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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新世界

　　事实上，1588年英吉利海峡上发生的那些大事的确震耳欲聋，足以“撼动半个地球”。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15世纪凭借他们对船舶、航行、风浪的新理解，开拓并征服了海量浩瀚的新奇事物。“这个世界远远不够！”这是腓力二世面对他那些位于伊比利亚半岛上的王国，以及已经建立起的帝国所说过的箴言，这句箴言贴切地描述了当时他们的境况：当时，亚欧大陆这个此前的帝国所适应的旧世界，已远不能满足腓力二世。那年夏天，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从里斯本起航，眼看着船队渐行渐远，人们坚信，在那片被称为美洲的大陆，天主教君主制将会经久不衰。

　　对于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这样的基督教王国，上帝怎么能不站在他们这边呢？仅在1492年一年里，他们就将穆斯林和犹太人驱逐出境，并顺带着拓展了自己的疆土。在接下来的一年，它们与葡萄牙一起，通过教皇指令取得新领域的所有权。西班牙王国成立后，用短短三年的时间征服墨西哥，并且用更少的时间征服了秘鲁，从而获得无尽的金银。他们用这些财富，在两块迥异的大陆上颁布了相同的政令，甚至要求建筑风格都必须保持一致。他们为当地不同的原住民设计出唯一一条通往灵魂救赎的道路。如此这般成就需要的可不仅仅是自信心，他们还需要推测上帝的旨意，并照此行事。

　　在无敌舰队航行235年后，一位坚定的新教政治家，在一个世俗国家的新首都，为他的共和党政权起草了一份同样充满野心的宣言。该宣言称：“美洲大陆已经处在自由和独立中，并将继续维持，欧洲任何列强不得把美洲大陆业已独立的国家当作将来的殖民对象。”当美国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在1823年将“门罗主义”拟定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座右铭时，这个国家还没有掌握从“旧”主人手中获取“新世界”的手段，但它已经有了西班牙鼎盛阶段的那种自信心，而亚当斯认为这便足够了。

　　杰弗里·帕克认为，“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失败打开了北欧国家入侵美洲并将其变为殖民地的大门，从而使美国建国成为可能”。如果这句话是正确的，那么在1588年8月7日晚，在良好的风势、一位聪慧的海军上将和一场大火的助推下，历史就此被改写。如果腓力二世真的成功了，他将会要求伊丽莎白下令终止英国船舶继续驶向美洲。只可惜，从他的船长们切断锚索的那一刻开始，西班牙开启了缓慢的衰落过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逐渐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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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无敌舰队横行海上时，英国人刚刚开始进行海外扩张。对他们来说，“殖民地”这个词意味着爱尔兰，曾经踏足过的“纽芬兰岛”意味着鱼，“探索”则意味着成立合资公司。英国成立的第一家合资公司还被冠上一个牛气的名号“由商人冒险家组成的探索未知地域的神秘团体”。但该公司有点儿计划不周：在一个全球进入冰期的时代，它试图穿过哈得孙湾，绕过俄国北部，寻找通往中国的贸易之路。德雷克在1577—1580年的环球航行则标志着伊丽莎白探索更广阔世界的好奇心：当时，西班牙统治加勒比海、墨西哥和南美洲大部分地区已逾半个世纪。沃尔特·雷利爵士在罗阿诺克岛建立了英国人在北美地区的第一个殖民地，但其仅存于1584—1585年，之后便迅速陨落，没给英国人留一丝颜面。

　　伊丽莎白对西班牙在海外殖民活动中的领先状态丝毫不慌张。她选择由商人带着商船和移居者去做这样的事情，而不是让她的海军或者财政部门承担风险。她鼓励德雷克去吓唬西班牙人，但并不幻想单凭这种出击能保证英国的安全。伊丽莎白意识到腓力二世在微观管理上的不足，因此她试图让海外企业自给自足。只有确信他人也认为有利可图时，伊丽莎白才会对这种海外活动表现出兴趣，而且主要集中于商业领域（当然也不仅限于此）。因此，她为英属美洲殖民地的管理立了一个模板：各殖民地之间缺乏共同目标，缺乏联系。这些殖民地零星分散在从马萨诸塞州到佐治亚州之间绵延数千英里的海岸线上，对于其中大部分地区，英国人只是稍加管理，甚至可以说是毫不上心。

　　到18世纪中叶，西班牙控制下的美洲地区人口已经达到英属美洲殖民地人口的6倍，而其控制的领土面积和积聚的财富则超出对方更多。兴起的大城市、耐用的道路和标准化的行事方式，使其甚至可与罗马帝国相媲美，无处不透露着管理者的用心。历史学家约翰·艾略特曾指出，一位来自墨西哥城的绅士造访2 600英里之外的利马时，完全会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一致的市政机构，相同的做礼拜方式。”然而，这种情况不可能出现在英属美洲殖民地，因为在那里，“不尽相同的风土人情、迥异的移民动机，以及各异的宗教信仰和行为方式，造就了于不同时期建立的、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下来的马赛克式零散社区”。想想年轻的约翰·亚当斯（约翰·昆西·亚当斯的父亲）置身弗吉尼亚州的大种植园主之间时或面对南卡罗来纳州的奴隶主时，文化冲突之巨大，犹如他身处利马。

　　与罗马一样，西班牙对不同的地方实行统一管理。这可能会带来深远的影响，否则任何一个帝国都不可能如此迅速地扩张。不过，这种模式所付出的代价是统治根基不稳，稍有波折就可能会导致帝国倾覆。英格兰人势力扩张得更慢，但是更容易与当地融合，在北美地区尤其如此。在这种模式下，麻烦的出现往往会导致共和革命式的权力让渡，而不是帝国势力的立即崩溃。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这种场景将在世界各地上演，逐步摧毁各个帝国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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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一种松散甚至毫不用心的管理是如何取得这样的成果的呢？我认为，答案就在于因地制宜。强权和专注看起来似乎能创造辉煌，但要实现这一点必须要将所有的崎岖都夷平，就像薛西斯一世所做的那样或者是修高速公路一样。可是，你不能一直这样做，因为地球表面的不规则性反映了它的本质：大陆板块总是在移行、滑动、互相碰撞甚至覆盖。追求稳定性是导致毁灭的方式之一。只有保持弹性才能适应意外情况。

　　因此，反对一致性，尊重当地状况，甚至保持谨慎都成为一种正确的行事方式。伊丽莎白实践了这一点，她终身不婚，（在一定范围内）包容宗教差异，并且让一种语言发扬光大。每一种情况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因素，没有一种能够完全反映出统治者的宏大设计。合资公司同样可以具有灵活性。“殖民统治初期，英国王室没有进行严密控制，”艾略特指出。

　　这给政府形式的演变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以使其最适合那些积极投身海外企业以及在海外定居的人（企业背后的金主和殖民者本身），当然他们必须在皇家宪章的框架内运作。

　　相较于西班牙在“新世界”的殖民地，以及法国在圣劳伦斯河畔、五大湖区、俄亥俄河以及密西西比河附近声索（却罕有人定居）的领土，英属美洲殖民地“就是一个社会，在这里，政治机构和行政机构更有可能自下而上逐步形成，而不是自上而下强制建立”。这不仅使英属美洲殖民地有种大杂烩的感觉，更使其发展出一种复杂的自适应系统。

　　根据理论家的学说，对无法预料的事情的频繁反馈造就了系统的蓬勃发展（当然反馈也不需要太频繁）。人一旦控制了周边环境会容易产生自满情绪，当控制系统崩溃时，问题便会变得棘手，而控制系统迟早都会崩溃的。然而，持续的干扰会阻碍系统复原，因此天底下并没有什么永远康健之物。在自然界中，整合过程与分裂过程之间，即混沌的边缘，也存在着一种平衡，而适应，尤其是那种自发的秩序也往往在此时产生。新型的政治世界就是这样运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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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定居者同时生活在若干个混沌边缘：他们面对一片巨大但是可通航的海洋，他们所生活的这片大陆，南部被西班牙占领，西部和北部被法国占领；在他们的故乡英国，伊丽莎白那些愚蠢的继任者在国内制造了混乱。伊丽莎白手腕极高，会用迷惑、恐吓、哄骗、顺从或无视等方式，避免与议会产生直接冲突。然而，斯图亚特王朝的首位君主就不顾一切地投入自己无法取得胜利的战斗中。他们还模糊了已故女王对人们的信仰和行为的区分，而此时的欧洲即将陷入由宗教引发的30年战争之中，英国统治者的行为无疑是在玩火。1642年，英格兰爆发了内战，个中缘由直到现在历史学家也没搞清楚。 7年后，查理一世被送上了断头台。

　　国内的暴力冲突成为人们移民的理由之一，与此同时，人们获得承诺，在美洲他们会拥有更多商业机会，不同的宗教信仰都会被尊重，监管也会更加宽松。严峻的国内形势以及奥利弗·克伦威尔统治下共和制试验的失败，使英国别无选择，只能允许殖民地成为“马赛克式社区”。等到1660年查理二世轻松“复辟”之时，大西洋两岸的异质性早已确立。

　　查理二世“懒惰、漫长而淫荡”的统治于1685年终结，他脾气倔强的弟弟詹姆斯二世接任英国国王，而詹姆斯二世在其任期内继承了他哥哥的最后一种品性。作为一个坚定的天主教徒，詹姆斯二世开始使英格兰回归罗马天主教，并且对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创造的中央集权模式进行了“现代化”改造，随后殖民地也纷纷效仿。但是，三年后，由于詹姆斯二世的儿子诞生使得天主教可能在英国延续，奥兰治亲王威廉（即詹姆斯二世的女儿玛丽的荷兰丈夫，夫妻二人均为新教徒）跨越英吉利海峡，对英国发动了自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格兰）以来最成功的一次入侵。詹姆斯二世的皇位被推翻，威廉和玛丽取而代之，英属美洲殖民地再一次成为弃儿。对于生活在那儿的英国移民者来说，1688年的“光荣革命”确保了持续发展的过程抵制未来任何倒行逆施的行为。

　　英国著名思想家约翰·洛克认为，1688年的“光荣使命”给后人留下的教训便是：“最高权力，即立法权，只能有一个，其余一切权力都必须处于从属地位”，但是，“人民仍然拥有废除或修改立法的最高权力”。这种原则看上去是自相矛盾的——既然是至高无上的权力，又如何分配呢？但正如现代历史学家罗伯特·图姆斯所指出的，这一矛盾恰恰奠定了英格兰在后斯图亚特时期的政治文化基础。

　　对乌托邦思想和狂热者持怀疑态度；相信常识和经验；尊重传统；倾向于逐渐改变；认为“妥协”是胜利，而不是背叛。这些皆源于皇家绝对主义和神圣共和主义的失败：这些失败所付出的代价极高，但富有成效。 注释标题 Tombs, The English and Their History, p. 263.

　　这些思想散发着伊丽莎白式“气势”（马基雅维利所用的词），尽管女王陛下不会欢迎“宪政”君主制。然而，她会看到平衡对立面的好处：她每天都练习这种艺术。倘若知道她的继任者努力去调和对立面，她肯定会认为这种行为是危险且愚蠢的。她懂得“政治园艺”：只要允许品种多样化，不要太过仔细地检查根茎，植物就能很好地生长。因此，她很可能会赞成埃德蒙·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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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克于1775年3月22日站出来，向英国议会解释英属美洲殖民地上的人们所取得的成就。他称，“这些已脱胎换骨的人……尚未完全成熟”，但他们展现出了一种“强韧的勤勉”，而这种勤勉正是源于对英国的自由、本土的共和主义、多元化的信仰的传承。他们对奴隶制的依赖虽然令人不安，但是有利可图。识字率的普遍提升则让他们争讼好胜。而“隔在你们和他们之间的3 000英里宽的海洋”则促使他们自力更生。除了“明智而有益的忽视”之外，他们这一切的成就“丝毫未得益于我们任何形式的关爱”。在他们的成就中，“我放下了所有对权力的骄傲，我此前对人类谋划能力的假设也被推翻……本着自由主义精神，我宽恕了一些事情”。

　　的确，在18世纪上半叶，英国在英属北美地区的政策实施中罕见“谋划”。旷日持久的欧洲战争，加上在弱化的君主制下独特的“政党”的崛起，留给野心勃勃的殖民计划的时间和精力已经所剩无几。同时，不易被影响的北美地区的人们不肯轻易去尝试外来指令。“像大多数初到此处的年轻人一样，我以为自己能够在处理各种事务时做出巨大改变，”一位殖民地州长在1737年写道，字里行间充满忏悔，“但对这里的人们有了些许了解，并且反思了故土的实际情况后，我意识到以前的想法是个彻底的错误。”

　　然而，这种松散的状况很难维持下去。殖民地的人口每25年便会翻番，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51年指出：在一个世纪里，“在大洋的这一边，英国人的人口数量将达到顶峰”。这意味着向西的领土扩张势在必行，但是，法国人与当地的印第安人结成盟友，将英国殖民者扩张的道路封锁。1754年，年轻的陆军上校乔治·华盛顿未能夺回英国边境堡垒，一场新的战争就此爆发。这场战争因为持续7年而为人所熟知，战火更是蔓延至欧洲、印度和公海。战争期间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法国于1759年将魁北克省拱手让给英国，之后更是完全退出了北美地界。

　　1763年《巴黎条约》的签署看起来像是英美的胜利，但事实上它使获胜者分道扬镳。这场战争使统治阶层聚焦以下问题：国王乔治三世的部长们问道，战后殖民地的管理为何会再次失去重心？按照某种计算方法，英属美洲殖民地的那些人缴税最少，难道他们不应该为自己获得的安全付出更多代价吗？虽然英国央行现在能提供资金支持，但英国人怎么可能无限期地积累债务呢？不应该有人管理阿巴拉契亚山两边的定居点，防止外来人口和原住民之间的冲突吗？如果不好好管理它，即使坐拥一个帝国又有什么用呢？

　　然而，对于习惯不受干涉的英属美洲殖民地的人们来说，这样的问题表明，政府即将对他们实施高压政策，而这种政策一旦得到实施，就很难撤销。他们先是感到困惑，然后是怨恨，随着1765年《印花税法案》的通过，他们开始进行抵抗。议会鞭长莫及，无计可施，只能选择妥协，并为了自己的利益于1766年颁布了《公告令》，保留了英国恢复曾经被废除的法案的权利。伯克尖锐地讽刺这种任意妄为的行径：“在你制定了一部法律之后，你必须再制定一部法律来保证实施，如此以往，陷入无休止的徒劳和无力之间。每一项大法案诞生的同时都必须有一项小法案跟随，就像是一个乡绅走到哪儿都提着自己的盔甲一样。”

　　洛克主张权力分散：人民必须服从政府，但政府也必须反映人民的意志。不过，即便对于一个小岛国而言，要践行洛克的主张也如走钢丝一般。而当要跨越整个大洋时，这根钢丝更是如线般纤细，因为距离不但会阻碍反馈，还会煽动民众的反抗情绪。早在1769年，伯克就已经看到了这些困难。

　　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人们已经发现或者说自认为已经发现我们想要镇压他们；我们已经发现或者说自认为已经发现他们要揭竿而起。我们的严厉助长了他们的错误行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前进，他们也不知道如何撤退。 注释标题 Speech to Parliament, April 19, 1769, in ibid., p. 231.

　　唯一的出路就是与他人分担你的不满：“所有政府，实际上每一个人的利益和享受、每一种美德、每一个谨小慎微的行动，都建立在妥协和讨价还价上。我们平衡不便；我们给予和接受；我们让渡一些权利，以便享受其他权利……但是，在所有的公平交易中，购买的东西都必须与支付的金额成正比。”伯克在其1775年的演讲中，以这句话作为结束语：“剥夺（英属北美殖民地人民的）这种自由，你便打破了维系帝国统一的唯一纽带，这个纽带最初就已存在，而且必须维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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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克的传记作者戴维·布罗姆维奇在谈到乔治·格伦维尔（在《印花税法案》时期担任英国首相）的一次演讲时发现，这项争论进展到最后时人们已经完全不“记得它的初衷”了。格伦维尔试图表明，一个帝国的中心可以在限制周边地区的自由的同时赐予周边地区自由。伯里克利在他的“葬礼演说”中曾尝试表达类似的东西：他开头赞扬了雅典人对殖民地人民的尊重，但结束时又颂扬雅典人使用武力来控制殖民地人民。两者的问题都在于，在实现目标之前，他们都已经忘记了自己的目标：他们使购买的产品与付出的价格不成正比。

　　美国革命者有更长的记忆。自学生时期就沉浸于古典著作之中的他们，从希腊的民主政治和罗马的共和政治的失败中吸取了令人信服的直接教训。他们敬畏那些被认为是撒克逊人制定的普通法，这些法规在遭诺曼人篡夺后在《自由大宪章》中得以保留，遭斯图亚特王朝破坏后又于1688年被恢复，现在又因国王、议会和殖民当局的腐败而面临风险。他们的《独立宣言》强化了那些法规，但与此同时它也反映出1776年的思想解放：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以及最有力量的托马斯·潘恩的《常识》均在这一年出版。其中《常识》中声称，“认为这片大陆可以长期受任何外部权力的支配的想法是悖理的，是违反事物常规的，也是不合历代先例的”。

　　潘恩坚持认为，各种君主制的出现，与其功绩无关，而是因为他们存在的时间太久，已经超越了记忆的范畴。第一位国王或许只是“一群躁动不安的暴徒的首领”。当然征服者威廉就是一个例子，“一个法国私生子带着武装匪徒登陆，并且在当地人反对的情况下建立自己的英格兰王国，……这不是天赋神权”。如果天道尊重君主制，它就不会常常“把笨驴而不是雄狮给予人类，从而使这项制度成为笑柄”。“一个21岁的青年（1760年乔治三世登基时是22岁）居然可以对数百万名比他年长、比他聪明的人说，我禁止你们的这项或那项法案成为法律。”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

　　尽管自罗马时代以来，共和制的规模一直较小，发生的概率也较低，但它们的表现尚佳。通过鼓励平等，共和制使人们减少了傲慢自大，从而减少了因骄傲而产生的健忘：在君主制政权进行毁灭性对抗的时代，荷兰和瑞士（均为共和制）却能够和平发展。随着殖民地宪章演变成代议机构，长期以来自食其力的美国已经自己演化为共和制。他们繁荣的贸易、黄金白银的匮乏可以“确保我们与整个欧洲的和平和友谊”，那么“同这个世界抗争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独立之所以令人恐惧，是因为它的架构不完整：13个拥有大陆野心的共和国怎么会在一起呢？在这一点上，潘恩不确定，但他所知道的是“组织我们自己的政府是我们的自然权利”，而且这种需求非常急迫。“自由在全球范围内都是被驱逐的对象。亚洲和非洲早就已经把她逐出。欧洲把她当作异己分子，英格兰也已经对她下了逐客令。哦！接待这个逃亡者，及时为人类准备一个避难所吧！”每次争论进行到最后时，已鲜有人记得争论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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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恩的这本小册子的威力相当于伊丽莎白的火船：这是一种可燃烧装置，不仅能够让敌人闻风丧胆，还能集结防御力量，改变历史走向。当然，这一切不可能一次完成。《常识》于1776年元月问世之时，如何确保美国独立（而不是口头宣称其独立），尚不清楚。潘恩所做的是改变人们的心理。此时的英国人就像1588年的西班牙人一样，仍然暂时保持着他们的军事优势。不过，他们已经无法确定上帝或历史的进程，正义或理性，或者仅仅是竞争的天平，现在是否还都站在他们那一边。

　　6个月之后，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充分阐明了这一观点：“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当一个民族有必要……按照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意旨在世界列强中取得独立和平等的地位时，出于对人类舆论的真诚与尊重，有必要宣布促使他们独立的原因。”虽然杰斐逊措辞仓促，但这样的话让英国人哑口无言，只能继续前一年他们在列克星敦、康科德和邦克山开始的事情：国王和议会尊重的自由，在这里遭到无情镇压。

　　历史学家约瑟夫·埃利斯指出，杰斐逊在抽象概念中隐藏矛盾方面是个天才。当这个宣称“人人生而平等”的弗吉尼亚人抵达费城时，衣着华丽的奴隶左右相伴。他的宣言中混杂着普世原则和乔治三世个人犯下的27项罪状：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如果引用完整的文件会看起来有点蠢。和潘恩一样，杰斐逊也没有说过什么样的政府可以取代这位英国的暴君。爱国者的强项不在于细节。

　　否则的话，他们可能永远不会尝试独立，因为细节会使火光暗淡。它们切断了争论的初衷和最终的结果之间的联系。这就是为什么潘恩和杰斐逊认为有必要首先让历史有倾向性，然后开始创造历史。修辞手段，作为他们的工具，必须比真相更清楚，必要时甚至可以扭曲真相。乔治三世不是詹姆斯二世，更不是尼禄。尽管如此，杰斐逊还是在列举他的罪状时删除了对国王支持奴隶贸易的指控，因为这样会毁坏奴隶制的名声，而且这也将使投票支持自由的人提出异议。

　　妥协带来的结果是人们一致投票支持自由。反之，一个意识形态上一致的宣言极有可能会不痛不痒地创造出“美利坚合众国13个分裂州”，一致的语调也无法煽动起签名者的情绪，更不会有爱国者的愤怒、哲学的反思、对未来流血事件的担忧、一种人人都在关注的确信，以及如潘恩所说的“权力在手”，可以“去重新开始建设新世界”的青春欢愉。脾气暴躁的约翰·亚当斯一向对这种热闹不屑一顾，然而在号召对独立周年进行纪念时，他也陷入了这一情绪而不能自拔：“用展览、游戏、运动、枪火、钟声、篝火以及照明弹来隆重庆祝吧，从大陆的这一端到另一端，从此刻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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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当斯在此选择用“大陆”而不是“国家”，并不是笔误，因为独立运动的领导者们经常在地理方面强化自己的观点。潘恩认为，“一片大陆永远由一座岛屿统治，是非常荒谬的事情”。富兰克林指出，英国人在1775年花了300万英镑却只杀了“150个美国人”。而在那一年，有6万名美国人出生。照这样下去，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把我们赶尽杀绝？”已任大陆军指挥官的乔治·华盛顿的撤退空间已经不再有局限，现在他身后有大片的土地。与此同时，他的对手只能通过海路获得补给。他后来解释道，“在我们拥有更好的武器和其他作战手段，以及纪律更严明的部队之前”，所依靠的是“时间、谨慎行事以及对敌人的不断骚扰”，只有如此，才能确保胜利。

　　当然，这只能由一个政府来完成，但是美国人在1776年不确定他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因此，他们选择了以各州利益为基础的政府，并通过《邦联条例》将各州松散地联系起来。这造就了一个邦联而非一个国家：没有首席长官，没有对立法的司法审查，最重要的是没有税收权。美国人仿佛对他们的第一部宪法进行了“有益的忽视”，但是他们在旧大英帝国下所习惯的松散管理能否从新的帝国中取得，还是一件有待观察之事。

　　即使在大陆之上，军队也可能被困，从而被迫投降。这就是英国人在1777年的萨拉托加战役和1781年的约克镇战役中所经历的窘境。他们在前一场战役失败后选择继续前进，但在后一场战役失败后便放弃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是否会继续战斗？到1783年英美签署合约，英国承认美国独立之际，邦联议会对华盛顿的支持如此勉强，以至让他信心尽丧。“只有我们统一如一个帝国，”他警告说，“我们的独立才能得到承认，我们的权力才能得到重视，或者说我们的信誉才有保障。”

　　对于美国人来说，赢得这场战争所依靠的，其实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洞察力：君主立宪制对绝对君主制的羞辱，可能导致后者在多年后拯救了共和革命的新贵。1763年，法国在北美战场上负于英国，对此路易十六仍然耿耿于怀。1776年，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叛军使者前往巴黎，路易十六颇为欢迎。美国人开出的贸易条件模棱两可，但提出可以帮法国报一箭之仇，这一点令法国极为满意，作为回应，法国承认美国独立，为其提供资助并与其结成“永久”的军事联盟。法国的舰队及时抵达约克镇，迫使英国最终投降，而此时的美国人随意地放弃了这一盟友，去与敌军的代理人进行谈判并达成和解，就此将自己的边界拓展到密西西比河以西。

　　这一结果无法被定性。此次胜利到底是因为坚持原则还是因为采取了权宜之计？是人权的胜利还是治国之道的胜利？是因为松散的管理还是因为重拳出击？是一个共和国的胜利还是像华盛顿自己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帝国”的胜利？若回答“以上皆是”，虽然言辞躲闪，但也是有用的回答。伯克认为政府应该平衡各种不满，伊丽莎白广开先河而不是受旧的规则约束，马基雅维利更看重行为与目的的相称性而不是前后一致性。如果这些人的做法是对的，那么美国人所做的就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和解行为。即使是奥古斯都也会对美国领导人下一步所做的事情印象深刻：他们发动了第二次革命以纠正第一次革命中的失败之处，但是他们的行动极为隐秘，且颇具说服力，以至国民尚未反应过来，就已经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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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美国人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是什么，美国人对政府的不信任，在第一次革命前和革命后并没有任何改变。长期以来，殖民地居民一直孤立无援，在他们眼中，英国采取的任何影响他们的行为都是邪恶的。历史学家戈登·伍德表示，“最轻微的小事都会升级为涉及公民基本自由的重大宪法问题”。极端严重的过敏症不容易根治，1783年英国接受美国独立之后，这种“过敏”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美国人直接把矛头指向了自己。

　　也许第一次革命的胜利使忍耐变得不那么必要，也许它揭露了一个人们一直以来所回避的问题：此次革命是确保了机会平等（挑战不平等的权力），还是条件平等（容忍不平等的义务）？也许英国社会的腐败已经像天花一样，感染了美国。无论是在议会还是邦联，立法如果不受制约，暴政就会产生。也许是人民自己不值得信任，也许英国人以重拳出击替代松散的管理的做法是正确的（部分美国人持有这种想法但不敢说出来）。

　　从表面来看，这个国家正在蓬勃发展。尽管发生了战争，但人口的增长还是如富兰克林所预测的那么快。和平使移民者可定居的空间增加了一倍多，繁荣普遍存在。“如果我们失败了，”一名南卡罗来纳人当时写道，“那么我们的毁灭一定是所有国家里最壮观的。”

　　但是，由于期待颇高，而且新的世界格局还没形成，恐惧侵蚀着自信。美国人最担心的是，在羞辱了英国之后，他们自己还是不会被视为一个大国。如果他们的革命成果只是建立了一个邦联制国家（权力极为分散，没有中心），那么这个新国家怎么才能立足？1784年，《罗马帝国衰亡史》的编辑谢菲尔德勋爵曾抱怨道：“与美国各州签订的条约中没有一条对美国整体具有约束力。”“我们有理由对美国各州之间的结合所带来的影响感到恐惧，就像我们恐惧神圣罗马帝国内部各王国之间的结合所产生的影响一样；我们反对美国国会的决议，就像我们反对神圣罗马帝国议会的决议一样。”

　　岛屿已经表明它无法统治一片大陆，那么一个共和国可以吗？自罗马共和国以来，没有一个共和政体规模如此之大，而罗马共和国也并未树立一个良好的先例。导致美国与大洋彼岸的英国决裂的“无代表不纳税”原则因为相隔一片大洋而无法实施。但当需要跨越的是一片广袤的大陆时又会怎样呢？“我们已经无路可退。”一位小册子作者指出。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应该分裂成不同的宗族和部落，受制于各自的统治者，他们会专横跋扈，使整片大陆处于持续的动荡状态……还是应该团结起来，或者我们大多数人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全面而有效的政府，这个政府治下应包括1783年《巴黎条约》中规定的美国所拥有的全部领土。 注释标题 Thoughts upo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Which That of Massachusetts Is More Particularly Considered, attributed to Jonathan Jackson (Worcester, Massachusetts, 1788), pp. 45– 46, "ed in Gould, Among the Powers of the Earth, p. 133.

　　英国人在承认美国的疆界的同时，似乎也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这个共和国能否在保持自由、远离暴政的同时造就一个帝国？至少，吉本所述之罗马未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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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的第二次革命以奥古斯都的方式开始，就如同一场“庞氏骗局”，故意召开了一场又一场无结果的会议。第一次会议于1785年在华盛顿的弗农山召开，其表面上是为了阻止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在波托马克河航行权问题上的争吵。与会者得出的结论是，真正的问题是内部关税，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于1786年在安纳波利斯举行一次更大的会议。但在场的人认为，有必要对宪法条款进行更大的“调整”，为此，他们于1787年在费城组织了一次“制宪会议”。然而，在闭门会议上，这些又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这不是一场政变，因为它进行得过于缓慢和委婉。然而，它确实差点成为既成事实。

　　乔治·华盛顿可以和奥古斯都相媲美，他的最新传记作者曾说，他“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自我克制，并因此获得更多的权力”。他主持了1785年的会议，但没有承诺任何事情。他允许两个阿格里帕般的年轻人——詹姆斯·麦迪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公开场合担任领导者，同时私下里明确他自己的立场：“有什么比这些混乱更能说明我们的政府缺乏活力？”1786年年末，当马萨诸塞州的农民因政府课税过重而游行时，这位伟人勃然大怒（听起来有点像乔治三世）。1787年，华盛顿在众人的艰难说服下答应主持费城“制宪会议”。在会议现场，他几乎一言不发。他不需要说太多。华盛顿知道，他本人能出席就已经达到目的。

　　在接下来的夏天，代表们制定了世界上最长寿但修改最少的宪法——尽管几乎没有一个签署方对其完全满意。在约翰·杰伊的帮助下，“阿格里帕们”发表的文章集结成《联邦党人文集》并迅速出版，长度是其所为之辩护的宪法的34倍。这本书是写给“纽约州人民”的，由85篇文章集成，都以“普布利乌斯”署名，但并不影响其效果。这本文集在纽约州以外的地方几乎没有什么发行量，而当1788年7月纽约州最终批准宪法时，已经有其他10个州早于纽约州批准了。《联邦党人文集》的名声来自其他方面：它是自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以来，影响力最持久的政治战略著作。

　　宪法和《联邦党人文集》都具有这样的特点：其出台是受时代所迫，却影响持久。这一悖论集中体现出了一点，那就是人能够同时在脑海中持有相反的想法，并且仍然保持良好的行动力。那么，这种“良好”表现在何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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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请相信，当一个人知道他将在两周内被绞死时，他的注意力会异常集中。”塞缪尔·约翰逊博士曾如是说。尽管许多人走上绞刑架时精神涣散，而富兰克林曾开玩笑称会被绞死，但美国的开国元勋对这一命运的恐惧早已烟消云散。他们所处的现实是：美国还是一个被强大旧势力包围的弱小新政权；尚不确定主权应归属何处；理想主义者对人性已经幻灭；现实主义者坚信他们可以改造人性；研究历史的学生们则认为现在有必要自己创造历史。面对这一现实，他们需要做的就是协调目标与有限的能力，《联邦党人文集》就是要这样做。

　　“这个问题本身就能说明它的重要性，”汉密尔顿在第一篇文章的开篇中称，“因为它的后果涉及联邦的生存、联邦各组成部分的安全与福利，以及一个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引人注意的帝国的命运。”因为：

　　似乎有下面的重要问题留待我国人民用他们的行为和范例来求得解决：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

　　解决如此庞大的问题需要“对我们真实的利益审慎估算，不掺杂与公众利益无关的其他考虑因素，不偏不倚”。但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这只是一个奢望”。

　　提供给我们审议的那个计划，要影响太多的私人利益，要改革太多的地方机构，因此在讨论中必然会涉及与计划的是非曲直无关的各种事物，并且激起对寻求真理不利的观点、情感和偏见。 注释标题 The Federalist, Modern Library College Edi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no date), #1, pp. 3– 4. Emphases added.

　　旁观者永远不会忘记。美国人表现得漫不经心。手段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所需：危机即将来临。

　　《联邦党人文集》是一个矛盾的号角。因为，一个“联邦”沉没，怎么可能不会淹没它的相关“部分”呢？有哪一个“帝国”不是通过武力继承以实现合法运作的？局部问题能否合并？如果“这只是一个奢望”，那么，“审慎估算”又有什么用呢？汉密尔顿承认，聪明人常常犯错，他们可能会教导“那些坚信自己正确的人”如何节制。这使得坚持一致性变得愚蠢：一个人必须重塑逻辑本身。这就是为什么汉密尔顿和奥古斯都一样，以谦逊的态度解除了反抗的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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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邦党人文集》最艰巨的任务是，带领一个共和国成为帝国，而不是走向暴政。某种程度上，这个艰巨的任务落在了麦迪逊身上，这也是美国开国元勋最容易低估的任务。然而，麦迪逊在时间、空间和规模上成功地完成了任务。

　　麦迪逊在第10篇以“普布利乌斯”署名的文章中写道，历史表明，“不稳定、不公正和社会动荡”总是会扼杀“人民政府”。独立还没有将美国人从这些危险中解放出来。

　　抱怨之声四处存在……在敌对党派的冲突中，公众利益遭到忽视，而通常采取的措施，并不是依据公平原则和少数党派的权利而制定的，而是由利益相关、更为专横的多数党力量决定。

　　废除自由将是一种“比问题本身更糟糕”的补救措施，但通过平等来治愈它不会让任何人安全。

　　民主体制历来是充满动荡和争吵的；它曾被认为与人身安全或财产权不相容；而且一般来说，民主生而短暂，容易在暴力中死亡。

　　“导致派系产生的原因”大部分源自人性，无法彻底消除。然而，解决之道可能在于“控制其影响”。

　　到目前为止，距离使各共和政体保持较小的规模，因为共和政体所依赖的代议制度需要冷却激情，而只有定期开会的审议机构才能冷却这种激情。当领土广泛分散时，审议机构无法履行这个职能。美利坚合众国的领土现在扩展到整片大陆的1/3，而且不太可能就此止步。那么，1783年英国将大块土地划归美国，这颗定时炸弹怎么可能不重新引发人们的抗议？如果那样的话，汉密尔顿的“联邦”会怎么样？

　　麦迪逊通过改变规模来解决这些时间和空间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他有意无意地学习了马基雅维利。因为这位佛罗伦萨人曾经说过，只有在共和政体中，“共同利益”才能得到“恰当对待”。通过扩大受益者的规模，少数未受益者的影响可以降低：这样一来，当整个“联邦”沉没时，并不是所有的“部分”都会被淹死。规模，可以成为救生圈。麦迪逊承认，这其中也存在着危险。

　　如果选民人数扩大过多，会导致代表对当地情况和次要利益了解不够；如果过于减少选民人数，代表过分依赖这些选民，会致使他无法理解和追求更伟大的民族目标。

　　但肯定存在“一种中间状态，在这种状态的两边均存在不便之处”。这样，平衡各方利益，构建一个伯克式主体，就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些“不便”。

　　扩大范围，吸收更多不同的党派和利益；使全体大多数人不太可能具有侵犯其他公民权利的共同动机；即使这种共同动机存在，那么所有有这种动机的人将很难发现自己的力量，更难团结一致行动。

　　所拟议的宪法“形成了一个巧妙的组合；涉及重大的、整体性利益的事件交由国家立法机关处理，涉及地方性、具体利益的事件交由州立法机构处理”。

　　因此，麦迪逊采取在空间上拓展规模，以扭转时间的策略：自此以后，通过允许各个派系在所有层面上竞争来巩固加强共和体制，随着国家的发展，它的道路不同于罗马那样。《联邦党人文集》的方向指向了林肯，而不是尼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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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林肯沿下的联邦会遭遇灾难性失败？表面上看这可能是因为没有一个战略能够解决所有意外情况，每一个解决方案都可能带来新问题，有时这些问题甚至无法解决。更为深层次的答案，在我看来也是更准确的答案是，美国开国元勋使联邦进行自我检验：他们知道协调能力与目标的必要性，也意识到所有好处无法兼得，他们选择拯救这一新国家，并将拯救其灵魂的任务留给他们的后代。

　　奥古斯丁和马基雅维利都发现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平衡灵魂诉求和国家诉求的方法，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达到平衡是否需要对上帝负责。奥古斯丁认为应该对上帝负责，并尽力去实现平衡。马基雅维利的上帝将治国之道留给了人类。此时的美国人极具多样性，丝毫不亚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英国人。他们横跨在这个鸿沟之上：他们既可以像早期的领导人一样冷静务实，又可以像信仰复兴主义者一样虔诚，也可以像企业家一样处于两者之间。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这个年轻的共和国中很少有人质疑，至少不会公开质疑，在这样一个成熟的共和政体中，许多人会为了改变而献出自己生命：一个允诺“更美好的联邦”的宪法，却假定奴隶制的合法性，这是不正常的。

　　这一过程中，《独立宣言》实际暗含了潜台词：并非人人生而平等。1776年，人们担心如果将奴隶和国家一起解放，他们就会失去国家，杰斐逊对这一点尤其担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宪法将众议院的席位分配给“全体自由人”和“所有其他人口的五分之三”；20年内不得限制“任何一州所认为的应准其移民或入境的人”；并且要求“在该州服役或服劳役者，逃往另一州时，不得因另一州之任何法律或条例，解除其服役或劳役”。“奴隶制”这个词完全没有出现在宪法里。

　　这种回避让麦迪逊抓住了救命稻草。“毫无疑问，”他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无力地写道，“禁止进口奴隶的政策一直延续至1808年，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已经得到允许立即生效。”但这段时间本可以：

　　让这些州永久结束长期的野蛮贸易，……如果让非洲人从欧洲同胞的压迫中得到救赎，让他们看到同样的前景，那么不幸的他们将会感到多么幸福！

　　然而，不幸的是，麦迪逊也相当虚伪，他在另一篇冗长的文章中费力为“五分之三”条款辩护，声称这段文字代表了美国“同胞”的观点，即把奴隶同时视为人民和财产。

　　这就是南方利益的拥护者在这个问题上可能采用的理由；虽然它在某些方面似乎有点牵强，但总体而言，我必须承认，它完全符合（宪法）公约所规定的代表比例。 注释标题 Federalist #42, #54, pp. 272 –73, 358.

　　麦迪逊的平衡术需要一些野蛮手腕，因此他发现自己十分紧张，这不足为奇。然而，他面临的选择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开国元勋可以选择建立联邦或解放奴隶，但不能两者兼顾，至少在他们这一代做不到。最终，他们选择了建立联邦，推迟了奴隶解放；因为他们认为，一个统一的强大国家比几个弱小的国家的前景更好。这是一种赌注：是与上帝还是与魔鬼打赌，取决于你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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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开国元勋毕生都在寻求建设一个大陆共和帝国。汉密尔顿是其中最坚定地反对奴隶制的人，尽管如此，他也逐渐意识到，只有联邦不断扩大，才有机会“成为欧洲各国在美洲的仲裁者，才能按照我们的利益诉求，在世界的部分地区制衡欧洲的竞争”。麦迪逊展示了如何通过平衡内部利益，实现外部扩张。杰斐逊就任美国总统后，从法国人手中廉价收购路易斯安那州，联邦的范围再次扩大一倍，这笔横财也让他平息了对汉密尔顿近乎病态的仇恨。“一丝不苟地遵守成文法而导致国家迷失，”他后来辩解道（无论汉密尔顿去了天堂还是地狱，他一定笑了，哪怕只是浅浅一笑），“就是失去法律本身……这就是为了手段，荒谬地牺牲了目标。”

　　1811年，44岁的约翰·昆西·亚当斯告诉母亲，势必在两种局面中做选择：一方面，“众多微小的宗族、部落，为了一块石头或一个池塘，因为欧洲统治者和压迫者的玩笑或谎言，相互战争不休”；另一方面，“一个与北美大陆同样辽阔的国家，注定成为有史以来人口最稠密、实力最强大的契约社会”。这又转回到他父亲约翰·亚当斯在1776年希望烟花响遍美洲大陆两端的期待。

　　1817年，亚当斯成为詹姆斯·门罗的国务卿后，开始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并且要超越这一目标，这主要是以牺牲西班牙的利益为代价。腓力二世的帝国版图从北美中部一直延伸到麦哲伦海峡，但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崛起令这些地方如美利坚合众国一样独立思想蔓延。亚当斯像鲨鱼一样敏锐地利用了这个弱点。他以佛罗里达州为开端，在那里，他抢先派出安德鲁·杰克逊发动军事攻击。虽然对杰克逊的此次行动是否获得授权存在争议，但美方的先发制人变成了最后通牒：西班牙必须确保该领土的边界安全，否则“就割让一个省给美国……而这块土地实际上已被遗弃，美国或文明或野蛮的敌人随时可以进入，而且这块土地对他们来说无甚用处”。

　　1821年，西班牙人放弃了佛罗里达州，以换取美国一个申明，得克萨斯州（不过，它很快就会成为墨西哥了）被排除在美国领土之外，并同意西班牙殖民地将剩下的北部边界设为北纬42度线。这条线一直画到了太平洋，尽管此时美国人在北纬42度线以北地区并没有任何明确的所有权。这是在治国方略上一次傲慢的展现，两年后，亚当斯再次超越了自己。

　　1823年12月，门罗总统向国会发表国情咨文。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坎宁悄悄提议与美国合作，防止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以及拿破仑时代后的法国在“新世界”恢复西班牙统治的任何努力，目前西班牙几乎已经失守。坎宁想到的是英国的商业利益，尽管英国海军不需要外界帮助就能保障其商业利益，但与美国合作可能会平息1812年英美战争和1814年英国人焚烧华盛顿留下的怨恨。但是，亚当斯通过巧妙的调整，看到了一个发表革命宣言的机会。

　　在此情况下，为后世所铭记的伟大的“门罗主义”诞生：“美洲大陆，已经处在自由和独立中，并将继续维持，欧洲任何列强不得把美洲大陆业已独立的国家当作将来的殖民对象。”这只是空摆姿态？考虑到当时的能力，这是肯定的，但这正是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发出的呼声：为了“共同的利益”部署“国家的自然力量和资源”，以阻止“欧洲的各种戒备，避免对我们的增长形成抑制”。简而言之，美国要“成为欧洲各国在美洲的仲裁者”。

　　然而，如果麦迪逊没有在《联邦党人文集》中阐述如何首先抑制美国人自己的戒备，可能外界不会有这样的兴趣。这就是1820年《密苏里妥协案》的目的，而颇令人不安的是，该妥协案同样将新州划分为未来的自由州和蓄奴州。亚当斯一直坚信，宪法“在自由和奴隶制之间讨价还价”是“道德和政治上的邪恶……这与我们革命所依赖的原则是不一致的”，但同时我们也知道，正是这种讨价还价确保了联邦，使之免于内战。结果是必然的，那就是：

　　从这整片大陆上消灭奴隶制；尽管整个过程必然是灾难性的和凄凉的，但它最终是光荣的，以至上帝要审判我，我不敢说这不合时宜。

　　但是，正如年轻的奥古斯丁可能会说的，现在还不是时候。改变信仰、解放奴隶，以及上帝本身，都需要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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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依然是帝国时代的环境里，一个年轻的共和国如何摆脱公然称霸半球的争议呢？或许，英国像那些疲惫不堪的家长一样，已经学会了放任孩子的古怪姿态。坎宁早在1824年就提到过“准则（如果可以被称作准则的话）对于这个政府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事物”。但是，在三年内，那位“特别的家长”就对下议院鼓吹道，“我创造了新世界来重新调整旧世界的权力平衡”。拿出一个李子，却以做出布丁居功，一位愤怒的美国历史学家之后抱怨道，坎宁甚至比儿歌里的小杰克更厉害，不断叫嚷：“看我多牛啊！”然而，坎宁的想法不止于此。他坚信北美并不会分裂成那些为了鱼塘而争战不休的宗族和部落，并思考因此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其中一个不可预示的影响就是1874年出生于布莱尼姆宫、母亲是美国人的温斯顿·丘吉尔。这位自伊丽莎白一世之后最伟大的英国人并没有忽略权力间的平衡，还有那些好用的至理名言。他频繁引用坎宁的话，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次就是他在1940年6月4日，就敦刻尔克大撤退，在下议院发表的演说。丘吉尔起誓说，他绝不会投降，即使：

　　我们这座岛屿或这座岛屿的大部分地区被征服并陷于饥饿之中……我们在海外的帝国臣民，在英国舰队的武装和保护下也会继续战斗，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适当的时候，拿出它所有一切的力量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

　　坎宁和丘吉尔都察觉到了历史发展演绎的转向——作为外交部部长的坎宁从与远方其他国家的接触中得知，作为首相的丘吉尔则从自己的脚下领悟得出。其重要性堪比1588年8月的一个晚上，有人觉察到距离敦刻尔克海岸几英里的地方，风向发生变化，由此开始发起行动。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18世纪和19世纪，还有20世纪，只有一个‘新世界’国家获取了足够的权力重新还原‘旧世界’的平衡，而且不止是一次而是三次？”这股力量为何会产生于动荡不安、组织无序的英国殖民地，而不是产生于南边更广阔、更富足、管理更有序的西班牙殖民地？其实，解放拉丁美洲的领袖西蒙·玻利瓦尔早在1815年就给出了答案。他承认，绝对不会出现拉美合众国。

　　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地理位置。从海港开始统治一个帝国可能要比从它的内陆地区开始更容易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就此可以完全掌控。包括天气、地势、居住地、文化和通信在内的众多内在障碍非常复杂。“谁会有能力搜集到像这样一块土地上所有完整的数据！”玻利瓦尔抱怨道，巴拿马地峡对于我们来说，绝非是“希腊人眼中的科林斯地峡！”

　　为什么不能像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提出的，将多样化转化成力量之源？玻利瓦尔争论道，拉丁美洲的问题在于政治不成熟。西班牙从一开始就严格控制它的领地，以使它们“永远处于婴儿期”，无法实现自尊自立。“我们甚至被剥夺了建立一个有效的专制政权的权力，因为西班牙不允许这样的政权发挥它的功能。”曾经是世界霸主的西班牙随后虚弱不堪，无法维持其统治地位，但是它没有培养出一个合格的继承者。

　　因此，代议制政府很难在此扎根，某些专制政权（可能伪装成共和制）成功的概率更大一些。但是，玻利瓦尔认为，这并不会出现在洲际层面，因为就其本质而言，独裁主义者抵制合作。只有在一个伟大的“自由”国家的指导和保护下，拉丁美洲人民才能够培养“美德和才能，从而走向荣誉之路”。

　　这给了与亚当斯同时代的亨利·克莱灵感。亨利·克莱积极倡导美国不仅应该支持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还应该支持当时希腊反抗奥斯曼帝国的运动。但是，亚当斯自己深谙这样的援助将会快速消耗美国的资源，并损害其道德形象。1821年7月4日，亚当斯在对众议院发表的演讲中告诫道：“美国‘不会为了寻找并摧毁魔鬼而走出国门’。”

　　她真诚地希望人类都能获得自由和独立。她只是美国自由与独立的捍卫者和支持者……她清楚地知道，一旦自己投入其他国家的旗帜之下……她就会卷入因争夺利益、阴谋以及满足个人贪婪、忌妒和野心而导致的战争中，此类战争往往打着自由的旗号篡改自由的标准。她行为处事的基本原则将在不知不觉中从自由变成暴力……她可能会成为世界的独裁者。她将永不能再是自身精神的主导者。 注释标题 Available online at: www.millercenter.org/president/jqadams/speeches/speech3484.

　　因此，不可磨灭的是时代的妥协式特征：原则上的自由至上，最终可能只是部分实现。但是联邦（以及实现联邦的必要条件：伟大的目标必须考虑能力所及）往往是第一位的。一个国家只有能够与自身和平相处才能拯救其灵魂。现在亦是如此。 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