又需要制造世界整体动荡的悖论式的生存方式，造就了金融资本的扩张意味着动乱与战争的现实。

　　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大量金融衍生品和衍生金融交易市场的出现和爆发式增长，金融发生了质的变化，从为实体经济融通资金的原生金融模式，发展为自我创造、自我循环、自我服务、自我增殖的衍生金融模式，异化为实体经济的控制者。从此，高度依赖于金融市场的美国经济进入了虚拟资本主义阶段，美国成为力图支配世界实体经济国家的虚拟经济国家。世界体系的经济结构被重新调整，世界秩序的权力架构也随之变化。处于顶端的虚拟经济国家可以通过金融市场的定价机制到军事干预的多种方式，支配从事制造业和资源类的国家，最大程度地攫取由虚拟资本主义体系生产方式产生的剩余价值——以实体经济国家为单元提供的体系化剩余价值，要远高于个体劳动者所提供的剩余价值。

　　对和平的威胁，归根结底源于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能，正是这一资本的本能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秩序中具有内生的排他性。趋向于排他性最大化的秩序，总是存在着打破均势以攫取更多利益的冲动，这使任何均势体系与和平局面都难以持久。通过全球金融市场和国际资本流动来占有体系化剩余价值的虚拟资本主义，为了实现资本的全球定向流动，需要通过经济与政治的自由化打破一切阻碍资本流动的因素——无论是国家主权的壁垒、独立的货币政策还是意识形态的障碍——这使得世界秩序中原本就存在的排他性越来越强烈。

　　资本厌恶风险，驱赶资本流动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特定地区、特定时间制造风险。核武器等新技术使大国之间可以维持“恐怖的和平”，防止世界陷入总体性战争。但这也导致了全球性的军备竞赛，因为在这方面的任何懈怠，都可能使落伍者成为金融资本的猎食对象。动荡与战乱成为金融衍生资本实现赢利的必要条件。如果说，帝国主义意味着战争，那么虚拟资本主义世界必然是一个充满动荡与战乱的世界。

　　寻求秩序之路

　　饱受战争之害的欧洲，最早开始寻求新路。康德关于国家联合体的设想，终于在20世纪末的欧洲得以实现。其效果与康德预见的类似——避免了欧洲国家内部的战争。只是其机理不是基于“绝对理性”的约束或“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的判断——后者被1800年以来欧洲战争和世界大战变成了政治学上的一个笑话——而在于欧洲人试图扬弃主权原则所内含的强制，通过互惠合作的努力建立新的秩序。先贤圣哲的理念和战争的教训，是启迪欧洲实践的重要因素，而将合作付诸持续行动的更有力推动，则来自金融全球化时代的欧洲资本需要更大空间容器的需求。对资本来说，主权国家不过是其成长的一个空间容器。在资本原始积累时代，主权国家可以排除王权和神权的干扰，为资本的持续积累提供政治与安全的保障。在一个个王国被资本的力量摧毁或改造之后，随着资本扩张的周期性危机，同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权国家之间就会陷入周期性战争。对资本主义的国际体系来说，主权国家既是资本的温室，也是资本的牢狱；资本需要国家的庇佑，也视国家为桎梏。均势体系在延缓战争的同时，总在酝酿大战。尤其是在欧洲成为全球金融资本非中心的局部之后，发生在欧洲的战争就成为国际金融的获利工具。力图摆脱这一悲惨命运的欧洲，需要突破由它们创建的主权民族国家框架，把欧洲建设成为统一整体的国际秩序。

　　强制、互惠与习俗是社会秩序的三大来源。出于对战争的厌恶，欧洲国家力图排斥强制手段，仅靠利益诱导和自我约束来建设欧洲的统一大厦。然而，在人类社会的秩序中，强制一直是最重要的手段。任何有效的秩序都无法杜绝强制，而只能其限制在恰当的范围与程度上。失去了强制，欧盟就失去了对外、对内的行动能力，欧洲不仅难以成为对世界具有足够影响力的超国家主体，欧洲人所钟爱的秩序也难以持久。

　　哈贝马斯提出了以对话为核心的交往理性。他希望通过平静、平白、真心、真诚的对话，实现以理服人，通过对话建立交往理性，全面重建民主社会的公共领域，进而在世界范围推进“商议式民主实践”。哈贝马斯博采从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韦伯到马尔库塞、维特根斯坦、帕森等多种哲学、社会学思想的精华，致力于发展一个开放包容、具有普遍道德基础的社会哲学理论，重建人类理性信念，为合理、人性化与民主的社会提供理念的基础。哈贝马斯的理论努力令人叹服，但其学说的实际功效尚待检验。从实践看，对话理性只能达成相互认识，即知道你之所言，但也可不赞成你的看法，所以对话理性最多能解决认识问题，却解决不了心的问题——理性、情感、精神、宗教的综合——难以达成共识，形成不了同意。

　　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资本需要通过全球自由流动才能实现持续增殖，这为突破主权国家的利益框架提供了动力，而全球化进程与资本的私人所有及国格化存在之间有着无法解决的矛盾。和平既是资本增殖的保障，也是金融资本赢利的阻碍。主权国家的安全困境，本质上是资本困境。资本的“我”——无论是人格化的资本家还是国格化的资本国家，必须成为通吃利益的赢者，因此难以接受作为“他者”的其他国家来分享利益。趋向于排他性最大化的国家行为，是资本追逐利润的政治表现，这是战争无法避免的根源。

　　欧盟的成功之处，在于把资本的温室做大，从而避免了欧洲国家兄弟阋于墙式的冲突。然而，这种把冲突外部化的方式无法排除资本在欧盟框架外所引起的矛盾，也无法化解移民进入造成的文明冲突，更无法解决人类安全困境的难题。

　　需要指出的是，康德的“绝对理性”与哈贝马斯的“对话理性”都隐含着欧洲中心理念的前提，因而很难解决今天世界面对的不平等问题。作为资本追求最大化利润所导致产生安全困境的精神体现，他们的方案都指向冲突的结果，却忽略了产生安全威胁和战争的真正原因。

　　资本主义的文化本质是回归甚至是放纵人类的自私天性，而忽略甚至压制人类社会性中蕴含的合作本能，因而具有反文化和反社会的基因。由自我唯一中心扩展到民族国家中心最多到西方文明中心，只会使人们深陷“他人或他国或他文明即地狱”的安全困境之中。

　　人类理性从来都是人们生存环境的精神影像，归根结底，还是存在决定意识。在异化为人类社会支配性力量的资本面前，人类理性显得既苍白又无力。只有当盲动的资本力量把世界带入晦暗如磐的困境，理性的微光才会被人们所重新关注。

　　兼顾彼此的币缘理性

　　雷蒙·阿隆说得对，国际关系具有不可简约的复杂性。可同样正确的判断是，要处理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必须有能够删繁就简、直指本质的智慧。人类要在复杂环境中生存下去，不仅要有以复杂对应复杂的心智，更需要有简化复杂的能力。金融全球化是今天人们生存环境的重要特征，不管人们喜欢或不喜欢，当下的世界秩序都带有金融化的烙印。这是存在即合理的现实。而现实还具有另一方面，就是存在即不合理。人的能动性就在于发现和改变现实中的不合理。金融化的不合理之处在于：作为货币资金的融通，金融与货币、资本一样都是人类发明的工具，理应为增进人类福祉服务，而不应异化为支配人类的力量。要建立金融全球化时代的合理秩序，就要还原货币与金融的社会性和工具性。人们自利的理性，需要通过互惠才能走向合作。为此，需要重视和发展币缘理性。

　　币缘理性是人类以货币为纽带，在持续交易、交流的过程中形成趋于合作的智慧。这是一种源于货币的精神果实。郑也夫指出，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们要建立合作关系，需要有洞悉潜在利益关系的理性。合作给人们带来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带来新的合作，直至成为伙伴。与成为对手相比，伙伴间的合作成本低而效益高。合作的唯一前提是未来的关系是否重要，唯一的促进方式是使相互作用更持久、更频繁，而货币就是一种简化并可不断重复呈现的信任系统。作为人类发明的一种工具，货币能够促进跨族群、跨地域、跨文明之间的商品交易，促进社会分工和经济发展。通过货币进行交易，人们更容易处于平等的地位，原本是对立面的双方要学会兼顾彼此的利益，这有助于形成密切的社会关系，凝结出公平合作的币缘。为了完成交易，双方可以通过讨价还价，达成兼顾彼此利益、大家都能接受的结果。每个人所要达成的理性结果，必须经过他人的认同——交易才能真正完成。每完成一次交易，就是人们彼此间对共同价值的一次相互认同，就是一次兼顾彼此利益的成功合作。千百年来，亿万人无数次的交易实践，不仅完成一次又一次维系社会分工的经济活动，同时也在强化人们之间的合作，建立起相互信赖的社会关系，升华出相互认同、彼此兼顾、公平合作的币缘理性。

　　币缘产生于货币，却不是货币的附庸，而是超越了金钱关系的社会关系。所谓“买卖不成仁义在”，就体现了币缘理性具有超越经济、成为具有社会普遍精神的追求。柄谷行人提出，人类要突破资本—民族—国家的桎梏，不能依赖武力，要找到实现“永久和平”和“世界共和国”的路径，唯有依靠主权赠予式的交换。币缘理性正是达成其“交换正义”的关键，也是人类经互惠交换、形成认同进而走向合作的心灵路标。币缘可以巩固人们之间的交往、提高彼此间的信任，还可以通过持续互动增进相互间的认同感。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即使遭遇宗教纷争、利益争夺或是各种原因导致的战乱，也无法切断币缘这种坚韧而持久的互动关系。其中的关键原因是，币缘理性是“做”出来的理性，它是人们经过亿万次实践形成的理性，因而比“想”出来的理性或“谈”出来的理性更坚韧，也更具生命力。

　　币缘理性蕴含着趋向合作的精神，体现了人类固有的社会性。这种寻求合作的社会性，与人类个体存在的利己本能具有同样的内在张力。币缘理性中的这一特性，源于交换中的“兼顾”现象。因为任何交易都必须兼顾双方的利益，每一次成功的交易，都是兼顾彼此利益的结果。通过千万次的交换实践，兼顾由外转内，变成社会习俗直至成为币缘理性的关键内核。人类是具有动物性和社会性双重属性的生物，每一个体同时具有利己和利他的天性，为延续人类共同体的生存，社会需要通过教化和制度来约束利己本能，以维持利己与利他两者间的均衡。这实际上是所有文明教化和制度设计的合理内核，其难处在于如何根据变化的世情来进行调整，以维持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区乃至国家之间的利己与利他的均衡。币缘理性中的“兼顾”，在实践中不断平衡着利己与利他，兼顾“我”与“他”的利益，维持社会合作的趋向。由兼顾彼此，再到共在共生，使币缘理性能够成为调节社会利益的有效工具。币缘理性并不深奥，它是有生命力的互动式理性，人们每天都在重复运用这一理性，但没有人能够说清楚是谁发明了它。因为，币缘理性根植于亿万人千百年来的经济与社会实践之中。

　　货币是人类伟大的发明，千百年来，人们通过货币进行跨地区、跨领域的交易，交易促进了异域异族人群间的交流，并派生出币缘这种发端于货币、成长于交流与交易的社会关系。这一社会关系促进并巩固了人们之间的分工与合作，而分工与合作恰恰是人类社会的根基。币缘有利于扩大经济规模并提高经济效益，这一长期趋势会增进人们之间的相互认同，从而促进人类共同体的形成。

　　在货币国家化的时代，币缘维系着国家内部的分工合作。在货币体系国际化的时代，币缘维系着国际社会和全球体系的分工与合作，成为保障世界经济体系持续运行的重要因素。然而，由于资本主义交换中所隐藏的不平等性质，币缘被“剥削与被剥削”关系所异化，由一种平等合作的关系变成了以资本多寡决定的权力关系。资本对货币的异化，导致货币由人类的工具变成了社会的一种支配性力量。随着货币的资本化，币缘中促进人类共同体形成发展的积极因素被消极因素所压抑。

　　人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能够恢复跨文明合作，又能够被普遍接受的工具，通过这个工具，化解人们包括国家之间的利益争端，减少武力冲突，逐步消除不同文明和国家之间的排他性，建立公平交易、广泛交流、平等相处、兼顾彼此、趋向合作最大化的秩序。币缘之中原本蕴含着人类通过交易促进交往、兼顾彼此利益的互动式理性，不仅维持经济上的分工与合作，也在极其耐心地增进着人们之间的认同感。实践证明，由无数人在千百年实践中凝结出的币缘理性，远比少数精英的冥思或彼此间的对话要更具活力。正因为如此，币缘理性在历史上维持了长期的交易与交流，保持了经济体系的平稳运行和全球化进程的发展，成为促进人类共同体秩序建设的良好中介。

　　值得注意的是，被金融资本扭曲的币缘，对金融资本也具有反作用力，可对其追逐利润的行为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约。对于总在追求短期利益的金融资本来说，币缘理性提供了一种可以实现长期稳定收益的选择。这为金融资本从追逐短期收益最大化转而接受可持续的次大化收益，为逐步接受分享利益的选项创造了可能，并给这种转向提供了一条现实可行的路径。把以资本最大化积累为目标的交换，转变为互惠式交换，这有助于把99％的人们对1％的金融资本寡头之间与虎谋皮式的对抗性博弈，转变为不同物种为维持生态平衡而改变生存习性的进化过程。在国际领域，欧盟国家间基于主权互酬式的交换，已经建立了超越民族国家的共同体。这一尝试成功的世界性意义在于，人们可以在霸权体系、均势体系以外建立全新的合作型秩序并维持和平。

　　全球金融资本的赢利需要小波动，却不需要大战争。其道理与19世纪国际金融所发挥作用的原理一样，战争可以牟利，也可能破财，甚至导致毁灭性结局。因此，与金融资本相关联的币缘会表现出防止全面冲突的理性。无论这一理性显得如何自私，它的社会性效果却具有利他性——有利于外在的世界——因而带来互惠。在人类的所有理性中，都体现了人性中自私与利他两大天性的微妙平衡。

　　在金融资本主导的今天，币缘中所蕴含的互动式理性可以起到消解不同文明鸿沟的作用，推动着全球社会成形的过程。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主要资本体系相继进入负利率时代，这对基于养老基金收益的现代福利社会的保障体系造成极大的冲击。处于体系边缘的中国金融市场依然保持着正利率，而中国等新兴国家能够在经济发展中维持可信的增长，依托于此的新兴国家金融市场就有可能成为发达国家养老基金的投资地。以新兴经济体的国债为纽带，可以构建类似荷兰与英国、英国与美国的“敌对式共生”关系，还有可能发展成为围绕利益分配的“博弈式共生”关系，甚至由此摆脱追求资本利润最大化的绝路，萌发出人类社会的共生分享关系。

　　币缘促进的利益交易看起来不起眼甚至有些卑微，其中却蕴含着高尚而深远的秩序重构进程。积小利而及大义，这体现了中国古代先哲老子的流水方法论：顺势渗透是阻力最小的演变方式。中国的战争智慧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面对全球金融资本的压力，我们可以避走，也可以与境况相近的国家抱团抵御；抱团的国家越多，所承受的金融资本压力就越小。建立起以合作为主的币缘圈，可以给对抗主导的国际社会提供另类选择，为摆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创造新的路径。币缘理性柔似流水，却可融化金融资本的坚冰，进而汇聚成新的全球化洪流。这一认识与方法中的东方式智慧，或可消解500年资本主义体系扩张过程积累的暴戾之气。基于互惠理性与习俗建立的秩序，虽然比依赖强制与强权建立秩序要更加困难，却更加坚韧和牢固。从文明的角度看，以币缘理性为内核的互惠式交换有可能促进跨文明合作，化解文明的冲突。

　　与人类的其他理性相比，经历过千百年反复验证的币缘理性最具实践特征。尤其重要的是，出自货币的通约和交易功能，币缘理性使人们在实现自身目标的同时，学习并养成兼顾对方利益的习惯。对利益互嵌性的认知——一方利益的实现需要另一方需求的实现——加上重复千万次的实践，无疑会生成人们之间互惠合作的习俗，以唤醒和支撑抵御资本利益最大化的力量。即使在利益上存在差异、意识形态互不相容的国家、民族和文明之间，币缘联系也可以起到缓解争端、化解冲突的作用，可为建立具有内在开放性、包容性的全球跨体系社会创造条件。

　　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核心问题，是资本具有内在的排他性，这对建立真正的人类共同体是一个严重的内生阻碍。币缘理性具有内在的兼顾性，有助于矫正资本追逐利益最大化的天性，纠正金融资本膨胀带来的利益通吃的偏颇，改变资本异化为全球社会支配性力量的僭越。币缘理性可以促进全球性“跨体系社会”的交往、交流、交易，通过对兼顾彼此利益的互动过程，逐步建立一个趋向合作最大化的世界秩序，为人类共同体的建设，提供制度化的保障。

　　在通向合作最大化的新秩序建设中，具有通约与交换利益功能的币缘理性是从今天通往未来的桥梁，是连接各文明、各国家人民的纽带，是不同体系社会之间形成全球“跨体系社会”的重要中介。在建构新秩序的宏大历史进程中，币缘理性不是唯一的要素，却可能是指引人们走出对抗暗夜的一束微光。

　　第四节 重构全球货币体系

　　货币体系是金融全球化时代世界秩序的核心。实际上，自银本位制起，货币—资本体系就是决定世界主要事务的最重要制度。原因在于，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是资本和金融，而资本的产生与增殖及所有金融活动，都离不开货币—资本体系的运行。货币—资本体系是当代币缘之因由，决定着现代全球社会的基本关系；而币缘作为联结国家权力、互惠合作和习俗的纽带，成为全球秩序的要件。在未来跨文明的国家、跨文明的文明、跨体系社会的构建过程中，统一的货币体系和由此产生的世界性币缘是重要的建设性因素。新的全球货币体系如何设计、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的全球秩序。

　　美元体系的危机

　　历史上每一次货币体系的重大改变，往往都与危机和战争联系在一起。白银体系确立于欧洲“三十年战争”之后，英镑—金本位体制推出于反拿破仑战争的胜利后，金本位制的瓦解则是在“一战”之后。尽管到“二战”之后，英国在世界各地还拥有庞大的军事力量，包括在1 000个军事基地上有100万的驻军，却难以挽回大英帝国主导世界秩序时代的终结。其原因就在于，英国已经没有维系庞大帝国体系的支付能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美国主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取代了英镑的位置。世界金融霸权的易手不仅意味着帝国大厦的易帜，也意味全球权力的转移。对世界秩序来说，谁拥有最后的支付力，谁才能拥有那个时代货币体系的冠名权和管理权。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行的二十多年里，全球经济在总体稳定的情况下实现了快速增长。这主要得益于美国强劲经济的拉动和金汇兑制基础上固定汇率的约束。然而，以一国货币充当全球货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着致命缺陷，这就是特里芬“清偿力信心”悖论所指出的困境。实际上，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的直接原因，是美国过度的军事开支。美国不断增长的帝国成本——包括与苏联冷战的费用、朝鲜战争特别是越南战争造成的军事和金融负担——是压垮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重要也是更直接的原因。人们的主观选择，对历史的实际进程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尼克松政府放弃金本位的做法，并不是被动的决定，而是向外转嫁国际收支赤字危机的主动选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因透支而瓦解，而接替它的却是一个更能透支的美元本位制。在失去黄金制约的情况下，美国通过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本位”的地位，向世界提供了超量的美元和各种债券。美国经济在金融化过程中，以精妙的制度设计和金融工具的纯熟使用，配合新自由主义思想偶像的宣传，造成了全球对美国金融模式的膜拜与盲从，建立了债务国美国支配所有债权国的新型全球秩序体系，给美国带来了世界其他国家难以制衡的美元金融霸权，既实现了美国在贸易和财政“双赤字”下的高消费，又保障了美国资本在全球扩张以获取超额利润和支配他国的权力。

　　在近40年里，美联储向世界提供了大量美元和货币性短期流动资产，美国的M3广义货币增加了20倍，多次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并最终引起对美元体系的信心危机。美国为支持超前消费和多次战争欠下了11万亿美元的国债和50万亿美元由政府信贷担保的社会保障金、医疗保险、退伍军人福利金等债务，美国高度市场化的金融期货市场累积了巨大的系统风险，这些因素的长期积累导致了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如果说，1929年的危机是金本位制的危机，那么，此次危机就是美元本位制也就是整个美元体系的危机。

　　金融危机原本就是资本主义难治的顽病。与以往危机不同，此次危机清晰地告诉世人，以一国货币体系支配世界的模式已难以为继。这既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系统性危机，也是全球币缘政治的困境。造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整体危机的原因，就在于资本的自身——资本增殖必须在社会中实现，而资本却具有排他性最大化的反社会特性。

　　资本增殖过程的社会性与独占增殖利润的排他性之间的矛盾，是资本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矛盾。作为这一矛盾人格化的反映——劳动者与资本家的矛盾，推动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运动；而这一矛盾的国格化反映——金融主导型国家与实体经济国家的矛盾，构成了当代国际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些矛盾的累积，导致了撼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核心秩序的系统性危机，使资本全球持续积累的进程难以延续。

　　资本的排他性导致世界体系的解体与分离——从中心向外围扩张的资本主义体系，无论如何标榜其开放与包容，其在本质都是一个追求排他性利益的体系。作为体系内核的资本，实现持续增殖是其唯一的目标，任何扩大福利范围的举动都有违利润最大化的原则，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均是如此。这就决定了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还是外部，都产生了财富集中化趋势。在国际领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主要追逐的是体系性剩余价值，即将整个世界作为资本增殖的完整体系，而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的剥削与支配性关系是实现资本全球增殖的稳定来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等级秩序则是其制度化保障。然而，恰恰是资本内在的赢者通吃的逻辑，导致了资本的无限膨胀，破坏了全球社会的合作前景，使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终走向瓦解。

　　正在变化的秩序

　　基于主权国家的世界秩序自1648年确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体系的建立，在经过300年后方成为被普遍接受的全球秩序。可如今的世界秩序、国际秩序的主体都已经不再限于主权国家；主权国家也不再是原来意义上主要体现独立性的主体，而是进行广泛合作的基础单元；就是欧洲国家也已经背离了它们创造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发展出了欧共体、欧盟、欧元区。这些超国家组织和洲域共同体不仅改变了世界行为体的空间形态，也丰富了世界组织方式的多样性，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难题提供了新的更多的制度化选择。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秩序一直就处于变化之中。在殖民主义时代，世界奉行宗主国对被殖民国家的强制性“殖民秩序”；在产业资本为主导的大工业时代，全球普遍实行的是“自由贸易”；在金融资本成为全球经济主导的金融化时代，维护金融资本和虚拟经济国家利益的秩序便应运而生。在以往的几百年间，世界秩序的改变只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框架下的微调，为资本增殖的秩序目标和以主权国家为基础单元并未发生变化。而此次正在发生的改变，将包括世界秩序的目标和基础单元的深刻变革。可以预计，这一变化期将长达数百年。

　　基辛格认为，世界秩序是一种文明认定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念和实力分布的公正安排，它拥有被各国所接受的规则和强制各方接受规则的力量均势。抽象地说，世界秩序确是理念与实力结合的产物。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是什么样的理念与谁的实力结合创造了秩序？当一种文明认定的理念要放之四海而皆准，并据此制定各国都要接受的规则，无疑会指向文明的冲突；而国家实力的介入，更可能导致国家间的战争。基于单一文明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充当世界秩序时命运多舛的原因，既在于其资本主义理念难以普世，也在于力量的均势总会被打破。为了更好地理解世界秩序，可以不必从秩序的要素出发，而是去探寻建立秩序的目标。简而言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秩序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为了保障资本的持续增殖。无论是确定主权边界，抑或打破传统国家的长城，还是划分势力范围，资本的世界秩序都要服务于资本的增殖目标。对金融化时代的世界秩序来说，要保障虚拟资本的增殖，便要驱使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不受限制地流动与波动，于是制造局部地区的动荡，成为搅动资本池水让金融资本在波动中赢利的高效手段。因此，总体稳定和局部动荡并存，成为虚拟资本主义时代世界秩序的基本特征。

　　当代国际关系的规则体系和国际机制，是围绕美国金融市场和美元体系形成的一整套规则——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其后的世界贸易组织）、七国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政治、经济、贸易、军事组织机构和由这些机构制定的各种协议，以及一整套意识形态。这实质上是以美元本位制为核心的币缘秩序。美元体系的币缘秩序是一个等级秩序，金融资本尤其是美国的金融资本居于整个结构的顶端，以币缘秩序控制着全球产业和利益分配的食物链，无论是产业资本或实体经济国家均处于被支配、被盘剥的地位。价值链上的中心—边缘结构，会在地理上表现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区隔，也会表现为世界安全地区和动荡战乱地区的空间分布。实际上，边缘地带的贫穷、动乱已经成为核心地区富裕、安宁的条件。正是这种损人利己的制度设计，强化了资本的野蛮天性，这是美元币缘秩序不稳定的内在根源，也是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面临危机而难以自拔的根本原因。

　　作为由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共同掌握的美元体系，只能以金融资本增殖和美国利益至上为运行的目标，因此无法承担在全球经济中提供中介服务的需求。同样，美元体系的币缘秩序，无法提供公正的利益分配机制，也剥夺了让边缘地带国家分享发展成果的机遇。从美国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证明，这一以保障美元金融资本持续积累的不公正秩序，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无法兼顾各国的普遍利益，也无法包容多文明的发展模式，因而也违背了秩序的本质——以最低强制和最大认同让世人普遍接受社会规范。改变将不可避免。

　　多元货币体系

　　当全球经济形态发生重大变化时，世界秩序从内涵到形态将随之调整。而全球货币体系和币缘秩序的调整，就是最关键的内容。为了摆脱全球危机频发的局面，需要构建能够兼顾各国利益、实现相互协作的多元国际货币体系，这是避免全球失序的基础。为此，要避免过于依赖单一货币的现状，发挥多种货币在贸易结算中的作用，实现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国际贸易交易货币的多元化、国际大宗商品计价货币的多元化，形成国际货币相互制约和相互竞争的机制，共同支撑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

　　为防止一国货币或单一货币体系因自身利益，破坏全球经济秩序的总体稳定，要建立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这就需要世界各国领导人的政治合作，也需要多国央行建立“联合央行”式的长效合作机制。“联合央行”不仅要充当“最后贷款人”，也要当“最公道、最专业的管理者”，要协调实体经济国家与虚拟经济国家的利益，议定全球性货币政策——包括采取“托宾税”之类的举措，抑制金融投机，阻止货币战，建立起新的币缘秩序。建立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可以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改造，也可以利用二十国集团（G20）机制来推进，还可以用类似组建亚投行的方式，通过解决原有体系难以满足的需求来实际促进。

　　对世界经济而言，没有绝对的好或坏的货币制度，主要是看适应还是不适应当下变化与未来发展。现存的国际货币体系，实质上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胜利者们所设计的利益分配体系。它更符合金融主导型国家和国际金融资本的利益，世界大多数国家却难以对它们进行权力的制衡。历史的走势往往取决于力量的对比，因而强者常常被视为适者生存的代表。然而，这种存在即合理的现实，总会受到历史进程的持续考问，终究会暴露不合理的现实，走向难以延续的末路。

　　全球性金融危机警示人们，要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就要避免出现一国或一个地区货币的绝对霸权。因为只有在多元货币体系下才能出现真正的替代性选择，避免出现“大到不能管”的国际主体——无论它是国家或是金融机构——才有对任何主体进行制衡与约束的可能。正因为如此，世界货币体系多元化更符合“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改革方向，更能体现“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改革原则，较单一的美元本位制更加公平，运行也更为稳定。

　　多元货币体系，能够缓解已经进入虚拟经济阶段的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能够更平衡地反映虚拟经济国家与发展中的实体经济国家的金融利益，也可能避免大国关系的正面冲突，防止引发国际政局的激烈动荡，容易为各方所接受。与美元本位制的世界货币体系不同，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将不会以一国或区域货币担任全球货币的角色，更不会为资本增殖作为唯一目标建构全球经济分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而是以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为目标。

　　由此而生的币缘秩序可以提供的制度化中介作用，通约、交换和平衡处于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发展模式的各国、各地区的利益，形成对极端化利益诉求和行动的约束和惩戒机制，构建新的全球贸易、全球政治、全球安全的体制，促进全球性多领域的交流交融，为开启合作共赢的新一轮全球化，探索制度化的创新。

　　为了平衡实体经济国家和虚拟经济国家、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资本家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利益，可以创新货币体系，把消费性货币和投资性货币进行区分，防止人们的日常生活受到恶性通货膨胀的冲击和剥削。让货币的归货币，资本的归资本，今天的数字技术已经可以轻易实现这样的区分。

　　人们已经清晰地认识到，全球危机来自货币社会关系中的私人性被完全释放，但是集体性几乎被忽视。建构未来新秩序的动因，就在于金融全球化的秩序已经严重失序。国际货币体系不再是为各国贸易与投资提供资金的制度框架，而是成为关键货币国家竞相滥发货币对其他国家巧取豪夺的工具；已经失去信用的主权国家在继续滥发货币；世界金融市场成为超级大赌场，不断攫取实体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全球大宗商品市场高度金融化，基础资源价格过山车般的波动，严重破坏了资源型国家和制造业主导型国家经济的稳定；各国间实物贸易中存在着大量不平等交换，币缘中原本具有的公平关系被资本与暴力所破坏，几乎每一次交易都难以排除欺骗和强权的因素，金融全球化已经毁坏了全球经济合作中不可或缺的信任基础；而虚拟经济国家具有通吃利益特征的排他性政治秩序，更加剧了世界性的发展与和平问题。

　　这一切使现行世界秩序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直到其崩毁。未来的币缘圈秩序，依然有竞争，却有更多的制衡。新的世界秩序，应该是一个可以平衡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利益的新秩序。现在的问题是，人们将以什么方式完成这一历史进程。是以传统的战争方式，还是另辟新路？

　　从现实的情况分析，美元体系衰落之后，有可能出现一个向新大陆或新国家崛起的过渡期。这个过渡期的重要特征就是形成多个洲域化的币缘圈。全球多元化货币体系的建立，很可能要先走洲域化货币体系的道路，而不是直接建立新的单一中心。世界需要在多元货币体系的网络上，形成强制最小认同最大、能够兼顾彼此利益、包容文明差异的新秩序。

　　未来世界货币体系的构建，不能再走一国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美元体系之路，而应借鉴凯恩斯“国际货币清算联盟”式的路径。为真正摆脱国际货币的“特里芬困境”，国家的政治领袖们需要有“哲学王”的睿智，以对任何权力都应予以制衡的洞察与公心，做出超越国家利益和荣誉的政治决定。

　　第五节 多元共生的世界新体系

　　世界正在裂变，也正在聚变。

　　自1500年开启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达到金融全球化的顶点后，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痕。以资本持续积累为目标的全球化，是不断趋向于单一的、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资本的持续积累，使财富不断集中于少数人，必然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中心国家之间的争夺及其与边缘国家的对立，加剧了全球分化的进程，也是导致国家间战争和文明冲突的原因。即使在和平时期，为追求资本最大化利润的生产对环境所造成的污染与破坏，也足以威胁人类的整体生存。正如皮凯蒂所揭示，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是r＞g，即财富积累率高于经济和工资的增长。长达500年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创造了巨大的生产能力和社会财富，也制造了世界性的贫困和全球环境的破坏，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社会对立和战争，这些已经接近地球和人类社会所能承载的极限。

　　导致变化的变化

　　作为资本主义体系周期的代表性国家，美国与历史上所有霸权国家一样，不会轻易放弃霸权，难以放弃赢者通吃的传统体系。在“一超”独霸的权力格局难以延续的情况下，美国相继推出了TTIP和TPP的设想，希望以美国为轴心形成两洋经济圈。应该说，提出“两洋格局”构想，推出更高水平的贸易小圈子，本身就是对一家独大的美国体系做出调整，说明美国实际上承认曾由其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的破局。挽救霸权体系的设计，恰恰成为瓦解霸权的举动，这是导致变化的变化。

　　美国陷入战略困境的根本原因，源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基本矛盾。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决定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本质上是一个“排他性最大化”的体系，是一个赢者通吃、输者全无的体系。这使得每一个国家都要竭力争取成为赢者，而每一个赢者注定要成为其他所有国家的对手。在美国体系之前的所有资本主义体系周期的主导国家，最终都因此没落。力图通吃利益的美国，将再次重蹈覆辙。以一国或某一资本集团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世界体系，是容纳不了世界的世界体系，是注定充满矛盾与冲突并难以长久持续的世界体系。正是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引入了两难困境：要么放弃资本主义，要么放弃世界体系。

　　无论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都是迄今人类历史上生产力发展最快的体系。马克思与恩格斯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里对此有着经典的论述：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以往哪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拥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注释标题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赞叹归赞叹，马克思敏锐地认识到了资本主义体系中存在的问题。这在当时需要极富远见的批判精神。到今天，资本主义体系所暴露的问题越来越显著，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以资本持续积累为目标的世界体系已经难以延续。人们关心的问题是，未来的世界体系将会如何变化。

　　生物多样性的启示

　　思考和建构未来世界体系这样的宏大问题，需要从更宏大的视角判断并把握其合理性。因为人类只是地球生物系统的一小部分，而地球才是完整的生物系统：一个由生物世界和“非生物”物质组合而成的混合体。在同样的视角之下，整个经济体系也不属于人类，而是属于太阳和它所营造的生态圈和生物圈。

　　太阳产生了食物、纤维、煤、石油、富含碳和能量的矿藏，这些不仅是活蹦乱跳的动物的生存基础，而且也是国家的工业、技术和资源的基础。经济体系来自于光合作用和太阳……生物圈中的资源都来自太阳。

　　“太阳经济体系”是人类所有体系的基础，人们不应背离而应该适应它，在它允许的条件下构建人类社会的世界体系。

　　目前已经日趋严峻的全球环境与生态问题，是对人类既有的生存及发展模式的警示。资本追求生产能力的线性增长，尤其是追求财富的线性增长。受线性增长模式影响的精神，只能是物欲膨胀、人欲横流的观念世界，它将催迫人们以可能获取的有限资源去实现人心之中的无限欲念。这种增长有违太阳经济体系的基础，是有违天道的增长。把资本持续积累作为人类经济体系目标的模式，是追求财富线性增长的极端模式，现在已经爆发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国际政治危机乃至生态危机和环境危机，都是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模式已近末路的表现。有日本学者在批判美国货币主义经济的基础上，提出“太阳经济”的概念，作为取代传统“石油经济”的新模式。人们开始把人和自然的永续存在和相互包容作为持久的追求，把对光合作用物质基础的适应作为人类经济体系的终极目标，这是展现了人类智慧的选择。

　　作为一种生物，人类在建构秩序体系的时候，应该回望自身的进化之路。知道从何而来，方知向何处去。当代生物学揭示，无论植物还是动物，都是特定环境中不同物种“共生”的产物。而生物的进化，离不开共生合并的作用，通过化学变化和基因交换成为共生体——“共生的结果远远不是可预料的简单的叠加，而是一种非积累的惊喜”。当代生物学揭示了生物界广泛存在着共生起源和共生关系，它启示人们，奠定资本主义残酷竞争合理性的传统进化论，过于突出竞争在生物进化中的作用，却忽略了合作的重要性。生物的共生现象，揭示了生命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而这是生命进化能够适应环境变化的内在原因。

　　生物多样性所具有的环境适应力，为人类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方向。在多样性重复交往的环境中，互惠策略会逐渐占据上风。这是因为互惠带来的总体收益要大于对抗和背叛，有利于种群的发展与延续。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不只是单一的增长，而主要是对多样性环境的适应。从血缘社会的亲情共生，到地缘社会的交换互利，人类合作的范围也由氏族走向国家。

　　历史表明，人类社会总会遇到大量的不确定性挑战，在不确定面前，保留多样性是一个明智的决定。面对复杂环境，突出个人和小团体利益的非合作策略只是一种选择，而基于互惠的合作也是一种选择，实际上还可以有其他的选择。只有保留多样性，才能提供多种选择，也才可能为人类在复杂世界上解决复杂问题时增加胜算。

　　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可以看到，儒家文化与资本主义结合创造出的生机；而欧洲的莱茵资本主义模式，则促进了欧共体的诞生。曾经被讥讽为行走钱袋的犹太人，借鉴苏联集体农庄的做法在以色列创造了“基布兹”（Kibbutz），提供了“没有巨富，也没有赤贫”与自然友好相处的共存模式。这种以自愿为原则的“基布兹”，为解决爱因斯坦和弗洛姆颇为纠结的归属与自由的难题提供了一条路径。许多发达国家都经历过利用对外战争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无法重复也不愿重复这一经历。13亿中国人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依靠全民动员式的超额积累和胼手胝足的勤劳革命，集聚起推动国家现代化所必需的原始资本和人力资源，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工业化体系；经过其后的改革和开放，完成与全球市场的衔接，实现了经济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开辟出一条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现代化道路。

　　人们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却知道知道什么。我们已经知道，资本增殖式的线性发展不应成为经济目标，更不能当作唯一的目标；人类社会的发展绝不只是经济数量的线性增长，现代化道路不应只有一条。也许今天的人们尚难以清晰地描绘未来世界体系的确切图景，但可以确定的是，未来世界将摆脱资本一统天下的局面，走向多样性发展，形成多元文明并存的世界。这一社会性突变与生物突变的根源相同，都来自这个世界和事物本身具有的多样性。同时，多样性还为人类社会的互惠合作，提供了历史经验和策略选择。

　　扭转单一性的脆弱

　　原本应该保持丰富性的世界体系，在一切为了增殖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表现出病态的单一性。特别是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虚拟经济阶段后，金融资本过度膨胀，严重威胁到世界的安全与人类的生存。当务之急，是要抑制金融资本在人类社会肌体上出现的癌式扩张，在全球范围恢复实体经济的活力。

　　矫枉需要过正。在全球经济过度金融化的今天，必须限制自我循环直接增殖式的金融模式，扶持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的中介式金融体系发展。在政治上，要像限制所有的绝对权力那样，把资本的权力装进制度化的笼子里，抑制人类社会肌体上癌症化的金融资本，回归货币本身具有的促进分工、分享利益、巩固合作的特性，建设趋向合作最大化的社会。

　　币缘秩序的重建目标，就是要实现并保持世界经济体系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均衡状态。要实现这一目标，就不能只是表达愿望，而应该提供有行动纲领的币缘战略。其中不仅有货币和经济纲领，有政治计划、外交行动，甚至包括建设足够必要的军事力量——这是保证金融资本控制的虚拟经济国家不能使用暴力手段，来强制实体经济国家接受金融资本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保障。

　　一部货币史，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部战争史。当代资本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支配性力量，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主导国控制其他国家，独占全球化利益的异己力量——资本由人类社会的工具变成了主宰，连战争也成为资本牟利的工具。

　　在建构新的世界体系中，无疑应该纠正资本主义的单一性。在经济制度上将不再以资本持续积累为基本目标，采取生产资料社会所有为主导的混合体制，发展中介式金融、遏制非中介金融，保持虚实相济的经济结构；在政治上，应改变主权国家“排他性利益最大化”的传统，改为奉行“合作最大化”的新原则；在安全理念上，提倡“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在文化上，表现出更多的包容，能够有效地化解文明冲突。中国古代先哲孟子将国家关系概括为，“大国仁而小国智”，这一思想与厚往薄来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共同维持了东亚地区国家之间上千年的总体稳定。今天，这一东方式的国际政治智慧仍不失现实意义。“大国仁”是大国要讲道义，对小国、对不同文明要包容，大国之间要相互尊重、兼顾彼此利益，鼓励多样性和多体系共存，允许建立平行体系和秩序；“小国智”则是表现在保持独立与合作的均衡。在政治多样性竞争的框架中，亚洲传统的“仁智体系”体现了不同于西方“均势体系”的东方智慧，可以拓宽稳定国际关系和世界体系的思路，跳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他人即地狱”、“他国即对手”的现实困境。

　　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不是线性的发展进程，进步不在于对既往的淘汰或替代，而在于文明的丰富，在于对环境变化及人心成长的适应。这种适应，不是人与自然之间单向度的影响或改造，而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环境之间通过互动调适、彼此重塑的过程。中国曾经是农耕时代最先进的文明国家，却在工业文明时代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了浴火重生般的社会革命之后，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的“世界工厂”。这种由食草动物向食肉动物式的进化，使中国获得了在资本的丛林世界生存下去的条件，也让人担心中国由此变成资本主义的新中心。近年来，中国致力于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模式转变，尤其是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发、共享的发展理念，推出“一带一路”构想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全面合作，与周边国家建设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这些都是中国根据变化的世界做出内外兼修的适应性变革——再由食肉动物向更高阶梯生物社会——人类共同体演进的过程。

　　对整个人类社会来说，同样需要进行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适应性变革。其中最重要的改变，就是要制度化地控制资本不断增殖的本能，促进资本的驯化与进化。为此，需要政府、社会与企业的合作。对全球性资本，还需要进行跨国合作。不同的人类共同体需要通过长期互动，才能在彼此间产生认同感，才能形成机制化、制度化的合作并逐步扩大合作的范围与深度。未来世界秩序的基础单元应该具有包容性和适应性，可以是主权国家，也可以是超越主权国家的洲域共同体，还可以包括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NGO），重要的不在于组织形态，而在于彼此利益的非排他性关联。

　　在以往的历史进程中，货币与币缘在促进广大地域保持持续性互惠关系，对跨地区、跨民族、跨国家的合作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国家、洲域及全球性的合作发展中，作为人类信任重要载体的货币和兼顾彼此利益的币缘联系，可以再度成为合作的纽带。

　　技术的制约与推进

　　在建立和维持世界秩序的历史进程中，技术的发展总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新的交通、信息工具打破了传统的国家边界，把世界以实时的方式联结在一起。然而，新技术推进的全球化进程也是一把双刃剑，它不仅增大了中心国家对边缘地带的干预力度，也使得边缘地带的动乱得以方便地用各种方式向中心地带传导。结果就是传统的安全之岛将沉没于新技术的汪洋中，任何国家都无法避开金融危机的冲击，也难以规避文明的冲突。“9·11”事件和发生在欧洲的恐怖事件证明，即使有两洋护佑的世界体系核心区也无法避免被全球化的现代技术所伤害。所以，那种以世界整体不和平为代价的国际金融获利方式，以及把冲突与战争局限在边缘地带的做法，已经越来越行不通了。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制造动乱的最终结果，必然是被动乱所害。

　　军事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核武器技术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以往战争的一个潜在而恒定的前提：战争胜利的收益大于成本。在核时代，使用核武器的成本远高于收益。这不但导致了“恐怖的和平”，也使人们把战争作为争夺利益最后手段的认识发生了改变，战争已经不再是谋求利益的有效工具。利害相权，是人们进行决策时的理性思维过程。资本利益最大化之利可能驱使人们冒险，而可信的互相摧毁之害，也将制约人们发动战争的意愿与行为。核战争和现代战争的恐怖前景是对资本原始扩张冲动的新制约，有助于唤醒共生合作的理性，逐步养成厌恶暴力和反对侵略的习俗，并以此为不依赖强制的新秩序奠基。

　　当代技术的快速发展是资本高度集中的副产品，甚至是资本投向军事暴力领域的副产品。像核技术、互联网技术，如果不是为了维持整个资本主义体系所产生的体系性增殖，没有任何企业甚至国家可以支撑如此高强度的投入。新技术成功的标志往往不在于单一技术的获利，而在于对整个体系的价值。互联网技术的成功就在于它极大地加快了资本在全球流动的速度与效率，有助于资本的高度集中和快速运转，因而成为虚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

　　新技术的作用还在于可与权力杠杆结合，形成新的权力。原创技术往往难以定价，将此特点与定价权结合，就可以把类似“视窗”或“苹果”技术定为天价，让新技术的价格，轻易超过数个实业国家创造的财富。这不仅可以交换这些国家物化的劳动产品，也可以给股市投资者带来财富，更不要说满足那些风险投资家。确定价值的过程是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价格的实现更是如此，价值与价格并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和技术本身，还在于所有这些评估的背后都存在着对智力和暴力的垄断——这是兑现或剥夺利益的最后保障。在近年来的所谓“碳金融”交易的创设中，我们可以看到金融资本正在如何把新技术、新理念转变成新权力的过程，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试图发明新的货币，用新创造的价值尺度来控制财富的交换，进而控制全球经济的主导权。

　　总体上属于中性的技术，可以被资本运用来加快积累，也可以运用新技术手段来控制资本的本能。技术作为社会变化中最具活力的因素，正在货币领域展现自己的巨大影响力。

　　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创造了互联网和衍生金融，也创造了比特币等具有去中心化特征的数字化货币和区块链技术，这为去中心化世界的利益交换提供了新的工具。就像网络信息技术熨平了传统的金字塔式政治架构一样，比特币技术和应用的拓展，改变了建立社会信任的传统方式，创造出新的信用模式。比特币体系通过协议方式，获得所有参与者的共同认可，他们通过下载软件程序成为网络节点，然后进行交易转账，运用区块链技术完成签名认同，在付出验算成本的同时获得用以交易的价值。这类数字化货币，不依赖于央行提供的主权信用，而是由全部参与者为全部参与者提供信用，这种所有人证明所有人的信用，是一种去中心化的信用。它所具有的公共参与和公共信用，比任何中心化的信用要更牢靠。比特币协议要求所有决策，必须经过所有参与者50%以上同意才能通过，而技术保障了这一决策模式的实现，这使扩大货币发行损害其他参与者利益之列的决策难以通过。这一真正能够实现“多数决”的民主技术，成为新货币的“规则锚”，可以扼制掌握货币权力的少数人过度发行货币、导致通货膨胀合法剥夺民众利益的举动，有可能造就“后纸币时代”或电子货币时代的稳定而精准的新信用。因此，比特币技术尽管新生而稚嫩，却展现了“反资本主义体系”的特征，已经对不断趋向财富集中的中心化货币体系造成了强大的冲击。这类靠“公与公信”的交易媒介的出现，将改变世界目前的交换样式，进而有可能颠覆现有的生产方式、全球货币体系和世界秩序的等级结构。新技术提供的交换工具，为去中心化的世界和共享型经济模式准备了技术条件，也将产生一种所有人与所有人合作的新币缘和新秩序。

　　主权信用与超主权信用的稳定运行，需要新技术提供的“规则锚”。而锚定信用的海底，只能是能够解决“生民之本”的实体经济。人们要做的是，运用新技术工具为个性化生产的实业提供精准化的金融服务。虽然现在这还未成为现实的选择，重要的是，需求已经出现。当马云的阿里巴巴用极低成本在互联网上为电商提供店铺的时候，便在颠覆传统的商业模式，也顺带可能颠覆传统银行、金融以及传统货币体系的概念。数以千万计的电商和数亿计的客户共同进入网络商域，创造了新的“场域经济”或“共享经济”的生态。利用互联网、电商平台发展新一代支付、物流、信用的基础设施，建立“世界电子商务平台”（EWTO），可改变更有利于发达国家和大企业的“半全球化”，从技术底层和商业规则开始构建属于全球人的真全球化。不仅如此，这还将有可能改变传统金字塔式社会结构，为构建扁平结构的新型全球社会提供途径。当然，这也可能带来“新科技资本”对社会的新型控制的威胁。人类总会在解决老问题时，制造出新的问题，不断解决问题成为人类的宿命。与经典的西西弗斯困境不同，人类社会在解决问题中获得了发展。

　　新的能源技术、材料技术、制造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也将改变目前的制造业模式，将以更低能耗、更高生产率进行制成品的制造。原来从发达国家转移出去的产业技术将被新的产业环境和新技术所改变和超越，这将极大地改变实体经济国家与金融主导型国家的力量格局。它们与新的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区块链技术的结合，不仅会改变世界经济、政治和军事地理，也会重新建构人类社会的信用体系，创造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甚至新的全球秩序。

　　技术虽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却在为解决问题提供新的可能和途径。人们需要通过对技术的理性思考和发掘，去解决生民之本，进而能为之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全球秩序。历史将再次证明，社会需求在推进技术创新和应用方面比任何大学都更有创意，比任何机构的支持或反对都更有力量。

　　更新全球治理的逻辑

　　人类共同体的发展，存在着由小到大、由近及远、由单一向复杂的发展规律。对于社会治理，也存在从血缘氏族、部落、城镇直至民族国家等组织方式的变迁。近代以来，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人类之间、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产生了普遍的实时性影响。以往按照民族、地域划分的治理模式越来越难以应对世界性挑战，天下大同式的全球治理正在从先哲们的期望变成延续人类社会的必要条件。

　　目前的全球治理，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治理模式，其内在逻辑是资本的无限积累。资本积累的逻辑摧毁了传统的封建领地，建立了不同于血缘和地缘的新的信任体系，并构建了主权民族国家这一人类社会组织的最大、最有效能的单元。由血缘社会走向地缘社会，是人类社会不断扩展并走向复杂化的重要里程碑。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展，人们开始从夹杂着血缘的地缘社会走向资本主导的币缘社会。资本的逻辑支配着人际关系、经济运行、市场规则、国家政策和国际关系，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逻辑中，存在着文明的进化，也杂糅着野蛮的基因。在资本的驱使下，不同行为体主动或被迫选择排他性最大化的生存策略、社会政策和国际战略。如今的国际社会，仍然是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这导致了“他国即对手”的普遍现实，造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治理中无法解决的矛盾。

　　根据行为博弈学的研究，趋向于最大化占有共同财富的不公平分配将引起“报复性回报”——被剥夺一方为伤害对方不惜牺牲自己。以此视角去看待今天普遍存在的恐怖主义现象，就会发现当下的世界秩序已经接近或达到了必须改变的临界点。以往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阶级矛盾在达到革命临界点时，尚存在向外部转移危机的途径。而如今的移民或难民问题，包括全球环境问题的爆发，实质是所有被转移出去的危机的“反馈”。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造成的中心与边缘地带的阻隔，却被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所打破。环球同此凉热——世界性难题只有通过全球治理的方式去解决。而人们需要面对的根本性问题，就是资本逻辑对人类社会的支配导致的普世戕害——即使耗尽有限的人力和自然资源，也不可能满足资本无限增殖的欲望。不管是新技术发明、产业创新，还是通过暴力的强制，都不可能改变资本逻辑支配下世界体系和全球秩序瓦解的命运。

　　曾经由资本构建的主权民族国家，是人类社会组织的最大单元。如今它既无法适应资本全球增殖的需要，也难以满足人们改善生活的需求。超越国家共同体的出现，既是对生产能力和交通信息技术发展的适应，也是对全球治理中资本逻辑的遏制。扩大共同体，从来是人们减少领地式争夺的有效策略。作为社会性生物，合作是人类个体和种群延续的一种本能。通过扩大人类共同体单元的方式，不仅可以减少恶性竞争和彼此间的战争，还可以形成更大的规模效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已经证实，全球生产和全球贸易能够带来更为显著的经济效益。由于全球化政治架构的缺失，各个国家自然各逐其利，全球只能处于无政府状态。要改变人类社会的这一困境，需要突破国家是最大合作单元的传统框架，开展国家间的合作，以合作增进利益，培养相互信任，在形成彼此间认同的基础上，缔结成新的、更大的区域共同体。这是人类社会长期存在却几乎被湮没的合作逻辑。

　　构建新的世界秩序，关键在于改变全球治理的逻辑，也就是要把积累优先的资本逻辑，更新为合作的逻辑。

　　未来秩序的生长点

　　人类共同体的扩展，从来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主权国家体系陷入危机的时代，继续维系国家间的合作，固然是防止全球体系重组过程陷于失序的保障，而更为富有建设性的努力是，人们要寻求更能适应发展需求的社会组织形态，以应对全球性的重大挑战。

　　在维系人类共同体和建立秩序的历程中，货币从来都充当着重要的工具，而币缘则是强化认同和增进合作的纽带。缺少币缘联系的共同体，无论在历史还是在现实中都十分脆弱。在2016年英国举行脱离欧盟的公投中，大多数英国人主张脱离欧盟。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英镑长期游离在欧元区之外，使得英国与欧盟之间缺少强有力的币缘纽带，难以进行深度的利益通约和交换，这为英国与欧盟合作增加了变数。而具有建设性的事例是，人民币在2016年10月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加入了特别提款权（SDR）的货币篮子。中国这个世界最大贸易国的货币被国际货币体系的官方机构所接受的事实说明，美国、欧洲与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愿意让渡部分权益来增进国际货币体系的包容性。通过利益调整以改善不适应现状的秩序，有利于现有秩序的维系，却难以成为新秩序的增长点。

　　正因如此，建构超国家的洲域共同体，成为人们的一种新选择。以一国之力无法抵御来自中心国家集团的打压，这是身处边缘地带的发展中国家基于历史实践的总结。即便是欧洲的发达国家，要保持自身在全球社会的平等地位，也需要构建超国家共同体。鉴于美元体系的经历，单一国家货币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货币，而区域货币体系也难以在主权国家的政治框架中出现。从欧盟和欧元区的实践看，洲域共同体要达到币缘圈的程度，会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一进程需要区域国家之间在贸易、产业、政治、文化、安全等多领域的合作，通过大量合作在实践中培养认同感，再经过充分商议和试验，建立起区域货币体系，以此进一步加强合作与整合，逐步形成洲域国家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美元体系曾经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全球货币的角色，却因其内在的悖论难以延续，而这却并不妨碍美元体系成为北美及部分环太平洋地区的区域性货币，也不妨碍以此为中心形成美元币缘圈。

　　洲域化的多样性世界，可以通过币缘的中介求得内在统一性，以形成全球共生性经济，进而发展起多元共生的体系。这是解决全球问题的正确思路，也是由洲域共同体过渡到新全球化的途径。说到底，币缘圈是国家间合作优先战略与策略的固化，它是对非合作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反叛与进化，也为形成合作大于对抗的世界创造了条件。

　　币缘圈是未来全球秩序的生长点，是从国家共同体经过区域共同体，向人类共同体过渡的重要阶段。未来的全球体系，既产生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裂变，也产生于洲域国家共同体的聚合。未来，大国将不再致力于全球地位的角逐，而是关注与区域国家的合作。促进洲域共同体的形成，是大国的新责任；能否成为洲域共同体的核心，是衡量大国的新尺度。

　　从政治的视角看，新的全球体系是多极的世界；在经济上，是区域化主导的产业链、价值链合作；在货币体系上，就是形成若干币缘圈；从文明的视角看，就是多元文化的并存与共生。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全球力量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进程中，其主要内涵不是指地缘意义上的世界重组，而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哲思的升华。所有向着多样化、多元化的努力，都将涓涓细流般汇聚，推动单向度的全球资本主义扩张趋势发生逆转。

　　我们有理由希望，此次体系周期的更新，不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新秀国家替代日趋衰老的资本帝国，而是一种类似生物进化的全球体系变革，由此产生一种包含了多种经济成分、多样文化的混合模式，来替代单一的资本主义模式。这是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整体性突破。未来的世界体系，将是包容多元文明和多样化发展的体系。在新的全球体系中，将不会有单一的霸权国家成为世界的主宰，美式的全球霸权将没有继任者。霸权主导下的秩序，将被洲域间合作所建立的新规则和新权威代替。“霸权的衰落并不必然敲响合作死亡的钟声”，也可能促进权力与利益的分享，带来广泛而持续的合作。

　　世界秩序的新基础，是超越了国家主权体系的洲域化共同体，其核心是通过利益交换形成合作优先的币缘圈。嬗变后的全球体系将以世界多样性的面貌回归，这是具有空间交错、结构差异、利益混合、多元共生等特征的全球社会。在新的生产力水平和更高的社会组织层次上，有可能形成一个多元文明并存、多样化发展、多模式合作的全球新体系。 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