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十四章 里根和正常化的开始

　　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延续的一个障碍是政府定期换届带来的全面改变。由于任期限制，至少每隔8年，助理国务卿以上所有由总统任命的官员就要大换班，人事变动涉及多达5 000个关键职位。继任者要经过漫长的审查过程。实际上，新政府上任头9个月左右的时间是真空期，运作只能靠临时应对或按留任官员的建议行事，同时逐渐调整适应行使自己的权力。新政府为证明自己是执政的不二之选，会把过去遗留下来的所有问题都说成是前任政府的政策失误，而非固有的问题，并称它们可以在确定的时间内得到解决，这加大了新政府必然经历的学习阶段的复杂性。政策的延续成了次要考虑，甚至是于己有害的主张。新总统挟胜选之威，可能会高估实际情况允许的灵活余地，或对自己的说服力过于自信。这种情形每逢民主政权过渡就会出现，永远如此。因此依赖美国政策的国家通常会两边下注，以保无论哪个政党上台都不致影响自己的利益。

　　这些趋势构成了对华政策的特殊挑战。如本书所述，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解初期经过了一段时期的相互了解，但后几十年则主要取决于两国能否对国际形势做出并行不悖的评估。

　　如果领导层不断变化，协调不可见的因素就变得特别困难。20世纪70年代，中国和美国都经历了领导层的巨变。前几章已经叙述了中国的过渡。在美国，开启了对华关系的总统18个月后即黯然辞职，但他关键的外交政策却保留了下来。

　　卡特政府上台是中国领导人经历的第一次美国的政党轮替。他们观察到，卡特在竞选总统时承诺要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要进一步开放，要大力强调人权。卡特在竞选演说中很少提及中国，因此北京担心卡特是否会保留中美关系中“反霸权”的内容。

　　事实证明，卡特和他的高级顾问重申了美中关系的基本原则——包括尼克松访问北京时亲自确认的有关台湾的原则。与此同时，邓小平复职和“四人帮”垮台给中美对话添加了务实的内容。

　　美国和中国最紧密的战略对话才刚开始，美国就到了政府换届的时候，一位共和党新总统以压倒多数的胜利入主白宫。对中国来说，这位新总统令它不安。就连中国精细入微的研究人员也摸不准罗纳德·里根，他不属于任何确定的类型。这位前电影明星做过电影演员工会主席，凭坚强的意志在政治上出人头地。比起内敛理性的尼克松或来自中西部稳重沉着的福特来，里根代表的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美国保守主义。罗纳德·里根在危机时期对美国的能力抱有一种不信邪的乐观，他是自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以来最坚决反共的美国政要。在他看来，对共产主义的威胁不能世世代代忙于遏制；共产主义是邪恶的，必须在确定的时期内予以铲除。然而，他对共产主义的攻击几乎全部集中在苏联及其卫星国身上。1976年，里根在和杰拉尔德·福特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资格的选战中攻击福特对苏联的缓和政策，但基本上避免批评他与中国的和解。里根在1980年的总统竞选中更加猛烈地批判苏联的野心，他的意见与邓小平自从第一次复职后一直对美国高级官员阐述的意见有许多相同之处。然而，里根又对台湾地区的政治秩序有着强烈的个人偏爱。

　　1971年10月，尼克松请时任加利福尼亚州长的里根作为特使访问台湾，向台湾说明华盛顿和北京关系的改善并未改变台湾安全符合美国基本利益这一事实。里根的台湾之行使他对台湾领导人产生了友情，也使他决心坚定不移地维护美国和台湾人民的关系。后来，虽然里根没有质疑与北京达成的谅解，但是他猛烈批评卡特政府断绝与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以及把美国驻台湾“大使馆”降格为非官方的“美国在台协会”的做法。他在1980年同卡特竞选总统时，承诺如果他执政，“越南战争不会重演”，“台湾问题不会重演”，“不会再有背叛”。

　　实际上，美国在台北的大使馆一直是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卡特政府任期内决定把大使馆迁往北京，这是对国民党已不再准备“反攻大陆”这一事实迟来的承认。里根没有明确说出的话是美国本应在台北保留大使馆，承认台湾海峡两岸为两个独立国家，实行“两个中国”的解决办法。然而，北京在与尼克松、福特和卡特政府的谈判中（以及与所有其他国家政府谈判建交时）一贯坚决拒绝接受“两个中国”。

　　罗纳德·里根因而表现出了美国的两边摇摆：一方面坚决和北京开辟新关系，另一方面对台湾仍恋恋不舍。

　　里根的一个主旨是鼓吹和台湾的“官方关系”，不过他从未公开解释过其中的确切含义。在1980年总统竞选期间，里根试图为其不可为。他派副总统候选人乔治·H·W·布什访问北京，布什曾出色地担任过在北京行使大使馆职能的美国联络处的主任。布什对邓小平说，里根没有支持与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意思，也无意推动“两个中国”。邓小平的反应冷若冰霜——布什在北京期间里根仍在鼓吹与台湾建立正式关系肯定是一个原因。于是里根在1980年9月要我做中间人，代表他向中国驻美大使柴泽民转达口信，意思和布什表示的相似，内容更详细一些。这个差事实在不好干。

　　和柴泽民在华盛顿会面时，我向他说明，候选人里根尽管在竞选讲话中有一套说辞，但他会坚持美中战略合作的大原则，这些原则是由尼克松、福特和卡特政府确定的，包含在《上海公报》和1979年美中关系正常化公报中。具体地说，里根要求我向中国大使转达，他不会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也不会推行“一中一台”的政策。我补充说，我相信大使和中国政府已经研究过里根州长的政治生涯，一定注意到他在台湾有许多好朋友。我试图从人性的角度来解释，说里根不能抛弃私人朋友，若是那么做，中国领导人也会看不起他。然而作为总统，里根将会坚决遵守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现有框架，它是美中反“霸”（即苏联称霸）共同努力的基础。换句话说，里根作为总统将支持朋友，但也会坚守美国的承诺。

　　听了我的话后，中国大使的反应并未释然。他知道民意测验对里根有利，预测里根在11月会赢得大选，所以表态时非常谨慎。

　　对台军售和第三个《联合公报》

　　里根政府上任初期，总统自信他的循循善诱可以将双方看似无法调和的立场统一起来。实际上，这意味着两个立场同时并存。解决这个问题有一定的紧迫性，因为过去优先重视美中关系正常化，解决台湾最终法律地位的问题放在了后面。卡特曾表示，美国准备继续向台湾供应武器。邓小平则急切希望完成正常化进程，好在对抗越南时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有美国的支持，所以致力于推动正常化，实际上没有理会卡特关于武器供应的单方面声明。与此同时，美国国会1979年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作为对结束美国与台北正式外交关系的回应。这部法案为继续维持美国和台湾之间紧密的经济、文化和安全关系提供了框架，它宣布美国“将向台湾提供使其能保持足够自卫能力所需数量的防御物资和防御服务”。里根政府甫一就任，中国领导人马上把对台军售作为正常化遗留未决的问题再次提出，美国内部的矛盾因此而达到白热化。里根毫不掩饰他希望对台湾出售一定的武器，他的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却持相反意见。尼克松任总统时黑格是白宫班子的一员，曾做过我的副手，参与过1971年秘密访问中国的策划。他带领技术人员先遣队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同周恩来有过一次实质性的谈话。黑格属于经历过冷战开始的那一代人，深知中国加入反苏阵营会大大改变战略平衡。他认为中国作为美国事实上的盟国发挥其潜在作用将是一个突破，应作为当务之急优先考虑。于是，黑格想办法和北京达成谅解，让美国向中国大陆和台湾都供应武器。

　　他的计划两边都不成功——里根不同意正式向中国大陆出售武器，北京也拒绝为获得军事装备而放弃原则。形势出现了失控的危险。黑格在美国政府内部以及和北京都进行了艰苦的谈判，最后达成的协议是双方推迟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同时为将来确定路线图。邓小平对如此不确定不完整的结果予以默认，这表明了他对维持与美国紧密关系的重视（也表明了他对黑格的信心）。

　　1982年8月17日发表的所谓第三个《联合公报》成了美中关系基本架构的一部分，在后来的高级别对话和联合公报中经常重申，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语词。第三个《联合公报》居然得以同尼克松访华签署的《上海公报》和卡特任内签署的《中美建交公报》相提并论，实在有些奇怪，因为这份公报内容相当模糊，作为通向未来的路线图执行起来定会困难重重。

　　双方一如既往都重申了自己的基本原则：中国声明台湾是中国内政，外国无权干涉；美国重申注重和平解决，甚至宣称“赞赏中国争取和平解决的政策”。这一措辞规避了中国多次声明的一贯立场，即如果和平解决行不通，它保留使用武力的自由。公报中关键的执行段落涉及对台军售的内容这样写道：

　　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在作这样的声明时，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一贯立场。 注释标题 “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政府联合公报（1982年8月17日）”，引自容安澜，《悬崖勒马：美国对台湾政策与美中关系》（华盛顿：亨利·L·史汀生中心，2003年），第243页。

　　这里面的用语都没有精确的定义——其实根本没有定义。“逐步”一词的含义没有阐明；用来做基准的卡特时期武器供应的“水平”也没有具体说明。美国虽然郑重表示要放弃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但没有表示它所谓的“长期”是多久。中国虽然重申坚持台湾问题最后必须解决，却没有确定最后时限，也没有发出威胁。这些限制是由双方的国内需要决定的：中国原则上不能接受它心目中自己的领土由外国供应武器；美国政策则不允许切断对台湾的武器供应，《与台湾关系法》在美国国会高票通过突出强调了这一点。自从本章叙述的这些事件后，这一状态持续了近30年，这要归功于双方高超的政治技巧。

　　事实表明，美国总统并未看懂第三个公报的含义。《联合公报》刚刚通过，他就对《国家评论》杂志出版人说：“你可以告诉你的朋友们，我关于台湾的想法一点儿也没变。他们为了保护自己不受红色中国的攻击或侵略，需要什么武器美国都会提供。”里根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十分强硬，他甚至打电话给当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主播丹·拉瑟，否认关于他不再支持台湾的报道，他宣布：“我没有后退……我们将继续给台湾提供武器。”

　　为执行总统的意志，白宫和台湾秘密谈判了所谓的“六项保证”来限制对刚与大陆签署的《联合公报》的执行。保证申明：美国不设定对台军售的终止期限；就此与大陆磋商对台军售；不变动《与台湾关系法》；不改变关于台湾政治地位的立场且不压迫台湾与大陆谈判，也不在两岸之间扮演调解人。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里的一份备忘录把遵守《联合公报》同和平解决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分歧联系在一起，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这些保证。政府还对《联合公报》中“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这一概念做了宽泛的解释。华盛顿通过技术转让（严格地说不是“武器出售”）和对各种武器系统“水平”的创造性解释，给台湾提供的军事支持时间之长、内容之充实都似乎为北京所始料不及。

　　当然，总统必须遵守《与台湾关系法》。这一点中国领导人从来也不承认，他们不接受美国立法机构可以就对台军售规定义务，或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作为美国给予外交承认的条件。把默认现实等同于未来无限期的同意是危险的。一种行为模式数年来一直被接受并不能消除其长期的风险，2010年春北京对美国对台军售的激烈反应就是明证。

　　里根政府第一任期内的中国大陆和台湾政策因此充满了几乎不可理解的矛盾——有竞争关系的官员各不相让，政策目标彼此冲突，对北京和台北做出的保证相互矛盾，道德和战略的需要无法用同一尺度衡量。里根给人的印象是，他对其所有的幕僚、对上述相互矛盾的各种目标和承诺无一例外地全部支持，而且是坚决支持。

　　在学者或传统的政策分析家眼中，里根政府早期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做法违背了保持政策一贯性的所有规则。然而，正如里根许多其他富有争议、不守常规的政策一样，后来几十年间这一做法还是行之有效的。

　　作为总统，里根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即使在申明自己一贯信念的时候，也能减少争议的尖锐性。无论里根和谁有意见分歧，他从不把异议变成人际对抗；他自己强烈的意识形态信念也只是通过言辞表达，并未付诸行动而发动战争。因此他可以在务实，甚至是善意的基础上超越意识形态的鸿沟——里根和他后来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与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关于核军备控制的一系列重要谈判就是一个例子。至于中国这边，中国领导人慢慢明白了里根的态度已经是他信念所允许的极限，美国的政治格局也只允许他做到目前这一步。因此，北京把他的一些表态看作善意的表示，尽管那些表态如果是在更加正式的场合做出，或是出自另一位总统之口，北京会予以驳斥，甚至可能是痛斥。

　　这些表面上的矛盾最终确立了两套时间表：立即可以做到的和留待将来再做的。邓小平似乎明白联合公报只是确定了大方向。里根政府上任初期朝这个方向的努力为形势所阻，等到客观条件改变了形势后，才可以沿着它前进。

　　1982年舒尔茨接掌国务院后，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核心利益基本上都得到了保障，尽管20世纪80年代初期彼此交往中有些谈话令人难堪，出现了一些让人面子上下不来的情形。北京对华盛顿灵活解读《联合公报》感到失望。但总的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得到了10年的美国援助，使它得以发展经济和军事实力，加强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独立作用的能力。华盛顿与台海两岸都保持了友好关系，并与中国就共同的反苏需要进行合作，比如分享情报和支持阿富汗抵抗运动。台湾获得了在谈判中与北京讨价还价的地位。待一切尘埃落定，自尼克松以来最直言不讳反共亲台的总统，在主政期间与中国保持了“正常”关系，没有发生重大危机。

　　新均势：中国和两个超级大国

　　20世纪80年代真正富有戏剧性的不是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而是它们各自与莫斯科的关系。推动这种关系的力量是战略形势的一系列重大转变。

　　评估中国的政策，通常可以排除“中国的决策者忽略了本来可以发现的事实”这样一种可能。因此，中国同意中美第三个《联合公报》中含糊的措辞和对有关台湾条款的灵活解释，只能是因为它认为与美国合作符合它另外的目标。

　　罗纳德·里根上台时，苏联于20世纪70年代晚期开始的战略攻势畅行无阻。自从美国在印度支那大败而归后，苏联及其代理人在第三世界进行了空前的、几乎是疯狂的大肆扩张，足迹遍及安哥拉、埃塞俄比亚、阿富汗，还有印度支那。但是美中和解成了苏联进一步扩张的重大障碍。在邓小平及其同人的信念的推动下，加之美国两党官员的巧妙合作，毛泽东设想的“一条线”事实上已经形成。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几乎在它周边各处都遭遇到协同防御，在许多情况下遇到了积极抵抗。在美国、西欧和东亚，形成了一个包括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在内的松散的反苏联盟。在发达国家中，苏联的盟国只剩下它有驻军的东欧卫星国。同时，第三世界对在苏联和古巴羽翼下实现民众“解放”究竟有何好处心存怀疑。苏联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扩张常常以代价高昂的僵局或丢脸的失败而告终。在阿富汗，苏联像美国在越南一样历经磨难——而且苏联面对的是美国、中国、海湾国家和巴基斯坦联手支持并训练的武装抵抗力量。在越南本土，莫斯科把河内统一控制的印度支那纳入苏联势力范围的企图遭到了中国有力的反击，美国的合作也助了中国一臂之力，正如邓小平对卡特生动讲到的那样，北京和华盛顿在“砍掉”苏联伸出的手。苏联经济停滞不前、负担沉重，其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已经是美国的三倍；此时，美国战略力量的加强，尤其是里根大力鼓吹的战略防御计划，对苏联构成了无法承受的技术挑战。

　　在这个中美合作的高峰期，里根的白宫和中国最高领导层基本上一致认为苏联力量虚弱，但至于为应对这一新形势需要采取什么政策，它们得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里根和他政府中的高官认为苏联的混乱是采取攻势的机会。他们在大力加强军事力量的同时，在意识形态上表现出新的强硬姿态，以此对苏联在财政和地缘政治方面双线施压，争取冷战的胜利。

　　中国领导人也看到了苏联的虚弱，但他们得出的结论正好相反：他们认为此时应重新调整全球力量平衡。从1969年起，他们就向华盛顿倾斜，以此帮助支撑中国危机四伏的地缘政治地位；里根宣称他的最终目标是在全球实现美国价值观和西方自由民主的胜利，但中国领导人对此不感兴趣。北京在越南“摸了老虎屁股”后，自认经受住了苏联最大程度的威胁，现在中国应该转而扩大自己的回旋余地。

　　因此，20世纪80年代，中国又恢复了开放初期的欢欣鼓舞，不久前还是冷战首要关注的问题迎刃而解。中美关系遂进入大国间日常交往的轨道，不再像过去那样动辄大起大落。其中苏联力量开始衰落是一个因素，不过美中双方的决策人已习惯了冷战模式，并未马上认识到苏联的衰落。中国出兵越南时苏联反应软弱，标志着它衰落的开始，这个进程开始时缓慢，后来逐渐加速。莫斯科最高领导几年内三易其人——1982年从勃列日涅夫到安德罗波夫，1984年又从安德罗波夫到契尔年科，1985年再从契尔年科到戈尔巴乔夫——这至少表明应付这些国内危机耗费了苏联的主要精力。卡特任内开始重新加强美国军备，到里根任内进一步加速这一进程，结果逐渐改变了力量平衡，遏制了苏联对其周边干预的能力。

　　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部分所获得而复失——虽然有些是在乔治·H·W·布什上任后才失去的。1990年越南结束对柬埔寨的占领，1993年柬埔寨举行大选，难民开始准备返回家园；1991年古巴军队撤出安哥拉；同年，埃塞俄比亚共产党支持的政府垮台；1990年，尼加拉瓜的桑地诺运动接受劝告，同意举行自由选举，此前从未有一个执政的共产党愿意冒此风险；可能最重要的是，1989年苏联从阿富汗撤军。

　　苏联的后退为中国外交提供了新的回旋余地。中国领导人不再常提军事遏制，而是开始探索同莫斯科交往的可能。他们仍然坚持与苏联改善关系的三个条件：撤出柬埔寨；停止苏联在西伯利亚和蒙古接近中国北部边境地区的军力集结；撤出阿富汗。这三个条件都在实现中，主要是因为力量平衡的变化使苏联无法维持其前哨阵地，后撤是无奈之举。中国向美国保证不会倒向苏联——中国人此举证明两国也可进行三角外交。不管怎样，这一保证有双重目的：确认中国继续遵守防止苏联扩张的既定战略，但也向美国表明中国手中的机会在增多。

　　中国很快就开始在全球利用它新的机会。1987年9月，在我和邓小平的一次谈话中，他使用这一新的思维框架来分析当时已经打了5年的两伊战争。美国当时支持伊拉克——至少帮助它不被德黑兰的革命政权打败。邓小平说中国需要“余地”来对伊朗采取“更灵活的立场”，这样才能为结束战争发挥更大的外交作用。

　　在中国与苏联对抗时期，邓小平一直推行毛泽东的“一条线”战略。现在他又回到了“三个世界”的理念：中国不参与超级大国的竞争，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以便在超级大国、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这三个圈子里追求自己的利益。

　　邓小平的门生、时任共产党总书记的胡耀邦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概括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总方针，其中关键的一条实质上重复了毛泽东所宣布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胡耀邦先是总览全局，就中国对美国和苏联外交政策做出关键性的评估，并提出一系列要求，要求美苏两国采取行动表现诚意。台湾问题得不到解决意味着中美关系“一直存在着阴影”；只有当美国停止干涉这个中国认为纯属其内政问题的时候，两国关系才能“取得健康的发展”。同时，胡耀邦说：“我们注意到苏联领导人一再表示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但是，重要的不是言辞而是行动。”

　　中国正在巩固自己在第三世界中的地位，它与两个超级大国都拉开了距离，在一定程度上对它们两个都反对：“当今威胁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主要力量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今天世界人民最重要的任务。”

　　中国等于在宣称，作为超越超级大国竞争的最大“中立”国，它占有道义上的独特地位：

　　我们一贯坚决反对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主张禁止使用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要求超级大国首先大规模地裁减核武器和常规武器……

　　中国把坚决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而斗争，看作自己神圣的国际义务。 注释标题 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82年9月1日”，《北京周报》（1982年9月13日），第30~31页。

　　这是共产党代表大会一贯宣布的中国外交政策：独立自主、道义超然、高傲优越，还有挫败超级大国野心的坚定决心。

　　1984年国务院提交给里根总统的一份备忘录解释道，中国的做法是：

　　既支持（美国）为对抗苏联扩张主义而加强军事力量，又攻击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称其为全球紧张的主要原因。结果，中国得以在追求和美国平行的战略利益的同时，加强与正在上升的第三世界集团的关系。 注释标题 查尔斯·希尔，“中国外交政策的转移：美国和苏联”（1984年4月21日），里根总统图书馆，90946（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司）。

　　1985年，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称，中国和苏联举行了一系列高级别会议，并在进行频繁的党内高级别交流。这是自中苏分裂以来从未有过的，中国“在三角关系中左右逢源”。报告注意到，中国领导人恢复了对苏联领导人“同志”的称呼，并把苏联称作“社会主义”（而不是“修正主义”）国家。中苏两国高级领导人就军备控制举行了实质性磋商，而这在此前20年间是无法想象的。1985年在中国副总理姚依林对莫斯科长达一周的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一项里程碑式的经贸合作协议。

　　不同圈子相互重叠是毛泽东晚年在一定程度上倡导的概念，但实际执行的结果却很有限。第三世界的自我定义就是同两个超级大国划清界限；如果它明显地偏向一边，哪怕是以接纳一个超级大国加入自己的行列为掩饰，它也会失去这个地位。事实是，中国正朝着成为超级大国的方向发展，即使在改革刚刚起步的时候，它的作为就已经像超级大国了。简言之，只有当一个超级大国加入它的行列后，第三世界才能发挥重大的影响力；但若是那样，它就不再成其为第三世界了。只要苏联是核超级大国，只要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仍不稳固，中国就不会愿意脱离美国。（苏联解体后，那时的问题就是中国是会以挑战者的身份填补苏联空出来的位置，还是会选择和美国合作。）总而言之，20世纪80年代中美关系正在从冷战模式向全球国际秩序过渡，这给两国的伙伴关系带来了新的挑战。这一切都假设苏联仍然是基本的安全威胁。

　　打开对华开放大门的设计师尼克松对世界的看法也是如此。1982年末，尼克松以私人身份访问中国后给里根总统写了一份备忘录。他写道：

　　我认为，鼓励中国人在第三世界中发挥更大作用非常符合我们的利益。他们越成功，苏联就越不成功……

　　1972年我们两国因对苏联侵略的共同关注走到了一起。虽然时至今日，这个威胁比1972年要大得多，但在下一个十年把我们连接得更紧密的主要因素很可能是我们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 注释标题 附录“里根总统致尼克松前总统的备忘录”，“里根总统关于尼克松前总统访华的备忘录（1982年9月25日）”，威廉·P·克拉克致总统备忘录，威廉·克拉克档案，第002号。

　　尼克松又敦促道，在下一个十年中，美国、它的西方盟国和日本应共同努力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他设想会出现一个全新的国际秩序，其根本实质就是利用中国的影响力把第三世界建成反苏联盟。但是，即使尼克松的睿智远见也没有料到苏联会解体，中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能够成为世界经济健康系于一身的经济强国，人们甚至猜想中国崛起是否会再次造成国际关系的两极化。

　　里根政府令人敬畏的国务卿、具有职业素养的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了美国同心圆的概念，把中美关系置于美苏冲突的背景之外。他认为，过分强调在对付苏联威胁时中国的作用不可或缺，这使中国在和美国讨价还价中占了太大的优势。美中关系应建立在严格对等的基础上。在这样的外交中，中国扮演的角色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只要美中的共同努力符合两国利益，中国就应当乐意合作。对华政策的目的应当是详尽阐述两国的共同利益。与此同时，美国应重新加强和日本的联盟——几年前毛泽东曾敦促美国官员对这个国家“多花点时间”。日本和美国同是民主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增长，现已成为重要的全球经济强国。（从那以后几十年来，日本的经济乏力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20世纪80年代期间，日本的经济能力不仅远远超过中国，而且许多分析家认为马上就要超过美国。）罗纳德·里根和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私谊亲密，这为两国关系提供了新的基础——媒体称他们两位的关系为“罗康秀”。

　　以前美国和中国建立联盟，是因为它们视彼此为战略伙伴，共同面对威胁自己生存的大敌。现在两国的联盟关系渐行渐远。既然苏联的威胁开始减退，中国和美国实际上退变成了仅就某些利益一致的问题合作的权宜伙伴。

　　里根执政期间美中关系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新的紧张，对台湾这样的历史遗留问题处理得四平八稳。里根1984年访华表现出他特有的活力——几次引用中国古诗词和《易经》中的词句来描述美国和中国的合作关系。他还试着多说普通话，这一点他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都大胆。谈到美中关系，他甚至用汉语说出了“通力合作”和“互敬互惠”。然而，里根从未和哪位中国领导人建立起和中曾根那样的紧密关系——要说这一点，别的总统也没有做到。没有任何重大问题需要他访华时予以解决，因此，他访华就只限于讨论世界形势。里根不点名地批评一个“大国”在中国边境上集结重兵，威胁邻国，但中国的广播略去了他这段话。

　　里根时代结束时，亚洲形势进入了几十年来最平静的时期。经过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日本、朝鲜、印度支那和东南亚海上连绵不断的战争和革命之后，亚洲国家建立了一个基本上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相似的体系——沿袭1648年30年战争结束后欧洲主权国家形成的模式。除了贫穷孤立的朝鲜时不时进行挑衅和阿富汗反抗苏联占领之外，现在的亚洲国家都是确定的主权国家，有彼此承认的国界，几乎一致心照不宣地同意互不卷入彼此内部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联盟。中国、朝鲜和北越都曾热心于输出共产党革命，现在此一雄心已然不再。各权力中心之间的平衡得到了保持，因为争斗各方都已筋疲力尽，也因为美国（后来是中国）击退了争霸各方。在这种背景下，亚洲经济改革和繁荣的新时代开始扎根——它使亚洲在21世纪重现历史辉煌，成为世界上生产力最高、最繁荣的大陆。

　　邓小平的改革方案

　　邓小平所谓的“改革开放”不仅是经济上，而且也是精神上的壮举。先是稳定经济濒临崩溃的社会，然后采取共产党历史和中国历史上都绝无仅有的新办法来激励国家寻求前进的内在力量。

　　邓小平复职时，中国的经济几乎处于绝境。集体化组织的农业生产几乎无法满足中国巨大的人口需求，人均粮食消费量与毛泽东时代早期基本相同。据报道，一位中国领导人承认中国有1亿农民吃不饱，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美国1980年总人口的一半。“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停课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1982年，中国34%的劳动力只有小学教育程度，28%被列为“文盲”或“半文盲”；只有0.87%的劳动力受过大学教育。邓小平呼吁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但他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把教育低下、与世隔绝且大部分生活贫困的中国民众转变为生产率高、竞争力强，并在世界经济有时出现低潮时能够顶得住压力的劳动大军。

　　传统的手段和方法更加大了改革者的困难。邓小平坚持通过对外开放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和19世纪后半叶维新派初次尝试却终告失败的努力同出一辙。旧时的障碍是中国人不肯放弃心目中关系到中国特殊地位的生活方式；现在的困难在于如何推翻社会主义国家此前通行的做法，同时又维护毛泽东时代以来赖以凝聚社会的哲学原则。

　　20世纪80年代初期，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仍采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它的弊病显而易见，但苦于找不到补救办法。在计划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奖励方法完全颠倒，被动守成有功，积极主动受罚。在中央计划经济中，商品和服务的分配由官僚机构决定。久而久之，行政法令确定的物价就脱离了和成本的联系，定价机制变成了为政治需要服务的手段。

　　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建设绕不过经济学的规律，真正的代价总要有人承担。实施中央计划经济和补贴物价带来的恶果是设施陈旧、缺乏创新和人浮于事——换言之，即经济停滞和人均收入下降。

　　另外，中央计划经济不注重产品质量或发明创造，几乎没有这方面的奖励措施。既然生产的所有产品都会被相关部门买去，质量就不在考虑之列。发明创造实际上遭到阻止，以免计划经济的大厦因此而失衡。

　　在没有市场帮助确定优先次序的情况下，计划者只能想当然地做出决定。结果，需要的货物没有生产，而生产出来的货物又不需要。

　　最重要的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不仅没能创造无阶级的社会，反而滋生了特权阶层。当货品靠分配不靠购买的时候，真正的好处在于职位带来的特权：干部有专供商店和医院，还能享受普通人得不到的教育机会。少数官员大权在握必然滋生腐败，工作、教育和大部分特权都要靠个人关系实现。事实证明，中央计划无法管理现代经济，但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是采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是为了克服体制固有的停滞。他和他的同事们推行市场经济，下放决策权，向外部世界开放——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变化。他们进行的这场革命靠的是发挥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中国人民有着天生的经济活力和企业家精神，只不过长期以来受到战争、意识形态的教条和对私人投资严厉打压的束缚。

　　改革中，邓小平的主要助手之一是胡耀邦。胡耀邦是长征时的“红小鬼”，受邓小平一手提拔，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和邓小平一起失势；邓小平官复原职后，把胡耀邦安排在共产党的高级职位上，最终担任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任职期间，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的立场相对开放，他以他直率的方式不断地挑战党和社会所能接受的极限。他是第一位且经常穿西装在公共场合露面的共产党领导人，而且还因提议中国人吃饭弃用筷子、改用刀叉而引发了一场争议。

　　改革的另一个得力助手，赵紫阳于1980年就任总理，1987年1月担任共产党总书记。他在任四川省委书记时率先实行包产到户，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赢得了民心。他和胡耀邦一样，政治上不墨守成规，但是后来在1989年被中共中央解除了总书记的职务。

　　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努力改革，首先是因为他们都反对“文化大革命”。中国所有的领导人在“文革”期间都遭到贬黜，许多人受过殴打虐待。中国领导人的谈话中经常提及“文革”的经历。1982年9月，我对中国进行私人访问，和邓小平谈话时就涉及了那个时期：

　　基辛格：我是1974年4月第一次见到您的，那时您来出席（联合国）第六次特别大会。后来我见毛泽东时您也在座，可您一句话也没说。

　　邓小平：后来1974年11月那次（在北京）咱们两个谈得最多，因为那时周总理生病，我负责国务院工作。1975年我负责党和政府工作，只干了一年就被打倒了。回顾这段历史时期真是很有意思，就是这样的挫折才让我们变得更聪明……从1979年到1981年，经验证明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您三年半没来了，看到什么变化了吗？

　　基辛格：我上次来的时候——可能是我无知——感到高层有很多人反对顾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

　　邓小平：……国外的人常常猜测中国政治不稳定。看中国政治是不是稳定要看8亿中国人生活的地方是不是稳定。今天农民们最高兴了。城市也有一些变化，但不像农村变化那么大……（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更有信心，更加信任党和政府。这具有深远的意义。“文革”前党和政府的威信很高，但是威信在“文革”期间被破坏了。

　　改革没有过去的经验可资借鉴。1987年我再访中国的时候，赵紫阳跟我谈到了将于当年10月提交给党代会的计划。他强调说，中国正在经历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融合的复杂而漫长的过程：

　　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合理地解释社会主义和市场力量的关系。报告会指出社会主义计划应利用而不是排除市场力量。自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以来，所有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都对经济活动进行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美国和韩国就是例子。政府进行管理或是通过计划或是通过市场；中国准备双管齐下。企业将充分利用市场力量，国家将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引导经济。有必要的话还会计划，但将来的计划管理只是手段之一，不会把它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

　　邓小平实现这些目标采取的是渐进的办法。用中国的说法，领导层是“摸着石头过河”，看什么办法奏效，就把它作为制定路线的基础的一部分。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实际上和乌托邦式的理想一起被扔在了一旁。中国领导人不会让意识形态束缚改革；他们要重新定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要能给中国带来更大的繁荣，就是“中国特色”。

　　为促进这一进程，中国欢迎外国投资，办法之一是在沿海设立经济特区。特区里的企业在经营上有较大的灵活度，投资者享受特殊待遇。考虑到19世纪中国在沿海地区与“外国投资者”的不愉快经历——以及这一经历在中国历史上的显要作用——设立经济特区是相当大胆的举措。它也表现出中国愿意加入国际经济秩序，从而放弃几个世纪以来经济自给自足的理念，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史无前例的。到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外国贷款开始流入中国。

　　其后，中国开始了有系统的权力下放。人民公社解散了，鼓励建立土地承包责任制，实际上等于包产到户。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所有权仍然属于国家，经营权则基本上由管理人掌握。政府和管理人签订协议，职责分明，给管理人以很大的回旋空间。

　　这些改变带来的结果令人惊叹。从1978年经济改革开始到1984年，中国农民的收入翻了一番。在鼓励私人创业措施的推动下，私营部门在工业总产出中占了近50%，而过去经济几乎完全是由政府指令管理的。整个20世纪80年代期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一直在9%以上——直到本书成书之际，这一几乎没有间断的空前高速增长期还在继续。

　　如此宏大的努力首先取决于负责推行改革的官员的素质。1982年我同邓小平谈话时谈到了这个问题。我问他干部年轻化进行得是否顺利，他做了回答。

　　邓小平：是的，可以这么说。可是还没有完，还得继续。农业问题还没有解决。要有耐心。两年前我们把赵紫阳总理和胡耀邦推上了第一线。可能您也注意到了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60%在60岁以下，还有不少40来岁的。

　　基辛格：我注意到了。

　　邓小平：这还不够，我们还得给老同志安排去处，所以我们才成立了中央顾问委员会。我毛遂自荐当中顾委的主席。这就是说我本人想慢慢辞去各种职务，只保留顾问的位子。

　　基辛格：我注意到有些人比主席年龄还大，却没有进中顾委。

　　邓小平：那是因为我们的党年纪很大了，需要把一些老人留在第一线。但是这个问题会慢慢解决的。

　　基辛格：我听说因为“文化大革命”，很多人没达到该有的教育水平就当了干部。这是个问题吗？能解决吗？

　　邓小平：能。我们选择领导干部的标准是：他们必须是革命者，必须年轻，受过良好教育，有工作能力。我说过，十二大不仅表现了新政策的继续，而且为新政策的继续提供了保证。人事安排也确保了政策的继续。

　　5年后，邓小平还在关心党的干部年轻化的问题。1987年9月，他提前向我透露了对10月即将举行的党代表大会的计划。83岁高龄的他依然精力充沛，面色晒得黑黑的，意态悠闲。他说他要为这次党代会取名为“改革和对外开放大会”。赵紫阳将取代胡耀邦担任共产党总书记的关键职务，这就需要选一位新总理。邓小平说，胡耀邦“犯了一些错误”——大约是对1986年的几场学生示威过于宽容——但还会留在政治局里（这是与过去不同之处，过去高级干部一旦被解除职务，就不能再参加政治生活）。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共产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不得身兼二职，因而加速了最高层职位向下一代过渡。其他“老人”将退休。

　　邓小平解释说，他现在要从经济体制改革转向政治体制改革，这会比经济改革困难得多，因为“要涉及几百万人的利益”。党和政府的分工会发生变化，专业管理人员将接替党的书记的工作，许多党员得另找工作。

　　但是，区分决策和行政管理的界限在哪里？邓小平回答说意识形态问题归党管，具体操作的政策归管理人管。我请他举例说明时，他说与苏联改善关系就明显是意识形态问题。我和邓小平进行过多次谈话，但这个问题在谈话中很少出现。细想起来，我猜测邓小平提到这个过去无法想象的主意，也许就是表示中国正在考虑往回倾斜，扩大外交活动的空间。

　　邓小平提出的政治方面的建议在共产党历史上没有先例。他似乎是建议共产党维持对国家经济和政治结构的总的指导作用，但会逐渐减少先前对中国人生活各个方面巨细无遗的控制，中国人会得到宽广的个人发挥空间。邓小平坚持说，这些全面的改革将“按部就班”地进行。中国现在是稳定的，“为了发展必须继续保持稳定”。中国政府和人民“没有忘记‘文革’的混乱”，他们绝不会允许混乱重演。中国的改革是“史无前例的”，其间“犯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他说，绝大多数人民支持目前的改革，但是实现改革的成功需要“勇气”和“谨慎”。

　　事实证明，这些不是抽象的问题——很快，邓小平就要被迫面对他“按部就班”的改革方案必然带来的紧张。中国的经济迅猛增长，成千上万的学生被派往国外留学，人民的生活水平大为改善。当世界在为之惊叹的时候，一些重要的迹象表明中国内部正在涌动着新的潮流。

　　改革进程早期，计划的问题和市场的问题混杂在一起。让物价反映实际成本必然导致物价的上涨，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物价改革使得老百姓纷纷取出储蓄去购买货物以防物价进一步上涨，从而造成囤积货物和通货膨胀加剧的恶性循环。

　　赵紫阳在1987年9月的一次会议上概述了国内生产总值50%要转而依靠市场力量来实现的计划。除了技术性的经济问题之外，这需要对指令性体制做出重大的改变。要像欧洲国家一样，更加注重对经济进行间接的控制，办法是控制货币供应以及采取干预手段预防通货膨胀。中国的许多中央机构因此必须取消，其他机构的职能需要重新确定。为推动这一进程，中央命令进行党员重新登记和精简机构。这牵涉到3 000万人，而且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员本身也面临职责更改的问题，因此，党员重新登记遇到了重重障碍。

　　经济改革的相对成功造成了一批人后来对改革心怀不满。一些干部的工作因改革受到威胁，他们对政府的忠诚度随之降低。

　　价格双轨制滋生了许多腐败和裙带关系的行为。向市场经济的转移实际上增加了腐败的机会，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是这样。两个经济部门共存——一个是正在收缩但依然十分庞大的国营部门，另一个是成长中的市场经济——造成了两套价格，于是道德败坏的官员和企业家就可以把商品在这两个部门之间调来调去以从中牟利。中国私营部门中的一部分利润无疑是通过普遍的贪污贿赂和裙带关系得来的。

　　裙带关系一直是注重家庭的中华文化特有的问题。在乱世，华人靠家庭支撑。在所有华人社会中，无论是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香港地区还是新加坡，最终的依赖是家人，而决定家人是否可以分一杯羹的是家庭标准，与抽象的市场力量无关。

　　市场本身也造成人们的不满。假以时日，市场经济会使人民的生活普遍改善，但竞争的本质就是有人赢有人输。在市场经济早期，赢者常常会一夜暴富，输者则容易把自己的失意归咎于“制度”而不是自身的不足——他们经常是对的。

　　在公众层面上，经济改革提高了老百姓对生活水平和个人自由的预期，同时也造成了紧张和不平等，许多中国人认为这些问题只有通过更开放、更有民众参与的政治制度才能解决。中国领导层也因中国要走什么样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道路而日益意见不合。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改革的例子更使得中国领导层的辩论利害攸关。有人把戈尔巴乔夫的开放和改革视为危险的异端邪说，类似赫鲁晓夫扔掉了“斯大林这把刀子”；其他人，包括许多青年学生和年轻的党员干部，则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可以成为中国的榜样。

　　邓小平主持的经济改革改变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毛泽东时代铲除了的一些现象——收入不均、奇装异服和公开宣扬“奢侈品”——再次出现，传统的共产党干部因此而发牢骚说人民共和国正在像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曾经预见的那样，发生着可怕的“和平演变”。

　　虽然，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经常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为这场辩论确定框架，比如发动了一场大张旗鼓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其实归根结底，分歧还得追溯到自19世纪以来一直困扰着中国人的问题：中国对外开放是实现它的历史宿命，还是在精神信仰上做出妥协？它应该向西方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学习什么？ 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