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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从众的专家

　　2009年，一个叫作特雷弗·乌尔里克（Trevor Ulrich）的婴儿突然死亡。尸检发现了脑部的瘀血和头皮的瘀伤，在缺乏目击证人的情况下，特雷弗的保姆盖尔·多布森（Gail Dobson）被指控犯有谋杀罪。在法庭上，法院指定的医师遵循当时被广为接受的专业理念，作证表示特雷弗死于“婴儿摇晃综合征”（shaken baby syndrome），一种因为被剧烈摇晃（也许是为了泄愤）而受到的伤害。法院的最终判决有过反复，但是在本书定稿时，多布森已经被判定犯有虐童罪和谋杀罪。

　　这一裁决是基于1974年由儿科医师约翰·卡菲（John Caffey）首次确诊的病例：他发现当婴儿被剧烈摇晃时，会出现一系列症状，包括脑部水肿、颅内出血和眼底出血，而特雷弗有所有这些症状。然而在特雷弗案裁定后，医学界的观点开始转变。从2001年起，在美国就有很多“婴儿摇晃综合征”的裁定被逐一推翻。2009年，美国儿科学会宣称，针对相关一系列症状的诱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并且建议医生改用“虐待性头部创伤”（abusive head trauma）这一术语来替代“婴儿摇晃综合征”。在他推翻针对一名被定重罪的两个孩子的母亲的判决时，一名法官在裁决的结语中写道，“婴儿摇晃综合征”更像是一种宗教信仰，而非科学的命题。即便是有无辜的人因此被误判，也不意味着很多成功的判决就缺乏公正。但这还是说明，法院在诠释证据时需要更小心些。

　　与此同时，英国一位医生瓦尼·斯奎尔（Waney Squier）则卷入了另一起争端中。在她早期作为专业证人为英国司法机关虐童案件作证时，始终认可一系列症状和“婴儿摇晃综合征”的关联性，但是她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转而接受了一种少数派的观点，即这些伤势也可能是由婴幼儿自己造成的。她前后反转的专业观点备受争议，2010年英国国家警察改进机构向英国医学总会提出抗辩，认为斯奎尔医生的专业意见因为她对科学证据的主观诠释而被曲解。在对斯奎尔医生进行传唤后，英国执业医师法庭在2016年3月做出裁定，因斯奎尔医生取证不实，剥夺她作为法庭专业证人的资质。

　　斯奎尔医生的许多同僚和朋友都认为她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一批律师和科学家于2016年在一封给英国《卫报》的公开信上写道：

　　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近乎宗教式的正统观念。但历史的必然则是，其中某些人们曾经坚信不疑的观念有朝一日可能会成为滑稽的笑柄……然而，斯奎尔医生的例子延续了一个令人困扰的模式，即权威机构对于那些未能循规蹈矩的人施以重惩……这是现代科学的悲剧，21世纪的审讯竟然会剥夺一个医生质疑主流观点的自由。 注释标题 ‘General Medical Council Behaving Like a Modern Inquisition’,Guardian, 21 March 20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16/mar/21/gmc-behaving-like-a-modern-inquisition-by-striking-off-drwaneysquier (accessed 27 October 2017).

　　斯奎尔医生再也不能作为专业证人出庭作证了，出于这个原因，一些专家现在也不再愿意出庭作证。另一名对“婴儿摇晃综合征”持保留意见的医生，艾琳·舍姆伯格（Irene Scheimberg）告诉BBC（英国广播公司）的晚间新闻节目，由于害怕会落到同样的境地，她将不再为法院提供专家意见。事后来看，斯奎尔医生为了表达己见，承担了似乎极端的风险。虽然她的非主流观点得到了为数众多的专家的认可，但她为此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也许现在想就孰对孰错下定论还为时尚早，但在英国医学总会看来，斯奎尔操纵和歪曲了事实。客观而言，关于“婴儿摇晃综合征”这个问题仍然存在争议，专家还是众说纷纭，考虑到这一点，斯奎尔博士如此公开地驳斥现行主流观点，也许是有欠考量的。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无法判断任何一方论点在科学上的合理性，但是斯奎尔医生绝不是因为持有不同于主流专家观点的看法而遭到排挤的个例。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她是否最终会得以平反。

　　令人欣慰的是，甘愿以身犯险的科学家有朝一日也可能会迎来柳暗花明的一天。澳大利亚医学家巴里·马歇尔（Barry Marshall）因为在自己身上进行幽门螺旋杆菌试验而闻名于世。他和同事罗宾·沃伦（Robin Warren）怀疑幽门螺旋杆菌是罹患胃溃疡的罪魁祸首，但是苦于没有简便的方法对这个假设进行验证，而故意向人体注入幽门螺旋杆菌显然有违医学道德准则。最初，他们的这个理论备受嘲讽，因为根据当时的主流观点，胃溃疡是由于营养不良、胃酸过剩和压力过大引起的。这取决于你怎么看，你可以称赞他勇敢，也可以指责他鲁莽，总之马歇尔自己服下了可致命剂量的幽门螺旋杆菌。病症随即而来，但是在服用了抗生素后他很快就痊愈了。试验是成功的，佐以实验证据他成功地证明了胃溃疡发病的原因、症状和治疗方法之间的关联性。现如今，专家的普遍共识是幽门螺旋杆菌就是胃溃疡发病的罪魁祸首，而抗生素则是已知对付胃溃疡的最佳治疗方法。考虑到大约2%的胃溃疡病例会病变为胃癌，这可谓是20世纪最伟大的医学突破之一。某些估算显示，马歇尔和沃伦的发现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而二人也实至名归地在2005年被授予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对于异见的怀疑主义并非新生事物。1633年，伽利略因为支持哥白尼的日心学说而被判定为异端分子。相较于早前托勒密的太阳及其他星球围绕地球转动的地心说模型，在日心说模型中，地球及其他太阳系星球围绕太阳转动。今天，如果我们试图挑战已经成为主流共识的哥白尼日心学说，或是宣称地球是平的，只会自取其辱。科学进步已经为这些问题找到了答案，但这一过程是激烈的甚至是血腥的。伽利略和上文的例子已经说明，持异见的专家时常会成为最为恶毒的攻击目标。是什么引导专家群体在错误的研究方向上越走越远？又是什么激励了持异见的专家与群体的一致观点对着干？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及个体影响因素、刺激及激励因素形成互动，都在其中发挥了作用。

　　容易犯错的专家

　　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都充斥着各式专家的意见和判断。专业记者和媒体评论员告诉我们如何解读最新的政治及经济新闻，医学专家诊断病情并对症下药，专业技工负责检修我们的汽车和热水器并告诉我们何时需要更换，专业美发师说服我们尝试新的发型，气象预测专家建议我们是否选择出行或是否要带把雨伞。无论是好是坏，专家意见对我们都有巨大的影响，仅考虑一下那些可能是决定生死的流行病学专家的专业意见，他们的意见决定了我们能否使用某些药物和疫苗；又或是想一想上文中提到的法院判决，专家证人提供的证据所带来的重要影响。有时专家是对的，但有时他们也会犯错，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都无法确信甚至假定他们的专业意见就是毫无偏颇、完全基于客观证据的全面分析。

　　现如今，有许多人都对专家及专业意见持保留态度。尤其是在当今这个由不足为信的小道花边消息及社交媒体新闻主导的社会，专家时常是被猛烈抨击的对象。但是我们这种对专家的不信任也不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况且也不见得是坏事。曾经提倡前脑叶白质切除术和冷水疗法的江湖术士（medical quackery），现在则摇身一变，成了诸多非传统疗法、手术及营养学领域风尚的代言人，一旦有足够的名人背书，这种信任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如造成众多因治疗导致的疾病。社会影响因素在引导人们选择某一种疗法时也会发挥作用，因为人们选择该疗法仅是基于对该疗法推荐者的信任。当然，如果我们自己并非专业人士，那么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总会有要选择信任专家意见的时候。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我们之于专家意见的态度和反馈至多是将信将疑，而这种困惑通常会因为某些“科学新闻报道”过于草率的甄选标准而被放大。我们对专家的期望有些自相矛盾：我们希望专家意见能够独到创新，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希望看到专家之间的意见能彼此印证，方能安心。从经济走向到天气预报，我们总是马后炮式地对这些预测中非主流的观点持批判态度。

　　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议员因为他的论断而毁誉参半。在英国2016年的欧盟公投的辩论阶段，他在英国天空新闻台的节目上发言，驳斥包括英国国家统计署和英国财政研究所的专家在内的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脱欧不会对英国造成严重的经济后果，同时表示“人民已受够了所谓的专家意见”。当然这可能是对戈夫议员原话的断章取义，他的原话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已经受够了那些以首字母缩写组合冠名的机构的专家。这些专家总是说他们胸有成竹、自有分寸，但是又一错再错”。无论如何，在这次采访，以及后续访谈节目、线上线下媒体报道中，他反对专家的观念清晰无疑。在当年6月公投临近时，《每日电讯报》议会专栏作家迈克尔·迪肯（Michael Deacon）发表了一篇精妙的讽文，将戈尔议员似是而非的论断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我们是否真的需要医生、驾驶员或数学老师？

　　数学界在定义“2+2=4”这点上做得可真不赖，我们对此致以谢意。如果你胆敢建议“2+2=5”，那立马就会有人让你闭嘴。这种学界集体思维整齐划一的程度实在是让人担忧。坦白地说，英国的学生已经烦透了这种学术正确性。 注释标题 Michael Deacon (2016), ‘Michael Gove’s Guide to Britain’s Greatest Enemy . . . the Experts’, Daily Telegraph, 10 June.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2016/06/10/michael-goves-guide-to-britainsgreatestenemy-the-experts/ (accessed 27 October 2017).

　　想要反讽戈尔议员的论断并不难，但这不能说明他的观点就一无是处。针对专家的怀疑情绪日渐升温，而大众媒体上无处不在却又自相矛盾的“高见”则只会助长这种不信任感。

　　专家糟糕的沟通风格和方式也给自己帮了倒忙。我们普罗大众可能并没有意识到（现代媒体也并没有做相应的引导），专家并非神机妙算的占星师，并不能未卜先知。他们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构建自己的判断，我们时常忘记的是，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因为没人知道真实情况是怎样，我们才想要寻求专家的意见。相关的证据并不清晰，存在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的本质就是高质量数据的缺失以及相关数据解读诠释的困难。无论是风暴、股票市场波动、石油储量勘探还是流行病的扩散，对各类复杂现象未来趋势的预测是颇为困难的。在这些时候我们向专家寻求帮助和答案，但忘了专家也是会犯错的凡夫俗子，他们有时也没有可靠的方法辨识真相或预测未来。在一个充斥着不确定性的世界里，专家自己也不能确信，并且也应该勇于直面这种不确定性。

　　考虑到这些不确定性，专家会转而告诉我们某一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他们的这种预测仅是有一定依据的概率猜测，科学家当然需要客观地承认他们预测中的运气成分，因为如果不这么做，就没有知名期刊会发表他们的文章。但是在公共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二次诠释之下，这些警告都被抛之脑后，专家的研究成果和论断最终都会被浓缩为一条不足280字的推文。

　　相反，另一个同样普遍存在的偏见是，考虑到专家在相关领域有着深厚的专业知识储备，有时我们并没有给予专业意见足够的重视。包括BBC在内的最顶尖的广播机构都被人诟病，因为他们会无形中假设非专业人士和专家掌握的信息是一样的，因此在节目中给予非专业人士和专家一样的发声时间。如果所有人的观点都一样重要，那么是否意味着经年累月的求学钻研毫无价值？这一争议在科学家与否认气候变化的人之间的辩论中显得尤为突出。2014年，BBC进行了一次调研，借此重申并非所有观点都应被一视同仁地对待，科学依据和科学家的观点应该比不熟悉情况的非专业人士的意见更受重视才对。现代科技也许在其中负有责任，因为它使未经证实的意见也可以像真理和事实一般被迅速传播。结果就是，一旦某项科学研究不再受到追捧，资助的资金也会随之枯竭。因此，我们有必要弄清楚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当专家带着权威的口吻，用生僻的专业术语向我们展示某些信息时，我们须谨记，他们也同样会受到从众及社会影响因素的左右。这些影响有时是有意识的，有些则是无意识或不怀好意的。

　　如果我们问专家，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也许会回答（但愿如此）是为了通过对已知证据的权衡分析，寻求某种客观真理。学术派的专家也许还会补充，表示他们的目标同时也是借由灵活而均衡的方法论，发展现有的科研理论和探寻事实的真相。所有这些都假定专家本质上是如机器一般能够精确处理信息的工具，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吸收数据信息、对其进行处理，并输出最优的客观判断。如果他们的判断出了错，那么我们就认为他们一定是心智、动机或智商出了问题，抑或三者兼而有之。我们忘了这些专家也和我们一样，都是社会性动物。

　　不确定世界中的社交专家

　　在充斥着不确定性的世界里，社会影响因素的作用尤为明显。但是，既然没有完全客观的真理标准供我们参考，让我们作为比照以评价某位专家的专业意见，那我们在对专家评头论足时如何能够将这些影响因素进行区分呢？如我们在第六章中看到的，人们自己拥有的信息越似是而非，就越有可能选择从众。当客观真相难以寻得时，主观的社会影响因素就显得尤为有用。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专家的功用不是提供事实，而是诠释数据。对一个经济学家而言，预测下一年房价、油价或者政府赤字规模实在是个浩大的工程。这时候，专家的观点通常只不过是观点罢了，而绝非对事实的陈述。以房地产市场为例，市场的走势是由如此多不可预见的复杂因素所驱动的，因而关于该市场走势的经济学预测如此不靠谱也就不足为奇了。有时，专家能给出的最诚实的回答就是他们也不能确信，而他们最好的对策就是收集更多的信息，以减少这种不确定性。问题是，对于那些专家所不知道的事，本身就不值得新闻报道，并且也不是人们希望听到的。

　　这和盲从者与叛逆者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已经看到的是，当信息及事实模糊不清时，社会影响因素的效力最强。从众对于观点、判断及信念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将处理复杂数据及依据本身的难度进一步放大。一般而言，知识的演进是一个社会性的过程，以学术会议、学术研讨会和研究小组的形式实现。科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合作性质的，优秀的科学研究是建立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的。一如艾萨克·牛顿借用法国哲学家、沙特尔宗教学校校长伯纳德（Bernard）的名言说道：“如果我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倚赖先哲的积淀，我们才能有更远的视野、更深刻的见地。而辅以若干前提假设，集体的决策或许要比任何个体的判断都更为准确。如我们在第二章中介绍过的孔多塞的群体智慧理论所指出的，如果众多专家集思广益，那么集体的成就将远胜于任何一个专家的个体意见，但是这一理论成立的前提假设是，每个个体的观念都是相互独立且无关联的。相较于对已知信息加以验证，能够帮助我们打破已知观念认知的证据，其包含的信息量可能更加丰富。叛逆者在知识创新和颠覆群体共识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贝丽尔·利夫·本德利（Beryl Lieff Benderly）注意到，新颖的观点在科学界并不总是那么受欢迎，因而这些科学进步所仰赖的新颖观点也并非总能顺利得见天日。

　　我们可以从两个互补的角度来审视这个问题，同时对本书的主题进行反思：能够利用经济学理论解释的利己型从众，以及依靠社会心理学因素影响驱动的集体型从众。前者关乎专家对自身个体利益的追求，可以通过驱动专家个体的激励机制加以诠释；相反，后者更加复杂，尤其是在量化其影响力上难度更大。

　　利己型专家

　　在对专家意见进行评价时，我们不仅要试图分辨他们观点的对错，而且要诠释不同专家之间无法达成共识的背后动机。这种不认同是基于充足依据的真实观点吗？还是说这些叛逆的专家都是一心欺世盗名的骗子？而那些和主流保持一致的专家是否又是为了自己的功名建树而迎合奉承已有的权威观念？为了解构这些复杂的关系，我们可以探究一下专家选择支持主流或非主流观点的不同原因及动机。

　　我们可以首先观察那些驱动利己型专家行为的激励因素。以效仿型专家为例，在第一章中介绍过的利己型从众经济学模型假设，个体都会致力于探究某一事件的真相，这一假设并非不切实际，绝大多数的研究员和科学家都愿意致力于知识的推陈出新、发展演进，但如果激励机制致使专家个体的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不一致，这时驱动这些利己型专家的因素又是什么？如果我们意识到，检验其他科学家的研究结果并不总是符合个体利益，那么辨识专家意见的正确与否就变得尤为复杂。在从众场景下，当专家选择跟随主流观点不再是为了对客观真理的追求，而是出于（我们稍后会看到，反映个人满足感的）内生性或（主要是由金钱驱动的）外生性的个体动因时，问题便会由此产生。

　　信息的扭曲

　　专业知识的本质是信息，而核心问题是明晰信息的匮乏和扭曲。信息的分配时常是不均衡的，每个人掌握的信息并不一致，而包括专家在内的人时常都有欺骗他人的动机和倾向。我们因为在某些方面的无知，才要寻求专家的帮助，因此也就容易受到专家专业知识的摆布。许多经济学家都探讨过信息不对称，以及专家利用专长为自己谋利所带来的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乔治·阿克洛夫在发展自己的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理论时探讨了信息不对称的后果，解释了次品如何驱逐良品，从而占据市场。阿克洛夫列举了二手车市场的例子：我们大部分人的相关知识都有限，因此二手车交易商也许会乘机尝试将一些残次品卖给我们。于是问题来了，不是所有二手车交易商都会卖次品，但是作为买家的我们分辨不出良品和次品，也就只愿为良品支付等同于次品的价格（即反映平均质量的价格）。这对那些卖次品的交易商而言是美事一桩，但是对卖优质二手车的交易商而言就不是好消息了。对后者而言，他们卖不出公道价格，因此也没有动机在市场上继续出售优质二手车。他们将优质二手车退出市场，于是市场上二手车的整体质量下滑，均价也随之降低，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优质二手车退出市场，而市场上二手车的整体质量及价格也不断降低。这类逆向选择的市场将最终被次品所占据。

　　这和专家意见有什么关联呢？尤其是当大众媒体牵涉其中时，专家意见的质量就会如二手车市场一样每况愈下。即便某位专家见解精辟，我们又如何能将有着真知灼见的专家与那些自吹自擂、只期望为自己积攒口碑的人区分开来呢？这并不容易，而且绝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只关乎对错。事实上，我们时常无法区分一个悉心调研、严谨细致分析的靠谱专家和一个马虎处理数据的二流专家之间的区别。如果大众无法区分二者，那么可能所有专家受到的媒体关注都是一样的，因此专家也就没什么动力细致严谨，而专家的整体质量也就会下滑。

　　道德风险（moral hazard）或许是投机性的专家利用不对称信息而带来的另一类问题。社会学家将授权他人代其处理事务的人称为委托人，将被委托授权代他人处理事务的人称为代理，而道德风险所揭示的就是委托人和代理之间利益的不一致性。这一概念适用于包括劳务市场、保险市场、金融市场在内的一系列经济场景，也同样可以用在专家身上。如果说逆向选择是关注签订合同之前的选择，那么道德风险就是合同签订后产生的风险。当委托人雇用代理以交付某些货物或服务时，他们无法确定代理是否会推卸责任。代理也许会有动力以投机和非道德的方式行事。在专家的例子中，我们在知识汇集的过程中间接地雇用了专家和研究员作为我们的代理，而我们作为专家的委托人，无法轻易地观察和判断专家提供成果的质量。这时如果专家的动机和我们的动机不一致，问题就随之产生。例如，如果专家能够通过推广引人注目、值得在新闻上大书特书的科研成果为自己谋利时，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一旦受雇于我们的专家掌握了更多信息，而我们又无法或很难有效地监督他们的输出成果时，我们就可能会受骗。以专业理财顾问为例，他们的工作就是提供专业理财建议，但是他们可能会出于个人动机而推荐特定的金融产品。他们的委托人（即为了选择养老计划、保险产品、抵押贷款而需要他们专业建议的人）都没有足够的时间或专业能力来对得到的建议进行评判。这些委托人也许会因为信任专家但又没有能力判断他们的专业能力，所以被推荐购买并非物有所值或者根本不适合自己的金融产品。

　　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也会在专家身上以其他方式呈现，表现为专家刻意掩饰他们研究成果的质量。虽然故意的舞弊欺诈不多见，但还是存在专家通过利用他人的无知而为自己谋利的个例。其中一例就是一名叫作安德鲁·韦克菲尔德（Andrew Wakefield）的医生，他因为对MMR（麻腮风三联疫苗）的所谓专业见地而一度饱受赞誉，而后又被唾弃指责。在一篇刊载于著名医学学术期刊《柳叶刀》上的文章中，韦克菲尔德声称接种MMR疫苗会导致结肠炎和自闭症。他的观点马上成了头条新闻，被广为传播，以至于许多家长都不敢再为孩子接种MMR疫苗。这样一来，不仅是孩子，整个社区都容易感染严重的传染性疾病。当一个群体的大多数人都有某种疾病的抗体时，那么整个群体对于该传染病就是免疫的，这种群体免疫性本身就因为韦克菲尔德的谬论而受到了威胁。一如我们在前文中探讨过的金融市场不稳定性，个体行为会快速而深远地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中扩散，从而带来不稳定性，而这种不稳定性也会因为从众行为而进一步恶化。其他研究员尝试着复制韦克菲尔德的发现，但是都没有成功。他的同僚认定韦克菲尔德关于MMR疫苗的研究结论是基于虚假的学术证据。《柳叶刀》撤回了他的论文，韦克菲尔德稍后也被英国医学总会除名。他为何要拿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冒险呢？英国记者布赖恩·迪尔（Brian Deer）为《星期日泰晤士报》调查并撰文，并稍后在《英国医学期刊》上刊登发表。迪尔的文章指出，在诉讼官司中控告MMR疫苗生产商的律所买通了韦克菲尔德。如果这个报道是真实的，那么因为信息不对称性，金钱的激励和韦克菲尔德自身的利益实际上就已经凌驾于医者应有的道德准则之上了。

　　声誉

　　两位经济学家马赛厄斯·埃芬格（Matthias Effinger）和马蒂亚斯·波尔本（Mattias Polborn）探讨了专家是如何借由从众和反从众行为为自己的声誉加码的。专家能意识到，如果他们是唯一正确的人，就能够名声大噪。群体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关键问题是，如果最终发现群体是错的，那么作为唯一明智的专家就意味着巨大的金钱和声誉上的回报，而如果仅是和他人同时正确，所带来的收益就要少一些。当这种鹤立鸡群意味着巨大的回馈时，就更有可能催生反从众的行为。也就是说，专家会有动力去驳斥其他专家的专业意见。然而，对声誉的追逐也可能催生从众行为。如我们在前文中看到的，在许多场景中我们只有与群体保持一致，方能更好地保全我们的声誉。与他人意见相左的下场可能是巨大的损失，而早在第一章介绍利己型从众时我们就已说过，跟随主流的风险小得多，于是我们就更不太可能成为叛逆者。如果一位专家已将多年的时间和精力倾注在某一特定理论或职位上，那么他抵触针对这一理论或职位的变革或异议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在本章中，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斯奎尔的案例，从中就可以看到反对主流共识对专家而言可能意味着巨大的职业及声誉代价。

　　专家的另一个倾向性是形成眼下的共识。短期而言，同群体保持一致对于专家的科研事业可能会有帮助。然而长远来看，人云亦云也意味着不太可能得出开创性的科研成果。问题是，短期的影响也许对处在职业生涯初期的年轻专家学者尤为重要。实验室年轻的科研人员在尝试积累自己的声誉时，时常会选择效仿和跟随他们的导师。社会学习自然是一方面，但这样的行为也应部分归因于社会压力。对一个刚拿到博士学位的年轻研究员而言，奉承迎合团队领导、追随前辈的研究方向和足迹意味着更大的拿到终身教职的机会。这样的行为并非就不可取，因为年轻的研究员本身就有诸多可以向其前辈学习的地方。尽管取得研究上的创新突破意味着更大的职业发展空间，但是对年轻研究员而言，也意味着短期更高的风险。

　　2011年9月，社会心理学家迪德里克·斯塔佩尔（Diederik Stapel）因为在城市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中杜撰数据，被雇主荷兰蒂尔堡大学停职。他炮制证据，并据此宣称他证明了杂乱无章的环境同歧视行为及贫困之间的关联。那些此前已怀疑他造假的人自觉无力挑战斯塔佩尔，致使后者的谎言一时未被拆穿。据说斯塔佩尔在受到质疑——尤其是被年轻学者质疑其数据和发现时——会采取强硬的态度回应质疑者。这个例子展现了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会遇到的趋同压力。无论是质疑前辈的年轻研究学者，还是公开揭露数据造假疑虑的揭发者，都有可能失去一切，或者被上司驱逐，或者因为失去靠山而致使事业停步不前。

　　但是，专家终究不能长久地将自己的声誉建立在伪造的证据上。是什么驱动了像迪德里克·斯塔佩尔这样的人，置自己的声誉和职业生涯于极端的险境中？对大部分专家而言，持非主流观点是有好处的。而我们在第五章中看到，相较于趋同的盲从者，叛逆者更愿意承受极端的风险。学术研究界尤为重视原创性，一个仅会认同他人观点的研究者也许很快就会被其稳妥但毫无新意的研究策略所累，科研事业进展缓慢，无甚建树。相反，如果能为他们赢得声誉，而其后辈学者可能又不敢提出异议，那么那些有建功立业野心的专家就有动力去杜撰惊世骇俗的发现。对只会效仿的专家而言，他们易受群体影响的倾向性有着深远的负面后果，尤其是当团队的领导者利用下属对权威的顺从，从而操控后者的研究方向时，这种负面性尤其明显。

　　均衡的专家

　　我们如何能够将这些因素都融入一个模型中，以识别一个趋同或是反叛的专家如何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呢？大致说来，它可以被部分理解为一个平衡投入产出的过程。绝大多数专家——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都会过度关注自己认同的信念和观点。绝对真理对他们而言很重要，但是他们也同样受内外部的驱动因素所左右。一群志同道合的研究学者也许可以一起把酒言欢，如果交谈之中得到前辈的赏识，还有可能因此受邀参与共同研究。认同他人的观点有着心理学上的价值，而叛逆的策略则会让人孤立无援。此外，专家通过加入某一群体，也能获得额外的战略优势。与此有关的是一个被经济学家称作收益外部性（payoff externalities）的概念：当一个专家支持某一特定的集体共识时，他们的支持本身就会促使他人也支持这一共识。随着他人的加入，群聚从众对群体中每一个人的益处会逐步增多，而后随着加入共识的人数达到某一阈值，随即边际递减。每当一位专家加入某个精英小团体，共同支持某个新颖独到的观点时，加入这个团体对于其所有成员的价值也随之增加。知识泡沫逐渐形成。随着团体人数的增加，诸如声誉、同他人形成共识带来的满足感等好处也随之而来。作为一个职场策略，支持一个新近形成的共识对职业生涯是有增益作用的。随着专家不断模仿和复制其他研究者的创新成果，共识不断扩大，虽然对个体而言——尤其是在科研学术领域——效仿和复制的价值是极其有限的，但这种共识形成的过程也并不是线性的，一旦共识真正形成，从而失去其最初的原创性和新颖性，加入这一共识所能带来的收益也就开始降低。因为缺乏原创性，想就一个被广为接受的共识发表观点开始变得困难。

　　随着加入该共识的群体规模不断扩大，其后新加入的每一个专家能获得的收益也越来越小。套用经济学的术语，加入共识群体的边际回报将会递减，最终降至零。在我们这个例子中即代表支持该共识将被视为缺乏新意，并且对于发展新研究课题无甚帮助，有的也许只是原地踏步、拾人牙慧、新瓶装旧酒之类堆砌性质的工作，充其量也就是无关紧要的边角拾遗罢了。如此一来，对有抱负的研究者而言，再加入该共识群体也就没有价值了。

　　能使反叛的研究者受益的东西恰好相反。随着越来越多的专家加入某一共识群体，持异见者会显得越发无足轻重，随着大批专家前赴后继地支持某一个新近达成的共识观点，持不同意见的少数派一开始将会是输家，名声扫地、事业停滞不前。最终天平会向另一边倾斜，随着共识开始逐渐失去其原创性，即便持不同意见也讨不到好处，但是其负面性也在逐渐消失。甚至，一旦人们对共识感到厌倦，持异见者的境遇会得以反转，摇身一变成为引领观念潮流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也确实存在一个当共识和异见实现两相平衡的稳定状态。

　　专家的偏好

　　上文中提到的影响因素基本上都是客观和自觉的。当专家不自觉地使用思维捷径或其他经验法则来指导他们对事件的诠释时，更为棘手的问题就随之产生，尤其在充斥着不确定性的场景下更是如此。他们会不自觉地趋同于前人的观念，进而失去自己的判断力。这并非关乎个体对自身事业或其他利益的追逐，将这些专家引入歧途的是那些他们自己未曾意识到的偏见。尽管专家也会试图操控社会影响因素，以期维护和树立他们的声誉，但是至少这些有意识的僭越，借由某些设计精巧的奖惩机制，还是可控的。但是如果扭曲专家判断的因素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那么问题自然就更加棘手了。

　　如我们在第六章中看到的，行为学家通过研究心理学因素在我们决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从而探究人们诉诸思维捷径和经验法则这样的快速决策工具来处理繁杂信息的原因和方式。如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司·特沃斯基在研究中观察到的，思维捷径和经验法则均会导致偏好的产生，包括当个体信念因非客观原因而同身边他人已有观念趋同，从而产生的诸如团体迷思的集体偏见现象。这会进而导致从众和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的问题，决定未来事件走向的是过去已发生的事件，而非对当前最新信息的全面分析判断。社会心理学的影响因素，如我们许多人都有的保持趋同一致的倾向性，会进而加深固化这些问题。从众的倾向性也可能归因于工作压力。例如，一项研究显示，大约78%的西班牙医生在诊治多发性硬化症病人时会采用普遍流行的疗法。研究员发现，导致相关倾向性的一个关键诱因是，对认知能力有很高要求的决策所导致的精神疲劳。与从众偏好相关联的还有证实偏好（confirmation bias）的问题。行为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已经证实，人们倾向于以符合他们世界观的方式对信息和例证进行诠释。例如，如果某人不认可气候变化现象的存在，那么他会倾向于对全球变暖速度放缓的证据加以解读，以支持他既有的理念，即气候变化的表征难以捉摸，不足为证以说明全球变暖。证实偏好会影响人们对于专家意见及专业证据的看法，进而确保团体信仰和集体观念能得以存续。

　　研究者也探究了这类现象对科学研究到底有多深远的影响。索卡尔骗局（Sokal hoax）即是其中一例。1996年，一位名叫艾伦·索卡尔（Alan Sokal）的物理学教授决定检验一下科学期刊审核机制的严谨程度。他将自己杜撰出来的胡言乱语用社会学界流行的观点包装起来，向美国杜克大学的文化研究学术期刊《社会文本》（Social Text）递交了一篇名为“跨越界限：通往量子重力的转换诠释学”（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Towards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的无厘头论文，结果这篇论文竟被该期刊及其评审接受，允许发表。根据索卡尔教授自己的诠释，这是因为他的这篇无厘头论文很好地迎合了该期刊编辑及评审专家的既有理念，验证了这些编辑和专家自己的世界观，因此也就给了他们采纳该论文的动力。专家当然也会犯无心之错，但是对于在初审时发现的、与他们自己的观念向左的文章，他们后续校验纠错时会相对更仔细些；反之，如碰到和他们自身观念吻合的文章，这些编辑和评审专家就更有可能受证实偏好的影响，后续校验时粗枝大叶，淡化和忽视文章中方法论的漏洞和不足。同时，当研究者受到无意识的偏好因素影响时，他们会真心误以为自己的观点和结论是基于客观事实得出的。

　　另一个与从众及社会影响有关的认知偏见是我们在第三章中介绍过的，由卡尼曼和特沃斯基首次提出的锚定和调整思维捷径问题。行为经济学家和经济心理学家的研究已证实，我们的许多决策都是基于某些参照点而做出的，我们以现状为依据和支点，从而对决策进行调整。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因素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为我们使用的许多参照点都是社会性的建构，例如我们天生就更倾向于接受已被广为认可的观念。在关于思维捷径及偏好的研究文献中，损失厌恶理论也和我们当前的讨论有关联。我们在前文中也讨论过这个同样是由卡尼曼、特沃斯基等学者提出的现象，反对主流观念可能会对声誉造成主观和客观的负面影响，而其潜在负面影响程度之大，可能远超过跟随主流能获得的潜在收益。现如今，大家更关心的是尽可能降低潜在损失，因而我们也就更有可能看到专家为了规避潜在的声誉风险而不发表异议。

　　科学家的个人性格的不同也决定了他们成为盲从者还是叛逆者的倾向性。强势性格的人或许更可能坚持己见，但我们不能确定的是，这些人是因为信念，还是因为他们的强势性格而拒绝从众？我们如何在研究中对二者进行区分并一探究竟呢？我们时常假设，在实证科学中，借由精心设计的试验，对统计学原理和科学方法论的坚守和应用，都可以遏制盲目团体迷思的问题。如果研究员足够自觉，有足够的专业素养，那么一定程度上这的确是可行的。但是统计学中也存在投机取巧的空间，而即便是最优秀的科研人员，证实偏好的倾向性也很难彻底克服。

　　专家的从众外部性

　　这些因素的影响不仅限于这些研究员，我们性格中都有乐善好施的一面，所有人所想的终究还是为自己谋利。问题是，专家的意见天生就对其他人有影响，这是经济学家称之为“外部性”影响的一种：某个人的行为或决策使他人受损或受益，而受损或受益者对该行为人的选择和决策则完全没有任何控制力。在我们的讨论中，群体思考和从众也许对专家个人有好处，但是对学界和整个社会而言都意味着负面外部性。随着专家前仆后继彼此效仿，他们都已摒弃了自己的私有信息，而整个社会也因此蒙受损失。

　　在第一章中，我们指出，从众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取决于从众群体的选择是否有方向性的错误，还关乎于其过程中私有信息和判断的遗失。我们可以在专家的例子中更好地诠释这一点。一旦从众意味着专家获得新发现的概率将大大降低，那么从众外部性就将成为科学研究的严峻威胁。在讨论专家意见时，缺乏新的见地可以表现为对某个流行理论的过分重视，某个专家可能会找到驳斥主流共识的论据，但是出于某些原因而对这些论据视而不见。例如，对一个分析次级抵押贷款市场投资回报前景的金融分析师而言，直觉告诉他这是有毒资产，但是他们又看到身边的人不住地追加投资，在判断投资这些资产的风险时，后者对他们决策的影响要远大于他们自己的判断，由此一个投机性的房地产市场泡沫逐渐形成，对全世界的经济都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人群中的专家

　　对这个主题的探讨将我们引上了经济学家对以下问题的若干思考：对个体有利和对群体有利是两回事。知识和证据都有经济学家所谓的公共财产的许多特质。在最纯粹的状态下，公共财产应对所有人完全开放，每个人都可以使用，毫无准入门槛。一个人对公共财产的使用不会妨碍他人的后续使用，也就是说公共财产不会消耗殆尽，每个消费者的边际使用成本为零。从个体的角度来看，公共财产的问题是，如果无法便利地阻止他人使用这些公共财产，那么也就很难对用户征收费用，也就意味着缺乏市场化的动机持续供应这些公共财产。如果无法对用户征收费用，那么就无法获利，因此是谁来为公共财产埋单呢？

　　从社会角度来看，收集知识应是集体的努力。虽然市场已经演进到能够从中获利，而除市场外的其他社会建制也进化到可以对市场给予配合和支持。最富有争议的是在学术界，通过学术期刊昂贵的专利付费区或学者自己付钱发表研究成果的安排，知识被有效地私有化并成为获利的工具。在盲从者专家的例子中，正是由于科研和知识积累这种众人拾柴的性质，致使人们很难区分基于事实依据的共识和缺乏根基的共识，如果积累知识依靠的是众多专家的共同努力，那么一旦犯错就不能将责任归咎于任何一个个人。

　　如我们在前文中指出的，最初倾向效仿型专家的天平会倒向叛逆型专家一边，而在这个过程中声誉也会受到影响。当效仿型专家的声誉更盛时，共同的信念只会导致过度的共识和集体的偏好。经验主义哲学家迈克尔·韦斯伯格（Michael Weisberg）及其同事论证了一个理念：共识一旦过量就会产生负面的影响。韦斯伯格及其团队运用计算机建模的方法模拟了两类人群，一类由效仿型的“追随者”（followers）为主，另一群以叛逆者为主。研究团队创建了虚拟的地图以具化这两类人群分别能探索的知识疆域有多大，模型显示以叛逆者为主导的人群所开拓的知识领域远大于以追随者为主导的群体。效仿追随者探索的疆域更小，是因为他们群聚扎堆、故步自封，而逆势者则勇于探索未知的新领域。对专家而言，这个模拟实验带来的启示是，一旦专家的群体中满是跟风从众的人，那么对知识疆域的探索就必然是不充分的。跟风型的专家因为互相效仿，因而所知就会更少，因为从认知的维度看，他们本质上只是重走别人的老路罢了。相反，一旦专家群体中有了一定比例的叛逆者，那么结果就会逆转，知识疆域被充分探索发掘的可能性就会大增。专家不再纠结于前人已有的成果，更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总而言之，韦斯伯格主张为科研中的冒险行为建立激励机制，以克服过多追随者互相抄袭所会导致的整体损失的问题。韦斯伯格的研究表明，叛逆者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需要叛逆者带领趋同从众的专家从被社会影响因素所主导的歧途上走出来，重回研究视角独到、数据诠释方式新颖的正确道路。但是情况也并非这么简单，因为社会影响也有其价值，例如对已有结论的重复验证就是科研中常被忽视却至关重要的环节。如果一个假设能在一系列不同的研究中多次得到验证，那么也许就能说明这个假设的可信度和可行性更高。

　　如我们在前文中看到的，经济学家的从众模型显示，一旦我们认定他人掌握的信息更优，我们就会理性地跟随他人。也就是说，支持共识并不意味着这些共识就是错的，如果对我们更有利，也许忽略我们所知的少得可怜的信息就是合理的选择，而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专家。麻烦的是，在宏观层面这会导致路径依赖的问题。简单来说，如果支持某一理论的专家人数越多，那么在其他情况一定的前提下，也许这个理论正确的概率就越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一定就是准确无误的。学术研究一般和绝对客观例证无关，试想两个最初都富有新意且并无“派系”支持的竞争假设，当其中一个理论或假设受到许多专家的支持时，那么就可以合理地认定，这个理论或假设更有可能是正确的。毕竟，一大批专家支持一个错误假设的概率要小于一大群专家支持一个正确假设的概率，尤其是当专家基于客观合理的原因才彼此认同时。

　　共识很少持久存在。如我们在前文中“婴儿摇晃综合征”和胃溃疡的例子中看到的，叛逆者终究会出现并扭转他人的观念。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断言，知识演进的轨迹一般而言是平滑的，但是当学习和知识部分是依靠社会互动完成时，这一演进历程就势必曲折多难。如果我们能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那就问题不大，但是学者和其他专家也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跟随群体的共识。所幸，如库恩所言，当共识的轨迹骤然转向时，伴随着所谓“范式转移”会出现周期性的革命，从而实现知识的进步。

　　外行的专家

　　某些专家例子中的经验也可以适用于集体决策。专家绝不是唯一在做对他人有影响的决策时会受到个人压力左右的人，人民陪审员就是一例。由于非专家意见都相对缺乏依据，正外部性和反外部性之间的平衡就更为重要。外行自然缺乏深入的知识储备和专业技能，他们获得的私有信息较少，这就致使他们更加容易受到社会影响因素的摆布。有时，当信息支离破碎，不确定性蔓延时，从众就是唯一明确的选择。对陪审团而言，被告有罪还是无罪的裁定时常会受到群体互动和集体行为的影响。模拟陪审团的实验显示，社会影响因素可以严重扭曲裁决结果。模拟陪审员很容易受到同伴压力的影响，研究显示，这种受影响的程度会因陪审员的个性差异而有所不同。某些陪审员就更容易趋同，说明这些陪审员更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陪审团并非像我们需要的那样公正无私。

　　另一个外行充当专家的例子是投资监督委员会中的非业内人士。英国杜伦大学的安娜·蒂尔巴（Anna Tilba）博士和我一起受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之托，对团体影响相关的课题进行了探讨。我们的研究重点是这些影响因素可能会因阻碍正当竞争而给英国资管行业造成负面的市场影响。资管行业由诸如养老基金、保险公司、慈善及赠予基金的大型构投资人组成，他们管理着规模庞大的基金组合，而监督委员会的设立即是为了确保这些管理工作的质量。我们尤为关注养老基金的监督委员会，这些养老基金管理着巨额的资金，而诸如员工代表这样的非专业人士也是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成员。委员会的一项核心工作是选聘投资顾问，而筛选通常是通过一个称之为“选美比赛”的过程实现的，不同的投资顾问会展示他们能够提供给投资者的投资方案，供委员会选择。在这个“选美比赛”进行的过程中，从众起到了很大作用。试想在监督委员会中，有一个委员也许就备选方案或来面试的投资顾问的历史投资业绩做了额外的调研，因而掌握了更优质的私有信息。但是当这个委员看到其他人的决策，尤其是那些资深委员与被认定决策力胜人一筹的委员的决策时，他们时常就会屈从于群体的决定了。因为观点的多样性很宝贵，因此外行常常被安排在这些委员会中，但是这些外行太容易被共识所说服了，这样一来，他们代表的多样性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

　　所有专家——无论是科学家、科研人员还是如医生和律师这样的专家证人——一般都倾向于提供基于事实的客观意见，我们则需要有人能够为我们解读这些证据。事实上，劣质的信息、不可靠的数据、极端的不确定性都意味着想要对证据加以诠释并非易事。我们并非总能区分假设及理论是好还是坏，一旦专家针对某一方向的知识储备或理解存在较大的空白时，专家就会像其他人一样容易受到从众倾向的影响。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社会“易感性”能有着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之于个体的专家，也之于知识探索和科学研究的总体历程，随之产生的社会成本也是巨大的。

　　无论是针对效仿型还是叛逆型的专家，想要对他们的观点加以诠释都可能困难重重。效仿或是叛逆的观点孰优孰劣，这一点我们无从确认，专家可能会因为图省事而跟随主流共识，这样的专家意见就是被扭曲的；相反，叛逆型的专家也可能是为了寻求关注和职业晋升机会才宣扬不同于主流观念的异见的。我们需要叛逆型的专家，但是我们需要他们是因为合理的动机及理由才会反叛。如何将那些误导专家追随的共识与广受认可的普世正见区分开来，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挑战。与此类似的另一个挑战是，在对叛逆型专家观念进行诠释时，如何拿捏异见背后不同动机间的平衡：多大程度上是被个人利益所驱动，又在多大程度是单纯出于对一个错误共识的合理挑战。有些群体共识是正确的，另一些则是谬论，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即将二者进行区分。诠释例证的难度越大，专家就越不确信自己的观念是否正确，而如我们在前文中看到的，人们对自己的观点越缺乏信心，从众的力量就越容易占上风。当然，越是对自己的观点有信心的人，就越不容易受到盲从力量的驱使，但是如果这种确信发展成了信心过度，那么他们的反对就会和过度追随共识一样有害。

　　所以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关于共享资源管理的文献或许可以给我们指引，对其举一反三，也许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解释，紧密团结的社群对共享资源的管理效率很高，实际上远高于许多经济学家的预期。这对科研和知识管理的工作有借鉴意义吗？要知道，科研和知识管理本身就是为了最大化（无论是效仿型还是叛逆型的）专家的功用。因为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个体太容易被偏好和其他激励因素所左右，因此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个体专家对知识及专业技能进行管理，相反，我们需要的是成型的机制，从而确保针对知识及专业技能的妥善管理。

　　具体的措施能有哪些呢？科研圈应该鼓励对已有结论进行广泛验证和复核的相关工作，而学界也应该摒弃只是新奇原创的观点才值得发表的错误观念。专业机构已经开始一些类似的尝试，例如美国心理学协会的“报告复核检验注册政策”，类似的还有诸如《负面结果期刊》（Journal of Negative Results）这样的期刊，都可以有效地遏制学术研究中过于追求公众注意力的不良风气。期刊审核委员会可以通过采用投稿人匿名审核的方式来降低社会压力带来的不当影响。我们需要更多的学术、科研和专业机构为非主流观点背书，如对研究者的公平监督、将文章审核者的名字连同文章一并发布、要求研究者将支撑结论的数据一并发表，这些都会起到帮助作用。部分期刊和学术机构已经采取了这些措施，但是如果专业机构、专家群体、期刊和出版社都有太多的既得利益牵涉其中，那么推行具体举措还是会存在困难。

　　在本章中，我们已经看到，社会因素在充斥着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影响力最大。我们如何评价这些专家呢？他们可以时好时坏、时对时错，但我们常常无法对此进行区分。我们现在已经确信巴里·马歇尔和伽利略是对的，迪德里克·斯塔佩尔和安德鲁·韦克菲尔德是错的，但是问题依然存在：如果我们不清楚实情，就无法轻易地做出判断。但是上文中也提到了，我们至少可以践行一些应对举措，以确保我们的判断尽可能接近事实。学术研究中更高的分析和汇报标准、更加合理透明的期刊审阅机制、对非专业人士的培训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科学论据、针对滥用权威的专家更严厉的惩罚措施，这些举措都能够尽量规避专家的无意识偏好所带来的偏误。

　　一个个性强势的人常常足以扭曲专家对证据的评估，这是我们在对专家及其观念的探讨中已经发现的问题。当这个强有力的个人是群体的领袖时，这种扭曲尤为明显。无论是出于心理原因还是经济原因，群体成员显然不愿意违背领导者的观念，这种领导者和追随者的关系再一次证明，盲从者与叛逆者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种共生的关系。在下一章中，我们会将讨论集中在存在于叛逆领袖和追随者之间的这种唇亡齿寒的共生关系上。 行为经济学系列（套装共9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