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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章 又一次和解：江泽民时期

　　1989年夏季之后，美中关系几乎又回到起点。1971~1972年，美国与中国谋求和解，之后在“文化大革命”末期，它深信对华关系对建立和平的国际秩序至关重要，于是改变了对中国激进治理方式的保留态度。而今，美国又开始对华实施制裁。中国的国内改革成了美国重要的政策目标。

　　我曾经见过江泽民，当时他任上海市长。我没有预料到他会成为领导人，引领中国从灾难走向崛起，让中国爆发出令人震惊的活力和创造力。尽管他开始时有些犹疑，但他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快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完成了香港的和平回归，重构了中国与美国及世界的关系，让中国走上了成为全球经济强国之路。

　　在江泽民任职后不久，1989年11月，邓小平竭力对我强调他对这位新任总书记的高度评价：

　　邓小平：你已经见过江泽民总书记了，将来还会有机会见他。他这个人有自己的思想，非常能干。

　　基辛格：我对他印象很深。

　　邓小平：他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外界观察家很少料想到江泽民会成功。作为上海市委书记，他因慎重处理学潮而受到赞扬。但是作为总书记，他被普遍认为是过渡性人物，与前辈相比，他没有统帅一切的光环，权力基础也相对缺少。他是第一位没有军事资历的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像其继任者一样，他的领导能力来源于政治履历和经济业绩。

　　以前的中共领导人为人处世带有伟人的光环，既有新型马克思唯物主义的风格，也有中国儒家传统的痕迹。江泽民则不同，他更像一位平易近人的家人，热情而不拘礼节。毛泽东是从奥林匹亚山巅俯视谈话对象，好像面对正在考试的研究生，考察他们的哲学见解恰当与否。周恩来谈话轻松、优雅，充满儒家圣人般的智慧。邓小平会打断讨论，直奔主题，视离题寒暄为浪费时间。

　　江泽民不追求哲学上高人一等。为了拉近关系，他时而面带微笑，时而放声大笑，讲些轶闻趣事，感染谈话对象。他为自己的外语天赋和西方音乐知识感到自豪，时常为此兴高采烈。接见非华人来访者时，为了强调一个论点，他讲话中经常夹杂着英语、俄语甚至罗马尼亚词句，时而不经意间在大量中国古典成语与美国俗语间转换，如It takes two to tango（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场合允许，他可能会放声高歌来调节气氛，或者强调同志之间的友情。

　　中国领导人与外国来宾谈话时，通常带有一些随行人员，有顾问，也有记录员，他们不说话，也很少给首长传递便条。江泽民正好相反，他总想把他身边的人变成一个罗马合唱团。他通常提出一个想法，然后把它抛给一位顾问来总结，其方式自然而然，让人觉得面对的是一个团队，而江泽民是队长。他博览群书，受过高等教育，总是试图把谈话对象带入友好的氛围，至少接待外国人是这样。对话时，他的观点很重要，但对方甚至同事的观点也能受到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我见过的中国领导人中，江泽民是最没有中央王国气派的人物。

　　江泽民被提升为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之际，美国国务院的一篇内部报告称，他“温文尔雅，精力充沛”，还讲述了1987年上海国庆节庆祝活动中的一件事，“他从贵宾席上站起来，激情四射地指挥交响乐团演奏国际歌，会场上满是闪光灯和舞台烟雾”。1989年尼克松私下访问北京时，江泽民突然站起来，用英语背诵了《葛底斯堡演说》。

　　对于中国或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来说，这样的不拘礼节简直是史无前例。外界许多人低估了江泽民，误把他的慈爱风范当成不够严肃。事实正好相反。他的友好是用来划定界限的，划定之后，就不能改变。当认为涉及国家重要利益时，他也像其伟大的前辈一样意志坚定。

　　江泽民有足够的世界眼光，知道中国不得不在国际体系中运作，而非通过中央王国来遥控和主导。周恩来知道这一点，邓小平也一样。江泽民亲切和蔼的外表之下是一种严肃和精明，他努力把中国引入新的国际秩序，恢复国际自信，既帮助中国治愈国内的创伤，也软化中国的国际形象。江泽民不时用其热情的面目缓和批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彰显他的政府致力于摆脱孤立，使其体制免遭苏联的厄运。

　　在实现国际目标的过程中，江泽民非常幸运，身边有我认识的最为老练的外交部长钱其琛，以及智慧超群、品格坚韧的首席经济决策者——副总理朱镕基。他们两人都坚定地认为中国优越的政治体制最符合本国利益；两人同时也认为，中国要继续发展，需要深化与国际机制、世界经济的联系，包括经常严厉批评中国国内政治的西方世界。钱其琛和朱镕基遵循江泽民的积极乐观主义路线，亲自开展广泛的对外访问，参加国际会议，接受采访，进行外交和经济对话，以坚定的意志和良好的心态直面常常心怀疑虑、吹毛求疵的听众。并非所有的中国观察家都欣赏与蔑视中国现实的西方世界打交道，也并非所有的西方观察家都赞成与不符合西方政治期待的中国进行接触。评判政治才能要看如何处理不确定性，而不是看如何处理确定性。江泽民、朱镕基、钱其琛及其高层同事们成功地将中国推上世界的舞台，让充满狐疑的西方世界了解中国，并建立了初步的信任。

　　1989年11月，江泽民刚任总书记不久后曾邀我见面。谈话中，他回到传统外交的视角，历数当时发生的事件。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对国内问题的反应会导致与美国关系的障碍。“除了台湾，中美之间没有大的问题，”他强调说，“我们没有边界争议。在台湾问题上，《上海公报》确立了一个良好的方案。”中国不主张国内原则适用于外国，他说：“我们不输出革命。但是，每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必须由这个国家自己来选择。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来自于我们的历史定位。”

　　无论如何，中国都继续经济改革：“就中国而言，大门一直是敞开的。我们愿意对美国的任何积极姿态做出反应。我们有许多共同利益。”但改革必须是自愿的，不能是外界强加的：

　　中国历史证明，压力越大，反弹就越大。我是学自然科学的，所以我想用自然科学规律来说明问题。中国有11亿人口。她很大，有许多动力，把她向前推并不容易。作为老朋友，我讲的都是实话。

　　约一年之后，1990年9月，我又见到了江泽民，当时中美关系依然紧张。从某种意义上说，失望的结果并不意外。美国人坚持认为他们的价值观具有普世性。中国领导人根据他们对中方利益的看法，正在做一些调整。而美国的一些激进人士，尤其是非政府组织，不愿意因为有部分进展就宣告实现了目标。对他们来说，北京所认为的让步意味着他们的目标可以讨价还价，因而变得不具普世性了。激进人士强调的是道义目标，不是政治目标，而中国领导人关注的是继续推进政治进程，首先要结束眼前的紧张关系，返回“正常的”中美关系。而正是这种正常化，激进人士要么一概拒绝，要么必须附加条件。

　　后来，这场辩论中出现了一个贬义词，指责传统外交是“做交易”。这一路线的倡导者认为，真正持久和平的前提是民主国家结成的国际社会。这就是为什么在实施《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时，福特政府和20年之后的克林顿政府都未能与国会达成妥协，即使苏联和中国看似已经准备好做出让步。激进人士拒绝不完整的步骤，认为坚持不懈就能实现最终目标。

　　美国信仰的核心像所有价值观一样，它们具有绝对性特征，这对外交政策运作的细微精妙构成了挑战。如果将美国的治理原则作为中美关系所有其他领域取得进展的核心条件，那么僵局不可避免。在这一时刻，双方都必须权衡国家安全主张与治理原则要求。北京强烈反对这一原则，克林顿政府只好调整立场，这一点将在本章后半部分看到。问题变成了美国与其外交对象之间调整轻重缓急，换言之，回到了“做交易”的传统外交上，否则就得摊牌。

　　这一选择必须要做，不能敷衍。我尊敬那些准备为传播美国价值观而战斗的人，可是外交政策既要确立目标，也要确定方法，如果采用的方法与国际框架相抵触，或者伤及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对外关系，就必须做出选择。我们绝对不能贬低这种选择的性质。在美国国内的辩论中，最佳结果是将两种途径合二为一——理想主义者承认实现原则需要时间，因而必须根据情况时常调整；“现实主义者”接受价值观有它的道理，必须纳入政策运作之中。这样的方法认为，每个阵营中都有许多层次，应当努力让它们相互补充。但在实际运作中，这一目标经常被狂热的争论所淹没。

　　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内的辩论在与中国领导人的讨论中也得到反映。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40年之后，中国领导人主张独立自主，不干涉他国内政，不向国外传播意识形态（这曾经是共产党政策的神圣原则），而美国坚持通过施压和激励来实现价值观的普世性，也就是要干涉别国的内政。

　　我1990年访问北京时，江泽民对我讲的正是这样一些说法。他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一再强调：中国和美国应当共同努力，在1648年以来传统欧洲国家体系的原则基础上，建设国际新秩序。也就是说，国内事务不属于外交政策的范围，国家间关系应遵循国家利益原则。

　　1991年9月，我再次访问北京，江泽民又回到了传统外交这个主题上。国家利益压倒了对中国国内行为的反应：

　　我们两国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没有理由不把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如果相互尊重，如果避免干涉内部事务，如果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处理两国关系，我们就能找到共同利益。

　　随着冷战式对抗的消退，江泽民认为“在当今的形势下，意识形态因素在国家关系中不重要”。

　　1990年9月，江泽民趁我访问之际向我表示，他已经接过了邓小平的职责：

　　邓小平知道您的来访。他通过我向您表示欢迎，向您问好。其次，他提到了布什总统给他的信，对此他想表达两点。第一，他要求我作为总书记，通过您向布什总统问好。第二，他于去年退休之后，已经把处理这些事务的全权交给我这个总书记。我不打算写信答复布什总统给邓小平的信，但是我所对您说的，虽然是我的话，也符合邓小平想说的思想和精神。

　　江泽民向我传达的信息是中国已经做出足够让步，现在华盛顿有责任改善关系。江泽民说：“就中国而言，我们一直珍惜两国之间的关系。”他宣称，中国不再让步：“中方做得足够了。我们已经尽力，我们已经做了最大努力。”

　　江泽民重复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传统话题，即中国不接受任何压力，坚决抵制任何外来威吓。他还认为，像华盛顿一样，北京也面临来自民众的政治压力：“还有一点，我们希望美方注意这一事实。如果中国单方采取措施，而美国没有相应举动，中国人民是不允许的。”

　　中国与苏联解体

　　所有这些讨论之下有一股暗流，那就是苏联的解体。1989年前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身在北京。中国陷入国内争议，苏联的政治基础却要崩溃了，全世界的电视都在像播慢动作画面一样，对其进行实时转播。

　　戈尔巴乔夫的困境甚至比北京更令人困扰。中国人之间的争论是共产党如何执政，而苏联的争议是共产党是否应该执政。戈尔巴乔夫认为政治改革（开放）优先于经济调整（改革），于是对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争论成为必然。戈尔巴乔夫承认出现了普遍的经济停滞，但缺乏打破内在僵化的想象力和技巧。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一体制中各种监督机构也成了问题。苏联共产党以前是革命的工具，但在其苦心经营的共产主义体制中，除了监管它不懂的东西，毫无其他作用。对于管理现代经济这个问题，苏联共产党的解决办法是与其原来声称要控制的东西合流。苏联共产党精英成了特权官僚阶级，理论上掌管着国家的正统，实际上却专注于维护其特权。

　　开放和改革产生了冲突。戈尔巴乔夫最终把塑造他、成就他的这一体制带向了崩溃。但在此之前，他重新定义了和平共处。前任领导人确立了它，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曾为此争吵。但是戈尔巴乔夫的前辈倡导的和平共处是最终对抗和胜利之前的暂时缓和，而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宣称，和平共处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永恒状态。他以这种方式重新进入了俄国早在苏联之前就已经跻身其中的国际体系。

　　我多次访问中国，中国领导人总是竭力把中国与苏联尤其是戈尔巴乔夫区别开来。1990年9月会面时，江泽民强调：

　　想找到一个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是徒劳的，你从与我们的讨论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你的朋友周恩来一直讲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今天它还管用。世界上只有一种社会制度是不行的。我们不想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强加给别人，也不想别人把他们的社会制度强加给我们。

　　中国领导人像戈尔巴乔夫一样也肯定了共处原则，但他们不像戈尔巴乔夫一样取悦西方，而是对西方敬而远之。北京认为戈尔巴乔夫无足轻重，更谈不上误入歧途。他的现代化计划遭到严词拒绝，因为它考虑不周，将政治改革置于经济改革之前。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政治改革长远来看是需要的，但经济改革必须先行一步。李瑞环解释了为什么价格改革在苏联行不通：几乎所有商品都供应不足时，价格改革必将导致通货膨胀和恐慌。朱镕基1990年访问美国时，不断被人赞许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他竭力强调：“我不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我是中国的朱镕基。”

　　我1992年再次访问中国时，钱其琛把苏联的解体描述为“爆炸的余波——震荡波四处扩散”。苏联解体的确创造出了新的地缘政治版图。北京和华盛顿评估这一新版图时，发现它们的利益不再像准同盟时期那样明显一致了。那时，分歧主要是在抵制苏联霸权的策略上；而现在，共同的对手消失了，两国领导人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差异必然走上前台。

　　在北京，冷战结束既是一种解脱，也是一种忧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代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积极甚至进攻性威慑战略取得了胜利。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难免拿苏联的解体与自己的国内挑战做比较。他们也继承了一个古老的多民族帝国，并试图按照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管理。虽然与苏联的非俄罗斯族比例（约50%）相比，中国的非汉族人口所占比例（约10%）小得多，但具有不同传统的少数民族的确存在。而且，这些少数民族居住在与越南、俄罗斯、印度接壤的战略敏感地区。

　　20世纪70年代，苏联依然是战略威胁，没有一位美国总统愿意冒险与中国对抗。然而，在美国方面看来，苏联解体代表着民主价值观取得了永久性全球胜利。两党都有一种情绪，认为传统的“历史”已被超越：同盟和敌人都在毫不动摇地走向多党议会民主和开放市场（美国人认为，两种机制之间有必然联系）。阻碍这一潮流的任何障碍都将被肃清。

　　于是产生了一种新观念，即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在下降，国际体系今后将建立在跨国原则基础之上。由于认为民主国家在本质上是爱好和平的，而专制国家倾向于暴力和国际恐怖主义，因而促进政权更迭被认为是合法的外交政策行动，不是干涉他国内政。

　　中国领导人拒绝美国人关于西方自由民主已全面胜利的预言，但他们也知道改革计划需要美国的合作。于是1990年9月，他们通过我向布什总统传递了一则“口信儿”，结尾呼吁美国总统：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一直遭受着外国列强的欺侮和羞辱。我们不想再次揭开这一伤疤。我认为，总统先生作为中国的老朋友，您了解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珍惜来之不易的中美友好合作关系，但更珍惜自己的独立、主权和尊严。

　　在新的背景下，中美关系更有必要尽快恢复正常。我相信您能找到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为了改善中美关系，对于您采取的任何积极行动，我们都将做出必要的回应。

　　为了强调江泽民亲口对我讲的话，中国外交部官员交给我一份书面口信，让我转交给布什总统。信上没有签名，被称为书面口头信息——比谈话更正式，比官方照会更含蓄。此外，这位外交部副部长陪同我到机场，亲手交给我一份书面答复，澄清了我与江泽民会谈时提出的一些问题。他们选择书面形式以示强调：

　　问：邓小平不答复总统的来函，有什么含义吗？

　　答：邓小平去年就退休了。他已经向总统致过口信儿，说所有此类事务的处理权都交给江泽民了。

　　问：为什么答复是口头的，而不是书面的？

　　答：邓小平看过来信，但他把这些事情委托给江泽民了，他让江泽民来做答复。我们想给基辛格博士这个机会，由他向总统传递口信儿，因为基辛格博士对中美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

　　问：邓小平了解复函的内容吗？

　　答：当然。

　　问：您提到美国没有采取“相应措施”，指的是什么？

　　答：最大的问题是美国还在制裁中国。总统能够解除或事实上解除（制裁），不是最好吗？美国在世界银行贷款上也有决定性发言权。另外一点涉及一揽子协议中的高层互访……

　　问：您愿意再签一份一揽子协议吗？

　　答：这没道理，第一份一揽子协议根本就没实现。

　　基于个人经验，乔治·H·W·布什总统认为，对一个人口最多、连续执政历史最长的国家实施干涉政策是不可取的。在特殊情况下，他愿意代表个人或特定团体进行干预，但他认为就中国的国内结构进行全面对抗，将危及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关系。

　　为了回应江泽民的口信儿，布什突破了对华高层互访禁令，派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访问北京，进行磋商。两国关系在这段时间趋于平稳。但18个月后，克林顿政府上台，在其第一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两国关系又陷入过山车般的起伏。

　　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

　　1992年9月，比尔·克林顿在竞选过程中向中国的执政原则发起了挑战，批评布什政府在1989年后“纵容”北京。“中国不可能永远抵制民主变革的力量，”克林顿说，“终有一天，它也会走上东欧和前苏联共产党政权的道路。美国必须尽其所能，鼓励这一进程。”

　　1993年上台以后，克林顿把“扩展”民主确定为首要外交政策目标。1993年9月，他在联合国大会上宣称，目标是“扩展和加强世界市场民主国家体系”和“扩大生活在自由体制之下国家的数量”，直到人类实现“相互合作、和平相处的繁荣的民主世界”。

　　这一新政府的进攻性人权姿态并非弱化中国或获取战略优势的战略。它反映了一种世界秩序观，期望中国作为令人尊敬的成员参与进来。从克林顿政府的角度看，这是真诚地支持总统及其顾问所做的努力，也有利于中国。

　　然而在北京看来，美国的压力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附和，是以19世纪殖民主义者的手段干涉中国内政、弱化中国的阴谋。中国领导人把这届新政府的声明解读为资本主义国家企图推翻全世界的共产党政府。他们心里怀疑，随着苏联解体，美国很可能像毛泽东预言的那样：消灭一个共产党大国，然后在另一个共产党大国背后指指点点。

　　在确认听证会上，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更为简练地表达了转变中国的目标：美国将“通过鼓励这一大国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努力促进中国从共产主义向民主国家和平演变”。无论有意无意，克里斯托弗所说的“和平演变”让人想起了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他曾用这个词预言共产党国家将最终崩溃。在北京看来，这不是一个好的动向，而是西方试图在不付诸战争的情况下将中国转化为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在美国，克林顿和克里斯托弗的言论毫无争议，但两人在北京都成了被诅咒的对象。

　　克林顿政府也许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挑战多么巨大，他们扔下保护手套，宣称已经准备好与中国就一系列广泛的议题进行“接触”，包括中国国内改革状况和融入更广阔的世界经济。与这个刚刚声称要取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美国高官进行对话，中国领导人很可能心有不安，但克林顿政府显然不认为这是不可逾越的障碍。这一倡议的命运说明了这一政策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中国领导人不再声称代表可以输出的独特革命真理。相反，他们拥护一种实质上是防御性的目标，即致力于建立一个与他们的执政体系和领土完整不公然敌对的世界，换取时间来发展经济，以自己的节奏来解决国内的问题。这种外交政策姿态更接近俾斯麦而不是毛泽东：循序渐进，注重防御，筑起堤坝，抵御不利的历史潮流。即便时移势易，中国领导人仍然表现出强烈的独立意识。他们不失时机地宣称竭力抵制外来压力，借此掩盖他们的担心。江泽民1991年对我说：“我们从不屈服于压力。This is very important.（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个哲学原则。”

　　中国领导人也不接受把冷战结束解读为进入美国超强时代。在1991年的一次谈话中，钱其琛告诫道，国际新秩序不能永远维持单极状态，中国将致力于建设多极世界，即致力于反对美国的超强地位。他用人口状况来支持其观点，包括略带威胁地指出中国有巨大的人口优势：

　　我们认为这样一种单极世界不可能存在。有些人好像认为，海湾战争和冷战结束后，美国可以为所欲为了。我认为这不正确……伊斯兰世界有10亿多人口，中国有11亿人口，南亚的人口也超过10亿。中国人口超过美国、苏联、欧洲和日本的总和。所以这还是一个多样化的世界。

　　李鹏总理就人权问题给出了可能最为坦率的评估。1992年12月，我陈述了三个需要改善的政策领域，他答复说：

　　至于你提到的三个领域，我们可以谈一下人权。但由于我们之间的重大分歧，我怀疑不大可能有大的进展。人权概念包括传统、道德和哲学价值观，这在中国与西方是不同的。我们认为中国人民应该有更多民主权利，在国内政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这应以中国人民可以接受的方式推进。

　　李鹏承认民主权利应有进展，但他也坦率地指出了中方灵活性的极限：“在人权等问题上，我们当然可以做一些事情。我们可以进行讨论，在不丧失原则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灵活的措施。但我们不可能与西方达成全面一致，这会动摇我们的社会基础。”

　　克林顿第一任期的标志性对华倡议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该政府试图给中国的最惠国贸易地位附加条件，即中国人权记录的改善。“最惠国”这个说法有些误导，因为大多数国家都享有这一地位，与其说是给予特殊好处，倒不如说是承认一国享有正常的贸易特权。有条件最惠国待遇这个概念具有道德目的，是美国典型的实用的奖罚概念（即“胡萝卜”加“大棒”）。正如克林顿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雷克解释的那样：如果产生效果，美国才会给予实惠，“否则就给予惩罚，增加压迫与侵略行为的成本”，直到中国领导人基于利益做出理性判断，放开其国内体制。

　　温斯顿·洛德是主管东亚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也是20世纪70年代打开中国大门时我不可或缺的同事。1993年5月，他访问北京，向中方官员介绍这届新政府的思路。在访华之行结束之际，洛德警告说，如果中国想避免中止最惠国地位，就有必要在人权、核不扩散和其他问题上有“重大进展”。中国政府认为任何附加条件都是不合理的，而美国政治人物要求附加更为严苛的条件，洛德被夹在中间一筹莫展。

　　洛德访华后不久，我访问了北京，发现中国领导人正在努力规划走出“有条件最惠国待遇”困局的路径。江泽民提出一个“友好建议”：

　　中美两个大国应从长远角度看待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符合中国的利益，也能把中国变成有利于亚洲及其他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我认为，在看待其他国家时，美国应考虑到他们的自尊与主权。这是一条友好的建议。

　　江泽民再次劝说美国不要把中国当成潜在威胁或竞争对手，从而削弱美国牵制中国的动机：

　　昨天在研讨会上我讲到了这个问题。我也提到《泰晤士报》上的一篇文章，它暗示中国终有一天会成为超级大国。我再三说过，中国永远不是任何国家的威胁。

　　在克林顿的强硬言辞和国会的敌对情绪下，洛德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乔治·米歇尔、众议员南希·佩洛西达成妥协，同意延长最惠国待遇一年。它以较灵活的行政命令形式公布，而非约束性的法案；它只对人权附加了条件，而不包括许多国会议员强烈要求的其他民主化领域。但对中国而言，附加条件是一个原则问题，就像苏联拒绝《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时一样。北京反对附加条件本身，并不在意附加什么内容。

　　1993年5月28日，克林顿总统签署了这一行政命令，将中国的最惠国地位延长了12个月，到期后根据中国的行为延长或取消。在此期间，克林顿强调，这届政府对华政策的“核心”是“坚持中国的人权状况必须取得重大进展”。他解释说，对最惠国待遇附加条件既是一项原则，也是表明美方对1989年事件的愤怒，以及对中国执政方式的“持续关切”。

　　伴随这一行政命令而来的是比20世纪60年代以来任何一届美国政府对中国都更为贬损的言辞。1993年9月，国家安全顾问雷克在一次讲话中表示，除非中国满足美方要求，否则它将被列入所谓“凭借军队、政治监禁、虐待”和“不可容忍的种族主义、宗教迫害、仇外主义、民族主义”，坚守过时执政方式的“反动的对抗性国家”。

　　还有一些事情深化了中方的疑虑。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GATT，后被世界贸易组织所取代）的谈判因大量问题陷入停滞。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备受攻击。国会参众两院多数议员不同意申办要求，美国政府谨慎地保持沉默。中国申办奥运会以微弱劣势被击败。美国怀疑中国一艘船向伊朗运送化学武器零件而贸然进行检查（最终未成功），更加煽动了紧张气氛。所有这些事件，虽然各有各的理由，但中国按照孙子兵法的逻辑进行分析，认为并非单一事件，而是整体趋势反映出了大的阴谋。

　　1994年3月，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访问北京，事情终于到了紧急关头。最惠国待遇延期一年即将于6月到期，克里斯托弗后来回忆道，他此行的目的是寻求最惠国待遇问题的解决方案，“向中方强调根据总统的政策，他们仅剩有限的时间去修补人权记录。如果他们想保留低关税贸易特权，必须有显著的进展，而且马上”。

　　克里斯托弗预定于中国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度会议开幕的当天抵达，中方官员曾暗示此访时机不太恰当。美国国务卿就人权问题来挑战中国政府，预示着要么抢全国人大的风头，要么诱使中国官员采取攻势，证明他们不惧外来压力。克里斯托弗后来承认，这成了“他们展示对抗美国决心的完美论坛”。

　　他们的确这么做了，结果成了中美关系缓和以来最为针锋相对的一次外交接触。陪同克里斯托弗访问的洛德称，克里斯托弗与李鹏的会谈成了“他所参加过的最令人不快的外交会晤”。当年在我与北越的所有谈判中，洛德也一直在我身边。

　　克里斯托弗在其回忆录中讲述了李鹏的反应：李鹏声称，中国的人权政策与美国无关，美国自己也有许多人权问题需要管……“为了确保我了解他有多么不悦，中方突然取消了当天晚些时候我与江泽民主席的会谈。”

　　这些紧张事态好像破坏了20多年富有创意的对华政策，结果美国政府内部经济部门与负责人权问题的政治部门产生了巨大分歧。面对中方的抵制以及美国在华公司的压力，这届政府只好低声下气地请求北京在最惠国待遇到期前几个星期内做出适当让步，以便有理由延长最惠国待遇。

　　克里斯托弗回国后不久，自我设定的最惠国待遇期限已到，政府悄悄地放弃了附加条件的政策。1994年5月26日，克林顿宣布这项政策不再有效，中国的最惠国地位基本上毫无条件地又延长了一年。他许诺通过其他方式寻求人权进展，比如支持中国的非政府组织、鼓励改善商业行为。

　　必须再说一次，克林顿一直愿意支持两党五届政府维系对华关系的政策。但是作为刚刚当选的总统，他关注中国外交政策态度中无形的东西，更关注美国的国内舆论。他附加条件是出于信念，但首先是为了保护对华政策。国会的攻击日益强烈，他们试图直接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地位。克林顿认为美方恢复了高层接触，延长了最惠国待遇，作为交换，中国人“欠”美国政府一些人权让步。但中国人认为他们“理应享有”所有其他国家都享有的无条件高层接触和贸易条件，他们不认为取消单边威胁是让步，而且对于任何干涉内政的暗示都尤其敏感。只要人权依然是中美对话的主要议题，僵局便不可避免。当今鼓吹对抗政策的人应当认真研究一下这段历史。

　　在第一任期余下的时间里，克林顿降低了对抗策略的论调，转而强调“建设性接触”。洛德召集美国驻亚洲国家大使，在夏威夷讨论一项全面的亚洲政策，平衡人权目标与地缘政治需要。北京承诺继续进行对话，以成功推进改革计划，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像其前任乔治·H·W·布什一样，克林顿同情民主变革、人权倡导者的关切，但是他也像前任后任一样，逐渐了解了中国领导人信念的力量，以及面对公开挑战时的坚韧。

　　中美关系很快得到了修补。酝酿已久的江泽民访问华盛顿于1997年实现，1998年克林顿对北京进行了八天的回访，两位领导人都表现得热情洋溢。内容广泛的联合声明得以发表。双方建立了磋商机制，处理了一系列技术问题，结束了近十年的对抗气氛。

　　这一关系中缺少的是曾经团结北京和华盛顿抵制苏联“霸权主义”的明确的共同目标。美国领导人不能持续无视人权方面国内政治和信念导致的各种压力；中国领导人继续认为美国的政策至少部分上是阻止中国获得大国地位。1995年李鹏的谈话听起来让人欣慰，平息了美国对复兴的中国寻求什么目标的恐惧：“一些人没有必要担心这种快速发展，中国需要30年才能赶上中等国家。我们的人口太多了。”反过来，美国不断许诺没有改变其政策转而对华进行遏制。两种保证的含义是，双方都有能力兑现给对方的承诺，都能在某种程度上自我克制。保证就这样与威胁融合到了一起。

　　第三次台海危机

　　当围绕着最惠国地位的紧张状态就要消除的时候，台湾问题再次浮出水面。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基础是三个联合公报，在这个相互默契的框架下，台湾建立了充满活力的经济和民主体制。在北京的默许下，台湾加入了亚洲开发银行、亚太经合组织，参加了奥运会。北京方面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统一提议，台湾将获得完全的自治权。北京承诺，只要台湾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的地位（与香港、澳门将获得的法律地位相同），将允许台湾保留自己独特的政治制度，甚至可以保留军队。

　　台湾对这些提议的反应非常谨慎，但它受惠于中国大陆的经济转型，在经济上日益相互依赖。20世纪80年代末放松双边贸易和投资限制后，许多台湾公司把生产转移至大陆。到1993年末，台湾地区超过日本，成为中国大陆第二大海外投资来源地。

　　双方的经济相互依赖日益加深，但政治道路距离却越来越远。1987年，台湾年迈的领导人蒋经国取消了戒严令。台湾岛内体制大幅度开放接踵而至：报禁被放开，竞争性政党被允许参与立法选举。1994年，《宪法修正案》为通过全民公投选举台湾“总统”打了下基础。台湾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新声音，“动员戡乱时期”被限制的活动得以开展，他们开始倡导迥然不同的国家认同，甚至可能宣布正式独立。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反复无常的农业经济学家李登辉，他从国民党基层一直奋斗上来，1988年被任命为党主席。

　　作为一名台湾官员，李登辉的一切表现都为北京所憎恨。他成长于日本占领台湾期间，取了一个日本名字，在日本学习，“二战”期间在日本皇军中服过役。后来他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接受了高等教育。与多数国民党官员不同，李登辉是台湾本土人，他直言不讳，说自己“首先是台湾人，其次才是中国人”，并骄傲而不懈地支持台湾拥有独特的体制和历史经验。

　　1996年选举越来越近，李登辉及其内阁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试图逐步扩大台湾所谓的“国际生存空间”。让北京（和华盛顿的许多人）不悦的是，李登辉及其高级部长们开始采取“度假外交”路线，台湾的大型官方代表团“以非正式身份”访问各国首都，偶尔参加国际组织的会议，然后通过运作尽可能多地被贴上独立国家的标签。

　　克林顿政府试图与这些事情保持距离。1993年，太平洋两岸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来到西雅图，召开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克林顿与江泽民会晤并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克林顿说：

　　在会晤中我重申，美国支持把三个联合公报当成一个中国政策的基石……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对美国来说是正确的政策。它既不妨碍我们执行《与台湾关系法》，也不妨碍我们与台湾建立强大的经济关系。如你们所知，这次会议也有（台湾的）代表。所以我对现在的状况感到满意。但我认为这不会成为我们与中国关系的绊脚石。 注释标题 威廉·J·克林顿，“与江泽民主席在西雅图讨论后的讲话及与记者交流情况：1993年11月19日”，《美国总统公共文件》（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94年），第2022~2025页。

　　克林顿的策略要想奏效，台湾领导就必须克制，但是李登辉决定推进台湾的“国家认同”。1994年，他征得同意在去中美洲的途中经停夏威夷，为飞机加油，这是台湾领导人首次踏上美国的土地。李登辉的下一个目标是1995年康奈尔大学的校友聚会，他曾于1958年在那里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新当选的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的强烈敦促下，众议院全票支持李登辉此访，参议院只有一票表示反对。沃伦·克里斯托弗曾于4月向中国外交部长做出保证，称李登辉访美“与美国的政策不一致”。但在强烈的压力下，克林顿政府改变了主意，批准了李登辉个人非官方访问的请求。

　　一到康奈尔大学，李登辉就发表了一篇讲话，破坏了“非官方”的定义。李登辉对在康奈尔大学的美好时光稍作回忆之后，便开始兴奋地谈起台湾人民对获得正式承认的渴望。李登辉不断提及他的“国家”和“民族”，说共产主义即将灭亡，这些狡猾的措辞和粗鲁的言论都让北京不能容忍。

　　北京召回了驻华盛顿大使，推迟批准美国大使提名人选尚慕杰，取消了与美国政府的其他官方接触。接着，按照20世纪50年代台海危机的脚本，北京开始在东南沿海进行军事演习和导弹试验。这既是军事威慑，也是政治姿态。在一系列威慑性举动中，中国向台湾海峡发射了导弹以展示军事实力，警告台湾领导人。但它使用的是哑弹，以此表明这些发射具有象征性的意涵。

　　任何一方都不挑战三个联合公报，台湾的平静才能保持。因为公报有许多模糊地带，任何一方试图改变这个结构或强制实施自己对条款的解释都会终结这一框架。北京并没有强求澄清，但一旦受到挑战，它就被迫最低限度地表明它是多么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

　　1995年7月初，当危机势头正劲时，我率美中协会（America-China Society，美国两党前涉华高官组成的团体）代表团访问北京。7月4日，我们会见了副总理钱其琛和驻美大使李道豫。钱其琛阐明了中方的立场——主权不容讨价还价：

　　基辛格博士，您肯定知道，中国非常重视中美关系，尽管我们不时有争吵。我们希望看到中美关系恢复正常，有所改善。但美国政府应该清楚这一点：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回旋空间。我们绝不会放弃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对华关系已经到了关键时刻，美中两国最可能的选择就是中止高层接触，但这反而造成一个悖论，即在最需要的时候，双方却自愿放弃了处理危机的机制。苏联解体后，每一方都宣称与另一方保持友好关系，但为的不是寻求共同战略目标，而是找到一个代表合作的符号——尽管在这一时刻，合作实际上也不存在。

　　我抵达后不久，中国领导人用一个他们熟稔的微妙姿态，表明他们希望达成和平的结果。在美中协会的正式日程开始之前，我应邀去天津周恩来曾经就读的中学发表演讲。在一位外交部高官的陪同下，我在周恩来塑像旁拍照，介绍我的这位官员利用这个场合回忆起中美密切合作的高潮时期。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信号来自江泽民。在各方唇枪舌剑之中，我问江泽民，毛泽东说过台湾问题可等上100年，现在是否还算数。不行，江泽民回答。我问江泽民为什么不行，江泽民回答说：“毛主席这个话是23年前说的，现在只剩77年了。”

　　然而，双方1989年以来一直没有高层对话，也没有部长级访问，6年来仅有的高层讨论也只是在国际会议间隙或在联合国。让人费解的是，台湾海峡的军事博弈之后，迫在眉睫的问题自己变成了程序性问题，即如何安排领导人之间会晤的问题。

　　事情又回到了25年前秘密访问结束时的讨论，双方为谁邀请谁僵持不下。当时毛泽东提出的方案打破了僵局，即可以理解为双方都向对方发出了邀请。

　　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与中国外交部长在文莱的东盟会议上见面，也找到了类似的解决方案，回避了决定谁先走第一步的必要。克里斯托弗转达了美方在处理台湾高级官员访美以及邀请江泽民与总统会面等问题上的保证，还递交了一封至今尚未解密的表明美方意图的总统信函。

　　江泽民与克林顿于10月举行了会谈，但会面方式没有充分考虑中国的自尊。它既不是国事访问，也不在华盛顿，而是在纽约联合国庆祝成立五十周年的场合。克林顿在林肯中心会见了江泽民，还先后与参加联合国会议的其他主要国家高级领导人举行了类似会晤。中国在台湾海峡军事演习之后，国家主席访问华盛顿恐怕不会受到良好的接待。

　　在这种模棱两可、欲拒还迎的氛围中，1995年12月2日进行的台湾“立法院”选举让局势再次升温。北京在福建沿海开始了新一轮军事演习，海陆空三军联合行动，模拟在敌对领土上实施两栖登陆。同样咄咄逼人的心理战同步展开。12月“立法院”选举前一天，解放军宣布将于1996年3月，即台湾“总统”选举前夕，再进行一次演习。

　　随着选举临近，导弹射击演习击中台湾岛东北和东南部重要港口城市的附近海域。美国也做出反应，成为1971年缓和关系以来针对中国的最大军事集结。美国派出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以躲避“恶劣天气”为借口穿过台湾海峡。同时，华盛顿如履薄冰，向北京保证没有改变一个中国政策，还要警告台湾不得采取挑衅举动。

　　危急关头，华盛顿和北京认识到没有值得付诸武力的战争目标，也没有强行改变现实的条件。马德琳·奥尔布赖特说，中国“非常特别，中国太大，美国不能予以忽视，也很强硬，难以拥抱她；中国很难被左右，因为中国非常非常自豪”。对中国而言，美国太强大，难以胁迫，而且致力于与中国发展建设性关系，中国也需要这种关系。超级大国美国、充满活力的中国、全球化的世界，以及世界事务重心逐渐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都需要一个和平合作的中美关系。危机之后，中美关系显著改善。

　　正当美中关系开始走向以前的高点，又一场危机如夏日惊雷一样震撼了两国关系。科索沃战争本应成为美中关系的顶点，可是1999年5月，美国一架B-2轰炸机从密苏里起飞，摧毁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抗议风暴席卷整个中国。学生与政府同仇敌忾，认为这再次证明美国不尊重中国的主权。江泽民称之为“蓄意挑衅”，他无所畏惧地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可欺的，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不可侮的，伟大的中国人民是永远不可战胜的！”

　　尽管已是深夜，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一得到通知，便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陪同她去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表达美国政府的遗憾。然而，面对公众的情绪，江泽民觉得有义务表达自己的愤怒，但他之后也用那些话来平息民众（美国总统在人权问题上也是这样）。

　　中国义愤填膺，美国则声称必须压制中国。两种观念都反映了各自严肃的信念，也说明两国关系有对抗的潜力，双方有可能被现代外交政策的本质拖入世界各地的紧张事态中去。双方政府依然认为有必要进行合作，但他们不能控制两国相互撞击的方式。这是中美关系中尚未解决的挑战。

　　中国的复兴与江泽民的思考

　　在不时发生危机的同时，20世纪90年代也见证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国际角色的不断扩大。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部分上还是一个展望：效果是明显的，但深度和持续性仍值得讨论。在中国内部，发展方向还备受争议。1989年后，中国的一些学术和政治精英鼓吹走内向路线，减少中国经济与西方的联系，邓小平通过南方视察挑战了这一论调。江泽民上任时，苏联模式的国有企业大多没有改革，仍占经济总量的50%以上。中国与世界贸易体系的联系只是局部的和尝试性的；外国企业对投资中国仍心存疑虑，中国公司则很少到境外创业。

　　20世纪90年代末，看似不可能的前景成为现实。整个10年中，中国的年均增长速度不低于7%，有些年份甚至达到了两位数。这段时期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最持久、最强大的时期之一，人均收入约为1978年的3倍，城镇地区的收入水平提高更快，约为1978年的5倍。

　　在这些变化之中，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方兴未艾，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地区经济作用。它通过实施资本控制和财政紧缩政策，抑制住了90年代初节节攀升的通货膨胀，使其后来躲过了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这段最糟糕的时期。中国在经济危机中首次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堡垒，并担当起以前不太习惯的角色：以前它经常是外国特别是西方经济处方的接受者，现在则日益独立地倡导自己的方案，成为危机中向其他经济体提供紧急援助的国家。2001年，随着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以及结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国的这一新地位更加巩固。

　　中国国内思想体系的重新调整助推了这一转型。江泽民沿着邓小平的改革道路继续向前，开始扩展共产主义的内涵，从排他的阶级精英向更宽的社会阶层敞开大门。在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推出了自己的思想理念，即众所周知的“三个代表”。这是他最后一次以国家主席身份参加党代表大会，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和平权力移交。这个理念阐明了为什么这个通过革命赢得支持的党，现在也需要代表包括企业家在内的前意识形态敌人的利益。尽管中国还是一党执政的国家，但江泽民把共产党向商界领袖开放，使共产党的内部管理更加民主。

　　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和美国在经济上日益交织在一起。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和中国大陆的贸易总额还只是美国与台湾地区贸易总额的一半；到了90年代末，美中贸易额已翻了两番，中国对美出口总额增加了6倍。美国的跨国公司视中国为其商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生产基地，也是日益重要的货币市场；反过来，中国用越来越多的现金储备投资购买美国政府债券（2008年成为美国债务最大的外国持有者）。

　　与此同时，中国日益承担起新的世界角色，利益遍及全球每个角落，与更宽广的政治经济趋势前所未有地融合起来。马嘎尔尼与中国清廷就贸易和外交承认首次进行了相互误解的谈判；两个世纪后，中国和西方都认识到，不管有没有准备好迎接挑战，他们已经处于相互交往的新阶段。正如时任副总理朱镕基1997年所说：“现在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与世界交往、联系最密切的时期。”

　　在以前的年代，例如马嘎尔尼时期甚至冷战时期，“中国世界”与“西方世界”只是就有限事务按照沉稳的步伐进行交往。现在无论是好是坏，现代技术和经济相互依赖已经使双方不可能再以如此缓慢的方式处理相互关系。结果，双方都面临着一个有些矛盾的处境，他们有更多机会相互了解，也有新的机会冲击对方的敏感神经。全球化的世界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但在危急时刻，紧张状态也经常更快地恶化。

　　随着任期即将结束，江泽民认识到了这种危险。这种态度在冷淡、理性、自制的中国领导人中间一般难以找到。2001年，江泽民会见了美中协会的一些成员。当时他正处于12年任期的最后一年，但已经陷入怀旧之中。他的一举一动都曾举足轻重，但他就要离开舞台，成为这些重大事件的旁观者。他主掌了一段动荡的时期，开始时中国被国际社会孤立，至少是被民主发达国家所孤立，而中国实施改革计划急需它们。

　　江泽民克服了这些挑战。与美国的政治合作重新确立；改革计划加速推进，创造了非凡的增长率，再过十年，中国即将变成一个全球金融和经济大国。以动荡和疑虑开始的十年，结果成了一段成就卓越的时期。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不论是与另一个超级大国合作还是与之对抗，在如何参与国际秩序方面都毫无先例可循。实际上，这个超级大国（美国）即使愿意面对，也缺乏应对这一局面的经验。无论愿意与否，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注定要出现，这一秩序的性质和标准是两国尚未克服的挑战。或为伙伴或为敌人，他们注定要相互交往。当前的领导人都宣示建立伙伴关系，但都还没有确定其内涵，也没有建造躲避前方暴风骤雨的避风港。

　　江泽民现在面对的是一个新世纪和新一代美国领导人。乔治·H·W·布什在任时，江泽民被无人预见到的事件意外推上了最高位置。而后美国产生了一位新总统——老布什的儿子。江泽民与这位新总统的关系开始于又一场不期而遇的军事冲突。2001年4月1日发生了中美撞机事件。江泽民和布什都不允许这一事件破坏中美关系。两天后，江泽民离开北京，展开早就安排好的南美之行，这表明他作为中央军委主席，不希望启动危机行动。布什对中国飞行员之死表示了遗憾。

　　在与美中协会成员会晤之中，江泽民脑海之中好像已经预感到了世事难料的危险。他侃侃而谈，一会儿引用中国的古典诗词，一会儿突然插入英文短语，大谈特谈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他看似离题万里，其话语中却反映出一种希望和困惑：希望两国找到办法，避免双方社会变化引起的风暴，也担心两国可能错过机会。

　　江泽民开场白的主题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我不是夸大我们自己的重要性，但中美之间的良好合作对世界很重要。We will do our best to do that.（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来实现这一点。）这对整个世界都很重要。”可是如果把整个世界作为主体，领导人真的有资格应对吗？江泽民指出，他开始时接受的是传统儒家教育，后来接受西方教育，接着又在前苏联的学校求学。现在，他正领导一个国家的转型，与所有这些文化打交道。

　　中国和美国正面对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即台湾的未来。江泽民没有使用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熟悉言辞。相反，他讲的是关于双方对话的内在动态性，以及不管领导人愿意与否，局势可能怎样失控——而到那时，领导人可能会迫于公众的压力而采取本不愿采取的行动。他表示：“美中之间最大的问题是台湾问题。比如，我们常说‘和平解决’和‘一国两制’。一般来说，我自己只愿说这两句话，但有时我还得加上‘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当然，江泽民不能回避这个中国打开大门之前曾让130多次中美会谈陷入僵局的问题，也不能回避从那时开始故意留下的模糊态度。可是，尽管中国拒绝放弃使用武力，因为这意味着主权受到了限制，但到江泽民说这些话时，中国实际上已经自我克制30年了。而且，江泽民也是用最温和的方式表述这一神圣话语的。

　　江泽民不要求立即出现变化。相反，他指出美方的立场有些反常。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但另一方面也没有促进统一。实际后果是台湾变成了美国“不沉的航空母舰”。在这种形势下，不管中国政府的意愿如何，民众的诉求都有可能产生对抗的动力：

　　我在中央政府近12年中，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了12亿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们当然对你们怀有最好的期望，可一旦冒出火星，12亿人民的情绪就难以控制了。

　　不管多么令人遗憾或者表述起来多么委婉，我觉得有必要对这一武力威胁做出回应：

　　如果讨论涉及使用武力，这会强化所有想用台湾问题伤害我们关系的力量。在美中军事对抗中，即使我们这些人会感到伤心，但也只能支持我们自己的国家。

　　江泽民回答时没有沿用中国不惧怕战争威胁等传统的口径。他从世界的角度指出，未来取决于中美合作。他呼吁拥有全球眼光，这是最需要的，也正是各国历史上都难以实现的：

　　不清楚中国和美国能不能找到共同语言，解决台湾问题。我曾经说过，如果台湾不是在美国保护下，我们早就能解放它了。因此，问题是我们如何达成妥协，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这是我们关系中最敏感的部分。我们是老朋友。我不必使用外交语言。总之，我希望布什总统在任时，我们两国能从战略和全球角度处理中美关系。

　　我以前见过的中国领导人都有长远眼光，但大多来自以往的教训。他们也处于为遥远未来建设重大工程的进程中，但他们很少描述中期未来的样子，认为其特征只能从他们所做的众多努力中显现出来。江泽民所呼吁的东西可能不那么激动人心，但可能更为深远。在其任职结束时，江泽民认为双方有必要重新确定自己的思想框架。毛泽东尽管有战术调整，但苛求意识形态正确。江泽民好像是说双方都应该认识到，如果想真诚合作，他们需要知道必须对传统态度做一些修正。他敦促双方重新研究各自的内部信条，并愿意进行重新解释，包括社会主义：

　　这个世界应该是一个丰富多彩、多种多样的地方。比如，中国1978年决定进行改革开放……1992年我在十四大上讲到，中国的发展模式应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那些习惯了西方的人来说，你认为市场不足为奇，但在1992年，在这里说市场是有很大风险的。

　　由于这个原因，江泽民敦促双方让意识形态适应相互依赖的现实：

　　简单地说，西方最好放弃过去对待共产党国家的态度，不再以天真、简单的方式看待共产主义。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视察讲话中说得很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需要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我是个工程师。我算了算，从孔子到现在有78代了。邓小平说社会主义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我现在认为，邓小平为我创造了非常好的环境条件。关于你说的价值体系，东西方必须增进相互了解。也许我有一点天真了。

　　提及78代这个说法，是想让美国放心，不必害怕强大中国的崛起，它需要那么多代才能完全实现自己的抱负。但中国的政治环境的确发生了变化，毛泽东的继承人已经可以说共产党人不再幼稚、简单地谈论他们的意识形态，也可以说西方世界与中国可以对话，谈论如何相互调适思想框架。

　　在美国方面，其面临的挑战是从一系列迥异的评估中找到一条出路。中国是伙伴还是敌人？未来是合作还是对抗？美国的使命是向中国扩展民主，还是与中国合作实现和平的世界？或者是否可能两者兼得？

　　从此，双方都有义务克服内部的矛盾心理，确定中美关系的最终性质。 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