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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作为枢纽的君主

　　在我的字典里，“枢纽”被定义为“一枚别针、一个点或一条短轴，在其末端有某些物体固定其上并转动着，或者某物在其上方四周围绕它旋转或摆动”。后人长期以来认为奥古斯丁和马基雅维利是“西方”思想在历史上的枢纽，因为他们两位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改变了灵魂与国家之间的长期关系。但是，他们两位都不知道会发生这种情况。倘若他们知道，一定会惊叹不已，他们身后的荣耀早已遮蔽了他们曾经服务过的那些君主。

　　对这二位来说，在一生中默默无闻是不可能的。就连最底层的民众都听说过他们。最崇高的领主在他们面前畏畏缩缩。君主的身心健康和生养子嗣的能力可能会导致信仰的兴起，或导致国家的衰落。而奥古斯丁和马基雅维利是当时的国际名人，几个世纪以来的人类社会都将其置于“枢纽”的位置上。但方式有所不同。

　　在英格兰的某个地方，16世纪后期的某一天，在一场宴会上一位年轻的贵族迟到了。因为跑步赶来他还在气喘吁吁，他向尊贵的主宾屈膝，尴尬地低下头，并奉上一碗玫瑰水。

　　他感到羞怯，除了她戴着戒指的手之外，他没有看到她身体的其他部分……但这已经足够了。这是一只令人难忘的手，纤细的手指总是蜷曲着，像是握着圆球或权杖一样；一只紧张、乖戾、病态的手；一只发号施令之手，只需微微抬起便能让人掉脑袋。他猜测，这只手长在一具老朽的身体上，闻起来像存放裹着樟脑丸的皮草的柜子；这具躯体上装饰着各种各样的锦缎和宝石；即使饱受坐骨神经痛的折磨也要保持身体直立；纵然万千恐惧交织于身，也从未显得退缩；女王的眼睛呈浅黄色。

　　这就是伊丽莎白一世，一如她给自己设定的风格，尽管这个场景是虚构的，这名年轻人将保持容颜不老（可能是由于意外的性别转换），活到20世纪。这段出自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自传体小说《奥兰多》的文字，将我们拉到离这位老态龙钟的伟大女王很近的距离，这是我们在年代相隔如此久远的情况下，最有可能接近她的途径。

　　与此同时，在西班牙，一位死去的国王在他的葬礼上，被人们作为一名“手工织布者”而悼念着。这门手艺看似很容易，但致悼词者坚持认为，“实际上这很难”。织布者的四肢必须协调操作，眼睛要保持专注，大脑要跟踪织机运转，因为无数条线中的任意一条，都可能在任何时刻散开、缠绕或被拉断。

　　这就是国王的生活：双手写作，双脚旅行，心里则牵挂着那些线——一条是佛兰德斯，一条是意大利，一条是非洲，一条是秘鲁，一条是墨西哥，一条是英国天主教，一条是维护全世界范围内基督教君主之间的和平，一条牵挂着神圣罗马帝国的问题……印度群岛的线是否断了？快去拴起来！佛兰德斯的线是否断了？快去系好！这么繁忙的生活，被这么多线牵扯……哦，多么优秀的君主品质，真是独一无二。

　　这位国王就是腓力二世，时间是1598年，与奥兰多的跪拜是虚构出来的场景不同的是，阿吉拉尔·德·特罗内斯博士的致辞则是真实发生过的。但他的比喻可与伍尔夫的想象相媲美，因为都彰显了人物的性格，并且暗示，在君主的统治中，存在不同的枢纽。

　　腓力二世急于应对一个接一个的危机，很少休息，却从未完全掌控一切。他像在敲打鼹鼠一样，看着危机到处冒头。相比之下，伊丽莎白则不慌不忙。只有在必要时，她才会出手，出手便能让人掉脑袋——但她为此设定了时间和地点。她拒绝毫无必要地耗费资源、能源、声誉，甚至（在一位最高统治者身上很少见的）贞操。像《奥德赛》里的珀涅罗珀一样，伊丽莎白的追求者众多令其不堪其扰。然而，与珀涅罗珀不同，伊丽莎白谋划战略，而不是编织衣物。

　　腓力二世是一位“奥古斯丁式”人物，将自己的帝国视为连接凡人之城与上帝之城的桥梁，其中任何一部分都不可或缺。“在坚守信仰和服务上帝方面我丝毫不会懈怠，”他一度承诺，“必要时，我将不惜全部疆土和100条生命来捍卫。”伊丽莎白更像是“马基雅维利式”人物，将其国家（当时尚未成为一个帝国）看作表演的舞台，而不是一个神圣的遗产。“我向你们保证，”她在加冕典礼上向伦敦人宣告，“我会比以往任何一位女王都更善待你们……为了你们所有人的安全和平静生活，如果需要的话，我甚至会不惜流血。”腓力二世承诺顺服的是上帝，而不是他的臣民。伊丽莎白为她的臣民服务，不惜以上帝迁就臣民的利益。国王仰望天堂，满脸崇敬。女王脚踏实地，暗做打算。腓力二世与伊丽莎白的差异考验着奥古斯丁和马基雅维利的观念能否适应近代初期国家对治国方略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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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力二世和伊丽莎白这两位君主都从天主教教义的进路，吸收了奥古斯丁的思想。腓力二世狂热地追随奥古斯丁的思想，伊丽莎白则相对理性许多（她不愧是亨利八世的女儿），而两人可能都读过马基雅维利的作品。腓力二世的父亲、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仔细研究了《君主论》，在腓力二世的图书馆里收藏着这位佛罗伦萨人的作品，尽管它们被列为教廷禁书。在伊丽莎白的成长过程中，因为马基雅维利的作品被翻译得太过糟糕，马基雅维利在英格兰名声不好，但伊丽莎白语言能力出众，或许读过其意大利语原版。她和腓力二世都没有就此留下评论。然而，在这两大传统思想中，他们对自己的定位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伊丽莎白同父异母的姐姐玛丽于1553年登基，伊丽莎白被逼参加随后的弥撒仪式，当时这位还不到20岁的公主就公开表达了不满。5年后，成为女王的伊丽莎白拂袖离开令其厌倦的仪式，即便留下来听布道，也会大声予以纠正。在登基后首次颁布的法令中，她便恢复启用了其教父托马斯·克兰麦的《公祷书》，因为这本书的出版，玛丽女王将克兰麦烧死在火刑柱上。像她的生父一样，伊丽莎白并无意废除英国天主教，而是想通过否认教廷在她所统治国家的权威性，来将其本土化。毕竟除了已经难以控制的爱尔兰殖民地，这是她唯一统治的国家。

　　当查理五世在1555—1556年退位时，他统治的疆域太多了，多到连他自己都记不全：西班牙及其在“新世界”的领地墨西哥和秘鲁、荷兰、勃艮第、意大利的大部分、奥地利、匈牙利和波希米亚，以及散布于北非沿海和后来的菲律宾所在地等地区的帝国边境。国王腓力二世继承了上述的大部分领土，同时也继承了他父亲遗留的问题，查理五世在收入和支出之间留下了“极大的”亏空。腓力二世绝对不能放弃任何东西，因为“荣耀和声誉”就是一切。要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腓力二世应该把自己的信仰放置于“最确定的因素上，那就是上帝”。上帝会指明一条康庄大道。

　　腓力二世在接管葡萄牙及其海外殖民地之后，于1583年获得了一枚为其歌功颂德的奖章，上面写着“NON SUFFICIT ORBIS”，意思是：“这个世界远远不够！”这句话可以追溯到亚历山大大帝，如今这句话被用于描述太阳永远不会落下的西班牙帝国。但是，一位国王怎么能统治如此辽阔的疆域呢？由于腓力二世统治的领土比伊丽莎白统治的领土大得多，他应该比她更倾向于找代理人。然而，他们的做法恰恰相反。

　　伊丽莎白很乐意下放自己的权力，无论是对宫廷里的宠臣、顺从的神职人员、富有的贵族、有进取心的船长，还是对她所有的子民，尤其涉及他们在信仰和思想方面的内心活动问题上。她甚至没有设计自己的宫殿：她只是接管或者说借用了那些她看上的宫殿。在这一点上，她遵循着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因为如果上帝都不想事必躬亲，她又为什么要这样做？她保持敬畏，设定限制，并且像奥古斯都那样任由事态发展，与此同时确保自己的统治地位，尽可能巧妙地行事，必要情况下诉诸武力。

　　腓力二世则像奥古斯丁一样，在一切事件背后看到了上帝之手。这使得上帝和国王（上帝的代理人）之间的利益难以分割。因此，尽管在这个全球性的帝国中，一项命令自发布后要数月才能被付诸行动，但腓力二世丝毫不愿下放他的权力。至于宫殿，腓力二世亲自设计了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这是君主所居住过的最宏伟的修道院。然后在那里摆满琳琅满目的文物，腓力二世隐居其中，被无休止的责任掩蔽，被无数的文牍淹没，无法知晓外面的世界。

　　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小国的粗线条治理和大国的细线条治理并存。这从地理、物流或通信的角度而言是不合理的。但是，这反映了不同君主的思想，并且进而反映了协调灵魂与国家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体系，从这一层面来说，它就完全合理了。以至将由欧洲统治的世界，其未来走向也是基于这种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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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力二世曾经是英格兰国王，并希望再次成为英格兰国王。玛丽女王于1554年与腓力二世结婚，希望生育子嗣以将她的国家与欧洲这个天主教大国结盟。当时还在位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赞成这桩婚事，腓力二世彼时还不是西班牙国王，依从了父亲的安排。但玛丽唯一一次怀孕还是假的，腓力二世在英格兰的权威只是维系在婚姻纽带上，他在英格兰驻留时间短促。与外国王子的婚姻使得玛丽在本国不受欢迎，而她将数百名“异教徒”送入那烧死了克兰麦的火焰，并于1558年将英格兰最后的大陆边境加来拱手让给了法国人的行为使她在本国更不受欢迎。同年，玛丽女王去世，没人为其哀悼。此时，腓力二世已经成为领土遍布世界各处的帝国的统治者，而其在这个阳光稀缺的岛上的名义统治权，也荡然无存了。

　　玛丽女王统治时，伊丽莎白的地位一直不稳固。作为安妮·博林（亨利八世的妻子，后被抛弃并被斩首）的女儿，她似乎没有继承王位的权力。她对玛丽女王重新尊奉的罗马天主教敬意甚少。对于推翻玛丽女王的阴谋，即使伊丽莎白没有参与其中，她也事先知情。然而，伊丽莎白最能威胁玛丽的统治地位的一点是，她深受民众欢迎：作为一名天生的“演员”，这位公主将两者之间的对比展现到极致。玛丽将她囚禁起来，对她时而温暖有加，时而冷漠疏离，并将其软禁于城堡中，还一度将她关进伦敦塔，导致伊丽莎白担心自己会重蹈母亲的覆辙。

　　伊丽莎白最有影响力的保护者是腓力二世。如果玛丽身后没留下子嗣，或者死于难产（这在当时是常发生的情况），腓力二世更希望让伊丽莎白成为女王，而不是她的堂妹玛丽·斯图亚特。这位玛丽·斯图亚特是苏格兰王位的假定继承人，她在西班牙最大的竞争对手法国长大，长期以来一直与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儿子弗朗西斯订有婚约。还有一种可能性，如果伊丽莎白确实掌权了，那么作为鳏夫的腓力二世就可以娶她。随着玛丽女王的健康状况恶化，英格兰在法国和西班牙的势力范围之间徘徊。腓力二世很清楚他想让形势往哪个方向发展。

　　伊丽莎白怎么想呢？当她还是公主的时候，曾公开表示自己满足于单身状态，但在1558年11月成为女王之后，人们普遍认为她会像姐姐玛丽一样，找一位丈夫，如果更幸运的话，她会生下一个继承人。毕竟，她们的父亲在位时最重视的事情就是确保继承人血统纯正（尽管其手段未免残酷）。罗马人立养子为继承人的替代方案，本可为他省去很多麻烦，可早已被废弃了：除了少数例外情况，合法的继承人必须拥有皇室血统。

　　但是，到那时为止，女王执政还是很少见的。不管婚姻对于亨利八世的伴侣来说有多危险，亨利八世自己从不会因此被置于危险境地。但对于伊丽莎白来说，一旦结婚，每次怀孕无疑都会威胁到她的性命。即使进行得顺利，“出嫁从夫”这一近乎普世的观念必然会对其政权的独立性造成冲击，而伊丽莎白对独立性的重视丝毫不亚于她的父亲。即便是拥有唯我独尊的统治权的玛丽女王，也免不了被腓力二世拖入西班牙与法国的战争，并因此丢掉了加来。“长相”也可能是一个问题。伊丽莎白更喜欢令人赏心悦目的男人，但是嫁给自己心仪的英格兰人，必然会激起其他人的愤怒。嫁给外国人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然而，距离意味着这对皇室夫妇在成婚之前很难与对方见面，而且在那个摄像技术尚未出现的时代，画像可能会有误导性，甚至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回想起亨利八世在婚礼前几天才见到他的第4任妻子克里维斯的安妮，并且见面后对她极为反感，伊丽莎白明智地坚持说她不会“信任肖像画家”。

　　但是，当腓力二世在英格兰的时候，伊丽莎白见过他，而且她知道（尽管她不想承认），腓力二世曾试图保护她的安全。玛丽女王去世之后，腓力二世随即向伊丽莎白求婚，但这位新任女王拒绝了他，并礼貌地指出，两国可以达成他期望中的友好关系，而无须以婚姻作为纽带。腓力二世曾在私下透露，他的真正目的是“阻止那位女士随其心意对宗教做出改变，以此侍奉上帝”。而伊丽莎白的目的是，对宗教做出改变，以便使英格兰重新独立于罗马。在伊丽莎白即位之后的几个月内，两人之间的这种分歧凸显。此时，腓力二世向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女儿伊莎贝尔求婚了，后者成了他的新婚妻子。

　　在接下来的20多年里，伊丽莎白又迎来了十几位追求者，每位追求者在被不同程度地吊胃口后都被她冷落。她的动机仍不清楚，也许她害怕性生活或担心生育，也许她父亲的婚姻给她留下了阴影，也许她不希望有一位竞争对手与她分享权力（尽管只是名义上的），也许她只是犹豫不决，直到为时已晚：她徘徊在不同的求婚者之间，把自己耽误到40多岁。但最可能的解释是，伊丽莎白很喜欢众星捧月的感觉。历史学家加勒特·马丁利解释说：

　　（她的策略是）将她周围的朝臣和智囊团、外交官和使节、欧洲大陆的国王和权贵统统安排进一个精心设计的环环相扣的局，各环节之间达成微妙的平衡，彼此之间相互牵制，她则永远自由自在。 注释标题 Mattingly, The Armada, p. 24.

　　可以肯定的是，她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孤独，正如伍尔夫一针见血地指出：“万千恐惧交织于身。”但是，正如在腓力二世的心中，他的利益与上帝的利益相一致，伊丽莎白的利益也与她那当时略为逊色，但即将成长为世界核心力量的岛国利益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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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力二世发现自己更像是一个针垫而不是枢纽，同时卡在多个点上。得知他身在西班牙的父亲（不久前退位的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以及玛丽的死讯时，他正在抗击法国对荷兰的袭击。英格兰局势的发展将决定天主教在那里的未来，但腓力二世长期以来忽视了他的祖国西班牙。然而，如果没有使荷兰恢复和平就离开，他又会让荷兰人感到失望，“尽管我在这里无助于获得他们的忠心……我认为他们会与除了我之外的任何统治者融洽相处”。荷兰人通过削减对腓力二世的资金支持证实了这一点，父亲死后，西班牙由腓力二世的妹妹胡安娜摄政，她非常决绝地拒绝了向腓力二世提供额外资金，以至腓力二世担心自己成了笑柄。然而，腓力二世坚持认为，作为一位绝对的君主，他不必屈服于“这个地球上任何暂时占据优势的势力”。

　　腓力二世的权势无人可及，却被约束到寸步难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原因是，他的家族——势力无处不在的哈布斯堡王朝，通过地理、经济或文化上的亲密关系，构建起王朝的裙带网络：据说，他们通过联姻来扩张势力范围。因此，腓力二世的统治对象是一群对他并不忠心的乌合之众，他的资金也要出自这群人。国界不连续，而国王又不喜欢授权他人，这些使问题更加复杂化。腓力二世要同时为多个地方分神，所以也就陷入多重困境。将任何人置于腓力二世的位置上，哪怕是上帝也将无能为力。

　　罗马统治下的欧洲疆域要大于腓力二世统治的领域，人口构成也不比后者简单，但罗马人的治理效率更高。此外，罗马的土地相互毗邻，他们的管理者并没有将授权他人视为宗教渎职，他们唯一的竞争对手是野蛮人，这一对手花了几个世纪才将罗马帝国攻陷。而腓力二世不得不与法国、英国、荷兰、葡萄牙、神圣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罗马教皇，以及最令人不安的宗教改革运动抗争，宗教改革者正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传播异端邪说。有这么多麻烦事要处理，难怪腓力二世在登上王位后的43年间一直戎马倥偬，中间只有6个月时间没有打仗。

　　从世俗的角度来看，腓力做得并不算差：他保住了查理五世离世时留下的领土。在腓力二世去世后的半个世纪里，西班牙都没有放弃荷兰，而葡萄牙尽管在海外的殖民活动中多有斩获，但在之后的60年依然隶属于西班牙。西班牙自己还在“新世界”建立了殖民统治，殖民范围最终从北美中部扩展到火地岛。一直到19世纪初，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势力才开始瓦解，到1898年，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统治才彻底结束。如此长的帝国寿命只有大英帝国能望其项背。即使是腓力二世高筑的债务（他不断抱怨并且反复拖欠），若根据现代标准来看也是可持续的。

　　不过，腓力二世以更崇高的标准判断自己。他寻求侍奉上帝，帝国的存续只是为了提升上帝的利益。所有其他目标都只需要“闭目塞听”，因为它们从定义上就是不值一提的。“相信我：这是通向一切的最简单、最轻松、最有把握的道路。”这毫无疑问，只要上帝提供了实现其目的的手段。然而，令腓力二世感到困惑的是，上帝竟然像难缠的荷兰人一样吝啬。由于一切都依赖于上帝的意志，腓力二世在1559年写道：

　　我只能等待他乐意给予的任何东西……我希望他能为我指明道路，使我能够保住国家的领土，而不要因为我能力不足使我失去它们。这对我来说是最可悲的事情，也是人世间最令我遗憾的事情——如果可能，我宁愿在战场上失去它们。

　　“我唯一的目标就是做正确的事，”腓力二世哀叹道，“但是，我太不走运了，每当我想要一些东西时……经常会适得其反。这就是世界的运作方式。”

　　腓力二世想要的是臣民的忠心、治下各地的繁荣、竞争对手讲求信誉，他希望那个岌岌可危、美中不足的世界能够回归正统。他没有看到的是，这世界有些东西是不相容的，因此要实现某些目标只能牺牲其他目标。尽管上帝所指示的路径也是有选择的，但国王就是拒绝做出取舍。

　　相反，腓力二世使自己陷入了“奥古斯丁式”的焦虑。这个世界怎么会与上帝的代理人作对（腓力二世认定自己就是那个代理人）？他坚信，这一切都反映了上帝的意图。上帝不可能像朱庇特那样善变，也不可能像撒旦一样邪恶。但奥古斯丁曾指出，上帝可以提出指引：上帝会让人失败，以便让他在这个世界或来世改善自己。这成为腓力二世的大战略的基础：不是着眼核心问题，制订计划，而是追求圣洁的内心，像殉道士般承受苦楚。“向天堂里的上帝祈祷，”腓力二世在1569年潦草地写道，“我们将得到善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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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马基雅维利一样，伊丽莎白既不期望也不需要保证。她感谢上帝（而不是腓力二世）令其平安度过公主时期，但女王很少寻求任何人的指引，不论凡俗还是神圣。“她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女人。”西班牙大使费里亚伯爵在发现这位新君主很放松，甚至笑容可掬之后，做出上述评价。在费里亚看来，她好像能读懂他的心思。“她肯定是彻底受到其父的熏陶，完全按他的方式处理事务。她决心不受任何人管制。”

　　费里亚是第一个，但绝不是最后一个在与伊丽莎白交谈后备感困惑的人。她时而天真，时而精明强干；时而直率，时而狡猾；时而勇敢，时而谨慎；时而宽容，时而睚眦必报；时而静若处子，时而火爆如火山；甚至时而娇柔，时而阳刚。“我有一个软弱无力的女人的身体，”在西班牙无敌舰队于1588年被英国海军击败打道回府之际，她这样告诉她的部队，“但我有一个国王的心胸，一个英格兰国王的心胸。”在调和这些对立特征的同时，女王的爱国之心则始终如一，她坚持不懈地协调目标与手段，并且她的决心（作为枢纽的必要条件）永远无法被压制。

　　她对宗教的期许反映了这一点。因为了解自己的国家经历过的剧变（亨利八世将教皇从英国天主教中驱逐出去，爱德华六世在其短暂统治期间彻底将新教设为国教，玛丽一世治下严酷地复辟罗马天主教），伊丽莎白统治时，想要建立一个允许多种礼拜方式的教会。她指出，既然“只有一位耶稣基督”，为什么不能有不同的路径通向他？神学上的争论是“舍本求末”，或者更为尖锐地说，是“海市蜃楼”。

　　只要这些不会影响到国家主权。在伊丽莎白统治下，上帝的教会必将坚定其英国特性：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都没有忠诚来得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宽容，因为这位新任女王并不太关心她的臣民所信仰的东西。不过，她会像鹰一样俯瞰他们的言行举止。“在我看来，女王陛下比她的姐姐更令人恐惧，”费里亚警告腓力二世（鉴于伊丽莎白的姐姐可是“血腥玛丽”，这一说法确实说明了一些问题），“我们失去了一个王国，不仅是其实体，还有其灵魂。”

　　英国在外交和国防方面也将自力更生。幸运之处在于，英国是岛国，而不像腓力二世的王国那样领土散布各地，伊丽莎白因此可以节省维持常备军的费用，随时调整海军使其适于国防或发动战争的需要，并在必要时与陆上敌人的敌人相结盟，但从无永恒的盟友。上帝给英格兰的礼物是地理优势，虔诚无法强化其优势，不虔诚也不会令其优势有所缩减。

　　爱尔兰和苏格兰（当时后者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始终是癣疥之疾：法国和西班牙都试图利用这两个地区的骚动。但伊丽莎白在应对叛乱时，从来没有像腓力二世镇压荷兰叛乱那般，使自己陷入困境（荷兰人从1572年开始在英格兰女王的选择性帮助下发动反抗活动）。通过在强化国内经济的同时减少军事上的开支，伊丽莎白在她大部分的统治期间，平衡了收入和支出，甚至在第二个和第三个10年中有所盈余。与腓力二世不同的是，她从未宣布过破产。

　　我们通常不会将财政责任与“生命之轻”联系起来，但在伊丽莎白身上，两者是共存的。“轻”意味着可以逢场作戏，无论是对于追求者还是对于他们的领地，逢场作戏可比承担责任成本要小得多。“轻”还使得放权更为容易：女王喜欢表演，也喜欢看其他人表演。它促成了战略上的恶作剧：一旦缺乏资金，伊丽莎白就允许她的海军袭击腓力二世从美洲返航的装满财宝的船。当腓力二世对此表示抗议时，女王也许会回复他说，这是海盗所为。

　　女王的“轻”也令朝臣无所适从，从而被她掌控于股掌。一位令人难忘的受害者是牛津伯爵，有一天他在恭敬地鞠躬时，放了个很响的屁。伊丽莎白什么都没说，似乎没有注意到，但牛津伯爵备感耻辱，避世7年。等他再次现身时，再次鞠躬，这次毫无杂音，他紧张地等待着女王回应。“我的勋爵”，女王回应道（我猜想，她稍做停顿），“我早忘了你放屁的事。”

　　作为枢纽需要像一个陀螺，在这方面，伊丽莎白无疑是她那个时代的佼佼者。她在目标与想象力、狡猾、幽默、时机和一个正在发展的经济体之间取得平衡，无论她表现得多么夸张，都能在“走钢丝”的过程中有条不紊。而腓力二世即使像个陀螺，也是一个不断发生故障的陀螺。伊丽莎白毫不费力地在做任何事情时都掌握着主动权，而腓力二世在一件事上取得主动权的同时又在其他事上失去主动权，使自己总是疲于奔命；她总是能巧妙地获取渔人之利，而他总是笨拙地促使敌人们结成针对他的统一战线；她治理着一个穷国，却从不捉襟见肘，他管理着一个富裕的国家，却总是拆东墙补西墙；她从未怀疑过自己的能力，而他一再担心自己不能胜任。

　　马基雅维利以陀螺仪式的思考方式，建议他的君主成为一只狮子和一只狐狸，前者是为了吓退恶狼，后者是为了探知陷阱。伊丽莎白胜他一筹，是狮子、狐狸，还是女性，这一组合可能会让那位狡猾的意大利人颇为赞赏。腓力二世是一只大狮子，但他仅仅是一只狮子。马基雅维利警告说，这样的君主可能会因为尽职尽责而陷入困境。对于一个明智的统治者来说，“当遵循信仰会对其不利，并且促使其做出承诺的前提条件已不复存在时，就不用也不应拘泥于此……君主也不愁找不到合理的理由粉饰其不信守承诺的行为”。腓力二世向一位全能的上帝负责，发现粉饰自己并非其所长：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总是穿着黑色的衣服。伊丽莎白只向自己负责，总是那么光彩夺目：“年龄不能使她失色，习俗也不能减损她的千姿百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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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马基雅维利下笔写到信仰时，他并非一定意指宗教信仰。他的观点仅仅是说，时移世易，君主们不应在面对新情况时恪守旧承诺。他并未预见新教改革：他于1527年去世，在此之前也没有来得及了解马丁·路德。然而，半个世纪之后，治国理政已经无法轻易地无视宗教差异。伊丽莎白和腓力二世必须做出抉择，在何种情况遵守信仰与履行王朝统治的义务可兼顾，何种情况下会顾此失彼。

　　他们在16世纪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谨慎地着力于划清界限。腓力二世忙着巩固他在西班牙的地位，并从奥斯曼土耳其人那里夺取地中海。伊丽莎白则忙于扩大英格兰在苏格兰的影响力，法国内战导致时任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失去了外部支援。但是，英国和西班牙之间要缓和关系，首先要实现与宗教的切割，而此刻荷兰新教徒日益激烈的骚乱（此事对两位君主来说都具有战略敏感性），正在令这一选择变得越发不可能。

　　这迫使腓力二世付出昂贵的代价开展军事行动，这一行动不仅威胁到伊丽莎白，也诱惑着她。西班牙若得逞，将令这个毗邻英吉利海峡的天主教超级大国如虎添翼。然而，要实现这一点，没有巨额花费是不可能的，只有美洲的黄金和白银可以支撑这样的野心。伊丽莎白的海军可以在漫长航线上的任一地点阻击西班牙船只，至于是否承认这一行为则全凭其主观意愿，因为距离令通信困难。在离本土更近的地方，伊丽莎白采取了同样狡猾的策略，她将荷兰海盗庇护在英国港口内。因此，腓力二世在北欧的立足点被伊丽莎白打入了一个楔子，就算无关生死，却也为其平添许多苦恼。

　　宗教使两国的外交关系更加紧张。伊丽莎白派去西班牙的大使因嘲笑教皇，并且进行新教礼拜而被西班牙宫廷驱逐，伊丽莎白以外交豁免权为由拒绝另派人选。与此同时，腓力二世在伦敦的使者与玛丽·斯图亚特暗中通信，后者被从苏格兰女王任上罢免，逃往英格兰寻求伊丽莎白的保护。1569年，腓力二世本人向玛丽保证，只要她继续坚定尊奉天主教（坊间传闻，她态度已有摇摆），就会得到他的同情和支持。

　　随着法国人放弃玛丽，腓力二世不再忧心她会与法国结盟。所以他决定重拾10年前暂缓的大业：在英格兰复兴罗马天主教。他一度希望得到伊丽莎白的帮助，甚至想为此而缔结婚约。现在，他已经不再对她抱有希望：“上帝一定是通过允许……她的罪过和不忠，以使她迷失。”因此，很明显，“在完成维护自己国家的神圣信仰这一特殊义务之后，我必将尽一切努力恢复和维护它在英格兰的地位，令其一如当年”。

　　为了完成自己的这一计划，腓力二世致力于天主教十字军的更大规模复兴，只不过这次旨在解放坎特伯雷，而不是耶路撒冷。服务国家的奥古斯丁式义务，已演变为服务教会的教皇式义务，只不过服务的方式不再是消灭罗马天主教圣地的异教徒（这是一项失败的事业），而是杀死那些拒绝服从罗马天主教权威的欧洲基督徒。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使英格兰成为罗马天主教的首要目标，1570年，教皇庇护五世将伊丽莎白逐出教会，这实际上是授权天主教徒推翻甚至暗杀伊丽莎白。

　　腓力二世派驻荷兰军队的统帅阿尔瓦公爵发现所有这些想法都不切实际：“尽管主要途径必然源自上帝的指引，但正如陛下正直且虔诚地揭示的那样，似乎有必要研究，要完成您的心愿需要何等的兵力和资源。”阿尔瓦公爵没有信心发动一场跨海峡的攻击，即使发动攻击也没有信心获胜，即使获胜也不敢确定那些忠于伊丽莎白的天主教徒会背叛她，即使那些天主教徒背叛了伊丽莎白也不敢确定英国人（无论他们的信仰如何）就会接受玛丽作为其新女王。这一系列的变数让阿尔瓦警醒，因为仅仅是平定荷兰这个比英国小得多的国家，就已耗费他不少力气。尽管如此，腓力二世命令他不得游移：“我是如此心系此次（入侵）行动，我深信上帝，我们的救世主，必会将其视为他自己的事业。因此，劝阻我将是徒劳，我不能接受也不愿相信相反的看法。”

　　但是，在明确了上帝的义务之后，腓力二世忘记了自己的责任：事无巨细地管理一个“日不落”帝国，往往模糊了他的视野。最后，腓力二世坐视他的这一伟大计划不知所终，这令阿尔瓦感到宽慰，却令教皇庇护五世和他的继任者格里高利十三世震怒。腓力二世最终无非是警示了伊丽莎白，让她意识到自己无法再承担宽容带来的代价。当她刚登基时，可能并不像“血腥”玛丽般令人恐惧，但她现在知道自己必须成为那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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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丽莎白的传记作者安妮·萨默塞特写道，教皇的法令使她无法“即做一名合格的天主教徒又做一位优秀的英国人”。因为南方的腓力二世与北方的玛丽·斯图亚特密谋，英格兰即使没有在军事上陷入兵临城下的境地，至少也在神学方面遭遇前后夹击。此时的伊丽莎白急需保持猎鹰般的警觉，甚至开展复仇行动。

　　最终，在英格兰北部爆发了一场反对新教徒的叛乱（组织混乱，迅速遭到镇压）后，伊丽莎白于1569年采取了报复行动。由于担心此次叛乱的领导者可能会释放被囚禁在附近城堡中的前苏格兰女王，伊丽莎白狠狠地处置了叛乱人士的追随者，这一次叛乱当中被下令处决的人数，超过了亨利八世和玛丽一世以往因任何一次叛乱而处决的人数。她坚持要杀死“更为卑劣的那群叛乱者”以“震慑其他人”，因为后者可能是相对良善之辈。女王解释说，那些卑劣的人必须“死得有价值”。

　　女王的警觉也获得了回报。1571年，她发现了迄今为止策划最精密的一场阴谋：入侵英格兰，废黜伊丽莎白，并将玛丽·斯图亚特推上王位。由佛罗伦萨银行家罗伯托·里多尔菲担任联络者，将密谋者庇护五世、玛丽、腓力二世和阿尔瓦联合起来，阿尔瓦是唯一质疑这一提议可行性的密谋者。里多尔菲的大嘴巴证明了阿尔瓦并非多虑，也让伊丽莎白手下的间谍首脑探知他们正在密谋的事情，并在适当的时候揭露了他们的阴谋。经此变故，玛丽虽幸运地保住了性命，但此后只能每天活在担惊受怕之中。许多领导者倾向于认为自己深受爱戴，伊丽莎白也不例外，她表示对自身安全并不担心。这使她的顾问很担忧，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她没有生下或指定一位继承人。这时，授权便起到了作用。

　　1573年，伊丽莎白任命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为国务大臣，有权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无须知会女王）以守护女王和国家。这样的安排伊丽莎白可以接受，因为她已将自己与国家融为一体。

　　沃尔辛厄姆深信“担心过多总好过担心太少，这样才能减少危险”，他采取了反间谍措施，并将这些措施实施到极端的程度。他利用贿赂、盗窃、诱捕、勒索和酷刑等手段，建立起一个遍布欧洲的线人网络。这并非是反应过度：现在教皇鼓励暗杀已成常态，腓力二世本人也已经批准下属可以谋杀伊丽莎白，只要能让玛丽·斯图亚特成为女王。

　　我们印象中的那个伊丽莎白所打造的“黄金时代”，实际上却只有通过监视和恐怖才得以幸存下来：这是另一对矛盾，令人遗憾的是，其能得以维持，是以人们的屈从为代价。伊丽莎白女王的本性比她的那些前任更加仁慈，但她所处的时代有太多人试图杀死她。“与姐姐不同，伊丽莎白从未因为信仰而烧死人，”伊丽莎白的近代传记作者丽莎·希尔顿写道，“她是因叛国罪而折磨并绞死那些人。”马基雅维利倘若见此状可能会说，宽容令伊丽莎白处境不利。她想要被爱戴——谁不想呢？不过，对于君主来说，被人敬畏才能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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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力二世在1580年掌控了葡萄牙，对伊丽莎白造成了更大的威胁。葡萄牙这个国家在一个世纪前成为远洋航行的先锋：现在它的船只和航海技能均服务于西班牙。伊丽莎白派遣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用了三年时间完成了环球航行（这是继麦哲伦之后的第一次此类航行）将她那支略显逊色的海军发挥到了最大价值，以表明没有哪一片海域对西班牙的财产是安全的。尽管此次航行对德雷克、他的女王和他的投资者都极为有利可图，但它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如果腓力二世将他的舰队与他在荷兰的军队（被认为世界无敌，现在由阿尔瓦的继任者帕尔马公爵指挥）联合起来，则要拯救英格兰将非常困难。

　　伊丽莎白对此的回应依旧是无关痛痒，依旧没能给西班牙制造足够的麻烦，从而扭转对其不利的权力均势。她增加了对荷兰反叛分子的资助，并且第一次派遣英国军队与他们并肩作战，但这些措施没能牵制帕尔马。她派遣德雷克以及一些步兵，前往西印度群岛，在那里袭击港口，并攫夺更多战利品，却没能建立任何永久基地。与此同时，针对女王的阴谋仍在继续，但凡其中任何一场阴谋得逞，都会让玛丽·斯图亚特得遂所愿。沃尔辛厄姆的间谍们在1583—1585年的三年间，破坏了其中三场阴谋。

　　在英国议会认定皈依天主教被视同叛国后，在英格兰隔三岔五就有牧师被处决。然而，正如伊丽莎白的顾问伯利勋爵所说的那样，玛丽仍然是反新教势力的重心，是“滋生危险的工具”。玛丽虽然仍然被女王囚禁在英格兰北部，但并没有放弃她的信仰、野心，继续策划着一场场阴谋。这让伊丽莎白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杀死牧师是一回事，杀死前任女王和未来可能登上女王之位的人则是另一回事。伊丽莎白对弑君的行为深恶痛绝，更深知这一行为在英国历史上曾导致了何种暴力的后果。现在，如果要借助这一手段，则会让她比“血腥玛丽”更嗜血，毕竟那位玛丽女王曾给了年轻的伊丽莎白一条生路。而且，这将使她在道德上与教皇成为一丘之貉，不惜通过暗杀来扶持其认为的正统观念。此外，这也会让继承问题变得充满不确定性，因为如果玛丽·斯图亚特的儿子詹姆斯六世（现为苏格兰国王，并被教育成长为一名新教徒）认为自己的母亲被不公正地谋杀了，谁能保证他不会改信天主教呢？

　　最后，伊丽莎白巧妙地操纵了一切。她贿赂詹姆斯六世，令其与母亲断绝关系，同时批准议会通过禁令，禁止未来出现天主教君主。她让沃尔辛厄姆设计了另一场逼真的阴谋，通过伪造文件将玛丽牵涉其中：玛丽果真上了钩。在密谋者被抓捕后，伊丽莎白坚持延缓公开处决。然后，她一边促使玛丽被判叛国罪，一边又对该判决表示遗憾，并向议会询问诛杀这位罪犯女王是否真有必要。在确认玛丽的确非杀不可之后，伊丽莎白故意拖延批准逮捕令，直到她的大臣都已急不可耐，将逮捕令塞进一堆等待签字的文件中。她不经意地签了字，但后来她明确表示，她完全清楚他们耍的那个小把戏。

　　由于担心伊丽莎白会改变主意，他们将逮捕令匆匆送往福瑟陵格城堡，玛丽就被关押在那里。随后，玛丽的处决日很快降临——日期是1587年2月8日。伊丽莎白很快得知消息，她一开始表现得不动声色，但随后完成了她一生中最伟大的一场公开表演：她歇斯底里地哭泣，抗议她遭到欺骗，威胁要绞死那些肇事者，并连续几周公开露面，哀悼死去的女王。这就像她对待海盗德雷克那样，先准许其行动，后矢口否认。然而，现在她拥有更多的技巧，面对更严重的境况，她对自己也一样，先准许自己行动，后矢口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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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玛丽被处决，没能阻止腓力二世筹备入侵英格兰。其中一个原因是，西班牙已经掌控了葡萄牙。“如果罗马人只是通过统治地中海，就统治了世界，”国王的王宫牧师提醒他，“那么统治了环绕世界的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人，又将达成何等功勋？”另一个原因是，腓力二世的海军上将圣克鲁斯侯爵在1582—1583年从亚速尔群岛驱逐了法国、英国和反叛的葡萄牙军队，从而显示出两栖作战的可行性。还有一层原因是来自新任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他像前任一样坚定地认为，在英格兰恢复天主教往日的地位，是腓力二世的神圣职责。

　　教皇的施压令腓力二世感到恼火：教皇难道没有意识到，压制荷兰的叛乱分子不也是神圣的事业吗？上帝应该首先确保这次胜利，然后西班牙才能去征服英格兰。西班牙不可能同时完成所有事情。但随后，伊丽莎白的行动不再是小打小闹：在听到西班牙即将入侵英格兰的传闻后，她授权德雷克开始袭击西班牙。1585年秋，德雷克在加利西亚的短暂登陆震惊了腓力二世，令其意识到这可能是在投石问路。想到未来必须保卫整个伊比利亚海岸线，腓力二世说服自己，打败德雷克的唯一方法就是攻击他的老窝。考虑到这一点，腓力二世再没有分心他顾，专注于“英格兰事业”。玛丽的死没有改变任何事情——除了使腓力二世坚信，上帝现在希望他接替伊丽莎白的位置。

　　然而，上帝又一次没能为腓力二世提供行动所需要的资源、环境和组织效率。腓力二世的事无巨细式管理拖延了准备工作的进度，德雷克的持续突袭更是雪上加霜。保密工作早已失效，对英格兰发动突袭的希望也已荡然无存。战略目前还不清楚：无敌舰队的指挥者现在不再是经验丰富的圣克鲁斯侯爵（他死了），而是缺乏航海技能的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他将如何与在荷兰的帕尔马的军队协作，以穿越海峡？1588年5月，腓力二世聚集了有史以来最庞大的海军，从里斯本起航，但该军队随后被风暴冲散，舰队被迫在西班牙北部的科伦纳港进行维修和再补给。腓力二世对此毫不畏惧。“如果这是一场不公正的战争，人们确实可以把暴风看作上帝给我们的警示，让我们停止冒犯他，”他训诫斗志不彰的公爵，但是“我已把这项事业献给了上帝……振作起来，完成你的使命”。

　　“这个世界从未如此危险，也从未像现在这样充满了罪恶和背叛。”伊丽莎白的宠臣之一莱斯特伯爵几个月前从荷兰写信给她。她的港口是为经营商业活动而建，而不是为了防御。她无法知道她的子民中有多少人暗地里仍然是天主教徒。帕尔马就快要将荷兰的叛乱分子肃清了。伊丽莎白的海军虽然受过良好的训练，但对于梅迪纳·西多尼亚庞大的舰队来说，根本不是对手。梅迪纳的舰队于7月29日登陆康沃尔郡。然而，女王已经确定好了她的战略。

　　她首先将德雷克召回，因为她知道她的海军上将们只有在英吉利海峡才可以最好地对抗无敌舰队，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必须破釜沉舟。她预见到，像萨拉米斯海战或亚克兴海战这样的大战不会发生：相反，她的舰队将尾随西班牙的战船，将它们各个击破，同时等待更有利的时机。腓力二世也确实慷慨地提供了这样的时机。梅迪纳·西多尼亚的战船本应保护帕尔马的运兵船，护送它们将其陆军运到英格兰。但国王的命令没有指明行动时间，也没有说明两位指挥官要以何种方式进行沟通，在风和潮汐的作用下两支来自相反方向的舰队应当如何碰头，然后如何寻得恰当的时机共同朝英格兰进发。腓力二世把如此多的事情都交到了上帝手中。

　　梅迪纳·西多尼亚于8月6日在加来靠岸，完全没有听到帕尔马的任何消息。此时的帕尔马则刚抵达北部的佛兰德海岸，第二天才惊讶地得知无敌舰队已抵达加来。他让士兵们匆忙登上驳船，却发现伊丽莎白的海军上将查尔斯·霍华德爵士当晚利用风势发起火攻，迫使无敌舰队在恐慌中切断锚索四散而逃。第二天，在格拉沃利纳附近，霍华德的舰队袭击了乱作一团的西班牙人，帕尔马只能沮丧地在海滩上望洋兴叹。一夜之间，英格兰再次安全了。知道女王会赞成，霍华德临时决定对西班牙舰队发动攻击。

　　英国人没有直接击败无敌舰队，而是逐渐削弱它的力量，直至最终将其击败。在整个航程中，无敌舰队只能依赖几周前在科伦纳港补充的给养，现在没有任何可能在任何友好港口补充给养，西班牙人别无选择，只能再进行长途航行：横跨北海，绕过设得兰群岛，沿荒凉的苏格兰和爱尔兰西海岸而行。第一批船只直到9月的第三周才到达西班牙。在7月底启程的129艘船中，至少有50艘船彻底折损，并且许多返回的船只也只能报废。前往英格兰的西班牙士兵中有一半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死于沉船、饥饿或疾病：总数可能达到15 000人。相比之下，英国人只是在加来火攻无敌舰队时牺牲了8艘船，另有大约150人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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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上帝不曾允许这般邪恶，”腓力二世在第一次收到有关这场灾难的报告后写道，“因为我们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服务上帝。”很快，他又计划一次新的入侵，坚信上帝只是通过逆境来考验他。“为了达成这一切，我决意处理一切可能出现的问题……我永远不会对上帝的神圣事业坐视不管。”当然，奥古斯丁也提出了类似的论点，但是奥古斯丁坚持认为，上帝要测试的是将手段与目标匹配起来的能力。在奥古斯丁那里，从来没有强制要求要为了实现天国的目标而不分青红皂白地牺牲凡间的生命与财产。

　　“既没有占领任何港口，也没有得到任何一方的援助，就要在危险的海上发动入侵，做出这样的决定的君主可能更像是将一切交给了运气，而不是出于知己知彼。”沃尔特·雷利爵士在无敌舰队失败后说道。马基雅维利倘若看到这一幕应该也会这么说，奥古斯丁也会如此，只不过他会将“运气”换成“上帝”。那么，是什么让腓力二世如此自不量力呢？

　　腓力二世最好的传记作者杰弗里·帕克在“前景理论”（于20世纪后期被提出）中找到了答案：该理论认为，领导者要冒更大的风险来避免损失，而不是获得收益。鉴于腓力二世继承了庞大的帝国并且该帝国不断扩张，他有可能损失掉很多东西。然而，奇怪的是，他竟然为了重新获得并非由自己丧失的领土，甘冒如此风险。亨利八世与罗马决裂，玛丽一世未能将天主教回归正统，这些都不是腓力二世的错。这些不幸与新教改革一起，甚至可能是上帝对几个世纪以来教皇的过分行为的惩罚。不过，腓力二世并没有这么看。他坚信上帝赋予他的责任，不仅仅是避免损失，还要恢复教会最初和在中世纪时的荣光。

　　“如果上帝赋予陛下义务，要纠正世间所有的麻烦，”腓力二世的私人秘书在1591年提出，“那么他就会给予您所需的金钱和力量。”“我知道你在为我服务时投入了巨大的热情，这种热情感动了你自己，”国王回答说，“但你也必须明白，如你所知，像我这样一个尽职尽责的人，对这些问题不可能置之不顾……宗教事业必须优先于其他一切。”

　　这就是腓力二世常常诉诸的、帕克称之为“精神讹诈”的方式。当被警告他的目标超出了能力时，腓力二世会声称那些提出警告的人缺乏信仰：上帝会弥补目标与能力之间的这种差距。当上帝没有这样做时，腓力二世就会坚持说，他会对上帝保持忠诚，即使上帝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去了别处。上帝的确考验了腓力二世，但腓力二世并没有考验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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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丽莎白则考验了上帝，但她是出于英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怀，而不是天主教的普世性。“君主权威所散发的耀眼荣光并未迷乱我们的双眼，”她在去世前不久向议会保证，“我们都很清楚并且记得，我们所有的行为都要面临最终的审判。”但她并没有表现出对最终审判感到恐惧的迹象：她表示，“很高兴上帝选我作为他的助手，来维护他的真理和荣耀，并捍卫这个王国”。如果女王之位和国家在伊丽莎白的心中是相同的，那么，同样地，在上帝那里，“真理与荣耀”和捍卫“这个王国”也是相同的。

　　但是，确定性从来都需要时间。历史学家A. N. 威尔逊指出，从伊丽莎白成为女王的那一刻起，“她的顾问和朝臣一直敦促她做出决定：成为天主教徒还是成为新教徒，是否结婚，是否要在爱尔兰或低地国家打一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昂贵的战争。几乎在所有情况下，伊丽莎白都像哈姆雷特一样斟酌再三：即使这不是正确的政策，那么至少也不是错误的”。因为“伊丽莎白如同哈姆雷特一样，可以洞察政治生活中过于精确和过于果断，将会造成何种灾难性的后果”。

　　他们起初看起来并不相似。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总是像腓力二世一样身着黑衫，不如伊丽莎白那般轻松——除了在他发疯的场景中，那时的他假装不负责任，甚至精神错乱，以诱出他的敌人。伊丽莎白遇事总是斟酌再三，看似不负责任，实则是为了提醒她的顾问，他们到底为谁工作，也为了推挡她的追求者，从而平衡不同国家之间的势力。当这种势力对比最后对她不利时，她就引诱西班牙无敌舰队进入英吉利海峡，借重她信任的海军将领，铺下天罗地网。在上述每种情况下，精确和果断都会让她陷入困境。“这位克兰麦大主教的教女，礼拜仪式上使用‘重言法’修辞格的大师，”威尔逊总结道，“早已洞察到三思而后行的智慧。”

　　在我的词典中，“重言法”是指“由一个连词连接两个词，以表达一个复杂的概念”。或者简单点说，就是将两个事物变成一个事物的方法。英国国王出于私欲而孕育出的一个新宗教，如何能够取代一个已被人们追随千年的信仰？也许可以通过用人们最熟悉的语言与他们交谈，而不是表现出一副屈尊俯就的模样。威尔逊表示，克兰麦大主教的《公祷书》中滔滔不绝地使用了精彩的“重言法”，使这种尚且年轻而且仍在成长中的语言，变得尤为清楚简明。

　　全能且最仁慈的天父，我们错误地偏离了您指引的道路，如同迷途的羔羊。我们对自己心中的想法和欲望过于关注……请眷顾我们最亲切的女君主伊丽莎白女王……保佑她健康和财富长存；使她足够强大，能击败并征服所有的敌人；最终，保佑她在此生结束以后，可以获得永恒的快乐和幸福。

　　“重言法”貌似是在说重复的话：“错误地偏离”“想法和欲望”“健康和财富”“击败并征服”“快乐和幸福”。但这种组合中也融入了矛盾的说法，手法非常巧妙，以至我们很难发觉，例如“全能且最仁慈的天父”，或“我们最亲切的女君主”。

　　这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天父可能会谅解人类，一位女士可能统治一个王国，一位童贞女王可能拯救一个国家并且遗泽绵长。这些在之前都是不可能的，伊丽莎白则成功开了先例。从长远来看，她激励了莎士比亚。他的戏剧和诗歌中不仅使用了许多新词，还充斥着含义丰富的冗余词句，例如，“人世间的一切在我看来是多么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聊！”正如威尔逊所说，莎士比亚“延伸并扩展了英语这门语言”，进而赋予所有讲这种语言的人“更大的词汇量，从而有更高的水准来描述经验”。

　　从而使人们有更强的能力来管理经验。修昔底德在2 000年前警告过，在危机中，言词可能会失去意义，因为“有看到问题的所有方面的能力，却没有在任何一方面采取行动的能力”。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莎士比亚和他的伟大女王就在多重含义中寻到了慰藉，其中有一些含义是重复的，有一些则是相对的，但都通过这种组合，使它们变得出乎意料地适用。“重言法”塑造了一种文化，以对抗即将到来的世界中的无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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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588年7月一个温暖的傍晚，在格林尼治皇宫……一个女人奄奄一息，刺客的子弹打进她的腹部和胸口。她的脸上布满了皱纹，牙齿变黑，死亡并没有为她保留任何尊严。但是，她的最后一口气幻化为一种回声，撼动了半个地球。”消息传到海上，梅迪纳·西多尼亚一整天都在甲板上来回踱步。“然后，他做出了决定。一艘接一艘的战舰、大桨帆船和笨重的储物舰，纷纷驶向北边的陆地。前方就是黑斯廷斯……在几个世纪之前，那里曾经创造过历史。”

　　腓力二世再次成为英格兰国王，新教改革运动在整个欧洲溃败，西班牙统治了整个南美洲和北美洲，库克船长在澳大利亚遍插教皇的旗帜。“对一些人而言，过去的几年是充满成就感的，上帝的意志终得实现；对于其他人而言，则是黑暗时代的再次降临，那些早已死去的、最该被人遗忘的东西沉渣泛起……总而言之，教皇的手臂探向各处，或惩罚或奖励，教会的好战分子权势熏天。”基斯·罗伯茨写于1968年的小说《帕瓦内》（Pavane）中描绘了380年前，倘若历史有些微错位，就可能发生的事情。他将故事背景设定在了20世纪60年代。在那个时代，英格兰的交通主要靠蒸汽拖拉机，用蜡烛照明，通信则是通过旗语，因为罗马禁止使用石油、电力和电报。只有一个秘密公会被允许使用收音机，其他人若敢僭越就会被视为实施巫术。政治走向专制，教育只面向一部分人，人们的记忆模糊不清。“其中一个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书中的一位角色解释道，“我们让他待在学校。我忘了他的名字，我当时以为他人还不错。”这出人意料地让人回忆起《理查三世》中的几句对白。

　　如果罗马教廷列出的禁书目录没有在1966年被废除的话，那么以《帕瓦内》的反天主教的程度绝对足以跻身该目录。但书中的另一个角色又出乎意料地说道：“不要鄙视你的教会，因为她的智慧超越了你的理解力。”原来，罗马一直都拥有现代科技，甚至拥有核技术，只是一直将其雪藏，直到人类的文明程度提升至能理智地使用它们。“教会对人类施以绞刑和火刑了吗？是的，用了一点点。但贝尔森集中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都未曾存在过，更没有发生过帕斯尚尔战役。”只发生过一场古老而真实的末日决战，现有的知识便是从此间得来。

　　这最后的转折使罗伯茨的小说带有重言的修辞特征：教会比人们想象的更为擅长利用矛盾，并借此将上帝之城和凡人之城相连接。当然，它只是一部小说。但反设事实如同幽灵，会一直萦绕在历史学家的脑海中。人们可以说，奥古斯丁最终上了天堂，而马基雅维利下了地狱。那么，腓力二世身在何处呢？如果真有上帝，并且他真的是天主教徒，那么这位始终忠心不二的国王就可跻身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战略家之列。伊丽莎白呢？至少马基雅维利是其永远且不错的陪伴者。 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