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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通向理想国之路

　　第一节 理想国的标准

　　很多近现代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描绘过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的共产主义社会和孙中山的“天下大同”理念。不过他们的理想社会都建立在国家消亡的基础之上。从今天来看，国家消亡还没有任何现实可能。世界上预测未来50年、100年世界政治发展的著作很多，我没有读到其中任何一部认为主权国家体系或作为政治形态的国家，在可预见的将来会衰落下去。我认为，即使是从远期来看，更现实的政治目标，不是促进国家消亡，而是建设相对来说治理良好的国家。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他的名著《理想国》里讨论的核心概念是正义（即本书所说的公正），指出正义是理想城邦的原则。柏拉图把人的灵魂分为三个部分。最高的一部分是“用来学习的”，是为了认识真理，而不那么关心金钱和荣誉。这部分又可称为“爱学和爱智”。灵魂较低级的两个部分，一是“爱钱”，二是“爱荣誉”。由第一部分统治灵魂的人叫作“爱智者”或者“哲学家”；由金钱统治灵魂的人叫作“爱利者”；由荣誉统治灵魂的人叫作“爱胜者”。与此三种人相应，有三种形式的快乐。只有爱智者的快乐才是“真实的快乐”“纯粹的快乐”，而爱利者和爱胜者始终得不到这种快乐。正义的政体应当由爱学爱智的哲学家来治理。爱利者（如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和爱胜者（如军人）地位都应低于哲学家。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公正是首要的，军事和财富是次要的。国家显然应由精英政治主导，而不是让平民主义居于统治地位。

　　孔子和柏拉图几乎可以视为同一个时代的人。虽然古希腊城邦国家和中国春秋列国的国情很不一样，但孔子和柏拉图观察政治的角度颇有些相通之处。《论语》的核心思想是“仁”。论及政治，孔子最著名的一句话是：“政者，正也。”这同柏拉图关于“理想国”的核心原则是正义的思想完全一致。

　　《论语》记载了以下一段话：“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段话是说：孔子认为，治理一个国家应当具备三个起码条件：食、兵、信。但这三者当中，信是最重要的。如果只有兵和食，但百姓对执政者不信任，那这样的国家也就不能存在下去了。《论语》又有记载说：“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在这里回答说，人多了，要让他们富裕起来；富裕起来以后，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换言之，富民在先，教民在后。

　　柏拉图和孔子分别从正反两面划定了理想国的三个标准，就是要有公正，要丰衣足食，还要有维护尊严和安全的军队。在他们的年代，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还没有诞生或者流行，更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所以本书中所说的“信仰”，在那个时代远未成型。本书所说的信仰和公正，对应的是孔子所说的“信”和“正”，以及“教之”所要达到的目标。至于现代意义上的“人身自由”，在奴隶制和流行殉葬的古代社会，连基本的生存都没有保障，自然是极其有限的。

　　用本书归纳的五大目标来衡量，一个成功的、令人向往的国家应当是：第一，没有严重的外部和内部的安全威胁，国内政治稳定，暴力犯罪率低；第二，国家和民众都比较富裕，经济稳步增长；第三，国家有相对统一的信仰体系、道德准则和主流价值观，同时包容一部分公民所奉行的其他信仰，公民对国家认同度高；第四，公民之间贫富差距较小，公民平等在教育和社会保障体系中得到较好体现，社会不公能够通过法律和政策调整得到矫正，抑制官员腐败；第五，公民的自由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个人自由同民族、国家的自由相一致。也可以说，安全、财富、信仰、公正、自由五位一体，是衡量“成功国家”还是“失败国家”的一个有机的指标体系。

　　美国政治学者福山心目中良好的现代政治制度，即“成功国家”，应由强大的国家、法治、民主负责制所组成。福山称赞丹麦，说它“是个具有良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神秘国家，它民主、稳定、热爱和平、繁荣、包容、政治腐败极低”。中国政治学者刘瑜为福山的近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腐败》写的导读，讲的就是“如何到达丹麦”——“有法治、又民主，政府还高效而廉洁”。

　　我无意否认福山提出的衡量成功国家的尺度，只是想运用本书所提出的由五大目标所组成的指标体系，论证为什么可以认定丹麦等国为成功国家。如果说福山关心的是“如何使国家成功地到达丹麦”，我论证的则是“丹麦的成功表现在哪些方面”。

　　丹麦作家汉斯·克里斯汀·安徒生以其美丽的童话举世闻名，而丹麦也因此得到“童话王国”的美称，在世人眼里，丹麦在许多方面令人称羡。丹麦自19世纪下半叶实现工业化以后，在欧洲保持中立政策，一直没有卷入战乱。1940年4月9日，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入侵丹麦，第二天丹麦即宣布投降，“二战”中经济未遭受重大破坏。1949年北约成立时，丹麦是第一批成员之一。丹麦积极参加国际维和行动。冷战结束后，丹麦参与了北约对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丹麦的国防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左右，低于北约所要求的2%的比例。就国内外安全而言，当代丹麦没有遭受重大威胁，在环境保护、公共卫生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业绩出色。

　　丹麦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之一，201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5.34万美元，在世界排名第七。丹麦拥有诺和集团、乐高公司等世界著名品牌，科技领先。截至2017年，丹麦人口有575万，呈缓慢增长趋势，其中87%的人口祖籍为丹麦。作为单一民族国家，丹麦的移民政策相当严格，近年来只从波兰、波罗的海三国等新近加入欧盟的国家吸收少量移民，多从事体力劳动。丹麦国民幸福指数很高，民族凝聚力较强。

　　丹麦人的主要宗教信仰是基督新教路德宗。1953年通过的现行丹麦宪法规定基督新教路德宗为国教，国家予以支持。截至2017年1月，76%的丹麦国民是路德宗丹麦教会的成员。不过，宪法仅规定皇室成员必须是丹麦教会成员，其余的人均享有宗教自由，国家禁止宗教歧视。不过，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只有19%的丹麦人认为宗教对他们的生活有重大意义。

　　和其他北欧国家一样，丹麦没有经历过政教合一的罗马帝国统治，因此欧洲中世纪的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难以在这个国家立足。欧洲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教义推崇诚实可靠，排拒非分之想、不义之财。丹麦政府清廉指数很高，国内贫富悬殊不大，是世界上基尼系数最低的国家。

　　在意识形态和社会习俗方面，丹麦是资本主义世界中最自由化的国家之一。1969年，丹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使色情书刊合法化的国家；1989年，丹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允许同性婚姻的国家，2012年又正式通过法律使之合法化。英国智库列格坦研究所进行的一项“繁荣指数”排名，综合考量了各国在经济平等、个人自由、社会宽容度、教育、健康、生态环境、国家治理、社会安全等各方面的指标，丹麦在2016年的这项排名中列全球第九。从上述指标看，丹麦被视为“最成功的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当之无愧。

　　另一个北欧国家挪威，也同丹麦相仿，在各项社会发展指标中名列世界前茅。比如，在上述列格坦研究所的“繁荣指数”的2016年排名中，挪威名列全球第二；2016年挪威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达7.08万美元，全球排名第三。这两项指标都领先于丹麦。挪威出生、在英国牛津大学任教的政治学者斯坦·林根，发表过一篇题为《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国家究竟有多好》的案例研究，对挪威大加赞扬。他说，挪威是“当今最健康最标准的民主国家之一”。他描述道，挪威工业化进程从20世纪初才开始，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该国就从一个赤贫国家转变为当今世界上几乎最富有的国家。“二战”期间，挪威遭到法西斯德国5年的残酷统治，这一痛苦经历强化了挪威人的自由、平等思想。现今的挪威社会福利优厚，性别平等，社会和谐，教育发达，社会冲突很少，犯罪率低，政府廉洁，家庭幸福（在欧洲国家中出生率最高），国家财政盈余，等等。但林根同时指出，挪威的代议制民主出现了衰落现象，国民的价值观和社会生活开始缺少凝聚力和生命力。

　　在福山的著作里，中美洲小国哥斯达黎加被描绘为“治理良好的民主国家”和“摆脱拉丁美洲天生缺陷的一个好榜样”。哥斯达黎加是族群构成相当单一的国家，白人和印欧混血种人占总人口的95%、黑人占3%、印第安原住民约占0.5%、其他民族占1.5%，95%的居民信奉天主教，少数人信奉基督教和犹太教。早在1948年，哥斯达黎加就宣布废除常备军，成立国民警卫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没有军队的国家，从此杜绝了军人干政的可能性。这个国家靠1.8万人的警察队伍维持治安。2016年，哥斯达黎加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1825美元，在拉美地区名列前茅。按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一年一度的《世界自由度》概览评估，哥斯达黎加是世界上自由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福山说：“哥斯达黎加人自己认为，他们一直有平等和民主的文化。”

　　我在2013年曾经访问过哥斯达黎加，对这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生活水平、服务质量感觉一般，却对该国人民的自豪感印象深刻。在同哥斯达黎加的知识精英交谈时，我问他们对本国的世界地位如何评估，即属于西方国家还是非西方国家、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他们毫不犹豫的回答让我有些吃惊：“我们当然是西方国家——我们是白人，讲西班牙语，信奉天主教。另外，哥斯达黎加还是民主国家！”

　　上述三个西方人眼中的“良治国家”，以及在国内安全、经济发展、信仰体系、平等公正、个人自由等领域表现相对良好的其他国家，如芬兰、瑞典、爱尔兰、冰岛、捷克、斯洛伐克、日本等，固然有其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各自的优点，但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共同特色——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单一族群国家。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单一族群国家一旦放松了移民政策，允许大规模的外来移民进入本国的劳动力市场，并聚居于中心城市，这些国家的基尼系数肯定要迅速上升，社会凝聚力和国内治安也会受到严峻考验。日本在老龄化、少子化日益严重的今天，如果能多吸收一些外国移民，应该能推动经济发展。但是，许多日本人对本土文化和民族同质性有很强的自豪感，不愿以同质性和安全感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因此，移民是日本和其他单一族群国家长期引起争议的问题。安倍晋三领导的日本现政府将提升日本跌入谷底的生育率作为优先事项，同时想通过吸收更多女性和老年人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填补空白，而非借助移民。

　　实际上，哪怕是微小的异族影响，也会对传统的同质社会造成巨大的心理冲击。上文提到的林根对挪威社会凝聚力的担忧，绝不是空穴来风。他关于“挪威究竟有多好”的案例研究发表之后不久，挪威就出现了惊人惨案。2011年7月22日，挪威人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在挪威政府办公大楼前引爆威力巨大的汽车炸弹，然后又在首都奥斯陆以西的小岛上枪杀参加挪威工党青年团夏令营的人群，共造成77人死亡、300多人受伤。布雷维克是退伍军人、激进的基督徒，持极端右翼民族主义思想，仇视穆斯林、左翼人士和外来移民。这场惨案曾经震惊全球，也给北欧国家的社会稳定和团结敲响了警钟。

　　回顾丹麦、挪威这些“成功国家”从诞生到现在的历史，可以看到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天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对于一个在族群、宗教、文化上多元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到达丹麦”，不仅涉及政治制度，更需要考虑如何实现各族群融合的问题。全球化很容易使现有的单一族群国家变成族群多元的社会，但把族群多元社会转化为单一族群国家的努力，不但永远不可能达到目标，而且会造成族群仇杀的巨大灾难。

　　不过，新加坡的例子似乎可以证明多族群国家也可以走向“理想国”。新加坡人主要由100多年来从亚洲其他地区迁来的移民及其后裔组成。移民社会的特性、殖民统治的历史、地理的特殊位置，使这个国家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色。新加坡公民中华人占74%，马来族人占13%，印度裔占9%，欧亚裔混血占3%。1965年从马来西亚联邦脱离成为独立国家后，新加坡实现了奇迹般的发展，今天的各项社会发展指标都位居世界前列，2016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5.3万美元，同丹麦不相上下。

　　但是，为何福山等西方学者不把新加坡视为当代国家中的典范呢？因为在福山眼中，成功国家的三个标准——强大政府、法治、民主负责制，新加坡只占其二，被福山称为“在民主匮乏的情形下取得经济奇迹”的国家。新加坡毗邻马来西亚和印尼这两个比它大得多的伊斯兰国家，需要在大国间维持微妙的战略平衡。新加坡的国防预算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比丹麦、挪威等国高两倍左右。加上族群多元的特殊国情，使新加坡至今有强烈的不安全感，也就不得不牺牲某些个人自由，采取相当严格的社会管控政策。且不谈宏观政治制度，新加坡的住房政策就很特殊。组合房屋（组屋）是新加坡政府建的居民保障房，大部分新加坡居民都住在组屋里。为避免出现分裂的小团体和族群冲突的极端情况。政府不允许一幢楼或一个居民小区里住的全是同一族群的人。于是，组屋每一栋楼的居民构成，除了别的条件以外，都需要按照全国的族群比例来匹配。这一规定不动声色地奠定了族群和谐的基调，营造了社会安定的氛围。在西方发达国家眼里，这种强制性的规定显然是妨碍个人自由的，但在新加坡看来是维护公正所必需的。此外，如何在一般的爱国心之上凝聚国民的共同信仰，能否最终形成“新加坡民族”，也是年轻的新加坡国家建设中长久面临的课题。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世界上不少人都羡慕、向往美国。但是，在各国政治学者（包括福山等美国学者）当中，没有多少人将美国视为典型的“成功国家”。这是为什么呢？

　　应当看到，美国独立以来的200多年中，发展步伐是相当快的，成功经验当然不少。但美国在政治上也走过不少弯路，而且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和弊病。美国建立了一支世界上最强大的、遍布全球的武装力量，但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自认为面临严重的外部安全威胁。美国政府多次动用暴力镇压国内动乱，美国总统几次遭遇政治谋杀。美国的服刑人数长期居世界第一，枪支泛滥，凶杀案频发。美国经济有长期繁荣的时期，但1929—1933年的大萧条和2008年前后的金融危机都严重打击了美国经济，造成了全球恐慌，并引发不少国家的经济迟滞。美国人的政治信仰相对统一，各派政治势力都以“自由”为旗帜，信奉宗教的人群比例大于多数其他发达国家。但是，长期被奉为圭臬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基督新教传统受到文化多元主义日益强烈的冲击，政治极化严重。美国有较为完善的法治，但未能消除种族歧视，贫富悬殊持续扩大，引起民众对社会不公现象的强烈不满。在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2016年公布的一项关于世界各国自由度的研究报告里，丹麦和挪威分别位列“个人自由度”世界排名的第一和第三，而美国位列第28，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几乎是最低的，跟东欧国家不相上下，而且比2008年进行的同一项调查低了很多。这说明从西方标准看来，美国远非“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综上所述，美国距离本书提出的五项“理想国”标准，还差得很远——但愿不是越来越远。

　　第二节 永远在路上

　　应当承认，任何一个指标体系都无法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政治，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各个国家的观察者在看其他国家的时候，都难免用自己认为适合的标准来衡量。比如，美国人习惯用自由、民主、多元化的标准衡量他国；欧洲人除法治尺度外，对公正（通过社会福利体现）情有独钟；日本人会细致地观察他国生活的细微之处和待人接物是否礼貌周全，据此对他国做出一些宏观判断。比如，“日本人看中国更多是微观的东西”，如食品安全、中国武术、中医、中餐等事物。一些伊斯兰国家把宗教信仰写入国名和宪法，表示它高于一切；非洲人对于种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平等和国家道路的自由选择十分敏感。中国人衡量其他国家的优劣，除了它们的对华态度以外，主要看其政治稳定性和经济增长速度，而不大关注政治制度、信仰体系、人权状况、基尼系数或其他指标。本书对世界政治五大目标的研究，可能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世界政治中的多样性和同一性。全球化趋势加强了各国政治的同一性和相互渗透，而信息化趋势下的认同政治则突出了它们之间的区别和多样性。

　　各国政治都追求五大目标，但推进的重点、实现的方式和步骤会有很大不同。古代世界乃至20世纪中叶，种族歧视、阶级歧视、性别歧视、奴役、专制、酷刑等不仅普遍存在，而且在许多社会中被视为合理合法。当今世界，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治已成为被普遍接受的政治原则，尽管实现方式多种多样。这里的难题在于，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虽然建立了比较成熟的民主制度，但在诸如移民和难民涌入（欧洲、澳大利亚）、族群和宗教多元化（美国）、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日本、俄罗斯）等新的挑战面前，普遍存在“再民主化”的艰难选择。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推翻现政府的暴力革命基本上失去了合法性，以街头政治为工具的“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无法使民主法治一蹴而就（特别是在多族群国家），西方式民主的“榜样”光辉褪色，经济发展速度下降，政治转型更为艰难。

　　从政治哲学意义上来看，能达到五大政治目标均衡实现的国家，是最完善的“理想国”。但在实践中，国家将政治终极目标中的哪一个或哪几个置于更为优先的地位，是随着国内外环境和执政党及其领导人的政治倾向而不断变化的。世界各国、各区域政治目标的转换及其相互影响，是观察世界政治发展总趋势的一个视角，也使国别区域研究内容更加丰富。

　　以中国为例，在“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时代，颂扬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政治意识形态信仰的地位极高；在改革开放时期，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维护社会和谐，安全与财富两大主题凸显。20世纪80年代，中国提出一切工作要从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国家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实际出发。可以说，发展经济、增加财富，一时优先于其他政治目标。1993年，中共中央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件中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体现了当时国内政治的重点是推动经济发展。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这一原则逐渐受到质疑。经过多年讨论，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做出了“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调整。直到今天，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问题仍然没有在实践中完全得到解决，同时还出现了更多的非传统安全关切。中共十八大以来，政治天平再一次出现微调，强调的是高扬政治信仰的旗帜，增强政治安全、政权安全，而不再强调“一切要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的理解是要处理好这对矛盾，需要在发展中进一步注重社会公正，缩小地区差距、收入差距和城乡差距，强调协调发展、绿色发展。

　　美国国内的政治主题或目标也是不断变化的。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后，美国政治关注的重心一下子转到了国家安全问题上。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国家政治的重心调整到经济复苏、增加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上来。2016年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凸显收入不平等、社会公正缺失的主题。美国学者福山指出，“这次选举透露的真正信息是，几十年过去了，美国民主终于开始回应与大多数人都相关的不平等扩大化和经济停滞问题。‘社会阶级’这个主题重回美国政治的中心，压倒了那些在近几次选举中占据核心的议题（种族、族群、性别、性取向和地域）”。社会不平等问题成为美国政治的重心，势必将影响其国内政治目标调整的幅度和方向。

　　2016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公布后，一个在英国生活了多年的中国大陆学者在私人通信中感慨道：“这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政治一体化带来分配不均，引起得益不多者与担心国家主权和民众自主权被削弱的民众联合起来投票造反的结果。”可以说，英国和欧洲今天的政治目标，涉及更多的是利益分配不公，以及民族认同和文化信仰，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的缓慢，或者公民自由的缺失。

　　纵观自古至今的世界变迁可以发现，人类社会是在不断进步。在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进步”的含义不同。在政治领域，所谓“进步”，应当是指人类普遍的安全感增加，暴力活动减少，社会秩序和国际秩序走向稳定，财富总量增长，社会价值的分配更加公正，人与人之间在权利方面更为平等，公民的政治自由得到更大程度的保障，等等。但我们也看到，历史在前进道路上常有曲折和羁绊，人类未来难免面临巨大的逆流和“黑洞”，充满着不确定性。从以下这10个方面看，世界政治既有进步，也在某些领域停滞不前，或有倒退的危险。

　　（一）人类暴力逐渐减少，但战争的毁灭力增强

　　战争和其他暴力行为所造成的伤亡人数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在世界历史上呈下降趋势（两次世界大战是特例）。在我们生活的当代，参加过战争或经历过战乱的人，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低于世界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这不能不说是巨大的进步。

　　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大范围的长期和平有可能实现。直到“二战”，国家之间战争的目标都是夺取更多的领土，掠夺更多的资源和人口，国内战争则大多是夺取政权。但到了今天，世界市场的开放、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国际法和国际道义等因素，使为争夺领土资源而发动战争不仅在物质利益上得不偿失，而且会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和舆论的谴责。大国间危机管控机制的建立，降低了突发事件演化为战争的危险。在国内政治斗争中使用战争手段，如发动流血军事政变，也都普遍受到抵制和孤立。

　　但是，军事技术的发展，使人类一旦发生战争所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大。两次残酷的世界大战充分展示了这一点。今天，仅是美国和俄罗斯所拥有的核武器，就足以毁灭全人类。国际核裁军进展缓慢，而有能力、有意愿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还在增加。国际恐怖组织也在努力掌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值得注意的是，在信息时代，网络战、太空战和其他新的毁灭手段所能造成灾害的程度，并不亚于核战争。人们只能寄希望于掌握战争手段的组织和个人能够理性行事。但是同其他暴力行为一样，战争会因非理性决策或突发事件而引发。中国、俄罗斯、韩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全都担心拥有核武器的朝鲜所带来的安全威胁，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军事技术的“进步”，可能抵消人类在世界和平与安全领域的进步，甚至使其逆转。

　　（二）技术推动了人类进步，但也造成了对地球生态越来越大的破坏，使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全球政治问题

　　科学技术对人类进步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一方面，近代以来的技术进步，特别是医疗卫生技术的发展，使人口数量激增，人均寿命延长，生活质量提高。另一方面，欧洲工业革命之后的技术发展，也导致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正如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所说：“现代产业革命最深刻的悖论就是，一方面人类掌控生物圈的能力越来越强，而另一方面，我们还没有展示出足够能力，表明我们可以正确运用这种掌控力，使生物圈更加平衡、可持续。”于是，生态环境、公共卫生等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成为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的中心议题。

　　（三）世界物质财富增长速度高于人口增长速度

　　18世纪以前，世界人口增长得相当缓慢，此后的工业革命促使世界人口进入迅速增长的时期。世界物质财富的增长同人口增长呈现正比关系，在一般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高于人口增长速度。这意味着人类的总财富和平均财富在持续增长。当然，财富增长永远不可能达到在绝对意义上满足人类需要的程度，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

　　（四）人类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日趋严重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16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在过去25年里，人类发展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仍有许多人落在后面。妇女和女童、农村居民、原住民、少数族群、残疾人、季节性劳工、难民等，都是世界上贫困、被边缘化、易受伤害的人群。他们是遭受系统性排斥最严重的群体。他们不仅面临经济上的障碍，还面临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排斥。如果不消除根深蒂固的发展障碍，包括歧视和政治参与中的不平等，各国、各社会群体之间发展和收入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不仅发展中国家面临上述问题，发达国家也需要解决贫困和社会排斥所带来的挑战：超过三亿相对贫困的人口生活在发达国家，其中1/3以上是儿童。

　　当今世界，财富分配不均的状况是空前的。近几十年来，相对贫困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发达国家。这是世界范围内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政府没有起到缓和阶级矛盾、维持公正平衡的调节器的作用，有的政策甚至加大了收益分配的失衡。如果说财富增长代表人类的进步，那么全球经济不平等现象至少部分抵消了这种进步。在世界历史上，许多国家的政治动乱、暴力和战争，都不是源于贫穷和落后，而是源于生产力发展进程中平等和公正的缺失。

　　（五）全球化不可逆转

　　“一般而言，全球化概念指的是越变越‘小’的世界，用更为学术性的语言来说，指的是时间和地点的压缩。全球化意味着各种边界的系统性减少。”“全球化”作为一个新词的出现和流行，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而回顾远古以来的历史，其实就是人类群体交往越来越多、世界越变越小的全球化进程。

　　同西方扩张时代一样，当代全球化推动了资本、技术和知识的传递和分享，代表了历史的进步。全球化的自觉推动者是相对获益者，被动接受者是相对受害者。资本主义以其自私的利益动机和许多丑恶的方式，在不自觉地推动人类的进步。今天的全球化推动者，包括受到西方政府支持的跨国公司，就像当年马克思评论英国在其印度殖民地时所起的作用那样，“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当今的任何力量，包括所谓“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思想和行为，都无法将已经全球化的经济交往和社会流动，拉回到历史上那种社会之间相互隔离的状态。从这一意义上说，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问题只是其进程中谁受益更多、谁受损更多，前进道路上所遭遇逆流的大小和多少，以及人类是否有能力矫正全球化带来的失衡。

　　（六）在个人自由和尊严方面，人类社会取得了长足进步。同时，公民自由和权利在某些方面也受到更多约束

　　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迅猛发展，冷战结束后的政治多元化趋势，使各国人民获得了更大的经济自由、国内迁徙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尽管许多国家的自由度还有待提高。随着技术日趋发达，个人活动范围扩大了，吸收和传播信息的自由增加了；与此同时，国家对资源和社会的控制力也增强了，某些方面的个人自由逐渐受到限制。人们享有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在技术上很容易受限于政府和社会的监控，也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受到更多的社会规范的约束。比如，内心怀有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思想的，今天依然大有人在，但在大庭广众之下和公开出版物中，蔑称其他种族为“野蛮人”“低等动物”，或歧视女性的“言论自由”，在绝大多数社会都不被认可。

　　（七）以法治、民主为基础的现代政治制度是历史进步的结果，但民主的实现方式多样，并无一定之规

　　民主制度在古希腊的雅典已经出现。工业革命后的欧美国家普遍建立了议会制、普选制、相对独立的司法系统，并以立法的形式予以确认和巩固。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自称民主国家，其政府形式和法律之间的相似之处，多于它们同古代王朝、帝国之间的相似之处。这足以证明，立足于强政府、法治和民主的现代国家体制的建立，是巨大的历史进步。现代国家体制不会再倒退至过去那种封建专制、政教合一、殖民帝国的体制。但是，建设强大、公正、廉洁的政府以及法治、民主的形式和途径，在世界历史上多种多样。任何政治制度都不是完善的，都可能衰败，都必须在社会变革中与时俱进。

　　（八）基于种族和文化的民族主义十分强大

　　全球各地的民族主义，在可预见的将来只会加强，不会削弱。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的主权国家体系建立以来的三个多世纪里，主权国家的数量一直在增长，独立国家的出现远远多于国家的合并。民族分离主义此起彼伏，将推动更多国家的产生。

　　民族主义对于加强社会控制和国家团结是必要的。民族主义虽然强大，却只能凝聚内部，不能吸引外族，不能增加自己对外的软实力。宣扬本民族的伟大，在他人听起来无异于贬低其他民族。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出的“美国第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可以激发国内民众的民族情感，但在世界其他国家难以引起共鸣，引起更多的是反感。民族主义的历史作用，永远是一把双刃剑。

　　（九）宗教信仰的生命力无穷无尽

　　宗教信仰同世界政治发展如影随形。没有证据表明，人类的宗教信仰会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科学技术的进步而逐步消亡。也没有证据表明，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个人自由、安全感、社会公正与平等，同这个社会信教人数所占的人口比例有明显的关系。政治显然同宗教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东正教在沙皇时期、苏联时期和冷战后的俄罗斯所经历的不同命运似乎可以说明，政治对民族宗教信仰所起的长远作用是有限的。

　　同民族主义类似的是，宗教只能凝聚相同信仰的教徒，却排拒其他宗教。就宗教的排他性而言，如果像亨廷顿那样将“文明”界定为宗教，那么“文明的冲突”的确存在，问题只在于这种冲突是否演化为大规模暴力。与民族主义不同的是，多数宗教是跨文化、跨种族、跨国界的，也因而对一个国家内部政治走向的影响一般小于民族主义。但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个事实是，世界各个主要宗教都比民族和国家稳定得多，存在的时间长得多。基督教和佛教都已有2000多年历史，而没有一个朝代、一个国家能有那么长的历史。历史上的政教合一，其结果是国家消失了，宗教却存活下来。许多国家都试图毁灭国内的所有宗教或某种特定的宗教，但这种努力鲜有成功。特定的宗教当然也会发展演变，会消亡，但其变化的幅度和速度小于文化的其他部分（如语言、娱乐工具、穿着和饮食习惯），更小于民族和国家。作为一种人类精神，宗教信仰的生命力无穷无尽。

　　（十）全球政治体系有望继续朝着有序的方向演进

　　从历史上看，政治秩序的建立由村社到城邦、封建国家、帝国体系，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现代国际秩序建立之后，除南极大陆等极少数陆地以外，已不再有“无主”的土地，不再有完全无序的地理区域和功能性领域。正如《金融时报》的一则评论所说：“就算有再多瑕疵，1945年后的全球秩序也带来了引人注目的相对和平与繁荣的时代。我们都可以指摘错误——无论是华盛顿的傲慢、欧洲政客的腐败还是世界各地银行家的贪婪成性。但总体而言，生活水准不断提高，宽容政治不断传播。”现代国际秩序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冷战的终结等若干次重大冲击，今后也会继续遭受重大冲击。但由主权平等的国家组成国际体系，用和平手段来解决国际冲突等大原则，在可预见的将来，将会被人类所长期坚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合作与协调机制也将长期存在并有望改善。从历史长河来看，局部的政治失序经常发生，但全球政治体系总体上朝着有序的方向演进，这是值得庆幸的，也是值得努力推进的。

　　综合观察上述10个方面的趋势，在本书探讨的五大世界政治终极目标中，安全（和平）、财富（发展）、自由这三大难题虽然仍旧突出，但总体上呈现缓解趋势。目前世界各国政治中引发最大矛盾和冲突的问题，集中在社会平等、公正的领域，民粹主义应运而生，且有方兴未艾之势。与此同时，近几十年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跨国移民和大批涌现的难民，使几百年来在地理上相对隔绝、持不同宗教信仰、肤色不同的族群被迫相邻而居，矛盾丛生，社会治理越来越困难。一些国家内部不同的宗教和教派认同、族群认同、文化认同，侵蚀着国家团结和社会凝聚力，族群、教派间的不平等和民族分裂倾向更加严重。社交媒体的发达，个人权利意识的膨胀，社会公德的缺失，更威胁着这些国家内部政治信仰的一致性。

　　在这种新环境中，“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变化。在中国的政治背景下，“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同“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属于相辅相成的同一套话语体系，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再一次得到重申，其正确性毋庸赘言，亦不容置疑。同时，世界政治的多样性和新趋势，需要研究者有开阔的视野，关注和平与发展之外的其他主题，寻求综合分析的新框架。

　　追求人类大同政治理想的努力，永远在路上。所谓终极目标，就是永恒追求却永远不可能完全达到的目标。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道之将行还是将废，既不取决于我们的理想，也不应当是命中注定。我的理解是，“道”就是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希望这本小书有助于从不同角度探讨政治之“道”。 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