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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财富

　　第一节 作为政治目标的财富

　　和“安全”一样，把“财富”列为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不会有什么争议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其中的“发展”主要指的是经济发展，也就是财富积累的过程。

　　“财富”有许多种定义，但基本含义众人皆知。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认为：财富是价值的一种形态，指可以用钱来衡量其价值的东西。通俗地说，凡是能拿钱买来的东西就是财富。一般而言，财富包括物质资料和劳动。物质资料是指土地、矿产等生产要素，劳动则包括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和寿命长短。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发现，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不仅仅是劳动的技巧、熟练程度和一般判断力，还有自然资源的禀赋，主要是指土地这个要素。配第指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亚当·斯密则认为，供给之丰富或匮乏更加依赖于这两个条件的后者，即劳动技能、熟练程度和判断力。他还认为，货币本身并非财富，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不在于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而在于生活必需品的丰富。只有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实物或者劳务才是真正的财富。

　　我们经常听到“精神财富”的说法，有人说精神资源也应当视为财富。我认为，某些精神资源（也是精神产品），如影视作品、艺术品、知识产权所保护的技术成果，可以包含在上文“劳动”的含义之中，当然也是财富。宗教信仰等精神领域的事物，虽然也可以视为“精神财富”，但难以用货币来衡量。本书中所讨论的财富，仅限于可以用货币衡量的物质财富，即满足人类生存所需要的物质资料和劳动。

　　财富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实物形式，另一种是价值形式，即用货币价格衡量财富价值。在长达两三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智人依靠狩猎和采集生存，没有储存的财产。以后有了劳动分工，每个行业的生产率提高了，诞生了农耕文明。为了保存剩余财富，人们围绕财富的囤积点建立固定的居所。在这一历史阶段，财富的表现形式是直接可用于生活需要的物品，实行以货易货。

　　随着物质资源逐渐丰富，贸易需求逐渐扩大，人们希望找到某种本身既有用而又便于交换的货物，作为买卖余物及购取所缺物品的中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在社会未开化时期，据说曾以牲畜作为商业上的通用媒介。虽然牲畜是一种很不方便的交换媒介，但我们发现古代常用交换的牲畜头数来决定一些物品的价值。荷马曾说：迪奥米德的铠甲仅值九头牛，而格罗卡斯的铠甲却值100头牛。据说，阿比西尼亚以盐为商业和交换的媒介；印度沿海某些地方，以某种贝壳为媒介；弗吉尼亚用烟草；纽芬兰用干鳕鱼；英国西印度殖民地用砂糖；其他若干国家则用兽皮或皮革。据我所闻，直到今日，苏格兰还有个乡村，那里的工人还用铁钉而不是货币来交换面包师的面包或是啤酒店的啤酒。”从词源上来看，资本（capital）和牛（cattle）都起源于拉丁文caput，意为牛头。一个人拥有的牛的头数就代表他拥有财富的多寡。在古罗马共和国时期，士兵会领到一份盐作为报酬，这份盐被称作salarium，即薪水（salary）这个词的起源。18世纪，鹿皮（buckskin）在美国的边疆地区曾作为一种货币流通，因此美国人至今还会把美元称为buck。

　　后来，人们发现金、银、铜、铁以及类似的金属更合乎交换中介的要求，包括普遍适用并便于携带，于是金、银、铜等贵金属货币出现。据信世界上最早出现的纸币是中国宋朝的交子。近现代很多国家都发行纸币，用国家信用作为担保。随着经济领域扩大，股票、债券、期权和其他金融工具被创造出来并进行交易。黄金由于其稀缺、抗腐蚀，以及耀眼的装饰功能，成为用于贸易、储备、投资的特殊通货。黄金又是当今电子业、现代通信、航天航空业等部门的重要材料。

　　可以说，世界上大多数人追求财富的欲望与生俱来，至死方休。人们获得财富的强烈欲望，是政治活动的强大动力之一。中国俗语中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有钱能使鬼推磨”，英语俗语中的“money talks”（金钱万能），都指向了财富的社会和政治功能。《论语》有言：“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说的是孔子认为只要给的报酬高，连执鞭赶车的活儿都可以干。英国大文豪威廉·莎士比亚说：“金钱是个好士兵，有了它可以使人勇气百倍。”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写道：“我们手中的金钱是我们保持自由的一种工具。”《圣经》记载，犹大为了30块银币出卖了耶稣，招致两千多年的骂名。

　　创造财富的过程就是世界政治发展的过程。人群从家庭扩展成部落，从部落演变成村庄和城市，直到形成早期形态的国家，都是围绕财富的积累开始的。在农耕时代，财富积累主要靠武力掠夺，而掠夺越来越制度化，产生了税收体系。据考古学者考察，在所有地区，文字最早都是作为一种记载追踪财富去向的技术而出现的，甚至在没有出现完整书写系统的印加古国，统治者也发明了一种类似结绳记事的方法进行财务管理。

　　从1096—1291年，在罗马天主教号召下，西欧封建领主和骑士、信徒前后8次对地中海东岸伊斯兰国家发动战争，号称目的是夺回落入伊斯兰教手中的原罗马天主教圣地耶路撒冷。这个长达近200年的系列军事行动史称“十字军东征”。据历史学者分析，十字军激情延续200年不断，宗教信仰固然是一个强大动力，但掠夺财富和土地也是强大的诱因。东方黄金的传说和暴富的憧憬，一直是众多欧洲人参与战争的动力。

　　在欧洲中世纪，基督教会掌握了意识形态的绝对控制权。欧洲思想僵化，社会停滞不前。教会运用神权大肆敛财，罗马天主教会从人们身上攫取的财富之多，超过历史上任何其他组织。整个欧洲，包括冰岛和格陵兰岛上的人，都必须向教皇的金库纳税，每人首先缴纳年收入的1/10，即什一税。神职人员则以更高的比例纳税，将第一年收入的一半交给教皇，此外还经常要交各种附加税。每一任教皇的生活都阔绰得像君主。

　　尽管财源广进，历代教皇仍入不敷出，于是教堂将圣职明码标价出售，行贿受贿、买卖圣职、勒索钱财成了神职人员生活的主要内容。“教会的一切，从红衣主教的帽子到朝圣者的遗骸都会被拿去卖钱。”对于买不起神职的普通人，购买“赎罪券”成为他们唯一的安慰。1476年，教皇西斯笃四世宣布，赎罪券也适用于正在炼狱中遭受煎熬的灵魂。这使得一些不幸的农民宁可饿死自己和家人，也要将自己热爱的人从痛苦中拯救出来。一句谚语就此产生：“钱箱一响，灵魂出狱。”贩卖赎罪券的筹资活动在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时期达到顶峰。教会的贪得无厌和道德败坏，激起人们的不满和反抗，在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死后14年，新教徒马丁·路德以赎罪券事件为契机，发起宗教改革运动，否定了天主教会不容置疑的权威。人们逐渐从愚昧的绝对神权思想禁锢中走出来。

　　接下来的西欧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将欧洲推到世界政治经济舞台的中心。15世纪和16世纪之交，欧美两大陆之间新航线的开辟，以及其后400多年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都与财富的驱动有关。恩格斯说：“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个远东寻找的是黄金；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转到美洲的咒语；黄金是白人刚踏上一个新发现的海岸时便要索取的第一件东西。”航海大冒险花费高昂，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王室和私人投资者却有极强的动力对航海活动进行投资。他们的首要动机是寻找通往亚洲和其他地区的新商路。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的意大利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中毫不讳言自己对黄金的向往：“黄金是一切商品中最宝贵的，黄金是财富，谁占有黄金，谁就能获得他在世上所需要的一切，同时也就取得了把灵魂从炼狱中拯救出来，并使灵魂重享天堂之乐的手段。”新航线的开辟的确使相关国家获得巨额财富。在三个世纪里，西班牙从拉丁美洲获取255万千克黄金和1亿千克白银，约值60亿美元。西班牙依靠广阔的海外领地和源源不断流入的黄金，第一次确立了世界霸权。更为重要的是，资本向全球范围扩张，海上运输网络把世界各个零碎的农耕地区连接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从古至今，多少王朝和帝国为了争夺财富而发动战争，攫取战果，又因战争而最终烟消云散。20世纪英国经济学者阿瑟·塞西尔·庇古指出，促成战争爆发的情形甚多，包括一些细微的事件，如官吏被杀、狡猾的外交家伪造电报等，但这些并非战争的真正原因，不过是火药库中引火的火柴而已，“真正的原因，最终不外是统治欲和求利欲二者”。

　　美国18世纪的独立战争和19世纪的内战皆受财富驱动。1763年，长达7年的英法战争结束，为了减轻英国国内的经济负担，英国政府开始大量增加对北美殖民地的税收。沉重的税负引发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强烈不满。美国宣布独立时，北美殖民地代表在《独立宣言》中宣称：英国“未经我们的同意便向我们强行征税”，人们有权利推翻这样的政府。

　　毫无疑问，财富一贯对军事力量起到决定性作用。中国春秋时期的名相管仲说：“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普鲁士军事战略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提出，应该根据敌我双方的经济状况制订战争计划，各国政府的“全部力量就集中体现在自己的金库上”。因此，克劳塞维茨把“金钱、财富和信用贷款”等经济情况作为制订战争计划的基本依据之一。欧洲有一句名言：战争中，获胜的一方往往是拥有最后一块金币的一方。美国历史学者保罗·肯尼迪认为，在大国间的一场长期战争中，胜利往往属于有坚实经济基础的一方，或者属于最后有财源的一方。财力雄厚的美国加入“二战”，极大地改变了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对战争的结局起到了关键作用。

　　需要强调的是，财富是政治和军事斗争重要的驱动力，但并非唯一的驱动力，有时甚至不是主要的驱动力。财富与政治争斗、财富与武力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互动关系。许多人认为，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都起因于对财富（包括领土、殖民地、劳动力）的角逐。对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在自然资源方面不能自给自足的国家来说，征服邻国的诱惑力尤为巨大。不过，把帝国扩张和发动战争的原因仅仅归结为攫取财富，未免过于简单化了。在一本研究德国挑起“一战”动因的学术专著中，中国学者梅然提到，西方一些学者用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来解释德国的战争动机，“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也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经济竞争作为‘一战’发生的主要根源，将对市场、原料来源和投资机会等经济资源的争夺作为德国在1914年挑起战火的主要动因”。但是，经过对史料的详细分析，梅然的结论是，“基于政治—军事目标的预防性战争动机是德国当局走向大战的首要动机，即使他们也有意从大战中获得经济收益，这应是附带和随机性的”。

　　观察研究财富和政治的关系，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财富是人们从事政治活动、获取政治权力的目的之一，赢得政治权力又是人们获取财富的目的之一，二者互为因果。政治的其他终极目标，如本书上一章论述的安全，同政治之间不具备这种互为因果的关系。

　　第二，财富的积累与分配是政治活动中可衡量的主要部分。根据伊斯顿的定义，政治是“对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一节）。显而易见，财富是价值中最普遍被追求的东西，而且是多种价值（如自由、道德、技术、知识等）之中，唯一易于用数字衡量的东西。统治者、统治集团和参与政治的其他权谋者，比如欧洲中世纪的教皇和各级神职人员，可以盘算他们为了获得某个数量的财富，需要付出多少代价，承担多大风险，掌握多大权力，谋求多高职位。所谓“买官卖官”，也就可以“明码标价”了。在法治不健全的条件下的“民主选举”，也是同一个道理：到基层拉选票的支出，可以用支持者的捐赠和当选后的贪腐来弥补。所谓“政治掮客”，就是钱权交易的中介。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就是政治掮客的真实写照。

　　第三，战争作为政治的继续，也同财富密切相关。克劳塞维茨指出，“战争是政策的一个工具，它必然带有政策的特征，并由政策标准度量。战争操作在其大轮廓上因而就是政策本身，后者拔剑代笔，但并未因此停止按照它本身的法则去思考”。手中掌握多少财富，是发动或参与战争、进行武装革命的政治集团的主要考虑之一，因为暴力行为必须考虑可能的成本和收益。但是也不能夸大财富与暴力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许多极端势力和暴恐分子，并不以财富为直接目标或主要目标。

　　第四，劳动创造财富，但政治分配财富。对个人、群体和国家来说，财富本身是好东西，问题在于获得财富、使用财富的手段是否正当公平。没有良好的政治制度和公正的分配原则，劳动创造的财富再多，也无法满足劳动者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承认经济发展在人类历史中所起的进步作用，同时又揭露了积累财富过程中阶级剥削和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了比过去各代加起来还更多更大的生产力。”此外，他们又谴责资本主义贪得无厌地追逐剩余价值的最大化。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落脚点是必须消灭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进入物质极为丰富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

　　第二节 当代世界的“财富大爆炸”

　　谈论当今世界政治中的财富问题，最应当引起注意的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几十年来，世界上集聚的财富迅速增加，全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据英国经济史学者麦克洛斯基统计，两个世纪前，全世界人均每天的收入折合成现价是3美元，而且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就一直维持在这一水平。而现在，这一数字增加了10倍还多，达到33美元。这种规模的“财富大爆炸”（The Great Enrichment）是空前的。她还指出，收入成倍增长在历史上并不罕见，在古希腊、古罗马，或是北宋时期的中国、莫卧儿王朝时期的印度都曾出现过。不过在那时，收入水平的大规模增长并不能持久，人们的生活水平会很快跌落到今天阿富汗平民的境地，即每人平均每天的收入不足3美元。但是，当今世界的财富积累已经不会整体上大起大落了。麦克洛斯基认为，财富大爆炸之意义堪比人类开始种植谷物、饲养家畜，超过战争以及各种社会变化，会重启历史，并将终结贫困。

　　[1] Deirdre N. McCloskey, “How the West (and the Rest) Got Rich: The Great Enrichment of the past two centuries has one primary source:the liberation of ordinary people to pursue their dreams of economic betterment,”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20, 2016, http://www.wsj.com/article_email/why-the-west-and-the-rest-got-rich-1463754427lMyQjAxMTA2MDI3MTYyODEyWj, 2016-6-6; Deirdre N. McCloskey, Bourgeois Equality: How Ideas, Not Capital or Institutions, Enriched the Worl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

　　世界银行2015年10月公布的报告也令人宽慰。根据世界银行2011年开始采用的每天1.90美元的最新国际贫困线标准，2015年全世界极端贫困人口减少到了7.02亿，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降低到9.6%，这也是全球贫困人口首次降低至10%以下。按照同样的贫困线标准衡量，在冷战刚刚结束的1990年，极端贫困人口占到世界总人口的40%。相比之下，进步是非常显著的。世界银行该项报告还显示，在过去数十年里，东亚及太平洋、南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三大地区占了全球贫困人口的95%左右。但是现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占全球贫困人口的一半，东亚只占12%左右。东亚贫困人口的下降，首先归功于中国。人类发展和财富积累是无止境的，但绝对贫困问题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得到基本解决。

　　今天的“财富大爆炸”是怎样发生的呢？这需要简单回顾一下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

　　在农耕时代，主要生产资料是土地和人口，劳动生产率低下，人类财富的总量增长缓慢。多数人群挣扎在温饱线上，而国家增加财富的手段主要靠武力掠夺。横跨欧亚的罗马帝国、蒙古帝国，亚洲的莫卧儿帝国，美洲的印加帝国，无一不是靠四处征战，聚集了巨额财富。然而，帝国一旦战败或者停止扩张掠夺，其巨额财富就烟消云散。正如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所说，在这一时代，“技术革新也有发生，但速度太慢，以致人均产量的增加很快因人口增长而抵消。生产性投资机会不多，一个群体组织起来，榨取另一个群体的农业剩余，构成全部的政治活动”。

　　在农耕时代，商业贸易也是积累财富的重要手段。不过，只有极少数国家，如位于地中海沿岸的威尼斯共和国，凭着贸易一度成为强国。12世纪，威尼斯共和国宣布效忠拜占庭帝国，由此获得贸易特权，成为东方丝绸和香料的中转站。精明的威尼斯商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融资”“信用机制”“合资公司”等金融制度，成立世界上第一家银行，促进流动资金循环，成为国际债权人。大航海时代开始后，不处于远洋交通要道的威尼斯不可避免地衰落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贸易大国荷兰。被誉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长期从事海上贸易，组建了一套高效而健全的金融体系，为其成为17世纪的世界经济霸主奠定了基础。

　　真正为人类财富的繁荣增长带来重大突破的是技术革命和创新。18世纪中叶，英国依靠工业革命建立了煤炭、纺织、冶金三大支柱性产业，确立了“世界工厂”的地位，顺利获得了世界工业霸主的地位。工业革命从英国传播到整个欧洲大陆，19世纪又传播到北美地区，世界从农耕时代进入了工业时代。

　　苏格兰经济学者安格斯·麦迪森汇编了从公元元年开始至1992年的世界经济增长数据库。他发现，直到1820年前后，人均世界经济增长——描述人类物质进步的最准确指标——都接近于零。但是在工业革命进入高潮的1820年后不久，繁荣以不可阻挡之势涌现，对后来的每一代人来说，下一代人总会比他们的父辈生活得更舒适、更见多识广、更具有预见性。美国学者威廉·伯恩斯坦指出，财产权、科学理性、资本市场和高效的交通和通信技术进步这四大要素，是维持经济增长和人类进步的根本因素。欧洲和北美的经济在19世纪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力的提高又带来了财富的集聚，这样就有了更多的资本为更大的技术进步提供动力。随着工业经济不断地采用高生产力、资本和知识，增长就具有了自我可持续能力，势不可当。

　　关于近现代人类财富为何能够大量增加，而且维持在高水平，可以做出几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解释强调技术进步因素。按照通行的说法，近代以来出现了三轮技术革命。第一轮技术革命发生于18世纪80年代，标志是蒸汽机及其应用；第二轮技术革命发端于19世纪70年代，标志是电气化；第三轮技术革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标志是微电子技术的发明和应用。

　　发端于20世纪末的第四轮技术革命风起云涌，至今方兴未艾。它以互联网产业化、工业智能化、工业一体化为标志，以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无人控制技术、量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生物技术、物联网、3D（三维）打印、区块链、大数据、智慧城市为特色。这一轮技术革命正在形成一个高度灵活、人性化、数字化的产品生产与服务模式，它将数字技术、物理技术、生物技术有机融合在一起，迸发出强大的力量。在知识经济的潮流中，服务业的扩展速度大大高于制造业。服务业对土地和劳动力的需求较少，对资本和知识的需求很高。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维持了最稳定的增长，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第二种解释强调资本积累因素。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西方古典经济学派把劳动生产率看作财富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并认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最终是由分工引起的。提高生产率的有效手段是分工。机械与工具的发明改良都需要资本的积累。资本的增加导致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和工资水平的提高，其结果是市场容量的扩大，形成一种良性循环。马克思主义则指出，剩余价值是资本积累的源泉。资本积累的规模与剩余价值的量成正比，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越多，资本积累的规模就越增大；资本积累的实质是资本家将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再转化为资本，用来购买追加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扩大生产规模，从而进一步无偿地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托马斯·皮凯蒂将世界经济分成两个基本要素：资本和劳动力。两者都被用于生产并分享产出的收益。资本可买入、卖出、拥有，从理论上讲可无限累积，劳动力是个人能力的使用，可获得酬劳，但不能被别人所拥有。资本回报率总是倾向于高于经济增长率。不过，相关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皮凯蒂等人的研究，重点不在于解释为何有大量的财富积累，而在于批判现代资本主义所带来的贫富悬殊扩大——人均财富增长不等于所有人的财富都在同时增加。

　　第三种解释突出制度因素。一些经济学者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国土面积较小的荷兰和岛国英国能在17、18世纪先后引领经济潮流皆是因为经济所有权结构的优化，从而为产业革命创造条件，带来经济总量和经济质量的飞跃。珍妮纺纱机的发明者詹姆斯·哈格里夫斯是英格兰偏远农村的木匠，发明电灯的托马斯·爱迪生曾经是报童和电信报务员，计算机“鬼才”比尔·盖茨在学生时代经常逃课。他们具有丰富想象力的发明，是通过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和信息传播，同其他技术“交配”而成为爆炸性的技术突破。

　　同时，技术创新和财富积累需要依靠鼓励个人自由和公平竞争的政治经济制度。事实证明，最独具匠心的人，是摆脱了束缚的人，而不是奴隶、农奴，不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妇女，不是受缚于等级制度或资本主义国家官僚体制里的人。企业家在一个鼓励个人发家致富而又法治健全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用各种方式积累财富。美国学者威廉·伯恩斯坦在《财富的诞生》一书中谈到政府对财富增长所起的作用时，通常都是负面的。尤其是在那些法治不健全的国家里，政府官员的寻租和腐败行为减少了财富积累，破坏了财富的公正分配。

　　第四种解释强调全球化因素。发达国家利用全球化大力扩充资本和市场，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最近几十年奋力追赶。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二战”后有13个经济体“毕业”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其中就包括亚洲“四小龙”。这些后发国家和地区的成功案例的共同点，可以简单总结为三点：外向型经济政策、财产权保护、宏观经济环境基本稳定。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济奇迹”，是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在世界财富增长中厥功至伟。

　　第五种解释关系国际政治因素，特别是世界和平得以长期维持与冷战的终结。历史上财富积累半途而废，主要都是战争造成的。只要世界是大体和平的，经济发展就不会有大的中断或者倒退。中国政治学者朱文莉指出：“苏联解体和东欧国家政局的变化不仅意味着东西方军事对峙的结束，这个国际政治领域的巨变也使计划经济与市场竞争之间的天平决定性地向后者倾斜。……如果说是技术革命帮助经济活动跨越地理界限的话，那么国际关系中的变革则破除了政治樊篱，使各国奉行的规则和制度迅速地趋向一致，趋向有利于世界市场的模式。”

　　将上述技术、资本、制度、全球化、国际政治等各方面因素综合起来，就得到了为何发生“财富大爆炸”的比较合理而全面的解释。

　　第三节 财富在当代世界政治中的角色

　　财富在各国政治和国际关系中，可以说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这里只能挑选几个主要方面，论述财富在当代世界政治中所起的作用。

　　从积极方面看，在全球化浪潮下，各国经济相互依存，以金融形式存在的财富在全球范围流动，大大降低了富国之间、富国和参与全球化的发展中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一份研究报告提出：经济上相互贸易的水平越高，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概率就越低，国家之间的高度相互依存，可以劝阻它们进行战争。2016年，日本在美国的直接投资为5.73万亿日元（约合527亿美元），相当于每个日本人一年内在美国投资了500美元。如果今天日本再一次偷袭珍珠港，那么炸掉的很大一部分将是日本自己的资产。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法国都围绕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煤炭和钢铁激烈争夺。“二战”后德法等欧洲国家组建了欧洲煤钢共同体，历史上法国和德国这一对宿敌冰释前嫌，战争变得不可想象。

　　美国国际政治学者格雷厄姆·阿利森近年来反复讲述他所称的“修昔底德陷阱”，即美国和中国可能像古希腊的雅典和斯巴达两国一样，因战略上的相互猜忌而导致不可避免的战争。中美两国也有不少人相信“中美必有一战”。作为世界上拥有最多财富的两个国家，发生战争将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之一。一个基本事实是，在一段很长时间内，双边经贸交往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减震器”，即使出现更为严重的经贸摩擦，也不可能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2016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超过6000亿美元，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达到456亿美元。2000年至今，中国在美投资累计达到1090亿美元，中资企业为美国创造的就业机会超过10万个。中国人财富增加的一个结果，是大批公民出国旅游。2016年，到美国旅游的中国人超过300万。

　　中美经济交往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和财富，大大降低了两国之间的战争风险。相比之下，美国和俄罗斯作为当今世界两个大国，2016年的双边贸易额只有区区200亿美元，相当于中美贸易额的1/30。美国之所以敢在乌克兰危机之后严厉制裁俄罗斯，两国经常恶语相向，时而甚至剑拔弩张，双方经贸关系过于薄弱是原因之一。

　　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也降低了暴力革命和国内战争的可能性。1917年，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发动俄国十月革命，首先要解决的是工人的“面包”问题。但是在当今世界，通过武装革命去解决劳苦大众温饱问题的基本条件和动机不复存在。同19世纪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描述的悲惨生活相比，今日欧洲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和福利待遇已不可同日而语。当然，在阐释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方面，马克思主义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

　　必须指出，对世界上许多人来说，衣食住行的最低生活需求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2010年12月17日，在非洲北部的突尼斯，26岁的年轻人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因经济不景气而无法找到工作，在家庭经济负担的重压下，无奈做起小贩。其间，布瓦吉吉遭受当地警察的粗暴对待，抗议自焚，不治身亡。这位青年博得了突尼斯普通大众的同情，也激起了突尼斯人长期以来对失业率高涨、物价上涨以及政府腐败的怒火。愤怒的当地居民与突尼斯国民卫队发生冲突，随后冲突蔓延至全国许多地区，形成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社会骚乱，并造成多人伤亡。其他若干阿拉伯国家，包括阿尔及利亚、埃及、利比亚、叙利亚，具有同突尼斯类似的文化、社会、政治背景，突尼斯的动乱成为导火索，激发了这些阿拉伯国家的抗议活动，形成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政治运动。

　　阿拉伯世界的一连串社会动乱，还有近年来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动荡，多同物质短缺、贫困失业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在政治领域，特别是收入分配领域。现在全世界的食品、服装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能力大于人类的需求，还有大量的剩余产能尚待消化。但几十年来，大规模的饥荒还不时发生。2017年4月，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多家机构联合发布了《2017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报告称，全球处于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的人数在大幅攀升，而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内乱和冲突。南苏丹、索马里、也门、尼日利亚、伊拉克、叙利亚、马拉维、津巴布韦等需要大量粮食援助的国家，基本上处于内战和政治动荡之中。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统治者的腐败和专断，是人民生活贫困和社会动乱频发的主要原因之一。当代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如菲律宾的马科斯、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埃及的穆巴拉克、突尼斯的本·阿里、利比亚的卡扎菲等，都是在长期垄断专权、贪污腐败的丑闻中下台的。他们滥用政治权力，肆无忌惮地为自己和家族、亲友谋取大量国家财富。金钱渗入政治，操纵政治，是侵害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毒瘤。

　　在孟加拉国1971年获得独立以后，无论掌权的是政党还是军事统治者，领导阶层高度个人化的基本特征保持不变。政党冲突与家族政治相纠葛，形成了二元对抗的政治格局。统治孟加拉国政坛的是两个家族集团：一个是前“国父”、第一任总统谢赫·穆吉布·拉赫曼之女谢赫·哈西娜（现任总理）领导的人民联盟，另一个是前军人总统齐亚·拉赫曼遗孀卡莉达·齐亚领导的民族主义党。两位女士都分别三次出任总理，形成了二元寡头政治格局。两大势力谁也制服不了谁。一派上台，就以清除另一派的腐败为由，把对方头面人物抓进监狱。

　　孟加拉国人口一半以上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全国1.44亿人口中，7000万人每天生活费用不到1美元。近几年，孟加拉国经济虽然保持较快增长，但普通民众并未分享经济发展的红利，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经济上的悲惨状况，再加上缺乏法制和严重腐败，穷人被剥削和被压迫感更为强烈。

　　贫穷通常是极端主义滋生的土壤。孟加拉国一直是作为一个世俗、温和的伊斯兰国家出现在世人面前。但近年来信奉伊斯兰教的虔诚的贫苦大众被“圣战者大会党”之类的极端组织“唤醒”，并受到来自海外极端势力的支持和操控。某些中东国家的宗教极端组织通过所谓“慈善基金会”等机构，直接为孟加拉国境内的武装组织提供资金。

　　像孟加拉国这样一种政治经济状况，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形式在许多国家存在。政党竞争、议会政治都只是做做样子，贿选和作弊在选举中司空见惯。在贫穷落后而钱权交易又盛行的国家，“勤劳致富”之路很难行得通，于是“那里能干的年轻人如想发财致富，与其开创自己的生意，不如进入政治，组织民兵，或以其他方式来攫取资源财富”。

　　一些腐败的统治者在盘剥本国人民财富、侵吞国家资产的过程中，将相当一部分非法所得变卖并换成黄金、不动产或美元、欧元等硬通货，转移到欧美发达国家。这些资产汇合起来，是巨额的财富，进一步加剧了世界财富分布的失衡。

　　西方国家的金钱政治，在资本主义早期也采取了赤裸裸的方式。政客用金钱拉拢选民，当选后再利用职权去贪污、敛钱，是最常见的行为。以19世纪的美国为例，按照福山的说法：“政客动员选民去投票，所用方法是个体化福利的承诺，有时是小恩小惠或现金，大多数是联邦、州和市一级的政府职位。但分配庇护式好处有巨大的溢出效应，即官员的腐败。政治老板和国会成员，可利用自己控制的资源中饱私囊。”

　　这种腐败的历史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在西方国家告终。经过长期治理，发达国家逐渐走出腐败高发期，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防止政府官员腐败的规则很严格，甚至看起来非常烦琐，使有“升官发财”欲望的人望而却步。尽管如此，腐败的恶性案件仍时有发生，如法国前总统雅克·希拉克、以色列前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等多位政坛高官因贪腐被判刑或起诉。

　　金钱操纵政治的问题，在今日西方以更加隐蔽的形式延续。特别是政治献金、游说交易、智库人员和政府官员之间“旋转门”等体制性腐败，在合法外衣的庇护下，仍然大行其道。福山提到，华盛顿的利益集团和游说集团，从1971年的175家，增加到10年后的2500家；到2013年，在华盛顿注册的说客高达12000多人，花费超过32亿美元。这些游说活动当然不是在吃闲饭，也并非意在影响选举。它对公共政策的影响表现在制定税法等领域，或者企图阻止不利于自己的政策法令出台。例如，通过影响税法，说客可以帮助企业获得特殊的豁免或其他好处。

　　财富对国际政治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国家可以将财富作为政策手段，影响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促进本国利益。经济手段可以分为正向和反向，“对外援助是争取他国支持的工具，而经济制裁则是惩罚他国行为的手段”。美国在“二战”结束后实施“马歇尔计划”，对欧洲进行经济援助，一方面扩大了美国商品的欧洲市场，另一方面通过援助把握了欧洲的政治和外交方向，在同苏联争霸中处于有利地位。国际制裁的最近实例，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对朝鲜不断进行核武器试验和洲际导弹发射所进行的制裁。2017年8月5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第7轮对朝鲜制裁措施，将使朝鲜每年减少至少10亿美元的外汇收入，约占其外汇收入的1/3。至于对一个国家进行惩罚性制裁的效果，在国际社会一直存在很大争议。

　　财富在国际政治领域的最大作用，当属国家之间的财力竞争及其背后的综合实力博弈。美国历史学者保罗·肯尼迪分析了1500—2000年间先后称霸世界的诸大国的经济变迁，以及这些变迁和大国间军事冲突的联系。他得出的结论是：从长远来看，在每个大国经济的兴衰与其作为一个世界性帝国的兴衰之间，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联系，即优势总是属于那些有更强的物质创造能力的国家，而技术上的突破与组织形式上的变革是物质创造的基础。

　　当今世界大国之间的合作和竞争，更多是围绕着二十国集团（G20）等国际机制所讨论的经济问题而展开。2016年英国通过公投决定脱离欧盟，是因为许多英国人认为欧盟政策妨碍了英国行使其经济主权，损害了英国的经济利益。唐纳德·特朗普凭借“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的口号当选美国总统，上任后奉行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加大了国际实力竞争的力度。印度近年来加快经济改革步伐，推动“大国梦”的实现。财富作为世界政治和大国博弈的原始动力越来越强大。

　　实现国家繁荣富强，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新中国几代领导人的不懈追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字方针中，“富强”排在首位。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从国家到个人都讳言“发财”。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调整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上来，邓小平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是用经济发展水平来衡量的，即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实现温饱；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现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就是到202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进而到21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习近平还说：“按照我们的规划，到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由此可见，实现中国的国家发展目标，首先要达到的是国内生产总值、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等经济指标。当然，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仅仅达到财富方面的指标是不够的。 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