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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恢复关系：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结识之初

　　尼克松任总统期间最富戏剧性的事件在当时却鲜为人知，因为尼克松认为访华若要成功，就必须严加保密。若公之于众，则需要在美国政府内部获得层层批准，走一道道复杂的程序，世界各国也都会坚持要求与我们商议，这样会影响我们去北京摸清中方的态度。透明固然重要，但为了建立更为和平的世界秩序，抓住历史机遇也是必要的。

　　我们一行人取道西贡、曼谷、新德里和拉瓦尔品第前往北京，对外宣称是代表总统出外调查。我们这一行人中，有一个去北京的核心小组，其余都是外围人士。核心小组成员除了我以外，还有我的助手温斯顿·洛德、约翰·霍尔德里奇和迪克·斯迈泽，以及特工人员杰克·雷迪和加里·麦克劳德。为了保证最后的辉煌盛举不受影响，我们故意把在沿途每个城市的逗留都安排得极其枯燥乏味，以免媒体紧追不舍。我们到了拉瓦尔品第后，我以生病为由假称需要休息，到喜马拉雅山脚下一个巴基斯坦的避暑山庄躲了48个小时。在华盛顿，只有总统和我的高级助理亚历山大·黑格上校（后来他晋升为上将）知道我们真正的目的地。

　　1971年7月9日美国代表团抵达北京以前，我们虽然对中方来函中话里有话的特点已经有所体会，但对北京实际的谈判方式还不了解，对中国人的待客之道更是一无所知。美国对共产党国家外交官的印象还停留在苏联领导人的形象，特别是安德烈·葛罗米柯，他往往把外交谈判变成一种官场上的毅力考验。他在谈判中的表现无懈可击，在实质问题上也绝不让步，但他的自律有时候让人感觉他太紧张了。

　　中方在接待我们这个秘密访问团时却全无紧张气氛，此后的会谈中也是如此。在此前的整个筹备阶段，中方发来的信息间隔忽长忽短，令我们困惑不解。我们当时以为这一定跟“文革”有关。可是现在，我们的东道主却那么泰然自若，落落大方，好像没有任何事情会打乱他们的方寸，也好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迎接美国总统的使节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其实，这种外交风格更接近于传统的中国外交风格，而不像我们在跟其他共产党国家谈判时所熟悉的那种教条作风。中国历史上，政治家一贯把好客、礼节以及精心培养的个人关系作为治国手段。这样的外交风格非常适合用于对付中国历史上的外患，以保护非游牧民族的农耕文化。中国周边的各民族如果联合起来，其军事力量可以超过中国；而中国之所以能生存下来，并且总的来说占了上风，正是因为他们奖罚并用，分寸的把握也十分精准。他们不但深谙此道，还以灿烂的文化取胜。在这样的背景下，好客成了一种战略。

　　我们这个代表团还在伊斯兰堡，尚未到达北京之时，就已经受到了中方的礼遇。中方竟然派了几位讲英语的中国外交官到巴基斯坦来陪我们，让我们在飞往一个陌生国度、长达5小时的飞行途中能减缓紧张情绪。他们比我们先上了飞机，令我们的随行特工人员大吃一惊，因为根据他们接受的训练，毛式中山装就是敌方的制服。一路上，那几位中国外交官检验了自己的研究心得，练习了言谈举止，同时也为他们的总理收集了这些来客的个人信息。

　　这个团队是周恩来在两年前就选定的，当时四位元帅的报告引起了有关要不要向美国开放的第一场讨论。团队中有三位来自外交部，其中之一，唐龙彬，后来是尼克松访华时的礼宾官之一。还有一位是章文晋，他曾当过大使，是西欧、美国和大洋洲事务专家；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也是个了不起的语言学家。另有两位年轻人，她们其实代表了毛泽东，是直接向他汇报的：一位是毛泽东的姨表侄孙女王海容，另一位是南茜·唐（唐闻生）。唐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区，是个杰出的口译员，同时也兼有某种政治顾问的身份。她是早年随父母回国参加革命的。这一切我们都是后来才得知。后来也听说外交部的官员在最初接到任务时的反应跟四位老帅当初接到毛泽东询问时的反应一样。周恩来只得亲自向他们保证，这项任务是毛泽东布置下来的，不是要考验他们对革命是否忠诚。

　　我们中午时分抵达北京机场时，来迎接的是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也就是被毛泽东要求分析中国战略选项的四位元帅之一。这象征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新的中美外交关系的支持。元帅带我上了一辆中国国产轿车，车里拉上了窗帘。我们去的是坐落于北京西区一个公园里的钓鱼台国宾馆，这个地方本来是皇家的垂钓处，四周有围墙环绕。叶剑英建议我们稍事休息，说4小时之后，周总理会到国宾馆来欢迎我们，并进行第一轮会谈。

　　周恩来亲自来看望我们，这真是莫大的礼遇。根据外交程序，东道国一般会在政府大楼里接待来访的代表团，特别是如果双方负责人的头衔差距这么大，更应如此。（我这个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头衔相当于副部长，比周总理低了3级。）

　　我们很快发现东道主为我们做的时间安排非常宽松，简直叫人难以置信。这好像是表示，在隔绝了20多年之后，他们并不急于立即就达成实质性的协定。我们原定在北京停留的时间大约是48小时，不能延长，因为我们得去巴黎谈越南问题。我们是乘坐巴基斯坦总统专机来北京的，而我们也无法控制专机的时间安排。

　　看到行程安排，我们发现除了在周恩来到达之前的这一段休息时间以外，中方还安排了4个小时让我们参观紫禁城。这样，48小时中已占去了8小时。第二天晚上周恩来不能陪我们，他要见一位朝鲜政治局成员，时间无法更改——也许不改时间是为了给我们的秘访打掩护。再去掉两个晚上16小时的睡眠时间，这两个20年来没有实际外交接触并曾兵戎相见、后来又险些再次动武的国家就只剩下不到24小时的时间可用于这第一次谈话了。

　　实际上中方只安排了两场正式谈判会议：第一场安排在我到达的那一天，从下午4点半到晚上11点20分，共7小时；另一场是第二天，从中午到晚上6点半左右，大概6小时。第一场会议在国宾馆。根据中国的礼仪，这场会议由美国主持。第二场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中国政府的代表将在那里接见我们。

　　可以说，中方如此潇洒的态度给了我们一种心理压力。如果我们无功而返，尼克松当然会大丢面子，他还尚未把我这趟秘访告诉其他的内阁成员。如果两年来与中国的外交来往中我们所做的分析是正确的话，若美国派团赴华一事遭挫，那么，促使毛泽东邀请我们访华的紧急情况就可能会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对峙对双方都不利，这正是我们去北京的原因。尼克松急切盼望能够将美国人的视线从越南上面转移开来，毛泽东则决心迫使苏联在攻打中国之前能瞻前顾后、犹豫不决。中美双方都明白这次会谈事关重大，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双方一致决定把大部分时间用于了解各自对国际秩序的看法——双方的分析如此不谋而合，实属难得。既然我们访问的最终目的是要决定是否应调整两国以前互相敌视的外交政策，那么，务实外交的最终形式就应该是对概念进行讨论。这样的讨论有时候听起来像是两个教国际关系的教授在谈话，而不像一场正式的外交对话。

　　周总理到达时，我们象征性地握了手，后来尼克松到中国以后，他与周恩来又在公开场合重复了这一象征性动作。之所以说这是个象征，是因为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国务卿杜勒斯曾拒绝与周恩来握手。中方对杜勒斯的傲慢失礼耿耿于怀，尽管他们嘴上经常说那件事无关大局。握完手，我们就去了国宾馆里的一间会议室，面对面地在一张铺着绿色呢面的桌子旁坐下。在这里，美方代表团第一次对这位在半个世纪的革命、战争、动乱和外交活动中与毛泽东共事的特殊人物有了认识。

　　周恩来

　　周恩来是我在60年来的公职生涯中遇到过的最有魅力的人。他个子不高，风度翩翩，目光炯炯，表情丰富。他能以他超人的智慧和能力压倒谈判对手，能凭直觉猜到对方的心理活动。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担任总理已有差不多22年，与毛泽东共事已有40年。他已成为毛泽东与毛泽东为之规划宏图的人民群众之间重要的纽带。他把毛泽东的远大理想化为具体计划。同时，他还因为给毛泽东的过激之处降温——至少是在毛泽东满腔豪情容许的范围内尽可能这么做——而赢得了很多中国人的感激。

　　两位领导人的个性也大不相同。在任何聚会中，毛泽东总是以其气势令举座注目，而周恩来则给人带来光明和温暖。毛泽东的满腔豪情会让反对者慑服，而周恩来会以其智慧力求以理服人或以智取胜。毛泽东说话尖锐犀利，周恩来说话则鞭辟入里。毛泽东喜欢将自己看作哲学家，周恩来则自认擅长行政管理或谈判。毛泽东致力于加快历史前进的速度，周恩来则善于乘时乘势。他常说，舵手必须懂得该怎样驾驭风浪。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各自的身份令人一目了然，不仅是因为级别的高下，更是因为周恩来对毛泽东总是恭恭敬敬。

　　后来，有人批评周恩来只是给毛泽东的激进政策降温而没有予以抵制。美国代表团见到周恩来时，中国还在“文革”之中，而周恩来——一个见多识广、留过洋、主张跟西方进行务实接触的领导人——正是“文革”中一个明显的斗争目标。他究竟是推动了“文革”还是踩了刹车？周恩来在政治上能站住脚跟，是因为他把行政管理的能力用于执行一些他个人可能很厌恶的政策。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没有在60年代像他多数同时代的领导人一样遭到冲击。（不过最终他还是遭到了日益激烈的批判。1973年底实际上已经被剥夺了实权。）

　　要给一国之君当顾问有时候就会遇到这样的难题：若要反对某一项政策，就要考虑，改变了局面以后的好处是否值得他为此而丢官。是凭长远目光以他的含蓄起到作用，还是以眼下利益为重而走极端？是应采取温和措施而一步步积累其效果，还是摆出高姿态？（其实高姿态也未必救得了他。）

　　邓小平后来在评价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作用时，一语击中了这一连串问题的要害。至少在公开场合下，他为周恩来解释了上述问题。邓小平一家在“文革”中曾饱受迫害。1980年他复出后在跟意大利记者奥丽娅娜·法拉奇的谈话中说：

　　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很早就认识，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注释标题 “给意大利记者奥丽亚娜·法拉奇的答复：1980年4月21日和23日”。见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译，《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1984年），第326~327页。

　　在我跟周恩来的交往中，他含蓄、敏感的风格帮我们克服了曾互为仇敌的两个大国间新型关系中的很多隐患。中美和解起于冷战期间的一种战术，后来演变为新国际秩序中的核心因素。我们双方都不抱幻想能改变对方的基本信念——我们的对话得以进行正是基于这一点。但我们也声明了双方的共同目标。这些共同目标在我和周恩来都退出历史舞台后依然存在，这是一个政治家的最大荣耀。

　　当时，我和周恩来在绿呢面的桌旁坐下时，上述的这一切都还非常遥远。我们坐下后，谈的是有无可能走向和解。周恩来请我这位客人先讲。我想好了，避开我们两国有分歧的问题，只从哲学角度谈中美关系的演变。我用了华丽的辞藻来做开场白，我说：“有很多游客来过这片美丽的土地。对我们而言，这又是一片神秘的国土。”这时，周恩来摆了摆手打断了我，说：“你会发觉，它并不神秘。你熟悉之后，它就不会像过去那样神秘了。”

　　我们面前的挑战可以说是要揭掉各自神秘的面纱，不过周恩来又进了一步。他20年来在跟一个美国使节第一次会谈时，就说恢复友谊是发展两国新关系的主要目的之一——这一点他在接见美国乒乓球队时就已经说过。

　　3个月后，我第二次去中国时，周恩来欢迎我们的态度就好像两国的友谊已经根深蒂固了一样。他说：“说起来这只是第二次会谈，但是我把自己所想的都对你们讲了。你和（温斯顿·）洛德先生对这一点很清楚，但是（戴安娜·）马修斯小姐和我们的新朋友（指我的军事助手乔恩·豪）不大清楚。你们可能认为中国共产党有三头六臂吧？但是，瞧，我和你们一样，是个可以与之理论并坦诚交谈的人。”

　　1973年2月，毛泽东也说了同样的话。他把我迎进他书房时说，美国和中国曾经是敌人，现在我们之间算是朋友。

　　不过这是对友谊的一种非常实用、不带感情色彩的看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仍然保留了一部分“制夷”的传统，他们让对方为以“老朋友”的身份进入中国“俱乐部”而深感荣幸，这样就使对方难以表达不同意见，也拉不下面子与自己对抗。历史上，中华帝国的外交手段就是设法让对方主动提出中方喜欢的建议，然后中方予以认可，好像是给了对方一种个人的恩惠。

　　同时，中国对个人关系的重视超出了战术范围。中国外交几千年来的经验表明，在国际问题上，每一个看起来不错的解决办法一般来说一定会造成一系列新的相关问题，因此中国外交官把延续关系看作是一项重要任务，甚至比正式的文件更为重要。相比之下，一事当前，美国的外交官会把它分割成一个个自成一体的问题，然后再根据其自身的是非曲直来一个个地加以处理。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外交官也会重视个人的良好关系。区别在于，中方领导人培养的“友谊”不过多在乎个人性质，而是更重视长远的文化、民族或历史的纽带，而美国人所说的个人关系只是针对谈判对手本人。中方说的友谊是通过无形的因素来培养长期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关系，而美国外交官则是重视社交往来，以便于当下正在进行的工作。中国领导人愿意为了对友谊忠贞的名声而付出代价（当然这代价也不是无限制的）。例如，尼克松辞职后，人们都对他避之不及，毛泽东却又邀请他访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1974年因出了丑闻而退休以后，也受到了同样的礼遇。

　　我于1971年10月访华时跟周恩来的一次谈话就充分说明了中方对无形因素的重视。我当时代表总统访华的先遣队提出了建议，还保证既然有那么多实质问题要处理，我们不会让技术问题拖后腿。周恩来把我这个实际操作的建议变成了一个文化上的观念，他说：“对，互相信任，互相尊重。这两点。”我强调的是实际操作，他强调的则是大局。

　　中国领导人经常表现出的一个文化特点是，他们是从历史角度考虑问题的。他们有能力，当然也有这个必要，比西方人想得更长远。一个中国领导人取得的成就相对于中国的社会历史显得不那么重要，这点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其他领袖。中国的历史之悠久，规模之宏大，使中国领导人能用中国几乎永无尽头的历史让谈判对手油然产生一种谦恭之心。（哪怕以后在回忆时，谈判对手才意识到，所谓历史有时候只是一个比喻。）外国的谈判对手会因此而觉得自己是在违背自然，自己的行动注定只会在中国滚滚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一条逆流而动、微不足道的痕迹。

　　我们到达北京以后的头几次谈话中，周恩来竭力把美国历史说得比中国历史还悠久，以示对我们的欢迎。不过，讲完这句话之后，他又恢复了传统的视角。他说：

　　我们是太平洋两边的两个国家。你们有200年的历史，我们创立新中国只有22年，因此我们比你们年轻。至于我们的古文明，每个国家都有，美国和墨西哥有印第安人，南美洲有比中国还古老的印加帝国。很可惜，他们的文字没有保存，遗失掉了。至于中国的悠久历史，有一点是好的，就是已有4 000年历史的书写文字，有历史文物为证。这对国家统一和发展有益。 注释标题 “会谈备忘录：1971年7月9日下午4：35~晚11：20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367页。

　　总的来讲，周恩来提出了对国际关系的新看法，主张一种儒家道德观念，而这种观念现在被认为来自于共产主义思想。他说：

　　毛主席在许多场合说过我们绝不会成为超级大国。我们奋斗的目标是，所有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这不仅是两个国家的平等问题。当然，我们两个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换意见、寻求共同点、把我们的分歧摆在桌面上，这是一件好事。为了在较长的时间里在国际舞台上实现真正的缓和，人们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交往。这一点并不容易实现。 注释标题 “会谈备忘录：1971年7月9日下午4：35~晚11：20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390页。

　　马基雅维利会说，如果一个国家想得到一项保证而又不愿乞求，那它就应搬出一个概括性的提法，然后将它适用于具体情况，这样做符合该国利益。这也就是周恩来这么说的原因之一。他坚称，不管中国以后变得多么强大，中国对国际事务的看法都将是独特的，都会摒弃传统的权力观念。他说：

　　我们不认为自己是个强国。尽管我们在发展经济，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还是属于落后国家。当然，贵国总统也提到，今后五到十年中，中国会快速发展。我们觉得不会那么快，尽管我们会全力以赴，树立远大目标，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再者说，我们的经济发展了以后，我们还是不会认为自己是个超级大国，不会加入超级大国的行列。 注释标题 “会谈备忘录：1971年7月10日中午12：10~晚6：00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400页。

　　他表示，中国只求各国平等，这个提法与中华帝国的传统大相径庭。他这么说是为了向美国保证，中国不是个潜在的威胁，不必用军力与之抗衡。中国不以炫耀武力为荣的国际行为准则源自孔子的学说。要考验这种新关系，就要看这些准则在动乱的压力之下是否还能站得住脚。

　　这次密访的根本挑战在于要建立双方的信心，以便在第一次会面之后还能把关系延续下去。高级别的外交谈判一般总是把无足轻重的小事情先打发掉。这次密访的特殊之处在于，由于两国20年来没有接触，没有什么小事情需要先处理，只有两个例外。这两个问题双方都知道短期内是不可能解决的，一个是台湾问题，另一个就是越南问题。我们眼下的困难在于如何把这两个问题搁置一边。

　　这两个问题都是很不合常理的。1971年美国还不承认北京是中国的首都——现在回想起来简直难以置信。中美各自都没有驻首都的外交人员，也没有直接联系的方法。美国驻华大使在台北，北京没有一个美国外交人员或其他官员。（所谓的联络处是在我们访华18个月后才建立的。）

　　第二个不合常理的问题是越战。我的任务之一是要让中国理解美国为什么在中国的边境上跟一个中国的盟友兵戎相见。我和周恩来都明白，我在北京出现对河内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意味着对越南的孤立。不过我和周恩来从来没有捅破这一层。

　　台湾问题深深地扎根于两国国民心中，该问题的两个先决条件阻碍了双方在外交上取得进展。北京的立场是，美国必须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这是取得进展的先决条件；而美方的先决条件是，中国必须承诺以和平方式解决这个问题，然后美国才能开始讨论。

　　在第一轮会晤时，周恩来就快刀斩乱麻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会前，他已经在原则上同意双方可自由地提出任何议题，但他并未放弃先讨论并先解决台湾问题这一条件。而在初步的意见交换中，周恩来则表示愿意听取我对讨论先后次序的看法。换言之，台湾问题不必讨论了，更不必先解决。他也同意调整次序，先解决其他问题（如印度支那问题），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条件。

　　基辛格：我想问总理，你建议怎么进行？我看可以有两种方式，我们可以任选其一。一种方式是，各方先提出我们关心的各种问题，把解决的办法留待以后再说。还有一种方式是，一次处理一个问题。你倾向于哪种方式？

　　周恩来：你怎么看？

　　基辛格：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有一种可能的办法是，既然周总理已经阐述了对台湾问题的看法，我方就可以阐述我们对印度支那的看法了。然后，我可以告诉总理我对你有关台湾问题陈述的反应，你再告诉我你对我有关印度支那问题陈述的反应。或者我们可以一次处理一个问题。

　　周恩来：随便用哪一种方式，你决定吧。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你可以先谈台湾问题或印度支那问题，或两个问题一起谈，因为你可能认为这两个问题是连在一起的。

　　基辛格：我想这两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连在一起的。 注释标题 “会谈备忘录：1971年7月9日下午4：35~晚11：20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367~368页。

　　最后，我们决定把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作为美军撤出台湾的条件。

　　周恩来对台湾问题的实质立场我们是熟悉的，他在第一天长长的开场白中就讲到了，在此前的136次华沙会谈上我们也已耳熟能详。美国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只有一个中国”，并接受台湾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据“事情的必然逻辑”，美国必须“限期从台湾撤出所有的武装部队，并拆除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所有军事设施”。随着这一进程的展开，北京所不承认的美国和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最终就“不复存在”了。

　　在秘密访华时，北京和台湾对中国国家的性质没有不同看法，双方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台湾禁止煽动独立。因此对美国而言，问题不在于是否同意一个中国的原则，而是要基于美国国内的需要在适当的时候承认北京为一个统一中国的首都。这次密访让美国立场发生了微妙的转变，美国开始逐步接受了一个中国的观念。中国对于具体时间的把握也非常灵活。来自两党的历届美国总统都很巧妙地像杂技演员般维持着一种平衡，一边逐渐深化与北京的关系，一边促进台湾经济和民主的繁荣。历届中国政府虽然坚定地主张一个中国的观念，但也没有把美国逼到必须摊牌的地步。

　　关于越南问题，周恩来的做法跟我在台湾问题上的做法一样，既不立即做出承诺，也避免一种紧迫感。周恩来听了我的介绍之后，问了几个尖锐的问题，但远远没有施加道德压力，更没有进行威胁。他说，不管中国给了越南什么样的支持，都是出于历史的原因，而不是意识形态或者战略的原因。他说：“我们的祖先欠过他们的债。解放以后，我们对他们就没有义务了，因为我们推翻了旧制度。但是我们仍然对他们怀有深深的、彻底的同情。”同情当然不同于政治或军事支持；他是在用一种微妙的方式向我表示中国不会卷入军事行动，也不会对我们施加外交压力。

　　第二天在人民大会堂共进午餐时，周恩来突然提到“文革”。他说，我们一定已从局外对“文化大革命”有所观察，但他希望来宾们能理解中国是怎样迂回曲折地走到今天跟美方领导人会面这一步的。

　　周恩来解释说，毛泽东是希望保持党内纯洁，冲破官僚机构的障碍。为此目的，他在党政机关之外创立了红卫兵组织，其任务是让国家恢复正确的思想，恢复意识形态的纯洁。然而这项决定却造成了社会的动荡。各派红卫兵各自为政、互相攻击的现象日益严重。据周恩来的说法，一些组织甚至一些地区还自行建立红卫兵组织，以便在日益扩大的混乱中保护自己。对于从小就相信共产主义普遍真理、中国人民大团结的一代人来说，目睹各个红卫兵派系互斗是极令人震惊的。这时，全国既然基本上已经打倒了官僚主义、整顿了思想，毛主席便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恢复社会秩序。

　　当时周恩来的处境很微妙，他说这番话一定有毛泽东的授意。很明显，他想把自己与“文革”拉开距离，但是又得忠于毛泽东，因为毛泽东会看到谈话记录。当时在我看来，他是想通过一种有保留的支持来说明他与毛泽东是有一定距离的。据我猜测，周恩来意思是：“文革”期间，全国大乱，他也曾被红卫兵锁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另一方面，他也认为自己不如毛泽东那么有远见，主席看到了有必要给革命注入新的活力。

　　为什么要在20年来第一个美国代表团访华期间说这番话呢？因为目的是要超越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进而上升到他们所说的友谊的层面。这里的“友谊”，其实更准确地说是战略合作。为此，就必须把中国定义成一个克服了内部混乱因而更稳定、更可靠的国家。周恩来的言下之意是，在经历过“文革”之后，中国已能团结一致面对任何外部敌人，因此在苏联的威胁面前可以成为美国的伙伴。在随后的正式会议上，周恩来挑明了这一点。正式会议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举行。大会堂里每一个厅都以一个中国省份命名，北京和台北的行政部门都是把台湾及其近海岛屿划入福建省的。周恩来没有点明其象征意义，美方代表也未予理会。

　　周恩来首先讲到，即使所有可能的敌人都一致围攻中国，中国也不怕。他说：

　　你喜欢谈哲学。最糟糕的情况是中国再一次被瓜分。你们可能联合起来，苏联占领黄河以北地区，你们占领长江以南地区，长江和黄河之间以东地区留给日本……

　　如果这种大规模的侵略行动真的发生了，那么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准备怎么办呢？我们准备打一场持久的人民战争，进行长期斗争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是要花时间的，当然我们也会有牺牲，但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事情。 注释标题 “会谈备忘录：1971年7月10日中午12：10~晚6：00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403~404页。

　　根据近来中国出版的历史文献，是毛泽东特意指示周恩来要说得“天下大乱，形势大好”。毛泽东担心苏联会侵略，但又不愿明说，更不愿表现出有求于人了。说天下大乱是想试探美国的态度但又不至于显得太焦急，而且既提到了最大的威胁，又表达了中国与之抵抗的坚定决心。美国情报人员从未想到过会有这么大的灾难，美国的决策者也从未考虑过这样大规模的全球冲突，然而毛泽东的这句话并没有具体指出他主要关心的是苏联的进攻，因此中国也就不会显得是在求助。

　　周恩来这番话虽然听起来非常直率，但其实是在委婉地暗示愿意讨论战略合作问题。在大西洋地区，我们的盟友正在遭到日益逼近的威胁，他们想要我们把口头的允诺变为法律义务以寻求安心。但中国领导人的做法正好相反。以后的10年中，中国不断重申，即使在核威胁面前，中国也做好了孤军奋战的准备，向各国列强的联盟打一场持久游击战，其背后的目的是要把自力更生变为一种武器，在双方看法一致的基础上将其变为一种互助的方式。中美之间对等的义务不会写入法律文件，而是源自于对共同威胁的共同认识。尽管中国没有向外提出援助请求，但基于共同的战略考虑，外援就会自动送上门来；若对方不同意或不再同意中方对挑战的看法，那么外援也就无从谈起了。

　　由于周恩来第二天晚上要会见朝鲜领导人，所以第二天下午的会议结束前，他提出了尼克松总统访华一事，而这时距我们不容更改的离京时间只剩下18个小时了。我和周恩来此前曾略提起过这事，但没有明说。双方都不愿遭拒或显得自己是求人的那一方。周恩来最终很自然地提出此事，仿佛它只是个程序问题，从而很体面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周恩来：你对访问的公报怎么想？

　　基辛格：什么访问？

　　周恩来：是只提你的访问呢，还是也包括尼克松总统的访问？

　　基辛格：我们可以宣布我的这次访问，并且说毛主席向尼克松总统发出了邀请，总统也已接受了。我们可以只说个大概，也可以就定在明年春天。你认为哪种比较好？我觉得两次访问同时宣布有同时宣布的好处。

　　周恩来：那么我们双方是否有可能派人一起起草一份公报？

　　基辛格：我们应该在讨论过的范围内来起草。

　　周恩来：两次访问都写进去。

　　基辛格：好。

　　周恩来：试试看吧……我6点有事，一直要忙到10点。我的办公室你可以随便用。你也可以回你们的住处去讨论。可以吃晚饭，休息会儿，看个电影。

　　基辛格：那我们10点见。

　　周恩来：好，我会到你那儿去。我们今晚要开夜车了。 注释标题 “会谈备忘录：1971年7月10日中午12：10~晚6：00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430~431页。

　　那天晚上其实无法写完公报，因为在谁邀请谁的问题上双方僵持不下——双方都想让对方显得更主动。后来达成了折中办法。草案需要毛主席批准，而毛主席已经睡了。最后他批准的措辞是这样的：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向其发出邀请”，而尼克松总统“欣然”接受。

　　7月11日星期天下午离京前，我们终于完成了尼克松总统访华声明草案。周恩来说，我们的声明会震撼世界。我们代表团在回程途中，心里为数小时之后就要震撼世界而暗暗激动。我去了尼克松在圣克利门蒂的“西部白宫”向他做了汇报。然后，7月15日，在洛杉矶和北京两地同时将那次秘密之旅和总统受邀访华的消息宣告于世。

　　尼克松在中国：与毛泽东会面

　　在秘密访问7个月后，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在一个阴冷的冬日抵达了北京。对尼克松来说，这是个胜利的时刻。这位反共老手果断地抓住了一个地缘政治的机会。为了体现出他能取得如此成果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了象征他开启的新时代，他想单独走下“空军一号”专机，向周恩来致意。当时，在中方的军乐团演奏的《星条旗永不落》的乐曲声中，周恩来穿着裁剪精致的风衣，站在停机坪上，在凛冽的寒风中迎候着。接下来就是双方象征性的握手那一幕，它抹去了杜勒斯当年傲慢失礼的阴影。不过说来奇怪，这虽是个历史性的时刻，却颇为低调。尼克松的车队驶入北京城时，街上没有人旁观。《晚间新闻》也把尼克松的到达列为最后一条。

　　虽说整个过程的开端相当富有革命性，但当时双方尚未对最后的公报完全达成一致意见，尤其是在台湾问题的关键段落上。搞庆祝活动还为时过早，也许还会削弱中国在谈判桌前泰然自若的姿态。中国领导人也知道他们的越南盟友因为中国给了尼克松振奋美国人心的机会而怒不可遏。要是越南发现其盟友在首都公开集会支持他们的敌人，肯定会让一向脆弱的中越关系走向破裂。

　　所以，我们的东道主没有举行公开集会。为了弥补这个缺憾，他们邀请尼克松在抵京后几小时之内就会见毛泽东。其实，用“邀请”一词不太准确，因为跟毛泽东的会面每次都不是事先约定好的，而是像从天而降的消息。这好像过去君王召见臣民的方式。第一次知道毛泽东要会见尼克松的消息是在我们刚刚到达之后。我获悉周恩来要在会客厅同我见面。我到那儿后，他说：“毛主席想见总统先生。”我不想留下尼克松是蒙召的印象，因此提出了几个有关晚宴上活动次序的问题。周恩来一反常态，竟露出不耐烦之色，说：“毛主席既然邀请他，就是想马上见到他。”尼克松刚刚抵京的欢迎仪式上，会谈尚未开始，毛泽东就在向国内外人民示意他的权威了。我们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坐上了中国的国产轿车，前往毛泽东的住所。美方的特工人员不准随行；至于媒体，也只能被事后通知。

　　我们穿过一道位于北京东西横贯线上的宽宽的大门，来到了毛泽东的住所——中南海。这里的路沿湖蜿蜒曲折，湖的另一边就是高干们的居所，这一排房子都建于中苏友好时期，庄严的斯大林式建筑风格和国宾馆很像。

　　毛泽东的居所看上去没什么特别，只是离别的房子略远一些。这里没看见警卫，也没有其他的权力标志。小小的前厅几乎被一张乒乓球桌占满了。我们被直接带入了毛泽东的书房。书房不大，三面墙的书架上杂乱地放满了书稿，桌子上、地上也堆着书。房间的一角摆有一张简易的木床。这位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领导者却愿意被看作是一个哲学家。当然，他不需要用传统的王权标志来表现他的权威。

　　毛泽东从一组围成半圆形的沙发中间站起身来。他身边有位护理人员，以便在必要时伸手扶他一把。我们后来才知道，几个星期前，他刚刚接二连三地发过几次严重的肺心病，行动不便。克服了行动困难之后，毛泽东展现出了非凡的意志力和决断力。他用双手抓住尼克松的双手，向其抱以最慈祥的笑容。这张照片后来被刊登在所有的中国报纸上。中国人很善于用毛泽东的照片来表达一种气氛或政策动向——照片上的毛泽东要是怒容满面，就表示一场风暴在即；要是他用手指点来宾，则说明他这位老师被学生耍了个小花招，因此不甚满意。

　　这次会面让我们第一次体会到毛泽东的风趣和他话中有话的谈吐风格。多数政治领袖谈自己的想法时，都是逐条陈述的，他则像苏格拉底一样用问答法，先问个问题，或发表一个意见，然后请对方评论。接下来他再讲一条意见。对方会从这些尖锐的辞令和一个个问题中发现他思路的走向，但他很少会把话挑明。

　　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跟尼克松谈哲学或战略问题。尼克松跟陪同我们从上海到北京的中国副外长乔冠华说愿跟毛主席谈谈哲学（“空军一号”专机曾在上海稍事停留，让一位中国领航员登机），但毛泽东拒绝了。他说，基辛格是这些人中唯一的哲学博士，还加了一句，“今天请他主讲，如何？”毛泽东好像出于一种习惯，要在来宾之间挑起“矛盾”。他一边表示谦虚，一边调侃了别人，又可以在总统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之间埋下不和的种子——一般来说，总统是不会乐意被自己的安全事务助理抢了风头的。

　　尼克松提了几个国家的名字，暗示想讨论这些国家造成的挑战，毛泽东都未予理会。尼克松是这样列举几个主要问题的：

　　比如，我们必须自问——当然只是在这个房间里说说而已——为什么苏联在贵国边境上部署的兵力多于他们在西欧边境部署的兵力？此外，日本的前途如何？我知道我们在这一点上意见不一，但日本是中立、全无防卫好呢，还是让日本跟美国保持某种关系好？……问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的是哪一种威胁，是美国的侵略还是苏联的侵略。 注释标题 “会谈备忘录：1972年2月21日下午2：50~3：55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681页。

　　毛泽东拒不上钩。他说，这些麻烦的问题他不想深谈，他建议我们跟总理去谈。

　　那么，毛泽东想通过他貌似漫无中心的谈话表达什么意思呢？他最重要的信息都在言外。首先，双方在为台湾问题进行了20多年的相互指责之后，在谈话中却没怎么谈到。关于台湾只讲了下面几句话：

　　毛泽东：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喜欢这个……他叫我们共匪。最近他有一个讲话，你看过没有？

　　尼克松：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

　　周恩来：一般来说，我们叫他们“蒋帮”。有时在报上我们叫他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对骂。

　　毛泽东：实际上，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的交情长得多。 注释标题 “会谈备忘录：1972年2月21日下午2：50~3：55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678~679页。

　　第一，没有威胁，没有要求，没有最后期限，也没有提到过去的僵局。在一次战争、两次军事对峙和136次一无进展的大使级会谈之后，台湾问题已经不再那么急迫了，至少已被暂时束之高阁，就像在此前的密谈中周恩来所说的那样。

　　第二，毛泽东想表示，尼克松是个受欢迎的嘉宾。那张照片就能说明这一点。

　　第三，毛泽东急于说明中国对美国没有威胁。他说：

　　现在，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 注释标题 “会谈备忘录：1972年2月21日下午2：50~3：55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681页。

　　中国军队不出国界这句话说得很隐晦，意思就是，我们不必担心中国会对越南进行像朝鲜战争中那样的大规模干预。

　　第四，毛泽东还想传达这样一层意思：他在向美国开放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但困难已经克服了。他对林彪进行了一番批评。林彪在1971年9月政变流产后坐军用飞机从北京出逃途中摔死在蒙古。毛泽东说：

　　我国国内也有反动集团，反对我们与你接触。结果呢，他们跳上飞机逃往国外去了……苏联呢？他们最后总算跑去收尸了，但什么都不说。 注释标题 “会谈备忘录：1972年2月21日下午2：50~3：55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680页。

　　第五，毛泽东赞成加快双边合作，敦促就这个问题展开技术讨论：

　　我们这边办事也有官僚主义。比如，你们想搞人员往来、贸易。我们就是死不肯，坚持不先解决大问题就不谈小问题。我自己也这么坚持过。后来我看还是你们对，我们就打起了乒乓球。 注释标题 “会谈备忘录：1972年2月21日下午2：50~3：55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681~682页。

　　第六，他强调他喜欢尼克松，不光是喜欢尼克松个人，还因为他情愿与“右派”政府打交道，因为他们更可靠。毛泽东竟令人惊异地说他“投了”尼克松“一票”，他说，这些“右派”当权，他比较高兴。（至少是在西方。）

　　尼克松：主席说投了我一票，你是在两害之中取其轻。

　　毛泽东：我喜欢右派。人家说你们是右派，说共和党是右派，说希思首相也是右派。 注释标题 爱德华·希思，1970~1974年任英国首相。此后，希思在1974~1975年间访问了北京，会晤了毛泽东。

　　尼克松：还有戴高乐。 注释标题 戴高乐，法国抵抗运动领导人，1959~1969年任法国总统。法国在1964年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戴高乐另当别论。人家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是右派。这些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 注释标题 “会谈备忘录：1972年2月21日下午2：50~3：55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679~680页。

　　不过他也警告说，如果民主党在华盛顿掌了权，中国也还是会跟他们打交道的。

　　在尼克松访华之初，毛泽东就全力准备好了这次访问的大方向，但并未对即将开始的谈判给出任何具体的指示。当时还不清楚能否找到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所有其他的问题基本上已解决了），不过他同意尼克松和周恩来将要讨论的内容丰富的合作议程。中方已经为这场对话安排了15个小时。大方向定了以后，毛泽东建议如果我们未达成一致的公报，要保持耐心。他认为写不出公报不算失败，反而应激励双方继续努力，把要制订的战略计划超越一切其他的考虑，甚至包括台湾问题上的僵局。毛泽东告诫双方不要对一个问题的谈判期望过高。他说：

　　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一定要谈成？人家会说……第一次没有谈成，那么人们就会议论，为什么第一次没谈成呢？无非是我们的路子走错了。那我们第二次又谈成了，你怎么办啊？ 注释标题 “会谈备忘录：1972年2月21日下午2：50~3：55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684页。

　　换言之，即使出于什么始料未及的原因，将要展开的会谈陷入僵局，中国还是会坚持不懈，争取在将来跟美国实现战略合作。

　　会晤快结束时，提倡继续革命的毛泽东向他此前还在大肆批判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总统强调，意识形态对两国的关系不再重要了。

　　毛泽东：（指着基辛格博士）“只争朝夕”的是他。我觉得，总的说来，我这种人说话像放空炮！（周恩来哈哈大笑。）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 注释标题 “会谈备忘录：1972年2月21日下午2：50~3：55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683页。

　　这时，毛泽东放声大笑，好像几十年来张贴在全中国公共场所的口号居然有人会把它当真。他最后以嘲讽、戏谑又令人安心的言语结束了谈话：

　　你，作为个人，也许不在打倒之列。他们说，你这个人（指基辛格博士）也不属于被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 注释标题 “会谈备忘录：1972年2月21日下午2：50~3：55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683页。

　　我们的长期人身安全就这样得到了保证，而且最高权威还担保了双方的关系与意识形态无关。于是，双方便开始了为期5天的对话，其中还穿插有宴会和游览。

　　尼克松和周恩来的对话

　　实质性的问题被分成了三类。第一类是双方的长远目标以及双方针对霸权的合作——这指的是苏联。明确指名道姓会太露锋芒。这一问题将由周恩来、尼克松和包括我在内的几位代表团成员进行讨论。我们每天下午至少要进行3小时的会议。

　　第二类，关于经济合作和科学技术的相互交流，这一讨论由双方的外长主持。最后，我和中国副外长乔冠华负责起草最后公报。起草小组的会议都是在晚宴之后进行的。

　　在政府首脑的会谈中，尼克松和周恩来的会谈可算非常独特。（尼克松当然也是政府首脑。）独特之处在于，他们把当今的各种问题都一律撇开不谈，把这些问题都交给了公报起草小组和外长们负责的那个小组。尼克松只负责向周恩来拿出一份美国政策的观念路线图。考虑到双方的出发点不同，有必要让中方听到一个关于美国目标权威而可靠的解读。

　　这项任务非尼克松莫属。作为谈判代表，他不喜欢面对面地与人抗争，甚至有意回避，这使他有时语焉不详、含混不清。可是，由他来介绍情况则是再合适不过。我所认识的10任美国总统中，他对长期的国际趋势有独到的把握。他在与周恩来15个小时的会谈中，向周恩来展示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及其对世界事务的影响。

　　还在我秘密访华的途中，尼克松就向“驻台美国大使”阐述了他的看法。这位大使不得不接受了一项痛苦的任务：向台湾方面解释，今后美国要把中国政策的重点从台北移向北京。尼克松说：

　　我们必须记住，他们（台湾）也必须为此做好准备：我们会继续一步步地跟另一方——中国大陆——发展较为正常的关系。我们出于自身利益必须如此。不是因为我们喜欢他们，而是因为他们就摆在那里嘛！……而且世界局势也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注释标题 “尼克松总统和驻台湾‘大使’马卫康的谈话：1971年6月30日中午12：18~晚12：35于华盛顿”，《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349页。

　　尼克松预测说，虽然中国局势混乱，又一穷二白，但是中国人民有这样卓越的才能与力量，中国以后一定会跻身于大国行列。他说：“想想吧，中国大陆如果有个不错的政府，那会产生什么样的局面啊！上帝啊……世界上没有什么力量能——我的意思是，要是把8亿中国人放到一个不错的制度之下，他们就能领导全世界。”

　　现在，尼克松到了北京，做起事来得心应手。不管他长期以来多么反对共产党，这回他访华的目的都不是要让中国领导人改信美国的民主原则或自由经济。他认为这完全是白费心机。在整个冷战期间，他寻求的是在一个布满核武器的世界上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所以，他在与周恩来的第一次会谈中，就对革命党人的真诚表示敬意，而此前他曾说中国革命的成功是美国政策的一大失败。他对周恩来说：“我们知道，你们深信你们的原则。我们也深信我们的原则。我们并不要求你们在原则上让步，就像你们也不会要我们在原则上让步一样。”

　　尼克松承认，出于他的原则，他和他的很多同胞一样，曾宣传过与中国的目标相违背的政策。但世界发生了变化。现在，出于美国的利益，华盛顿必须适应这样的变化。他说：

　　我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中任职时，我的看法与杜勒斯先生的看法相似。但是自那以后，世界发生了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的关系也必须改变。就像总理在与基辛格博士会面中所说的，舵手必须懂得该怎样驾驭风浪，否则只会被大潮所吞噬。 注释标题 “会谈备忘录：1972年2月21日下午5：58~晚6：55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689页。

　　尼克松建议把外交政策建立在双方利益互惠的基础之上。首先国家利益要明确，要考虑到稳定或至少避免发生灾祸对双方都有好处。这样，中美关系才能有可预见性。

　　只在这里说，总理和我都知道，光靠个人友谊——我觉得我们之间的确有着个人的友谊——是不足以建立稳固关系的……作为朋友，我们可以一起说些好听的话，但是除非我们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把这些好听的话付诸实施，否则就没有什么意义。 注释标题 “会谈备忘录：1972年2月22日下午2：10~晚6：00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700页。

　　基于这样的态度，坦诚是真正合作的先决条件。尼克松对周恩来说：“坦诚相见非常重要。要认识到，我们双方除非认为一件事情符合自身利益，否则是不会着手去干的。”尼克松的批评者常常谴责他这番话以及其他类似的话，说这是一种自私的表现。但中国领导人却经常援引这番话，说这能保证美国的可靠性，因为这番话很准确、有理，而且是互惠的。

　　在此基础上，尼克松提出即使在大部分美军撤出越南之后，也还要维持美国在亚洲的长期作用。不寻常之处在于，他声称这样做符合双方利益。几十年来，中国的宣传一直攻击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存在，说这是殖民压迫的一种表现，呼吁“人民”起来反抗。但尼克松在北京时坚称，地缘政治的需要超越了意识形态——他此时身在北京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有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北京不可能再把其外交政策建立在“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之上。在赴华以前他就跟我强调过美国在国际上的重大作用：

　　我们不必为美国在国际上的重大作用而内疚，过去、现在、将来都不必，也不必大喊美国应做些什么。换句话说，我们不用拍着胸膛，像个苦行僧一样满口忏悔，大呼要撤军，要做这做那。我们的话得这么说：“美国威胁到谁了？你倒说说看，你要谁来取代美国，起到这个作用？” 注释标题 “会谈备忘录：1972年2月14日下午4：09~晚6：19于华盛顿”，《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666页。

　　尼克松把国家利益绝对化了，这个提法很难成为规范国际秩序的唯一基本概念。国家利益的界定多种多样，不一而足，各种诠释的差距也太大，无法定下一个可靠、单一的指南。一般来说，不同的价值观需要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以便能对各方略加遏制。

　　中美两国是在关系停顿了20年之后才开始交往的。双方的价值观迥然不同，甚至可以说是截然相反。对国家利益达成一致意见，虽然困难重重，却是当下为缓和关系而能走的最实实在在的一步。意识形态挂帅则会把双方推向对峙状态，动辄处处相互角力。

　　实用主义就够了吗？实用主义可以解决利益冲突，也同样可以使冲突更为激烈。各方自然比对方更了解自己的目标。若从实用角度做一些必要的让步，则会被国内的反对党利用，说这是示弱的表现，当然这也要看自己国内的地位是否稳固。因此，双方都想不断抬高自己的价码。在第一次跟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问题是双方对利益的界定有多大的一致性，或者说可以在多大的程度上达成共识。尼克松和周恩来的谈话提供了这种一致性的框架，而达成一致的桥梁就是《上海公报》以及其中关于台湾前途问题那争议颇多的一段。

　　《上海公报》

　　公报的适用期一般都很短，它只是确定一种基调而不是具体方向。但尼克松访华的联合公报却截然不同。

　　领袖都喜欢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一个结构完整的联合公报是在与对方谈话之后从他们脑子里蹦出来的。人们一般都以为，联合公报里的每个字，甚至每个逗号都是领袖们亲自共同敲定的。但经验丰富、睿智的领袖不会这样做。尼克松和周恩来知道，会谈的时间一定很紧张，要领袖们参加起草会有危险性。一般来讲，就算意志坚强的人——意志不坚强怎么会当上领袖呢——在时间少、媒体又紧追不放的情况下也不一定能打破僵局。因此，外交官赴重大会议时，往往是带着已经大致完稿的会议公报去的。

　　我1971年10月被尼克松第二次派往北京，任务就是去起草公报。在后来的讨论中，我们把这次访华的代号定为“波罗二号”——把第一次密访称为“波罗一号”——以后，我们的想象力就枯竭了。“波罗二号”的主要目的是写成一份公报，在4个月以后尼克松访问结束前让中国领导人和总统共同批准。

　　我们抵达北京时，中国的政府机构正处于一片混乱。几个星期前，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林彪据说策划了一场阴谋，但官方从未透露过这阴谋究竟有多大范围。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是当时最流行的说法是，主持编辑《毛主席语录》“红宝书”的林彪好像认为，为了保证中国的安全，与其跟美国搞在一起，还不如再次高高举起“文革”的大旗。也有人说，林彪的确反对毛泽东，但当时他的立场其实跟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务实立场颇为相近，他的极左狂热只是一种掩护。

　　我和我的同事们10月20日抵京时，那场危机仍然余波未平。我们出了机场以后，沿途处处可见“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标语口号，其中有一些还是用英文写的。我们下榻的国宾馆客房里也有类似这样的传单。我让我的助理把传单都收起来交还给中方的礼宾官员，说这是前面住过的客人留下的。

　　第二天，陪同我去人民大会堂见周恩来的外交部副部长注意到这事可能会引起尴尬。他特意让我注意墙上一条英文标语：“亚非乒乓球赛欢迎您。”这条标语是新贴上去的，盖住了原来令人不快的一条。我们一路上看到的贴有口号的墙都被粉刷一新了。周恩来似乎是随口说道，我们应对中国观其行，而不是只听它“放空炮”——几个月后，我们又从毛泽东口中听到了这个词。

　　对公报的讨论起先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拿出了一份我和助手们起草的、尼克松已批准过的公报草案。在我们的草案中，双方都表示要致力于和平并保证就未决问题进行合作。关于台湾的那一节是一片空白。周恩来同意把该草案作为讨论的基础，答应第二天早上拿出中方的修改意见和备选案文。这都是写公报的常规做法。

　　接下来发生的情况就出人意料了。毛泽东进行了干预，让周恩来不要再去写那个公报。他可以把他的共产党正统言论说成是“放空炮”，但却还是把“空炮”当作共产党干部的指南。他指示周恩来在公报中重申中国的共产主义理论，说这就是中国的立场，美国人想要讲什么就随他们讲什么。毛泽东的一生都认为和平是斗出来的，和平本身不是目的。中国不怕承认跟美国有分歧。周恩来的草案和我的草案都是陈词老调，只有苏联才会签这样的东西，签时就缺乏诚意，以后也不会贯彻执行。

　　周恩来拿出的公报草案是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写的，草案坚定地阐述了中国立场。其中，我们的立场是几页空白，周恩来认为我们的语气也会同样强硬，当然立场是截然相反的。公报的最后一部分是共同立场。

　　起初我吓了一跳。不过我想了一下，好像这种非正统的格式倒是能把双方的问题都解决了。各方都可以重申自己的基本信念，让国内人民和疑心重重的盟友们放心。两国的分歧是20年来众所周知的。这样的对照反而更能突出达成协议的重要性，得出的积极结论也会更可信。当时美国没有驻华外交使团，也没有相当安全的通信方法，所以我无法跟华盛顿联系，但我相信我是熟悉尼克松的想法的，可以往下进行。

　　就这样，在中国土地上发表、由中国媒体宣传的一份公报中，美国方面表示，美国支持全世界各国人民的“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宣布跟韩国与日本两个盟友的密切联系，声明在新的国际秩序中，任何国家都不应自称一贯正确，各国都应在没有外来干预的情况下取得发展。中方当然是以同样的语气阐述了相反的看法。中国人民并不以为怪，媒体整天都在进行这样的宣传。但是，各方既然签署了这样一个各说各话的文件，实际上是在宣布意识形态上的停战，并使意见一致之处更显突出。

　　关于霸权的那一段是意见最为一致的：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历史上，任何两个国家在意见远远不如这样一致的情况下都能建立联盟了，更不用说这么一个公报。尽管它咬文嚼字，但它确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成果。两个国家差不多6个月前还是仇敌，现在却宣布共同反对进一步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这是一场真正外交革命。下一步理应就是讨论如何制定战略，击退苏联的野心。

　　这项战略能否得以维持，要看台湾问题能否取得进展。到尼克松访问期间讨论台湾问题时，双方已经从7个月前的密访开始就在研究这个题目了。

　　谈判进展到这个地步，就要由外交官做出选择了。有一个传统的战术，就是先摆出自己的最高姿态，然后逐渐让步，退到能实际争取得到的地步。急于要保住自己在国内地位的谈判代表颇好此道。然而，一开始先提出过高的要求，貌似“强硬”，但由于随后就放弃了开头的这一着儿，这样做就相当于一点点地软下来。对方则可能会得寸进尺，看看能把案文改动到什么程度。于是，谈判进程就变成了一场毅力的较量。

　　较好的办法不是重程序、轻内容，而是在一开始就提出比较接近于自己认为最可持续的建议。所谓“可持续”，抽象地说，就是若维持下去，对双方都有利。这在台湾问题上是个特别大的挑战，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双方让步的余地都很小。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提出了在我们看来为积极推进台湾问题所必需的立场。2月22日尼克松根据我7~10月的访华会谈归纳出了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很全面，同时也是美国的底线，将来的一切活动都要在这个框架中进行。这五项原则是：重申一个中国的政策；声明美国不支持台湾岛内的独立运动；美国不鼓励日本插手台湾问题（考虑到历史原因，这是中国特别关注的问题）；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中国大陆和台湾的问题；支持继续推动正常化。2月24日，尼克松解释了在美国执行这些原则时台湾问题在内部可能怎样演变。他说他的意图是在连任总统期间完成正常化的进程，并在这段时间内从台湾撤军。不过他也警告，他无法做正式的承诺。周恩来回答说，双方都有“困难”，“不设时限”。

　　原则立场和务实精神就这样达到了一个模糊的平衡。随后，我和乔冠华草拟了《上海公报》剩下的最后一节。其关键的内容只有一段，但为了写这一段，我们开了几乎整整两个夜车。这段内容是：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其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注释标题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讨论之后的联合声明：1972年2月27日于上海”，《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815页。

　　这一段把几十年的内战和敌意化作北京、台北和华盛顿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原则。美国关于一个中国政策的说法是，承认海峡两岸任一边的中国人的信念。这种说法的灵活性让美国在自那以后的几十年中，把自己的立场从“承认”转向了“支持”。台湾获得了发展经济、发展自身的机会；中国大陆获得了对它“核心利益”的承认，把台湾和大陆在政治上连起来了；美国则申明希望用和平方式加以解决。

　　尽管有时出现一些紧张状况，《上海公报》还是达到了目的。在签署后的40年中，中美双方都没有让这个问题中断两国关系的发展势头。整个进程相当微妙，时而还出现紧张气氛。在整个过程中，美国阐明了和平解决的重要性，中国则坚称必须最终统一。各方都实行了克制，力争避免跟对方展开意志或力量的较量。中国提出了核心原则，但至于这些原则何时执行则持灵活态度。美国是务实的，具体事情具体处理，但有时候受到了美国国内压力的严重影响。总的来说，北京和华盛顿都一切以中美关系为重。

　　话虽如此，权宜之计还是不能与长期局面混为一谈。中国领导人从未放弃过对最终统一的坚持，也不应该期望他们会放弃这一点。同样，据我预测，也没有一个美国领导人会放弃或改变美国坚持和平解决这一问题的立场。政治家需要避免任其自流地发展到迫使双方都不得不考验对方信念的性质、考验其信念是否坚定的严重地步。

　　余波

　　读者应该记得，自那以后的几十年中，本书所描述的外交礼节和待客之道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耐人寻味的是，早期共产党领导人的待客之道比现在更符合中华帝国的传统。当今中国的待客之道不那么复杂了，没有那么多的敬酒，政府方面的语气也不是那么热情奔放了，但准备工作还是一丝不苟，论点还是复杂精微，长远规划和对无形因素的敏感度也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国事访问很少能给国际事务带来重大影响，但尼克松访华却是一个例外。中国又回到了世界外交舞台上，美国也有了更多的战略机会，这都给国际体系赋予了新的活力和弹性。尼克松访华后，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和日本的领导人也先后访问了中国。《上海公报》里包含了反霸的内容，这就说明实际上联盟的组成有了变化。虽然这个进程首先限于亚洲，但一年以后就遍及全世界。中美之间磋商的频繁程度甚至在正式盟友之间都是极其罕见的。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美国都有着一种兴奋激动的情绪。很多美国人认为对华开放让中国又回到了国际大家庭（的确如此），并把新的局面看成是国际政治中永恒的一部分（并非如此）。不轻易相信人的尼克松没有忘记，我也没有忘记，如前几章中所描述的，中国执行之前的政策时是跟执行现在的政策一样坚定的。中国领导人虽然现在那么优雅可亲地对我们以礼相待，但他们其实不久前还在以同样坚定、同样解释得通的方式走着截然相反的道路。不能假设毛泽东或者他的接班人会放弃他们奋斗一生的信念。

　　将来中国政策的方向将是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混合体。对华开放造就了一个机会，使双方能在利益一致时加强合作，在发生分歧时缩小分歧。苏联的威胁为中美修好提供了推动力，但两国面临的更大挑战在于，必须建立起几十年合作的信念。这样，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也会出于同样的必要而积极努力，并促使美国方面也这么做。中美修好的好处并不是永恒的友谊或互相融洽的价值观，而是重新达成全球的力量平衡。这需要双方领导人的不断努力。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还能在价值观上达成更大的融洽。

　　在这个过程中，各方都会捍卫自己的利益，都会在自己与莫斯科的关系中把对方作为筹码。毛泽东总是说，世界不是静止的，矛盾和失衡是自然规律。中共中央在一份文件中反映出了这个观点，说通过尼克松的访问，中国“利用了矛盾，分裂了敌人，壮大了自己”。

　　双方的利益会真正趋向一致吗？双方能不能把利益跟意识形态分开，以避免对立情绪掀起大风大浪。尼克松访华打开了应对这些挑战的大门，而这些挑战今天依然存在。 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