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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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信仰
第一节 信仰的种类
将“信仰”列为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之一,会引起一些中国人的不解或不赞成。有人说,政治的本质是争权夺利,同信仰有什么关系?还有人说,根据本书所采用的“政治是对稀缺资源的权威性分配”的定义,信仰不是政治的一部分。我的回答是:信仰恰恰是一种资源,而且往往是政治生活中各派力量都要争夺的一种精神资源。中国的政治教科书经常表达的一个观点是,境内外敌对势力企图用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腐蚀我们的党员干部,使他们丧失共产主义理想。研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不难发现,讲话自始至终贯穿着坚定信仰理念这一主题。《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指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一贯强调共产主义信仰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长远目标的重要意义。因此,将信仰列为政治的一项终极目标,应当是无可置疑的。
信仰是对某种理论或概念的坚定认同、信服、尊敬、崇拜。信仰建立在人的主观意识——而未必是客观事实——之上。任何有意识能力的人都可以具有信仰,使之成为精神寄托和行动指南。人类的信仰可以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政治信仰,也可以称为意识形态信仰;第二类是宗教信仰;第三类是民族信仰,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为文化信仰。这三类信仰之间,往往出现部分重叠和交叉。还有人把宗教和民族主义统统归到意识形态范畴之内。
政治信仰
政治信仰和意识形态信仰一般是合一的,都想改造、建立和维护某种政治制度。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无政府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等,都属于政治(意识形态)信仰的范畴。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能最清楚界定的政治信仰是共产主义。它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学说为基础,由列宁、斯大林等布尔什维克以及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运用于本国的革命和实践。
共产主义信仰是一种学说。它在解释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这一历史发展趋势,指出了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性质、条件和在全世界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美好前景。共产主义信仰体现着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向往和追求,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精神支柱。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就要把在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作为终生奋斗的理想;就要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人生;就要用共产主义道德原则和规范来处理个人与社会、集体与他人的关系。共产主义思想主张最终消灭私有产权,建立一个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制度,以及一个没有货币、阶级、政党、政府、国家的社会。中共十九大修改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共产主义信仰是全球性的。冷战结束,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入低潮。但除了中国以外,越南、老挝、古巴还是信仰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和其他一些共产党仍然在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作为共产主义信仰的标志,中国共产党的党徽是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图案,同苏联共产党和其他一些共产党的党徽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国内许多人都以为,朝鲜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同中国一样信仰共产主义。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认识。今天朝鲜的政治信仰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朝鲜劳动党的指导思想是“主体思想”,倡导“先军政治”。2012年4月11日通过的《朝鲜劳动党章程》修正案,写明朝鲜劳动党“以金日成–金正日主义为唯一的指导思想,坚持将全社会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化作为党的最高纲领,在金正恩同志的领导下为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事业、主体革命事业的胜利进行斗争”。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洪光中将于201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尖锐地评论道:“朝鲜早就放弃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建党的指导思想,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没有任何相同之处,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朝鲜在1972年宪法中还规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我国现实的朝鲜劳动党的主体思想,作为自己活动的方针’,但到1980年朝鲜劳动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就把‘金日成同志的革命思想、主体思想作为唯一的指导方针’,‘领袖是赋予人民生命的恩人和慈父’,这时朝鲜已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013年朝鲜劳动党在建党《十大原则》(其地位高于党章和宪法)中,明确在主体思想指引下,‘应深化树立党的唯一领导体制事业,并世代延续’,并规定‘应将党和革命的血脉白头山血统(金氏血统)永远延续下去并坚决保持其绝对的纯洁性’。这里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味道没有?”无论对朝鲜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做出何种评价,这个国家不再信仰共产主义,而只信仰金日成创立的“主体思想”,是没有疑问的。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朝鲜劳动党的党徽同苏共、中共的党徽设计差别很大,体现了“主体思想”的中心地位。
20世纪以来在世界上有一定影响的意识形态中,可以作为政治信仰来讨论的,主要有法西斯主义和自由主义。
法西斯主义是“一战”后出现的鼓吹种族主义、专制和扩张的政治理论、运动和政权形式,最先由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提出。“法西斯”一词源于拉丁文,原指捆在一起的棒子,象征群众围绕着领袖形成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法西斯主义否定资产阶级民主,奉行国家利益至上、民族利益至上、领袖的意志至上,融种族主义历史观和专制哲学于一体,既反对共产主义思想,也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主张建立以领袖的意志为中心的强大帝国,实行扩张政策和战争政策。
“法西斯”一词有时被泛化,用以称呼后来出现的军国主义国家或独裁政权,如东条英机时期的日本帝国、弗朗西斯科·佛朗哥时期的西班牙等。真正信奉过法西斯主义的代表性国家,一个是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另一个是希特勒领导下的纳粹德国。一般认为,纳粹主义是法西斯主义衍生的一个分支。纳粹主义意识形态的精神是“属于德意志民族的”,而不具备普世价值。
作为一种信仰,纳粹主义的基本理论,首先是“种族优秀论”,认为德国“优等种族”有权奴役甚至消灭犹太人等“劣等种族”;其次,纳粹主义宣称作为“领袖”的阿道夫·希特勒是国家整体意志的代表,国家权力应由其一人掌握;最后,纳粹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力主以战争为手段夺取生存空间,建立世界霸权。纳粹既反对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制度,也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和自由主义。
纳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区别,是纳粹主义强调以牺牲其他所有种族来达成德意志民族的繁荣,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则认为国家无须为某些特定的种族服务。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目标是将国家的地位置于所有其他事物之上,可以说是一种强调中央集权至上的理论。而纳粹主义除强调极权之外,还强调德意志“民族”(Volk)及其“民族共同体”至上。正因为如此,纳粹主义的局限很大,但为它“量身定做”的手势、标识、制服等“外壳”有时被当代人借用;其法西斯主义的核心,即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对独裁者的神化,才是更值得警惕的。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信仰体系,既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充当其信奉者所普遍认可的“模板”,也没有公认的“领袖人物”。关于自由主义的详细论述,参见本书第七章第三节,在此不赘述。
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是世界上最常见的信仰。恩格斯指出,“一切能影响群众的精神手段中第一个和最重要的手段依然是宗教”。美国作家尼古拉斯·韦德在其著作《信仰的本能》中提到,5万年前,也许更为久远——在有智人的时候,就有了宗教,宗教信仰的本能被印刻在人的本性之中。在人类早期社会中,宗教起到了法律和政府的作用,成为团结一个教区或整个文明的中枢。即便在现代社会,尽管世俗体制的兴起取代了宗教的许多古老的角色,宗教信仰依然有助于加强社会的结构。
关于世界信教人口所占总人口比例的统计众说纷纭,最低的统计是59%,最高的达85%。一份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全世界的宗教信徒约54.52亿,占当时总人口64.9亿的84%。其中,基督教徒(包括天主教、新教、东正教等)约21亿,占世界总人口约33%;穆斯林约15亿,约占总人口的23%;印度教徒9亿,约占总人口的14%;佛教徒约3.76亿,约占总人口的6%。这四大传统宗教的信徒总人数占当时世界信教总人数的88%以上。另外根据一项中国研究者2008年的统计,全世界信教人口已达50亿人,占世界人口总数的85%。其中基督教徒22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1/3;穆斯林约13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1/5;佛教徒3亿多人,其影响亦日益壮大。这两项统计的结果相当接近。中国大陆信教人口比例是11%~14%,但是不同说法也很多。当然,什么叫“信教”,是很难定义的。有人自称信教,却很少参加宗教活动;有人又因种种原因隐瞒或否认自己信教并参加宗教活动的事实。
我认为,关于世界信教人口的上述两项统计,都有夸大信教者人数之嫌。两项统计显然把未成年人都包括进去了。欧洲原先是基督教的发源地,政教合一的罗马帝国文化遗产影响深远,今日欧洲却成为除东亚以外世界上世俗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根据2010年的一项盖洛普调查,欧盟国家中只有51%的人口承认上帝(或真主)的存在,26%的人认为有某种“神灵”存在,20%的人否认上帝或神灵的存在。其中捷克、爱沙尼亚、瑞典、英国、德国东部、法国等最世俗化,只有不到30%的人认为宗教对自己的生活是重要的。认为“宗教对自己生活重要”的人,集中在意大利、葡萄牙、波兰(以上为天主教)以及罗马尼亚(东正教)等国。最笃信宗教的人群,居住在原属南斯拉夫的科索沃地区,该地区有90%以上的人信仰伊斯兰教。
宗教信仰是超验的,其笃信的激情与尊崇的内容未必是理性认识和感性经验的积累。宗教信仰对政治的影响程度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在人类历史早期,曾经历过神权政治,宗教处在政治的核心地位。后来一些宗教势力力图摆脱尘世,与政治分道扬镳。近代欧洲启蒙运动之后,宗教的地位下降,社会展现出一个世俗化的过程。19世纪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猛烈地揭露和批判传统的基督教道德。他指出,欧洲人近两千年的精神生活是以信仰上帝为核心的,人只是上帝的创造物、附属物。尼采对此表示强烈不满,他的一句名言“一声断喝——上帝死了”,是对上帝无情无畏的批判。尼采认为,基督教从被压迫者的宗教,转化为统治者压迫者的宗教,它的衰落是历史的必然。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研究了西方社会的理性化过程。韦伯认为这一过程的核心就是“祛魅”(disenchantment),即运用科学的方法剥去迷罩在人类社会现象中的神化或魔化的种种光环。后来韦伯注意到,在中国、印度等非西方地区,同样存在理性化形态。这一时期,许多人相信“科学和理性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科学技术促使人类进步”的思想风靡全球,宗教一度堕入了冷漠、疏离状态。在20世纪绝大部分时间的政治领域里,战争、革命、民族解放、冷战、意识形态斗争等成为主题词,而宗教因素在民族国家体系中似乎被不断地边缘化。直至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1993年提出“文明冲突论”,以及1999年发生的科索沃战争,才使更多的国际政治研究者重新关注宗教的影响。
进入21世纪的第一年,人们意外迎来了一个宗教的警醒。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轰然倒塌,让人们看到宗教极端势力的疯狂。同时,除了西欧以外,世界各地的人们都纷纷回头到宗教信仰中寻求慰藉、指导和认同。如同亨廷顿在其著作中所引用的话,到处可见“上帝的复仇”。哈佛大学韦瑟黑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003年8月发表了一项报告,对20世纪后期全球宗教状况进行了详尽的定量分析,明确指出:“拥有世界大部分人口的多数国家都处于宗教复兴之中。这一复兴最强有力地涉及东欧前共产党国家、中亚、高加索地区,还有拉丁美洲、中东、非洲、中国和东南亚……”全球宗教复兴的表现,一方面是宗教组织和信徒在数量上的增长,另一方面是宗教在政治公共领域地位的凸显,即宗教政治化,宗教从隐性走向世界政治舞台的台前,并呈现跨国界现象。
近十几年来,世界宗教发展趋势是发达国家信教人口比例下降,发展中国家信教人口比例上升。美国信仰基督新教和天主教的人口比例高于欧洲。由于基督教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信仰基督教的非白人比例可能很快将超过白人。据说韩国的基督教徒占到总人口的30%,高于传统影响很深的佛教,韩国的海外传教士人数仅次于美国(韩国的近邻日本,却没有类似趋势)。伊斯兰教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传播十分成功。天主教近年来在拉丁美洲传播得很广。
中国宗教研究者加润国2015年发表的研究成果显示:“当前国际宗教形势的基本特征是:世俗化进程加速发展,原教旨主义异军突起,宗教极端主义恶性膨胀,宗教的网络化势不可当,宗教非政府组织日益活跃。当前国际宗教形势的地区特征是:欧洲世俗化加速、‘恐伊症’凸显,美国新无神论崛起、基督教新右翼过气,俄罗斯东正教复兴、伊斯兰教发展,拉美天主教强大、新教徒增长,非洲传统宗教衰落、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争锋,中东激进势力上升、宗教矛盾突出,中亚‘三股势力’抬头、挑战世俗政权的治理能力,南亚印度教势力上升、宗教冲突加剧,东南亚南传佛教活跃化、伊斯兰教板块化,东亚宗教民族主义崛起、海外传教强劲。”这应是关于世界宗教发展趋势的一个比较全面的概括。
自古以来,世界上一直存在种类庞杂的邪教(英文为cult或pseudo religion)。同主要宗教相比,每种邪教的信众都并不多,存在时间也不长,但其腐蚀灵魂的危害不小。邪教组织假借传播宗教或科学、医学,号称拯救人类,掩盖其对信徒的精神控制和经济盘剥。它们通常有一个自称具有超自然力量的教主,以秘密结社的组织形式控制信众,获取他们无条件效忠和服从,并使他们放弃其他社会认同和共同价值,从而对社会凝聚力、公共安全、个人自由、身心健康、教育等造成危害。
民族信仰
民族概念和民族主义问题十分复杂。美国学者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个想象出来的政治意义上的共同体,它不是许多客观社会现实的集合,而是一种被想象的创造物;不是民族产生了民族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这里所说的民族信仰,泛指对本族群、民族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的认同、尊崇和忠诚。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认知,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出现,在其他民族的历史叙事中也充满了类似的意识。
个人的自尊、自爱、自强、自保,以及各种自我意识,扩大到血亲、乡土、族群、国家,就产生了民族意识。同一种肤色和相近的相貌所形成的生物特征,即种族;同一种语言和相近的生活习性所形成的社会特征,即文化。与相同种族、相同文化的人相对亲近,以至联姻;与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相对疏远,以至敌对,是人类历史的常态。
如果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意识形态,那么它比其他任何意识形态都更为持久、更为强大。同其他政治信仰和多数宗教信仰不同的是,民族信仰只限于对本民族及其文化的信仰,于是各个民族信仰之间是不同或冲突的。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厚的民族,其民族信仰更为强烈。
对于大多数国民不信奉宗教的中国来说,民族信仰需要同文化传统相一致,其特点之一是对国家统一的恒久追求。这一特点在本书第二章里讨论过,不在此重复。“儒释道”也是对中国人文化信仰的一个概括。“儒”指孔子开创的学派;“释”指古印度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道”指依据老子《道德经》演变而来的中国本土宗教。
美国虽然只有200多年的历史,但自称形成了“美利坚民族”(the American nation)。它的民族信仰即“美国信条”和美国主流价值观,其最重要的内容是个人自由,由此引申出对民主、法治的崇尚。美国信条从基督教信仰引申出自己是“山巅之城”“上帝选民”,有通过推进自由价值观来“领导世界”的责任。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人口、族群、宗教的构成日益复杂,在民权运动的推动下,又发展出对“多元文化”的信奉。近年来,右翼保守势力回潮,白人种族主义上升,给美国的民族信仰注入了新的不稳定因素。
俄罗斯的民族信仰同斯拉夫主义相关联,也同东正教相关联,一方面强调俄罗斯同欧洲的联系,另一方面强调有别于西方的独特历史定位。俄罗斯人相信其民族文化的优越性,怀有某种“上帝选民”的救世主意识,要求维系一个领土辽阔、令人敬畏的中央集权国家。近现代俄罗斯思想家对本民族的特殊使命、特殊发展道路有许多深刻著述,其影响延续至今。
从表面上看,日本没有一个对自己民族顶礼膜拜的信仰,但日本有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日本民族是一个勇于和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民族,其文化是通过吸收、选择、融合外来文化(包括古代中国文化、近代欧洲文化、当代美国文化),才得以形成的混合文化或曰“杂文化”,日本人自古以来信仰多神论,认为世上万物皆有神。当代日本人往往在婴儿出生和人生喜庆时,以本土的神道教仪式庆贺;不幸之事采用佛教仪式祛除;举行结婚仪式去基督教堂。但日本人又不失其传统的、保守的主体文化,比如几乎原封不动地传承了茶道、相扑、歌伎等传统文化形式。这种多元化的思维方式给日本文化带来了极大的融合性和实用性,但又不失其独立性。
世界上多数中小国家(例如丹麦、科威特、哥斯达黎加)都不具有特色强烈的民族文化信仰,但以色列是个例外。以色列是一个以犹太民族为主体的国家。犹太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神教之一,也是犹太民族的生活方式及信仰。同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不同的是,犹太人不欢迎外族信仰犹太教,不主动到外族人中传教,坚持皈依犹太教者必须通过考验才可以入门。以色列没有从法律上规定犹太教为国教,而且现在以色列公民中有20%左右是阿拉伯人(其中巴勒斯坦人为主),但以色列以犹太人为基础立国,而以犹太教为民族信仰的国家在世界上只有一个。以色列又是中东地区唯一采用多党制的西方式民主国家。在文化意义上,以色列和日本一样,十分执着于自己的传统,尽管保守的正统犹太教徒在以色列并不占多数。
第二节 信仰的政治功能
当代世界的政治家、政治团体、政党、国家,无不打出信仰的旗帜,作为其奋斗的终极目标。特朗普在2015—2016年竞选总统期间竭力将恢复基督教传统信仰和“使美国再度强大起来”的民族信仰结合起来,以号召选民。基辛格描述的“伊斯兰国”等激进势力,相信自己有义务去发动改造世界的“圣战”,使之成为大一统的伊斯兰天下。“圣洁,而不是稳定,才是这一世界秩序观念的指导原则。”有人说,许多政治势力和人物只是将他们宣称的信仰作为获取权力和利益的工具,而非真正的目标。事实的确如此。不过,宗教极端势力和西方政客等,之所以能蛊惑煽动信徒或选民,还是因为他们宣扬的信仰代表了信徒或选民的愿望和所追求的理想。
除了作为终极目标之外,信仰还有其他一些政治功能。
第一,信仰建立在道德基础上,并具有道德感召力和社会约束力。
无论哪一类信仰,都代表了其信奉者的善恶标准和行为准则,具有强大的道德感召力。共产党人谴责阶级剥削和压迫,号召劳苦大众做自己的主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感召力,充分表现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上。
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都宣扬其教义扬善抑恶、爱好和平、倡导道德高尚、主张自由平等公正宽容、凝聚社会团结、推动不同种族和民族相互融合、引领人类进步。在世界上大多数人群中,说自己“没有任何信仰”,就相当于说自己没有道德底线。民族文化的信仰者相信本民族的先知、圣人是道德楷模,本民族的精练文化读本、音乐、美术作品,使人们获得精神上的升华。信仰提供了道德准绳、行为方式、终极关怀。
西方许多人认为,宗教(主要指基督教)有利于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平。美国历史学者杜兰特说,虽然在基督教统治下的欧洲中世纪,不道德行为横行,“但是,如果没有基督教的伦理、牧师的谆谆劝诫、圣人的以身作则,以及使人宁静、统一的宗教仪式来维护人心,可能五百年间因为蛮族入侵、战乱、经济萧条和政治混乱所催生的道德失衡,将会更加严重”。他还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前的历史中,还找不到一个显著的例子说明,在没有宗教的帮助下,一个社会的道德生活也能成功地维持。法国、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已经使他们的政府脱离了教会,但是他们仍旧需要宗教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给予帮助”。美国国际政治学者罗尔克认为,宗教往往被看作世界政治动荡不安的根源,但是宗教在本质上,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和平、人道主义关怀与和平主义的根源。
基督教和佛教的教义在国内传播较多。这里引用一本中国人写的关于伊斯兰教的著述,来说明伊斯兰教义是如何教人从善的:“它的宗旨是提倡和平、友爱和创造。它教诲人类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关心、相互友爱,为实现天下和平、全人类的幸福和尊严,做出实际的贡献。”“自由是人类的一项自然的权利,精神上的权利,也是一种宗教上的责任。”“伊斯兰教义中包含着深厚的人道主义,它肯定人的良心的存在。这个宗教的人道主义的良心,具有不杀生、不仇视、不忌妒、博爱众生等道德观念。”“在真主面前,地球上所有的人不分民族、阶级和信仰,在权利和义务方面都是平等的,没有地位高低和尊卑之分。”“孝敬父母、尊重老人为万善之首。”“要克己忍耐。”“要讲中庸之道。”诸如此类,还有很多。上述归纳除了对真主的崇拜以外,看不出伊斯兰教所提倡的价值观同中华民族的传统理念有多大区别。
宗教的社会功能,一是为人生提供意义,二是提供对人类行为的内心约束。在日本,神道教和佛教已成为普通民众的重要精神支柱,并构成日本社会公共道德系统、文化教育体系、社会调控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本这样一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社会竞争异常激烈、经济秩序时常动荡的社会里,宗教起到了稳定社会、安定人心的重要作用。日本是世界上社会治安比较好的国家之一,原因是多方面的。宗教道德对社会公德的潜移默化作用是重要因素之一。与此同时,宗教在日本也具有保存、延续和发展民族文化、风俗习惯和巩固社会制度的功能。
第二,信仰是政治认同的基础之一,既有凝聚力,也有内在张力。
“政治认同”指的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个人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确定自己的身份(identity),并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对这种身份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政治认同与人们所归属的地域、国家、种族、民族、文化有关,其中信仰起着关键作用。
除了基本上已经被当代国际社会所唾弃的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以外,世界上各种主要信仰的道德准则差别不大,比如对本信仰发自内心的尊崇、诚信、友善、互助、团结等。很多同信仰有关的仪式,如唱圣歌或颂歌、读经、祈祷、宣誓、教化、办学、培训等,从形式上看也大同小异。这些是信仰团体区别于其他社会团体和企业的特殊之处。同时,宗教和其他信仰团体也具有世俗性的一面,即为了维持和进行其活动而拥有和运用财产(比如向信徒募捐),成为经济社会的一部分。它们是神圣性和世俗性相统一、信念和实践相统一的社会体系。这样,信仰团体就不仅拥有效忠于它们的人群,也拥有财富和其他物质利益,成为政治社会的一员。
单纯为信仰而生活、献身的人为数不多。精神信仰同物质利益相结合,能产生巨大的政治能量。利益经过信仰的透镜折射后,可以被扩大无数倍。比如,耶路撒冷对于笃信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的人来说,是无比崇敬、无可替代的圣地,而对其他人来说,只有文明古迹上的意义。钓鱼岛、南海诸岛、中国同不丹边境上的洞朗地区,从开发经济资源的角度来说,并非关系到十几亿人的民生,但用民族信仰的透镜看,它们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也就具有无比重大的政治意义。
信仰能够凝聚有相同信仰的人、群体和国家,使他们形成政治合力或者政治组织。在共产主义信仰的旗帜下,列宁于1919年领导创建了第三国际,又名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是一个国际组织,其成员是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任务是团结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推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确立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彻底消灭阶级,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国际成员最多时拥有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召开过7次代表大会、13次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为了有效地组织反法西斯的斗争”,共产国际于1943年6月宣告解散。诚然,假如没有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和苏联的组织力量、经费支持,就不会有共产国际的积极活动,但共同的信仰毕竟是联结该组织不可缺少的纽带。
欧盟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其成员让渡部分主权的超国家机构,其成员共同的价值观是思想基础和必要条件。在欧盟委员会的要求下,一个欧洲调查机构于2012年就“欧洲人的价值观”做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该报告发现,当时27个欧盟成员中的大部分人都认为成员之间价值观的相互接近程度高于它们同非欧盟成员的接近程度。其中较晚加入欧盟的斯洛伐克、波兰、保加利亚、捷克等国公民中,认为欧洲人有共享价值观的比例高于法国、西班牙等“老欧洲”国家。青年人中认同欧洲价值观的高于老年人。按认同程度算,欧洲人共享的价值观念依次是人权、尊重人的生命、和平、民主、个人自由、法治、平等、团结、助人、宽容、实现个人目标、尊重其他文化、宗教。欧洲人认为,欧盟体现得最好的价值观,依次为和平、民主、人权、法治、尊重其他文化、团结、助人、尊重人的生命、个人自由、平等、宽容、实现个人目标、宗教。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大多数欧洲人支持自由竞争,认为政府对个人生活干涉太多。
从上述调查中不难发现,欧洲人的信仰体系既继承了古希腊、古罗马的许多观念,也深受基督教(包括新教、天主教、东正教)教义的影响。从总体上说,欧洲价值观的基础是现代自由主义。
在当今世界,伊斯兰教徒组织了以共同信仰为基础的若干个大型的政治组织,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重要事实是,除联合国以外成员最多的国家间组织不是欧盟,而是伊斯兰合作组织(Organisation of Islamic Cooperation,简称OIC),其前身为伊斯兰会议组织,是联合国常驻机构。该组织现有57个成员,分布在亚、非、欧、南美四大洲,覆盖人口约为13亿。伊斯兰合作组织自称“伊斯兰世界的集体呼声,它致力于在促进国际和平与世界各类人民和谐的精神下,保卫和维护穆斯林世界的利益”。该组织定期举办成员首脑会议、外长会议,设有秘书处及文化、经济、科技等6个常设委员会,还有17个附属、辅助和专业机构,包括银行和金融机构、商会、大学、论坛等,全部以“伊斯兰”命名,其功能涵盖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
此外,自称“代表全世界所有穆斯林”的,还有伊斯兰世界联盟(The Muslim World League)。它是一个国际泛伊斯兰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享有非政府性咨询机构的地位。伊斯兰世界联盟“履行向全世界宣传伊斯兰教的义务,阐释伊斯兰教的教义和原则,以驳斥对伊斯兰教的各种歪曲,维护和增进穆斯林少数民族在宗教、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权利,协助世界各地穆斯林团体的宜教活动,促进他们的内部团结,支持建立在正义、平等基础上的国际和平、和谐和合作”。该组织提倡颁布统一的伊斯兰教法规,鼓励各国穆斯林组织严守以《古兰经》为根据的伊斯兰教法,遵守伊斯兰的生活方式,促进建立世界穆斯林共同体。国际上有人怀疑伊斯兰世界联盟有极端主义倾向,支持过恐怖活动。
民族信仰,表现为基于文化和族群利益的民族主义,在世界近代史上被视为积极进步的力量。民族主义是17—18世纪欧洲的产物。早期民族主义起到了反对强权政治、培养民主及平等意识、增进社会凝聚力的进步作用。它以革命的名义,唤起人民的激情,鼓动人民为了民族国家理想而奋斗。英国政治学者阿兰·瑞安说:“近代国家的经济基础组成十分复杂,需要某种有凝聚力的原则来团结人民,不让个人自行决定遵守哪些法律,不遵守哪些法律……民族主义使人的忠诚超越家庭或部落,在这个意义上,它产生的后果弥足珍贵……社会只有实现了政治统一,才能向现代化挺近。”
早期民族主义同追求个性解放和参与公共事务的自由主义思想并行不悖。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都激发了民族信仰,但其内涵有所不同。美国的民族意识是英国殖民统治促发的,其核心内容不仅仅是独立的政治权利,而且同个性自由和宗教信仰多样化密不可分。美国民族信仰充满了“命定观”的宗教色彩。在法国,反抗国内暴政同反对外族干涉有着相同的目标,激起了巨大的民族主义热情。但是,当法国民族主义走向对外扩张时,唤醒了欧洲其他国家的民族意识。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运动,达到了空前高潮。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使民族主义在德国蒙上了一层浓厚的军国主义阴影。此后,随着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民族主义的影响扩展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并且成为反对欧洲和美国施加民族压迫的主要思想武器。正如历史学者汉斯·科恩所指出的,“在其初始之际,民族主义打碎了传统的、陈腐过时而束缚人的社会秩序,并以人类的尊严感、以参与历史和管理自己事务的骄傲和满足感填充着追随者的心灵。这种使人获得解放的感情正是19世纪欧洲早期民族主义的特征,正如今天(20世纪中叶)在亚洲和非洲一样”。
民族主义的基本目标有三个。第一个目标是文化民族的自治和政治独立,即建立自己民族的国家。近现代民族解放运动要实现的,是第一个目标。值得一提的是,所谓“民族”解放和独立,大多数情况下并非文化民族的独立,而是在殖民地的基础上,在历史及自然形成的疆界内,一个多族群的社会产生了国家。冷战后新建立的国家,则多数是从原来的多族群国家分裂而来。如果民族主义的目标是每个族群都建立自己的国家,那么这一过程不但充满了痛苦和灾难,而且永远不会终结。
民族主义的第二个目标是在已经独立的国家中培养主体民族的民族意识,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这个目标比民族独立更为复杂、更为艰难。现代民族主义主要强调个人和集团对民族的忠诚,即凝聚民族信仰。随着主权国家林立,当代民族主义不但要求个体对本民族的忠诚,而且要求个体对国家主体民族的认同,对主体民族所控制的国家机构的忠诚,同时排斥个人对跨国组织(大到欧盟,小至跨国公司)等非族群实体的归属感。这种努力被称为“民族建设”。
在当代多族群国家里,“民族建设”带来了一定的内部凝聚力,但是将国家建设成具有统一文化的民族的努力,也带来了许多内在张力和矛盾。在多族群国家中,各个族群不同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客观上造成了不同的利益,而往往有一个较大的族群在政治上比其他族群有更大的权力,国家政策也向这一族群的利益倾斜。这时,爱国主义的号召,就相当于较大的族群要求其他族群向它效忠。处于不利地位的族群,当其族群感情受到伤害、族群利益遭受损失时,所能想到的最终解决办法,就是本族群的独立。如果某一少数族群在国境之外还有实力强大的本族人,就可能寻求外部援助,或联合境外的本族人建立新的国家。这是不断出现民族分裂(其实是国家分裂)的主要原因。冷战后南斯拉夫联邦解体,苏丹被分裂为苏丹和南苏丹,中东的库尔德人、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人、法国的科西嘉人等要求独立,都有类似的情景。
民族主义的第三个目标,是对外维护本民族的权益。在这方面,民族主义往往比意识形态信仰和宗教信仰具有更大的凝聚力。冷战时期,中国和苏联共同政治信仰的意识形态纽带一开始被形容为“牢不可破”,但到20世纪60年代初两国就发生了公开论战,最后发展为局部冲突,其根源在于民族国家利益的冲突。中国和越南同属社会主义国家,都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却在1979年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宗教信仰纽带,从来就没能制止国家之间、族群之间的争斗。
第三,不同种类的信仰可能重合,但几乎所有信仰都是排他的,因此经常引发冲突。
对于个人、群体来说,政治、宗教、民族三种不同种类的信仰可能是重合、一致的,可能是交叉、部分重合的,也可能是相互矛盾的。比如,多数以色列人认同西方自由民主观念,信奉犹太教,忠于犹太民族和以色列国,政治、宗教、民族三种认同完全一致;某位中共党员坚定信仰共产主义,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又是无神论者,符合中国政治的基本要求;某位伊朗人的后裔加入美国籍后,认同美国的主流政治价值观,但保留伊斯兰教信仰,难以融入白人基督教为主流的美国文化,他有时会感到在社交活动中处于尴尬境地;某位出生于巴基斯坦的男子是虔诚的穆斯林,虽然早就加入了英国国籍,而且在英国上了大学,应当在政治上认同英国,但他感到英国主流文化同他格格不入,对西方媒体宣扬的价值观充满反感。那么在某种蛊惑下,他就可能参加宗教极端组织,甚至成为暴恐分子。以上案例,都是实际发生过的,说明了政治认同、宗教认同、民族文化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无论是政治信仰、宗教信仰还是民族文化信仰,其政治功能都是区别“我们”和“他们”,甚至明言或暗含着“我们”在道德和文明方面高于“他们”。由此产生了关于“我们是谁”的“认同政治”。在中国,作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对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推动社会进步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使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就必须同“他们”的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和思潮进行斗争。这样,“我们”同“他们”的区别,就成了真理与谬误的区别。
塞缪尔·亨廷顿在冷战结束后不久提出了充满争议的“文明冲突论”。他认为,冷战时期世界政治斗争的主线是意识形态冲突和美苏两大集团的利益纠葛,但冷战结束后最普遍、重要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明实体的人群之间的冲突。对人们来说,在处理认同危机时,重要的是血缘、信仰、忠诚和家庭。人们与那些拥有相似的祖先、宗教、语言、价值观、体制的人聚集在一起,而疏远在这些方面的不同者。他们认同于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社团、民族,以及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认同于文明,并由此区分自己的朋友和敌人。亨廷顿所说的“文明”是指宗教。亨廷顿说,全球政治正沿着文明的界线重构。在区域层面的断层线上的斗争,很大程度是穆斯林同非穆斯林的战争。
冷战后的世界政治现实,证明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具有深刻的预见性。“9·11”恐怖袭击事件和宗教极端势力制造的无数其他暴恐事件,“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异军突起,美国宗教右翼势力和印度教极端分子的重新活跃,都强烈冲击着世界及各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是,“文明冲突论”也有相当大的片面性。首先,虽然世界上的“文明冲突”(宗教、教派纷争)此起彼伏,但未像亨廷顿所预言的那样,成为国际政治的主线。亨廷顿所担心的中国将同伊斯兰国家联手对抗西方的情况,更没有发生。其次,在今天中东地区的教派冲突焦点,不是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矛盾,而是更多地表现为伊斯兰教内部两大派别——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纷争,特别是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同坚持王权的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对立。这是亨廷顿未曾预见的。
亨廷顿重视信仰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正确的。但他没有对民族信仰以及宗教信仰同民族信仰、种族主义形成的合力,给予足够重视。民族信仰的诉求一旦极端化,并与暴力结合起来,便成为世界动乱和冲突的重要根源。民族主义具有“最高的合法性”,战争一旦披上了民族信仰的外衣,就被其发动者描绘为一种“解放”或“维护民族最高利益”的正义行为。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认为,民族主义的概念是人类发明的一种最强烈的麻醉剂,“在这种麻醉剂的作用下,整个民族可以实现一整套最恶毒的利己主义计划,而一点也意识不到他们在道义上的堕落”。
民族主义对自由的损害、同自由主义的矛盾,是很多研究者关注的问题。早在民族主义的初期,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就看到民族主义的暴力倾向。他在评价1848年欧洲革命时写道:“民族情绪远远超过了对自由的热爱,人们都愿怂恿统治者去粉碎那些非我族类、语言有异的任何民族的自由和独立。”美国学者斯蒂芬·格罗斯比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对比民族主义特点后做了这样的归纳:“它相信民族是唯一值得追求的目标;这种断言常常导致一种信念,即民族要求不容许任何质疑和任何妥协的忠诚。这种关于民族的信念一旦成为主导,便会危害个人自由。另外,民族主义经常宣称其他民族是自己民族不共戴天的敌人;它把仇恨植于外来物,无论对方是另一个民族、一个移民,还是一个可能信仰另一种宗教或说不同语言的人。”
中国人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目标。不言而喻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共享理念、共同理想来支撑。狭隘的宗教观念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显然无助于形成人类的共同理想和信仰。一些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研究者,希望民族主义通过吸纳自由主义理念而变得温和,并具有更多理性。以色列学者耶尔·塔米尔指出,“仍然悬而未决的问题是,民族主义的姿态将是某种有害的种族中心主义形式,还是一种以对自由价值的尊重为指导的、清醒的民族主义形式”。这一问题是决定世界政治未来走向的核心问题之一。 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