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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五大目标的相互关系

　　第一节 政治目标的排序和选择

　　能否把上文所讨论的安全、财富、信仰、公正、自由五大目标，按照其重要性排出顺序？我的回答是“不能”。一般情况下，也许可以把涉及个人、群体、国家生存的安全问题放在政治目标的第一位。但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有“不自由，毋宁死”的家喻户晓的名言；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山陀尔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也一直为人称颂。裴多菲本人还为争取国家自由而牺牲在沙场。可以说，即使生命安全，在某些情况下也要让位于其他目标。

　　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都会承认国家是最重要的政治行为体。但是，国家最重要的目标和存在的意义，究竟是维护安全和稳定、促进国计民生、维持共同的信仰、捍卫公平正义，还是维护公民的自由权利，政治家和学者很可能各执一词，而且每一种观点都可以找到重要的历史人物作为其代表。许多事实说明，为了一个终极目标而放弃（至少是暂时放弃）其他目标，在政治斗争中是经常发生的，但这种斗争往往导致社会失衡以致灾难。所以，我认为五大目标是并列关系，难分主次。

　　人类共同追求的五大基本政治目标之间，理论上应当是相互促进的，实践上却往往不能融洽共存。为了自由、平等、公正、信仰（或以这些价值为借口），群体之间、国家之间往往不惜诉诸武力，牺牲和平、安全和财富。个人自由与人人平等，也经常不能兼得。个人、群体、民族、国家可能有不同的信仰体系，但倾向于认为自己的信仰是最崇高的、不可剥夺的。政治的团结和谐与冲突对抗，也因信仰而产生。

　　当代中国人都会认为，实现祖国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是国家的崇高目标。但是不可否认，世界上许多有政治影响力的人并不将本国的富强视为己任，或者并不将自己所在的国家视为最重要的忠诚对象。冷战结束后不久，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他以宗教信仰来界定“文明”，特别描绘了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冷战结束后重新燃起的对抗。“文明冲突论”的谬误之处已经越来越明显，但是亨廷顿关于宗教信仰对国际政治产生巨大冲击的论点，仍然振聋发聩。“文明冲突论”的前提是：宗教信仰、文化传统、族群归属感、价值观、意识形态等种种精神因素，同经济利益、国家实力等物质因素相比，更能影响政治动机。亨廷顿说：“在现代世界上，宗教是鼓励和动员人们的一个重要力量，甚或是最重要的力量。”

　　欧洲和中东历史上野蛮、持续不断的宗教战争，凸显了和平、安全、财富与信仰之间的关系。宗教战争背后往往有争夺资源和财富的动机，但是近年来一些宗教极端势力的残暴行为，却未必有明确的物质利益考虑，而是用某种信仰来蛊惑人心，达到政治目的。受到某种“信仰”驱使的极端分子，心目中只有他的“神”，藐视任何其他道德标准和物质财富。这种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亨廷顿论断的事实依据。

　　我这里讲的五大政治目标无法按其重要性排序，只是一种基于当代全球范围内政治活动的学术思考，不等于说具体的个人、群体和国家没有目标排序的考虑。从事实际政治活动的人，不管是西方国会议员，还是领导人或基层官员，是一定会给自己的工作目标排序的，特别是在公开场合，只不过他们的排序可以做得很巧妙、很平衡。他们每去一个具体部门考察或游说，都会说：“你们的工作最重要，排在第一位！”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财政部门、国防部门、司法部门、内部安全部门、新闻与公共关系部门等，哪一个方面的工作不是第一位的？美国总统和国务卿到日本访问，会说：“没有一个国家比日本对美国更重要，没有一个双边关系比美日关系更重要。”他们到中国来访问，又会说：“对美国来说，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更重要，没有一个双边关系比美中关系更重要。”这话既是事实陈述，更是外交辞令。并列第一就等于没有第一。不过，议员、政府领导人和外交官员都会清楚地知道，在具体的场合、具体的时间段，哪件事情对他们来说才真正是第一位的。

　　在国际政治中，如何在国家对外政策各个目标之间排出轻重缓急很重要，但又很难确定。比如，韩国有好多个不同的外交目标：它受到朝鲜的武力威胁，特别是核武器的威胁，所以需要加强国防，特别是努力阻止朝鲜发展核武装；若发生南北之间的武装冲突，韩国会损失无可估量的财富，更会造成无数国民伤亡，所以必须努力维护半岛和平，改善同朝鲜的关系；朝鲜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比韩国困难得多，双方还有不少朝鲜战争造成的亲人离散，韩国的人权、宗教等机构，要求政府对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其改变国内政策，甚至要求推翻朝鲜现政权；朝鲜半岛南北分裂已经近70年，实现朝鲜民族重新统一是几代人的心愿，也是韩国历届政府的承诺；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多次决议，要对朝鲜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但执行这些决议会伤害同朝鲜的关系和韩国许多公司财团的经济利益；美国是韩国的军事同盟，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要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防御系统；中国是韩国最大的经济合作伙伴，对朝鲜半岛的政治、安全、经济事务起着重要作用，却坚决反对部署“萨德”系统。于是，朝鲜无核化、半岛和平稳定、促进北方政治变化、争取南北统一、维持韩美军事同盟、维系韩中友好合作，都是韩国要达到的目标，其历届政治领导人都不能放弃其中任何一个。还有很多国内政治目标，包括保持经济繁荣、增加就业、改善民生、惩治腐败、公正平等、法治尊严等，也不能丢弃任何一个。一个国家、一个政府，面临这么多长远目标和当前任务，应当怎么做？不同的国内利益集团和党派，中国、朝鲜、美国、日本等不同的外部政治力量，对上述政治目标有着十分不同的见解和主张，都在向韩国现政府施加压力，期待其做出一个有利于自己的战略选择。

　　设身处地为一位像韩国总统这样的政治家考虑，我认为，在诸多选择面前，最好的办法是不做明确的战略选择，而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见招拆招，平衡稳妥地处理每一件事。在公开演说中，则必须说一些空话、套话、原则性的话，面面俱到。在韩国总统文在寅2017年5月10日的就职演说中，他就把上面谈到的政治目标毫无遗漏地囊括其中，还特别强调了公平、公正、平等，但绝口不提这些目标之间的矛盾。至于执政的总体设想，文在寅是这样说的：“我们立志要建设的新大韩民国，是先辈们即使历尽挫折失败也从未放弃过追求的伟大国家，是我们的年轻人们承担了无数牺牲和献身也一如既往想要去实现的伟大国家。”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就是社会的前进导航。如果终极目标不是一个，而是5个或者更多，那么政治家个人、政党和国家，就只能把几个目标融合在一起，包装成一个“理想”或者“梦想”。于是，通向导航目标的道路只能是曲折的，有时需要停歇，有时需要观望，有时甚至需要逆行。关于这个问题，英国政治学者米诺格有一段话说得很到位：“某一种政治是靠理想来导航的。问题在于，我们很明显只能靠某一颗星导航，我们不可能朝着天上不同方位的好几颗星辰行驶。也就是说，谁若主张靠某一颗而不是另一颗星导航，他就必须证明唯有那一颗星能指引我们实现所有人的奋斗目标。然而因为我们这些人奋斗的目标常是相互矛盾的，所以要么让一部分人放弃他们的奋斗，要么就须放弃某些目标。因此，我们总是通过调整对相互矛盾的奋斗目标的判断来确立政治方向。在政治中理想是重要的，但现实最终必将为我们确立奋斗的方向，以及前进的速度。”

　　五大目标之间，可以列出10个双边关系。实际上，这5项之间在内涵与外延上都有交叉重合，所以依次讨论10个双边关系会显得既烦琐，又缺乏实际意义和针对性。所以，我在这里只探讨安全与其他几个目标之间的关系，以活跃思想。

　　第二节 安全与财富

　　安全与财富可以相互促进，那“和平与发展”相互促进是显而易见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

　　反过来看，人们很容易想到贫穷与暴力的相互关联。“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说的是一无所有的穷人，很容易诉诸暴力来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不满，并掠夺其他人的财富。因此，要减少暴力的发生、加强国内安全，应当发展经济、减少贫困。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通过研究发现，政治稳定的国家，多数是相对富裕的国家；现代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国内暴力事件较少。但是他同时指出，贫穷与动乱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贫困造成暴力是表面现象。其实，贫困国家想致富、走向现代化，其过程才更容易产生暴力和动乱。亨廷顿说，政治动乱在20世纪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到处蔓延，是因为那里的“现代化进程过快”，想在短时间内毕其功于一役，完成欧洲和北美洲在几个世纪里才完成的现代化进程。

　　一些研究成果表明，经济增长同政治动乱之间的关系，因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变化。经济发达的国家，经济增长越快，政治越稳定；经济发展水平中等的国家，则二者之间无明显关系；在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增长率高反而容易导致动乱。其原因是：穷国的财富和收入分配一般比发达国家更不平等。当经济快速发展时，先富起来的往往是特权阶层，而特权阶层又往往支配着本应作为社会平衡器的政府，使收入分配进一步向富人倾斜，导致更大的不平等。这时民怨沸腾，一旦有鼓动造反的政党、组织或外部势力进行社会动员，政治动乱就发生了。

　　暴力会阻碍经济发展，和平能促进财富积累，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和平的国家可以成功摆脱贫困，而贫困现象集中于那些被内战、族群冲突及有组织犯罪撕裂的国家。1994年的卢旺达内战和种族大屠杀，给卢旺达带来了巨大灾难，使这个原本贫困的国家雪上加霜，大批劳动力丧失，国家经济崩溃，财政枯竭。内战结束后，卢旺达经济逐渐恢复。从2012年以来，卢旺达的GDP年均增长达到了7%，曾多次被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列入“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改革步伐最快的国家”。

　　此外，安全与财富这两大目标，也可能产生矛盾。世界史上的财富积累过程，特别是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充满了暴力掠夺、边界纷争和战争。大国“和平崛起”的先例不多。日本和德国在“二战”前分别是亚洲和欧洲最强盛的国家。日本的重工业特别是汽车工业，已经达到欧美先进水平，造船总吨位居于英国和美国之后，居世界第三位。日本建立了先进的飞机制造工业、发达的全国交通运输网，民用消费品生产技术突飞猛进。中国东北地区变为日本重要的工业基地，缓解了资源短缺的问题。1933—1939年，德国重工业和军火工业增长2.1倍，消费资料生产增长了43%，国民经济总量增长超过100%，同时完成了全国高速公路网建设，重整了重工业基础体系，还装备了一支现代化军队。德国仅仅用了6年时间就超越了当时的英国和法国，一跃成为欧洲头号强国。然而财富的迅速增长也助长了日本和德国的扩张野心。它们以保障本国安全为借口，分别在亚洲和欧洲发动了侵略战争，最终惨遭失败。

　　财富是有限的，安全需求是无限的。一个国家要动用多大的物质财富来满足自己的国家安全和维稳的需求，即“要大炮还是要黄油”的问题，是近代以来每一个主权国家都需要考虑的。

　　朝鲜是个穷国，却一直采取“先军政治”，即以军事为第一国事，以军队为国家的骨干和主力。朝鲜历届领导人多次强调，“国家财政再困难，也要优先保障国防费用的支出”。朝鲜正规军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世界第一，军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世界第一。朝鲜人认为，国家的命运不是取决于幅员大小和人口多少，而是取决于军事力量；建设强大的军队，是增强总体国力的关键。朝鲜军队要誓死保卫领袖，防止敌对势力从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渗透。

　　不难想象，朝鲜领导人对军事力量和开发核武器的高度重视，也是基于稳固国内政权和维护领导人权威的政治考虑。但是，以损害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为代价发展军事力量，同时对外炫耀武力，究竟是有利于国家安全还是损害国家安全？

　　俄罗斯国防开支同经济建设的关系，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冷战时期，苏联同美国进行长期军备竞赛，耗费了巨大的财富。在某种程度上，苏联是被过度的军事开支拖垮的。一个有争议的观点是，俄罗斯是一个“战斗民族”，由于其国土辽阔、人口密度低，容易受到外来侵略，历史上发生的战争特别多，所以需要比一般国家更大的国防投入。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了两场耗资巨大的车臣战争，2008年同格鲁吉亚发生了短暂的边境战争。在2013年开始的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从占领克里米亚开始，先后在东乌克兰和叙利亚开始了大规模军事行动。俄罗斯近年来经济下滑，却仍然保持相当高的军事开支。2016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在全球排名第12，国防预算的全球排名第5。近来，俄罗斯显然感受到军费对经济的压力难以承受。2017年6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当前最重要的不是国防建设，而是维持俄罗斯经济的平稳运转。我们在建设精锐、现代化的军队上已经花了足够多的钱，去年我们的国防经费开支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3%。这一比例对俄罗斯来说有点过高了，未来三年我们的国防开支将逐步降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7%~2.8%。”由此可见，普京懂得军费提高未必能带来更大的国家安全。

　　冷战结束后，克林顿总统治下的美国一度享受“和平红利”，即通过缩减军事开支，获得了较快的经济增长。然而到1999年前后，美国因进行科索沃战争等原因，又开始增加军事开支，国防预算曾经达到所有其他大国军费的总和。尽管拥有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2001年美国还是在本国领土遭遇“9·11”恐怖袭击事件。2017年特朗普执政后，大幅削减国务院预算和对外援助，却大幅增加军费，还要求其欧洲和东亚的军事同盟国家提高国防预算，以分担美国的安全压力。特朗普政府向欧洲国家大力施压，要求它们的军费预算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目前，美国支付了大约70%的北约军事联盟预算。许多年来，美国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都在4.4%~4.8%之间徘徊。北约盟国中只有希腊、英国、爱沙尼亚、波兰达到2%的标准，德国只有1.2%。许多年来，日本军事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都低于1%。

　　做出以上比较，不能不提出一个问题：国家增加对国防的财政投入，在多大程度上能更好地保障国家安全？德国和日本的军事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那么低，是否意味着它们没有美国或俄罗斯安全？

　　显然，我们找不到这一问题的简单答案。能够肯定的是，一个国家是否安全，同它将多少财富用于发展军事力量没有直接关系。另一个相关而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具有政治影响的利益集团以加强国家安全为由，从大国政府获得巨额款项，研发或采购先进武器，中饱私囊。在美国德高望重的“二战”英雄艾森豪威尔在1961年其总统任期结束时，出人意料地告诫美国人：“在政府圈子里，我们必须警惕军事—工业综合体有意无意地获取不正当的影响。灾难性地滥用权力的潜在危险不仅存在，而且还会继续。”艾森豪威尔所说的“军事—工业综合体”滥用其影响游说国会和政府增加军费的现象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夸大中国对美国的“安全威胁”的人，背后往往是强大的军工集团。

　　“落后就要挨打”，是在许多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观念。一部中国近现代史课本，似乎为这个论断提供了有力佐证。其实，纵观世界历史，不难看出这一观点的片面性。一个来自蒙古草原的草莽英雄成吉思汗，既没有雄厚的资产，也没有先进的武器，“只识弯弓射大雕”，居然不仅打到了今日中国的北方，还远征到中东欧和黑海、地中海沿岸，难道是因为那时的宋朝和诸多欧亚文明古国比蒙古帝国“落后”，所以挨打吗？日本1941年偷袭珍珠港、本·拉登领导的恐怖分子撞毁纽约世贸大厦时，“挨打”的美国远比日本和“基地”组织强大。当今世界上的许多后进国家，不担心挨强国打，它们更担心的是内乱和贫穷。许多中国人认为，“国力不强，就要挨打，国家富强了，谁都不敢再打中国”，实则落入了弱肉强食、丛林规则的简单逻辑，忽略了政治制度优势、道德高地、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忽视了软实力在世界政治中的权重。

　　安全与财富两大目标的矛盾，正越来越严重地表现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尤其是各类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并由此损害人类健康，减少生物多样性。我们悲哀地看到，自近代欧洲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财富的积累同生态环境的破坏是完全同步的。发展现代工业、农业和第三产业，都需要扩大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耗费大量自然资源。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大量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等制造业大国，也同时是生态环境破坏最严重的国家。

　　关于环境污染给中国带来的经济损失，有不同的评估报告可以参阅。一个相对权威的说法是，环境污染损失占中国每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5%~6%。这些损失包括两类：一类是财产性损失，如企业的污水处理成本、农渔业的收成损失、部分生态损失；另一类是健康损失，包括环境污染造成疾病所产生的医疗费用，计算起来更加困难。据英国媒体2016年4月报道，按照一项新的科学评估报告，气候变化将导致全球金融资产损失2.5万亿美元（约合16.18万亿元人民币）。

　　第三节 安全、信仰、公正、自由的互动

　　在追求安全、信仰、公正、自由这四大目标的过程中，可以形成良性循环：在一个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下，人身自由、经济自由得以促进，公民的信仰自由得以保障，社会公正通过民主法治得到实现，反过来又保障了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但是必须了解，安全、信仰、公正、自由四者在一定条件下又是相互矛盾的。要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必然要约束个人自由（比如对网络的管理和监控）；在社交媒体和其他交往中，个人权利的扩展极易产生对他人名誉、权利、自由的损害，从而造成不公正现象；由于信仰总是排他的，不同信仰的人群生活在同一个社会里，总会有“磕磕碰碰”的事，损害到人身安全，影响到国家统一与安全；如果国家政权掌握在持某种信仰的人手里，那么持其他信仰的人可能强烈地感觉到不公正、不平等、不自由。

　　在世界政治史上，个人不自由、民族不自由、社会不公正导致的暴力抗争、武装革命、国内和国际战争，比比皆是。阶级压迫、民族压迫、宗教迫害、殖民统治，都会引发激烈的反抗；统治者则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进行暴力镇压。

　　近十几年来在东欧、中亚、中东发生的“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都体现出自由、公正的诉求与国家安全稳定之间的紧张，以及可能出现的恶性循环。2011年年初，突尼斯和埃及先后发生政局动荡，被西方国家称为“阿拉伯之春”。紧接着，叙利亚爆发了巴沙尔·阿萨德政府与叙利亚反对派之间的严重冲突，一直发展为旷日持久的内战。叙利亚多年的内战导致大量民众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据统计，约25万人死于内战，约1100万人沦为难民，不少流亡到周边国家和欧洲。阿萨德政府宣称其目标是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团结、统一，反抗西方用强权干涉内政。该政权得到俄罗斯、伊朗等国家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由庞杂的团体构成，唯一的共同目标是推翻阿萨德政府。反对派指责阿萨德政府只代表占叙利亚人口少数的阿拉维派（什叶派的一个分支）穆斯林，要求建立起一个能够公正代表不同族群、不同宗教和教派的政府。叙利亚反对派得到美国、沙特阿拉伯等国家支持。此外，在政府和反对派之外，还有“基地”组织、“伊斯兰国”极端势力、要求获得自由和独立的库尔德人组织，等等。在阿萨德政府眼里，不打垮反对派及其武装，就无法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在反对派看来，只要阿萨德政府还在台上，就谈不上公正、自由与和平。它们都企图占领道德高地，其实都有道德缺陷。

　　安全、信仰、公正、自由之间的道德困境，在中东的巴以冲突问题上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几十年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以暴易暴，带来了双方的无数伤亡和巴勒斯坦人的流离失所。对抗和冲突的双方都说自己的暴力行为是维护自身安全，追求公正、平等和自由。巴以冲突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早在公元前13世纪，以色列人的祖先希伯来人就来到巴勒斯坦地区，在这里建立了犹太国家。后来外族不断入侵巴勒斯坦地区，导致大批犹太人流亡外地，大部分迁徙到了欧洲。犹太人在欧洲又遭受当地民族的压迫和排挤。到了“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和迫害令人发指。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后，在英国、美国等国家支持下，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纷纷“返回故土”，在巴勒斯坦地区“复国”，于1948年建立了以色列国，并得到联合国承认。在以色列人及其支持者眼里，以色列建国代表了犹太民族重获公正、自由、独立，在历次同阿拉伯国家的战争中维护了自己的安全。以色列的道德优越感，还以强大的军事、技术、经济实力为支撑。

　　但是，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居住的时间也长达千年，犹太人“二战”结束后强行移居巴勒斯坦地区，导致大批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流亡在外。巴勒斯坦人不应为历史上犹太人所受的排挤和破坏承担责任，却因以色列“复国”而被赶出家园，这是不公平的。以色列人不但一开始就占领了巴勒斯坦地区大片肥沃的平原和淡水资源，而且在建国后的60多年里，不断以各种手段蚕食巴勒斯坦人居住的区域。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进行的5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受到西方国家支持，全部取得胜利，并获得更多领土。以色列还长期实际控制着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均视为圣地的耶路撒冷。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采取了许多歧视政策。

　　由于宗教、土地、资源、历史等种种问题的纠缠，巴以冲突延续至今也无法找到适当的解决途径。在和平、安全、公正、平等、自由、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冲突双方都认为自己有道义上的充足理由，应该能获得本民族和国际社会的支持。更复杂的是，巴以冲突经常被视为全球伊斯兰文明同西方文明之间“文明的冲突”的一个缩影。尽管巴勒斯坦人不能代表伊斯兰文明，以色列更不能代表西方文明，实际的政治斗争现状，却是由以色列及其国际支持者在实力和话语权方面的强势、巴勒斯坦及其国际支持者的弱势所决定的。

　　法国大革命时提出的响亮口号“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很多关于政治话题的日常谈论，使人们往往把自由与平等、公正相提并论。其实在学理上和实践中，三者之间存在很多悖论与不和谐之处。美国历史学者杜兰特说：“‘自然’对我们梦想中的自由与平等的结合付之于一笑。因为自由和平等是永恒的不共戴天的敌人……若要防止不平等的增长，就必然要牺牲掉自由，正如1917年以后的俄国那样……只有经济才能处于平均水平以下的人，才会渴求平等；只有那些才智高超的人，才会渴望自由；最终的结果总是智力更超群的人得偿所愿。”

　　为什么杜兰特说“自由和平等是永恒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他解释说，就生物学中的自然法则而言，人人生而不平等，性别、体力、智商都是有差异的。如果每个人都自由发展，而社会不对天生的弱者进行某种照顾，平等就无法实现；反过来看，如果要实现平等，就必须限制某些人的自由。因此，弱者和弱势群体往往主张平等，而强者要求自由。

　　还可以设问：表面上看起来是“自然法则”决定的不平等，是否可能是社会不平等所带来的后果？比如，出生时就不健康的婴儿，可能由于家庭贫穷父母缺乏营养所致。可以说，“先天”的不平等与“后天”的、社会造成的不平等不能截然分开。

　　关于自由和平等的关系，卡尔·波普尔提出了著名的“自由悖论”，认为自由比平等更重要：“自由如果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而不受任何限制，那么，一些人就会‘自由地’支配甚至奴役其他人。‘自由’反而成了‘不自由’的根源……但是，不能用牺牲自由来换取平等。为了控制经济上的不平等而取消自由竞争不能达到实现经济平等的目标。因为自由比平等更重要……假如自由失去了，那么在没有自由的社会中也不会有平等。”

　　萨托利在论述平等和自由的关系时，也主张“从时间和事实上来讲，自由应当先于平等而实现”。他的理由是：如果没有自由，人们连提出平等的发言权都没有。如果有一种先于自由而存在并与自由无关的平等，那就是奴隶之间的平等，或者地位卑微的人之间的平等，但这与我们所珍爱的平等毫不相干。中国学者刘瑜在分析美国人民争取社会平等斗争取得成果的原因时说：“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自由是平等之母：正是斗争的‘自由’使得‘平等’的成果变得可能……自由之不存，平等将焉附？这是美国政治史所揭示的道理。”

　　关于自由比平等更重要的一个实例，是专制下的选举。在萨达姆铁腕统治下的伊拉克，总统选举也是一人一票，这是很“平等”的。结果当然没有悬念，萨达姆总能够以接近100%的高票当选。但是，选民实际上没有选择的自由。所以，在民主选举中，自由选择比一人一票的“平等”重要得多。

　　萨托利还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即一旦人们享有自由，刺激了要求平等的欲望，平等的吸引力就大于自由的理想，因为平等可以被赋予实实在在的意义，平等还可以产生利益，包括物质利益，而自由的好处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这就是为何经济收入上的平等在当今时代有如此大的号召力。

　　在公正、平等、自由之间孰轻孰重的问题上，罗尔斯的观点独树一帜。罗尔斯坚持认为公正是首要的，平等应优先于自由，其思想可以被称为“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美国学者阿德勒则认为：“在自由、平等和正义三者中，只有正义才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实在的善。一个人可能想要太多的自由或者过分的平等，他这种自由和平等超出他和别人相处时所应该拥有的自由和平等。但是正义则不然。没有一个社会是过分正义，也没有一个人认为对他自己或他周围的人来说会是太正义了。”

　　西方的政策取向和社会思潮，长期在公正（平等）和自由之间徘徊。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后实行的“矫正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又译为“肯定性行动”）很能说明平等为何具有吸引力，以及平等和自由之间关系的复杂性。“矫正性行动”相关政策及法令的出台，旨在通过联邦法律的强制，消除对黑人等少数族裔以及妇女等弱势群体在就业、教育等领域的歧视和不公平，使得那些世代被偏见所歧视的少数族群和妇女能够与白人、男人进行平等竞争。美国政府实行了一系列补偿性计划，在升学、接受政府贷款、分发奖学金或助学金、就业和晋升等方面给予少数族群和妇女以某些照顾和优先。比如，如果某个大学的教授职位空缺，一位白人男性博士同一位黑人女性博士同时应聘，两人条件相当，那就应当招聘那位黑人女性。受“矫正性行动”覆盖的对象后来又扩大到残疾人、退伍军人等弱势群体对象。这些政策法规理所当然受到弱势群体的欢迎。

　　在“矫正性行动”的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矫枉过正的现象，如许多美国大学对少数族裔特别是黑人学生降低了录取标准（但亚裔学生因普遍学业成绩较好而得不到照顾）；在竞争者能力和资格同等的情况下，黑人、妇女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有被录用的优先权。在这种政策下，一些美国男性白人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指出有些并未受到歧视的人群也因此政策而得益。所以，一些白人指责“矫正性行动”是“逆向歧视”，剥夺了他们本来应当获得的机会，所以是不公正的。有些反对者还指出，以族群、性别等为依据的“矫正性行动”忽视了人们的真实经济地位，有些少数族裔和妇女其实很富有，而很多白人才是急需国家帮助的对象。一些少数族裔对“矫正性行动”也并不领情，认为这种区别对待政策无异于视他们为“次等公民”。

　　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白人中的蓝领阶层和收入较低的中产阶层是支持特朗普当选总统的重要“票仓”。这些群体长期以来都被政治精英、知识精英所忽视，更不能从“矫正性行动”中获得任何好处，甚至可能是民主党为少数族裔和移民争取所谓“公平待遇”过程的受害者。在这些支持特朗普的白人看来，是他们，而不是少数族裔或移民，才在今天的美国受到了不平等、不公正的对待。他们中许多人对黑人奥巴马在美国当了8年总统，早就忍无可忍了。他们抗议说，美国社会形成了“政治正确”的原则，即不能冒犯少数族裔、不能冒犯女性、不能冒犯同性恋、不能冒犯不同的信仰或政见持有者，难道唯独可以肆无忌惮地冒犯欧洲血统的白人，攻击奉为立国之本的“瓦斯普文化”？这符合自由、公平的原则吗？

　　白人和黑人究竟“谁歧视谁”的问题，在今天的南非也出现了。1994年，纳尔逊·曼德拉领导的黑人解放运动取得成功，曼德拉当选南非总统，结束了南非的白人统治和种族隔离制度。种族隔离制度被废除后，政府部门出台了大量对黑人优惠的政策法规，如“黑人经济振兴法案”“公平就业法”等，规定雇用黑人的比例。许多白人被解雇，一些有专业技能和财产的白人则选择移居海外。如何评估这些对黑人的优惠政策在南非所产生的社会和经济后果，是很有争议的问题。

　　马来人是马来西亚的原住民。建国后，马来西亚政府的经济、社会、教育、人口政策都向马来人倾斜。华人占马来西亚人口的比例，从建国初期的38%下降到今天的25%。许多华人认为他们受到歧视和不平等的待遇。但是，华人的平均收入至今仍高于马来人。

　　通过美国、南非、马来西亚这三个国家的案例，可以看到一个相似的现象：如果政府根据自由的原则分配社会资源，对所有族群“一视同仁”，那么白人在美国和南非社会中的优势地位肯定能得以维持，甚至扩大，华人在马来西亚也远比马来人富有且有较高的文化教育水平。这可以说是“平等对待”。但如果追求的是“平等结果”，即少数族群（在南非和马来西亚是多数族群）和妇女能够获得同其人口比例相称的教育机会、工作机会、收入水平，纠正历史造成的歧视，那就必须采取刚性的倾斜政策，也就是“不平等对待”不同人群。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中，关于自由、公正、平等的悖论都很难找到满意的答案。

　　在现代世界政治中，左派主张维护社会中下层利益，创造更为平等的财富和基本权利分配，而右派支持建立在经济自由、财产私有之上的市场经济。更简单地说，即左派强调平等，右派强调自由，而左右两派都认为自己的主张是公正而理性的。传统上，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分歧，欧洲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的分歧，都可沿此思路而展开。

　　但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左”和“右”不再如此界限分明。例如，美国总统特朗普理应代表一贯被视为“右”的共和党。但在2017年1月的就职演说中，他的基调却充满了“代表挣扎中的劳苦大众向权贵和建制派夺回权利”的“左”的论调，他完全不谈自由民主等美国传统价值，而是全力呼应民粹主义。特朗普宣称：“今天我们不仅仅是把权力从一个政府转交给另一个政府，或者从一个政党转交给另一个政党，而是将权力从华盛顿权贵的手中归还给你们——人民。”

　　在世界范围内，过去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争平等，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发达国家则要求开放国家间的政治边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现在是特朗普代表的美国却向发展中国家要求平等，在某些领域高筑贸易和投资壁垒，修筑高墙防止移民涌入；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则提倡国家间的商品和劳工进一步流动。过去反对种族歧视的旗帜是由黑人等族群高举的，现在轮到白人去抨击“逆向种族歧视”了。这些趋势，不仅反映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实力对比和全球社会结构的变化，也会赋予公平、自由、安全等概念以新的含义，带来世界政治思潮的变化。 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