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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创业者与投机者

　　经济学家兼政治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生前可是一个生活丰富多彩并令人着迷的人物。他对经济理论的深入研究首先要归功于他接受过英国最好的教育：从伊顿公学毕业后，他又以出色的成绩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完成了本科的学业。然而，他对投机者和创业者近乎本能的理解，展现的不仅仅是他学术上的天分和深厚的知识储备。凯恩斯在理解金融市场交易员的心理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公认的极为成功的交易员（虽然他也有个别令人印象深刻的失败案例）。一件也许是杜撰的逸事是，在剑桥大学期间，凯恩斯有一次买入远期合同看涨谷物，到了合同交割的时候，他还没有机会卖出实物，因此他被迫将这些谷子暂存在了国王学院的学院礼堂中。不管怎样，凯恩斯别具一格的金融交易技巧帮助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作为国王学院财务主管，在做管理学院捐赠基金的工作期间，他的投资回报业绩比同期市场平均回报率高出约8%。他的投资成功秘诀之一就是专注股票这一资产类别，并辅以精心的个股挑选。此外，凯恩斯对于创业的理解也颇为深刻。在1936年的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第十二章中，他对于驱动创业者投身事业的心理活动有精彩的论述，尤其关注不确定性是如何使这些创业者踌躇不前的。

　　凯恩斯可能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他的天才部分反映在其对现实商业世界极其真实和直观的把握上；对创业者及投机者如何被经济和社会因素所驱动的洞察，以及对创业者及投机者之间的共生关系如何在宏观经济中发挥作用的理解，创业者需要资金投入以建立企业，而快速周转的金融市场有能力及时向企业提供所需的资金。凯恩斯经久不衰的理论则解释了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其他时期的金融市场动荡，即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当我们墨守成规的本性左右了我们的金融决策时，金融危机也就不是什么稀罕事了。这类危机的影响是深远的，如果没有政府干预，企业和资金之间的所谓互动是无法有效提供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就业和生产力的。

　　在研究盲从者与叛逆者的社会互动如何促进或阻碍商业投资和融资行为的经济学家中，凯恩斯可谓是第一人。如今，金融市场已经历了重大的变革，包括算法交易在内的现代技术的兴起意味着金融市场交易的复杂程度已显著提升。任何一个交易员的决策都可能导致剧烈的市场波动，因为为数众多的交易员几乎瞬间就可以做出跟风交易的决策。但不管怎样，凯恩斯的精彩分析论述仍蕴含着经久不衰的关于驱动投机者和创业者如何成为商业社会中的盲从者与叛逆者的深刻洞见。

　　以凯恩斯的分析为出发点，我们可以看到，盲从者与叛逆者之间的互动对商业社会的影响与其对我们生活其他方方面面的影响并无二致。成功的创业者是否更有可能是独树一帜的叛逆者？为何投机者更有可能是盲从者？盲从者与叛逆者是如何在整体经济中互动的？在本章中，我们将会讨论盲从者与叛逆者为了追逐利益和商业机会而回应社会影响因素的方式和原因，并通过这些讨论尝试回答以上的三个问题。

　　货币公约

　　对于投机者和创业者之间社会互动的分析将以货币为出发点。货币将投机者和创业者捆绑起来，但捆绑的方式可能会令人意外。一般而言，谈到钱的时候我们的本性里都有着盲从者的一面，即我们都遵循着某种货币公约。

　　这种货币公约是如何运作的呢？纸币和硬币这些货币的具体表现形式对我们有意义的前提是，作为经济学家所谓的“交换单位”，群体中的其他人愿意接受它们。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货币来换取其他物品，而我们的雇主可以支付我们货币以换取我们的劳动力。货币也有其他的价值，包括它作为计量单位的功用，会计师利用货币作为计算个体损益、收入、税负等的计量单位。在宏观经济层面，统计部门使用货币度量国家收入和产出值。所有这些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我们发展出了使用货币进行经济和金融交易的社会公约。我们到处挥舞着其实一文不值的纸片和金属，很少花精力去思考这些都是为何及如何运作的。一个访问地球的火星人恐怕会对于我们赋予这些纸片和金属的价值颇为费解，让其可能更难理解的是，我们只需要将一个塑料片在一个铁盒子上刷一下，就可以拿走成车的货物和日用品。我们大部分人的工资都是以电子方式支付的，我们甚至都不会实实在在地看到我们劳动的所得，我们仅是跟随这个被称作货币的社会公约，因为每个人都这么做，并且央行和政府会对其背书。

　　在现代社会，货币公约已经非常复杂，复杂到也许我们已经忘记了货币最本质的功用，即它能够通过推动生产和就业而盘活经济活动的功能。近年来，计算机在全球的普及促成了创新金融科技的诞生，新的电子货币和虚拟货币应运而生。其中要数比特币最为有名，它并不具有传统货币的属性，但是可以在某些场景下取代传统货币。人们因为投机套利的空间而购买比特币，但是至少理论上来说，它也可以作为交换和计量的单位，虽然到现在为止，我们大部分人可能都还没有在经济交易中使用过它。在比特币形成属于它自己的公约并被广泛接受前，它和其他虚拟货币恐怕仅是做投机之用的新鲜事物而已。其他传统货币的替代品可以在小范围的社区内被接纳使用，一些城市和乡镇已经尝试引入新的区域性货币，例如布里斯托尔镑（Bristol pound）和布里克斯顿镑（Brixton pound）。归根结底，这些社区性的货币公约是对由政府和央行把控的传统货币公约的增补，如果布里克斯顿镑不能以某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兑换成英镑，那恐怕愿意用它的人也就寥寥无几了。因此总体而言，货币还是一种依赖于盲从者而得以存续的公约，无论我们用的是什么货币，它运行的前提一定是群体中有足够多的人将它视为一种交换单位。

　　尽管如此，我们的货币公约可一点儿也不随便。虽然货币越发看不见摸不着，但它仍然是一个聪明有用的工具。即便是老式的货币也是具有经济效益的发明创造。在货币之前，我们使用的是笨拙不堪的物物交易，其隐含的交易及搜寻成本非常高。换句话说，以物换物是一件极不方便且耗时耗力的差事，尤其是当我们需要交换的东西非常特别且复杂时。打个比方，试想你想要买一台新电脑，在一个物物交易的世界里，你首先需要找到一个有新电脑并且愿意出售的人，然后用某样他想要从你这里购买的东西来交换。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交通和运输的成本限制意味着你只能同你的邻居和附近你认识的人交易。即便你可以找到某个当地人想出手一台电脑，你也得保证你正好有他需要的东西，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已经不大，而你们彼此能够看中对方货物的可能性就更小了。但是在货币流通的世界，你可以到商店去，把货币支付给商店店主以换取一台他们的电脑，而店主可以拿着你支付的货币去购买其他的东西。这就解释了为何一个由遵守货币公约的盲从者组成的经济能大获成功。

　　郁金香热

　　如果说货币是一种社会公约，那么货币作为交换和计量单位成功运作的前提是，它被相当比例的盲从者所承认和支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货币也变得没那么简单了，它发展成了一种以钱生钱的渠道，市场围绕着针对货币和其他资产的交易得以演进，而那些效仿他人的投机者就混迹于这个市场中。相对而言，金融资产变得越发同质性，套用经济学家的术语即是变得“可相互替代”。这使金融市场具备了流动性，可以快速周转，并且至少表面上看起来运作顺畅。投机者纷纷投身于这个金融生态系统之中，鲁莽冲动地快进快出着，试图从交易套利机会中分到一杯羹。

　　历史告诉我们，投资者群体是推动金融市场和诱发金融不稳定性的重要力量。诚然，投机现象是金融市场亘古不变的特征。纵观历史，打破稳定的投机性风潮和狂热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在近代更是几乎每10年就会爆发一次，从18世纪的南海泡沫、1929年的华尔街大萧条、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和2000年初的互联网泡沫，到2007—2008年的次贷危机，以及期间一系列的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均是如此。金融从众现象是人类社会本性的重要产物，而从众本身则是滋生投机性泡沫的天然温床。

　　历史上最为生动多彩的投机狂潮案例之一，便是曾在欧洲发生的郁金香热。在1637年的一段时间里，投资者对郁金香球茎无比狂热，虽然我们并不清楚是什么诱发了这次风潮。在那之前，郁金香从土耳其引入欧洲已有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了，有证据显示郁金香在此之前就已经颇受欢迎，被人们视作一种罕见而富有异域风情的花种。但是很快这种兴趣就膨胀成了一种极端的投机狂热，交易商争先恐后地涌入球茎市场，以追逐巨大的投机获利机会。一些罕见的郁金香球茎的价格飙升了约60倍。在泡沫极盛时，一种名为“永远的奥古斯都”的罕见郁金香球茎品种被以1 000弗罗林（florin）的价格成交，不管怎么算，这笔钱都够买一栋小洋楼、一小支舰队或者3 000只猪了。这次郁金香热泡沫的破裂也像它的兴起一样壮观，到了1637年的2月，大部分的球茎都几乎一文不值，郁金香交易市场也荡然无存，那些稍晚才加入狂潮、还未能脱手套现的投机者则都赔得倾家荡产。

　　郁金香热着实让人印象深刻，也许是因为它揭示了一些本质的东西，暴露了我们的生活是如何被本能而无意识的因素所驱动的。小扬·勃鲁盖尔（Jan Brueghel the Younger）在他的“猴戏画”名作《郁金香狂热之讽》（见图7）中将郁金香交易商都刻画成了人形的猴子，暗讽投机狂热原始而有害的一面。勃鲁盖尔的猴子暗喻一针见血，直击的是驱动我们从众本能的某种张力，而这种张力无论是在金融市场，还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都挥之不去、如影随形。

　　图7 1640年前后，小扬·勃鲁盖尔完成的“猴戏画”名作《郁金香狂热之讽》

　　理性的泡沫

　　你也许会认为郁金香热是非理性投机泡沫的终极表现形式。诚然，从群体或者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它带来了不稳定并且拖累了生产效率。但是，有些经济学家宣称，郁金香热是完全符合理性选择规律的，他们认为理性的投机泡沫是投机者审慎选择最佳获利方式的必然结果。对这些经济学家而言，投机的泡沫就是理性的泡沫。

　　这种观点不无道理。如果你是一个郁金香交易商，在看到他人赚得盆满钵满后，你会理智地判断，跟随其他交易商买进郁金香球茎是明智之举。甚至如果你有1 000弗罗林，你也许会考虑买一颗球茎而不是一栋房子，如果你认定你可以将这颗球茎以1 100弗罗林的价格转手卖给下一个人。以令人咋舌的价格买进某样东西并不愚蠢，前提是你有把握能够将这东西很快以更高的价格转手卖给其他人。这颗球茎真实的内在价值是多少已不再重要（即便你有本事能弄明白一颗球茎的内在价值是什么）。创造了这次郁金香狂热的郁金香交易商只不过是在权衡下一刻泡沫持续或破灭的可能性罢了，因为只要泡沫持续一天，花巨资买入球茎就是理智的选择，因为转天卖出就能大赚一笔。

　　是什么驱使这些投机者这般扎堆呢？乍看之下，这些投机从众的例子似乎是推翻了支撑主流经济和金融理论的两个相互关联的基础理论假设。第一个是被经济学家称作理性预期假说（rational expectations hypothesis）的理论假设，与我们在第一章中介绍的“经济人”假设类似，经济学家假想人们——尤其是金融交易员们——都是聪明和理性的。交易员必须首先确定一个资产的价值，然后才会决策是否买入该资产。他们尽可能精确地形成对一个资产未来价值的预期，例如判断如果在几年后将其卖出时的价值。这个预期必须能反映出该资产的基本面价值，即某人永久持有该资产时，该资产对于这个人的价值。我们可以用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基本面价值的概念。对一个物业业主而言，其持有的房产的基本面价值就是他在有生之年将这幢房子出租而能收到的所有房租之和，或是如果选择自住而在有生之年自己能省下的所有房租之和。对在伦敦、纽约、利雅得或上海股票交易所挂牌上市的公司的股票而言，假若股息分红规模始终和该公司的净利润规模走势保持一致，那么该股票的基本面价值就是该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存续期间所有股息分红的折现总和。根据主流金融理论，当交易员做出某个资产未来价值几何的预判时，该预期应是与该资产的基本面价值保持一致的。

　　为了把握投机者的行为，理性预期假说还需要辅以第二个主流经济学和金融学假设：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s hypothesis）。这是一个关于金融资产（股票或郁金香球茎）价格在面对新信息时变动情况的假说，它认为如果金融市场的运作有效，那么资产的价格就应该完全反映可获得的所有信息。公司的股价应是随着该公司未来业绩表现的信息同步波动的，无论这些信息是好还是坏。2010年4月，深水地平线（Deepwater Horizon）石油泄漏事件发生后，英国石油公司的股价波动就展现了在坏消息面前，投机者如何对公司未来盈利预期进行调整，以及随之产生的股价变化。一系列建造和操作相关的问题导致位于墨西哥湾的深水地平线油井发生井喷，将数以百万桶的原油泄漏进了海中，对环境、野生动物和地方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石油泄漏的消息一出，投资者很快判断英国石油公司未来利润的很大一部分将用于支付和解赔偿，因此他们迅速卖出公司股票，到了2010年6月，英国石油公司的股价相较于事故发生前已经跌去了超过50%。

　　经济学家还假设投机者的行为彼此完全独立，相互之间不共享信息，即不考虑社会学习的可能性，也只关注于他们自身的利益。这些高度理性的“经济人”不会犯系统性的错误，并且能够高效地利用他们所能获取的所有信息。在这样的世界，交易员的套利交易操作将会抹平所有该资产市场价格和基本面价值之间的差异。例如，如果交易员意识到英国石油公司股票的基本面价值已经降低，但是相对而言其股票市场价格仍然过高，那么他们就会卖出该股票。接着供给关系的市场力量就会起作用，随着许多交易员都同样卖出该股票，股票的价格就会持续走低，直至和其基本面价值持平为止，因此套利空间不会持续存在。

　　有效市场假说和理性预期假说的问题在于，它们都蕴含着对市场和人的极端设想。经济学家很清楚，只有在不存在任何市场失灵时，市场才能顺畅运转，但是包括信息不完整和不确定性限制在内的重大市场失灵是金融市场根深蒂固、不可避免的现象。尤其是在一个充斥着不确定性的世界里，一个普通人怎么可能了解他需要知道的所购资产价值的所有信息？人们对于预测每天汽油价格的走势都感到吃力，更别说要预测那些奇异和深奥的资产的价格在未来一段时间的走势了。

　　像郁金香热这样的案例显示，类似的预测并不像主流经济学理论设想的那样简单轻巧。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选择跟随其他投机者。如果你身处郁金香泡沫的鼎盛时期，对你而言最好的获利策略也许就是追随其他投机者快速买入，但是前提是你得确保也追随他们快速地抛售和退出市场。我们在第三章中介绍的从众思维捷径在指引这些投机者买进卖出决策时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我们之前看到的，思维捷径使我们能够快速决策，而无须详尽地收集所有的潜在信息。反之，我们可以借用从众思维捷径法，模仿他人的行为，假设他们已经做过足够的调研，了解了我们决策需要知道的所有信息。但是在金融市场中运用从众思维捷径的问题时，这些市场都复杂得多，远非少数人之间的简单互动所能决定的。尤其是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烦琐复杂的金融系统中，从众思维捷径可以触发蔓延至整个金融及宏观经济体系的系统性危机，关于这一点，2007—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就是很好的例证。货币流动性充裕、交易便利，也就导致错误会被轻易地复制和放大。想要对此有更深刻的理解，我们可以先来回顾一下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理论。

　　凯恩斯论投机者

　　凯恩斯有一系列关于投机交易员的见解，其中一部分为经济学家对从众现象的解释做了理论铺垫，其他的更多是着眼于社会心理学的影响力（凯恩斯也是分析社会影响力驱动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的先驱之一）。他的研究重点是社会惯例如何影响交易行为，在存在不确定性时，社会惯例会鼓励投机者跟随他人的信念和行为，具体表现为投机者会效仿他人进行投机决策。但是，凯恩斯并不认为社会惯例是非理性的。从他1921年的早期作品《概率论》到他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的理论始终是，社会惯例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在多个备选项之间进行概率判断的有用工具。在一个充斥着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对于资产价格的预期是动荡不定的，因为没有人能预判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在这种困惑之中，大家都认同的社会通行的理念至少能够提供一个（尽管时常是不稳定的）信念的支点，帮助我们不再那么焦虑。凯恩斯笔下的投机者都是追逐着短线回报，通过快速买进或卖出金融资产获利。他们的关注点是他们在一天、一周和一个月的时间段内能够以怎样的价格卖出所持有的资产。随着当今科技创新使高频交易成为可能，他们关注的买卖周期甚至可以以毫秒计。如果投机者在所处的市场中需要快进快出，那么他们高度关注他人之所想也就理所当然了，因为他们也许会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所持有的资产卖给其他人，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他们会跟从社会惯例，在做出自己的决策前首先审度他人的行为。

　　从众和社会学习

　　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凯恩斯关注于金融投资者为何如此痴迷于他人所想所做的三个主要原因：社会学习、声誉以及凯恩斯所谓的“选美比赛”。在金融市场中，效仿决定了我们是否会购买某一金融资产，以及我们会以怎样的价格购买该资产。我们选择购买某资产，并不一定是因为我们更加了解它的增值潜力，而可能是因为我们看到他人买入该资产，进而假设他们掌握了我们不知道的信息。很多时候，人们选择从众就是因为他们认为群体中的其他人掌握了更多的信息。凯恩斯假定在金融市场中也是如此，当存在不确定性时，投机者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并用效仿他人来应对。投机者借用其他投机者购买决策的社会信息来确定自己的选择，而这种趋势在信息缺失和不确定性普遍存在时更甚。我们出售的决策则是部分受所接收到的信息的影响，部分取决于群体中其他人的行为。这就和第一章中介绍的贝叶斯式的利己型从众社会学习模型关联起来了，当社会信息相较于私有信息占主导地位时，我们会成为盲从者群体的一分子，共同进退，投机者会在这个贝叶斯式的过程中进行缜密的逻辑推理论证。而凯恩斯的分析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了社会和心理学动机的分析而非数学推导论证上。

　　个体受这些信息影响的程度因人而异，相较于业余投机者，专业投资人士所应用的独特的投资策略就能证明这一点。业余投机者更倾向于模仿，但是随着他们掌握的知识和私有信息越来越多，他们对于他人决策中传递的社会信号的依赖性也就越来越小。相比之下，专业投机者从众的倾向性更小，因为他们自己掌握着大量的私有信息和专业知识。另一个例子是资本市场上的少数金融大鳄，他们几乎完全无视社会影响，而是利用在很多其他投机者看来是过于冒险和特立独行的交易策略进行投资获利。例如，乔治·索罗斯和沃伦·巴菲特这样的著名投资人就是遵循着他们独特的投资策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投机者并不全是盲从者，时而会有一小撮投机者可以凭借专业知识和技巧，利用逆市交易的投资策略获得成功。

　　经济学家理查德·托波尔（Richard Topol）构建了一个通用的模型，以把握投机者从纯粹效仿他人，到完全独立决策的一系列行为。在托波尔的模型中，投机者需要权衡他们掌握的其他交易者的估值预期信息，从而判断自己为购买同一资产所愿意支付的价格。所有投机者在模型中都有两组信息，首先是他们认为这一资产的公允价格，其次是其他交易者能够接受的该资产的买进或卖出的价格。根据这些投机者对于自己的判断的信心大小，他们在决策时对这两组信息分别分配的权重也相应会有所不同。当盲从者类型的投机者对自己的判断没有信心时，他们会将注意力集中在其他交易者对该资产支付的价格上，而完全忽略自己对价格的判断。就如同在贝叶斯社会学习模型中，社会信息占主导地位一样，这种场景中从众的倾向也会压倒个人的判断。在另一种极端场景中，叛逆型的投机者会选择无视其他投机者给出的价格，将决策注意力完全放在自己的判断上。接着，托波尔的模型回归到了主流“经济人”模型，假设这些投机者会理性和独立地构建自己的决策，无视其他投机者群体的行为。这样一来，从基于理性预期和有效金融市场假设的标准经济学模型，到假设投机者完全沉迷于他人所想所为的纯粹从众模型，托波尔的模型就涵盖了各种范畴。

　　声誉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保全声誉是人们选择从众和效仿他人的另一个理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曾经敏锐地观察到，循规守旧地犯错好过另辟蹊径地取得成功。这点也能用来解释金融市场的某些惯例，如果一个交易员的同僚们都在交易中损失了1美元，那么即便他在交易中亏损了1美元也应能保住饭碗。但是当其他人都没有损失时，如果某个交易员交易亏损了1美元，那他恐怕就得另谋出路了。

　　凯恩斯的理念已被现代经济学理论所吸收，以那些投资不同金融产品组合的投资基金为例，基金经理的决策判断就受到了凯恩斯的观点的影响。投资基金经理的工作即说服客户相信他们的投资决策是合理明智的。有时，基金经理业绩不佳并非决策失误所致，而仅是因为市场自身就存在着不可预见性，而基金经理缺乏足够的先见之明。考虑到市场的这种不可预见性，基金经理会将自己的投资表现与在类似市场的投资同僚的业绩进行比照，并以这种和同僚的比较作为建立自己行业声誉的基础。这种基准参照和同僚比较会导致交易员将注意力转向完全不同的目标和激励之上，随着他们越发受到鼓动与他人进行比照，会导致他们越发地趋于跟随他人，而无视自己所拥有的可能更加可靠的私有信息。

　　经济学家戴维·沙尔夫斯泰因（David Scharfstein）和杰里米·斯坦（Jeremy Stein）借用这些理论，分析了基金经理决策时的从众现象，并将金融从众现象解释为基金经理尝试构建自身声誉的结果。投资基金的经理需要努力尝试说服投资人对他们的基金进行投资，卖出他们的基金产品。问题是，潜在投资人一般都更加关注短期的回报，而非长期的收益。金融市场的波动性意味着短期的基金业绩表现并不一定能够忠实反映基金经理的投资能力。当金融市场中的资产价格短期内整体上扬时，仅是顺势买入并不意味着做出该决策的基金经理有非凡的天赋，也不意味他能够确保未来的持续投资获利。同样，如果潜在客户并非专业人士，对该领域相对陌生，那么基金经理就没有明确的动机去关注一些客户无论如何都无法理解的烦琐的业绩指标。相反，他们会将自身的声誉建立在与同僚的比较之上。这样，无论是借由口口相传，还是通过社交媒体渠道，他人的推荐都将是基金经理吸引新客户和留住老客户的有力武器。

　　选美比赛

　　另一个驱动金融从众的因素是投机者想要猜测他人所想的尝试。当我们需要决定以怎样的价格购买某一资产时，尤其是当我们想要很快转手再卖出该资产时，他人愿意为这一资产支付的价格就是我们决策购买价格的重要支撑和参照点了。他人的购买意愿决定了我们未来选择出售时能卖出的价钱。凯恩斯用“选美比赛”来比喻这一现象。他假想了一个由某报纸组办的选美比赛，读者需要在一组美女的照片中选出优胜者，但是评判标准并不是他们个人的看法，而是他们觉得其他读者认为最美的照片。凯恩斯认为这个过程和金融投机类似，投机者以看似咋舌的高价买入某些股票，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资产值这个价，而是因为这些投机者相信其他人会愿意为该资产支付类似的价格。

　　投机者对于他人观点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归根结底，投机者买卖资产就是为了赚取利润，他们希望能够在所处的高流动性的市场中快速脱手持有的资产，因此他们需要能够匹配得上周围其他交易员对该资产的价格预期。投机者可没有足够的耐心，等到自己对该资产基本面价值的预期和另一个交易员完全一致时再进行出售。因此，个体投机者认定，他们自己的判断和信念基本不重要，对他们而言，更加重要的是了解其他人愿意支付的价格。其他人觉得他人愿意支付的价格是多少？其他人觉得他人觉得他人愿意支付的价格是多少？其他人觉得他人觉得他人觉得他人愿意支付的价格是多少？依次递推、循环往复。凯恩斯认为，随着每一个人都开始关心其他人认为其他所有人到底在怎么想，金融市场将不再是建立在人们对不同资产价值走势的细致分析之上了。在一个快速流动的金融市场中，能够帮助投机者赚钱的不再是对某一资产基本面价值相关事实的细致论证，而是预测其他投机者是怎么想的。

　　现代经济学家在他们的迭代推理（iterated reasoning）理论中借用了凯恩斯的选美比喻。我们就某一集体性的判断（如一只股票的价格）构建自身之信念的过程实际上是彼此之间的迭代循环。例如，试想我要尝试预测A君关于某一只股票价格的判断，而此时A君正在试图弄清B君对这只股票价格的判断，同时C君也在试图了解D君对这只股票价格的判断，以此类推。对我而言，需要搞清楚的就是A君所认定的B君所认定的C君所认定的D君对这只股票价格的判断。要想搞清楚群体作为一个整体对该只股票价格的判断，需要耗费的精力可着实不少。我们转而会（明智地）决定，不值得花费这么多的精力，只需要效仿另一个人，支付和他一样的价格就好了。更重要的是，既然没有人对（公允）价格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思考，那我们对此进行深入思考也是徒劳。相反，简单地效仿达到的效果可能会好得多。

　　关于金融领域“选美比赛”的实验已经证实，许多人并不擅长思考和处理迭代思维链条较长的问题。部分相关的实验分析对象是一些我们认为应该对金融有着较深理解的人，如公司总裁和《金融时报》的读者，但即便是这些公司总裁，他们也不会在“选美比赛”的游戏测试中进行较深入的思考。对于那些真的按着我们刚提到的思维链条逐步思考的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就是考虑到“D君”的判断，就止步不前了。他们之所以不再继续往下思考，并非一定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思辨能力，而是可能做出了一个策略性的选择不再继续深究，因为他们猜想其他人也不会想得更深入了，而他们需要做的仅是想他人之所想而已。

　　问题就在于，一个所有人都只关注他人之所想的世界无异是滋生金融不稳定性的温床，这也是凯恩斯的基本理论的观点之一。值得强调的是，对个体投机者而言，这不是一个愚蠢的策略。如果投机者仅是想赚些快钱，那至少从他们自身的角度看，关注群体的行为和支付的价格就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然而，从集体、社会或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当这种过度关注他人之所想的行为在一个复杂的金融系统中叠加累积起来时，金融市场就变成了一个金融灾难孵化器。没有任何个体投机者有动机去弄清资产在中长期会实际实现的真实价值，而如果没有人去关注资产真实价值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无法确保资金会流向生产力和效率最高的企业及项目。一如凯恩斯指出的：

　　如投机仅为企业洪流中之些许波澜，则无伤大雅。但如这波澜被卷入投机的旋涡之中，如一国之资本发展变为赌博游戏之副产品，情形未免就严峻了。 注释标题 Keynes (1936), p. 59.

　　这种对他人观点和信念的过度关注会使金融市场失去稳定性。当我们愿意为某一金融资产支付的价格与我们对该资产基本面价值的自身判断相去甚远时，整个群体的判断终究会变得缺乏根基、脆弱不堪，而那些短视、缺乏耐心的投机者尤其会放大这种不确定性，因为他们只想着快进快出，从交易中捞一笔而已。

　　情感从众

　　至此，我们的关注点都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诠释投机者受到社会影响的倾向性。个体间的区别，尤其是个性的区别，将会部分决定该个体身上是盲从者还是叛逆者的一面占主导地位。如我们在上文中看到的，社会学习模型显示，在私有信息和社会信息之间的权衡将会决定一个业余投机者是否更有可能选择从众，而一个掌握充分信息的职业投机者更有可能选择叛逆的策略。此外，包括心理和情感在内的，更加主观的因素同样也会驱动金融从众行为。例如，冲动就是驱动从众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如果说从众是一种自发而本能的反应，则冲动或许还和进化本能息息相关。另外，一些社会性的性格特质或许也与从众行为有关，金融交易员的顺从性和外向性的心理度量指标很有可能是与他们从众的倾向性程度成正比的，虽然这种相关性的程度大小取决于这些交易员是否是职业玩家。性格特质也会决定一个交易员受情感因素左右的程度，而情感在人们的金融决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果考虑到许多金融决策都包含着冒险的成分，而冒险行为本身则多半是受到感情所左右的，那么这点就尤为明显了。金融分析师越发开始意识到，这些生物性的、内在而本能的刺激反馈机制之于他们工作的影响。而其中首要的，自然就是贪婪、期望、恐惧这些基本的人类情感了。

　　外部事件，甚至是天气，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一些经济学研究者就宣称，资本市场的表现会受到季节性的情绪变化的影响。例如，马克·卡姆斯特拉（Mark Kamstra）及其同事的研究显示，市场交易表现会在冬季较为低迷，并将这个现象归因于季节性的情绪失调。戴维·赫什莱佛和泰勒·沙姆韦（Tyler Shumway）的研究也显示，全球各地股票交易市场的走势和当地日照时间存在正相关性。位于佐治亚州盖恩斯维尔的社会经济学基金会（Socionomics Foundation）的研究员认为，包括金融从众在内的一切经济和金融不稳状态，都可以用社会情绪的波动来解释。也许这也并非令人意外，因为社会情绪对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影响，音乐、时尚、建筑和文学等领域的风潮趋势都是由社会情绪来推动的。将以上这些观点综合起来，我们可以说，在各个市场和经济体中不断变换的情绪推动了整体社会情绪的形成，而后者又驱动了金融市场中的从众行为。

　　金融从众：认知、情感和神经科学

　　郁金香热案例中的交易商是否如凯恩斯提到的“选美比赛”理念一样，理性地选择支付高价，期望着下一刻就能以更高的价格转手卖给下家？还是说他们都被一种类似于毒瘾发作的激情所左右，兴奋得忘乎所以？类似于郁金香热的投机狂潮在多大程度上是理性的，又在多大程度上是感性的？这一点经济学家还是无法达成共识。我们可以回到第三章中介绍的卡尼曼二分式的理论体系，即系统1快思维和系统2慢思维，以及两者之间的分工协作，以尝试调和这种感性和理性之间显而易见的冲突。如果我们能就一点达成共识，即决策都是由不止一种决策系统做出的，那么经济学家传统观念中对于何为理性、何为非理性的区分就变得多余了。投机既非理性，也非不理性，而更有可能是系统1和系统2复杂互动的产物。

　　事实上，凯恩斯已经预见到：经济和金融决策可能反映了不同思维系统之间的互动。他捕捉到的是理性和情感的互动，即我们理性的一面同我们异想天开的感性的一面的互动：

　　但是我们不应由此就下结论，以为一切都受非理性的心理所支配。正相反，（我们对于未来的信心）往往很稳定，即便是当其不稳定时，也有其他因素发挥稳定作用。我们只是要提醒自己，如果今日之决策可以影响未来，则这种决策（不论是个人的、政治的或经济的）不能完全依据严格的冷静盘算（事实上也没有方法做此种算计）。社会之所以周转不息，就是因为我们有一种内在驱动力。理智则在各种可能性之中，尽力设法挑选，在可以计算之处，也计算一下；但在需要原动力之处，理智不能不依赖想象、情绪或机缘。 注释标题 Keynes (1936), p. 163.

　　我们如何才能度量这种不同思维模式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分析情感和金融从众之间的关系呢？如我们在第三章中看到的，传统经济学分析中，关于人们决策的可观测数据是相对容易获取的，全球范围内有许多大型数据库记录资产的交易量和成交价格信息。这些数据库虽然记录下了真实的决策信息，却无法记录在这些决策背后的认知及情感的互动情况。但是，随着神经科学技术的进步，监测和捕捉金融交易员决策背后的影响因素变得越发便捷了。

　　如我们在第三章中介绍的，神经科学家将金融决策和神经学的证据关联起来，以证明金钱会触发的奖励处理相关神经机制和在寻求食物、性和毒品时会激活的神经系统是相同的。在其中一项研究中，研究员监测了专业衍生品交易员在进行高风险博弈时的精神反馈状态。这些交易员表现出了高度亢奋的症状，包括心跳加速、肌肉紧张、血压升高、呼吸急促及体温升高。更有经验的交易员则一般能够更好地控制他们的情绪。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员专门检测了脑损伤病人的脑部部分神经区域，包括杏仁核和脑岛在内的和情感处理相关的部位。脑部情感处理神经回路受损的病人有更加强烈的意愿冒险将钱投在博彩之中。这些人也比其他实验测试对象在赌博中赚到了更多的钱，也许是因为他们受到情感因素影响的程度更低，减少了冲动决策所带来的问题。在上文中，我们探讨了为何投机者会倾向于短视地看待他们的买卖决策，过度关注转瞬即逝的日间价格波动。再考虑到我们此前讨论过的损失厌恶的情况，对亏损的恐惧辅以这种短视，贯穿了他们的交易行为。曾获得诺贝尔奖的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及其同僚什洛莫·贝纳茨（Shlomo Benartzi）对这种短视和损失延误现象做了深入的研究，识别出金融投资决策中的一个异常现象：短视性损失厌恶（myopic loss aversion）。当投机者既过分关注短期发展，又过分关注亏损的可能时，就会产生这种所谓短视性损失厌恶的偏好，进而会造成股权类风险资产（如公司股票）和债权类低风险资产（如政府或企业发行的债券）之间配置比例的失衡。为什么会存在失衡呢？当金融市场运作良好时，我们会预期投机者买入更高收益的资产，但是由于受到短视性损失厌恶的影响，投机者会过分担忧购买股票会带来潜在的亏损，因此不会选择持有足够的股权类资产，也就无法合理最大化他们的投资收益。相反，他们会不恰当地持有过多的低收益债券类资产。两个资产类别之间的风险加权收益套利空间始终存在，所以交易员也就无法最大化他们的获利。

　　我们在本章中探讨的社会影响因素会强化投机者的情感回馈，在金融市场中这表现为社会惯例诱使投机者信他人之所信、为他人之所为。相较于处理定量的、数理的信息，处理情感便捷得多，这使情感可以更快地在群体中扩散蔓延，从而导致金融不稳定性被放大。以此为依据，一些经济学家将市场泡沫的生成和破灭形容为情感躁郁症。早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远在2007—2008年金融危机前），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就指出，投机狂热的陶醉感能够快速地在企业家、投资人和银行家群体中蔓延，发酵促成大兴土木和金融泡沫的现象。但就是因为泡沫天生具有不稳定性，很快就会破灭，紧接着人们就会开始恐慌，而这种恐慌也具有传染性。随着负面的不稳定情绪占据主导，经济和金融体系很快就会陷入危机，随之而来的就是过度的悲观情绪，以及泡沫破裂后对风险的极度规避。我们在下文还会展开讨论，明斯基的分析预测了衰退和萧条将在风险、焦虑和恐惧交织的完美社会风暴后形成。结合心理学研究的最新证据，明斯基的分析显示了风险、情感和从众之间的互动会加剧恐惧感，并触发社会恐慌。处于恐慌状态的个人会将这种恐慌带给整个群体。

　　创业型的标新立异者

　　我们在第五章中讨论了不同类型的标新立异者，在这些甘冒风险尝试新奇理念的人中，对经济能起到推动作用的主要有两类：发明家和创业者。发明家是一类典型的标新立异者，而他们的发明创造则是依靠另一类标新立异者——创业者，方可被商业社会所接纳。创业者愿意承担风险，尝试将发明转化为创新，进而转化为可市场化推广的产品或服务。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就从众及效仿如何带动经济中的创新及企业家精神曾发表过精辟见解。对熊彼特而言，富有创新精神的创业者都是英雄，他们是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支撑命脉，当他们引入新的商业创意时，就会吸引一大批盲从者进行模仿。一开始，许多盲从者都会从新的创新中获利，但是当盲从者的群体越来越大时，利润最终会消失，而整体经济就会趋于下行。

　　另一段关于标新立异的创业者精神的论述来自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最后，长线投资者固然最能促进社会利益，但……此种人所受非议最多，因为他们在一般人眼中一定是怪僻、不守成规、过分胆大妄为。如彼幸而成功，一般人更说他是鲁莽胆大；如彼在短期间不幸而不成功……则一般人不会对他有多少怜悯与同情。 注释标题 Keynes (1936), pp. 157–8.

　　凯恩斯也强调了创业者天生的远见。短期的影响力并不能帮助创业者做出好的决策，尤其是考虑到优秀的商业创意能带来的回报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就显现出来。凯恩斯观察到，由于未来存在太多不确定性，创业者不太可能有能力测算出他们的创业项目的收益前景，因而他们必须是前瞻且天性乐观的。创业者意识到创造利润需要时间，因此他们通常比那些金融投机者更有耐心，在创新型的行业中更是如此。脸书、Instagram（照片墙）和推特都是这样的创新型业务的代表，它们也都并非一夜之间就产生了经营收入和利润，但它们的创始人都有足够的远见，能够预见到他们的公司假以时日可以达到的状态。在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泡沫中，许多企业都没能存活下来，虽然它们的创始人也是同样富有远见的标新立异者，只不过生不逢时或者产品不够好而已。

　　未来的不确定性会限制标新立异的创业者的有效决策，但是他们的从众倾向性比大多数的投机者都要小。创业很多时候都不是和会计一起计算未来可能的利润是多少，这是因为预测未来本身就是一件难事，那些相关计算需要的信息根本就不存在。创业者并非期望在快进快出的市场的短期波动中捞一笔就跑，诸如社会学习、声誉、“选美比赛”这样的因素对创业者的影响要比对投机者的影响小得多。创业者都着眼长远，因此他们身边其他人的短视的观点对他们而言没什么意义。相较于总是在寻求共识的投机者，创业者一般而言受到从众的负面影响的可能性较小。相反，创业者会依赖于他们自己内心的驱动力，并且对未来抱有乐观的态度。

　　社会影响对创业者而言并非没有任何意义，只不过他们受影响的方式有所不同。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在他的信号提取（signal extraction）模型中，从创业型投资者的角度对社会信息进行了分析论证。创业者从宏观经济数据中提取信号，例如固定资产投资（在机器、厂房等资产上的资金投入）的数据，从而推导这组整体口径数据中隐含的其他创业者的决策，这帮助每一个个体商业决策者对某一具体情况进行判断，例如判断是否应对一个新的企业进行投资。如我们此前在利己型从众模型的宏观经济推论中看到的，整体口径的信息能够帮助个体创业者推断其他创业者的行为。通过观察分析整体口径的数据，创业者可以提取他们新业务未来成功可能性的信号。

　　创业者的情感

　　创业者有远见并不代表他们就不受心理因素的影响。一个近期的关于非洲小微企业的研究表明，主动出击、目标明确的创始人所具备的心理特质比传统的商科教育更能确保企业的优异表现。另一个创业者所具备的特质是，他们都是行动派，并且有强烈的欲望另辟蹊径，这也展现了叛逆者的天性。当创业者把一个创意引入市场时，激励他们的不仅是能够赚取的利润，而且是他们能从创建公司的过程中获得的心理满足感。在处事时他们有更强烈的独树一帜的倾向，并且更有可能受到直觉和其他情感及心理因素的影响。凯恩斯是如此刻画创业型的标新立异者的：

　　也许大多数我们善意的决定都只能归因于“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一种对行动的自发的渴望，其结果都是要经年累月才会完全凸显出来的…… 注释标题 Keynes (1936), p. 161.

　　动物精神的概念可以追溯到我们在第三章中第一次介绍的古希腊医师盖伦，以及他的四气说理论。在发展动物精神的概念时，盖伦遵循了另一位著名的古希腊医师和哲学家——希波克拉底的人体四液学说。四液学说认为，我们的行为举止是由体内的四种体液所驱动的，每一种体液都和自然界的一种基本元素有关——黑胆汁属土，血液属气，痰属水，黄胆汁属火。盖伦进一步发展了希波克拉底的理论体系，将每一种体液和不同的性情联系起来：黑胆汁是忧郁、血液是乐观、痰是冷静、黄胆汁是易怒。与这些体液及性情相关的，是盖伦所推广的动物精神的概念，可以理解为和神经递质（neurotransmitters，一种在我们体内辅助确保神经系统正常运作的化学信息素）相类似。对凯恩斯而言，动物精神是一种归纳界定创业者乐观天性的方式。他发现“投资的实现有赖于有足够多的个人充满热心、积极乐观、以建立一番事业为安身立命之道”。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来，盖伦的理论似乎有些天真幼稚，但如我们稍后会看到的，凯恩斯用动物精神来解释创业者在投资创新时的乐观态度，这一理论如今已经成了现代行为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之一。

　　生态体系：盲从者与叛逆者的共生

　　不难看出，创业者是整个经济的重要成员，他们带来产品、创造就业，不太在意其他人的想法。相比之下，投机者对经济的意义就不那么明显了，因为他们不会生产任何有价值的实物。那么我们为何还需要这些投机者呢？因为他们是创业者赖以成功的金融市场的必然产物，对任何想要建立或者维持初创企业的创业者而言，金融流动性都很重要，快速周转的金融市场能够帮助创业者为自己的新企业迅速找到融资。在现代金融市场出现之前，如果创业者希望投资创建一个新的企业，他们只能自掏腰包或者去银行寻求支持。有了股票市场之后，他们可以更加便捷地获得资金支持。也就是说，创业者需要金融市场，而金融市场需要投机者以保持资金的流动性，出于这个原因，创业者和投机者发展出了共生关系。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也解释了金融市场中的投机行为和创业者的需求之间的关系。凯恩斯认为，至少是从纯粹赚钱的角度看，如果一个人能从股票市场买到某个公司的股票，那就没有必要去创建一家同样的公司。因此，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应与创业者投资建立新企业的激励挂钩才对，个体的投机者和创业者想要单方面地协调资金的供给，并将资金匹配到新设企业都很困难，因此也就有了金融市场存在的意义。

　　投机者的行为会对创业者的事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希勒在他们的《动物精神》一书中进一步探究了情感和凯恩斯的动物精神的概念之间的关联，以解释在创业者与投机者之间的互动中，经济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因素是如何相辅相成的。阿克洛夫和希勒对动物精神的定义比凯恩斯更宽泛一些，不仅包括驱动创业者的心理影响因素，还包括一系列扭曲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心理影响因素。在阿克洛夫和希勒看来，叙事是其中一个尤为强大的心理驱动因素，他们认为社会性叙事能够解释一系列不同类型的市场（例如房地产市场）中的金融从众现象。在购房者看来，他们都跟风投身于房地产泡沫之中，（错误地）相信房价永远不会下跌。他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信念，是因为传统的主流叙事借由政客和政策制定者之口或是通过新闻报道口口相传，宣称房价只会上涨不会下跌。阿克洛夫和希勒认为，就是这些天真的故事和民间的智慧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和2000年以后全球范围内的房价过度上涨。充满误导性的共识加速了泡沫的形成，并使最终到来的后果变得越发严重。此外还有那些鼓励买入房产及相关资产的不当激励政策，尤其是金融交易员可观的奖金与这些资产的购买行为挂钩时，情况就愈加恶化了。应该对金融从众现象负责的不仅有彼此效仿的投机者之间的互动，还有其他那些未能挑战和质疑这些毫无依据的交易行为的金融市场参与者，包括金融监管机构、信用评级机构、政客、经济学家，甚至记者。

　　这让我们回想起了在本章中介绍过的海曼·明斯基的理论。明斯基同样也分析了创业者和投机者在经济体系内的互动。如果人们和企业都较为乐观，那么一种欣欣向荣的喜悦感就会充斥整个宏观经济，创业者都希望投资兴办企业，银行家会倾向于以低利率借出充裕的资金，投机者在这个环境中也会如鱼得水。随着泡沫的发酵，对于厂房设备的需求也会增加，而建筑行业也会因为这种日益增长的，对更新、更大的建筑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而越发繁荣。然而，经济和金融体系都是无法永远保持这种上行走势的。很快，随着民众、企业和银行纷纷开始意识到泡沫时期积累的债务水平不可持续时，紧张和裂痕就会显现了。过分膨胀的信心和乐观会被信心不足和悲观情绪所取代，与泡沫发酵时的情况如出一辙，关于前景不容乐观的风言风语不胫而走、尽人皆知。口口相传辅以错误的直觉，在资产价格的下行中助长了从众行为和动荡的蔓延。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次级抵押贷款的崩盘就是鲜明有力的例证，当叙事扭曲了经济与金融生态体系中创业创新和投机行为之间的微妙平衡时，其所能带来的力量是毁灭性的，其对创业创新、生产和就业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把控投机，鼓励创业

　　如我们之前看到的，效仿的投机者能够以多种方式对现代经济造成深远的影响，致使其失去稳定。一般而言，创业者是经济的英雄。当今的金融市场的计算机化、全球化和过度互联导致金融动荡的蔓延速度大增。一如英国经济学家保罗·奥默罗德（Paul Ormerod）指出的，某种类似于蝴蝶效应的混沌系统会占据主导地位，一小撮投机者会带来巨大的不稳定性，不仅影响金融系统，也会妨碍经济生产和就业。以2015年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闪崩事件为例，个体的行为可以被夸张地放大，直至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恶劣的影响。交易员纳温德·辛格·萨劳（Navinder Singh Sarao）于2017年被法院判定利用“幌骗交易”（spoof-trading）的方式操纵金融市场获利。他首先下单假装大额看跌某股票，将股价压低，诱使其他投机者也竞相跟风看跌，下单卖出。萨劳接着就以新的低价买进该股票，并取消此前他自己的卖单，以此重新带动股价上扬。他在自己人为营造出的低价位买进，而后反转自己的“幌骗交易”卖单提振股价并以高价卖出，靠着这种手段赚了大钱，而这一切操作都仅是通过他父母位于伦敦西郊豪恩斯洛区家中卧室里的一台电脑完成的。在全球化、计算机化和深度互联的金融市场中，一个人就可以通过操纵投机者群体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看，从众的本性应该全然不适用于现代金融市场才对。如果金融投机不过是一种机制化的博彩行为，那么也许我们原始的快思维本能并不能够适应现代世界中全球化、计算机化的金融体系和诸如算法交易的复杂的现代金融创新。由快思维模式驱动的从众行为是否会让金融系统更加脆弱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如果交易员的奖励都和短期效益挂钩，那么所有投机者的物质激励及下意识的本能都会不约而同地鼓励冲动的交易行为。如果金融市场中的大规模从众反映的是固有的情感回应所具有的压倒性影响，则会导致过度的金融不稳定性，那么这种适应性的错配就不值得鼓励。

　　归根结底，从众有优点也有缺点，放在宏观经济中看也是如此。部分投机行为是有益的，因为他们将金融资源导向商业投机机会、初创项目及创造就业。在某些特定的场景下，群体的智慧和集体的决策会比个体的意见更加准确。我们在第二章中介绍过的孔多塞群体智慧假设认定，个体会理性和客观地做出决策，不受心理和情感因素的影响。然而，这个独立性的假设恰恰点出了金融从众和金融不稳定中存在的问题。个体交易员的决策绝非独立的，交易员之间仰赖于彼此的判断，使用同样的信息进行决策。这对宏观经济和创业者而言都有着严重的负面影响。无论如何，政策的调控对于约束金融从众行为是很有必要的，可以确保后者扬其所长、避其所短。

　　那么政府应该如何干预现代经济投机行为，鼓励人们进行创业呢？这种干预又应该多深入才合适？在2007—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今天，政客、政府和国际组织都还未能就这个关键问题给出答案。一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触发金融从众行为的根源，我们就能够更好地把控金融不确定性及其影响深远的经济后果。有人建议利用政策工具减缓金融市场的流通速度，而有些国家通过将面向大众客户的商业银行业务同风险和不稳定性最大的投资银行业务分离，有效地降低了金融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如果这一举措能够得到广泛推行，那么就可以限制投机市场波动和利率上调对消费者和企业造成的影响，并允许更多的可供借贷资金流入非公行业。此外，被称作“托宾税”（tobin tax）的金融交易税可以遏制因过度从众和其他非稳因素影响而过热的市场。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如果该税种想要真正发挥功效，则必须全球统一实行，以防止资本全部逃入避税天堂。

　　假设金融市场从众是一种冲动的情感回应，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种方法，在交易员过于感情用事时，“中止”他们的决策，那么缺乏稳定性的投机行为就会得到抑制。另一个威力更大的方案则是重新设计企业治理结构和机构的安排。金融服务公司已经出台政策，以确保能够更加有效地监督交易员的行为，这包括更加审慎的汇报机制和团队架构，以确保任何一个个体交易员的行为都更加可控，更少受感情因素影响，限制违法交易员的操作空间。政策制定者也意识到，从众行为和社会影响会为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注入不稳定性，并纷纷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英国的金融行为监管局正在开展研究工作，试图理解并改善在资管行业中（尤其在机构投资人中）存在的金融从众及团体迷思的问题；美国证监会也进行了类似的尝试。如果负责督导大型投资机构的监督委员会的组建和运行能够更加有效，以降低缺乏事实依据的共识的影响，那么就能够对导致创业项目和金融市场动荡的从众行为起到约束作用。

　　对于投机者和创业者行为的审视帮助我们了解到，盲从者与叛逆者之间的复杂互动实是我们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特点之一。投机者同时是盲从者的概率更大，而创业者则更有可能是叛逆者。然而，有时一个投机者也会打破常规，借助成功的冒险行为放大自己的投机回报，而创业者也会通过成功模仿他人的创新，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新商业模式和商业策略。但需要指出的是，盲从者与叛逆者并非只会在经济领域内互动，在科研、政治和宗教等关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存在类似的互动。我们在本书最后两章中将对此进行讨论。 行为经济学系列（套装共9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