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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 国家的放权

　　第三章

　　权力大下放

　　让部落赢

　　这是热力学第二定律：迟早所有东西都会变成屎。这是我说的，不是来自《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伍迪·艾伦《丈夫、太太与情人》中萨利的台词（1992年）

　　让我们朝着互联世界迈进的最强大的政治动因恰恰指向相反的方向：权力下放。权力下放是将管辖领域分解成更小单位的永恒过程，从帝国下放到国家，再由国家到省，由省到城市。权力下放代表着部落、地区和狭小区域掌控自身地域的终极渴望，这就是为何权力下放会驱使我们走向互联的世界。

　　地缘政治上权力下放的理论参照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即所有系统的运行都旨在实现熵的最大化。大规模的权力下放其实已经持续了数百年：美国摆脱英国统治，实现独立就是对欧洲帝国的打击，在19世纪的拉丁美洲，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等国纷纷摆脱西班牙统治，成为独立国家。历史上，征服战争总是会催生出庞大的帝国社会，但“二战”以来的去殖民化运动的主要形式却是亚非地区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战争。苏联的解体是人类20世纪最后一次大的权力消解，解体后出现了十多个独立国家，大部分西方民众在1991年之前对这些国家都闻所未闻。正是由于这些权力消解运动，联合国的成员国数量从1945年的50个左右增加到了现在将近200个。预计到21世纪中叶，世界上将会有250个独立国家。如果说政治上真的有什么趋势，那就是权力消解，而不是民主。

　　国际关系的主要议题通常是主权国家如何应对外部威胁，但国家主权最容易从内部消解。实际上，21世纪各省市实力的增长和互联程度的提升正在极大推动权力下放，这可媲美20世纪的去殖民化运动。权力下放依托于不可更改的趋势：资本主义和市场的散播，交通和通信范围的扩大，信息的普及以及自主统治大众运动的兴起。城市现在不再需要通过中央政府，就可与世界直接联系，每个地方都可作为投资目的地参与竞争，中央政府也不再完全掌控资金流向。权力下放的目标不是主权而是威权，不是法律上的独立而是自由追求利益的权利。无论是市政官员还是叛乱集团，现在有许多方法可规避强加于自己头上的民族国家桎梏。因此反映主权国家构成的地图脱离了由成百上千个自治节点组成的混沌现实。

　　在过去的200年时间里，想要在文化背景相近但种族语言存在差异的族群中建立国家，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1861年意大利统一时，全国只有10%的人会说意大利语（意大利统一后的第一任国王维克多·伊曼纽尔二世只会说法语方言）。20世纪中叶，西班牙独裁统治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也曾希望通过语言来重塑单一的“民族性”，但这种“令人厌恶的同质化”做法（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艾伯特·阿莱斯纳的原话）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少数族裔的反抗（甚至某些多数族裔对此也表示反对）。从苏格兰人到巴斯克人、从加泰罗尼亚人到威尼斯人，看似弱小的民族在庞大政权威压之下依然保持着自身的风格。

　　每天关于中东地区的报道也在提醒着人们，30年前殖民主义的终结以及草草划下的国境线到今天依然在酿造流血冲突。伊拉克和叙利亚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或许对这些死者唯一的告慰就是，他们代表着世界历史上一个重要阶段的尾声，在这个阶段，人类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原因常常是国家和民族的边界。权力下放则能逐渐减少这种传统的国家间的冲突。国际冲突数量（以及因此而丧生的人数）下降的时期也正好是“二战”后国家数量翻倍的时期，这并非巧合。如果殖民时代宣告结束，那么反殖民战争就无从开打。自“冷战”以来，几乎没有发生重大国际冲突。几乎所有的国际边境纠纷都得到了解决或搁置，而目前存在冲突的几条边境线也不具备战略意义。因此，与其异想天开去维持多民族的和谐，不如直接采用族群分离这样更加现实的方法，由此来防止纷争和冲突。解决边境冲突并非意味着绥靖，相反这是为了改变充满敌意的边境线的现状，让相关国家可以把精力放在国内建设上。新成立的尚处在襁褓期的国家缺乏参与国际冲突的资本，尤其是当国内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的时候。与此同时，密集外交和维和行动能将冲突控制在可控范围，中美洲、巴尔干和非洲地区的情况就是如此。让每个部落或族群建立自己的国家，这是实现国际和平最可靠的方法。

　　权力下放也被证明是全球稳定的重要推动力量，其作用要超过民主。民主把重点放在选举上，但权力下放是在为政治稳定设立边界。如果没有边界，选举就会被极端化的种族政治和冲突所绑架，现在伊拉克面对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在忙着实现民主化的时候，我们忘了前提是要有合适的政治维度。但民主化确实推动了权力下放。民主化给了人民机会，让人民说出自己的不满和对自治的渴望。无论是波斯尼亚还是乌克兰、尼日利亚还是苏丹、印度还是巴基斯坦，冲突的根源总是国土上部分人群要求独立或加入邻邦。国家选举、地区公投以及其他政治运动让这些国家不得不承受权力下放的压力。在乌克兰，权力下放可能是基辅的唯一武器，用来应对东部地区俄罗斯支持下的分裂势力，只有把权力彻底下放，这些地区才有可能继续留在乌克兰。

　　权力下放可能不会立刻就生发出民主，因为许多像南苏丹这样的新生小国的首要任务是维持国内稳定。但这确实提醒我们，要更多关注个体的感受，而不是笼统视之。正如耶鲁大学教授詹姆斯·司考特（James Scott）所指出的，这有助于纠正国家忽略地区状况而强行推行国家意志的做法。因此，跟民主一样，权力下放也有助于制衡威权。

　　权力下放也是阻止当前许多国家内战的重要举措，尼日利亚、苏丹、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内战每年要夺走30万人的生命。研究战争的人类学家约翰·基根（John Keegan）曾提醒我们，冲突是根植于人性深处的一种社会活动。在百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伤亡人数中平民只占10%，但在“冷战”时期，90%都是平民伤亡，只有10%的伤亡是真正发生在战场上。此外，战争还导致目前近5000万人逃离家园或成为国际难民，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新纪录。备受争议的战略学家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在大概20年前讲过，我们应该积极支持族群分隔来减少暴力冲突，加速和解进程。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家，当时是从外部强加的族群分隔，但对南斯拉夫和伊拉克而言，族群分隔是通过谈判的方式实现的，尽管其理想场景可能是西方国家各种族和谐共存、共享民主，现实情况却是各部族为了捍卫所谓的种族纯粹而相互屠戮。

　　百年之前，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十四点计划”，如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权力下放。传统的军事干涉的方法常常会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对自治或邦联的真实渴望往往被忽略或扼杀，之后就是族群间的血腥屠杀。分离主义者其实愿意放弃在某一特定国家的声音，只要能让世界听到他们真实的声音；分离主义者确实有寻求自治的合法权利。总之，民族自决应该视为反映人民意志的“先决合法”条件，而不应屈从于针对现有国家的国际法律。但由于新建国家总是会牵涉复杂的政治和物质安排，因此许多外交人员和学者似乎更愿意信赖现有的国家，而忽视了现有的国家也是在民族自决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绝对是错误的。如果因为过去的错误而拒绝修订现有的世界政治版图，这不仅是反动的，也是虚伪的。现在全世界冲突最尖锐的两条边境线，巴勒斯坦和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就是当年英国管治失当留下的恶果。当我们回首往昔，怎么会看不到，如果在20世纪40年代让所有能独立的地方都独立，那么我们就可避免接下来这几十年的流血冲突和苦难。无论是拥抱还是厌恶民族主义，只有当更多的国家诞生时，民族主义在政治中的作用才会减少。

　　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地图看上去整洁有序，但如果地图能更好地反映现实中各地人民的合法诉求，那将更为人性化。苏丹和印尼常年来都在冷酷镇压各省的少数族裔，为此南苏丹和东帝汶独立。尽管南苏丹从2011年独立开始就族群冲突不断，但这不意味着南苏丹应该回归苏丹去承受奥马尔·巴希尔的种族灭绝政策。同理，尽管东帝汶目前依然贫穷，但这也不意味着东帝汶应该回归雅加达的统治。此外，库尔德人长期以来都饱受萨达姆·侯赛因的欺压和摧残，但自1990年海湾战争以来，库尔德人一直在努力建设自己的自治区域。毫无疑问，库尔德人应该有他们自己的国家。

　　民族自决不是落后的部落主义，而是成熟进化的结果：要记住现在所有的领土国家都不是“自然”单位，人和社会才是。我们不应将分离主义看作道德上的沉沦，哪怕分离主义具有天生的部落倾向。一个基于本地民主化的分权世界要远远好于由伪善民主大国组成的世界。请让部落赢！

　　当然随着国家数量的增加，国家个体就会变小。现在大概有150个国家的人口在1000万以下，这些国家更像是城邦，而不是国家。那么如果没有跟世界的连接，这些国家该如何生存呢？这些国家虽然自治，但无法自给自足：基础农业和并不强大的军事力量无法让其融入21世纪。如果在地图上把成百上千的自治城市和省份都标注出来，就会给人这样的印象：群雄纷争，天下大乱。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世界上存在的连接关系都画出来，由此才能真正看到互联世界的成形。因此民族分化不是全球化的死敌，而是全球化的推手。

　　在边界日益模糊的世界中也存在着一个核心悖论：世界的边境线数量达到历史峰值。其实，供应链世界的出现并不需要消除任何一段边境线。相反，正是由于政治边界的不断增加，功能性的互联互通就显得尤为迫切。

　　权力下放可让我们更加接近最合理的国家规模，而不是现在政治地图上所显示的。在理想的世界中，每个政治实体在地理上都是一体的（避免管理飞地所产生的额外交通成本）；其人口规模在500万~2000万之间（表示有相当的内部市场规模）；内部有若干建设良好、人口稠密的城市，这些城市之间和其他邻国之间有很好的互联互通设施；有不同的渠道可获得自然资源，并且有廉洁高效的政府来保障产权和法治。像新加坡这样的单一城市国家以及像瑞士、以色列和阿联酋这样的城邦国家就满足这些标准。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和乌拉圭等国家也出现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尽管这些国家人口及规模较小，但族群单一、管治良好而且与国际市场充分连接。而像黎巴嫩和波斯尼亚这样的国家规模小，但各宗教充分融合，因此分化概率不大，尽管这两个国家绝非民族和谐共存的标兵，但其主要城市贝鲁特和萨拉热窝还是很好的小型国家中心城市独立化的范例。因此互联世界有着这样自我否定式的准则：边境线越多越好！

　　分化是为了融合

　　看似自相矛盾的是，当今世界的某些土地或人口大国要通过权力不断下放才能维持统一。无论是印度、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还是缅甸，其内部冲突看似漫无头绪，也无法化解，常见的诱因有恐怖主义、暗杀、外部入侵以及种族隔离，但归根到底，全部症结就是如何在后殖民时代确定的国境线内重新安排各族的地理分布。除“9·11”事件之外，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恐怖袭击伤亡都是源于本地族群或部族冲突以及领土纠纷。世界上遭受恐怖袭击最多的国家也恰好是存在部族边界纠纷的国家：尼日利亚的欧加登和奥干尼族、巴基斯坦的俾路支人和信德人、印控克什米尔、缅甸的赫蒙和罗兴亚人以及其他希望能发出自己声音的部族。这些部族分裂势力无法自给自足。同时这些部族所在的大国也不会成为多种族民主国家。因此权力下放是唯一让这些部族分裂势力达成目的的方法：自治权换稳定。

　　伊拉克的库尔德人、沙特的什叶派以及伊朗胡齐斯坦省的阿拉伯人作为少数族裔受到的压迫尤为严重，他们脚下的丰富自然资源使得情况更加复杂化。牛津大学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就曾指出，这些地方之争常常是身份、资源和领土的多重争执。简而言之，地图之争。在那些以一方胜利的形式结束了数十年内战的国家，例如哥伦比亚、安哥拉和斯里兰卡，现在急需建立基础设施来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可能还无法达到普遍公平的增长）。数十年来，哥伦比亚一直在跟贩毒势力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进行斗争，直到哥伦比亚军队在高山雨林中扫荡并修通了能够机动运送军警的公路网后，局面才得以稳定。阿富汗也要通过建设基础设施才能恢复稳定。这就是为何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说要在巴基斯坦边境新开15个边境通道，同时还要建设能“连接南亚和中亚”的公路网。

　　管理着脆弱多民族社会的政府常常担心，如果在少数族裔聚集区兴建基础设施，会强化少数族裔的离心力，鼓励他们采取自主行动。当时菲律宾和印尼两个亚洲大国就面临这样的选择，但两国的经验表明，权力下放和地区发展两者结合可以实现地区和解，并迅速改善脆弱国家的处境。

　　菲律宾政府无法彻底击败南部棉兰岛上的摩洛伊斯兰武装力量，于是就在2012年给予各南部地区自治权并将这一地区统称为“摩洛地区”，许多投资者对这一地区丰富的煤矿、铁矿等矿藏都很有兴趣。这样的联邦式的管理使得菲律宾的少数族裔在当地成了多数族裔，摩洛族对菲律宾这个国家的安全感得到了提升，同时也鼓励他们放下武器，因为现在摩洛族也可从本地的自然资源中获益，而且税赋也减轻了。现在轮到摩洛地区的政府来负责地区稳定，由此才能吸引投资并减少对国家政府的依赖，目前摩洛地区的预算还是基本依靠国家拨款。与此类似，20世纪90年代末东帝汶脱离印尼独立，这也给印尼敲响了警钟，印尼政府意识到，如果不能给亚齐省更多的伐木和采掘业利润分成，那么苏门答腊岛上的亚齐省也可能会独立出去。印尼当前的现代化水平可能还不足以将所有群岛都纳入紧密的管理，将各岛变成相互连接的供应链上的节点。

　　如果能通过有效利用资源、关注共同利益并分享经济成果以减轻少数族裔分裂倾向，那么像印度、巴基斯坦和缅甸这样的多民族国家也可能取得长足发展。印度东部的纳萨尔组织、巴基斯坦的俾路支和普什图部落以及缅甸的克钦和克伦族地方武装，这些地方力量时不时要给远方的中央政府制造麻烦，尽管从名义上说这些地方应该归中央政府统治。这些地方发生了无数次有关资源的叛乱和起义，因此这些地方其实也需要分权式的妥协和基础设施建设。印度应该深知这一点：自1947年以来印度邦的数量增长了一倍多，从独立时的14个邦增长到现在的49个邦。从中可获得的经验就是，要想保持国家的统一，就必须有政治分权、基础设施投资以及互惠互利的资源开发。

　　对于像俄罗斯这样处于转型期的国家也是如此。当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时，某些区域就开始自主签发护照。拥有丰富石油储量的穆斯林聚集区鞑靼斯坦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因为在历史上，鞑靼斯坦曾激烈对抗俄罗斯的统治长达数百年。某些主张纯粹种族的俄罗斯人也希望能建设单一民族的国家，他们也主张将这些少数族裔的共和国分离出去。但由于俄罗斯正处于人口下降时期，而俄罗斯穆斯林人口数量又占了将近1/5，所以俄罗斯既无法承受类似于车臣这样的分裂主义，也无法容忍让人口稠密的地区独立出去。最终的解决方式就是鞑靼斯坦可以选举自己的地区领导人，但必须获得莫斯科的认可，此外鞑靼斯坦也获得了充分的经济自治权。鞑靼斯坦的第一位地区领导人就是鲁斯坦·米尼卡诺夫（Rustam Minnikhanove），他就像独立国家的总统一样到处访问，走到哪里都带着庞大的保镖、翻译和工商团队，其中包括鞑靼斯坦内部投资特区的领导人，这些特区已经成功吸引西方的汽车公司去那里投资建设工厂和分销中心。

　　鞑靼斯坦距离莫斯科很近，因此鞑靼斯坦可能永远无法独立。鞑靼斯坦的首府喀山出现在俄罗斯所有宗教故事中，但现在喀山要成为欧亚钢铁丝路上的重要节点。2014年10月，俄罗斯和中国签署修建喀山到莫斯科的高铁，这条高铁最终将延伸至北京。不应忘记，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国家的官方名称：俄罗斯联邦。

　　从国家到联邦

　　在政治强人约瑟普·布罗兹·铁托（Josip Broz Tito）的统治下，南斯拉夫是稳定的多民族的联邦国家，也是“冷战”时期在两大阵营间摇摆的重要中间力量。但在铁托去世之后，民族宗教的矛盾就开始爆发，随后发生了种族灭绝式的内战，南斯拉夫彻底分裂。但这并不是故事的终点。民族主义情绪异常强烈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慢慢意识到无法独自生存。于是在血腥的分裂战争过去整整20年后，从前的南斯拉夫似乎又回来了，这次的名字是“巴尔干自由贸易区”，这是包含6个国家2000万人口的区域。新修的高速公路和铁路将中欧与南部巴尔干半岛国家联系在一起。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前成员国一个接一个加入了欧元区和欧盟。从最理想的状态说，早知要联合，这些国家又何必打仗，但历史就是这样残酷，政治逻辑要先发挥其作用，让大家相互争斗，然后功能逻辑才开始登场，让大家重新联合。

　　但任务并未彻底终结。如今的波斯尼亚依然处于微妙的多种族联邦状态；波斯尼亚在行政上按族群分为三个实体，这种令人疑惑的制度安排好像一方面在提醒过去的血腥内战，一方面又要极力摆脱这种内战。如果基本的民族和领土争端都无法解决，那么稳定和民主就无从谈起。对波斯尼亚来说，不妨将倾向于塞尔维亚的塞族共和国剥离出去，把一心要归入克罗地亚的西部地区也剥离出去，这样会有利于波斯尼亚加入欧盟（如克罗地亚），或至少为加入欧盟提供了一条捷径（如塞尔维亚），而剩下的波斯尼亚穆斯林族群可自己讨论如何建设国家，再也不用像过去十年那样让种族纷争占据国家议程。通常，边界协议双方没有一方会对边界完全满意，但边界协议的好处是，双方都至少同意保持稳定，从而让基础设施和商业活动可以穿越边境。

　　过去解决冲突的方案总倾向于，最终要在单一国家内保持多民族的民主团结。但现在有了新的视野，那就是放手让各民族独立：国境线数量虽然增加了，但开放程度也更深了。

　　自“冷战”结束以来，欧洲的分化基本是在和平状态下进行（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属于例外）。捷克斯洛伐克在1993年发生了所谓的“天鹅绒革命”，分裂出来的两个国家都加入了欧盟。在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和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权力下放跟当地放弃武装斗争几乎同步，这样就形成了社会和解与政治稳定的良好局面。现在比利时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统一国家，因为比利时正在按语言区不断分化，说荷兰语的地区向着荷兰，说法语的地区向着法国，佛兰德人正在忙着形成自己的身份认同和外交策略，而布鲁塞尔则是欧盟总部所在地。

　　传统的西方多民族自由民主主权国家的理念日渐式微，因为现在的城市和省份在跟中央政府打交道时，会自行计算成本收益。国家正变成强大地方自治实体的联邦。近年来，加泰罗尼亚和苏格兰也在不断要求增加自治权，现在除了独立国家的名义之外，这些地方已经获得了实质性的独立。这些地方享受到了“充分放权”，即权力的充分下放。传统的权力中心不断退缩。中央政府让出一寸，例如1997年托尼·布莱尔允许苏格兰有自己的议会，地方就会要求再进一尺。当中央政府违背人民意愿时，例如马德里拒绝给加泰罗尼亚与巴斯克相等的自治权，就会发生连续不断的抗争。在2014年全民公决之前，英国首相卡梅伦和他的内阁十分担心苏格兰会选择正式独立，于是卡梅伦向爱丁堡做出了大量的承诺（同样适用于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例如自主设定税率的权力，这些让步甚至比苏格兰议会所要求的还要多。因此苏格兰人虽然最终选择留在英国，但获得了实质性的权利。在半年之后的英国大选中，苏格兰民族党获得了当地议会中的绝大多数席位，这就确保了苏格兰会在后续政策中继续争取独立权力，同时苏格兰也会自主开展国际经济交往来吸引投资。对于伦敦而言，现在最好的状态就是相互合作，英格兰和苏格兰能友好协商，分担责任，交流思想。

　　伦敦人常常有一种舍我其谁的使命感，觉得自己应该去管理整个国家。但现在伦敦人不这么想了。伦敦对英国经济的贡献是每年人均15万英镑，这是第二名爱丁堡的三倍。苏格兰从英国索取的越多，伦敦承担的责任就越大，来帮扶经济困顿、人口稀少的区域，因为自金融危机以来英国80%的新增岗位都在伦敦，伦敦的人口每十年就会增加100万。英国大学生有一半会在毕业之后去伦敦。对于伦敦人而言（无论是新伦敦人还是土生土长的伦敦人），这真的有些不堪重负。数年之前，我曾参加一场有英国记者、外交官和知识分子参加的晚宴，让我吃惊的是，当晚有不少人都在抱怨英国其他地区的经济拖累了伦敦，伦敦之外的英国地区不是战略资产，而是负担。当晚达成一致意见的非正式公告的标题是：“解决之道：伦敦独立。”

　　外围地区能看到中心城市的成功，但又无法受享之，那么这些外围地区要求自治的呼声就会越来越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保守的英国政府将国有工业资产卖掉，这对苏格兰经济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十年，英国最大的五家银行所发放的贷款中，有84%流入了伦敦的地产和金融行业，这些金融机构几乎都忽略了英国的其他地区。在所谓“大社会”的口号之下，伦敦推行了新的权力下放计划，开始为曼彻斯特和谢菲尔德这样的城市提供基础设施贷款，这些贷款可用于城市改善建设或技能培训，但这些毕竟是贷款，不是拨款或投资，这些钱是需要归还的。前高盛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呼吁设立“曼彻斯特–谢菲尔德–利兹”超级区域，这些贷款可用来修建连接这些城市的铁道，同时赋予这个超级区域类似苏格兰的自治权。

　　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显示出英国的分化还将继续，即便是政府在过去几十年都在努力掌控的地区。北爱尔兰在20世纪后期的“麻烦”（爱尔兰共和军对抗英国的反恐部队）达到顶峰时，恰好是清教徒人数占优势时。但如今天主教徒开始成为多数。这意味着北爱尔兰将会要求更大的自治权，即便北爱尔兰暂时不会正式独立或彻底并入爱尔兰。所以即便能保持表面上的统一，英国此时也会变成分权王国。

　　国家治理中透明度的提升，尤其是税款收入的使用和分配透明度的提升，也在强化分权斗争。自16世纪西班牙菲利普二世将王庭迁到马德里之后，马德里就自视为宇宙的中心，所有帝国的利润都要先归集到马德里，然后再考虑如何分配。如果用现代的案例来比喻，那就是所有的国际航班都先要抵达马德里，然后再飞往巴塞罗那或毕尔巴鄂。但由于这两个城市都拥有悠久的历史，都不愿被视为二线城市。于是这些城市就利用权力下放来为自己争取经济利益：从马德里获得了最大化的收益，毕尔巴鄂和加泰罗尼亚地区也成为西班牙最富庶的地方。由于旅游业发达，加泰罗尼亚对联邦收入的贡献是其从联邦获得的转移支付的两倍。2014年，加泰罗尼亚举行非正式公投，结果显示80%的居民都支持独立，在2015年的加泰罗尼亚议会选举中，支持独立的党派赢得了半数席位。毕业于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加泰罗尼亚裔经济学家致力于推动该地区的独立，他们将这一运动称为“威尔逊倡议”。分权的另一个后现代途径就是推广本地互联网域名的使用，例如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域名后缀是dot.cat，而巴斯克地区则是dot.eus。

　　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宪法都明确反对国家分裂，即便是地区公投也不具备合法性。但权力下放过程和互联互通还是可以让这些互联的城市找回其独立的传统。在中世纪，威尼斯就掌管着亚德里亚海沿岸的商贸帝国，并与拜占庭帝国结成了紧密的经济往来，威尼斯甚至派出了200艘船去占领叙利亚的海岸。正如欧洲历史上的许多城邦国家一样，威尼斯后来也被纳入了民族国家的国境线。但如今，意大利的国民经济呈现颓势，威尼斯则朝着自主的方向不断前行。2014年，意大利的威内托大区就曾宣布独立，因为按其测算，每上交给中央政府7欧元税金，只有5欧元会返回给威内托。

　　意大利的北方联盟也厌倦了罗马的混乱政局，而在寻求更高程度的自治，作为首都的罗马别无他法，只有对地方继续放权。2014年，意大利开始承认14个新的“大都市”行政区，每个行政区实际上都是自治省，负责罗马给其划分的范围内的征税和管理事务。（法国也从2015年开始根据地区经济状况而不是历史和文化传统来重新划分行政区划。）意大利的自治岛屿撒丁岛更是对国家经济状况感到不满，为此撒丁岛内现在开始了一项行动，旨在从意大利独立出去，然后成为瑞士的“海洋州”，这第27个州将使阿尔卑斯山脚下的瑞士获得宝贵的地中海海岸和战略性海洋位置资源。

　　致力于获得更高自治权或完全独立的分权行动都希望，本地的税收和收入能更多用于本地人口，而不是通过腐败的中央政府官员转移给落后地区。但同时这些地区也在采取策略性的安全结盟措施，由此来分担国防开支。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头十年，魁北克是否独立的问题似乎困扰着每个加拿大人：许多人大声疾呼，希望能保持世界第二大国家的领土完整。但到了2012年，50%的加拿大人对魁北克是否独立“根本不在乎”。魁北克为了独立曾举行过数次全民公决，每次都因微弱的票数差没有通过，现在越来越多的魁北克人对法式生活状态挺满意，对完全独立的兴趣却在消退。加拿大西部和澳大利亚西部则根本不会独立：因为钱。石油储量丰富的阿尔伯塔省以及有着丰富天然气储备的西澳大利亚州（澳大利亚最大的州，占全澳出口总额的一半）都成立了自己的财富基金，资源收入“上缴国库”之前，就把钱放入基金进行自主管理。

　　在经历数百年的流血冲突后，欧洲的分权行动开始演变成一种商业地理套利。欧盟设立了庞大的机构体制来应对新成员的加入，权力下放的目的就是让欧盟变得更强大。欧盟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扩大化的德国：有着不同权力中心的松散联盟。欧盟的议会设在斯特拉斯堡，由此来强调成员国的各州各省的作用，但欧盟的行政权力集中在布鲁塞尔，由此削弱各主权国家首都的地位。但欧洲之所以能重新组合成超大的多国社会，就是因为欧洲基本上已经分化到无可再分的地步，这些独立出来的欧洲国家别无他法，只有选择与自己的邻国和平共处。毫无疑问，如果苏格兰脱离英国独立，加泰罗尼亚脱离西班牙独立，那么这“两国”也势必加入欧盟。因此欧盟的整个发展过程表明，本地独立运动并不会危害超主权全球化，相反这是走向超主权全球化的必经之路。

　　第四章

　　从分权到聚合

　　地缘辩证法

　　由于认知需求、城镇化、财政透明等其他原因，权力下放成了普遍的现象。鉴于基础设施的互联、经济整合、人口迁徙、政治和解等趋势，聚合也在不断深化。分权在短期内会激发当地的民族主义情绪，但从长期看会带来聚合的效果。因此分化–聚合的动态变化印证了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说的辩证法：发展通过对立实现超越。分化–聚合就是世界通过对立的方式实现统一。

　　聚合是超越政治分隔的历史新阶段。世界上每个地区都在经历分分合合的过程。18世纪的欧洲只有4个帝国，统治着无数小的附属国。19世纪的欧洲在拿破仑之后形成了5个均势大国，这5个国家相互制衡，维持相对稳定，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帝国分崩离析，今天的欧洲有40多个主权国家，但同时这些国家也在聚合成一个超国家组织——欧洲联盟。

　　非洲的历史轨迹也显示了这种分分合合的周期。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非洲大概有20多个部落王国。但到了19世纪，整个非洲大陆都被欧洲五大强国瓜分殆尽。自去殖民化运动兴起以来，非洲地图上出现了54个主权国家。但许多非洲国家又在重新抱团。如果看功能性地图，今天的非洲有4个次区域集团。非洲各国首脑也宣布，计划在2017年建成统一的非洲自由贸易区。

　　在成为殖民地之前，东南亚也处在若干本地帝国的统治之下，包括苏门答腊三佛齐王国、泰国大城王朝以及高棉帝国，随后英国殖民者控制了南亚，而法国和荷兰殖民者则在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建立了殖民地。今天东南亚有十多个独立国家，在东盟框架内，这些国家在基础设施和政治框架上的合作日益加深，东盟发展的榜样就是欧盟。

　　在分权和聚合的辩证发展中，现在世界上各个地区都处在从血腥的后殖民地分化转向集体合作的功能性融合的阶段。其地缘政治演化成熟度应该以聚合的进展情况来衡量：如今的欧洲是分化最彻底的区域，但同时又是超主权融合最深的区域；非洲的某些地方还在继续分化，但某些地区已经开始聚合。最终世界上每个地区都可能会进入相似的最终状态，即功能化地理超过政治地理，尽管每个地区抵达最终状态的路径可能不尽相同。

　　当前世界上的地图重绘有两种类型：排他和包容。我们对排他性重绘相当熟悉，即重新确定边境线或新增边境线。当分离主义者成功拥有自己的领土时，例如科索沃、东帝汶和南苏丹，新国家的所得就是此前母国的所失。当一个国家单方面攫取另一个国家领土时，例如俄罗斯从乌克兰手里吞并克里米亚或从格鲁吉亚手中夺走南奥塞梯，这样的做法也属于排他性的地图重绘。

　　俄罗斯吞并乌克兰领土的行径给世界敲响了警钟，许多人担心这世界会不会回到过去领土争端的零和游戏中。苏联地区确实有许多这样的案例：从爱沙尼亚到摩尔多瓦，从高加索山地区到中亚，俄罗斯常常通过护照和宣传等手段利用那些地方的俄罗斯裔。在高加索山地区，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领土争端还在继续，因为亚美尼亚的飞地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位于阿塞拜疆境内。但即使是在充满争斗的原苏联地区，与之相反的案例也比比皆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就搁置了文化上的对立而追求共同的增长，两国共同建设了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BTC）输油管道。

　　尽管乌克兰事件表明，原苏联地区的空间重构可能还要几十年才能完成，但包容性重绘才是世界的主流，这对于未来地缘政治秩序也更加重要。包容性重绘正发生在那些有着共用基础设施、海关协议、银行网络以及能源网络的国家，政治性空间慢慢被功能性空间替代。

　　欧洲是包容性重绘的典范。在19世纪中叶，德国用了将近30年的时间才将关税同盟煤矿工业区发展成现代的统一德国，而在战后欧洲的焦土上诞生欧共体也用了差不多同样的时间。尤其是在“冷战”结束之后，欧洲的主要精力就是铺路架桥而不是修筑高墙战壕。德法边境再也没有军事检查站点。当你在高速公路上疾驰时，根本不会想到这里曾经是历史上最血腥的战场，唯有欧盟标志和路边写着“Bienvenue”（法语，意为“欢迎”）的标牌提醒着你已经跨越国界。与此类似，现在的多佛海峡也看不到英法军舰的游弋，相反海峡底部修通了高铁隧道，每小时就有一班列车从伦敦通向巴黎，然后是阿姆斯特丹和布鲁塞尔。

　　欧洲国家从功能上看已然无法分割，欧洲已经融为一体。欧洲的货币体系、交通网络、能源电网、金融体系以及制造业供应链都处于高度融合的状态。每个国家都在超主权的共同框架规则下管理事务，而每个国家都能从推进联盟的整合中获益。希腊或许怨恨德国不能干脆利落地拯救其经济，但希腊公民却可以移民到德国去找工作。最近欧洲国家发生了关于如何分担地中海沿岸国家施救成本的政治纠纷，但这些争论者其实忽略了这样的长期事实，互联和整合使得欧洲取得了强劲的整体增长，而这样的增长靠各个国家单打独斗断然是无法实现的。欧洲确实还依然处于加深整合的阶段。欧洲现在得到的教训是，仅有货币政策的整合，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会导致结构性的经济停滞，目前正在讨论的银行联盟、资本市场联盟和数字统一市场将有助于提升欧洲整体的流动性、市场深度和全球影响力。

　　世界上的地区集合，欧洲联盟之父、伟大的外交战略家让·莫奈（Jean Monnet）的影响力仍在发挥作用：所有地区都在努力弥合内部分歧并成立合作机构来推动跨境基础设施合作；所有地区都在选择流动而不是摩擦。国家相互连接的程度越高，就越不会因为边境问题而产生冲突。因此即便是充分显示了政治分化的地图也是有很大误导性的，因为这些地图忽略了地区国家联盟的建立，这些联盟可以让国家像原子一样组合起来。

　　从主权空间到管理空间的转变其实也是世界分化成不可分割的政治区域的必然结果。国境线一旦确定，国家就会开始寻求最优的设施支持，包括电力和供水、电信和互联网光缆，以及道路和铁路设施。通过创建跨越国境的功能区域，各经济体可获得超越其地理限制的规模效应。

　　在所谓的冷冻冲突领域，排他性重绘仍然是威胁，但包容性的策略有助于减少风险：通过共同的基础设施，使得双方都从互联互通中获益。例如，生活在塞浦路斯的希腊和土耳其，双方都希望能打破设在首都尼科西亚的用于族群分隔的“绿线”，这样双方就可以更加自由地活动。即使是势力强大的土耳其族群不放弃对塞浦路斯岛北部的占领（虽然无人承认），但如果双方能打破分隔，共同将塞浦路斯建设成地中海上重要的转运港口，成为亚洲货物通往欧洲和北非的重要节点，那么双方族群都会获益。与此类似，克什米尔也分成了印度实际控制区和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区，但实际控制分隔线上的贸易却在逐年增长。即便最凶险的边境线也无法彻底阻挡人类的交往。

　　最后，即便是排他性的重绘最终也会走向包容。有时甚至必须要经历排他阶段才能实现包容。悬而未决的领土纠纷、强迫性的国境线划分以及种族仇恨这些问题依然困扰着中东、远东和其他地区。有些问题甚至已经积累了上百年。但随着某些国家的分裂，新的国家也在出现。积怨越快消除、边境越快确定，这些地区就越能像欧洲那样从排他性重绘进入到包容性重绘，在新阶段，重点将不再是领土争端，而是更多的连接性的流动。两条路径其实是殊途同归。

　　包容性聚合在后殖民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和人口都分布在这些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去殖民化带来了自由，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不安全感，所以新独立的国家纷纷表示要自力更生。自那时开始，新独立地区就有了这样的趋势，分布在东南亚、南亚、东非甚至中东地区的英国前殖民地尤其明显：新独立国家的第一代领导人通常是传统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对以前的宗主国充满敌意，一心要保卫领土并惧怕任何形式的渗透；第二代领导人则开始变得平和，愿意解决纠纷并在必要时开展跨境交流；到了第三代领导人，历史仇恨已经逐渐从记忆中淡去，那些经历过独立抗争年代的人也已经老去。尽管还是会指责英国殖民者造成了分隔，但领导人会积极推动跨境基础设施项目、跨境贸易和投资协议等其他合作项目。领导人的代际更替使得这种从敌对到友好的转变成为必然。现代的领导人不是想着将问题留给后代去解决，而是秉持着不要给后代留下冲突威胁的新态度。一旦政治地理上的纠纷得到解决，功能地理马上就可发挥作用。摩擦无法解决的问题，通过流动来解决。

　　从修建新大干道开始，建设和平印度

　　亚洲大干道不再是世界上最神奇的公路。喀布尔到贾拉拉巴德的路段现在是阿富汗新修的高速公路网的一部分，但在过去十年，自杀袭击者总是在这条路上放置炸弹攻击北约军队。从贾拉拉巴德往东就可穿越风景壮阔的开伯尔山口，然后就进入了巴基斯坦凶险的部族地带。虽然巴基斯坦政府想要在这一带修建公路、电线和灌溉水渠，但这里依然是部落首领和塔利班武装力量的天下。再开一天就会经过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由此向南400公里就到了文化重镇拉合尔，此处距重兵把守的印巴边境口岸瓦格赫不远，每天印巴两国士兵踢着夸张正步的降旗仪式现在成了景点。这条大干道在印度境内的部分最长，虽然印度政府整修了从德里到加尔各答的“黄金四边形高速路网”段，但1500公里中大部分路段还是很糟糕，各种卡车、人力车和牲畜混行在路面上。在越过孟加拉国边境之后，这段公路还剩下最后的500公里，一路直抵孟加拉国的吉大港，车辆毫无秩序，卡车总是抛锚。

　　在过去几年，我曾开车走过这条大干道的不同路段，从兴都库什山脚到孟加拉湾，我也会沿路寻访考古和建筑遗迹，这条古代商道的历史比沿途国家的建国历史要久远得多，至少在两千多年前这条商道就已经存在。从古代的孔雀王朝到大英帝国，大干道在数百年间修修补补，也不断变更名称。但无论其正式名称如何，在整个南亚地区，大家都叫这条路“大干道”。吉卜林对这条主动脉有着更加深情的描述：生命之河。

　　即使从飞机上俯瞰大干道，你也会发现，在拉合尔东部的印巴边境，拉德克利夫线是多么残酷（也是多么不合情理），将完整的自然地理切开。拉合尔和卡拉奇、德里和加尔各答、达卡和吉大港现在分别属于三个不同的国家，但如果将这三处印度恒河平原上的膏腴之地团结在一起，这里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产区。鉴于巴基斯坦、印度和孟加拉国三国都依赖于这条走廊上的农业产出，现在就应该重振大干道的辉煌，并恢复相关的商业往来，实现淡水共享，重扬这条走廊所代表的历史文化，这难道不比派兵驻守殖民时代留下来的国境线更有意义吗？

　　印度曾经是大英帝国王冠上最大的那颗宝石，英国统治下的印度覆盖了从波斯湾到马六甲海峡的广袤土地。在印巴分隔之前，整个印度次大陆有着绵长的铁路线，最有名就是从孟买到白沙瓦的“边境邮递铁路”。但今天这条铁路到阿姆利则就结束了，再也不能穿越边境。尽管巴基斯坦总理纳瓦兹·谢里夫和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都曾跟宗教极端主义者有瓜葛，但这次两人更像是经济和外交上的实用主义者，两人宣称要将现有的铁路从卡拉奇延伸至艾哈迈达巴德，并打算修建更多新的铁路线。现在印巴之间最繁忙的铁路线是从德里到拉合尔的“友谊特快”。由于印巴两国都有能源短缺的问题，因此两国在未来几年还要修建更多的钢铁连线：一条经伊朗和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管道。5000年前印度河谷文明在青铜时代大放异彩，现在新的印度文明体系正在形成。

　　大干道其实也不必到了孟加拉就止步不前。南亚各国地处印度洋、喜马拉雅山脉和兴都库什山脉之间的次大陆，因此即使是印度这样的大国也很难将影响力拓展到这片区域之外。只有通过邻国才能获得中亚和东南亚的能源供应和市场。现在缅甸就成了各国角力的舞台，中国对缅甸贸易和投资的独占地位已经消失。这个拥有5000万人口的佛教国家其实“二战”之前在英属印度统治下，在不久的将来，或许大干道就会延伸到仰光。印缅之间的互联计划还包括一条天然气管道，这条管道始自孟加拉湾的缅甸小镇实兑，通过印度北部的米佐拉姆邦和特里普拉邦，再穿过孟加拉国中部到加尔各答。

　　缅甸的状况也显示出，中印两国未必要在东南亚开展零和博弈，正如当年中印边境冲突在核战争背景下也很快得到克制。相反，南亚和东亚之间其实还存在另一条通道，这就是滇缅公路，这条蜿蜒曲折的供给线是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修建的。如今这条路经过的印度东北部、孟加拉国北部、缅甸北部以及中国西南部是这四个国家最贫困的地区，这些地方生活着佛教徒、穆斯林和各种部族，与远在天边的国家首都离心离德。但最近四国政府举办了孟中印缅论坛，其中一项重要的倡议是推动中缅孟印经济走廊的投资，从加尔各答开始，经孟加拉国的锡莱特邦和缅甸的曼德勒再到中国的昆明，这条超过2000公里的经济走廊上的贫穷落后地区迫切需要投资来改善处境，尤其需要改善道路交通条件，2013年中缅孟印加尔各答–昆明汽车拉力赛的参赛选手应该对此深有体会。

　　两千年前，佛教徒穿越重山，将佛教从印度传播到了东亚。如今这些古老但功能尚存的道路开始重新焕发生机。殖民统治造成的创伤要几代人才能愈合，但愈合的目的不是接受当时留下来的国境线，而是学着去跨越边境开展基础设施投资。

　　从争夺势力范围到建设和平东南亚

　　英国前殖民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关系从独立时期的相互敌视变为后殖民时代的友好，这种转变为其他国家树立了良好的典范。在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的李光耀倡导以合并求独立，他决定与马来西亚合并，希望通过规模获得力量。但在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宣告独立，之后几十年里新马两国都相互敌视。由于担心马来西亚的入侵，新加坡设立了类似于以色列的严格兵役制度。但随着新加坡产业结构的提升，以及马来西亚利用其石油储备和森林资源慢慢发展，两国摆脱了相互猜疑的状态，从谨慎交往慢慢走向基础设施互联和商业融合。新马两国50年前未能在同一联邦政体内相处，但如今却组成了功能性的联邦。

　　新加坡的核心地带是长达20公里的绿色走廊，这里生长着各种热带植物。每过几公里就可看到马来半岛殖民时代留下来的痕迹，从丹戎巴葛火车站的艺术装修风格到锈迹斑斑的老铁轨和曾是候车区的破旧木棚。丹戎巴葛火车站现在已经被改成博物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融合依然在21世纪阔步向前。新马两国很快就会修建三座跨海大桥，因为每天在柔佛州穿梭两地的工商界人士和消费者都在增长，两国边境也将采用电子化管理方式，让通行更加便捷。

　　马来西亚柔佛州面积是新加坡的三倍，由于新加坡土地有限，因此这里是新加坡房地产开发商开发大型郊区住宅和游乐场的理想场所。从2013年开始，新加坡也允许本国退休人员在马来西亚的低成本健康中心安度晚年。柔佛州的模式还扩展到了西北方向的巴株巴辖，自2006年以来已经有超过500亿美元投资于巴株巴辖，当地的纺织、食品加工和电子加工业因此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巴株巴辖–马六甲走廊地区计划新建一所科技大学，改善港口设施并添设一个机场。发展在相互连接的走廊中传递。

　　此外新马两国还发起了“增长三角”计划，印尼也加入进来，这个增长区域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柔佛州以及印尼廖内群岛的巴淡岛和民丹岛。印尼共和国首任总统苏加诺推行了所谓的“马印对抗”准军事政策，在他去世后又经过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三国领导人终于不再为边境线争吵，而是开始讨论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合作。新加坡的人均财富远高于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人均财富又远高于印尼。但最近三个国家的经济规模总量排名却完全颠倒。新加坡的国土过于狭小，无法建设大型工厂和船厂，因此这些设施就建在了距离新加坡只有45分钟船程的巴淡岛。所有的纽约居民对此应该都不会感到陌生，由于曼哈顿岛上人满为患、物价奇高，很多企业和居民就搬到新泽西州。海外工业区的存在还可以帮助解决新加坡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同时不会增加新加坡的社保负担。这些工业区对发展的作用是立竿见影。2014年末我在巴淡岛上骑车闲逛，我看到到处都在修建色彩鲜艳的二层员工宿舍楼，这些都是为印尼的工人和他们的家人准备的，而仅仅在几年之前，这些人还都生活在苏门答腊乡间的原始村舍中。

　　新加坡并没有自然意义上的腹地，但现在新加坡可以购买并建设腹地。正如香港与珠三角的融合，新马印三国的投资越多，生产和其他服务越是融合，三个国家就越是愿意共同制订基础设施计划，使得人流物流最大化。当国家愿意大规模将自己的国土销售或开放给外国投资者时，这就象征着供应链世界的兴起，在这个新世界里，最重要的不是领土主权，而是最优经济地理配置。

　　现在整个东南亚都在这样的整合过程中。40年前东南亚各国本着“睦邻发展”的美好愿望成立了东盟，但“冷战”格局架空了这种友谊。自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重创东南亚以来，东盟经济共同体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区，GDP总量超过2万亿美元（仅次于欧盟、美国、中国和日本），此外，因为东盟6.5亿人口相对年轻，东盟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甚至超过了中国。尽管东盟和中国之间存在竞争，但东盟还是加强了亚洲在全球供应链上的地位。从1990年到2013年，亚洲在全球制造业中的比重从25%增长到了50%，在未来十年，该比例还将继续上升。

　　不平衡也意味着机会。亚洲最富的经济体（日本、韩国、中国沿海地区和新加坡）可将生产设施转移至第二梯度地区（越南、泰国和马来西亚）、第三梯度地区（菲律宾、印尼和印度）甚至第四梯度地区（柬埔寨、老挝和缅甸），来节约劳动成本，同时创造就业并打造地区性市场。丰田现在有20%的汽车都在泰国制造，它还计划扩大在印尼的生产线，尽管现在丰田已经占有印尼汽车市场份额的一半。香港的溢达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棉纺衬衫制造商，这家公司在中国大陆生产高端产品，在越南生产大众产品。现在东南亚还推出了“统一窗口”接入点体系，由此贸易商就可在东南亚自如安排生产经营。通过发现和利用各成员国的优势，例如缅甸的食品加工、泰国的生产制造、印尼的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以及新加坡的良好治理和资金，东南亚真正做到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在目前的劳动分工链条上，各国甚至都有了自己的外号：缅甸是“花园”，泰国是“厨房”，老挝是“电池”等。即便某些产业会分包出去，亚洲作为整体依然占据优势。

　　另外很重要的是，东盟国家现在开始深化资本市场合作，由此才能有效为本地区的长期投资融资，避免西方资本快进快出所带来的动荡。亚洲国家已经不再需要“绕圈”，以前亚洲国家都是将资金交给美国，再由美国把钱投回亚洲。现在东南亚的证券交易所都可开展多城市挂牌，胡志明市、马尼拉、吉隆坡、雅加达，当然还有新加坡，这些城市都建起了中央商务区，越来越像法兰克福，这些城市可以汇集资金支持本地区的企业和项目发展。基础设施、金融和供应链正在成就“和平东南亚”。

　　如果你生活在东南亚，就会发现，几乎每个星期都会传来跨境铁路取得突破的消息。中国现在是世界高速铁路建设的领头羊，除了北上和西进之外，中国铁路也在积极南下。昆明到曼谷的铁路线已经获得批准，这条从老挝穿过的铁路线总投资高达62亿美元，比老挝的GDP还多，中国5万铁路工人已经摩拳擦掌，要沿途修建6座铁路大桥和76条隧道。

　　老挝跟吉尔吉斯斯坦和蒙古一样也是内陆国家，从政治地图上看不出这个国家该如何管理运作。老挝隔着湄公河与泰国相望，东边的安南山脉是与越南之间的天然屏障，但如果铁路线和外资水电站的输电线能贯穿这个曾经封闭的内陆国家，那么老挝就有望成为泰国重要的电力供应方。泰国现在的电力供应极其紧张，过去十年经常出现大面积停电，而泰国需要稳定的电力供应来保障自己的制造业优势，目前全球主要的汽车公司都在泰国设厂，年产汽车达200万辆。一旦昆明到曼谷的铁路修通，这条铁路也可对接另一条通往吉隆坡和新加坡的高铁，或通向缅甸的仰光和港口，由此这条铁路线就能成为从安达曼海经泰国至中国的重要通道。

　　这条纵贯南北的铁路线最终将亚洲大陆最南端的新加坡和亚洲东北部的京沪连接在一起，这也将成为欧亚大陆东部的纵轴，其地理意义不亚于从中国西藏一路流向越南的湄公河。大湄公河次区域有六个国家，曼谷就是这个次区域的核心城市，这片相当于美国国土面积1/3的土地现在有70万公里公路和15000公里铁路，GDP接近1万亿美元。由亚洲开发银行支持开发的从缅甸到越南的东西走廊将会使印度支那地区的融合更加深入。

　　中国对该区域的最终目标依然没变：解决东南亚各国的基础设施瓶颈问题，由此更加顺畅地获得邻国的资源，同时借助交通线通向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的出海口。缅甸曾受国际制裁长达几十年，现在对中国、东南亚和印度开放。早在20世纪80年代缅甸将边境贸易合法化后，中国就率先与缅甸开展了贸易往来。中国利用数百年来中缅历史关系以及在掸邦等边境区域两边民众的频繁走动，在对缅关系上占得了先机。中国公司在掸邦开矿，中国的输油管道会经过掸邦，人民币可以在那里自由使用，此外跨境通婚也在增长。现在东南亚的主流已经不是边境纷争，而是如何妥善管理流动与摩擦。

　　在东盟内部，由商务人士、工人、学生和游客组合的旅客数量也在不断创新高，这主要归功于亚洲航空等廉价航空公司的发展，亚洲航空对亚洲地区融合所做的贡献毫不逊色于任何一个外交机构。人口结构变化预示着亚洲的融合必将持续：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的年龄结构在老化，中国大陆和日本这样的大国也面临这一问题，但印尼和菲律宾却有着充沛的年轻劳动力供给。现在光在泰国就生活着25万缅甸人，如果没有这些人，泰国的微观经济就可能出现问题，就像如果美国许多城镇没有了墨西哥人，就会变成空城。如同在欧洲一样，后国家时代的东南亚一代已经长成。

　　从争夺非洲到建设和平大非洲

　　争夺非洲

　　如今几乎人人对非洲国家的问题都略知一二：民主、分裂、小额贷款、教育、疫苗等。但如果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非洲国家就无法生存。要想从国家独立走向国家成功，非洲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政治国家建设，更需要实体国家建设——跨越国境的实体国家建设。

　　非洲从来没有时间来冷静思考或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主决定未来。非洲复杂的地缘政治情况源于200年来的欧洲殖民统治、“二战”之后十多次大型独立运动、“冷战”时的站队以及大宗商品产业的全球化。全球化为非洲带来了强大的外国供应链运营商。

　　非洲的许多边境线都是按照经纬线笔直画出来的，这是欧洲殖民者的杰作，这些笔直的国境线完全不顾实际的文化和族群差异。殖民势力仅仅是培植了一些非洲国家，但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建设非洲社会。在确定管理范围时应考虑的一些基本情况，例如自然地理条件、人口和族群的相似性以及经济发展能力，在欧洲19世纪的“争夺非洲”热潮中统统被忽略。由于欧洲殖民者采取了分化统治的方法，非洲850个不同的部落群体所遭受的内战和冲突，远远超过了统一民族国家。例如非洲的马赛族，有2/3生活在肯尼亚，另外1/3在坦桑尼亚；阿尼族有60%生活在加纳，另外40%在象牙海岸；切瓦族被分隔在莫桑比克、马拉维和津巴布韦三个国家；豪萨族分隔在尼日利亚和尼日尔。马里和布基纳法索、塞内加尔和冈比亚以及其他非洲国家都体现了这种随意划分国界和族群所导致的长期灾难性后果，这些国家始终忙于内斗而无暇顾及发展。索马里部落分别被意大利、英国和埃塞俄比亚殖民者分隔，现在分散在索马里、肯尼亚、厄立特里亚和吉布提，这一方面导致“大索马里”的运动始终不断，另一方面又让索马里内部的争斗外溢到邻近的肯尼亚。当然也有传统的边境线争端，例如埃塞俄比亚依然牢牢占据着依法判给厄立特里亚的领土。

　　非洲有十多个国家是内陆国家，没有出海口，是所有大洲内陆国家最多的。非洲的族群和领土四分五裂，还缺乏可促进跨境贸易的适航水路，因此非洲更像是由分散的次区域组成的地方，而不是一个完整的大陆。真实的非洲远比今天在地图上看到的54个独立国家组成的大陆更为离散。例如非洲最大的国家刚果，常常被称为“非洲中部的黑洞”。刚果更像是各封闭部族的组合，而不是有机统一的国家。

　　非洲国家要么大而弱，要么小而弱，总而言之: 非洲54个国家没有一个不弱。自去殖民化70年以来，基础设施在老化，但非洲人口却增加了两倍。世界上最弱小的20个国家有15个在非洲。非洲大陆上的传统大国，例如南非、利比亚和埃及，在“冷战”之后都沦落了，或干脆崩塌了；而像尼日利亚、安哥拉、卢旺达、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这样的非洲新贵却都在遭受种族、族群、资源和政治斗争的困扰。非洲最小和最穷的两个国家，乍得和卢旺达，都曾经对非洲的两个大国，尼日利亚和刚果，采取过军事干预行动。

　　要想摆脱这种历史顽疾，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外国投资和基础设施发展这一组合拳，提高生产率和出口效率。过去10年，借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企的东风，7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凭借丰富的资源赫然跻身全球增长速度前十名，其中包括卢旺达、博茨瓦纳和赞比亚这样的内陆国家，以及加纳和安哥拉等海岸国家。不管怎样，纳入全球供应链还是会有效果。现在肯尼亚、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也在加紧开发大型海上能源储备，希望能把这些能源卖给印度洋彼岸的亚洲客户。

　　现在越来越多的后殖民时代国家开始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运行良好的民主国家就会像变魔术那样骤然出现。相反，像经济特区这样的功能性微区域倒是纷纷涌现。管治这些特区的往往不是国家首都，而更多是公私合营和与外资合营的供应链管理机构。后殖民时代的猜疑以及贸易障碍使得非洲内部贸易要远远小于非洲与外部世界的贸易。但和亚洲一样，现在搭建供应链也会慢慢促进商业融合。如果非洲国家能跳出后殖民时代的界限，形成更大的联盟，那么就有望变得强大。非洲是如此之大，这样的结盟当然不会一夜之间实现，很有可能非洲国家会从次区域的联合慢慢开始。现在基础建设投资正在改变非洲的面貌，推动非洲朝着正确方向前进。

　　中国建设非洲

　　数百年来，欧洲殖民国家都希望通过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在非洲获得优势。如今则轮到中国唱主角，中国希望更好地利用非洲的资源，同时也要降低自身在非洲的风险。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就在非洲修建了将近2000公里长的铁路，从坦桑尼亚印度洋边的达累斯萨拉姆一路修到内陆国家赞比亚。现在中国正为苏丹的麦洛维大坝出钱出力，还在修建南苏丹通向印度洋的一条铁路和一根石油管道，另外中国还在肯尼亚重建通往维多利亚湖的铁路（英国的印度劳工百年前首次修建了这条铁路）。表面上看上去投资巨大的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协议本质上就是易货贸易：中国提供建设服务，以此换取数百万吨的原材料。非洲的弱小国家需要中国建设（中国资助）基础设施来实现社会现代化，应对人口压力并聚集经济力量。尽管世界银行的初衷是支持战后重建，但20世纪60年代后，世界银行不再将援助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由此导致基本的水利、交通和电气系统都很不发达。中国现在替代世界银行扮演着建设者的角色，中国也成为非洲新的共同利益伙伴。因此中国其实并没有“购买世界”，而是在以获得自然资源为条件建设世界。

　　今天中国是推动非洲跨越殖民时代界限走向融合的最大力量，因为中国建设的坚固基础设施打破了这些国境阻隔，深入到刚果和赞比亚这样的内陆国家（或在地下开挖隧道绕过国境线，或在西非安装光纤电缆）。在中国强大的海外施工力量支持下，那些在独立时代被政治强人切断的铁路线又重新连接起来。中国在非洲投资的最雄心勃勃的项目是拉穆港–南苏丹–埃塞俄比亚交通走廊，这个非洲多国铁路网将横穿肯尼亚，北至亚的斯亚贝巴、南到朱巴、西到乌干达，帮助其天然气出口。但中国并不是在搞新殖民主义：中国既不希望占领无用的领土，也不希望增加嗷嗷待哺的人口。这是一种重商主义新策略：只希望获得供应链，仅仅是供应链。

　　即使从开罗到开普敦的下一条铁路是由中国而不是英国修建，这条铁路依然可以给非洲人民带来真正的和平的非洲。良好的基础设施是弥补恶劣地理条件的唯一途径。肯尼亚、乌干达和卢旺达如今有点像非洲版的“比荷卢经济联盟”（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三个国家成为互联核心，然后慢慢向邻国延伸并将之紧密连接在一起。商业、外交和法律上的劳动分工正在某些国家慢慢形成，这些国家通常愿意率先解决共同问题，例如港口的选址、投资促进委员会的构建以及讨论成立货币联盟。卢旺达和布隆迪现已是重要铁路、油气管道和内河航运项目的枢纽（即北部和中部走廊），这些基础设施将会把肯尼亚、坦桑尼亚乃至刚果东部基伍省的矿产运送至印度洋沿岸。蒙巴萨–坎帕拉–基加利铁路长达1500公里，纵贯四个国家，坦桑尼亚段最长，澳大利亚经营的马库居河项目有望将坦桑尼亚变成世界上最大的铀生产国之一。随着非洲内陆资源加快运往印度洋沿岸，蒙巴萨和达累斯萨拉姆这样的口岸也必须要加快现代化进程，减少装卸时间及成本。

　　一开始只是一个国家试图通过邻国过境货物，让货物抵达海边装船，但现在事情发展到了全新的层次。从铁路到电网，东部非洲正形成地区级而不是国家级的基础设施。泛非洲基础设施发展基金现在每年投资500亿美元建设非洲的机场、水坝和公路，以及跨境运输网、电力、农业和制造业供应链，每个投资项目都有对应的公私合营规划、融资和执行策略。从非洲整体看，非洲投资的最大来源是欧洲，其次是非洲自己。自2008年以来，非洲开发银行已推出了价值近100亿美元的公私合营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并于2014年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了一支基建基金。未来十年将会有数十个多边投资项目，这些项目将彻底改变非洲的面貌。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的发电量将达到6000兆瓦，这将使埃塞俄比亚全国的电力供应增加两倍。刚果河上的英加水电站有望发电40000兆瓦（超过中国的三峡大坝），可为上亿人供电。

　　互联互通走廊将交通和电力网综合为单一系统，该系统归所有相关方以及外国投资者和经营者共同所有。因此，中国并不是在征服非洲，相反中国使非洲变得更加紧密，从而增加对全球投资者的吸引力，当然也包括中国的投资者。放松边境管制也有利于非洲吸引更多的游客，旅游收入也是非洲重要的收入来源：在赞比亚、津巴布韦、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交界处的乔贝河区域，出入边境变得极为简便，这样游客才不会在签证盖章上耗费时间和精力。

　　试着想象一下，如果没有今天中国的投资和供应链，埃塞俄比亚近1亿人口的生活会是怎样的。尽管埃塞俄比亚成功阻止了欧洲殖民者的入侵，但它毕竟是个内陆国家，其人口规模居非洲第二，但发展状况却垫底。现在中国将该国视为进入非洲的桥头堡，为此中国修建了780公里长的铁路连接亚的斯亚贝巴和吉布提港，提高出口效率。中国对埃塞俄比亚的公路投资也进一步改善了该国的道路状况，这不仅使得农民受益，也有利于及时将粮食分配给营养不良的民众，同时游客除了游玩亚的斯亚贝巴，还可参观阿克苏姆以及那些有上千年历史的岩石雕刻的东正教教堂。在外国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就业机会增多以及积极的领导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曾被认为是非洲饥荒典型的埃塞俄比亚现在正崛起为下一个非洲经济增长发动机。

　　但只有在中国建设的基础上继续修建道路，培训更多的港口和铁路管理人才，愿意把来自资源的收入花在可持续项目上，非洲才能真正走出市场原料供应商的定位。非洲的供应链应该是结合了西方所要求的严格管治与亚洲对资源的需求。如此看来，正是中国人修建的互联互通设施，让西方在非洲实现政治目标成为可能。

　　在开始运行非洲的供应链后，中国现在也在寻求保护这些供应链的方法。目前中国已经资助了非洲大型的维和行动，也聘请了私人武装公司来保护中国在非洲各地的资源设施。但近年来，从尼日利亚到苏丹，绑架和谋杀中国工人的案件呈增长态势。安哥拉目前估计有30万名中国工人，随着油价的下跌以及当地就业情况的恶化，那里随时可能爆发针对外国工人的暴力袭击。反华势力一旦形成主流，非洲国家就可能驱逐中国人，强行接收中国人修建的跨境公路、铁路和油气网。现在一切还为时尚早，无法断言非洲会走向团结还是会回到分而治之的老路。只有通过观察才能知晓最终答案。

　　从《赛克斯–皮科协定》到建设和平中东

　　2007年时我曾跟随美国特种部队做随军记者，当时我亲眼看到了美国将高新技术用在战场上的超级能力。反映伊拉克地形的电子地图上显示着各种卫星数据、无人机侦查情报、当地暴力活动的热点图、来自地面部队的实时报告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人力和数据情报。在收到报告的两个小时内，美国特种部队可在伊拉克境内任何地方开展军事行动。在所谓的高峰时段，计算机的运算能力令人惊叹，但即便如此，西方军队对伊拉克的控制也只是昙花一现。某个清冷的多云夜晚，在巴格达西北部的巴拉德空军基地，我问一位军衔很高的美军指挥官：“是不是就因为你不会说阿拉伯语，所以才需要那么多高科技设备？”

　　来自地球另一端的势力，想在一个地形十分复杂的区域强行施加政治目标，这种局面显然很难维持一年。值得表扬的是，我给美国的指挥官讲解，为何小布什政府想要建立统一、多民族、民主和亲美的伊拉克政府完全是痴人说梦时，这些指挥官都听得聚精会神。在一个严格来说其实并不存在的国家里，这些指挥官在忙着“彻底击垮”基地组织或其他武装力量，他们也迫切希望理解其他可能性。

　　“阿拉伯之春”和地区内许多国家的骤然崩塌震惊了许多中东国家。经过了数十年的腐败统治、基础建设滞后、人口膨胀和社会堕落，许多独裁政权以及独裁国家都被证明是外强中干。即便那些军事和情报系统强大的国家也纷纷沦落，留下巨大的权力真空，一面是社会动荡，宗教极端主义泛滥，一面是政治党派走马灯似地上台下台。现在由于利比亚政权不稳，因此就要在地图上更加详细地标注出利比亚依然还在运转的石油设施，哪些城镇在哪些部落和武装力量手中，以及又有哪些邻国的叛军和移民在穿越边境。在利比亚和也门，美军都和当地叛军谈判，让他们不要破坏油轮的安全航行。国家虽亡，但供应链还在，而且对供应链的控制决定着谁能控制这个国家剩余的资产。

　　在此有必要强调，世界上大部分穆斯林其实并不生活在中东，而是生活在巴基斯坦和印尼等亚太南部地区，但这些地方却并没有像中东那样爆发如此剧烈的宗教冲突。因此中东问题的解决，除了宗教途径，还应该靠政治地理和治理方法。实际上，中东地区的教派分歧更多是政治性而不是宗教性的，通常都是用难以理解的细微教条差别去掩盖赤裸裸的政治和领土目标。

　　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拉克等主要阿拉伯国家的分裂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影响中东地缘政治的重要因素。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内战已经使得数十万人丧生，黎巴嫩和约旦等邻国也被卷入其中，如今阿拉伯世界的混战很像当年欧洲的三十年战争。阿拉伯国家现在更关心国内的稳定，而不是外来的威胁，要想重新绘制中东的地图可能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情况如此糟糕，现在根本谈不上对其进行合理分割。但由于已经遭受了伊斯兰统治、外国殖民、帝国征服、国力羸弱、泛阿拉伯主义、充满痛楚的内战，以及现在的国家败亡等历史坎坷，阿拉伯世界更应该向前看，而不是走回老路。

　　阿拉伯世界重组的时机已经成熟。现在不是要去追求政治强人统治下的虚幻民族国家，而是要重新恢复阿拉伯世界内在互联的历史机理。中东地区后殖民时代的体系是如此腐朽不堪，现在甚至许多阿拉伯人，不仅仅是土耳其人，都开始公开怀念奥斯曼帝国时代。正如历史学家菲利普·曼赛尔（Philip Mansel）所说的，在其统治的300年时间里，奥斯曼帝国都是文明冲突的调停者、多元文化的协调者，以及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共同领地。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到土耳其的士麦那（现在的伊兹密尔）再到贝鲁特，“对话取代了冲突，贸易超越了信仰”。尽管对奥斯曼帝国时期开放性的想象始终带着逊尼派占先的偏见，但这毕竟契合了更大层面上的地区和平。自18世纪初以来，奥斯曼和波斯的社会组织都是相同的“乌玛”（ummah，意为“社群”）框架，1847年奥斯曼帝国和伊朗卡扎尔王朝签订《埃尔祖鲁姆条约》，这为两国关系带来了长时期的和平。虽然数百年来关于边境的争论从未断过，但至少这些边境是开放的。或许历史可以给今天应该如何对待伊朗提供启示。尽管过去数十年西方国家都对伊朗采取了隔离制裁措施，矛头指向伊朗的核武器和恐怖主义，但随着伊朗核计划的继续推行，伊朗在黎巴嫩、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影响力不降反升。如历史可为镜鉴，那么现在就应对伊朗实行更大胆的开放政策，阿拉伯和波斯世界的贸易发展起来，双方才能慢慢相互理解。如果中东能同时采取“各得其所”的版图政策和供应链互联，那么宽容和共存就可能回到中东。

　　在“和平中东”的目标下，各国可建立起各城市绿洲之间的互联设施，由此共同推动地区的繁荣。要知道，如今黎巴嫩境内的提尔曾经是腓尼基的城邦，那里的商旅和探险家曾在爱琴海和地中海各岛建立殖民地，其中包括西西里岛、西班牙南部还有北非的迦太基。从突尼斯到贝鲁特、从大马士革到巴格达，许多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贸易城市都位于阿拉伯世界，这也提醒我们，阿拉伯世界几乎是完全城镇化的。阿拉伯世界的自然地图应该是这样：若干商业城市建立起通往欧洲、土耳其和波斯的商旅联系，这才是真正的阿拉伯传统，而不是过去100年看到的无尽争斗。

　　恰巧是在100年前，《赛克斯–皮科协定》（1916年）和《圣雷莫协定》（1920年）分裂了中东，由此奥斯曼帝国的属国变成了西方势力的代理国，此后又变成了强人统治的独裁国家。但黎巴嫩的内战、两伊战争、美国入侵伊拉克、“阿拉伯之春”、利比亚陷入无政府乱局、什叶派攻占巴士拉以及巴格达的教派清洗、库尔德斯坦的独立运动以及叙利亚的内战使得中东地区混乱不堪。2014年，伊拉克总理贾瓦德·马利基曾建议设立四个新的省份来取悦土耳其裔和基督教徒，结果一年之内这些地方就开始遭受伊斯兰国的攻击。不管有没有独立国家的名号，伊斯兰国现在就像一个国家，统治效率毫不逊色于其阿拉伯邻居。伊斯兰国开始筹集资金，发行当地货币，签发自己的护照，而且还对全世界开展了宣传运动，主要针对数百万一心要冒险的处于社会边缘的青年，现在已经有数千名青年投身伊斯兰国，有些甚至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教派冲突和战争狂热组织将继续在中东地区蔓延，威胁约旦这样的弱小国家，而如果沙特和伊朗各自扶持自己的势力在伊拉克开战，那么早已千疮百孔的伊拉克将更加残破。

　　伊斯兰国正迅速将叙利亚的代尔祖尔省和伊拉克的安巴省连成一片，这也显示了中东世界的许多国境线其实形同虚设，现在伊斯兰国还野心勃勃地要攻占“大叙利亚”在历史上的全部领土。在阿富汗，极端势力也宣布要建立同样广袤的“呼罗珊省”。伊斯兰国的目标是建立国家，推行宗教极端主义，但其策略却是控制基础设施，包括水坝、油气管道、炼油厂以及道路等，与此同时伊斯兰国还在试图切断对伊拉克城市的供水系统。伊斯兰国控制的区域看上去像是以拉卡和拉马迪等城市为核心的，沿着“圣战高速公路”四处伸展触角的章鱼。《赛克斯–皮科协定》所确定的地图已然过时，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所提供的关于石油运输卡车的实时卫星图像以及石油黑市交易情报才更加精确地反映了伊斯兰国的供应链情况。今天还难以判断安巴省究竟会被伊斯兰国长期占领还是会回到伊拉克手中，或者会被纳入沙特阿拉伯北方边境的势力范围，或者伊斯兰国能成功分裂沙特也未可知。

　　随着国境线的消亡，人口融合开始加剧。现在科威特生活着50万巴勒斯坦人，在利比亚有100万埃及人，阿拉伯世界的劳动力流动对本地区的建设至关重要。但过去10年来伊拉克和叙利亚政权的更替让中东产生了难民危机，联合国难民署负责人曾将此形容为“绝非是普通增长势头，而是原子级爆炸态势”。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国就产生了至少1500万难民。现在约旦全国600万人口中有1/3是巴勒斯坦后裔，再加上来自叙利亚和伊拉克的100万移民，约旦已经成为一个硕大无比的难民营，难民被安置在缺少管治的集中区，这些人也慢慢变成了半永久居民。约旦北部的扎塔里难民营现在有10万叙利亚人，这也让这座难民营成了约旦第四大城市。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领导就曾说过：我们已经不再将扎塔里视为难民营，而是一座城市。

　　土耳其、沙特、埃及和伊朗四个中东大国之间的广大区域都变成了争战之地。伊拉克的民族主义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而叙利亚的国家政权已经名存实亡。鉴于叙利亚境内的多种教派和复杂地形，叙利亚还将继续分化，而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将依然是自治的商业中心。整个中东地区都在出现“黎巴嫩化”，即多种族的首都之外的城镇被控制在各教派手中。长期以来，有人把中东称为由各种“打着国家旗号的部落”组成的区域。如今像库尔德人这样没有归属国的部落更有理由去追求民族独立，而约旦和黎巴嫩虽然有国家之名，但没有国家认同感。实际上，像库尔德斯坦和以色列这样在单一部族基础上建立的国家将会是地区未来地图的主要组成部分。

　　埃尔比勒是世界上一直有人居住的历史最悠久的城市之一，现在这座城市已经成为库尔德斯坦的核心城市。

　　虽然库尔德斯坦的政治地域局限在伊拉克的库尔德地区政府所掌管的区域，但其有效的影响半径却越过了国境线，覆盖了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的库尔德人聚集区。这并不意味着库尔德斯坦会采取扩张政策。相反，库尔德斯坦现在正在叙利亚边境开挖壕沟，防止叙利亚的库尔德人掌握更多途经土耳其的走私业务，也保持对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控制。库尔德斯坦已经摆脱了萨达姆·侯赛因的统治，库尔德人也加强了对石油城基尔库克的控制。虽然库尔德地区政府在与外商签订协议前要先获得巴格达的批准，但库尔德人还是跟埃克森美孚这样的西方石油企业签订了多项协议，现在库尔德人已经开始将基尔库克的石油出口到库尔德斯坦、叙利亚和土耳其的交界处，然后再运往地中海沿岸的杰伊汗港口。现在土耳其也希望在本国和阿拉伯动荡地区之间有一个缓冲地带，因此尽管数十年来土耳其都拒绝承认库尔德族裔的存在（土耳其将库尔德人称为山地突厥人），现在土耳其却成了库尔德斯坦的实际保护国。库尔德斯坦地处内陆，但实现了自治，还拥有两处石油出口孔道：土耳其和伊拉克。尽管库尔德与这两个国家没有民族认同感，但却与两国共同经营着供应链。至少现在，保护这些供应链走廊才是要紧之事，而不是忙着去建立国家。

　　阿拉伯世界纷繁芜杂的状况不会得到修复：现在阿拉伯出现了更多的分化，聚合依然遥远。因此要想从现在的无序状态转变到阿拉伯自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只有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的核心产油国开启了聚合过程。尽管沙特实际上肢解了巴林，并阻止了卡塔尔和阿联酋跨海大桥的修建，但海湾南部地区的高铁网以及从卡塔尔到阿曼的海豚石油管道等重大项目依然在推进，劳动力流动、清关效率提升以及货币联盟构想也在继续。由于本国的稳定也受到了叙利亚和也门乱局的威胁，海合会国家也在商谈泛阿拉伯联合军事力量，同时考虑如何利用埃及以及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各种政治派别和军事力量。

　　尽管现在的政治地理状况一地鸡毛，但阿拉伯文明有着文化共性，同时阿拉伯世界也有足够的财富来建设新的互通互联的地区。约旦、叙利亚和伊拉克曾经是罗马帝国的东缘、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的基石以及欧洲大国角力的舞台，但只有当阿拉伯世界联合在一起时，阿拉伯才是强大的。与哈里发帝国时代不同，未来的和平阿拉伯应该不止一个首都，开罗、迪拜和巴格达都可成为首都，阿拉伯世界将是由众多城市节点连在一起的群岛式分布。

　　如果说镇压叛乱的一种方法就是寻求、保护和建设安全堡垒，那么这也是自上而下彻底更新阿拉伯地图的正确方法，阿拉伯应建设更多的核心城市，用商贸路线将之连接在一起。奥斯曼帝国时代的汉志铁路从伊斯坦布尔一路通往麦加，并有分支通往开罗和今天以色列的海法，这条连接各大城市的铁路线应该可以用来启迪我们今天的思考。阿拉伯人排斥土耳其或波斯霸权的重新崛起，但如果阿拉伯希望恢复千年之前的荣光，就必须走向互联互通。

　　专栏：以色列例外？

　　自1948年获得领土和国家独立以来，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一直试图逃离其地理处境的国家，方法主要包括融入西方国家的犹太族群、与美国联盟、加入欧洲协会以及构建跨地中海的能源供应网络等。但从基础设施、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等多重角度却可看到更复杂的图景，以色列与邻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以色列每年出口价值5亿美元的软件、农产品和医疗器械给海合会国家（以色列还在海湾国家设立了虚拟大使馆），以色列对库尔德斯坦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大力支持，在铁路开发上也投资70亿美元，贯通约旦、埃及甚至黎巴嫩。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关系变动也反映了流动摩擦的格局。约旦河西岸地区的隔离墙代表着以色列对其核心国土的捍卫，但地表上无法穿透的隔离墙无法阻挡地底下的通道，巴以两地至少存在数十条这样的“恐怖地道”，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通过这些地道潜入以色列，攻击或绑架以色列国防士兵。但现在的安全隔离墙绝不意味着这就是未来的国境线。相反，2014年以色列通过了一项法案，宣称以色列就是排他性的单一犹太民族国家，此前设立的隔离墙是国内安全之需，而不是要确定边界，这样的声明实际上是否决了“两个国家”的巴以解决方案。 注释标题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seven potential scenarios advises that a two-state solu-tion remains the most cost-effective for both Israel and Palestinians. See The Costs of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Rand, 2015). 但在大以色列区域内，还是有许多通道在促进流动，例如耶路撒冷的轻轨就延长了路线，现在轻轨沿着1948年的绿线穿过居民区和宗教遗址，列车上混杂着正统犹太教徒、巴勒斯坦的年轻人以及以色列士兵。耶路撒冷的市长认为，交通基础设施可以改善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并为他们创造公平的机会。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不仅修建了充满争议的居民区，也建设了工业区，里面有食品包装、纺织以及家具组装等工厂，服务于巴以双方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福祉。 注释标题 Jodi Rudoren, “In West Bank Settlements, Israeli Jobs Are Double-Edged Sword,” New York Times, Feb. 10, 2014. 巴勒斯坦的首都拉马拉也越来越像一个国家行政中心，拉马拉现在正在开发建设一个经济适用房项目和一个名叫拉瓦比的商业地产项目。

　　如果说巴勒斯坦内部的分裂阻碍了其实现国家独立，在巴勒斯坦内部还是可以建设更好的基础设施连接，可以用曲线式的公路和铁路将约旦河西岸城镇相连，由北至南分别是纳布卢斯、拉马拉、东耶路撒冷、伯利恒和希伯伦，然后穿越以色列抵达加沙，巴勒斯坦人在那里可建设机场和海港。这样不仅有助于促进巴勒斯坦的经济发展（尽管现在巴勒斯坦处于无政府的状态），还可构筑更加广泛的阿拉伯联合体，将埃及西奈半岛经巴勒斯坦至约旦的土地连为一体。

　　1845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政府与摩洛哥达成了边界协定，在地中海以南165公里处不再画线，因为“没有水的领土不适合居住，所以划定边界是多此一举”。确实如此，即便在1963年的沙漠战争之后，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依然共享廷杜夫地区的铁矿石收入。2006年，两国开始对彼此公民免签，这两个竞争最激烈的阿拉伯国家最终也学会了合作。

　　阿拉伯国家的地理特征比政治特征更重要：要么石油资源丰富，要么缺油；要么淡水资源丰富，要么缺水。缺水正威胁着也门和约旦这样的国家，阿拉伯国家和其邻国需要建设更多的水渠、油气管道和铁路，而不应修建更多的军事检查站。例如以色列、约旦和巴勒斯坦都主张沿着以色列–约旦边境开挖贯通红海和死海的运河，由此来提供人畜用水和灌溉用水。（贯通地中海和死海的运河项目也在探讨中。）

　　在20世纪40年代，由标准石油公司和雪佛龙公司联合建成的横贯阿拉伯的输油管道是世界上最长的输油管道，从沙特阿拉伯东部的艾卜盖格绵延1200公里到黎巴嫩。几十年来，这条输油管道仿佛证明了阿拉伯世界的无尽争吵以及无法如亲兄弟般合作的悲惨宿命，在20世纪70年代，因为过路费分成的纠纷，叙利亚无法从这条管道中分到石油，1990年海湾战争，约旦因为支持伊拉克也被剔除在外。如今正在新建一条贯通南北的输油管道，这条从沙特通往后阿萨德时代的叙利亚的管道对于重振北部的黎凡特地区将发挥关键作用。土耳其也将成为叙利亚重要的电力供应方和基础设施投资方。土耳其建筑公司已率先在建设库尔德斯坦的基础设施，并支持库尔德的输油管道过境土耳其，将石油运往杰伊汉，之后石油就会被装上油轮运往欧洲和以色列的阿什凯隆港，巴格达的反对也无法阻止这条路线的运行。按纸面上的人均财富看，卡塔尔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但卡塔尔几乎没有任何粮食生产，其三座海水淡化工厂的淡水储备仅够使用一天。卡塔尔在约旦和叙利亚都购买了农业用地，也要补贴现代化的海水淡化工厂和灌溉系统，有效提高粮食产量。通过这种方式，基础设施互联创造出了必要的地区连续性，而政治边界顾名思义恰好是要破坏这些地区连续性。

　　新的基础设施也会带来大国所追求的韧性。中国正在加强其在地中海的海军部署，以确保其货船能安全地在印度洋穿梭，供应链不受干扰。2014年，中国港湾工程公司开始在阿什杜德修建新的以色列港口，该港口能停靠吨位更大的船舶，另外以色列也承诺会修建阿什杜德到红海岸边埃拉特之间的铁路（即红海–地中海线），如果苏伊士运河被封锁，以色列就可通过这条铁路继续保持海运畅通。

　　在以色列的南端，看得到约旦、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埃拉特景色宜人，是战略要地，这座城市是红海通往亚喀巴湾的门户，现在成为新能源管线的节点，这些管线将有望重塑中东的地缘格局。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跨以色列输油管道就将埃拉特与以色列的地中海港口阿什凯隆相连，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之前的20年，这条输油管道将伊朗原油运送到欧洲，但如今输送石油的方向发生了逆转，主要把俄罗斯的原油运往亚洲。很快这条管道就会成为包括伊拉克在内的环形输油管道的组成部分，伊拉克将会把油气输送给约旦等能源极其匮乏的邻国。直到最近，约旦所有的电力供应都是来自天然气电厂，而其依赖的阿拉伯天然气管道是从埃及的地中海城镇阿尔阿里什到亚喀巴，然后北上通过约旦和叙利亚。西奈半岛上的贝都因部落经常对管线发起攻击，因此常常造成埃及和约旦严重的燃料短缺，迫使这些国家花费数十亿美元来购买柴油和重油。

　　愿意冒险的能源公司对于地区能源稳定也很关键。总部位于休斯敦的诺布尔能源已在地中海东部投资了35亿美元，可开采附近塔马尔和利维坦地区预计约80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储量。现在以色列一半的发电量都要靠来自塔马尔的天然气，诺布尔能源也开始把天然气卖给埃及、约旦和巴勒斯坦。阿什凯隆附近电厂所生产的电量现在足够出口到以色列所有的邻国。但诺布尔能源的海上钻探平台位于相当危险的水域，袭击者可以从岸上或快艇上发射火箭弹，这意味着以色列要像严格守卫其陆地边境那样去守卫自己的海上天然气供应线。

　　在2011年穆巴拉克下台之前，以色列实际上是埃及最忠实的天然气客户，通过距离更短的阿里什–阿什凯隆管道将天然气从埃及运往以色列，但现在埃及却发现自己需要从以色列进口天然气，同样是通过这条管道。让约旦和埃及感到幸运的是，20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时亚喀巴曾是伊拉克唯一的供应管道，现在伊拉克准备给予回报。为了寻找替代波斯湾天然气出口通道的新路线，伊拉克正建设从巴士拉到亚喀巴的天然气管道来服务约旦市场，同时允许剩余的天然气经阿拉伯天然气管道输入埃及。伊拉克约80%的石油储备分布在巴士拉，这里也可能经历类似于库尔德斯坦的分化。同时，作为约旦唯一的海港，亚喀巴对约旦的战略重要性不亚于首都安曼。自2000年以来，亚喀巴成为经济特区，来自安曼的干预已大为减少，现在亚喀巴正考虑修建一个核电厂、一个大型海水淡化工厂，计划将本地机场航线增加24个目的地并在全国范围增设油气管线。因此，由巴士拉和亚喀巴这两座自治型港口城市组成的能源轴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地区中任何一条国境线。

　　从埃及西奈半岛穿越红海抵达约旦是极其麻烦的：渡船速度很慢，到处都是安全检查。对于这两个彼此需要、一衣带水的邻国而言，这种让主权超越常识的做法实在令人不解。在20世纪50年代，阿拉伯独裁者曾做过短暂的联合之梦，例如成立埃及–叙利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伊拉克–约旦阿拉伯联盟。如今由于共有基础设施的涌现，这样的联合计划有了更加切实的基础。

　　地中海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空间仍然是正在复兴的亚欧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段。阿拉伯需要互联设施为长期增长注入动力，因为美国（已经开始）和中国（最终必然）都在减少对阿拉伯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的依赖。中东国家应该拥有蓬勃发展的城市中心，连接和服务周围的大洲，包括非洲。西方人现在不会急于给中东绘制新的地图（至少不会公开这样做），尽管在20世纪西方势力曾如此蛮横地瓜分了这一地区，而阿拉伯各国又都忙于处理国内危机而无暇提出着眼于未来的共同愿景。然而，如果说《赛克斯–皮科协定》分裂了中东，战乱吞噬了中东，那么现在中东国家更应该站出来，自己绘制和平中东的未来蓝图，至少这样中东还有希望可寻。

　　第五章

　　美利坚合众国的命运

　　美国的悲剧

　　如下是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态度，这着实令人吃惊：60%的美国人认为自己和自己的后代已经无缘实现美国梦，18~24岁的美国人中有40%认为自己需要移民海外才能找到工作。在2014年的调查中，许多婴儿潮一代人的养老金都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化为乌有，而随后的经济萧条（超低利率的后果）也使得剩余的资产很难在短期内回升到原来的价值。去墨西哥和巴拿马安度晚年的美国人数创下了历史纪录。但美国对外移民最多的群体还是缺乏技能的年轻人，这些人占了美国失业人口的一半（某些美国学者甚至建议说，美国应该出口这些结构性失业人口，以此来减轻政府的负担）。去工业化进程和次贷危机两者交织，使得美国出现了严重的内部人口失衡，失去工作或家园的人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350个大型城市，竭尽所能寻找工作，不论薪资高低。

　　美国的中产阶级虽然处在价值链的中上层，但他们也对留在美国感到厌倦并纷纷用脚投票。在领英注册会员前往新兴市场工作的人数排行榜上，美国排在法国、英国和西班牙之后。每年有多达4000名美国人放弃美国公民身份或永久居留权（“绿卡”）。现在在海外生活的美国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900万：这些人是在用脚和钱包投票，他们要在美国之外寻找更好的生活品质，尤其是更低的税率和更多的工作机会。当美国身份成为负债，美国企业也在往外走，将生产和利润一并带出美国。截至2014年，美国企业在海外的现金数量达到了创纪录的5万亿美元，这些钱如果转回美国将要承担巨额的税赋，于是美国企业就用这些钱开展海外并购、公司迁移以及股票回购计划，这些措施又让企业进一步远离美国监管。

　　美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富裕、最安全和技术最先进的社会的代表。但千万不要把一系列幸运偶然事件的结果看成是必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许多情况，到现在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虽然美国依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这仅仅是让美国保持了自己的帝国地位，并不表明美国的体系或生活方式彻底胜出。恰恰相反，近年来的许多事情暴露了美国全球地位的脆弱和其治理模式的缺陷。在未来几十年，美国的全球地位和治理模式将受到严峻挑战，美国对外国投资和海外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全球新兴的大国、金融中心和企业基地又恰好跟美国在全球市场开展竞争。

　　设想一下2020年的美好景象：在20年的外交政策灾难之后，美国军事力量的部署主要是在国内；美国自己开采的页岩油气数量超过了俄罗斯和伊朗的产量；加州的科技巨头开发出了跨时代的应用产品，催生出世界上第一家市值超1万亿美元的公司。美国经济的年增长率稳定在3%的水平，更加宽松的按揭政策使得全美70%的家庭都拥有了自己的住房。

　　美国复归经济增长轨道是否意味着美国公司会重拾对美国市场的信心，带着资金回来？得克萨斯州和达科塔州的能源繁荣是否能与其他经济贫弱的州分享？高科技产业的兴盛是否意味着美国有了足够多可以胜任高级岗位的优秀人才？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美国将整体崛起还是会退化成一起国家悲剧，是继续保持颤颤巍巍的超级大国地位还是真正实现美利坚合众国的伟大复兴。有一点是肯定的，在充满竞争的供应链世界，光做自己是不行的。

　　2013年，曾经是美国最发达城市之一的底特律申请破产，这不是一起简单的孤立事件，这说明，即使位于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国家，其城市也不一定就具备竞争力。美国正在重构，某些城市、企业或社区会发展，而某些会沦落，这也显示了美国社会的分化趋势，这种分化有利有弊。纽约、迈阿密、达拉斯、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波士顿和亚特兰大都是美国的支柱城市、区域核心，甚至是全球枢纽。这些城市均连入全球环路，无论是学术、科技、金融还是能源环路。加州人口规模比大多数国家都大，在杰里·布朗和施瓦辛格担任州长期间，他们派出了许多贸易代表团前往海外，以此来促进出口，吸引外来投资。其他各州也在研究数据，看看究竟是对哪些国家的出口创造了本地就业，然后就可针对这些国家采取增强商业关联性的措施。

　　但美国许多州和城市出现了内部分化的消极一面：虽然有来自华盛顿的授权，但没有资金，自身规模又太小，难以形成足够的投资。（美国是西方主要国家中城市化程度最低的。）这些城市的前景颇为黯淡。2013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克利夫兰已呈现“巴尔干化”，因其基本与全球人才和观点流动隔绝。在布法罗，曾生产奥的斯电梯和神奇面包的工厂大楼现在人去楼空，在时光中沉沦。专家预测，美国的“锈带”上将出现更大规模的市政破产，这条锈带涉及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伊利诺伊州、纽约州甚至某些新英格兰城市，这些城市的人才、企业和投资都在流向波士顿。对于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城市的衰亡不啻美国版本的国家衰败。

　　虽然许多人指责说，正是因为美国把汽车生产工厂转移到了中国，底特律才会败落，但其实中国也有跟这座“汽车城”命运类似的城市：东莞。东莞曾是中国广东省的“四小虎”之一，东莞的电子加工业规模仅次于深圳。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重创了东莞的出口行业：大量的工厂关门，工人遭遣散。新开业的东莞“新华南Mall”虽然面积是明尼苏达州美国商贸中心的两倍，里面却少有人影。

　　但东莞还是具有若干底特律所不具备的优势。东莞的人口超过800万，尽管出口下降，但东莞的产业工人很容易转移到周边的大城市去寻找新的工作。东莞的基础设施相对很新，许多设施稍经改造就可用作食品包装、物流中心或高级家电和工具制造。此外东莞的服务业（酒店和餐饮）在经济中的比重大于制造业。今天新华南Mall里人头撺动，繁忙不已。

　　底特律和东莞还存在一处重大差别，东莞不会被金融市场剪羊毛。中国的地方债很高，国企也迫切需要改革重组，但中国的地方政府和国企事实上都享受着国家的无限担保，中国人民银行手中掌握着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资产。但底特律不同，在宣布破产的前几天，由于跟金融机构签订了利率互换协议，底特律被迫支付给瑞银和美国银行2.5亿美元的资金，这使得底特律再也无法填补高达200亿美元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亏空。

　　那么中国式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管理模式是否要比美国好呢？中国的经济自由化程度对维持长期稳定同样重要。北京还是掌控着中国的城市竞争：虽然鼓励各地大胆试验，但出了问题还是北京兜底。现在中国有众多超大城市，这些城市之间也在为了投资、产业、人才和知名度开展竞争，这种竞争创造了保持国家整体稳定所需的活力。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四个直辖市的自主权也在增加，并制订了各自的经济发展计划。尽管现在省长和市长依然由中央任命，但正如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所言，这些官员对资本使用和吸引投资有着重大话语权，这些城市吸引外来投资的做法与纽约和洛杉矶极为相似。上海设立了自贸区，在自贸区里允许外国公司有更大的自由度来处理多币种交易。

　　中国既希望强国，也希望强市，在此过程中实现国民经济的繁荣。中央会为各省和各地区提供支持。全中国2000个城市（人口规模从不足50万到超过300万）中，每个城市都希望能在国家制定的五年规划中占据相对重要的位置，或是并入某个超级城市成为其新区，或是获得工厂减排的试点资格。确实，现在中央政府已经不再给各省制定经济增长目标，这意味着各省将自主确定增长战略。因此，中国的内陆省份就在利用改善的基础设施条件来吸引那些从高工资沿海地区迁到低工资地区的产业。

　　与此同时，如今美国各地对制造业岗位的竞争却到了“竞次”的地步，这一点跟20世纪80年代的亚洲很像。为了让韩国韩泰轮胎把第一家美国工厂设在克拉克斯维尔，田纳西州许诺会给韩泰返还全部的前期费用，这家工厂将成为其所在城市的最大用人企业。在纳什维尔另一侧的士麦那，1983年日产汽车在此设厂之前，该城镇人烟稀少，但在日产到来之后，该城镇的人口翻了两番，达到4万多人。如今日产汽车会把部分生产分包给一家美国公司，这家美国公司常常要求工人加班，却不支付加班工资。但田纳西州众议员麦克·斯派克斯（Mike Sparks）却认为该州别无选择，只能默认现状。如果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号召日产汽车工厂的工人团结起来，“那么这些工厂就会搬去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或密西西比州。”

　　在供应链世界，美国各州之间的竞争并不亚于这些州与墨西哥、泰国或中国的竞争。但现在美国全境只剩下了不到2000万个制造业岗位，而且密歇根州和田纳西州在今天所做的一切并不能保证这些岗位不会在明天消失。

　　内部分化

　　美国在供应链战争中确实有领先优势，但美国并未赢得这场战争。硅谷是富裕的高科技节点，纽约是世界金融中心，休斯敦是能源基地。尽管美国的地理条件得天独厚，广袤的地域却也可能是劣势。高速公路和桥梁都在老化，许多铁路线的速度太慢或不堪负荷，宽带连接也有待完善。还有软件基础设施的问题：教育水平在下降，移民政策使得美国无法吸引足够的人才，此外，连接条件好的地方和连接条件差的地方的差距在不断拉大。金融机构和企业都不愿在经济状况差的州、社区投资，或为其提供贷款，迫使这些地方只能自己组织信用社或互助会。

　　美国的主要全球化节点和落后的锈带地区的分化越来越严重。现在觉得美国是“合众国”可能是一种错觉，因为事实上，美国的不同地区处于不同的全球供应链环路，当然也有些地方完全没有与全球产业链相衔接。这种分化并不仅仅是“红州”对“蓝州”或城镇化对农业化那样简单。美国选民更容易按职业而不是地理位置抱团，例如工厂工人、教师、管理咨询师、银行家或农民。

　　那些人口在300万至800万之间的产业多元化城市应对冲击的能力要远远强过底特律这样单一产业的中型城市。像纽约和洛杉矶这样有着稠密人口的美国大城市最早从经济衰退中复苏，其社会治安更加完善，能够继续吸引大量的世界级高收入人才。这些城市的韧性源自其庞大规模和自我调整的能力，在这些城市里可实现产业升级并催生新的职业。因此在金融危机之后，纽约市就成了高科技热点地区，而从前残破的洛杉矶普雷亚维斯塔区成了航空和传媒业务的发达区域。

　　大城市占了美国GDP的85%，光纽约市就占了全美GDP的8%。一线城市之间差距拉大的同时，城市内部不同区域的差距也在拉大。纽约市的贫富差距问题跟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一样严重。虽然达拉斯–沃斯堡（其机场面积就相当于整个曼哈顿）是美国第4大人口城市，但该市市长迈克尔·劳林斯坦言，达拉斯–沃斯堡是美国“最穷的富裕城市”。但富裕城市即使陷入财务破产，依然可保持增长。在拉姆·伊曼纽尔任内，芝加哥大量举债来推行城市再造计划，但庞大的开支拖累了伊利诺伊州的经济表现，现在该州经济前景在美国50个州中垫底，为此州政府只好提高对个人和企业的征税，这又必然会导致居民和企业搬离。

　　伊利诺伊州的经历说明，以政治（而不是经济）划分州的概念是多么落伍。正如《芝加哥论坛报》专栏作家、城市规划专家理查德·隆沃斯（Richard Longworth）所言，“中西部各州根本不应设立政府”。堪萨斯城横跨堪萨斯州和密苏里州，但两个州政府都极力让分界线对面的企业搬到自己的属地，而不是让边界线两边的企业联合起来应对全球化挑战。印第安纳州各地也在采取类似田纳西州的“竞次”政策来吸引低工资岗位，这其实妨碍了印第安纳波利斯升级成高收入科技中心城的努力。

　　美国某些二线城市通过私有化保持了财务的表面健康。例如，早在1985年，美国商务部就把科珀斯·克里斯蒂港划为外贸自由区，这也是美国国土上第一个自由贸易区，由此这块区域就成了不受所在市管辖的自治实体，区内的企业不用缴纳任何联邦税、州税或市政税。在过去数十年里，这里是美国石油进口的主要港口，但出口却基本为零，现在仅100公里之外的Eagle Ford页岩油田将这里用作页岩油出口的主要港口。2009年，该自贸区与中国钢管集团成立10亿美元的合资企业，这家合资企业将每年生产50万吨用于油气开发的无缝钢管。这是中国在美国最大的制造业投资项目，在建设阶段已经创造了数百个就业岗位，工厂落成后，预计还会创造出更多的岗位。现在唯一的问题是当地会说普通话的人太少，因此难以与投资方展开顺畅的沟通。但科珀斯·克里斯蒂港还是可以快速灵活地从全球能源需求增长中获益，这座港口城市实现了在短时间内迅速成为全球供应链节点，由此也为其他美国城市树立了榜样。

　　但并不是每个城市都能实现财务自立或从全球能源市场中获益。丹佛的市区开发项目就未能获得美国的银行的支持，为此只得去求助加拿大的银行。一般情况是，越是需要私营部门融资的中等城市，就越容易采取类似自由贸易区的做法，即将教育和治安等功能外包给私营企业。为了鼓励在丹佛产业园中投资建设新的体育馆、博物馆和铁路线，企业不仅可获得减税待遇，还获得特别许可征收各种费用，例如停车场的“会员套餐”以及医院床位的“设施附加费”等。科罗拉多州的解决之道则是：将医用大麻和自用大麻彻底合法化，州政府对大麻销售课以重税，税款用于教育，包括反对毒品教育。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丹佛市的市政服务产业化改革预示了美国政治的未来。美国大部分城市的市长都是民主党成员。达拉斯、休斯敦和奥斯汀都是“蓝色”民主党城市，而得克萨斯州则是典型的“红色”共和党区域。但如果将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交给私人企业，这些民主党市长的做法实际上更像共和党人。2015年，达拉斯甚至将自己的城市名称和标志以5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一家污水处理保险公司，此后这家公司发出的商业信函看上去就像是市政通报，这令达拉斯的许多市民感到困惑（或愤怒）。现在美国两党的共识就是要搁置分歧做好事情，但这种做法算得上是“民治、民有、民享”吗？

　　美国正在分化成形状不一、规模不等的自治王国，这种趋势必然会继续，这意味着美国应向其他国家学习如何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德国的城市也有宏大的足球场，但德国却不用实行公共服务私有化。每个德国城市的经济发展规划都是由政府官员、企业领袖和教育机构共同做出，由此来不断优化贸易和投资策略，并积极培训新人以把握最新技术和全球化机会。这就是为何中国更加愿意学习德国而不是美国，因为德国有着动力强劲的经济中心、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高品质的出口产品以及相对完善的社会政策。德国人口中百万富翁（以及亿万富翁）占比要高于其他国家，但收入差距却没有其他工业强国那么大。德国乃至日韩所具备的优势就是，尽管城市之间有着分化竞争的态势，但国家依然推行鼓励合作的政策，而美国在这方面就相对欠缺。在德国统一的25年内，一项专门税种帮助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地区内的基础设施赶上了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地区，这项专门税的名称说明了一切：团结附加税（Solidaritätszuschlog）。

　　但美国缺乏这样的团结，富裕城市和州宁可把钱用于自身建设，不愿与其他地区分享。美国兴起的政府数据公开项目（Data.gov）不仅可促使联邦政府变得更加负责和高效，同时也让纽约和洛杉矶等城市知晓所缴税款的用途和使用方式，如同欧洲的巴塞罗那和威尼斯那样。因此，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和纽约州等就尽力截留资金来建设自身的国际连接能力，同时让华盛顿去处理其他州的福利问题：福利资金短缺的州一般地理面积较大、人口较少、经济较弱，如南达科他州、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路易安那州、亚拉巴马州以及缅因州。

　　新的美国地图正在形成，主要划分依据是各州的商业发达程度和人才质量，而不是名义上的州界线。按城市学家乔尔·科特金（Joel Kotkin）的说法，美国不像是由50个州组成的合众国，而是由7个独立国家（分别以旧金山、达拉斯、休斯敦、芝加哥、华盛顿、丹佛和亚特兰大为中心）以及三个半独立城邦（洛杉矶、纽约和迈阿密）组成的国家。这些城市都是地区经济的中心，不管地区经济重心是石油、农业、工业还是科技，而这些城市也有着全球化的人口结构、经济布局和互联设施。地理学者能预见的其他美国超级区域包括从菲尼克斯到图森的亚利桑那阳光走廊、从波特兰经西雅图到温哥华的卡斯卡迪亚城市带以及从亚特兰大到夏洛特的皮埃蒙特大西洋城市群。这张功能性的超级地图告诉我们美国实际上是如何运转的，同时也反映出应该如何改善现状。

　　跨越太平洋的财富流

　　底特律到底发生了什么？城市的繁荣或衰落没有固定模式可循。像丹·吉尔伯特（Dan Gilbert）这样对底特律充满情感的亿万富豪以及像快速贷款公司这样的企业已开始购买底特律中心城区的写字楼、支持轻轨建设并斥资清理废弃住宅和工厂。这些措施让已经大大缩小的核心城区重新焕发了生机，让城区变得更干净，适于居住，至少底特律居民不用再忙着搬离，拆除废弃设施也意味着在外观上跟过去的辉煌和痛苦说再见。当然也有人提出更加激进的计划来重振底特律，想让这座城市恢复过去的规模和地位，例如把底特律变成免税区，设立底特律专区来接纳拉丁美洲和亚洲移民，把底特律转让给加拿大，因为加拿大联邦政府会提供的20%的城市预算，大大高于美国（不到10%）。

　　美国还有数十个城市在风雨飘摇中，债台高筑，也找不到合适的产业模式。由于财政吃紧，市政福利难有改善。许多这样的城市因种族分裂和贫富差距而人心浮动，2014年在密苏里州弗格森发生的大规模骚乱就是彻底曝光在媒体上的活生生的案例。这些城市的经济状况是如此糟糕，不平等现象是如此严重，应该被视为不发达地区。华盛顿试图帮助这些城市给警察和公交车司机发工资，为其市政债提供担保来筹钱发放养老金，为其提供投资返还和减税政策来推动就业和创业，但这些支持措施只是杯水车薪。创造几个新的就业岗位并不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战略，要想让经济发展可持续，就要对亟待升级的基础设施以及新兴全球竞争性行业进行投资。比如，底特律的汽车黄金年代已经过去，现在这些生产不足的工厂应该迅速转向其他交通设施，例如美国急需的动车组。美国的太阳能产业现在有超过20万个就业岗位，每年增速达到20%。在美国商务部推行的“选择美国”全球招商行动中，美国代表团访问了从波兰到印尼的世界各个地方，希望能吸引资金投资于美国的城市，这项行动极其有必要，但预算依然不足，这其实是在通过人为努力来达到过去自然生发的状态：让美国成为全世界最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

　　因此美国需要推行宏大的就业策略，其核心应该是提升工人的技能并让他们流向工作机会较多的区域。正如对克利夫兰开展研究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人口流动就是经济发展”。克利夫兰为科技创业企业提供优惠措施，同时希望能吸引奥斯汀和西雅图的大学毕业生。位于匹兹堡的卡耐基梅隆大学附近集中了一系列科研实验室，因此尽管匹兹堡的人口因为工业沦落出现下降，但匹兹堡软件、生化科技以及高新材料行业的收入却在上涨。在密歇根州，具体是在密歇根州西部，也有许多高水平的工程师，那里的企业不是制造汽车或飞机零部件，而是生产用于电子和感应器材的光学产品，这些产品目前还处于供应链的顶端，中国工厂目前还无法达到这样的水平，至少现在还没有。

　　也许美国的就业是在流向亚洲，但如果能妥善利用回流资金，美国依然可以保持优势。中国不仅出口产品，也在不断出口资金和人才。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就同意为美国最大的建筑商莱纳房产提供将近20亿美元的信贷额度，这些资金将用于完成旧金山两个拖延甚久的房地产开发项目（项目名称分别是“珍宝岛”和“猎人角船厂”），这两个项目的重新启动将创造数千工作岗位，建成超过两万套住房以及配套写字楼和商业设施。旧金山的房价有望因此稳定下来，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背后的功臣却是来自中国的资金。来自中国的资金以及高科技和金融行业的财富正把洛杉矶（以及纽约）变成像伦敦这样的世界富豪集中地。

　　如果看总额，中国企业每年投资于美国城市的资金高达130亿美元。俄亥俄州的托莱多曾经被称为美国的玻璃之城，但现在托莱多的玻璃产业被中国彻底击垮。如今托莱多开始吸引中国投资者来购买当地的酒店和工厂，与中国设立学术合作和艺术交流项目并充分利用其低成本优势和贴近芝加哥的区位优势（芝加哥也在推行一个项目，将自己定位为对中国最友善的美国城市）。中国还与美国各州商讨建立类似深圳的经济特区，这样中国就可把工业供应链转移到美国境内以减少关税。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提出要在博伊西机场附近建设50平方英里的可自主发展的科技区，区内会设立制造厂和工人宿舍楼。或许在未来几年，类似这样的中国商业桥头堡会在美国四处开花，大多数州政府也将伸开双臂欢迎这些投资。如爱达荷州的副州长布拉德·里特尔（Brad Little）所说：“亚洲有的是钱。”

　　亚洲也有的是人。受金融危机、教育债务等其他因素的影响，美国的家庭规模正在变小，各行各业，从家政护理到高科技创业，都需要更多的外来移民。美国的南部各州虽然历来都不受重视，但现在有不少人愿意去那里试试运气。由于中国国内房地产泡沫风险加剧和反腐行动深入，中国公民现在已经成了美国房地产市场最大的外国买家，甚至超过了加拿大。中国人也是美国EB-5投资移民最大的来源国，该移民方案规定，只要在联邦政府同意的项目中（联邦政府不会担保这些项目）投资50万美元，就可申请绿卡。新的EB-5签证的受理处分布在南部的路易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和其他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州，由此来吸引国外的资金。这些外来的房地产投资者很少去关心自己所投资房产的真正价值，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能否拿到美国护照，尤其是自己未出生的孩子。

　　但申请加拿大投资移民的中国富人数量是申请美国投资移民人数的10倍：现在美国EB-5项目的中国申请者大约是每年6000人，但加拿大的投资移民项目申请人数高达6万。加拿大要求每个投资移民家庭的投资门槛是160万美元，或对加拿大科技创业基金投资100万美元就有资格申请长期签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还在售卖人民币债券来加深与中国大陆的金融合作。现在的温哥华被称为“温港华”，因为这是中国“游艇移民”的重要目的地（这些移民的富裕程度远远超过那些20世纪坐着“舢板船”前来的亚洲移民），这些移民将温哥华的房价炒得很高，迫使许多本地人搬往郊区。终有一天，温哥华的人口结构会像其天际线一样——更像香港，而不是多伦多。中国有个成语说得好：狡兔三窟。

　　北美西海岸的亚洲化反映了跨越太平洋汹涌而来的资金潮和人潮。或许中国对资本外逃的打击，以及美加两国移民政策的收紧会稍微遏制住这种趋势。但中国的金融开放又会让更多的资金涌向海外，现在持有中国护照的投资者走到各处都颇受追捧：绿色美元被染“红”了。

　　跨越全球最长国境线的水和油

　　数百年来，自然资源的供给状况都会引发经济移民浪潮，人们会跟随资源寻找工作和财富。如今，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麦克默里堡就是资源新城的代表，移民蜂拥而来，追逐“石油财富梦”。在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实行禁运措施后，加拿大才想到去开采那里的油砂矿（矿区面积比英格兰还大）。突然之间麦克里堡就成了一座新城，1980年时，其人口就增长了两倍多，达到3万人。在过去10年，人口规模更是暴涨至8万。

　　但这只是官方统计数字。全球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劳工，就像在迪拜打工的菲律宾人或巴基斯坦人，也开始转向麦克默里堡，在城市外围和石油公司负责管理的土地上至少还有5万人住在流动宿舍里做着各种工作。这些人包括石油钻机操作工、电工、卡车司机、餐厅服务生、调酒师甚至妓女等，总之一切能保证人们士气和油田运转所需的人，哪怕是在严寒的冬季也不例外。尽管最近油价下跌让麦克默里堡的热度有所下降，但其基本发展态势并未改变。这座城市就是当今时代的“狂野西部”，但最终麦克默里堡会有稳定的人口、封闭式社区以及更加完善的机场和其他市政设施，让这座城市成为真正的全球供应链上的新节点。

　　麦克默里堡也预示着加拿大经济重心将慢慢从东部转向西部，因为西部有油砂矿、钾盐以及钻石等丰富矿藏。（北边的钻石开采中心耶洛奈夫的人均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加拿大正在向西拓进：历史上首次出现安大略省西边的人口数量超过其东边的人口数。育空地区、阿尔伯塔省、萨斯喀彻温省、马尼托巴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在议会的席位都在增加。曾在2006~2015年担任加拿大总理的斯蒂芬·哈珀就来自阿尔伯塔省，现在看起来，有着穆斯林–印度–坦桑尼亚血统的卡尔加里市长奈希德·奈什（Naheed Nenshi）很有希望在未来成为加拿大总理。

　　美国人现在有必要去了解这些加拿大省份，因为以后美国的淡水可能就会来自这些地方。美国的供水、农业和人口生态系统正变得非常脆弱，尤其是在亚利桑那和内华达等经济高速增长的西南各州，因为退休人员和来自“锈带和阳光地带”的人在纷纷涌入。菲尼克斯的居民数量已经突破400万，但正如拉斯韦加斯、斯科茨代尔甚至墨西哥巴哈等城市一样，菲尼克斯也依赖科罗拉多河的供水，但这条河的上游是严重缺水的加利福尼亚州，加州的持续干旱和水库储水不足已经使得水果和坚果之外的农业产量大受影响。尽管珍贵的水资源日益稀缺，加州的人口却还在增长。最近频发的森林火灾更是让加州的缺水情况雪上加霜。附近的米德湖（由胡佛水坝拦蓄而成）已经快到历史最低水位，这有可能使2000万人的供水出现问题。一名市级官员这样评论：“没有米德湖，就没有拉斯韦加斯。”

　　如果米德湖最终枯竭，加拿大对美国销售的大量瓶装水也不足以满足美国用水需求。淡水或许会是“21世纪的石油”，但加拿大还不太愿意将淡水这样的宝贵资源商品化。由美国8个州和加拿大两个省份在2008年签订的《五大湖区协议》约定，禁止美加两国对五大湖的水改道，为此像威斯康星州沃基肖这样水资源一度丰富的城市也陷入了用水紧张状态，因为这些地方的居住人口和工业活动还在增加。如果没有来自加拿大的淡水资源，很难想象美国可保持玉米和大豆出口量占世界出口总量1/3的地位，尤其是美国对玉米种植的补贴政策导致奥加拉拉蓄水层的快速流失（这里提供了美国大平原地区1/3的灌溉用水），也加重了水资源的农药污染。美国城市浪费水资源的情况依然严重，因为美国是根据用水总量来收费，而不是根据不同用途区别定价。即使在从加利福尼亚州到佛罗里达州的海岸线上建设20多座海水淡化厂，也不足以解决美国淡水供求失衡问题。

　　现在是时候去重温那些被搁置的水利项目了，其中包括加拿大著名水利工程师汤姆·基兰斯（Tom Kierans）提出的“大循环和北方发展运河”项目，以及命运多舛的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北美水利电力联盟”，这两个项目都借鉴了荷兰和中国在修筑堤坝和运河方面的经验，将加拿大北部育空地区和哈得孙湾的淡水利用起来，通过1600公里长的落基山脉沟渠和五大湖区将水输送至人工水库和跨盆地运河，这样既能补充奥加拉拉蓄水层，也可增加科罗拉多河的水量。在未来20多年的时间里，蒙大拿州冰川国家公园的最后一座冰川预计会彻底消失，因此引入加拿大北部的水资源，为南方补充供给的同时，也有助于防止未来的洪灾。

　　无论是从规模还是成本角度看，这些水利项目的重要性就相当于美国州际高速公路网。李约瑟曾将中国古代运河和治水技术称为“水利文明”，如今美国也要拥抱水利文明，修建跟油气管道同样长度的输水管道，将水输送至得克萨斯州和亚利桑那州，甚至是佐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因为那里地下水资源正迅速枯竭，出现了海水替代的迹象。“北美水利电力联盟”项目甚至设想通过核爆炸来形成地下壕沟和水库，并用核电站作为动力将水输送到北美大陆各处。鉴于当前大规模的城镇化和水资源的紧张程度，或许这是核武器和核能的最佳用武之地。

　　水资源供给只是北美地区必须更加重视地理条件，而不是政治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在能源。自2003年北美东北部自多伦多到巴尔的摩的地区发生大规模停电事故以来，加拿大公司就开始铺设横穿新英格兰的水下和地下电缆，将魁北克丰富的水力和风力发电输送到所需之地。目前已经有30多条横跨美加边境的油气管道，另外还有数十条管道正在规划当中，最知名的当属加拿大运输公司的颇具争议的“拱心石XL”管道，这条管道将连接阿尔伯塔省和美国的内布拉斯加州、得克萨斯州。这将增加对美国的石油供给，南达科他州的页岩油南下，加拿大的石油抵达休斯敦附近的阿瑟港，由此可将石油卖到大西洋对岸。阿瑟港现在已超过洛杉矶和纽约成为美国最繁忙的港口。不管能源价格如何，互联互通设施都会带来收益：北美大陆最大的管道经营公司金德尔摩根已建立起庞大的油气储运帝国，公司估值超过1500亿美元。

　　就像每个沙特公民都会对“加瓦尔”感到自豪，那里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油田，美国人现在对自己的页岩层也如数家珍：得州的鹰滩、得州和新墨西哥州交界处的二叠纪矿、横跨美国蒙大拿州和北达科他州以及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和马尼托巴省的巴肯页岩矿区。虽然两国法规不同，但美加两国在北纬49°上的国境线远远不如两国地底下的共享矿藏重要。

　　北美联盟

　　不只是美国在追求实现资源的自给自足，这是北美国家的共同目标。20年前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希望有朝一日北美能形成类似欧盟的联盟，因此许多人也将此协定称为北美联盟。北美的资源整合起来时，北美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就会超过美国单打独斗。虽然俄罗斯和美国每年的天然气产量相当，但美国要进口超过半数的加拿大天然气。与此同时，美国也将天然气出口至南方电力紧张的墨西哥。2015年，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与美国贝莱德资本和第一储备公司签署协议，计划新建一条从美国通往墨西哥中部的天然气管道。最终，墨西哥的能源市场自由化将提高其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墨西哥也会加入美国和加拿大的阵营，成为欧亚的油气出口国。这也正是中国想要的：从北美进口更多的能源，同时绕开马六甲海峡这样的地缘政治咽喉。与金融危机之前的情况不同，现在中国资金投资北美能源市场要顺畅许多。北美地区应充分利用其在水平钻井和水力压裂法技术方面的优势，尤其是在亚洲国家赶上来之前：中国可采页岩气储量预计要比美国高出50%。

　　北美内部的稳定也要求更加成型的联盟。例如美国给其农场主提供的玉米种植补贴直接让墨西哥农民种植玉米无利可图，因此他们只好加入贩毒武装集团，这些贩毒武装集团自2007年以来已经令将近10万人丧生。2014年，美国南方部队司令官约翰·凯利（John Kelly）将军透露，来自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等中美洲地区的毒品、武器和非法移民通过墨西哥流入美国，这已经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实质性”威胁。美国采取了拉铁丝网、边境线武装巡逻、无人机监视以及大规模遣返等措施，非法移民状况略有好转，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墨西哥经济的好转，许多非法移民其实是自愿离开美国回国发展。因此美国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帮助邻国接入能创造就业岗位和稳定社会、运行的供应链，那些被中国抢走的就业岗位会回到美国和墨西哥。

　　外国投资者已经开始对墨西哥加大投资。在2009~2014年间，德国、韩国和日本的汽车厂商就对墨西哥投入了190亿美元，墨西哥全国汽车产量因此翻了一番，突破300万辆的规模。墨西哥阿瓜斯卡连特斯州的汽车业就业人数超过了5万，俨然成了新的底特律。外国投资者来墨西哥不仅仅是看重这里低廉的劳动力价格，还希望享受墨西哥的自由贸易政策，由此其汽车产品能比美国制造的汽车更方便地进入巴西等重要市场。虽然美国和加拿大的某些汽车制造岗位转移到了墨西哥，但墨西哥也要求，外国汽车厂商至少要从北美供应商那里购买2/3的配件，其中就包括美国的大型供应商。在供应链世界，美国邻国的竞争力就是美国的竞争力。

　　因此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各城市应视彼此为天生的盟友。北美地区的贸易基本上是由20多对相互依赖的城市主导，包括纽约和多伦多、圣何塞和墨西哥城以及西雅图和蒙特利尔，这些城市之间的互动推动了汽车和航空以及电子和医药等行业的进步。即便是历史上存在暴力仇视的邻近城市也开始用合作来消弭仇恨。圣地亚哥和蒂华纳现在就将边境线视为障碍，认为它的存在导致了20亿美元的收入损失。现在的口号是“两个城市，一个地区”。圣地亚哥市的市长甚至在蒂华纳设立了办事处，双方计划着要建一座大桥将两地的机场连接起来，此外两个城市还打算联合申办2024年的奥运会。国境线上的犯罪活动、非法移民以及毒品走私大大减少，这不是因为两国加强了对边境的管控，而是因为国境线两边的投资和就业状况都有了明显改善。

　　随着越来越多的管道、水路、铁路以及电网等其他基础设施将北美经济中心连接在一起，美国应该将自己视为北美超级洲的核心。虽然在过去150年里，阿拉斯加一直远离美国本土，但现在除了北美高速公路网之外，瓦尔迪兹至麦克默里堡的铁路规划也已提上日程，此外还计划修建从北坡油田至加拿大的天然气管道，这两项工程势必会让阿拉斯加更加深入地融入地区能源和交通设施网，同时也有利于阿拉斯加增加对亚洲的油气出口。

　　北美的基础设施、经济、文化和战略融合趋势已经不可阻挡。加拿大石油和淡水资源丰富，但人口稀少；美国和墨西哥有4亿人口处于缺水状态，但市场极大。随着全球变暖，加拿大北极圈里的许多地方将可能解冻，因此有人预计加拿大的人口规模可能会在未来达到1亿（现在只有3000万），新增人口主要是亚洲人和拉美人，这些新居民将成为加拿大开垦荒地和开发石油必不可少的劳动力，许多新居民也将居住在环境日益宜人的北方地带。

　　极地冰帽的融化可能会催生出像格陵兰这样的新国家，尽管格陵兰冰原的融化是海平面上升的罪魁祸首。格陵兰将成为气候变化导致的第一个新生国家，格陵兰居民势必选择脱离其宗主国丹麦，凭借其丰富的铀矿和稀土矿成为北极圈的重要力量。格陵兰和加拿大的因纽特人存在亲缘关系，这说明格陵兰或许能从欧洲体系中分离出来，最终融入北美联盟。

　　1867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威廉·苏厄德（William Seward）从沙俄手中购买了阿拉斯加，当时他梦想能构筑一个统一的从格陵兰到圭亚那的联合半球，第二首都就设在墨西哥城。如果说美国在19世纪的“昭昭天命”果真变成现实，当然是通过融合而不是征服，苏厄德的梦想也不能说是异想天开。在“冷战”结束之后，曾担任过尼克松政府内政部部长的阿拉斯加州长沃尔特·希克尔（Walter Hickel）建议在白令海峡底部修建80公里长的隧道，将阿拉斯加和俄国连接起来。25年之后，俄国铁路公司的总裁弗拉基米尔·雅库宁（Vladimir Yakunin）进一步提议，要修建从伦敦出发的超级铁路，经莫斯科和西伯利亚连至阿拉斯加，最终抵达纽约。当时俄国的财力无法承担这样的宏伟项目，但现在的中国可以。中国正提出全额出资修建一条长达1.3万公里的高速铁路（长度超过西伯利亚铁路），从中国东部出发，穿过西伯利亚，经一条200公里长的隧道（长度是英吉利海峡隧道的4倍），抵达阿拉斯加的费尔班克斯，然后继续南下，经加拿大接抵美国。对于想去加拿大温哥华的中国人而言，这无疑将是风景绝佳的铁路之旅。

　　专栏：南美联盟

　　南美洲也在经历着功能重构。自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瓜分南美洲500年之后，南美洲这片“失落之洲”已经彻底摆脱了殖民主义的剥削、玻利维亚式的民族主义、革命式的社会主义以及反共极右主义。南美各国领导人不再扛着左派大旗打游击，也不再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南美领导人正集中精力改革政府补贴政策、吸引外来投资并提高能源产量。正如北美洲一样，南美洲利用其富饶自然条件的最有效手段也是发展基于资源的地区主义。跨境基础设施投资正在横越南美最大的地理障碍：亚马孙雨林和安第斯山脉。两洋高速公路工程会把巴西的大西洋海岸与秘鲁的太平洋海岸相连（中国也将资助建设两洋铁路），这样巴西至中国的航运时间就可缩短一个星期。因此这条路也就有了奇特的外号：通往中国之路。现在秘鲁已经允许内陆国家玻利维亚在其太平洋海岸修建伊洛港，此外还计划在安第斯山脉修建隧道，由此阿根廷货物就可快速运抵智利港口，出口至太平洋国家。升级后的泛美洲高速公路将纵贯南北，从哥伦比亚的达连地堑直抵阿根廷的火地岛。正在兴起的“和平大拉美”地区甚至将拥有自己的全洲议会和类似欧盟的超国家组织：南美国家联盟。 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