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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章 创新与不诚实：我们都是编故事的人

　　事实是为那些缺少想象力、无法自圆其说的人准备的。

　　佚名

　　理查德·尼斯贝特（密歇根大学教授）和蒂姆·威尔逊（弗吉尼亚大学教授）这两位研究者曾在当地的商场里支起一个摊位做实验，他们在桌子上放了4双长袜，问路过的女士喜欢这4双长袜中的哪一双。从这些女士的选择来看，她们普遍喜欢最右边的那双。为什么呢？有人说喜欢这双长袜的布料，有人说喜欢这双长袜的材质或颜色，还有人觉得这双长袜的质量是4双中最好的。这种偏好很有意思，因为这4双长袜其实是一样的（尼斯贝特和威尔逊后来又用睡衣做了同样的实验，结果也是一样的）。

　　当尼斯贝特和威尔逊询问路过的女士这么选有没有什么道理时，没有一个人提到长袜的摆放位置问题。在研究者告诉女士们所有的长袜其实都是一样的，可她们却偏爱最右边的长袜时，女士们甚至否定了这一点，并困惑地看了一眼询问自己的人，这表明她们感觉自己不是误解了问题，就是碰到了疯子。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呢？我们有时并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做某件事、选某样物品或有某种感觉。我们真正的动机是模糊的，但这种模糊性并不能阻止我们为自己的行为、决策和感觉寻找听上去很具逻辑性的原因。

　　你可能会感谢（或许责备）你的左脑，因为左脑能为你的行为找借口。正如认知神经学家迈克尔·加扎尼加（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教授）说的那样，我们的左脑就像“翻译家”，能从我们的经验中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借口。

　　加扎尼加的这个结论是通过多年对裂脑患者的研究得来的，裂脑患者的人数很稀少，得了这种病后胼胝体（连接大脑两极的最大神经束）会被切除（以此来降低癫痫发作的可能性）。得了这种病的人会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即在我们刺激患者大脑的某个半球时，其另一个大脑半球不会感受到刺激。

　　加扎尼加的实验对象是一位胼胝体被切除的女性患者，实验目的是想看人们在按右脑的指令行事，却要求左脑（当左脑对右脑正在进行的活动一无所知）给出这样做的原因时会发生什么。加扎尼加用到了能对病人的右脑进行书面指示的仪器，当仪器闪出“笑”这个字时，就是在指示病人用右脑发出笑的指令。只要这位女患者遵从指令出现笑容，加扎尼加就会问她为什么笑。可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不过她并没有回答“不知道”，而是编了个借口：“你们每个月都找我们做实验，能以此维持生计，真是不错。”她之所以这么说，显然是觉得认知神经学家很有趣。

　　这个故事说明，我们都有一种极端的倾向，即想知道自己行为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以及世事的运行规律是什么，即使我们牵强的解释与现实并不符合。我们生来就有编借口的能力，而且在得到自己喜欢且听上去值得相信的借口前会不断地想借口。想出来的解释或原因对自己越有利，我们就越愿意接受这个解释或原因。

　　非理性决策

　　1974年，在给加州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做的一场演讲的开头，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对毕业生们说道：“第一点，别欺骗自己——因为你是最容易被欺骗的人。”到目前为止，人们总有一种矛盾心理——我们天生就有欺骗自己和别人的能力，也总愿意相信自己是好人、诚实的人。所以，我们会通过向别人解释自己的行为为什么是可以接受的，有时甚至是值得尊崇的，以使自己的不诚实行为合理化。我们的确很会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

　　在进一步研究是什么使我们如此擅长编借口前，请允许我告诉你们，我（心甘情愿地）欺骗自己的经历。几年前（当时我已经30岁了），我准备把自己的摩托车卖掉换辆汽车。我想选一辆适合自己的汽车，当时网络上正流行被我称为“决策助手”的网页，令我高兴的是，我发现了一个为购买汽车提供建议的网站。网页的基本使用方式是回答一系列问题。登录网页之后，我要回答的问题从价钱的接受范围到安全性能，再到喜欢的前灯样式和刹车方式等。

　　我大概花了20分钟的时间回答完这些问题。每完成一页问题，完成进度便会增长一截，也就是我离最适合的车型又近了一步。在完成最后一页问题时，我急切地点击“提交”按钮。几秒后，我得到了答案。什么是适合我的车型？根据这个设计精良的网站的信息，适合我的汽车是——福特金牛。

　　我承认我对这款车不是很了解，事实上我对这款车的性能知之甚少，但我肯定自己想要的不是福特金牛。

　　我不知道你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做，但我像那些有创意的人一样，返回到程序中，“检测”自己之前提交的答案，并不时地看不同的回答会得出何种不同的建议。我改了好多次答案，直到程序仁慈地给我推荐了一款小型敞篷汽车——这才是我想要的。我听取了这条明智的建议，这也正是我自豪地成为一辆敞篷车车主的原因。（顺便提一下，我已经使用这辆车很多年了。）

　　这次经历告诉我，有时（或许经常）我们不依赖于自己的直接偏好做决策，而是依赖于直觉，直觉能告诉我们自己想要什么。我们的大脑会快速地思考，为自己的偏好找各种理由。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得到自己真正想要的，同时在自己和别人面前保存颜面，即保证自己的行为与理性且合理的偏好相符合。

　　硬币原理

　　如果承认我们经常用这种方式做决策，我们也许能使自己找借口的过程更有效率。以下就是我这么说的原因：假设你在两台数码相机间犹豫不决，相机A变焦功能很棒，电池寿命长；相机B手感更轻，外形更时尚。你不知道要选哪个，你觉得相机A的质量更好，但更想得到相机B，因为相机B看上去更漂亮。你会怎么做呢？以下是我的建议：从口袋里拿出一枚硬币，对自己说：“正面朝上就买相机A，背面朝上就买相机B。”然后投硬币。如果正面向上，相机A就是你想要的，是适合你的，你就选择买它。但如果你不喜欢这个结果，就再投一次，并对自己说：“这次是认真的。”你一直重复抛硬币，直到背面朝上。你不仅会得到相机B（这正是你一直想要得到的那台），还能为自己的决策找到合理的解释，因为你完全遵从了硬币的“建议”。（你还能将硬币替换成你的朋友，咨询你的朋友，直到某个朋友给出你想要的建议。）

　　也许，这就是使我决定买敞篷车的那款推荐软件的真正功能。也许，设计这款软件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帮助我做出更好的决策，也是要创造一个将我真正想要做出的选择合理化的过程。如果真是这样，开发更多这类应用于生活中其他领域的软件，应该会很有用处。

　　说谎者的大脑

　　很多人都觉得一些人说谎的本事很大（很小）。若果真如此，这些人有什么特点呢？由杨亚玲（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后）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试图通过研究病态的说谎者（即不自觉就会说谎的人）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为了找到这个实验的参与者，杨亚玲和她的同事前往旧金山临时就业机构。有些没有长期固定工作的人很难找到工作，不是他们找不到工作，而是因为爱说谎，保不住工作。（显然这种情况，不适用于所有临时雇员。）

　　为了找出病态说谎者与常人的主要差异，研究者对108位求职者进行了一系列的心理测试，并与他们本人、他们的家人及其同事进行了几次面对面的谈话。在这108个人中，研究者发现有12位对自己的工作情况、受教育情况、犯罪情况和家庭背景等方面的描述与其家人、朋友的描述很不一致。而这12个人也正是为了得到疾病补贴而常常装病的人。

　　接下来，研究人员为这12位病态说谎者及21位求职的非病态说谎者（控制组）做了脑部扫描，以检测每个人的大脑结构。研究人员主要是看这些实验对象的前额皮质，即我们额头后面的那部分大脑，它负责高级思维活动，包括安排日程和决定如何抵制身边的诱惑等。这部分大脑还被我们用来协助做道德判断和决策制定。简言之，它是支配思考、理性和道德的指挥塔。

　　总的来说，填满我们大脑的物质主要有两种：灰质和白质。灰质是组成我们大部分大脑的神经元集合的别称，是为我们思考提供力量的物质；白质连接大脑细胞。我们都有灰质和白质，杨亚玲和她的同事对这两种物质在参与者前额皮质中的相对含量很感兴趣。他们发现，病态说谎者的灰质比控制组人员的灰质要少14%，这种情况在很多有心理障碍的个体身上都存在。这意味着什么呢？一种可能是，由于病态说谎者的前额皮质（区分是非的重要区域）中有较少的大脑细胞（灰质），他们在做决策时就较少考虑到道德因素，因此也更容易说谎。

　　但不仅如此，你可能会想，既然病态说谎者头脑中的灰质较少，其头脑中肯定会有多余的空间。杨亚玲和她的同事还发现，病态说谎者前额皮质中的白质含量比非病态说谎者要多22%~26%。有了更多的白质（记住，白质是连接灰质的物质），病态说谎者就更有可能将不同的记忆和想法联系起来，而储存在灰质中的、想要更多地接触世界的想法也许是使他们成为天生的说谎者的潜层次原因。

　　如果在一般人中探索这些结果，我们可以说，与大脑的连通性越高，我们就越容易说谎，也越容易使我们觉得自己是值得尊敬的人。毕竟在解释和说明不明确的事件时，大脑的连通性越好，探索的渠道也就越多，也许这才是使得我们的不诚实行为合理化的重要因素。

　　创造力越强，粉饰不诚实行为的能力越强

　　促进人思考的白质是否与越来越严重的说谎情况和越来越强的创造力相关？毕竟，大脑的不同区域连接越多，就被认为越具创造力。为了测试创造力和不诚实间可能的联系，弗朗西斯卡·吉诺和我设计了一系列实验。根据创造力的本质，我们从不同角度审视了这个问题，以相对简单的方法开始测试。

　　当参与者出现在实验室时，我们告诉他们要先在电脑上完成一项任务，然后回答一些问题。有些问题与他们的经验和爱好毫无关系（设计这些问题是为了不让参与者看出研究目的），只有3种问题是这次实验的重点。

　　第一套问题中，我们问参与者是否常使用一些“与创造力相关”的形容词（具有洞察力、创造性、独创性、足智多谋，以及不拘一格等）。第二套问题中，我们让参与者说出自己在77项不同的活动中的表现有多活跃，这些活动中有些需要更多的创造力，有些则对创造力的需求并不高。（如保龄球、滑雪、跳伞运动、绘画和写作等。）第三套问题中，我们让参与者判断自己对一些说法是否认同，例如“我有很多具有创造力的想法”“我更喜欢能激发出我的创造力的任务”，以及“我喜欢用创新的方法做事”等类似的说法。

　　参与者完成个性测试后，我们就让他们进行点数任务，这项任务与问题不相关。如果你不记得这项任务了，请翻回第5章。

　　你认为结果会是什么呢？选择用一大堆与创造力相关的形容词、常参加具有创造力的活动和认为自己更具创造力的参与者，比不具创造力的参与者的不诚实行为更多、更少还是一样呢？

　　我们发现点击“右边更多”按钮（点击此按钮会得到更多的报酬）的参与者往往就是在三项创造力测试中得分更高的人。此外，更具创造力和创造力不强的人之间的区别，在点数实验中右边和左边点数的区别相对较小时最明显。

　　这就表明，更具创造力和创造力不强的人的区别在情况不明确、有更多改进空间时最明显。当对角线左右两边的点数明显不同时，参与者只决定是否要说谎。当测试中的情况更不明确，即更难分清对角线右边的点数多还是对角线左边的点数多时，人们的创造力就开始起作用了，人们欺骗的程度也会变高。创造力越强，他们越容易解释为什么对角线右边（能得到更高报酬的那边）的点数更多。

　　简单地说，创造力和不诚实行为间的联系似乎与我们为自认为正确的事找借口（即使我们做的是不正确的事）的能力有关。我们越具创造力，就越能为我们自私的行为找到合理借口。

　　诚信与智商无关

　　尽管实验得到的结果很有趣，但我们对此并不感到很兴奋。第一项研究表明，创造力和不诚实是有关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创造力和不诚实有直接关系。例如，可能还有第三种因素（例如智力），在连接创造力和不诚实间起作用。

　　当人们想到像庞氏骗局的计划者伯尼·麦道夫或大家熟知的冒签支票的人弗兰克·阿巴格内尔（《猫鼠游戏》的作者）时，或是考虑到他们能够欺骗那么多人该有多聪明后，智力、创造力和不诚实间的联系似乎就能解释通了。所以，我们下一步就是要做些实验，来验证借助创造力或智力是否能更好地预测不诚实。

　　现在，再次假设你是我们实验中的一名参与者。不过，在你踏进实验室前，这次实验就已经开始了。在实验开始的前一周，你需要坐在家里的电脑前完成一项互联网上的调查任务，这项任务中有些问题的设计是为了对你的创造力和智力进行评估。测试创造力的方式与此前试验中所用的三种测试方式一样，另外我们还选了其中两种方式对智力进行测试。首先，我们要你回答3个问题，问题的设计是要测试你对逻辑还是对直觉更有信心，这3个问题是由谢恩·弗雷德里克（耶鲁大学教授）搜集来的。每个问题都有正确的答案，但人们往往会对它们做直觉性的回答，不过，这些迷惑人的答案是不正确的。

　　举个例子（见图8–1），“一个球棒和一个球共花费1.10美元，球棒比球贵1美元，问球多少钱？”

　　快回答！答案是什么？

　　10美分，对吗？

　　说得好，但不对。这是一个迷惑人的答案，但不是正确答案。

　　直觉告诉你答案是“0.10美元”，但如果依赖于逻辑而不是直觉的话，你就会为了确保答案准确而再次审视你的答案：“如果球是0.10美元，球棒就会是1.10美元，这样的话，总数就会是1.20美元，而不是1.10美元［0.10+（1.00+0.10）=1.20］。”一旦认识到最初的直觉是错误的，你就会运用中学时学的代数，解出正确答案。这与学习能力测试是不是很像？如果你回答的是正确答案，那就要恭喜你了。（如果不是正确答案也不要担心，在这次简短的测试中，你很可能会在其他两个问题中做出出色的回答。）

　　接下来，我们用口头方式测试你的智力。现在你看到了10个单词（例如“减少”和“减轻”），每个词你都必须在6个选项中选择一个与目标词词意最接近的。

　　图8–1 认知反应实验（CRT）

　　一周后，你来到实验室里，坐在某台电脑前的椅子上。刚坐下，实验人员就对你说：“今天你要完成3个不同的任务。这些任务是要测试你解决问题的能力、感知技能和基础知识。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将它们放到一起测试。”

　　第一个任务是解决问题的任务，也正是我们使用了多次的矩阵任务。5分钟后，你需要把测试纸折好，投到回收箱中。你会说自己解决了多少个矩阵问题呢？你会真实报告自己正确解决的问题数量吗？还是会谎报？

　　第二个任务是测试感知技能的任务，即点数测试。在这项任务中你也能作弊，作弊结果就是：如果在每次点击按钮的任务中都作弊的话，你能得到10美元的报酬。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任务是测试基础知识的多项选择题，共有50道题，题目的难易程度和涉猎内容各不相同。问题问到了一些琐事，如：“袋鼠能跳多远？”（7.5~12米），“意大利的首都是哪儿？”（罗马）等。回答正确一题你就能得到10美分的报酬，最高报酬是5美元。在这项测试中，你需要先在测试纸上圈出答案，再将答案誊写在气泡膜上。

　　在你完成测试放下铅笔时，实验人员忽然高声说道：“哎呀！我弄错了！我拿来的是写有正确答案的气泡膜。对不起。你不介意用已经用过的气泡膜吧？我会试着涂掉所有的标记，这样你们就不会看清以前的标记了，可以吗？”你当然会同意了。

　　接下来，实验人员让你将测试纸上的答案誊写到有正确答案印记的气泡膜上，把原来的测试纸放进碎纸机，之后再将气泡膜上交，并获取报酬。显然，在誊写答案时，你会意识到自己能作弊：你可以不誊写自己的答案，而将气泡膜上原来的标准答案再写上，就能拿走报酬。（“我一直都知道瑞士的首都是伯尔尼，我选苏黎世是因为我没有想清楚。”）

　　总结起来，你参与了3个不同的任务，能得到20美元，这些钱可以使你的下一顿饭、啤酒和课本都有着落。但你能拿到多少报酬就要看你的智力、测试成绩和道德准则了。你会作弊吗？如果会，你认为作弊和智力或创造力有关系吗？

　　以下就是我们的结论：就像在第一个实验中出现的情况，更具创造力的人更容易作弊。但智力和不诚实的程度却没有关系。这意味着在这3项任务（矩阵实验、点数实验和基础知识测试）中作弊更多的人比没有作弊的人更具创造力，但他们的智力水平却相差不大。

　　我们还研究了极端作弊者（即作弊情况最严重的参与者）的情况。在测试创造力的实验中，他们比作弊程度低的人的得分更高。但是，他们的智力得分还是没什么不同。

　　为了报复而选择欺骗他人

　　创造力明显是协助我们作弊的重要帮手，但它不是唯一的帮手。我在此前的一本书《怪诞行为学2》中曾描述一项实验，这项实验的设计是为了测试当人们得到糟糕的服务而心烦时会发生什么。简要地说，阿耶莱特·格尼茨（位于圣迭戈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和我雇了一位名叫丹尼尔的年轻演员，让他在当地的咖啡店协助我们做实验。丹尼尔让咖啡店的老顾客参与一项至少需要花费5分钟的任务，并保证任务结束后他们可拿到5美元。老顾客同意之后，丹尼尔递给他们10张纸，纸上胡乱地写着一些字母，他们的任务就是尽量找出临近的相同字母，并将其用铅笔圈出来。任务结束后，丹尼尔会走到老顾客身边，收集他们的测试纸，给他们一些钱，并说：“这是给你们的5美元，数过之后请在收据上签字，收据放桌子上就好了，待会我会拿走的。”说完，他就离开了，去寻找另一名参与者。实验的关键点是，丹尼尔给他们每个人留了9美元而不是5美元，会有多少人退回额外的钱呢？

　　这并非令人厌恶的条件。丹尼尔在另一组顾客（令人厌恶条件下的顾客）面前表现得略有不同。在解释任务时，丹尼尔假装他的手机在振动，从口袋中掏出手机后说：“你好，迈克，什么事？”一小会儿后，他满腔热情地说：“太好了，今晚8点30分吃比萨。去我那儿还是你那儿？”要挂断电话时还说了一句“回见”。整个假装的谈话过程，持续了将近12秒。

　　在把手机放回口袋后，丹尼尔并没有为自己在谈话中未经允许就接电话这种不礼貌的行为道歉，只是继续说任务要求。接下来的实验步骤就和非厌恶条件一样了。

　　我们想看看被无礼忽视的顾客是否会留下额外的4美元报酬，以此来报复丹尼尔。结果表明，顾客的确这样做了。在非厌恶条件下，45%的顾客退还了额外的钱；但在被惹恼的顾客中，只有14%的人退还了钱。尽管在非厌恶条件下有高于50%的人欺骗了丹尼尔，但在厌恶条件下，仅仅12秒的干扰就会让更多的人选择作弊，这还是令我们感到很惊讶。

　　说到不诚实，我认为这些结果表明：一旦有事或有人打扰到我们，我们就更容易为自己不道德的行为找到借口。我们不诚实的行为是为了报复，为了平衡我们之前受到的不公平对待。我们会对自己说：我们没有做错事，我们只是在找平衡。甚至认为这只是因果报应，是世事之间的平衡。这么说没有错，我们就是在为正义而斗争。

　　我的朋友和《纽约时报》科技专栏的作家戴维·波格写下了一些糟糕的顾客服务体验，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报复感。所有认识戴维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所以听到他会伤害别人时，大家都感到很吃惊。不过，在受到伤害后，我们的道德感的确会改变，且改变的程度令人难以想象。从下面戴维的歌中你就能看出，戴维是个极具创造力的人。以下是戴维自己写的歌（请随着《寂静之声》这首歌的曲调一起唱）：

　　你好，语音信箱，又是你，

　　我打电话还是为了寻求技术服务。

　　我又没听从老板的警告，

　　周一早晨打的电话，

　　现在已是晚上，该吃晚饭了，

　　晚饭慢慢变凉，慢慢变质……

　　我却还在等着电话！

　　对方仍是毫无回音。

　　你好像还没懂，

　　我觉得你的电话根本无人接听，

　　每个按键我都按过了，

　　18个小时过去了，我仍在等着电话。

　　我的麦克风已经坏了。

　　但仍打不进电话，

　　存储器也空了，

　　现在，我的麦克风也没有声音了。

　　梦里，我总是想象着，

　　对你们实行报复。

　　诅咒你们骑摩托车时出车祸，

　　血从你的伤口中迸溅而出。

　　你的力气渐渐消减，勉强拨打急救电话。

　　你祈祷给你治疗的医生不是新手。

　　给你治疗的人却正是我。

　　而我不会有任何回应。

　　意大利之旅的“创举”

　　当我17岁的时候，我的表哥尤弗18岁，整个夏天我们都在欧洲旅行，日子过得非常愉快。我们遇到了很多人，看到了很多漂亮城市的景点，也花了很长时间参观博物馆，对于我们两个闲不住的年轻人来说，这次欧洲旅行很完美。

　　我们的旅行路线从罗马开始，途经意大利、法国，最后到达英国。当我们第一次买青年火车通行证时，罗马的欧洲铁路局里有个特别好的人给了我们一份复印的欧洲铁路系统图，并用黑色圆珠笔在图上仔细地标出了我们需要乘坐的铁路路线。他说两个月内我们都能使用这张火车通行证，但只能乘坐他画出来的特定路线。他把薄薄的复印的系统图钉到了一张更正式的复印收据上递给我们。开始，我们确信不会有售票员认真对待这张看上去很不正式的线路图和车票，但卖票人告诉我们这些就足够了，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在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和几座意大利小城观光结束后，我们在维罗纳城外的一个湖边过了几晚。最后一夜醒来后，我们发现有人翻了我们的背包，包里的东西撒了一地。在仔细核对了背包里的东西后，我们发现所有的衣服，甚至连照相机都在，唯一不见的是尤弗的那双鞋。我们本可以将其认定为小损失，但尤弗的妈妈（即我的姑姑纳瓦）不这么认为。为防止有人偷走我们的钱，她在尤弗那双鞋中塞了几百美元，用作备用现金。所以，这极具讽刺意味的情况让人很痛苦。

　　我们决定在城里转转，去找警察问问是否能找到偷走鞋的人。但是当地的警察完全不懂英语，要说明白这起事件的前因后果并不简单：一双鞋被盗，一双很重要的鞋，因为右脚的鞋里藏着钱。我们没有找到尤弗的鞋，因此感到很生气。在我们看来，世事难料，欧洲欠了我们。

　　丢鞋事件过去大约一周后，我们决定除了前往线路图上剩余的地方，还想去瑞士和荷兰游览一下。我们本应该再买火车票，但一想到鞋被偷了，意大利的警察又没有尽心地帮助我们，我们就决定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想想别的办法。我们用卖票人的那种黑色圆珠笔在复印的地图上画上了另一条路线。这条路线是途径瑞士前往法国，最后到达英国。此时，地图可为我们的旅行指出两条路线：原先的那条路线和经过修改的那条路线。当我们将地图给检票员看时，他们并没有质疑我们画上去的路线，所以我们又在地图上画上了其他路线，游览完这几条路线要花几周的时间。

　　我们的小骗局直到前往巴塞尔的路上才被发现。瑞士的检票员在检查我们的车票时，皱起了眉头，他摇了摇头，又把票还给了我们。

　　他说：“要想乘此趟火车旅行，需再买一张火车票。”

　　我们指着地图上修改过的路线礼貌地说：“哦，但先生请看，巴塞尔的确是在我们的行程路线上的。”

　　检票员不相信，说道：“对不起，要去巴塞尔的话你们就必须买票，不然就请下火车。”

　　我们争论道：“但是，先生，如果你让我们去巴塞尔，我们会把大门乐队的这张专辑送给你，大门乐队可是美国一支很棒的乐队。”

　　这位售票员对大门乐队似乎并不是很感兴趣，但还是说道：“好吧，你们可以去巴塞尔。”

　　我们不确定他最后同意我们不买票，是因为喜欢我们送给他的礼物，还是不想再纠缠下去。经过这件事之后，我们不再往地图上画路线了，而是很快回归最初设计的旅行路线。

　　回顾我们不诚实的行为，我很想将其归咎于年轻人的愚蠢，但我知道并不是这样。事实上，我认为诸多因素促使了我们这样做，并使我们接受自己的行为。

　　第一，我确信第一次身处国外会使我们更加坦然地创造新的欺骗原则。如果我们停下来仔细想想自身的行为，我们必然会意识到这些行为的严重性，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想那么多，我们认为我们自创的、修改过的旅行路线是普通欧洲铁路路线的一部分。第二，丢了几百美元和尤弗的鞋使得我们想要报复，并让欧洲各国补偿一下我们的损失。第三，我们也许觉得应该在道德方面冒一下险。第四，我们安慰自己说没人会因我们的行为而受到伤害。毕竟我们只是在地图上画了几条线而已，火车总是要返回的。此外，火车也总是有空座，所以我们没有占任何人的便宜。而且，我们也总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因为我们刚开始买票时，我们本可以以相同的价钱选择另外一条线路。既然在刚开始买票时，不同路线对于欧洲铁路局来说是一样的，在某一刻选择一条不同的路线又有什么关系呢？（也许这就是回溯股票期权的人对于如何为其行为找借口的真实想法。）行为合理化最后的因素与火车票的自然属性也有关系。因为欧洲铁路局的售票员只给了我们一张薄薄的复印纸，计划的路线还是用笔画上去的，这样的话，我们就很容易更改，而且因为我们和卖票者标记路线的方法（在纸上画出路线）一样，这种操作上的简便也使我们的道德感更为松懈。

　　思考完以上所有理由后，我意识到我们将自身行为合理化的能力非常强，如何防止这种合理化的过程已成为日常必做的事。我们用各种方法否认自己违背原则的能力非常强，尤其是在我们的行为差点儿就对别人造成直接伤害的时候。

　　最伟大的艺术家也是最具创造力的骗子吗？

　　巴勃罗·毕加索曾说：“好的艺术家模仿，伟大的艺术家剽窃。”纵观历史，不乏剽窃者。威廉·莎士比亚从古希腊、古罗马和意大利的历史事件中寻找小说的素材，之后将它们写进精彩的戏剧中。

　　我们的实验也表明，在说到欺骗时，创造力是一种指导力量。但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在提升一些人的创造力后，使他们的不诚实程度随之升高。这也是我们下一步实验想要研究的地方。

　　在接下来的实验中，弗朗西斯卡和我研究了让参与者更具创造力之后（用社会科学家所谓的启动现象）是否就会提升他们的欺骗程度。假设你是一位参与者，我们给你介绍了点数任务。你尝试着进行了一遍练习，练习中你不会得到报酬。在你真正开始实验（即可因偏见而得到报酬的实验）前，我们让你做了一项组合句子的任务。（这正是激发创造力的步骤，方法是使用打乱放置的词组成一个句子，与改变参与者瞬时心态的方法是一样的。）在这项任务中，你会看到20组词，每组有5个词，且词出现的顺序被打乱了（例如“天空”“是”“头上的”“为什么”“蓝色的”），你需要在每组词中选4个并组成符合语法的句子（“头上的天空是蓝色的”）。你不知道的是，这个任务其实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你只能看到其中一种方式。一种方式是有创造力组，其中20个句子中有12个含有关于创造力的词（“创造性”“原始的”“新奇的”“新的”“有独创性的”“想象力”“想法”，等等）。另一种方式是控制组，其中20个句子中没有词与创造力有关。我们的目的是通过使用与创造力有联系的词让某些参与者处于更具创造力、更有抱负的状态中，就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达·芬奇那样，而其他人则处于平常的状态。

　　在完成组合的任务后（用两种方式中的一种），你又开始进行点数任务。但这次你会得到真正的钱，就像之前实验里规定的那样，选“左边点数多”会得到0.5美分，选“右边点数多”会得到5美分。

　　这些数据说明了什么？激发更具创造力的心理状态是否影响到了一个人的道德？在做点数实验的练习任务（即没有报酬）时，两组的表现没什么区别，直到组合句子的任务以后，两组才表现出区别。正如我们预期的那样，被具有创造力的词启发了的参与者比控制组的参与者选择“右边点数多”这个按钮（选这个按钮会得到更高的报酬）的次数更多。

　　到目前为止，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富有创造力会诱使人们去欺骗。在实验的最后阶段，我们想看看创造力和欺骗在真实的情景中是如何相关联的。为此，我们在一家大型广告公司中做了实验，让大部分员工回答一系列关于道德的两难问题。设置的问题包括：“你会谎报你的公费花销吗”“你会在什么工作都没做时，和主管说你的工作有了进展吗”，以及“你会从工作单位往家里拿办公用品吗”。我们还问他们在公司的哪个部门工作（会计、广告文案撰写、账户管理和设计等）。最后，我们问广告公司的总裁对每个部门的创造力有什么要求。

　　现在，我们知道了每位员工的基本道德水平、工作的部门，以及每个部门的员工被要求的创造力水平。有了这些数据，我们估算了不同部门中每位雇员的道德弹性，以及这种道德弹性和工作中要求的创造力有何关联。结果表明，道德弹性和工作部门及工作对创造力的要求高度关联。设计师和广告文案撰写人的道德弹性最大，而会计的道德弹性最低。似乎当工作需要我们具有“创造力”时，我们更容易做出不诚实的行为。

　　科技创新与惊天骗局只有一步之遥

　　我们已经习惯听到对创造力的赞美声：它是人类的一种美德，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我们都希望变得有创造力，不仅个人如此，公司和社区也是如此。我们尊敬创新者，称赞并羡慕有创造力的人，否定毫无创造力的人。

　　这么做是有原因的。创造力能帮助我们找到新的方法和方案，提高人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正是创造力（有时）用有利的方法帮助人类重塑世界，从下水道和水过滤系统到太阳能电池板，从摩天大楼到纳米技术。尽管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创造力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毕竟，如果没有像爱因斯坦、莎士比亚和达·芬奇那样有创造力的先驱，这个世界必将索然无味。

　　但这么说也不完全。就像创造力能使我们找到解决难题的新方法，创造力也能使我们找到原则的漏洞，用利己的方式来重新解释。运用创造性的思维能让我们鱼与熊掌兼得，还能使我们永远成为故事里的英雄，而非坏人。如果导致不诚实行为的关键是我们在认为自己是诚实、有道德的同时还能从欺骗中获利，创造力就能帮助我们编造出更好的借口——一种让我们变得更不诚实却仍然认为自己非常诚实的借口。

　　一方面，人们既想积极地看待自己，又有想要获利的欲望；另一方面，创造力也有其不利的一面。这两方面的结合又使我们处于一种紧张的境地。历史学家（也是我的同事和朋友）埃德·巴雷森在他即将出版的新书《易上当的人、骗子以及矛盾的状态》中描述，每次商界有新的科技创新时，不管这种创新是邮政服务，还是电话服务、无线电、电脑或抵押贷款，这种进展都能让人更接近科技和不诚实的边缘。只有在科技的力量、影响和界限都确定之时，我们才能决定是否应该广泛地使用这些新科技。

　　例如，埃德指出，美国邮政最初的一项服务是卖不存在的产品。人们花了一段时间才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最后美国政府为排除邮政骗局出台了一套法规，以确保这些服务的高质量、高效率和高信誉。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思考科技的发展，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感谢某些有创造力的骗子，没有他们的创新就没有我们的发展。

　　我们从中能得到什么呢？显然，我们应该继续雇用有创意的员工，继续渴望成为有创意的人，并且继续激励他人拥有创造力。但我们也需要认清创造力和不诚实间的联系，试着减少有创造力的人运用其技能找到新的方法去行骗。

　　顺便说一句，我不确定我是否已经提到了，我觉得我不仅非常诚实，而且极具创造力。 行为经济学系列（套装共9册）